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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嘴里的“辩证法”
“中国人把结婚叫做红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很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小孩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人分裂出两个、三个,甚至八个、十个,像航空母舰一样…… 新事物的发生、变化、灭亡,老百姓都叫喜事。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一方面哭鼻子,一方面又觉得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两千多岁了,就很不妙!”
毛主席嘴里的“左”和“右”
“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好像妇女生娃娃,七个月就压出来,就是左了。过了九个月不准出来,就是右了。”
毛主席嘴里的原子弹
即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来说,算不了什么。
毛主席对帝国主义的奉告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毛主席谈战争与和平
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人民踊跃报名参军。对报名参军的人挑得很严,百里挑一,人们说比挑女婿还严。如果美帝国主义要再打,我们就跟它再打下去。
毛主席的自我评价
“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山尧山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毛主席谈王明
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左” 倾,这次则搞右倾。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 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毛主席谈反对大国主义
到现在还有人怀疑我们社会主义建不成功,说我们是假共产党,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些人吃完饭,睡完觉,就在那里宣传,说什么中国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中国建不成社会主义,要建成那才怪呢! 看吧,中国也许要变成一个帝国主义,除了美、英、法帝国主义以外,又出现了第四个帝国主义――中国! 现在中国没有工业,没有资本,可是过一百年以后,那才厉害呢! 成吉思汗复活,欧洲又要吃亏,也许要打到南斯拉夫去! 要防范“黄祸”呀! 绝不会如此! 中国党是个马列主义的政党,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我们认为,侵略就是犯罪,我们不侵犯别人一寸土、一根草。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在国际上,我们反对大国主义。我们工业虽少,但总算是大国,所以就有些人把尾巴翘起来。我们就告诉这些人“不要翘尾巴,要夹紧尾巴做人”。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就常常教育我“夹紧尾巴做人”。这句话很对,现在我就时常对同志们讲。
毛主席谈中国人的谦虚
现在中国人有谦虚的态度,愿意向别人学习,这也是有原因的,我们没有本钱:一、我们原先没有马列主义,这是学别人的;二、我们没有十月革命,是在十月革命三十二年以后才在一九四九年取得革命胜利的;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是一个支队,不是主力军;四、我们没有工业化,主要是农业和破破烂烂的手工业。因此,就是有人想翘尾巴,也没有本钱,顶多翘一两公尺。但是我们要预防将来,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危险了,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就更危险了。 ……中国过几十年在工业化后,翘尾巴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你们回去以后,请告诉你们的下一代,将来中国如果翘尾巴,翘到一万公尺以上,就批评它。要监督中国,要全世界都来监督中国。那个时候我就不在了,去找马克思开代表大会了。
毛主席谈斯大林
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看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长文章、《胜利冲昏头脑》等。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我曾写过一些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共三篇[23]:一篇是在延安庆祝他六十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他死后《真理报》要我写的。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不成?他死后,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要支持苏联,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延安的那篇文章,我抛掉了个人感情,把他当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矛盾的,感情上不愿写,但理智上不这样不行。
毛主席谈群众来信
我国很少有人公开批评我,我的缺点和错误人们都原谅。因为我们总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我们虽然也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但是人民觉得我们做的好事总比坏事多,因此人民就多予歌颂,少予批评。这样就造成偶像,有人批评我,大家就反对他,说是不尊重领袖。我和中央其他同志平均每天都能收到三百封信,其中总有几封信是批评我们的,但这都不署名,或署假名。他们并不怕我整他,而是怕周围的人整他。
毛主席谈领导人
你们提到的《论十大关系》,这是我和三十四个部长进行一个半月座谈的结果。我个人能提出什么意见呢?我只是总结了别人的意见,不是我的创造。制造任何东西都要有原料,也要有工厂。但我已不是一个好工厂了,旧了,要改良,要重新装备,像英国的工厂需要改装一样。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
毛主席谈中国的前途
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
毛主席偶尔也耍耍文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主席谈工人罢工游行问题
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