守着阳光守着你
King of Day-Trading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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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商业大潮浩浩荡荡，官方的纪念活动之外，没有人再去探讨诞生在一百多年前一月二十七日的宋庆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三、四十年来中国有太多沾着血泪的人与事，相较之下，宋庆龄避过了政治风暴的后半生简直平淡无奇；而晚年她点缀性的亮相，嵌在人们大起大落的境遇之间，却连她姣好的眉眼都模糊了起来。
多年后，人们仿佛记得宋庆龄曾经住在后海旁边的亲王府里，还活着，后来病殁，那就是了。
上海与北京两处宋庆龄故居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了供人参观的风景区。旅客们踩踩地毯、望望壁炉，在树荫底下摄影留念，如同看过西洋镜般地赞叹一声，也就走了。
人们依稀记得她早年曾是胆敢冲破礼教藩篱的女儿，叛逆的个性，不顾一切追求爱情。当宋庆龄离家私奔，嫁给年长她二十七岁的孙中山，那是家人与社会皆不谅解的婚姻。一九一五年，宋庆龄二十二岁，而孙中山，正为讨袁而流亡日本。
人们却忘记了到晚年她是多么孤独的老人。逝世前几乎二十年的时光，在她数度推托不愿去的北京，在那栋天花板高到没有一丝人间味的宅第里，她过着离群索居的日子。
人们或许记得她贡献过一份力量，帮着建立社会主新中国。当年这位总理的遗孀经历多次背叛，亲爱精诚的同志一一遭到监禁或暗杀。一九三二年，三十九岁的宋庆龄与杨杏佛、鲁迅、蔡元培等组织“民权保障同盟”，一边声援同志，一边捐输延安，她始终是红军最忠诚的支持者。为了所秉持的原则，宋庆龄与右派展开艰苦卓绝的一场斗争。
放在一九四九年的座标上，宋庆龄站在斗争中胜利的一方。那年十月一日，她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但今天回头再看，左与右的分野上，很难说是谁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回溯的时候，对照当年她聛睨生死的气度，以及为保障人权作出的努力，甚至只要对照五零年代她国务活动的繁忙程度，宋庆龄在六零年代初却急遽老去：什么时候？她体重开始大幅度增加、她不再穿高跟鞋而换上平底鞋，与邓颖超站在一块照相，突然没有那么大装束上的区分。不，不只是增长的年岁，那更是一种逐渐的放弃，除了出现在纪念老同志的场合、外国贵宾来访的聚会，以及六一儿童节她照例戴上老花镜致词，宋庆龄愈来愈像个聊备一格的花瓶。
一九三二年采访过宋庆龄的海沦·斯诺日后在《重返中国》里写着：
“孙逸仙夫人在她的一生中要选择什么就可以选择什么，然而她选择了危险和自己孤立的荒凉道路，……为什么呢？”
是的，宋庆龄可没有替自己选过容易的路；然而她的一生中，真的要选什么就能够选什么吗？
六零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宋庆龄成为沉默的影子，相册上留下近乎十年的空白。因为周恩来的保护，尽管墙上贴过大字报，总算躲过被批斗的厄运，宋庆龄继续毫发无伤地住在北京后海旁边的宅第里。眼看着当年她庇护过的文人作家一一打成了反革命，十年里她可曾无声地问过自己，这是她半生心血换来的结果吗？
我们猜不出她心里的答案。
生命中最后几年，由于外界松动的气氛，她又开始在礼仪性的场合露面。这时候，宋庆龄是个面团团的老太太，官方的记载里，没有为她特别着墨的地方，她唯一的殊异处在于她的国际声名，她是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而最戏剧化插曲是：根据官方报导，她在病榻上要求入党，过世前两个礼拜，她被接受作共产党正式党员。传记上写着：“宋庆龄一生的宿愿终于实现”。宿愿实现的第二天，她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誉主席。
接着，引起一番争议的是她流传在海外的遗书。时至今日，近代史学家仍为其真伪各执一词，“建国很快就是三十一年了，为什么导致完全意料之外的局面？……我说的不会太多了，能做的就更少了。……”是不是她生前的肺腑之言？
她到底怎么想的？
愈到后来，她愈是一出费解的传说。
我还在苦苦求解：宋庆龄的上海故居里，我一遍遍看着那卷没有主人身影的录影带，镜头于室内家具间缓缓移转，配上沉沉欲睡的音乐、悠扬顿挫的旁白，若不是结尾时女声突然高亢了起来：“飞吧！振翅高飞吧！飞向辽阔的蓝天——”我不知道自己的思绪飞向了哪里？
走出来，站在上海的淮海中路上，满头白发的老先生指点我当年还叫作霞飞路时的店面：卖牛角面包的、喝罗宋汤的……，那时候还有包头站岗的印度巡捕、戴着鲜艳柚章的哥萨克大兵、落难仍不忘作贵族打扮的白俄王公……，远近飘来的桂花香味道里，霎时，当年的宋庆龄在我眼前仿佛呼之欲出，却又悄悄地隐身而去。
据说，上海在她口中，一直是最亲切的“我家里”。这里冒险家乐园的外滩，正是她父亲宋查理白手起家的舞台。而莫里哀路（现在叫香山路）的洋房内，她与中山先生度过婚姻中平静的一段岁月，寓内闲静，孙完成了一生中比较系统的著述。而宋庆龄后来也就在这龙蛇杂处的大都会，为了营救左翼文人，她与显赫的右派姻亲们一次次地交锋。
人们津津乐道地说，整个中国的近代史，都可以换算成宋氏家族的斗场。人们又说，宋家姊妹，一个爱钱、一个爱国、一个爱权，而她是爱国的那一位。走在吴侬软语的弄堂里，忆起三位连说英语的口音也软绵绵的姊妹花，我忘记了险恶的政治，想到的是“谈笑间，樯橹灰飞湮灭”一类的浪漫传奇。
