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往事
往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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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总免不了吃饭喝酒说事闲聊，笔者也一样，况且我在深圳十几年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陪领导及客人吃喝玩乐，其中醉生梦死的内容大都忘却了，总觉得忘得好，以为今后也不会记住饭桌上的事。然而万事皆有异类，就拿今年来说吧，我在辽西名胜医巫闾山中的两次农家院的饭局来说就忘不了，不但忘不了，还经常回味，而且老想告白于天下，这不，终形成了以下文字供读者冷眼观之吗? 我这些年在左呀、右呀的声浪里漂着，总感到理论多，感性认识少，所以很想找些见多识广的当事人聊聊，特别是我正在计划发《新中国六十年惊涛骇浪》一文，更想听一听新中国实践工作者们的见识，所以促成了只有两个原大队书记和我三人参加的锵锵三人谈洒会。 先是从旧中国开始说起，其中冯书记今年七十八岁，年伶最长，自然发言权最多。他说，什么叫旧中国，为什么旧中国会被新中国所取代?道理很简单，旧中国太黑暗了：胡子(即土匪)像草梢似的到处都是，中国人一盘散沙、自相残杀引来外鬼，百姓民不聊生，黄赌毒黑遍地，官府腐败;太落后了，洋车、洋火、什么都是洋字吃香，基本没国货;太不得人心了，日本人能占东北那么多年，里面百姓反抗不多，汉奸多，为什么?因为国家的代表不得人心，让国人反动派统治和外国洋人反动统治没啥两样。 当说到新中国的时候，冯书记的眼睛亮了许多，并一口干了一杯酒。新中国是得人心的，因为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在毛主席领导下干了一大堆好事。消除了内战，赶跑了外国人;消灭了剥削，工人不失业，农民有土地;消灭了黄赌毒黑和官员腐败;开厂办学校、治山、治水、搞规划;等等，总之，是人们精神头好，有奔头，真心拥护共产党、拥戴毛主席。 何书记插话讲了他家门前两个高射炮故事，说一位离休老同志游闾山看到这苏制两门炮，流下眼泪，讲起为了国家尊严，不少志愿军官兵死于美飞机的轰炸，说一开始美飞机飞的只有屋檐高，志愿军没好办法，后来是斯大林支援了我们不少大炮飞机，美国飞机不敢太狂了，抗美援朝胜利，中国人腰杆子硬了起来，要感谢毛主席、也要感谢斯大林。 我把话题引到了对改革和邓小平的评价上。 何书记讲，改革是有很大成绩，但不说这成绩的基础和源泉，不说我们这一代人的贡献是站不住的，况且改革还有了许多问题，不讲错误只讲正确，不是党的好传统。 冯书记讲的很尖刻，他说对邓小平的帐、对改革的帐总是要算清的，究竟多少成绩、多少错误都要讲清，现在旧中国的许多坏东西复活了，干部队伍整体腐化了，党员连会都不开，怎么得了?如此下去，我们奋斗一生的好东西就完蛋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不少农民的死猪、死鸡到处乱扔，严重影响农村卫生，杏梨等水果下来了卖不出去，烂在地里，集体经济被一风吹了，小农经济怎么能是方向?共产党不是领导人民干事情吗?基层党组织烂掉了，怎么领导?我很担心呀! 冯书记说，要看实质，综合看还是毛时代好。改革的成绩要分析，比如，从表面看改革后吃饭解决了，但和废集体化承包无关，是粮食产量增加了，粮食产量增加是种子改良、水利、化肥，而这些基础是毛时代解决的。拿工资来说，邓时代农民工每月都可拿上千，毛时代工资数十块，但那时五十元能养五个孩子，现在五千元也难养五个孩子，因为邓时代教育、住房、婚嫁等成本太高了。 最后，话题都回到了毛主席，两位老书记眼带泪光，你一言我一语，如数家珍似的讲了毛主席对国家和百姓的贡献，讲到了毛主席的家庭，并深情地问了一些后人情况，何书纪讲，真希望毛主席的后人能来他的农家院住一阵子。 我大概介绍了一些毛家后人情况，并特别提到了毛远新，因为他在辽宁当过头头。 