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有来了，给大家问好，转贴一个关于哲学和信仰的思考的文章。

[idiot94按] 这里我还附上我自己给原作者的回信，略经删节，去掉了一些不必要的细节。这些文字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人不断思考的阶段性总结，大家肯定有不同理解，也会有不同意见，都是正常和必要的。我转贴过来主要也是为了给坛子增加话题，给大家增广见闻，不代表我个人同意或者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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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老师，您好：

 

我今天抽出空来看了您的文章，肯定是没有完全看懂----以我的知识和阅历，要想透彻的理解您的思想是需要花大气力，长时间的。但是即使是偶尔能够明白的只言片语，对我来说也是良有教益的。

 

这些日子以来，我开始作房地产中介，帮人买房子投资，从中间收取佣金为生。以前在银行混日子，所以席间所谈多是股票债券，现在茶余饭后又难免议论房价高低。为了谋生，这本来也无可厚非。可是有一天，儿子（已经三岁了：））突然跟我说，“爸爸，我们聊聊天吧”，我非常惊讶于他这样小大人的口气，就问他，“聊什么呢？”没想到他说，“聊房地产吧！”我好笑惊愕之余，不禁一时无语。回想我自己小的时候，家里虽然赤贫，但是父母邻居都是大学老师，虽然不可能听懂大人们的对话，但耳濡目染的无非学术议论，触手可及的多为方家经典，这时候朦胧意识之中积累起来的影响是很深刻的。虽然未必能够提升到您说的“信仰”的高度，但是确实建立了我一生的审美标准和价值观念。父母的身教远远比言传更为重要，我很担心我自己今天传递给儿子究竟会是什么。

 

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之一，无论中美，许多人们都是为了金钱而奔波一生，尽管他们中间或者有人（比如我自己）并不满意这样的生活，但是或者随波逐流，或者身不由己，多少还是被时代所淹没。就像我尽力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试图去激发他对自然的兴趣，对审美的追求，但是小孩子自然而然的接受还是大人身体力行的东西。

 

我也不是说商人不好，或者看不起经商，但是就像您文章里面指出的：“不是以权势和财富来评判或者以所生产可消灭的物质利益的多少来估价不同的民族、国家甚至个人，相反，只能以他们对整个人类的不朽贡献去衡量。” 金钱是永远不会成为对于人类的不朽贡献的。

 

虽然每个人的性分不同，一个人的一生大多也天命难违，不可能每个人都像牛顿那样真的为人类做出惊天动地的贡献。但是一个人一生走完了的时候，我想真正有点价值的就是尽己所能的作一点对于宇宙人生真诚的思考。一个普通人这样的思考或者不可能见知于当世，多半也不会流传于青史，但是焉知不会在浩渺无际的时空中间留下一缕星光。圣人云，人不知而不愠，大概就是一个求知者该有的心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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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我开始写一写系统些的东西.叫"自然哲学探讨",准备分上下两卷.上卷侧重信仰,下卷侧重科学.先写了一个前言.由于科学网上不去了,想发给一些网友,听听意见.

宋文淼

 

前言

2003年，也就是我65岁那一年，我正式退休了。3年后我和我的同事合作出版了我在职期间完成的最后一本学术专著《信息时代的物理世界——实物与暗物的数理逻辑》。我的职业生涯可以说从此结束了。

我的职业生涯应该说是从1962年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进入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开始的。但是当年的清华大学是六年制的，最后两年实际上已经类似与西方大学的硕士学位的学习阶段了：前一年还是以上专业教育课程为主，但是已经参加了不少的带有当时的前沿性的科学研究，而后一年则是完全的科学研究工作。当时我国的科学研究真正是从“一穷二白”开始的。我们入学的时候还没有今天的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系，无线电系还刚刚从电机系分离出来，处于筹建的阶段。我入学的时候那些属于电子物理、计算机和半导体领域的专业还没有建立，先是放在“工程物理”专业招生的，入学以后才知道要转入无线电系。

1956年底到1957年初，领导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提意见”，我们那些十七、八岁的年轻学生，在当时只懂得“学好数、理、化，走边天下都不怕”，那懂得什么工程物理、电子物理、半导体和计算机，当然更不懂得“阶级和政治斗争”。连我们新任命的系主任孟昭英先生也完全不懂得“阶级斗争的政治”，不少同学因此而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连我们的从美国回国不久的孟昭英主任、常烔副主任都被打成了右派。