传奇故事中，外国人把宋庆龄看作圣女贞德、当成中国最可敬的女人，而故事的各种版本里浪漫的极致，首推美国人西格瑞夫写的《宋氏王朝》，以宋庆龄比珍妃，环绕她的是一群想把她推下井里的亲戚。
就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再无稽的传说，也可以找到绘声绘影的几张嘴巴！
等我到了北京，即使是在宋庆龄故居附近的烟袋斜街、大凤翔胡同、小凤翔胡同一带大转，只觉得天人永隔，连她的影子都飘得很远。就好象所有已经出版的宋庆龄传记，六零年之后剩下薄薄的三两页，充斥着官式的语言，看过难以留下任何印象。
有些人用金丝笼里的鸟形容她，关进笼子，失去了自由。那么，北京后海一片推涌着细浪的什刹海，就是那个愈缩愈小的鸟笼吧！
我还是止不住好奇，或许是处于身为女人的直觉（作一名现象的探索者，我总尊重自己性别这种特异的感觉），我直觉的认为，宋庆龄的一生是一则女性的寓言，情感与坚毅、苦痛与孤独，她走过了不少女性的共同道路：想她一个人坐在那里，逐日成为嘴角下垂的老妇人，那简直是一种悲凉的姿态。而不幸地，她所目击的几乎是一个世纪中国的变局，门第、容颜、爱情随风飘逝，穿插着刻骨铭心的背叛、尔虞我诈的斗智、死亡的阴霾如影随形。偶尔，夜阑人静，钢琴上按下少年时熟识的乐曲，藉着猫熊牌香烟的一点火光，她在那栋阴森的大房子里徘徊，啊，这是小说的场景了，的确，她多么适合作小说人物，很少有中国女性的一生像宋庆龄那么高潮迭起，每个时期的转化像她那般有迹可寻，从浪漫任性的少女到捍卫原则的少妇，以至到圆熟处世的盛年妇人。
不敢问那之后呢？
到处是蛛丝马迹，也到处是被刻意抹拭去的痕迹。
当我在北京试着了解宋庆龄的生活实况，就在以她名字为名字的那个基金会里，无论问起什么，那群人必然让最年长的一位领导老太太发言。老太太走出去的片刻，年轻的几位才开始有了声音，偷眼觑着门外，告诉我一些宋生活上的小事。当那领导老太太重新落座，目光一扫，所有人都封住了嘴。这一刻，宋庆龄真实的日子，仿佛是那群人同心协力保守的秘密。
官样文章的说词之下，多年来，禁忌的另一面就是市井流传的谣言。谣言中，宋庆龄想要结婚，甚至结婚了。有人说，生前常在她身边的两个女孩子是她正式收养的女儿。有人说，宋一味宠溺那两个父亲作过她下属的女孩，本有照料故人的心意。
谎言异常炽烈。宋庆龄去世的时候，徐复观先生都写过文章为宋的没有婚姻自由而喟叹。
不论事实真相是什么，如果宋庆龄像珍妃，北京的风沙中，让她在各种揣测里蒙尘的，岂不正是那些闪烁的、矫饰的、却又故作神秘的眼睛吗？
一九九二年初秋，走过上海与北京两地，我见到一些熟识宋庆龄的人士，与人谈起她的生平。存在我心里的问题是，她的同辈朋友纷纷老成凋谢，靠着残存者逐渐湮远的记忆，回想往事时，又有各种避讳与猜疑横亘在其间，还可能拼凑出一幅比较接近宋庆龄本来面目的画像吗？
透过私人的管道，在北京王府井附近的东厂胡同，社科院的一间办公室里，见到陪伴宋庆龄多年的生活秘书杜述周先生。
老杜看起来体格健壮，山西人，小学三年纪的学历。今年六十五岁，只有五十岁的模样。他一早就西装整齐，还结着鲜艳的领带，乌油油的一张脸却像才从外面晒了一天进来。
听说我要找他谈，又不肯经过官方的引介，前一天电话中，他就一再盘查我的背景——
见了面，这位老杜一再表明自己从不接受访问，若非这个人那个人的面子，他绝不会来到这里。谈起所熟悉的宋庆龄，“国之瑰宝”、“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他好象背书一样念着标准答案。
老杜对这套说词熟极而流，让我怀疑他自有见记者与见外宾的一套样板。事实上，他至今的职衔是“宋庆龄基金会常务理事”，外人如果好奇宋生前的面貌，显然官方机关需要一位推出来放心的人物。
听老杜喋喋不休数说各位领导人同志的口里宋对国家的贡献，我却奇异地想起宋庆龄会多么厌恶这些溢美的言词。我记起读过的史料里写着一九二九年，宋在上海会见戴季陶的一幕，宋直截了当对戴说：“我对于政客的生活不适合。”一九二七年，当蒋介石亲笔写信给宋：“中正等望夫人来沪如望云霓”，第三天，宋庆龄就在报上发表宣言，率直地宣称： “我对于革命并未灰心，所最令我灰心的，是为有些领袖革命的人已经走进了歧途。”
“当年，延安的第一台发报机与第一台X光机，都是夫人募捐来的，……”老杜继续向我背诵宋庆龄的功绩，是宋的功绩没错，心战广播式的辞令，仿佛老杜说的又是没有面目的人。让我想起宋庆龄陵园内那座雕像，大众化的笑容可以放在每一个中年发福的人脸上：可以是邻居的妈妈、小学的校长、村里的干部、迎面而来的路人，看不出塑像的个性、甚至看不出塑像的性别——有趣的是，只须加上中山装的领子，塑像的正面也很像在台湾公共场所里站着的国父。
我忍不住打断老杜，我说，我想知道宋生活上的细节。
于是，老杜有问有答，总算说出了一些比较确切的形貌。譬如，夫人喝绿茶、杭州龙井；譬如，夫人抽猫熊牌国产香烟，终身未戒烟；譬如，除了有膝关节炎的毛病，抗战时，夫人就开始了荀麻疹的皮肤病，那是宋家都有的遗传疾病，经常让夫人很苦恼。
在老杜口里，宋的起居情况大致是：晨起，早餐喝一杯牛奶，吃得很简单。上午时间，每个星期或三次或五次，北京饭店的师傅会来为她周身按摩。十一点多在院子里喂鸽子，中饭端进去楼上卧室吃。下午看看书报、批阅来信等等，四点多听收音机联播的新闻。晚饭端上去吃，看电视，再去就寝。
虽然是些日常的规律，老杜叙述的时候也训练有素。每说一件事都要加上形容的词句：“夫人爱护部下”、“夫人平易近人”……。
唯一的一次，看起来老杜是真心实意地高兴起来，当他说到一九六八年，因为姐姐在高干服务处作管家的关系，他终于可以调到夫人身边作秘书，“五月八日”，那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从此就与夫人在一起。老杜眉飞色舞地说，那天的日期他绝不会忘记。
