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肯色老同乡
阿肯色虽然是穷地方，可也是青山绿水的好地方。
正文
我国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农业丰收，最主要原因的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是种子革命。1973至1976年，我国南方籼型杂交水稻（育种代表为袁隆平）和北方杂交粳稻（育种代表为杨振玉）良种相继育成，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大面积推广，到八十年中期大体完成推广，使水稻单产较之前选育的普通良种约增加20%-30%。与此同时，小麦、玉米、棉花、油料等其它农作物也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以山东粮食产区为例，七十年代中后期，山东冬小麦产区开始推广山农辐63、烟农15号、济南13等良种，小麦单产较以前选育的跃进8号、昌乐5号、泰山5号、泰山1号、烟农685等良种约增加20%-30%；玉米开始推广丹玉6号、鲁单33号、鲁单36号、烟单14号、掖单2号等良种，单产较以前选育的烟三6号、群单105号、鲁三9号等良种约增加20%-40%...这对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搞过农业科技的人都知道，一个良种，从配育到选育、繁育、推广，顺利的话也要十几年的时间，而要配育推广良种，首先还要建立起农业科研推广体系。如，我国籼型杂交稻良种从开始研究到大体完成推广，用了近20年的时间。
第二是化肥革命。六十年代末开始到七十年代中页，我国各地陆续建成一大批中小型化肥厂，到1975年，已投产的化肥厂就使化肥施用量较1965年增长了3.1倍。1972年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后，西方允许部分民用产品对华出口，我国又迅速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并利用这些技水对原有化肥厂进行改造和扩建，这些装置和改扩建项目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刚好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地里起到了明显的增产作用，当时的增产幅度一般达20%-40%。
第三是水利革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自1958年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开始，各级政府每年利用农闲组织社员兴修水利，修路挖沟迁坟植树等整田改土，修造梯田，大面积垦荒，全国建成大小水库七八万座、塘坝无数，广袤的田野上，人工河道网、田间道路网、沟渠网、防护林网形成，极大地增强了农业灌排能力和防灾抗灾能力，保证了农业的稳产高产。这些现在很难组织完成的、投资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农业基础建设工程，即使到了今天，仍使我们在这方面很少投入，多多获益。据央视一台2006年底的一则报道，2007年开始，重庆市拟对上世纪六七年代修建的水库进行维修养护，以弥补30年来在农田水利上的欠账，需拿出300亿资金。这仅仅是一个重庆市针对部分水库这个单项的维修养护资金，若将全国范围内修建的水库、塘坝、人工河、沟渠、梯田、农路网、标准农田等用资金来衡量，那将是个天文数字。
第四是农业机械化。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1985年）记载，1975年我国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进一步大大提高，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是1965年的6.7倍和66倍，排灌动力机械增长4.9倍，用电量增长4.7倍。按照这一发展趋势，特别是在当时“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思想指导下，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必会进一步提高。农业机械的大量投入，为机械深耕、农业灌溉、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了保障，这对提高农作物产量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第五是耕作技术革命。由于农田水利系统的形成，生长期短且高产稳产抗倒良种的相继育成推广，农业机械及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使间作、套种、复种技术得到全面应用和推广，作物复种指数大大提高，从一年一熟实现了两年三熟、一年两熟，大大地提高了农业产出率。
第六就是化纤产品的大量使用。七十年代初，在国内石化、化纤产品迅速研究开发应用的同时，1973年1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四三方案”报告，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的时机，引进了包括北京上海黑龙江石化和辽阳化纤在内的3套大石化、４套大化纤项目，并利用进口设备对国内设备进行了自力更生的生产和改造。到1980年左右，这些项目相继投产，化纤产品大量投入国内市场，大大替代了棉产品，从而腾出了大量棉田用于粮油生产，提高了粮油的总产。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使得还没来得及全部享受到上述成果的1978年，我国粮食总产就由1952年的1.64亿吨，人均288公斤（人口5.69亿），增加到了3.05亿吨，人均319公斤（人口9.63亿），粮食总产年均递增2.42%。充分享受到上述成果的1979年后，我国粮食连年丰收，2004年全国粮食总产达到4.695亿吨，粮食总产年均递增1.67%。也正是包括上述原因，使得我国人口从1949年的5.4亿达到1978年的9.63亿时，人均寿命还能从35岁提高到67岁。
综上所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的农业丰收，是我国毛泽东时代对农业和支农工业大量投入的必然结果。
附一组数据：
1、全国粮食总产：1952年1.64亿吨，1957年1.95亿吨，1978年3.05亿吨，1982年3.55亿吨，2004年4.70亿吨。
2、粮食总产年均增长：1952-1957年农业合作化时期的5年为3.523%，1957-1982年人民公社时期的25年为2.425%，1952-1982年合作化与人民公社时期的30年为2.608%；1982-2004年大包干时期的22年为1.284%（注：由于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颁布前，全国仅少数老少边地区实行了大包干，其它绝大多数地区仍为村队集体经营体制，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后，全国才开始了大包干的“总进军”，故大包干的政策效果1983年后才能显示出来）
