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近来有关毛岸英之死的议论，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热火朝天。但是，令人奇怪的是，热衷争论的人们似乎对毛岸英生平事迹并不感兴趣，而只盯着一个“蛋炒饭”炒来炒去，令人匪夷所思。
本人对这个“蛋炒饭”的争论本不感兴趣，毛岸英和千千万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是光荣牺牲在了朝鲜的战场上，这是铁定的事实，有什么可争的呢？可是现在的闲人们竟然为一些本不是问题的枝节小叶争吵不休，让已经牺牲几十年的烈士无以安息。更有甚者，本来是探究烈士牺牲的经过，却演变成了吵架，演变成了相互的攻击、谩骂和侮辱，而且涉及到了很多无辜的当事者和见证人，这就有点不厚道了。我的父亲杨迪不幸也成了被辱骂，被侮辱的对象，做为他的儿子，我觉得我就应当说点什么了。
二
有人认为，“杨迪的回忆录《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中，关于毛岸英烈士牺牲经过的描绘，正是网上大量“因炒鸡蛋饭被敌机轰炸致死”一说的来源”。
那我们就来看看杨迪是怎么说的：
“第二天（即1950年11月25 日）拂晓前，……邓华副司令员派人来找我， 对我说：“你到彭总那里去看看，看洪副司令是不是已把彭总拉进防空洞了？”我迅速跑向彭总的防空洞，正看着洪副司令推着彭总进防空洞……
趁彭总和洪副司令正在摆棋子时，我赶快跑去向邓副司令报告。在我路过彭总办公室时，看到烟筒冒烟，立即跑进里面去看看，房里还有三个人正在用鸡蛋炒米饭吃。……三人中我只认识成普同志， 那两位同志我只知道一位是彭总的俄文翻译，一位是才从西北调来的参谋，他们的姓名我不知道。
我问成普：“老成，你们怎么敢用送给彭总的鸡蛋炒饭吃呢？赶快把火弄灭。”成普说：“我怎么敢呀，是那位翻译同志在炒饭。”我不高兴地说：“你要他赶快不要炒饭了，快将火扑灭，赶快离开房子，躲进防空洞去。”成普说：“我们马上就走。”说完，我就向邓副司令的防空洞跑去。
拂晓后，敌人的飞机编队飞临大榆洞上空，也不绕圈子就投弹，第一颗凝固汽油弹正投中彭总那间办公室，敌机群先将凝固汽油弹和炸弹投下后，绕过圈来就是俯冲扫射，然后就飞走了。
我迅速跑出来看看敌机轰炸情况，一眼就看到彭总办公室方向正着大火冒烟，迅速跑去，彭总办公室已炸塌。看到成普满脸黑乎乎地跑出来，棉衣也着了火，我要他赶快把棉衣棉裤都脱了，躺在地下打滚，将火滚灭。(凝固汽油弹，在当时是美空军的一种新式炸弹，用水扑灭不了)
我问成普：“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成普说：“听到飞机投弹声，就从你让我打开的窗户门跳出来的。”
我急着问：“那两位同志呢？。”成普说：“他们往床底下躲，没有出来。”
我着急地大声说：“他们怎么向床底下躲？一定被凝固汽油弹烧焦了。”我就要随来的参谋赶快去叫警卫营派部队来救火，叫医护人员来救人。
这就是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真实情况。”
这是不是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真实情况呢？让我们从以下几个层面来分析判断一下吧。
1.我第一次知道毛岸英牺牲的具体情形，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或更早），当时正值文化革命大动荡的高潮时期，亿万军民对毛泽东连同其活着的或已去世的亲属的崇敬心情，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社会上各种关于党史人物的故事广泛传播，其中就有关于毛岸英的种种传言。就此我询问了曾在志司工作战斗过的父亲杨迪，他向我讲了有关情况（与二十多年后他在他的书中所描述的完全一致）。从此，毛烈士牺牲的情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我以后每每在听到相关的不确切议论时，即以父亲的讲述予以纠正。