“那么，这些年里，你主要的任务？”我问。
“我陪夫人见客，夫人见客，我在她旁边。有外宾来家吃饭，噢，文革那几年自然没有客人，后来有了，我帮夫人决定菜单，安排座次，”杜很殷勤地回答，接着他又如数家珍地说出菜单：“烤羊腿、胖头鱼，都准备过，饭后有北京饭店弄来的咖啡、软饮料。有时候不吃饭，吃点心，黑鱼子、红鱼子的三明治，还有猪肉卷、还有糖块。”
谈起平日桌上的青菜，杜就更高兴了，他说自己在王府的院子里帮夫人开了菜园，种了 “老玉米、葫芦、向日葵、豆子、西红柿……。”
“夫人的娱乐是？”
“弹钢琴，夫人弹贝多芬；打康乐球，叫作克勒奇的那种。”
“跟谁打呢？”
“夫人，我，女秘书张珏，还找一位服务员，四个人打，夫人最喜欢打了。”
“听说夫人是电影迷？”
“《魂断蓝桥》、《大地》啦，几部片子，夫人一遍、两遍、三遍地看。”
“就在家里看？”
“我们府里有专门放电影的一间房。”
“夫人跟那两个女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呢？”
一霎时，杜述周的脸色变了。他紧张起来，慌忙叫我不要打听。
事实上，宋庆龄晚年宠爱两个女孩子，这是很公开的记载。杜之前是位姓孙的秘书，再之前是位姓隋的秘书，隋在一九六三年中风后，两个小女儿就常在宋庆龄身边走动，文革结束，更与宋庆龄住在一起，宋负责她们两姊妹所有的费用。由于宋的宠溺，姊妹中的姊姊经常出入北京饭店友谊商店等地，自称是电影明星，确实也演了电影。英文名叫作Yolanda的这个女孩衣着心潮，化装极浓，身材高大，当年是北京饭店咖啡座上风头很健的人物。《纽约时报》记者包德甫就在他写的书中叙述过。
我换个话题接下去：“老人家当然有寂寞的时候，那也没关系——”
“不会，”老杜打断我，“夫人不会寂寞，夫人无私无我，以党的……”听着老杜响亮振耳的声音，看他粗大的指头到处比划，我怏怏地想着夫人又是怎么样特殊细致的一个人，据我找到她的生活记录，每一张照片里的宋庆龄都很优雅，无论站在火车上、斜靠着藤椅的手把，还是俯身喂鸽子，有一种柔软的韵味。一九四五年的照片上，宋还穿着至少是四寸的高跟鞋，鞋子的式样一定经过精挑细选，她还有一个极其圆润的脚踝……
而在一九二九年见到宋庆龄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于书里形容宋：“具有一种敏感性，即使是很轻微的失礼行为，也会使她感到难受。”
这么教条的一个人作生活秘书，不知道夫人怎样地感到难受呢！我心里思忖，还要这位秘书帮着安排日常的琐事？我告诉自己也许是夫人的年龄大了，年龄毕竟是一种“趋同”的过程，令每个人变得一样粗糙、变得马马虎虎算了，就像夫人在一九六三年开始常住的北京宅第，处处显得大而无当，建筑上只有气势而没有肌理可言，外面的假山假水更为可憎。不像她在上海那栋白色的下哦楼，绿草如茵，气氛明快而欢畅。但是我旋即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即使是北京那栋不适宜装潢的巨宅，经过她手的布置依然雅洁，她的卧室里摆着人偶娃娃、悬着她自己做的针线，梳妆台上搁着璀璨的香水瓶，暗影中发出莹彩……
一旦见客，在生活秘书的护卫下，想来，亦有难以出口的不自然吧！早先，她的好朋友是些有理想的革命志士，陈友仁、邓演达、杨杏佛、何香凝等都是她的挚友，要不就是优秀的知识分子，蔡元培、鲁迅、夏衍、金仲华等等。遗憾的是，到她晚年时候，老一辈的熟朋友噤声了，她与外界知识分子根本没有见面的机会，事实上，顶着副秘书长、副主席的虚衔，与任何人见面，她身旁都虎视眈眈地站着这个人那个人，那么，她能够说什么？她又有什么选择？
特意再到上海，为了拜访张珏女士。宋庆龄生前的编制有两名秘书，除了前面见过的生活秘书杜述周，张珏是宋庆龄生活中最后十四年的文字秘书。
张珏现在的住处是一栋外表已显得老旧的杏黄色洋楼，原为宋家的产业，后来归诸宋庆龄基金会所有，闹中取静，在陕西北路三百六十九号。当年，这条街属公共租界，叫作西摩路。一九一八年宋查理过世后，宋庆龄的母亲倪桂珍买下来，带着刚回国还不到一年的小女儿宋美龄居此。
我见到住这栋房子楼上的张珏时，她正从倪桂珍当年睡过的那张床上坐起身来。
张珏女士已经是七十九岁的老太太。她出自书香门第，父亲学问极好。张珏在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作过宋的文字秘书，从一九六七年，她再度担任这个职务，直到宋庆龄一九八一年五月底因白血病去世。
张珏一头银发，五官很端正。水秀的一双眼睛，讲起话来仍然见精神，目光中还有掩不住的犀利。
告诉张珏我在北京见过了杜述周，“哪有什么叫生活秘书，就是警卫秘书！”张珏挥挥手，不耐烦地说。
接着从上海谈起，在张珏带点上海人优越感的口里，宋庆龄可是不折不扣的上海人。到死也一口上海话，常常想着上海，爱吃的东西是腌都鲜一类的江浙口味。
张珏说，夫人从来不喜欢北京的房子。当时张珏的寝室就在宋庆龄卧房对面，“你看过的，那栋大房子，楼上只有几个女同志，怎么不觉得阴森害怕？”张珏道。
“夫人有时跟你聊天？跟你说心里的话吗？”我问。
“不，”张珏回答：“静，她喜欢清静。”张珏一再地说，平时，夫人屋里永远窗帘低垂。
或许是喜欢安静，或许宋庆龄个性中本有不愿意与人亲近的孤冷，即使两人的寝室只隔着一个甬道，宋并不开口。有什么需要商量的事，宋庆龄往张珏寝室的门缝里插一个字条，英文的。张珏的回复也是一张纸条，插在宋的门缝里。