这顿饭，吃了三个多小时，我们都喝了不少洒… 隐隐约约，毛泽东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在我脑海里出现了。 所谓无巧不成书，三人谈刚讲过毛远新，没想到没过多少天老何来电话，说毛远新的原秘书黄秋声来了，要见面，我痛快地答应了。 酒会中，我们除了谈了诗词书法及发展狂言外，我特别关注黄秋声的秘书身份真伪问题，聊过一阵后，这种怀疑自然消散了，老黄说他在一九六八到一九七一年左右在军队写稿子，是毛远新的“动态”秘书，并说出了一些毛远新鲜为人知的事。 老黄讲，一九六八年左右，有一次省里开大会，会议主持人宣布毛远新参加会，结果场上场下一片欢呼，“向毛主席亲人毛远新学习致敬”等口号此起彼伏，毛远新听了非常生气，拒绝进入会场，要求停止喊口号，他说，“不要搞血统论，有血统关系并不等于有思想关系，大家都是毛主席的学生，我也是，我力争学好毛泽东思想，我是我，代表不了毛主席!”结果大会很尴尬，终止了血统论口号，毛远新才参加了会议。 老黄讲，在文革时，有一段学毛著事迹是新闻报道重点。沈阳附近有一家精神病医院，重点推出一个精神病患者学毛著治愈精神病的报道，计划在军报登出，被毛远新枪毙了，毛远新的理由是：该文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讽刺。 老黄讲，像张志新那样公开反毛主席，在当时就是反革命，违反当时法律(公安六条)，任何省出了这种事都会重判，辽宁也不例外。处决张志新是省委集体决定，把此事推在毛远新一人身上很不公平。 老黄讲，毛远新是老实人，有才华，生不逢时，倒霉在中国历史大变动历史背景下，是历史的悲剧，很多有才华的都如此。 第二天，别人昏昏大睡，我却睡不着，四点零五分，我一个人朝山顶走去，想看日出。算我运气好，登山顶正赶上东方地平线上太阳刚露半个脸，似温文尔雅的一副画。当太阳跳起后发出灿烂光辉，照亮了整个山区，真是层林尽染。这是我第一次看家乡的日出，感触到什么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意味了。于是吟诗曰：凭高任放眼，翠柏拥白云;天边翻红日，舞给有情人! 上午，据作家吴秀春称黄秋生“书法不让纪哓岚、画竹敢使板娇羞”，于是书法家的黄秋生应何书记请求题字作画。其中想给何家农家院起名，我建议叫“渊明别庐”，叫黄秋生给否了，改为“问何庐，”因为内含陶渊明诗和何书记姓双重含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还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于是黄秋生大笔一挥，“问何庐”招牌乃成。 临了，我出于礼貌，并确实觉得老黄书法不错，借机请黄秋生题“石上清泉”四字给我，黄也没推脱，于是，无印章的“石上清泉”写成，合了我“泉清，石上清泉更清”之志，即收藏。 毛远新读大学怎么去的“哈军工” 毛远新的中学是在北京101中学读的。1960年暑假毕业时，毛远新被学校保送“哈军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回家后，他告诉伯伯毛主席，毛主席说： “保送算什么本事?”毛远新毅然决然地回答：“那我考!”主席说：“你考什么学校?”毛远新说：“考最难考的。”毛主席说：“那就是北大、清华。”结果在统考中，毛远新考取了清华，并到清华读书。后来，有个高干子弟跟他说：“远新，你还是应该去哈军工。”毛远新有些心动。回家跟毛主席说：“伯伯，我还是想去哈军工!”毛主席笑着说：“那就看陈赓接收不接收你了。”当时，陈赓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当动员毛远新“还是应该去哈军工”的那位高干子弟把这个消息告诉陈赓院长时，陈赓立刻打电话给毛远新，说：“热烈欢迎你来哈军工!”就这样，毛远新从清华转到了哈军工，成为哈军工的一名高材生。 毛主席让毛远新找吴法宪安排工作 1965 年暑假，毛远新从哈军工毕业了。谈到工作问题，毛主席叫他去空军找吴法宪。吴法宪热情地接待了他，给他安排到某团部当参谋。毛远新回来跟毛主席说了这个情况。毛主席说：“没当兵，怎么就当官?不行，再去找吴法宪，重新安排。”