一贯在政治上非常谨慎小心的杨迪，能在那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之又紧的时候，无所顾忌地向我讲述毛岸英的故事，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所讲之事是事实；二是在这个事实中没有丝毫地对毛的不尊重，更不会是贬损。否则，他哪担得起由此引起的“立场问题”呢？
2.1984年，我到内蒙古（那时是划归辽宁省的）翁牛特旗去看望父亲在朝鲜时的老警卫员孙连元，其间我向他问起毛岸英的牺牲经过（没有任何启发诱导），老人以非常沉稳平静的口气，缓缓地讲了他所知道的故事，听后，我不禁脱口而出：你和我爸讲的一模一样。
这是个离开部队已经三十多年，在偏远的贫困中挣扎的老农民，但对当年在志司在自己身边发生的重大事件不仅记忆犹新，而且原汁原味。因为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他几乎没能再接触到当年的首长、战友，没有得到任何相关的信息，他的记忆是原始的，不带诸多政治派系的考虑和功利的色彩，他自然流畅地讲出当年的事情，且与杨迪的说法不谋而合，实在让人不能不相信，还是在五十多年前的朝鲜时，志司的官兵们就都已经知道“蛋炒饭”的故事了。
3.1985年5月6日，原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丁甘如，向来访者介绍了志愿军总部被炸和毛岸英遇难的情况。
他说：“十时许，美军飞机临空，没有绕圈子，一来就投弹，而且是凝固汽油弹，直接命中彭总办公室，瞬时烈焰冲天，正在炒饭吃的毛岸英和值班参谋高瑞欣，没有来得及跑出来，不幸牺牲。”
这是25年前在成都军区任职的丁甘如的讲述，其中明确地指出了毛岸英牺牲时是在“炒饭吃”。
4.杨迪的书作《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行笔始于1997年3月，成书出版于1998年9月，书中关于毛岸英牺牲的讲述，和作者二十多年前对我讲的别无二致。
杨迪的书是经过有关机关的审批，通过解放军出版社正式向社会出版发行的。如果他对毛岸英烈士牺牲经过的讲述有不实之处，有贬损的话，那么他将无法面对当时仍旧活在世上的老首长、老战友，还有毛家的亲人。以杨迪的处世为人，是绝对不会为讲一段故事而让自己成为漩涡中心，更不愿出现现如今这种“混战”的局面的。
另外，该书出版至今已有12年之久，除了在市场上公开发行销售了两万多册以外，光是杨迪赠送给当年志司的老首长、老战友的（包括网上经常见到的几个名字），就有一百多册。然而，为什么那时那些仍然健在，并且一直与杨迪有着联系的当事人、知情人没有提出“异议”呢？为什么没有出来说说他们经历的或知道的“真相”呢？
答案只有一个：事情大致如此，杨迪说的没错儿。
而且这还可以说明，“炒鸡蛋”的事情在那些老将军、老机关、老参谋们的眼里，根本就算不上是一件“事儿”（原因后面再讲）。
5.杨迪的述说以及他亲笔撰写的一百多万字的著作（除《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外，还有《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和《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两部著作），凭借的不仅仅是自己十分聪慧，记忆惊人的头脑，更有他白纸黑字的“作战日记”为依托（参看《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一书的扉页照片；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现分别保存在军事科学院、总参作战部和沈阳军区司令部）。如果说人的记忆有差错，但是那些即时的战地日记，是不会随大脑老化、世道变迁和人情世故而改变的。
6.至于有人说“屋内有四个人（一说五个人）”，并依据志司给军委的电报，指出这是杨迪的“一个十分明显的十分关键的错误”，并“试问杨迪及其回忆录的捉刀者：在这样重要的地方（人数）发生了如此低极的史实缪误，你们让人怎么相信你的“这就是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真实情况”？