“夫人一向是单线联系，她作地下工作的习惯。”张珏解释道，指的是夫人早年掩护过不少中共人员。三十年代，在国民党特务的刺探中，宋庆龄经常冒险援救政治犯，包括陈独秀、许德衍、陈赓、廖承志等人，亦包括被绑架的丁玲与潘梓年。一九三七年，为了救当时的“七君子”，宋还在险恶的情势中发起“救国入狱运动 ”。此外，经由地下工作的营道，宋庆龄秘密安排埃德加·斯诺与美国医生马海德在一九三六到陕北，斯诺根据当时采访“红区”的资料，出版过一本《红星照耀中国》。
张珏说，夫人写给她的每张纸条，看完了都要交回去，再由夫人亲手烧毁。
“个性强极了，”张珏形容夫人，“不欢喜与人来往。”
张珏告诉我夫人要求绝对的纪律，跟着夫人的女性一定是单身。多年来的保姆李燕娥早就离婚了，贴身女佣兴宝是个死了丈夫的女人，张珏始终未婚。
谈到自己，张珏露出了惨淡的表情，她叹着想不到啊，那时候，十五年的日子这样过下来了，住在后海北沿的宋庆龄住宅，两个星期才放一天假，出来一次，理理发，买买东西。尤其文化大革命期间，张珏说与自己亲戚全没有联络，弟弟都不知道她住在宋庆龄府里。
多少年来，张珏说，他们这批夫人身边的人听钟声作息，按时用膳，大锅吃饭。至于宋庆龄的三餐则端到楼上，小灶开饭。
张珏说例外的是一九六七年与一九六八年两年，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切从简。夫人跟她一起坐在楼下饭厅里吃饭，饭后，偶尔还聊聊天。有一次，宋庆龄居然问起张珏家里还有什么人，张珏回答有兄弟姊妹六个，宋庆龄就说，我家也是六个兄弟姊妹。张珏说这是唯一的一回，夫人问起过她的家庭状况。
“一九六八年，夫人得知她表妹自杀的消息，有没有表示什么？”我问，知道那是宋生命中最灰黯的时期。倪吉贞是她二舅倪锡纯的长女，一向与宋庆龄感情很好。红卫兵要倪家把房子让出来，倪吉贞被驱赶到住宅的汽车间里，一九六八年，倪吉贞跳楼自杀。
“她表妹死了，消息传来，夫人在我门缝里塞了张纸条，写着‘Suicide is a crime’，自杀是一种罪行。然后她坐在屋里半天没出来，没说一句话。”
我听着只觉背脊上一阵寒意。接着问：“文革十年中，夫人都在北京？”
“一九六九年，夫人回了上海一次，极端秘密的，受到最严密的保护。”
我还是对传纸条的沟通方式有些好奇，便回到那个题目上问张珏：“那么，夫人要杜述周作事，也靠纸条吗？”
“不，兴宝睡夫人隔壁，有什么事，夫人教兴宝到楼下传话。总之，男同志不能上楼，我们女同志则绝对不能够进夫人房间。”
“过年呢？”
“过年是例外，”张珏说：“三十夜一起吃年夜饭，多半包饺子包馄饨，菜肉的馅。吃完了，大家看电影，分糖果，夫人爱分上海的五香豆给我们。”
“平常你的工作是什么？”
“主要是回信，中英文都有。常会收到各地人士寄给夫人的信，我先写我的回复，再拿给夫人批。夫人有效率，从不积压文件。她批下来的意见也直截、清楚。”
“夫人见访客，我从不出去的。我就在自己屋子里作事。”张珏又加了一句。
“想不通啊，”我问张珏道：“夫人这样自爱、重视纪律，而且脑筋清楚，后来怎么会宠爱两个女孩子，招一些谣言？”
“谁教她宠她们？那两个女孩子就利用夫人，在外面招摇。嗨，当然劝过，我们都想办法劝夫人，也试着告诉她外边有些不堪的传说，”张珏撇一撇嘴，冷冷的语气说：“听不进去啊，还在我门上插了一张纸条，夫人写着：‘I don’t mind’。”
我想，宋庆龄早就习惯了各种恶意中伤。当年，作为革命领导人年轻的遗孀，风风雨雨的谣言一直不断。一九二七年，她到莫斯科，那时候也有人谣传与她同行的陈友仁刊登了结婚启示，当然完全无稽。
“不要再谈那两姊妹的事情了，”张珏此刻突然有些戒惧地说：“再提，就是raise the hell of it！”张珏啐了一句英文。
“我们聊点轻松的，”我说，“夫人与你、与杜述周之间怎么称呼？”
“我叫她首长，她叫我Irene，叫杜述周杜秘书杜同志，都很有分寸。”
“你想，夫人怎么看她自己？”
“唔，夫人其实舍不得东西，很爱惜东西的，”张珏说：“多少年前人家送她的东西，她都留得好好的，不舍得丢，”张珏顿了顿说：“这么看，她其实是念旧的人。”
“有一回，”张珏一副想起来的样子又道：“我与夫人看影片《楚天风云》，有一段描写她向汪精卫拍桌子，夫人不以为然地说：‘我怎么会那样？’”
我笑着说根据史料，岂止拍桌子，有一次夫人还掀翻了桌子。那是一九三一年，宋庆龄由上海赶到南京营救以谋叛罪名被捕的邓演达，邓演达是她在莫斯科与第一次旅欧期间往来最密切的同志。蒋介石告诉宋庆龄这个人不见了，宋庆龄当场将茶桌掀翻。纵观她一生，那大概是她在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的一次。
两年之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民权保障同盟”的核心人物杨杏佛被杀，对宋庆龄，不过再一次打击而已。
“你是后来这些年最接近夫人的，精神好的话，多写下点第一手的历史吧！”告辞之前，我向张珏这样建议，希望她不只写下《在宋庆龄像前的回忆》与《宋庆龄弥留之际》等单篇的文章，也能够出一本记述宋庆龄生活的书，供后世存证。
张珏脸上浮起了意兴阑珊的表情，说道：“我年纪大，为宋庆龄贡献的年岁够多了。到现在，我也应该专注于我们张家的事，为我父亲毕生的著述，多作一点介绍的工作。”
陈维博一九一二年生，河北人，是宋庆龄书写儿童福利方面文章的“笔杆子”。目前，他与老伴还有儿子媳妇一家大小住在张珏楼下。
“当时，我正在西安教养院做事，西安曾经见过夫人一面。一九四七年，我那年三十六岁。夫人在上海，一封信要我来，虽然时局风雨飘摇，我立刻放下一切到了上海。”陈维博简洁地说。