那一段时期，实在是一个复杂的时期。任何简单化地看待和处理那些问题，都会给一个国家和民族，进一步还会给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带来难以估价的损失。我在清华大学的六年中，印在脑子里最深的两句话：一句是“至少要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这句话成了我们同学间正常谈论的话题，大家都期盼着这一天，而且在今年4月底盼来了这一天，80% 左右的同学欢聚在一起。但是心中总是感到一点欠缺：虽然80%的同学活到了这一天，但是不是都为祖国健康工作到了这一天呢？

还有一句话就是：“清华大学是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工程师的含义是无需解释的了，“红色”的意思是什么呢？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要做一个普通劳动者。这样“红色工程师”的含义就是要做一个有足够知识和实践能力的普通劳动者，这句话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所以，虽然我们在清华大学也经历了一些不好的事：像那种宣扬暴力思维的阶级斗争观念和用那个观念支撑起来的“偶像崇拜”的意识，就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灵造成了深深的创伤。但是我总是把那个时代，看成是中国人民从满清的封建统治下，面临崩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着独立、富强、科学和民主的新中国前进的伟大的历史时代。所有的问题都是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实际上欧洲出过拿破仑，苏联出过斯大林，这些都是历史的过程，不是由个人所决定的，而是由那个时代所决定的。总的说来我们国家在那个时代中前进的方向是正确的，前进的速度是快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所以退休以后我还是努力的按着我们母校所期望于我的去做。从2003年退休，到2006年出版了主要是在职期间的完成的最后一本学术专著《信息时代的物理世界——实物与暗物的数理逻辑》。并同时开始写一套《物理学原理》的书：计划分成四卷：第一卷“时间、空间、质量”，写的是到牛顿为止的人类对于物理世界的认识过程；第二卷“哲学、数学、物理学”。2007年完成了那两本书的初稿。在第二卷的前言中有有一段话：

 

本书是《物理学原理》的第二卷，正如在第一卷《时间、空间、质量》的前言中可以看到的，这套书不是为了向大家展示物理学的具体领域和内容，而是探讨物理学的知识是怎样获得和发展起来的，它的“根”究竟在哪里？以及物理学发展的规律和准则和怎样判别那些知识是合理的，在什么样范围内是合理的，而那些知识则是不可靠的或者是错误的？总之是探讨物理学发展的方向和怎样判别物理学发展的方向是正确还是谬误。这个问题多少带有哲学的意味。正像哲学家们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类思维的反思”，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对发展到今天的物理学和数学的反思。在杨本洛教授即将出版的新书中引用了George·Sarton的《科学的生命——文明史论集》中的一段话：

 

我们将看到，仅仅分别研究每门科学的发展是不够的，必须同时研究所有学科的发展。实际上，要完满地把一个一个学科分割开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是一起成长的，并通过许多途径不断交错混合。可以相信，要想透彻了解科学的事实和思想，最好的方法就是历史的研究方法。

不仅于此，为了保证知识的统一，越来越有这样的必要，需要有一部分人对所有科学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的历史发展以及逻辑发展进行深入的研究。当然，不能希望这些人完全熟悉所有的技术细节，但是必须要求他们对每一门学科发展的重大线索和主要事实有透彻的了解。这是一个困难然而能够实现的任务。

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就是与邪恶与无知的斗争。没有真理的美只是一剂毒药。没有什么再比今天的真理与昨天的真理之间永不停息的斗争更高尚了。

科学的“智力运动”将消除许多地方和民族的偏见，也将消除这个时代的许多共同偏见。…… 在我们看来，不是以权势和财富来评判或者以所生产可消灭的物质利益的多少来估价不同的民族、国家甚至个人，相反，只能以他们对整个人类的不朽贡献去衡量。

 