杨迪在《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一书的卷首语中说：“……将我经历的历史，如实地按当时的情况写出来，只写我亲自做的和耳闻目睹的第一手的真情实况。这不仅是对历史的负责，也应该是对……后人负责。”所以杨迪在书中述说的，只是他亲自做的和亲眼看到的情节，他没看到的事情，他不会杜撰。他看到了房间里有三个人：成普、彭总的俄文翻译和新调来的参谋在“蛋炒饭”，就说了三个人的事儿。至于有人说“屋内有四个人（一说五个人）”，那是别人看见的，而不是杨迪的“低极的史实缪误”，因为从杨迪离开到美机轰炸，其间还有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又有何人到过彭总的办公室，做何事情，他无从知晓。
7.除了杨迪和丁甘如的述说，近两年来还有杨凤安（时任彭总的秘书）、成普（时任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毛、高牺牲现场的目击人之一）和赵南起（时任志愿军司令部朝鲜语翻译）等几位知情人、当事人在公开场合讲述了有关毛岸英之死的情况。其中杨凤安和赵南起都说到毛岸英二人牺牲时是在“热饭”、“弄饭吃”，而成普则没有提到吃饭的问题，只是含混地说“作战室没有鸡蛋，也没有炊具”，似乎间接地否定了“弄饭”说。
其实，如果他们在屋里没有“蛋炒饭”，成普就应当直接了当地告诉大家，当志司所有的人都按规定去防空的时候，他们究竟在屋里干什么呢？
我们知道，杨迪在书中不仅准确地说到彭总屋内鸡蛋的来源，还记述有详细的和成普关于“蛋炒饭”的对话。我觉得杨迪不可能凭空编出那么生动具体的一段对话，而且对话的对象还是出书时仍然活在世上的真名实姓的战友，那不是找“事儿”嘛。
对此成普也没有正面回答。
另外，成说到的“作战室”，记忆可能有误。因为发生不幸的地点是“彭总的办公室”，而不是“作战室”，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作战室是志愿军司令机关众多人员实施作业，指挥战事的地方，是大型场合，这里可能不会有炊具，一般也不会有床铺。而彭总的办公室则不仅是彭总办公的地方，也是彭总生活、休息的地方，是小型场合。在这里本来就备有冬天取暖的小炉子，顺便再备几件炊具和油盐酱醋之类，那是再应该，再正常不过的了。更何况在战争年代，什么东西不能用来代替炊具呢？脸盆、饭盆、饭盒、茶缸，甚至钢盔都是可以派上用场的。毛岸英们正是熟知彭总办公室的“秘密”，才会到那里去弄饭吃，合情合理。
成普间接否定“弄饭”，说服力不足。
喏，至此肯定与“间接否定”成四比零点五状，信谁？
8.当年志司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不只首长要过问事情的原委，就是一般的干部战士也都会打听“怎么回事儿”。所以，首长们得到的即时报告，绝对应当是准确的，一致的。以当时丁甘如（作战处处长）、杨迪（作战处副处长）、杨凤安（彭总的秘书）、成普（作战处副处长）等四人的身份、职务，不可能有众口不一的汇报，他们的汇报内容应当是完全一致的，唯一的。而且之后传遍志司官兵的事件经过，也一定是同样的版本（孙连元的讲述就充分证明了这点）。
综上所述，我认为，杨迪的讲述的是他亲眼所见，不含褒贬，只是事实，且前后几十年是一致的，符合逻辑的。再辅以丁甘如、杨凤安、赵南起、孙连元等人的旁证，杨迪做出的“这就是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真实情况”的结论，客观，坦诚，真实，是经得起历史的考证的。
三
按说我们为杨迪讲述的解析就是以上这些了，但是我们看到，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说法流传网间，其中有误解，也有无知，不妨在此顺带做个解释和说明。
1.关于战时司令机关的作息
为什么要说说这个似乎不相干的话题呢？主要是因为在关于毛岸英之死的争论中，还牵扯到毛“没有按时起床”，“早饭未赶得上吃”，“好睡懒觉”等等说辞。说句公道话，上述这些表现都不是大问题，因为战时司令机关是没有严格的作息时间的。战况紧急，首长随时要情况、下指示、发命令，整个机关完全是依着战况围着首长转，常常是通宵达旦，甚至是几天几夜不吃不睡，极为辛苦。于是睡觉、吃饭就是忙里偷闲的头等大事，稍得闲暇，不是赶紧睡一觉，就是赶紧寻摸点儿吃食填饱肚子。不这样做是不行的，因为不定什么时候任务又来了，不吃不睡连轴转，任谁也坚持不了多久。所以毛岸英“起床晚了”，“没能和大家一起吃上早饭”，“和高、成一块儿到彭总的屋内弄点儿蛋炒饭”根本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更不是错误。如果说毛岸英“蛋炒饭”不合适宜，那彭总、洪总与此同时的对弈又怎么讲呢？真奇怪，为什么现在人们紧盯着“蛋炒饭”不放，炒来炒去，少见多怪，没有一点意义。