根据记载，抗战胜利之后，宋庆龄自重庆回到上海，将“保卫中国同盟”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接下去两三年，她以上海作根据地，从事抗战后救济工作，一九四六年，在上海胶州路，她办了“第一儿童福利站”。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日，”陈维博回忆着，“在上海苏州南路‘中国福利基金会’，那是英商一家烟草公司二楼的一个写字间，宋庆龄伸出手来握着我的手，小小声的一句：‘欢迎你跟我们一同工作。’在她底下，我就开始了‘第二儿童福利站’的筹备工作，为穷孩子办保健室、识字班，发放营养品。没多久，我们又在虹口建立了‘第三儿童福利站’。”
日后由宋庆龄自己归纳的文字里，那两年间，她一面对上海贫苦儿童开展服务工作，一面，她可就利用‘中国福利基金会’的管道，将外国募集来的物资送到苏北与延安的解放区。
陈维博悠悠地说，夫人当时看起来真的年轻啊，五十多岁的人好象只有三十许，倒已经开始发胖了，陈维博记得很清楚。
“夫人的特征是她不爱讲话，”陈维博继续道：“‘福利会’开会的时候，她只听，点点头，偶尔插句嘴。”
“其实，夫人一生都不喜欢显露自己，从来不说出自己的生日，也从来不提自己的年龄。有一年，大概是一九六零或一九六一，她突然到上海的少年宫来。后来才知道那一天她过生日，那时候，”陈维博补充一句：“由金仲华负责，那次，是夫人第一回参观上海的少年宫。”
现在，人们戏称陈维博为“宫主”（谐音“公主”），他后来也担任过少年宫主任。
“夫人个性很倔强，”陈维博说：“应该是很顽强吧！一九四九年，解放军进上海之前，市面上很乱了，特务也多。许多人担心夫人的安慰，劝她先避到别的地方去，也有各种说法，说她已经躲起来了。事实上，夫人镇静如常，就在自己家里，一天没离开过上海。”
“说说看，为什么你在西安见了她一面，后来就追随她做事了一辈子？”我问。
“夫人的特点是很会用人，她也不必多讲什么，她只要用一个人就全权信任那个人。因为这样，解放后她用的还是原来她信任的几个人，‘福利会’的工作就继续开展。除了仿照苏联创办少年宫，又出了《儿童时代》刊物，设立儿童艺术剧院。”陈维博有条有理的说。
现在回过头来看，宋庆龄之所以在一九四九年后专注于儿童福利，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她聪明之处，因此不必搅入政治的纷争。也有人说，因为她自身无所出，唯一的妊娠经验又碰上陈炯明叛变，在逃亡途中没有保住胎儿，那是她一生的遗憾，所以，推行儿童福利事业也算某种的补偿作用。
“夫人对孩子的感情究竟怎么样？”
“夫人喜欢孩子，”陈维博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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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宋庆龄有两个养女的说法早有流传。中国福利会曾请张珏老人以宋庆龄生前秘书的身份出面撰文声明，文中称：
宋庆龄在７０年代一次宴会上答美国的一位记者问，有以下一段对话。记者问：“这两位姑娘是谁？是您领养的吗？”宋庆龄答：“不，不是领养的。她们的父亲是我随身警卫，几年以前瘫痪。她们从童年起就住在这里。”
我后来在采访宋庆龄表弟倪吉士时，也曾问他宋庆龄是否有两个养女，他说那是宋庆龄警卫隋学芳的女儿，宋庆龄从未向他说过是她的养女。两个女孩中的老大隋永清结婚时，宋庆龄曾郑重其事地告诉他：“我警卫的女儿要结婚了。”
不管隋家姐妹是不是宋庆龄的养女，宋庆龄在晚年对她们倾注了许多精力和爱，她们也给她寂寞和孤独的生活带来许多乐趣，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据张珏介绍，隋学芳曾在东北当兵，枪法很准。他长得矮小，人很聪明，学文化、学驾驶、学跳舞，样样从头学起都行。他结婚时，因没有房子，就和妻子住进了上海宋庆龄寓所，后迁居武康大楼。到了北京，隋学芳先让大女儿隋永清进北海宋庆龄寓所居住，后来小女儿隋永洁也来了。
宋庆龄没有生育，到了晚年很喜欢这两个孩子。隋永清长得比较漂亮，能歌善舞，客人来访，宋庆龄有时请她唱歌、跳舞、弹钢琴。周恩来有时来，也很喜欢她们，带她们到花园散步，希望她们长大后成为有用之材。有一张周恩来左右手牵着两个可爱活泼的小姑娘的照片，那就是隋永清和隋永洁。
宋庆龄在隋家姐妹给她带来快乐的同时，烦恼也接踵而至。研究鲁迅和宋庆龄的专家陈漱渝在《宋庆龄传》中十分婉转、含蓄地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宋庆龄在她们身上也操了不少心。”
与宋庆龄有过４０多年交往的爱泼斯坦在这个问题上显得十分坦率，他说：“在这段时期里，两个由她抚养大的十几岁小姑娘给了她生活上一些安慰，减少一些寂寞，但也带来了烦恼。……像一个宠爱孙辈的老祖母一样，她过分溺爱这两个孩子，对她们几乎没有任何要求。而且她常常让她们去见她的客人（有时是很重要的人物），客人们自然也逗她们、夸她们——这对她们也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所以，虽然安排她们去参军（一个在文工团、一个在卫生队），但她们长大后却成为一种逐渐扩大的社会现象的早期典型，即：滋长出一种自以为高人一等并且应当享有特权的意识。”
对于这两个女孩这一时期的表现，宋庆龄说“大家都头疼极了”，“大家”除了宋庆龄自己，还包括她身边的保姆、警卫和秘书。张珏向我表示，她对隋家姐妹的一些作为十分反感，但又奈何不了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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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家姐妹后来的情况又怎样呢?