其实，一个团部参谋也算不上什么官。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毛远新又去找吴法宪。吴法宪听了毛主席的意见，非常感动和感慨，说：“主席对自己的子女要求真严格!”这样，吴法宪一下子就把毛远新安排到云南边防的一个炮兵营去了，他实打实地当了一名操炮手。 毛远新在“文革”中做过三次联络员 现在所有谈到毛远新的文章和著作中，说他做联络员，只谈到1975年这一次(当然这是最重要的一次)。实际上，毛远新在“文革”中做联络员，不止这一次，而包括这一次，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做周总理的联络员。1966年9月，他从云南部队回到北京，“文化大革命”开始好几个月了，他对要打倒刘少奇的事，还不知道什么。毛主席要他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希望他参加一个单位的全过程，至于去哪个单位由他自己定。毛远新考虑了一下，他是101中学毕业的，但离开6年多了;离开哈军工才一年多，那里还比较熟，于是他决定去哈尔滨。毛主席同意。毛远新到哈尔滨时，对立的两派早形成了，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很快成为造反派的一个领袖。他说，当时很威风，很神气，连省委书记潘复生，都经常找他联系，或“请示”工作。后来，他又到延边造反，还参加过那里的武斗。1967年春夏，他回到北京后，住到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住的楼)。毛主席因为他到少数民族地区造过反，要他读点民族问题的书，研究一下民族问题。为此，我(当时任江青的机要秘书)还帮他从《红旗》杂志图书室和□□部图书馆借了十几本关于民族问题的书(主要是列宁的)。在这次交谈中，我问他，在1967年的时候，我经常看到周总理转来你写的信让江青阅，怎么没看到你给江青写信啊?他告诉我，他从参加“文化大革命”起就是周总理的联络员。这是他在“文革”中第一次当联络员。 第二次’，是做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1967年春夏，毛远新正在认真研究民族问题，有时还到我办公室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记得他说不同民族终究是要融合的。一天上午，他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说，毛主席要他不要回延边了，也不回哈尔滨了，留下来，做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对此我很高兴，因为我们相处甚洽，很谈得来。不一会儿，江青从外边回来了，她到我办公室，看到毛远新，就夸奖起来了，十分高兴地笑着说：“你是好孩子，留下来，做联络员好，好好做!” 听她这样夸毛远新，我感到很别扭。就在几天前，她从外边同来，一进门就问警卫员孙占龙：“李讷住这里吗?”孙答：“这几天李讷没住这里，远新在这里住呢。”江青气呼呼地说：“他住我这里干什么?”孙也没再说什么。毛主席为什么把毛远新留下做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呢?我们所能看到的原因，就是毛远新和这两派的领导人都很熟，因此让他帮助做两派联合的工作。这是毛远新在“文革”中第二次做联络员。 第三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毛远新1975年做毛主席的联络员。这确实是毛远新在“文革”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一次联络员。其作为人们已经说过很多了，都知道了。我只补充一点，他是怎样做了这次联络员的。