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须放屁” 怎么唱？

zt 自 毕星星 《炎黄春秋》杂志2010第九期

文革中间，每年元旦，《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即所谓“两报一刊”都要发一个元旦社论，等于总结一年，传达中央新精神，展望来年，号召为什么什么而奋斗而奋勇前进之类。两报一刊是当时舆论阵地的制高点，它的社论基本上等同于中央文件的细化论述，因此举国上下都非常重视。
说话就到了当年12月，年底年初我们要写什么？大家都在猜测，打听。不久，我们听到说，元旦各大报刊要发表毛主席的两首新词，毛主席的指示肯定是报刊一个时期的宣传中心，今年初的宣传，看来要围绕这两首新词做文章了。
不久写作组就得到了两首新词的复印件。现在办公自动化，拾破烂的都会把自家的身份证复印了交到派出所。那时的复印机可是稀罕，怕是中央机关才有。听说这东西文件一过，嗤啦啦就会出现一模一样的另一份，我这个乡巴佬只觉得神奇的了不得。两首新词的复印件很快传到手上，领导告诉我，虽然不是主席亲笔，那上面的字儿可是照着原来手写的手迹复制下来的，不差一分一毫。还是大机关好，距离中央近，下边老百姓稀里糊涂还在东张西望不知道明年又要咋整，我这里这么快就看到了毛主席的的真迹，我实在兴奋又骄傲。
毛主席的两首诗词是《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前一首里边的名句，比如“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很快成为全国一派大好形势的形象化表达，至今依然有人袭用。“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也很快成为中国人民横扫一切害人虫的决心誓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则是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口号。后一首《鸟儿问答》原词是这样：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因为是毛主席的新词，我当然要仔细看。“秋月白”的“白”字，被主席划掉，改成“朗”，“朗”好在哪里呢？我不明白。全篇都是对话，旧体诗词，如果不加标断，如何判断那一句是大鹏，哪一句是“雀”？不过我当然不敢深究。最后一句，原词是“请君充我枵腹”，即把“雀儿”吃掉。主席划掉了，改成大家见到的定稿。吃掉“雀儿”，挺符合对话情景，不过还是“试看天地翻覆”有气势。主席改的，还有错？何况人家是改自己的词。
这几处改动，从笔迹看，主席用的是铅笔。从笔画的行走看，早已没有了当年的龙飞凤舞，天马行空，雄视天下，指点“小小寰球”的气势。字形小，笔画横竖都不稳当了，横行不平，下垂不直，看得出运笔之手强烈抖动，把持不住。一个印象：主席已经老迈年高，多病体弱。写一把字，手也不听指挥了。不过那个时候也只是一闪念，不敢细想。
这个时候，复刊不久的《诗刊》约我们写一篇学习毛主席新词的文章，赶在明年一期刊登主席新词时配合发表。我们学习那一篇呢？商量来去，我们感到，《重上井冈山》说的是国内，《鸟儿问答》写反帝反修，说的是国际。以我们所想，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该关注国际，强力反对帝修反才是。我们甚至主观猜度，新年的元旦社论，很可能题目就叫《试看天地翻覆》。
主席这首新词学习后理解了。两个鸟儿，一个“鲲鹏展翅九万里”，一个“蓬间雀”鼠目寸光。这里一个象征“革命力量”，一个象征“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被革命吓破了胆。词中“三家条约”指美英苏三家签订的禁止核试验条约，我们认为那是核垄断。“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是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讽刺，一看就明白。最后大鹏怒斥“不须放屁”，革命要席卷，天地要反转，这都是当年习惯使用的自我膨胀式的豪言壮语。
难就难在这个不须放屁。
中国文学传统中，有“词乃艳科”之说，凡作诗填词，是件极为风雅的事情。屎尿屁一类肮脏之物，大体不入诗词。鲁迅先生就曾经说，画家可以画这个那个，总不好画鼻涕，画大便。文人墨客偶尔打油一回，不过私下逗趣，登不得大雅之堂。这回却是伟大领袖的诗词堂皇的要在国内所有大报大字登上头版，还要你写出赞颂文章，这确实有些难为人。
我们只能挖空心思找美感，或者说把反感叙述转变成美感叙述。比如说，从古至今，俗语不能入诗，主席大胆使用俗语入诗，表现了主席一空依傍超越前人的革命首创精神。比如说“不须放屁”属于痛斥，表现了主席对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切齿痛恨和鄙视。言之不足，故痛骂之。使用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的民间表达方式，这又表现了革命领袖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通俗易懂，普及提高，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的文艺方向完全一致，主席身体力行等等。看来，只要不顾事实，不顾感受，道理全在人说。写作组的责任，是把一件毫无道理的事情说得有道理，还要说得理论化。