第一是种子革命。1973至1976年，我国南方籼型杂交水稻（育种代表为袁隆平）和北方杂交粳稻（育种代表为杨振玉）良种相继育成，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大面积推广，到八十年中期大体完成推广，使水稻单产较之前选育的普通良种约增加20%-30%。与此同时，小麦、玉米、棉花、油料等其它农作物也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以山东粮食产区为例，七十年代中后期，山东冬小麦产区开始推广山农辐63、烟农15号、济南13等良种，小麦单产较以前选育的跃进8号、昌乐5号、泰山5号、泰山1号、烟农685等良种约增加20%-30%；玉米开始推广丹玉6号、鲁单33号、鲁单36号、烟单14号、掖单2号等良种，单产较以前选育的烟三6号、群单105号、鲁三9号等良种约增加20%-40%...这对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搞过农业科技的人都知道，一个良种，从配育到选育、繁育、推广，顺利的话也要十几年的时间，而要配育推广良种，首先还要建立起农业科研推广体系。如，我国籼型杂交稻良种从开始研究到大体完成推广，用了近20年的时间。
第二是化肥革命。六十年代末开始到七十年代中页，我国各地陆续建成一大批中小型化肥厂，到1975年，已投产的化肥厂就使化肥施用量较1965年增长了3.1倍。1972年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后，西方允许部分民用产品对华出口，我国又迅速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并利用这些技水对原有化肥厂进行改造和扩建，这些装置和改扩建项目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刚好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地里起到了明显的增产作用，当时的增产幅度一般达20%-40%。
第三是水利革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自1958年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开始，各级政府每年利用农闲组织社员兴修水利，修路挖沟迁坟植树等整田改土，修造梯田，大面积垦荒，全国建成大小水库七八万座、塘坝无数，广袤的田野上，人工河道网、田间道路网、沟渠网、防护林网形成，极大地增强了农业灌排能力和防灾抗灾能力，保证了农业的稳产高产。这些现在很难组织完成的、投资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农业基础建设工程，即使到了今天，仍使我们在这方面很少投入，多多获益。据央视一台2006年底的一则报道，2007年开始，重庆市拟对上世纪六七年代修建的水库进行维修养护，以弥补30年来在农田水利上的欠账，需拿出300亿资金。这仅仅是一个重庆市针对部分水库这个单项的维修养护资金，若将全国范围内修建的水库、塘坝、人工河、沟渠、梯田、农路网、标准农田等用资金来衡量，那将是个天文数字。
第四是农业机械化。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1985年）记载，1975年我国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进一步大大提高，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是1965年的6.7倍和66倍，排灌动力机械增长4.9倍，用电量增长4.7倍。按照这一发展趋势，特别是在当时“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思想指导下，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必会进一步提高。农业机械的大量投入，为机械深耕、农业灌溉、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了保障，这对提高农作物产量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第五是耕作技术革命。由于农田水利系统的形成，生长期短且高产稳产抗倒良种的相继育成推广，农业机械及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使间作、套种、复种技术得到全面应用和推广，作物复种指数大大提高，从一年一熟实现了两年三熟、一年两熟，大大地提高了农业产出率。
第六就是化纤产品的大量使用。七十年代初，在国内石化、化纤产品迅速研究开发应用的同时，1973年1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四三方案”报告，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的时机，引进了包括北京上海黑龙江石化和辽阳化纤在内的3套大石化、４套大化纤项目，并利用进口设备对国内设备进行了自力更生的生产和改造。到1980年左右，这些项目相继投产，化纤产品大量投入国内市场，大大替代了棉产品，从而腾出了大量棉田用于粮油生产，提高了粮油的总产。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使得还没来得及全部享受到上述成果的1978年，我国粮食总产就由1952年的1.64亿吨，人均288公斤（人口5.69亿），增加到了3.05亿吨，人均319公斤（人口9.63亿），粮食总产年均递增2.42%。充分享受到上述成果的1979年后，我国粮食连年丰收，2004年全国粮食总产达到4.695亿吨，粮食总产年均递增1.67%。也正是包括上述原因，使得我国人口从1949年的5.4亿达到1978年的9.63亿时，人均寿命还能从35岁提高到67岁。
综上所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的农业丰收，是我国毛泽东时代对农业和支农工业大量投入的必然结果。
附一组数据：
1、全国粮食总产：1952年1.64亿吨，1957年1.95亿吨，1978年3.05亿吨，1982年3.55亿吨，2004年4.70亿吨。
2、粮食总产年均增长：1952-1957年农业合作化时期的5年为3.523%，1957-1982年人民公社时期的25年为2.425%，1952-1982年合作化与人民公社时期的30年为2.608%；1982-2004年大包干时期的22年为1.284%（注：由于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颁布前，全国仅少数老少边地区实行了大包干，其它绝大多数地区仍为村队集体经营体制，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后，全国才开始了大包干的“总进军”，故大包干的政策效果1983年后才能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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