2. 毛岸英的过失在于私自出洞下山
11月24日志司上空发现美机后，就发布了防空号令，要求志司机关的所有人员第二天：“一.拂晓后一律不准升火冒烟；二.拂晓前所有人员必须吃完早饭并进入防空洞躲避……”，这防空号令就是纪律。
可是，毛岸英等却出洞下山了，所以归根结底，毛等人“弄吃的”不是错误，但枉顾防空纪律出洞下山就不妥当了，这才是毛岸英和高瑞欣二人悲剧的根本原因。
3. 关于“处理急件”和“抢救文件资料”
有说毛岸英下山前在“处理急件，然后……”云云，我说这与毛“弄饭吃”乃至被炸身亡的事情没有必然联系，因为“处理急件”应该是在山洞，“弄饭吃”是在山下房屋，两个行为在时间、空间上均不搭旮。此说应与主题无关。
如果有人坚持“处理急件”说，那他是在处理什么“急件”呢？我们知道，战时首长司令机关的紧急文件，一般为军令、情报和内部上下级往来的电文，它们分别是由作战部门，情报（侦查）部门和机要通信部门负责。毛当时的职务是“俄文翻译”，与上述部门并无直接的职责联系，而且志司与苏联方面也没有直接的俄文电报往来（所有与苏联有关的事宜，要么经过中国国内转达，要么由苏联驻朝代表与志司面洽，毛岸英的用场即在于此），所以，志司没有必须由毛岸英处理的“急件”。
另外，杨凤安在2004年《时代潮》第19期中说：“办公室的成员对他（指毛岸英）也很尊重，除俄语翻译外，办公室未分配他作战值班任务。”请注意2004这个年份，那时关于毛岸英之死的争论尚未开始，杨凤安说话的心态应该是很自然、很平和的，还不会受“舆论”的干扰。
还有，当年志愿军总部政治部主任，后南京军区政治委员的杜平将军，在所著《在志愿军总部的日日夜夜》一书中也说到，毛岸英在（牺牲）那一天，没有被安排值班任务（该书第94页）。
在某电视剧中所描述的，毛是“为抢救机密文件”而下山，而牺牲。可是，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彭总身边有那么多秘书、参谋、干事、警卫人员，他们在进行防空准备的时候，一定会把所有的文件资料都收拾好（此时没有空袭警报，应当很从容），带到安全的地点，决不会遗落什么而让毛岸英在美机临空的时候，去抢救，去牺牲的。剧中的描述不仅不是事情的真实景况，而且有肆意贬低彭办其他同志之嫌。
再说，如果毛岸英等真是为抢救重要文件资料而致牺牲，志司的领导机关及其直属的政治部门理应为他们评功授奖，但是，我们至今没有看到过任何关于毛高二人立功授奖的信息。
无中生有、画蛇添足的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故事的可信度愈发不足。
4.关于躲避炸弹的常识
在杨迪与成普的对话中，是成普说“他们往床底下躲，没有出来”，因而被烧死的。有人对这个说法甚为不满，说它“不但经不起推敲而且很恶劣可鄙”，进而认定“这（说法）和成普无关。极有可能是杨迪本人或者捉刀代笔的文人的编造”。真有意思，明明话从成普口中出，其人却专意攻击杨迪，岂有此理。显然，他极不满意的，是姓毛的岸英临危时怎么能钻到床底下去呢？那不是太那个了吗？
不知这个不满的人有没有一点军事常识。在战争时期，无论何种人士遇到炸弹或炮弹的袭击，第一是跑到距离最近的遮蔽物下进行躲避；第二在附近没有遮蔽物的情况下，就低洼处卧倒；第三……（略）。这不仅是对军队官兵的基本训练科目之一，也是所有人等的基本选择。普通人如此，“不普通”的人也是如此。
那同样在房间里的三个人，为什么成普跑出来了，为什么毛高二人没跑出来？这与三人当时所处的位置有关，也与每个人的瞬时反应差异有关。成由于处在距门窗较近的地方，加之经杨迪、杨凤安的两次招呼，头脑中已经有了赶紧离开的较强意识，所以当他听到炸弹下落的呼啸声，就迅速地跑出了房间。而毛高二人由于所处位置可能距门窗较远，加之二人正在专心致志地弄饭吃，所以当他们也听到炸弹下落的呼啸声及战友的招呼声，想冲出房间时，直觉让他们感到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一弯腰，顺势躲到了床下。这一系列瞬时的防护动作符合教范的要求，没有不当。就是现在人民防空（地震）时的自救要则，也是先跑后躲，跑不及就躲（床等家具下）。任谁也不会昂首挺胸地面对敌人的炸弹的。