我很支持这一观点。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总是深深感到自己的知识的不足和条件的困难。但是杨本洛教授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我国科学工作者的那种蓬勃向上和无畏的精神给了我以更大的力量。现在确实到了中国人从新找回我们的民族精神的时候了。要研究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从研究在我国长期被禁锢着的人类思维的基础着手，现在应该是时候了！没有从哲学和逻辑学的自由的讨论和强烈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就不可能产生其它领域的先进的创新思想。而在这方面，除了我们5千年前后老祖宗所创立的太极、阴阳、八卦和两、三千年前，老子、孔子等诸子百家的学说以外，两、三千年来，很难再找出几个能够与古希腊以后的西方的哲学家们们对话的中国人了。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就不能再考虑自己是否具有讨论那种问题的足够的知识和才能了，因为中国人到了必须思考和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物理学原理》的第一、第二卷是2006年在我的同事张晓娟研究员协助下完成的，并与科学出版社签定了出版协议。在2005年，我上面所提到的杨本洛的那本书出版了，那就是在后来引起广泛争议的《自然科学体系梳理》那本书。此后，我国的科学主流派发起了捍卫科学主流方向，打击“伪科学”的风暴。我的《物理学原理》的第一、第二卷的出版协议终于在出版前被取消了。那个出版协议是由一位年轻责任编辑给我打来的一个电话中取消的。她在电话中说，你的书中有支持杨本洛那样的非主流派的内容，出版了你的书，我们会成为总矢之的，所以把合同取消了。她还非常客气地给我介绍了一些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出版社，让我先到那边出版。同时我也由于家庭生活的变化，两个女儿都在美国工作，并要生儿育女了。我们只能到美国去帮她们，也就仓促的到了美国，没有时间再与出版社的负责人商量出版的事了。2007年回国时，还是在张晓娟研究员协助下，完成了《物理学原理》第三卷“相对论、量子力学、数理逻辑”的初稿。关于出版的问题，还得到了王越院士等著名人士的支持，但是由于回国时间很紧，还是无法解决书的出版工作。

从2008年以后经朋友帮忙，在科学网上建立了我的个人网页。把那三本书的电子版放在了科学网上。并继续进行《物理学原理》第四卷的写作。在第三卷中讨论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成熟的问题，爱因斯坦本人在晚年所写的《物理学进化》中实际上已经指出了，相对论不是一个“纯淬的物理学”，应该去建立“实物与场并存的物理学”。而他对于量子力学的“上帝是不掷酘子的”批评，则是早在上一世纪的三十年代就提出来的。以后他一直没有支持像杨振宁和霍金那样的，一批继续在相对论基础上进行的、没有物理实在基础的、纯数学演绎的理论。杨振宁和霍金那样一批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理论物理学家，把理论物理变成了“物理数学”，整个二十世纪兴起的现代物理学、现代宇宙学和现代天文学和基本粒子物理学等等都不再是理论物理学了，而只是“物理数学”。爱因斯坦是“相对论”的建立者，或者说是20世纪初期的“理论物理学”的创立者，但他不是“现代物理学”的创立者。当杨振宁、霍金等忙于创立各种实际上只是“物理数学”的五花八门的“现代物理学”的时候，爱因斯坦已经成了一个哲学家了。

他相信物理学必须摆脱“相对论”的错误，而应该去建立一个“实物与场并存”的纯粹的物理学。怎样去“建立实物与场并存”的物理学呢？他还在哲学上指出了“时间和空间”是所有物质运动的“公共舞台”。这实际上就是指出在任何物质运动的数学理论中时间和空间应该保持逻辑上的独立性。而这个问题正是相对论的错误之根本。“相对论”的错误，所有相对主义的哲学的错误，都是在于把“时间和空间”这两个人类思维中最基本的、必须保持逻辑上的独立性的“元素”，被一个僵化的“规则”束缚在一起了。在相对论中那个僵化的规则就是“光速不变性”的假定。爱因斯坦在晚年敢于否定自己花了几乎毕生的精力建立起来的，而且因此而把他推到了科学界的“偶像”地位的“相对论”，是因为他有一个信仰，在那个信仰中人类的公义或上帝的公义远远超过个人的权利、金钱和荣誉。他还提出了现代物理学和现代数学中的一个共同的问题：逻辑学的问题。他提出了哲学对于自然科学的引导作用，提出了需要发展逻辑学，还把那个寻找中的新逻辑学称为“辩证逻辑”。