据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书中说：“当红卫兵运动结束，江青等著名的‘ 四人帮’被人民法庭判为反革命分子时，宋庆龄又恢复宁静淡泊的生活。她获准把她收养的一个女儿珍妮特(即隋永洁)送往康乃狄克川哈特福市的三一学院就读。大养女优兰达(即隋永清)则变成电影明星……”
宋庆龄的美国友人伊罗生在他英文版的《重访中国记》一书中，以第一手资料披露了宋庆龄晚年对随家姐妹的感情和她们的情况。
伊罗生早在1930年从美国到上海后，就结识了史沫特莱、宋庆龄和其他进步人士，创办了同情和支持中国争取民主的《中国论坛》周刊。当 1932年宋庆龄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伊罗生和史沫特莱是“同盟”的两位外籍成员，与宋庆龄结下了深厚友谊。
1980年10月13日，伊罗生和夫人维奥拉应中国作家协会和宋庆龄的邀请来华访问。14日晚，伊罗生夫妇赴宋庆龄的家宴，在等待其他客人时，与宋庆龄回忆起在上海的交往和工作。宋庆龄指着一张有两个引人注目的少女的照片，向伊罗生夫妇 介绍隋家姐妹。
她介绍说，大的叫Yalanda (隋永清)， 23岁，刚结婚；小的叫Jeannette(隋永洁)，20岁，现在美国特尔尼帝大学读书。这两个孩子是她非正式领养的，从小她把她们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带大，但这两个孩子早期一半时光被“文化大革命” 浪费了，那时学校停了，不能上学，即使是国家副主席抚养的孩子也一样。Yalanda后来成为一个演员，最近结婚，嫁给一个在戏剧界有影响，但年龄比较大的人。
伊罗生从宋庆龄的言谈中，可以看出她并不赞成这桩婚姻，显得有点不开心。宋庆龄的寓所尽管有房子，但Yalanda结婚后与丈夫住在外面，宋庆龄解释说这是政府的规定。宋庆龄谈到大的孩子，总有一点遗憾，但谈到Je annette时，却感到很骄傲。为Yalanda结婚时，宋庆龄身体不太好，婚礼的筹备工作由Jean nette负责。宋庆龄因身体关系，参加结婚典礼后很快离开了，一个重要原因是她怕对这桩婚姻不满的感情流露出来。
伊罗生对当时宋庆龄的心情和境况颇多感慨，说：“因为宋庆龄长期与自己的姐妹兄弟分开，自己又没有小孩，现在年纪大了，可以做一个老祖母了，但她 像在做母亲一样。”
张珏对隋永洁出国及在海外的情况并不了解，曾对我说：“隋永洁办出国，是很秘密的，不让人知道。”爱泼斯坦在宋庆龄的传记中说，当隋永洁同她的朋友到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办理赴美留学的入境签证手续时，有关人员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在“文革”期间干了些什么，宋庆龄后来对这些可爱的、不合适情理的提问感到非常气愤，说“文革”时她还在上海 念小学!
安危的《宋庆龄养女在美国》一文，对隋永洁出国及前后的情况有十分详细的介绍。
文章说，1978年金秋，宋庆龄把设法让隋永洁出国留学的想法，告诉了来访的美国作家、她的好友海伦·斯诺夫人，后来又写信给海伦，请求她帮忙，把隋永洁送到美国去读书。海伦就请她的邻居和朋友雪伦·估莲夫人代劳。雪伦比海伦年轻33岁，美国杜克大学毕业，在校主修中国历史，并同丈夫一起，早在70年代两次访问中国，是位热心的中年妇女。结果，隋永洁于1979年来到纽约，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读英语。
1980年春天，隋永洁回北京，宋庆龄非常高兴，见到隋永洁说她“长高了，讲起英语来，活像个New Yorker(纽约人)!”隋永洁在美国学完预科全部课程后，又通过雪伦、海伦和哈里森·萦尔兹伯里等人的帮助，被特尔尼蒂大学(又称“三一学院”)破例录取。
1980年，隋永洁和宋庆龄在给雪伦的信中，曾经讨论过这样一个计划：待隋永洁从特尔尼蒂大学毕业时，宋庆龄将前往美国，出席隋永洁的毕业典礼。同时，宋庆龄邀请雪伦及其家人来中国访问，到她北京的家里作客。1981年，根据宋庆龄的提议，雪伦为进一步发展美中友好关系，决定率领一个美国社团领导人代表团访华。中国方面由以宋庆龄为名誉会长、王炳南为会长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接待。雪伦在组团时，特意将隋永洁作为代表团成员列入出访名单，一则是隋永洁对代表团成行帮助很大，二则想带隋永洁回国看望久别的宋庆龄。但就在代表团来华前夕，宋庆龄突然病危。当时，雪伦、隋永洁以及代表团其他成员，都非常担心宋庆龄在隋永洁抵达北京之前逝世。于是，他们安排隋永洁先期出发，雪伦及代表团其他成员随后离境。雪伦一到北京，就由隋永洁陪同，立即前往宋庆龄住所。雪伦和隋永洁伏在病榻前，低声向宋庆龄问安，说她们专程从美国赶来，看望她老人家来了。雪伦还向宋庆龄汇报，隋永洁在学习上进步很快。然而，宋庆龄这时已昏迷不醒了。
探望宋庆龄的当天晚上，隋永洁和雪伦回到北京饭店，就接到宋庆龄逝世的噩耗。隋永洁痛哭失声，一下子倒进了雪伦的怀里。
对于隋永洁在宋庆龄逝世前后的情况，张珏曾对我说： “大概是1981年，隋永洁与她的美国老师组团访问中国，老师任团长，她任副团长，代表团来函说要见宋庆龄。有一天，钟兴宝(按：宋庆龄的保姆)下楼来对我说：‘夫人说，请你发一电报给美国代表团，说身体不好，她不想接见她们了。’我听了就说：‘夫人身体不好，对外是保密的，不好这么拍发电报的。是否说工作忙，没时间。’钟兴宝于是上楼请示夫人，一会儿下楼来说：‘夫人同意了。’但当隋永洁来华时，宋庆龄已病危，不让她见。追悼会也没让她和姐姐正式参加，国管局在追悼会前，让人陪着她俩去看了一下。”
这里，张钰的说法与安危的说法稍有不同，姑且存疑。
我查阅1990年5月25日张珏在上海《联合时报》发表的《宋庆龄病危之际》一文，她遵 宋庆龄之嘱给美国发电报的时间是1981年5月14日晚。