2001年，毛远新到我家作客时，他告诉我!1975年9月至10月，他作为祝贺新疆维普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代表团的副团长(团长是陈锡联)参加完庆祝回到北京后，毛主席告诉他，你不要回沈阳了，留在我身边做我和政治局的联络员吧，那两个“小耗子”跳船了。毛远新以毛主席的意志为意志，就这样，他留下来，做了毛主席的联络员。这实际上是他在“文革”中第三次做联络员。 “你帮帮她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毛远新曾告诉我：在1975年做联络员期间，有一次江青把我叫去。要我把她保险柜里的文件给登记一下，以便她查找。这件事没法拒绝。我就把她保险柜里的文件，按目录一一登记下来。交她看后，她说，这样我还是只知道题目，不知道内容，能不能每个文件都摘个内容提要。我觉得这样做，很费时间，很难做，我没答应。江青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谈这件事，还是要求我给她摘每份文件的内容提要。在这封信上毛主席画了一个圈，没批语。我不知是什么意思，我怕江青拿着毛主席画了圈的这封信找我，就去问毛主席。毛主席说：‘‘你帮帮她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毛远新说他进监狱是“三进宫” 毛远新说的所谓“三进宫”，是指当局两次准备想让他从监狱里出来，都没成功，以致他继续留在监狱里。1976年l0月8日晚抓“四人帮”时，毛远新也被换了住的地方，当时宣布对他是“保护审查”。其实和对“四人帮”的“隔离审查”没有什么不同，后来都是关在秦城监狱。按照毛远新的说法，这是“一进宫“。 1982年，有人奉上峰之命，找已关押了六七年的毛远新谈话，希望他写个材料，替毛主席承担一些责任，说这样做一下就可以出去了。毛远新说，这个责任，我承担不了，都有毛主席写或批的字，其数量有一大摞。那人再三劝说。毛远新答应写就写吧。接着说，材料在监狱怎么写啊?那人说：“好，给你找个地方。”毛远新住到了秦城监狱招待所。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写了一份材料，送上去。上面不满意，说他“顽固不化”。毛远新继续关进秦城监狱。他称这是“二进宫”。1986 年经过审判，毛远新被判刑17年。罪名是“崩覆无产价级专政”。毛远新告诉我，接照当时的意见，判过了就对他实行“假释”。在这时候，他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毛主席写的那些批示还给他——有关人员说，这恐怕不可能，毛主席写的东西，那是文献，都要存档的;二是在毛主席书房放着的一套新的《二十四史》，那是毛主席给他的，希望还给他——有关人员说，这个可写报告。毛远新比划着跟我说，你在电视上可以看到，在毛主席书房的一个地方放着同样版本的两套《二十四史》，那套旧的，是毛主席看过的，上面有他的批注;那套新的，就是毛主席送给我的。毛主席为什么送毛远新这套《二十四史》?毛远新解释说，在我当联络员期间，我拿毛主席看过的《二十四史》看，有时毛主席也要看，这就发生冲突。因为出现这种情况，毛主席说：孩子，这样吧，我给你搞一套同样版本的《二十四史》，你可以把我的批注抄在上面，这样我们都可以读了，并且还可以讨论。这就是毛主席送我一套《二十四史》的原因和情况。“天公不作美”。正准备“假释” 我的时候，恰逢胡耀邦辞去中央领导职务，这件事就被搁置起来，我继续被关在监狱。这就是毛远新所说的“三进宫”。 毛远新说：我的妈妈朱丹华，还有我的妻子、女儿，都急盼着我出来。1989年3月，我妈妈找了杨尚昆，要我“保外就医”。杨主席发令，公安部同意放我，让我到江西我妈妈那里去。这样决定后，公安部的人问我：“你什么时候走?”我毫不犹豫地答道：“明天就走!” ——这是我吸取了“假释”不成的教训，怕“夜长梦多”。公安部的人说，明天走怕搞不到票吧。我立马接上去说：“我不相信你们公安部的人搞不到几张去南昌的票!”就这样，第二天，我总算走出了呆了10多年的秦城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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