最近我多次收到蒋春喧老师和其他网友发来的email——超越牛顿引力理论打倒爱因斯坦引力理论(1976 年蒋春暄找到一个新引力公式)。对于蒋春喧老师、于涤尘老师和熊宇丹老师那样一些我的学长，我是很尊敬的。他们都是我国处于思维被僵化的时代里，为真理和科学而奋斗的代表。我对于他们的尊敬并不在杨振宁、陈省身、陈景润等老一辈的科学家之下。人类需要这样两类科学家：一部分是向前探索，去建立“新理论”；而另一部分则是寻找那些“新理论”中的逻辑矛盾；没有前部分人的工作，实际上后一部分人也没有事可以干了。

当然我最钦佩的还是牛顿和爱因斯坦，他们既向前探索，又敢于否定自己。牛顿的运动理论实际上是从哥白尼开始的，经历了三百多年的无数先人的实践、思维和牺牲，所积累起来的，而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的数学原理应该说是在莱布尼茨的协助下完成的，真正的“数学原理”逻辑体系应该说是莱布尼茨所完成的。牛顿的光的粒子说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给后人指了一条最终走不通的路。但是没有牛顿的“光的粒子说” 的那个“错”，也不会有爱因斯坦的“光速不变性”的“错”。没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错，人们也许现在还无法说清楚：为什么牛顿的理论体系是不能用来描述与电、磁和波那样的物质的“存在和运动”的形式。没有那些“错误或失败”，就不会有后来发现那些错误的更有意义的工作。虽然人间的历史总是偏向那些“错误”的制造者，给他们以权力、金钱和光环；而为信仰、为真理而奋斗的那一部分人的一生，则必须背上沉重的“十字架”，直到把自己的生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为什么人间会有“信仰和理想”。但是“信仰”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温家宝总理在处理国家和人间的繁忙的政务的间隙，总是要抬头仰望头顶的星空，扪心探索心底的道德？国外网上总是有一些海外华人，把他的称为“作秀”，但是我总是会因此而深受感动。

信仰到底是什么？信仰来自那里？信仰来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但是“神”在那里呢？人间并没有“神”，人间只有“人”。我在54年前，在清华大学获得的信仰是来自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曾经激励过从18世纪开始的全世界的好几代人，无数的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也为此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到美国以后我又找到了以“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的福音传播为宗旨的信仰。那两种信仰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是相互对立的，必须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的，还是可以在相互交流中获得共识、共融的。世界上还有很多不同的、影响很大的信仰，那些信仰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些问题实际上到现在也还是在困惑着我。但是我已经深信人间应该有“信仰”，有一个共同的好信仰。

“自然科学”不能离开信仰：信仰是自然科学的“根”，自然科学是信仰的“果”。我不相信没有合理信仰的“科学”，也不相信不会结出果实的“信仰”。我越来越相信“信仰是一个大学校”，比全世界的各个国家政府和社会所办的人间的教育系统更高、更大的大学校。所有的人都可以在那个大学校里学习宇宙和人生。在那里，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兄弟姊妹；在那里除了“爱”，没有人间的阶级或阶层的差别，没有任何“暴力的思维”，没有人会把某种你还没有认同的观念强加给你。但是在没有暴力思维的“大爱”的感召下，人间应该可以有越来越好的，越来越为更大部分人所接受的共同的信仰。

牛顿作为一个“神的公义”的虔诚的信仰者，他看到了自己的渺小，自己见到的只是大海边的一个美丽贝壳而已，根本无法理解整个大海上发生的事情；对于那个美丽贝壳，他也是只能看到它的现在的美丽，而根本无法说明它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也无法说明以后会那个贝壳会变成什么样子。虽然他也曾经提出过光的“粒子说”，但是在晚年他坚持把“光的粒子说”排除在他的理论体系之外。爱因斯坦也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坚信：“上帝是不掷酘子”的。但是从现在的“宗教”来说，爱因斯坦信仰的“宗教”、牛顿信仰的“宗教”和今天的我所信仰“宗教”也不完全一致。但是我相信牛顿、爱因斯坦的那些对于宇宙的认识的“信仰”，和今天的好的信仰、和人类所追求的共同的“普世价值”，都是可以“链接”在一起的。

在信仰的支持下，我开始了新的生命的旅程。我想写一本类似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自然哲学探索”的书。牛顿的自然哲学是牛顿时代的“自然哲学”，现在的“自然哲学”应该是信息时代的自然哲学。为什么要强调“信息时代”呢？因为信息时代实实在在地在一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划分出一个新的阶段，它是一个可以和牛顿的时代相提并论的新时代。