既然是规范的防护动作，为何还牺牲了呢？我以为，首先，战争中的偶然性极大，子弹炮弹都没长眼，伤着谁，不伤着谁，谁也无法预料。第二，问题在于这回美军投下的不是普通炸弹，而是凝固汽油弹。如果美军投的是普通炸弹，只要其落点不是在距床很近的范围之内，那么毛高二人就可能凭借床、桌等的掩护（哪怕是微弱的掩护），增加生存的几率（还要看炸弹的当量）。凝固汽油弹与普通炸弹大不相同，这种炸弹在爆炸的瞬间，在一定的范围内，会产生一两千度的高温不说，还会在同样的范围内造成极度缺氧的状况，在这样的条件下，躲在屋内的毛、高所处的境况就极其不妙了，先是被高温灼伤呼吸道，然后窒息昏迷，最终被烈火烧焦，结果就是巨大的悲剧。
5.关于毛岸英在志司最高作战会议上的表现
在杨迪的著作《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有一段对毛岸英在志司最高作战会议上的表现的描述，对这段描述，有人也是十分地不高兴，说：“书中对毛岸英的负面描绘比比皆是，……这些描绘，给人以毛岸英烈士是个骄横而且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的印象。其影响也十分恶劣。”
这次的志司最高作战会议，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那就是38军的作战行动，因判断失误没有能坚决地执行彭总的意图，战斗结果不理想。彭总为此非常恼火，在会上严厉地批评了38军军长梁兴初，会议的气氛非常压抑、紧张。就在这种情况下，毛岸英趁着会议沉闷的间歇，起身到地图前，发了一通议论。
在如此高级别的作战会上，在如此高度严肃紧张的气氛下，毛岸英的行为是极为罕见的，也是很不得体的，因为毛的言行严重违背了常识性的规矩，以他的职务身份，本没有参加这样会议的资格，更没有不请自言的权力，可是他却在全是司令、军长的人群中，做出了令所有人意外的举动，实在过于唐突。知道他身份的人（彭总等）不好意思制止他，不知道他身份的人，不敢制止他——彭总都没说话呢。但是，惊讶、奇怪和疑问则肯定是每一个与会人的共同心理反应，因为这小伙子的表现实在太出格了。
杨迪自1940年初即调入军委作战局工作，是老参谋，老机关了，深谙这种司令机关工作的规则和纪律，毛的行为让他实在无法理解，也看不惯，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反应了，没有什么不对。我想，只要没有偏见，任何人遇到这种情况也是一定会有想法的。如果有人心里没反应，以为正常，那才是不正常的呢，而且是很不正常！
至于杨的描写是否是“负面的”，那就是个人的感觉了。杨的描述是客观的，毛的行为是自己做出来的，做什么样，人家就感觉什么样，怨不得什么“正面”“负面”。毛岸英是普通人，就和所有普通人一样有他自己的特性，优点就是优点，缺点就是缺点，优点缺点共存一身，不是这样吗？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我倒觉得杨迪的描写挺好，把一个敢说敢做又不那么世故，率真又带点儿调皮的毛岸英，鲜活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多好。
四
最后再说说杨迪亲笔所写的书吧。
有总是鄙视、贬损、辱骂杨迪的人说，“杨迪的这本回忆录从文字来看，可读性十分强，甚至不乏几分文彩。从作者的年龄及回忆录的篇幅来看，以自己亲自动笔完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由文人操刀代笔的可能性极大。”
哈哈，到底还是说了一句公道话，杨迪的书的确可读性十分强，甚至不乏几分文彩，但是，这书还就是杨迪一笔一划地亲笔所写，由文人操刀代笔的可能性才真的为零。你真是太“孤寡”了，太小看人了。
看看杨迪在《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一书的前言中的字迹：
“我已经写了一本《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一本《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都没有请人题写书名、题字、作序，而是请读者自己来评价，让历史去评说。”
“还有一点，我虽已年迈，但写每一本书，从来不请人代笔，我也没有学会用电脑打字，仍然是亲自一个字一个字地坚持写。这样，我慢慢地写着就能很自然地回忆起当时的历史情景，带着感情写出来，会更真实。”