其实这时，最难交差的并不是我们。事后我们得知，歌舞团的日子，比我们难过多了。
主席发表了新词，词是要配唱的。除了移植样板戏，各地歌舞团没有什么能审查通过的作品演出。好容易有了主席诗词，唱歌跳舞的当然跃跃欲试。可是难也难在“不须放屁”。我们写文章胡搅几句大话空话还能说得过去，唱歌那是一板一眼要唱那四个字，把放屁唱成乐音，还要拖出跳跃跌宕的旋律，谁也觉得别扭，这也太难为了。不过逼到绝路上就会出聪明人，不久各地歌舞团一直到中央乐团都有颂歌献上。据我有限的感知，对付“不须放屁”，大致有以下三种方法：
第一：回避法。只唱《重上井冈山》，不唱《鸟儿问答》。既交代了歌颂主席新词的政治任务，又回避了难题。大多数基层歌舞团，都是这样做的。
第二：朗诵法。全诗都用合唱，到“不须放屁”处，音乐停止，一人站出来，类似领唱，但他不唱，一边挥臂指斥，一边高声诵骂：不——须——放——屁！前三字拉长，“屁”要短促有力，喷吐而出，显示对于修正主义的无比义愤。
第三：抑扬法。这种方法要求比较高，我记得只有中央乐团用过。前两种无论如何都还在回避，没有唱出主席的词句来。小乐团可以推说自己水平低，不敢轻慢主席诗词，中央乐团当然不行。你是中国水平，你不行谁行？中央乐团只好硬着头皮知难而上。据我的记忆，中央乐团的演唱，“不须放屁”当然是正儿八经谱了曲。演唱时强调“不须”，在“不须”之后拖长尾音，旋律略为上扬，然后突降，“放屁”低唱，轻唱，短促。全国只有一家中央乐团，能够正面突破，它也必须正面突破，否则《鸟儿问答》将不能演唱。至于到后来，其他团体还有些小创造，比如混声交响“不须放屁”之后，再来女声反复几次“不须放屁-不须放屁-不须放屁”，显示鄙视蔑视，那些都是小发明了。
无论如何，这一关总算过去了。国人自己难堪了一回，那可是给足了主席的面子。
若干年以后再回想这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人们会问，毛主席一首诗词，为啥给全国人民出了难题？这问题首先在毛主席作为一个词人，其创作突破了社会认可的写作伦理。当时不要说中国，即便全世界的写作传统，也忌讳不洁之物写进作品。没有别的原因，人生之为人，对不洁之物生理厌恶。文学作品描写此类，绝难产生美感。毛主席自己在训诫延安作家的讲话中，也曾讲过高下之分、粗细之分、文野之分。早先在欧洲，教堂禁止放屁。《犹太法典》禁止犹太人在拉屎或者放屁时将屁股对着圣都耶路撒冷方向。在社交场合放屁，是非常尴尬的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欧洲有说不尽的放屁笑话，然而在多数屁笑话里，放屁人都是尴尬可笑的角色。这些都说明，略为讲究举止文明，放屁之类脏话当然不好请上大雅之堂。
中外作家中也有写过放屁拉屎之类“题材”的，不过那些，或者打油，聊博一笑。或者自己私密写作，或者游戏制作，并不曾想到拿出来展示。近年公开的吴宓日记中，有好事的读者就发现了这位名教授的若干首歌咏骡马排粪的诗作。稍微接触过牲口的人都知道，这里写的是骡马拉粪。够形象也够恶心也够可笑。不过人家写在他的日记里，本来也没有打算拿去发表，兴会一时呈才使气，如之奈何？
毛主席的诗词不同。两首新词发表在各大报头版，那是当时分量最重的新闻，套用文革中常用的话，那是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总方针。对于主席诗词，当然只能做正面阐释。那时的所有报刊，所有舆论工具，也都只能这样解读，否则有违圣意。毛主席是神人，他的一举一动，当然奉若神明。开口必然金口玉言，放屁也如圣旨一般。自古君无戏言，一国之君，只能正襟危坐，举手投足咳嗽喷嚏都是发号施令。小民们硬是要从一词一句找出微言大义，以便贯彻落实。这就是当时的政治生活环境。
或许，毛主席只不过和读者开了个玩笑？这可是个搅乱江山的玩笑。在文革的政治高压下，全国人民噤若寒蝉，专制使人民变成集体痴呆，沉默寡言满脸死相是最安全的表情。即便传个笑话，也还是板起面孔保险。笑已经成为一种特权，在全国各大报刊开玩笑，那是最大的特权。估计当年，也只有他一人能够这么开玩笑说笑话。他爆了粗口，可没有人敢说这是粗俗，是使性子骂街，只能正面理解。全国人民一个一个一头扎进去辨析解读，那么多人孜孜以求，歌颂稀屎放金光，赞美放屁是独创。这才是史无前例的精神折磨，神州大舞台上演的天大笑话。
倾全国之功夫，博一人之胡闹，也算那个时候的举国体制。
今天我们的许多一把手，胡乱发一通言，要求下属深刻领会，学出花样，学出创意，也常见。追溯当年，乃祖之风，山高水长。
不禁想起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屁颂》。说是阎王一不留神放了个屁，有秀才小鬼连忙即兴创作一首《屁颂》呈上，赞曰：
高耸金臀，宏宣宝气。依稀乎丝竹之音，仿佛乎兰麝之味。臣值下风，不胜馨香之至。
我们写作组的文章，当年没有迎合了圣听。1976年的元旦社论谈的恰是《重上井冈山》，题目叫《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不过并不影响我们“学习毛主席另一首诗词”的文章发表。回头看，我们不过也是献上一份小小的《屁颂》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