牛顿时代实际上是“运动时代”，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地球运动”的时代，或者以后进一步可以称为“实物运动”的时代。那个时代结束了“地心说”为中心的、“静止状态”为特征的人类思维的古代文明阶段，开启了“地动说”为中心的、“物质运动”为特征的人类思维的新阶段。信息时代才真正开启了人类思维的另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就是以“实物和场并存” 为特征的人类思维的新时代。以相对论和量子理论为中心的现代数学、现代物理学和现代哲学的人类文明的时代，只是一个思维混乱的时代，它并没有找到与当代的，即19世纪以来的，人类实践能够建立合理关系的人类思维的新方式。他们把那个时代的哲学的或思维的特征称为“广义进化主义”，这个“广义进化主义”只是一个“形式主义”或“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个思维方式在自然哲学上是逻辑的混乱，而在社会实践上会导致“精英主义”的特权阶层对于金钱分配的垄断。它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一样，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也只是一种“形象主义”或“形象崇拜”的思维方式，那个思维方式的社会实践会导致“民粹主义”的偶像崇拜和权力的垄断。

信息时代开始了，近代文明也应该结束了。近代文明和古代文明一样，单用“时间” 作为文明的标志总是浑沌的，因为“时间”一直在不断地前进，我们无法找到时间的起点，更无法把握时间的终点。对于时间，我们只能把握“现在”，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仅仅只能把握“现在”，我们就会成为没有“未来”，也就是说没有“前途”的人。如果有人自称能够把握过去和未来，既能博古通今，又能预知未来；他就是一个骗子。如果总是相信那些偏子，那就是“愚昧”。人类有了“智慧”，就有了“分析”的能力；所谓“分析”，就是把一个合在一起的大事物分割成一个、一个部分来进行“感受”（或识别），这种“分析”既可以把“空间”分割成一个一个“间隔”，也可以把“时间”分割成一个一个的“间隔”。但是这个“间隔”怎样来分割，分割以后怎样来处理两个“分割”的关系。这就不仅要“人间智慧”，还更需要来自大自然、来自人类实践的或来自神的“公义”。更需要把“人间的智慧”(或分析的能力)与来自大自然的(神的)“公义”，这两者合理地“链接”在一起。

神的“公义”就是整体，就是“无限”和“永恒”。对于无限和永恒我们只能“向往”，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科学家张衡有一句诗：“我所思之在泰山，欲往从之梁父艰”，这就是“向往”，有向往才能有“理想”。但是在那个时代“梁父艰”，登泰山不容易！现在就很容易了，就不会再成为一个人的“理想”了，所以一个人的理想，不同于人人的“理想”，一个时代的人人的“理想”，也不同于人类的“理想”。“信仰”就是全人类的理想！就是对于“无限”和“永恒”的“向往”和“追求”！“科学”就是一个“时代”的人人的“理想”，“人人”是抽象的概念，就是一个特定时间间隔内的所有的人，就是“人类”；所以“科学”对于“时间”具有“有限论域”性；而在时间的“有限论域”下，“科学”对于“空间”具有“整体性”。这个“整体性”就是科学属于某一时代的“公众”，既不属于个人、不属于国家，更不能属于以“财产”、“职业”、“知识”或者用政治观念分割出来的某个“人间的集团”。人生就是指个人，个人的“理想”也就是“志向”。

所以，理想是抽象的。理想的实现，都要通过对于无限空间的“分割”和永恒时间的“分割”来实现。这个分割就是“分析”，就是“逻辑”，就是“智慧”。所以我们的智慧，总是有三个不同的层次：个人的“志向”，人间的“理想”和对于“神”的“信仰”。信仰和神都是对应于全人类的，人间并没有具体的、明确不变的，永恒的“信仰”。人间的信仰要在“大爱”和“不断”追求中来学习、传播和追求。 