事实正是如此，做为杨迪的亲属，我们是亲眼看着他起早贪黑，不顾年老力衰，不顾重病缠身，一个字一个字地，耗时5年，写出了总共一百多万字的三本书，了不起啊，真正的了不起！绝对的呕心沥血！！我们曾想帮父亲修改文字、语法，润色文采，可都被他拒绝了，他说：不用，我就是要保持我的本色，显示我真实的水平，让读者看到一个真实的杨迪（三本书的内容，基本上记录了他半生的足迹）。我们无语。
顺便说一句，杨迪的三本书上市发行后获广泛好评，供不应求，已经三次印刷，总数达四五万册。
正是由于杨迪的如实记述，留给我们以及后人那么多生动、鲜活、实在、平凡、伟大的人物形象：彭德怀、叶剑英、陈毅、陈赓、李克农、邓华、洪学智、赖传珠、韩先楚、梁兴初、伍修权、郭化若、安东、丁甘如、徐国夫、龙桂林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毛岸英），还有我军革命战争时期质朴的物质生活和浪漫的精神生活（将军们喜吃白斩鸡，更喜跳交际舞），多生动的记述啊！看到这些，我们难道不应该感谢杨迪吗？他的记述难道不比那些充满官话套话的官样文章有意思得多吗？珍贵得多吗？
人生来都是平等的，杨迪、成普、杨凤安、赵南起、毛岸英、高瑞欣，还有杨根思、邱少云等都是平等的，他们都是志愿军的英雄和烈士，都值得我们永远崇敬、怀念！真没必要为了某种目的去刻意地拔高一些人，再刻意地去贬低另一些人，然后相互攻击、谩骂，有意思吗？有意义吗？
还是歇了吧！
2010年12月27日
本人对这个“蛋炒饭”的争论本不感兴趣，毛岸英和千千万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是光荣牺牲在了朝鲜的战场上，这是铁定的事实，有什么可争的呢？可是现在的闲人们竟然为一些本不是问题的枝节小叶争吵不休，让已经牺牲几十年的烈士无以安息。更有甚者，本来是探究烈士牺牲的经过，却演变成了吵架，演变成了相互的攻击、谩骂和侮辱，而且涉及到了很多无辜的当事者和见证人，这就有点不厚道了。我的父亲杨迪不幸也成了被辱骂，被侮辱的对象，做为他的儿子，我觉得我就应当说点什么了。
二
有人认为，“杨迪的回忆录《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中，关于毛岸英烈士牺牲经过的描绘，正是网上大量“因炒鸡蛋饭被敌机轰炸致死”一说的来源”。
那我们就来看看杨迪是怎么说的：
“第二天（即1950年11月25 日）拂晓前，……邓华副司令员派人来找我， 对我说：“你到彭总那里去看看，看洪副司令是不是已把彭总拉进防空洞了？”我迅速跑向彭总的防空洞，正看着洪副司令推着彭总进防空洞……
趁彭总和洪副司令正在摆棋子时，我赶快跑去向邓副司令报告。在我路过彭总办公室时，看到烟筒冒烟，立即跑进里面去看看，房里还有三个人正在用鸡蛋炒米饭吃。……三人中我只认识成普同志， 那两位同志我只知道一位是彭总的俄文翻译，一位是才从西北调来的参谋，他们的姓名我不知道。
我问成普：“老成，你们怎么敢用送给彭总的鸡蛋炒饭吃呢？赶快把火弄灭。”成普说：“我怎么敢呀，是那位翻译同志在炒饭。”我不高兴地说：“你要他赶快不要炒饭了，快将火扑灭，赶快离开房子，躲进防空洞去。”成普说：“我们马上就走。”说完，我就向邓副司令的防空洞跑去。
拂晓后，敌人的飞机编队飞临大榆洞上空，也不绕圈子就投弹，第一颗凝固汽油弹正投中彭总那间办公室，敌机群先将凝固汽油弹和炸弹投下后，绕过圈来就是俯冲扫射，然后就飞走了。
我迅速跑出来看看敌机轰炸情况，一眼就看到彭总办公室方向正着大火冒烟，迅速跑去，彭总办公室已炸塌。看到成普满脸黑乎乎地跑出来，棉衣也着了火，我要他赶快把棉衣棉裤都脱了，躺在地下打滚，将火滚灭。(凝固汽油弹，在当时是美空军的一种新式炸弹，用水扑灭不了)
我问成普：“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成普说：“听到飞机投弹声，就从你让我打开的窗户门跳出来的。”
我急着问：“那两位同志呢？。”成普说：“他们往床底下躲，没有出来。”
我着急地大声说：“他们怎么向床底下躲？一定被凝固汽油弹烧焦了。”我就要随来的参谋赶快去叫警卫营派部队来救火，叫医护人员来救人。
这就是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真实情况。”
这是不是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真实情况呢？让我们从以下几个层面来分析判断一下吧。