隋家姐妹被视为宋庆龄晚年身边最亲近的人，对她们未能参加宋庆龄的追悼会，宋庆龄的美国友人伊罗生感到不解。在宋庆龄逝世的当天，美国《纽约时报》就与伊罗生联系，请他提供有关宋庆龄的生平资料，他着重谈了宋庆龄和隋家姐妹的关系，次日的《纽约时报》就作了报道。伊罗生非常关注宋庆龄逝世后的情况，但令他失望的是，他始终没有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中，看到隋家姐妹的照片，也没有在治丧名单中见到她们的名字，由此他困惑地说 “我无法找到道理”。他认为，宋庆龄与隋家姐妹最亲近，这件事会伤了宋庆龄的心，同时两个小孩子也为此感到痛苦，因为他在碰到一个小孩时，她曾对他说，宋庆龄是她最最爱的人。伊罗生见到的是隋永洁，那是1980年他访华时，宋庆龄请他返美后把一包杂志带给隋永洁。
再说隋永洁在宋庆龄追悼会后随代表团返美后继续读书，据安危的文章说，隋永洁在特尔尼蒂大学学习了五年，主修美国历史及英语技能，“我最后一次见隋永洁，是1986年初夏，我们在特尔尼蒂大学图书馆旁边的草坪上相遇。她正忙她的毕业论文。我问她毕业后有什么打算?是回国工作，还是想在美国呆一段?她说，如果回北京，她能干什么呢?又怎么去干呢?听口气，她似乎还有什么难处。尽管她说还没有决定，看起来，肯定是暂时不会回国了。
从此以后，我就和隋永洁失去了联系。最近，我听一位美国朋友说，隋永洁从特尔尼蒂大学毕业之后，就回到了她开始并不喜欢的纽约市，在那儿开始工作，并同一位美国籍的意大 利男子结了婚。
隋永清一直在国内，如果没弄错的话，搜索结果里北影厂的隋永清应该就是她吧？
以下搜到这些，不知道是不是都是她：
电影《小花》：隋永清 （饰 丁梅霜）
电影《幽灵》：隋永清 （饰 于秀娟）
电影《洗澡》：《洗澡》没有女主角，一群大老爷们的事──男人间的是非是大是大非，像是容不下女人的鸡毛蒜皮。可是就有那么一个女人，深夜造访了清水池，趁着袅袅雾气姿态婀娜地进了池子──原来她要勾引自己的丈夫。清水池澡客中有一个叫张金浩的，感情生活一直很苦闷，老婆曾经为了追赶一个歹徒光着身子跑上了街，为此金浩落下了病根。这个泼辣老婆的扮演者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隋永清。
邹加在去年宋庆龄110周年诞辰在北京故居见到过她，她为了游客提到夫人私生女什么的，差点跟人家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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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 隧永清，走进大厅来的时候，我有些奇怪，她怎么来了？一个被无数传言围绕的人，有人说：她是宋庆龄和孙中山秘书的后代，在结婚的时候，还是宋庆龄主持的婚礼。有人说：她的婚姻是日历，一次次翻走了她的过去。有人说：她恶习多，牙都抽黄了。她怎么来了，是嘉宾还是好友?
当我提出疑问时，剧团的老同时告诉我，她也曾是演员剧团的一份子。
正由于有这么多的言传，我早就注意她了，我演宋美龄的时候，在上海《孙中山纪念馆》里我看到一张一群大人中有一个孩子的照片，难道正是她吗?
在生活上，也许她的生活经历，养就了她的个性，因此与众不同，长期生活会发生本质差异的摩擦。其实，她是一个可爱的女人，一个可爱的女人。有一次我们闲聊起她的家庭生活时，她说起自己的生日，“老公”要给她买洗衣机，而她“呼叫着”不要，不要。调侃的对“老公”说自己就是洗衣机。当时我听完一愣，难道这个被传描述为“ 专横跋扈”的女性，还有如此灿烂的女人天性。比较自己，都没有如此吃苦耐劳的本事。当她在电话里对我谈到要离婚时，我想到外面的谣言，努力劝阻她，可她据理力争，我明白，她是受了委屈。也就不再多言了
我喜欢她演的角色。以前我一直以为她演戏，是靠关系做演员，有时偶尔在电视上看到她演的角色，虽然不是主角，但演得很生动，赋有人物活力。而且与生活中的小随，完全不是一个人。让我感到意外和震惊，这是演员的本质，也许她一生中的表演不是个个都成功，但具有一个优秀演员的潜质。
文物捐赠者随永清女士在她所捐赠的文物前。隋永清女士捐赠的1915年孙中山、宋庆龄在日本结婚前，孙中山托人购买衣料，并请裁缝为宋庆龄量身定做的日式晨衣。
可能许多朋友都不记得《小花》里还有丁梅霜这个人物，她就是片中大反派丁叔恒的女儿，扮演者名为隋永清。我记得在影片末尾解放军攻打城楼一场戏里，穿着军服的丁梅霜还恶狠狠地给了手下一巴掌！
虽然红色银幕上的“坏女人”大多是些很次要的配角，但总能给观众留下较深的印象，随着近年来网络及报刊又重新把她们的独特表演给“挖掘放大”，记忆里却总觉得还有些非常有特色的女演员给遗漏了。
《小花》（1979年）中浓妆艳抹的丁梅霜（隋永清饰）
1981年北影厂拍了部大片《海囚》，片中有个酒店老板姚杏春似乎也是隋永清扮演的，当时《大众电影》还出了封面，可最近重看该片却发现姚杏春的扮演者变成了宋琦。搞不懂，大概是我记错了。
在与轰动一时的《小花》相隔20年后，世纪末的北京电影人又拍了一部卖座片《洗澡》；隋永清可能是北影的演员，因为这次她又亮相了，在《洗澡》中扮演一个与丈夫不合的女子，镜头依然很少，模样却没什么大变，而且表演十分放得开。
宝宝的人像拍摄：隋永清阿姨 2007.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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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与她的卫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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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柔相济（6）
菜依然是那么几个家常菜：雪里红烧鲫鱼、炖鸡蛋与一碗罗宋汤，但为欢迎靳山旺的到来，这天，宋庆龄还特意令钟兴宝开了一瓶葡萄酒，他们一老一少两个人，就这样促膝对酌了好半天，直到饭菜都凉了才离席。