这个对于无限和永恒的“分割”，实在不容易！对于个人来说最直觉的分割，就是把无限空间的分割，变成对于在空间中表达的“实物”，最后都分割成一元、一元的“钱”；把永恒的时间的分割，都变换成自己的或自己的直接的后代的一生中的“每一分种”；把两种分割的关系表达成，从生命的起跑线上，就把每一分钟都与获取每一分钱联系在一起“智慧”的追求与积累。现在的人间的，国家或社会的教育就是那种人间智慧的教育，“志向”的教育。我们并不反对那种“志向”和以“志向”和“智慧”为目标的社会教育。但是一定要看到只有把那种个人“志向”和当代人的“理想”的教育结合在一起，要以从小爱科学、学科学，作为社会教育的基础，才能够教育出一个不是唯利自图的个人主义者，才能教育出没有暴力思维的和谐的社会。但是那还不够，科学只是当代人对于空间和时间分割的理解，20世纪以前科学就是现代数学和现代物理学，科学也会迷失方向；自然科学迷失方向了，社会科学也会迷失方向，社会教育也会迷失方向。所以仅仅学好数理化也还是不够的。所以还要有一个比追求“人间智慧”更大的“大学校”，那就是学习和传播信仰的大学校。“信仰”就是对于无限和永恒的追求，它虽然总是带有隐喻性或浑沌性，但是它与从“分析”中得到的“自然科学”相比，有大得多的稳定性。

21世纪来临了，信息技术把20世纪的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分割和联系的“现代科学”都改变了。但是对于“无限”和“永恒”的追求永远都不会改变。信息时代创造了一个好名词：“实时”。“实时”既不是无限小的“现在”，也不是可以任意延伸的时间间隔。“实时”不是一个具体概念，它没有对应的“物理实在”。而是在“分析”中所“假定”的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抽象”就没有“分析”。科学是研究当代人对于无限和永恒所能够得到的“分析”。我们还需要“信仰”，信仰既是无法“分割”的，分割会造成信仰的歪曲。所以人间的智慧是一种“原罪”。那些具有最高的分析能力的人，实际上都只是在人为假设的极其狭窄的“有限论域”下进行“人间游戏”中的暂时的获胜者，他们既是某种“人间智慧”游戏中的获胜者，但是一旦自己把那个“有限论域”理解错了，把“游戏”当成了“科学”，把“科学”当成了“公义”。自大起来，就不仅为自己愚昧，更会给人类带来愚昧和邪恶。我们不笼统反对“人间的游戏”，也就是不反对人为假设的各种“人间智慧”的社会教育，包括那些“纯粹声色犬马的明星教育”，因为它有利于个人分析能力的提高。没有分析的“直觉”永远是朦胧的，不明确的。人间的智慧起源于“明确性”，或逻辑推理的“相容性”；所以“人间的智慧”也是发展人类对于大自然的直觉，或神的“公义”的更加精确的把握所不可缺少的。但是那种智慧一旦脱离了“公义”的约束，把极其狭窄范围内的“分析”扩展为无限度的“智慧和公理”，就会造成了人间观念的差异、对立，直到人世间的永无休止的斗争和暴力；所以，没有“公义”约束的“人间智慧”又是人间罪恶的根源。它既是人间思维和科学进步的一个动力，又是人间愚昧和罪恶之源。

我们讨论科学实际上止于“自然科学”，在自然科学中，大自然会给出公正的裁决！“自然哲学”的含义就是要把握好从大自然中所得到的“公义”，并让它成为人间效法的依据。在“人间”，我们实际上没有办法用“人的智慧”，用“分析”去得到人人都可以感受的、直觉的“公理”。但是在永恒的时间内，大自然所给出的人人可以感受到的具有“逻辑相容性”的真理，也是在随着时代而变化的。这就是自然科学对于特定时期的人类来说，具有公理性，而那个公理又是要变革的，而这种科学的变革是人间的智慧，逻辑分析的方法所无法解决的。因为它所要改变的正是那个时代“科学”所依据的“分析”的方法。所以自然科学需要“哲学”的指引，“哲学”是什么呢？爱因斯坦说要有好的哲学的指引，怎样来区分“哲学”的坏和好呢？到最后叫科学也好，叫哲学也好，它的本质就是信仰，就是对于宇宙和人生的认识。