1.我第一次知道毛岸英牺牲的具体情形，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或更早），当时正值文化革命大动荡的高潮时期，亿万军民对毛泽东连同其活着的或已去世的亲属的崇敬心情，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社会上各种关于党史人物的故事广泛传播，其中就有关于毛岸英的种种传言。就此我询问了曾在志司工作战斗过的父亲杨迪，他向我讲了有关情况（与二十多年后他在他的书中所描述的完全一致）。从此，毛烈士牺牲的情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我以后每每在听到相关的不确切议论时，即以父亲的讲述予以纠正。
一贯在政治上非常谨慎小心的杨迪，能在那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之又紧的时候，无所顾忌地向我讲述毛岸英的故事，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所讲之事是事实；二是在这个事实中没有丝毫地对毛的不尊重，更不会是贬损。否则，他哪担得起由此引起的“立场问题”呢？
2.1984年，我到内蒙古（那时是划归辽宁省的）翁牛特旗去看望父亲在朝鲜时的老警卫员孙连元，其间我向他问起毛岸英的牺牲经过（没有任何启发诱导），老人以非常沉稳平静的口气，缓缓地讲了他所知道的故事，听后，我不禁脱口而出：你和我爸讲的一模一样。
这是个离开部队已经三十多年，在偏远的贫困中挣扎的老农民，但对当年在志司在自己身边发生的重大事件不仅记忆犹新，而且原汁原味。因为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他几乎没能再接触到当年的首长、战友，没有得到任何相关的信息，他的记忆是原始的，不带诸多政治派系的考虑和功利的色彩，他自然流畅地讲出当年的事情，且与杨迪的说法不谋而合，实在让人不能不相信，还是在五十多年前的朝鲜时，志司的官兵们就都已经知道“蛋炒饭”的故事了。
3.1985年5月6日，原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丁甘如，向来访者介绍了志愿军总部被炸和毛岸英遇难的情况。
他说：“十时许，美军飞机临空，没有绕圈子，一来就投弹，而且是凝固汽油弹，直接命中彭总办公室，瞬时烈焰冲天，正在炒饭吃的毛岸英和值班参谋高瑞欣，没有来得及跑出来，不幸牺牲。”
这是25年前在成都军区任职的丁甘如的讲述，其中明确地指出了毛岸英牺牲时是在“炒饭吃”。
4.杨迪的书作《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行笔始于1997年3月，成书出版于1998年9月，书中关于毛岸英牺牲的讲述，和作者二十多年前对我讲的别无二致。
杨迪的书是经过有关机关的审批，通过解放军出版社正式向社会出版发行的。如果他对毛岸英烈士牺牲经过的讲述有不实之处，有贬损的话，那么他将无法面对当时仍旧活在世上的老首长、老战友，还有毛家的亲人。以杨迪的处世为人，是绝对不会为讲一段故事而让自己成为漩涡中心，更不愿出现现如今这种“混战”的局面的。
另外，该书出版至今已有12年之久，除了在市场上公开发行销售了两万多册以外，光是杨迪赠送给当年志司的老首长、老战友的（包括网上经常见到的几个名字），就有一百多册。然而，为什么那时那些仍然健在，并且一直与杨迪有着联系的当事人、知情人没有提出“异议”呢？为什么没有出来说说他们经历的或知道的“真相”呢？
答案只有一个：事情大致如此，杨迪说的没错儿。
而且这还可以说明，“炒鸡蛋”的事情在那些老将军、老机关、老参谋们的眼里，根本就算不上是一件“事儿”（原因后面再讲）。
5.杨迪的述说以及他亲笔撰写的一百多万字的著作（除《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外，还有《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和《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两部著作），凭借的不仅仅是自己十分聪慧，记忆惊人的头脑，更有他白纸黑字的“作战日记”为依托（参看《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一书的扉页照片；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现分别保存在军事科学院、总参作战部和沈阳军区司令部）。如果说人的记忆有差错，但是那些即时的战地日记，是不会随大脑老化、世道变迁和人情世故而改变的。