这天，靳山旺在辞别时，宋庆龄还送了他两条当时中央内部特供的“熊猫”牌香烟，靳山旺至今还记忆犹新：一条是长包装的，一条是方盒子包装的。靳山旺还要与宋庆龄客气推让，反被老太太笑着嗔怪了几句：“勿要和我假客气了，这么多年，侬这根烟枪呀，早变成老枪了！”
在这次长谈中，靳山旺知道了不幸的隋学芳的近况，还知道了宋庆龄兼任着抚养他两个女儿的事。这不由使他深为老太太的善良与细致而感动，明白了宋庆龄把对隋学芳的欣赏与同情，都转移到永清与永洁身上去了。他知道当时宋庆龄一月虽有500多元的工资，但她还要承担着李燕娥、钟兴宝两位的工资，还要承担着永清姐妹俩在北京求学生活的一切费用，他不由为此而担心。所以，当时宋庆龄要给他30元贴补家用时，他说什么也不肯接受了。
但是，靳山旺没想到宋庆龄在事隔多年后，竟又把它寄给了靳山旺。
靳山旺同志：
接三月六日信，知最近情况，现送三十元备用。
1979年3月10日，宋庆龄致靳山旺的亲笔复信
由于接济一些人，帮助他们读书，经济上不允许我多事帮助。这是所抱歉的。
此祝
近好！
宋庆龄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日
随着岁月的流逝，不知不觉中隋永清已长成一个十七岁的大姑娘了，她那亭亭玉立的窈窕身材与漂亮端正的面庞，就像一朵含苞欲放的出水芙蓉一样美丽，这为她后来终于如愿以偿、直到今天还在《洗澡》等影视剧中担任重要角色奠定了基础。
在宋庆龄给隋家姐妹的好朋友致信中，她情不自禁地赞誉永清姐妹俩：
“永清和永洁目前正回来过周末。她们很高兴听到你的消息，还要我向你转达她们对你的礼物（美国的金色八音琴和笔）的谢意。永洁现在在外国语学院念英语，已三个月了。她希望很快就能自己用英文给你写信。她是一个很懂事、很用功的女孩子。永清仍在学舞蹈。她不幸摔了两次，双膝受到重伤，须动手术。但她不认输，仍然坚持把舞蹈作为她终身的职业。不过她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芭蕾舞演员了，她的双腿遭了那么大的罪！我很为她难过，希望她改学别的专业。”
“收到你的来信时，永清和永洁正在我房里，她们很兴奋，就像是收到了你给她们的信似的。她们问道，你为什么不回来度假，同她们一起在我们住宅前的大湖里游泳。”
（以上摘自宋庆龄分别于1977年7月3日、24日致拉维那的信。）
过了没几天，宋庆龄又在这年的8月10日致高醇芳（与宋庆龄有密切关系的重庆企业家高士愚的女儿迪安娜）的信中，也提到了永清和永洁两姐妹：
“去年，我和两个年轻的‘被保护人’（指隋永清与隋永洁—笔者注）住在北京饭店，那里挺舒适，偶然会感到有点摇晃，我能泰然处之……约兰达（隋永清的英文名字）二十岁，正在这里上芭蕾舞学校。詹尼特（隋永洁的英文名字）十八岁，进了外国语学院学英语。她们的父母都在上海。父亲已瘫痪十年了，所以我在照顾她们。你会发现她们很有趣。也许有一天你会回来，教她们绘画。她们会喜欢你的！”
不过，在隋永清与隋永洁这对姐妹中，妹妹隋永洁似乎更使宋庆龄感到满意与喜欢。这从她1978年4月7日致高醇芳的信中可以见到：
“上个月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有四千名代表出席。我参加了有的会议，甚至还参加了两次在晚间举行的讨论会。所以我觉得精疲力尽了。走廊很长，走起来很累，所以，年长的代表们都坐轮椅。但我坚决不坐，让一个年轻姑娘詹特尼（我的被保护人）用她有力的手臂搀着我。她很机灵，只要一见到有摄影记者在给我们拍照，她马上很快地抽回她的手臂，这样看起来我好像是自己在走，没有人搀扶！”
然而，鸟儿长大了，总有一天要自己飞翔的。1979年5月中旬，隋永洁要出国深造、前往美国的特尔尼蒂大学求学、离开宋庆龄了，这使年已八十八岁的宋庆龄感到了惆怅与依恋。这在她分别给廖梦醒与沈粹缜两位的信中都有明显流露：
“前些日子我工作非常忙，还要为永洁去纽约做准备。她将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预科。她很幸运地得到了奖学金。她想打电话让一个朋友到旧金山去接她，但是在东京机场找不到能打长途的电话……现在她终于抵达纽约，和一个她在这里的同学一起上课。她是个有责任感的女孩。我想她回来后，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翻译，一个能令我自豪的人。”
“永洁拿到了奖学金，已于五月初去纽约读书了。我为了她花了不少钱，用来做衣衫等等。”
至于姐姐隋永清的婚事，宋庆龄似乎并没有像对她妹妹一样。这可以从她1980年7月14日致沈粹缜的信、尤其是同年9月3日致廖梦醒的信中可以明显看出来：
“亲爱的沈大姐：
您的信及送给永清结婚的贵重礼物都收到了。您实在太客气了！这么多样及新式的产品，大家看到都呆了！暂时，杜同志管了礼品。等永清看到了，让她自己给您写信。
这里天气很热，希望八月一日不这样热！永洁天天代她姐姐去找新房的家私。如果没有永洁在大力的帮忙，我要急出病来了。永洁很聪明，也在各方面找过我。
永清的新房要到11月才可搬进去住。现在还不知道那两间的大小，所以买家具还是只好估估。”
“我亲爱的永清于八月一日下午四点钟在我家快速而简朴地结婚了。我不想打扰朋友们，所以事先没有告诉你（指廖梦醒—笔者注）。只是办了一个简单的茶话会，请了几个亲近的朋友。她穿了一件白色的中国旗袍，看上去很漂亮。她在不少求婚人中挑选了一个比她的年龄大得多的男人。我并没有反对她，因为这毕竟是她的生活。他们住在十八层楼的一套两居室里。电梯晚上九点钟就停运了，所以他们发现有很多困难。每天上晚班到凌晨三点钟，在劳累一天之后，还得爬楼梯到十八层！我希望他们十一月份能搬到离我近一点的地方。她的家具也都是二手货，但是两口子用已经足够了。”
隋家小姐妹腼腆的拉着总理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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