所以，科学离不开信仰。人间的“分析”，在20世纪发展起来的就是对于数字的分析。这种分析离开了对于无限空间和永恒时间的“实在”的直觉的理解，也就是说成了“占数术”。所以要“信仰”。要领悟“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位一体”的福音。但是这个福音也不会直接告诉你“逻辑思维”的规则，或现代数学中的数学演绎推理的规则。所以在那个时候，信仰比科学更加受到了广大公众的关心。在朦胧的神的“公义”中，我们得不到逻辑推理的精确的规则，但是我们能够得到完全明确的对于某个“人间智慧”的否定。实际上科学家们在20世纪已经得到了很多很多对于现代数学、现代物理学和现代哲学的否定：哥德尔、康托尔都证明了现代数学的“不完备”性，罗素在20世纪初期，就从哲学上把现代物理学家们称为”比宗教裁判所更有力量的人”，但是仅有哲学或逻辑上的进步，还是改变不了人间的观念。要信仰！只有信仰会改变这一切。

由于科学和信仰既是“链接”在一起的，而那种“链接”又是无法用固定的语言说得清楚的。所以我试着分上、下两卷，同步地、而又是分别地进行的写作：它的上卷是“信仰与科学”，没有好的信仰，科学也会走上歧途，信仰高于科学，科学必须受信仰的约束。特别是人文的和社会的科学；下卷是“信息时代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有限论域”的，人类对于大自然的认识永远都只是“有限论域” 的，这个信息时代的自然哲学必然要受到信仰的约束。只有在信仰的约束下才能够获得真正的科学。

前面我曾引用了Ｇeorge.Sarton的一句话“没有什么再比今天的真理与昨天的真理之间永不停息的斗争更高尚了”，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那句话也是对的。但是我的信仰中还要加一句。一般说来，把今天的真理和昨天的真理“链接”起来，也是高尚的，或许是更高尚的。我们讲信仰不是为某一特定的宗教或教派传教,而是怎样来正确认识人类的实践和思维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把我国公众，特别是知识界的精英从过于沉重的五千年的偶像崇拜的历史中摆脱出来，偶像崇拜的思维基础就是“形象思维”僵化而成的“民淬主义”，这是我国当前最有市场的，最危险的倾向。但是，同时又不再掉入西方已经僵化的“精英主义”的历史陷阱中去，这对于我国是未来的，而对于世界已经是当今社会思维的最危险的倾向。当然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是个别人所能够做得到的。一个人无法改变世界，但是可以传播福音。传播福音，就是给人间增加一份来自神的“大爱”，去掉一份人间暴力的“原罪”。

2012/11/19 中庸 <[e-mai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6b3c0f01012vr2.html

真假哲学家

2012-10-19 18:38:31 发表，2012-10-30 16:52:36修改 

 

当今世界，许多人都自我感觉是哲学家。但是，他们又都不知道哲学到底是什么，更无法超越抽象概念的局限性，可谓人类文化的奇观。

 

（1）辨识真假哲学家的标准

 根据《世界哲学简史》的作者，奥特弗利德-赫费先生的观点：哲学家都“必须先战胜之前的高峰才能达到知识的顶峰”……他们都“想成为独掌勤勉的思想的蜂巢的唯一蜂王”。就是说，能够真正称得上哲学家的人，必须有不同于其他人的哲学理论与核心概念，有能力和气魄向全世界宣称自己的理论是唯一正确的理论，具体表现出以下特点：“不以习俗、传统和宗教启示为根据，除了向全人类都公开的经验和全人类共有的理性，不承认其他任何权威，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获得对各文明的所有人都重要的洞见。宗教和传统可以分隔人群，而哲学探讨却将人们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哲学家们才有资格成为人类的导师。总之，哲学家对于人类理解自身以及认识世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社会和政治世界”。赫费先生的这些话，是总结了哲学的历史和精髓——“描写了哲学自古希腊的发端直到今天的发展之旅，将哲学世界里一个个重要的主题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从浩如烟海的哲学宝库中选取了最为重要的问题、人物、学派及著作，直观地将哲学思想的发展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之后的肺腑之言，具有相当的可信度。赫费先生认为真正哲学家的理论“为一些不可避免的基本问题探寻让人信服的答案……探索普遍和整体有效的技能，例如关于整个自然的知识，关于普遍和绝对意义上的善与正义的知识，还有关于知识的知识。哲学试图解释的是：何谓合乎事实的概念，何谓有说服力的论据，概念与论据该如何联系起来、共同作用”。汇总一下赫费先生的观点，可以形成以下辨识真假哲学家的标准：1、必须有不同于他人的理论体系与核心概念。2、有能力和气魄向全世界宣称自己的理论是唯一正确的理论。3、除了向全人类都公开的经验和全人类共有的理性，不承认其他任何权威。4、他的理论不以习俗、传统和宗教启示为根据。5、让人信服地向论证出了普遍和绝对意义上的自然、善与正义的知识。6、尽管核心概念不是他提出的，但是他在该理论体系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2）自我感觉良好

