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贵州省瓮安县事件”

一个花季少女的生命， 是不足让人长久牵挂的。“亲戚或余悲， 他人亦已歌.” 尘埃渐渐落定，和谐社会又要和谐了。 一些如我所料， 党的英明领导是一定要歌颂的， 死者的父亲和叔叔，已经开始了歌颂的序幕。 我不知道其中有多少真诚的成分， 面对排山倒海的体制的力量， 作为个体的人， 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如果物欲的诱惑和对未来不确定感的恐惧，超越了人世间至关重要的血肉亲情时，就不能不使人感到悲哀了。中国的处于金字塔最底层的农民，是我们这个为利益集团所掌控的社会里最无所依靠的一个群体， 我深信， 体制的力量， 会将他们的脊梁骨压得粉碎。 李树芬的生命之廉价， 足 以到了让人痛心的地步。也许一些都如政府所言，她选择了死亡。一句“我跳河了。”， 轻飘飘如一片羽毛，一个生命就此仙去。而又镇定得宛如磐石，没有头脑中的千回百结，没有预期中的肝肠寸断，一个少女以出奇的冷静， 几乎是无源由的结束自己的生命，她的死比鸿毛还轻， 却又像泰山般的沉重地拷问着我们每个人的良心。我无意怀疑政府， 我只觉得即或是自杀身亡，那也意味着这个世界并不美好， 她已无所留恋。让一个花季少女无所留恋的人生， 想来并不只有“重男轻女”般的简单。有时候， 一个生命被蓄意剥夺和志愿的舍弃会成为一个永久的迷局，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杆秤，都会在心里掂量证据的轻重和话语的信实。然而，我知道有该来的迟早要来， 尘埃会慢慢的落下。在落下的尘埃里， 是一定会验证我们的党和政府的一贯正确的，历史的实践已经反复的教训着我们，在一个威权的社会里，强权就是真理， 弱者是不会有话语权。即或有改正， 也会像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样，牢牢的掌控着改正的主导权。 所以我说， 在这阶段， 事件的发生是一定要归咎于农民之间的互殴。这一下， 我们的知识精英们就可以居高临下的旁征博引，论证中国农民身上的愚昧和流寇情结了，来强化社会不公正的存在必然性了，和民主的不可为性。然后， 在这一阶段，也是一定会归结死者的死给他的父母和家人的。 死者的父母和家人的沉重的负罪感， 会消耗掉他们赖以维系的意志。社会对死者家人的评判， 会让他们所努力的一切都失去合理化的基础。在所有的合纵连横的背后， 和谐是一定会实现的。然而，可惜的是， 一条花季少女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