 根据这些标准我们终于明白，“有能力和气魄向全世界宣称自己的理论是唯一正确的理论”，不是此人狂傲；而是不敢或者没有能力这样做，一个人就没有资格称为哲学家。如果你不敢或者没有能力在人类思想理论界“称王”——没有做到“必须先战胜之前的高峰”——其他人的理论都比你的理论正确，你的理论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根本没有。你的理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你还是什么哲学家？虽然此人“称王”，可能因为他思想的局限性，最终仍然使其的理论成为众多哲学理论的一种；但是，他仍然以其独树一帜而在哲学史上挣的了哲学家的席位。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论必须有充分的“事实和逻辑”的依据，而且在当时的知识环境中，能够经得住别人的无穷追问和全部批判。就是说，尽管有些人提出不同于他人的哲学核心概念，也自称天下第一、绝对正确，但是经不住别人的三句追问，自己就张口结舌，然后恼羞成怒，斥责别人为“夏虫不可语冰”，关上大门，自己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自得其乐；或者由于某种原因强占理论主流，根本不允许别人挑战自己的权威；或者明明自己的核心论点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抽象概念，还“井底之蛙”般自我感觉良好，认定他人的理论不如自己的正确。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自以为是，此类人根本无法成为真正的哲学家。因为他们的理论经不住追问，无法自圆其说，更充满了“事实和逻辑”的悖谬，作为一种理论都无法真正成立；研究一种无法成立的理论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是真正的哲学家。

 

（3）并不妨碍

 能够被批判倒的，只能是错误，不会是正确。不敢被他人批判，害怕被批倒，已经证明这种理论是错误的。因为作者或者信仰者对自己的理论都无法确信、都没有信心、都不敢让它见到“阳光”和“风暴”，这种理论怎么可能是正确的呢？当然，另一个极端也错误，作者并没有为自己的理论找到绝对可靠的逻辑起点，实际上不过是用一些新的人造抽象概念“故伎重演”地自欺欺人，仍然对自己的创造或者研究理论盲目自信，还以此为依据贬低和否定他人的理论。他们甚至以“没有必然性”的抽象概念为正确的常态，使自己成为“是非不辨”的没有立足点的人，仍然莫名其妙地豪情满怀。他们绝对不会想到，以没有必然性立足点的抽象概念，做为自己理论的逻辑基点肯定是错误的；对别人的善意劝解百思不得其解，最终选择不以为然，继续抱残守缺、固执错误，愚昧得令人含着眼泪苦笑。这些人，统统都无法成为真正的哲学家。除此之外，还有那些对别人理论进行阐释的人，或者哲学理论的翻译者，还有哲学史的研究者，以及哲学知识的教授者，也都无法成为真正的哲学家。当然，如此并不妨碍后面这些人可以成为其他什么“家”；比如翻译家、教育家、历史学家等等。

 

其的理论成为众多哲学理论的一种；但是，他仍然以其独树一帜而在哲学史上挣的了哲学家的席位。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论必须有充分的“事实和逻辑”的依据，而且在当时的知识环境中，能够经得住别人的无穷追问和全部批判。就是说，尽管有些人提出不同于他人的哲学核心概念，也自称天下第一、绝对正确，但是经不住别人的三句追问，自己就张口结舌，然后恼羞成怒，斥责别人为“夏虫不可语冰”，关上大门，自己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自得其乐；或者由于某种原因强占理论主流，根本不允许别人挑战自己的权威；或者明明自己的核心论点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抽象概念，还“井底之蛙”般自我感觉良好，认定他人的理论不如自己的正确。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自以为是，此类人根本无法成为真正的哲学家。因为他们的理论经不住追问，无法自圆其说，更充满了“事实和逻辑”的悖谬，作为一种理论都无法真正成立；研究一种无法成立的理论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是真正的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