6.至于有人说“屋内有四个人（一说五个人）”，并依据志司给军委的电报，指出这是杨迪的“一个十分明显的十分关键的错误”，并“试问杨迪及其回忆录的捉刀者：在这样重要的地方（人数）发生了如此低极的史实缪误，你们让人怎么相信你的“这就是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真实情况”？
杨迪在《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一书的卷首语中说：“……将我经历的历史，如实地按当时的情况写出来，只写我亲自做的和耳闻目睹的第一手的真情实况。这不仅是对历史的负责，也应该是对……后人负责。”所以杨迪在书中述说的，只是他亲自做的和亲眼看到的情节，他没看到的事情，他不会杜撰。他看到了房间里有三个人：成普、彭总的俄文翻译和新调来的参谋在“蛋炒饭”，就说了三个人的事儿。至于有人说“屋内有四个人（一说五个人）”，那是别人看见的，而不是杨迪的“低极的史实缪误”，因为从杨迪离开到美机轰炸，其间还有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又有何人到过彭总的办公室，做何事情，他无从知晓。
7.除了杨迪和丁甘如的述说，近两年来还有杨凤安（时任彭总的秘书）、成普（时任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毛、高牺牲现场的目击人之一）和赵南起（时任志愿军司令部朝鲜语翻译）等几位知情人、当事人在公开场合讲述了有关毛岸英之死的情况。其中杨凤安和赵南起都说到毛岸英二人牺牲时是在“热饭”、“弄饭吃”，而成普则没有提到吃饭的问题，只是含混地说“作战室没有鸡蛋，也没有炊具”，似乎间接地否定了“弄饭”说。
其实，如果他们在屋里没有“蛋炒饭”，成普就应当直接了当地告诉大家，当志司所有的人都按规定去防空的时候，他们究竟在屋里干什么呢？
我们知道，杨迪在书中不仅准确地说到彭总屋内鸡蛋的来源，还记述有详细的和成普关于“蛋炒饭”的对话。我觉得杨迪不可能凭空编出那么生动具体的一段对话，而且对话的对象还是出书时仍然活在世上的真名实姓的战友，那不是找“事儿”嘛。
对此成普也没有正面回答。
另外，成说到的“作战室”，记忆可能有误。因为发生不幸的地点是“彭总的办公室”，而不是“作战室”，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作战室是志愿军司令机关众多人员实施作业，指挥战事的地方，是大型场合，这里可能不会有炊具，一般也不会有床铺。而彭总的办公室则不仅是彭总办公的地方，也是彭总生活、休息的地方，是小型场合。在这里本来就备有冬天取暖的小炉子，顺便再备几件炊具和油盐酱醋之类，那是再应该，再正常不过的了。更何况在战争年代，什么东西不能用来代替炊具呢？脸盆、饭盆、饭盒、茶缸，甚至钢盔都是可以派上用场的。毛岸英们正是熟知彭总办公室的“秘密”，才会到那里去弄饭吃，合情合理。
成普间接否定“弄饭”，说服力不足。
喏，至此肯定与“间接否定”成四比零点五状，信谁？
8.当年志司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不只首长要过问事情的原委，就是一般的干部战士也都会打听“怎么回事儿”。所以，首长们得到的即时报告，绝对应当是准确的，一致的。以当时丁甘如（作战处处长）、杨迪（作战处副处长）、杨凤安（彭总的秘书）、成普（作战处副处长）等四人的身份、职务，不可能有众口不一的汇报，他们的汇报内容应当是完全一致的，唯一的。而且之后传遍志司官兵的事件经过，也一定是同样的版本（孙连元的讲述就充分证明了这点）。
综上所述，我认为，杨迪的讲述的是他亲眼所见，不含褒贬，只是事实，且前后几十年是一致的，符合逻辑的。再辅以丁甘如、杨凤安、赵南起、孙连元等人的旁证，杨迪做出的“这就是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真实情况”的结论，客观，坦诚，真实，是经得起历史的考证的。
三
按说我们为杨迪讲述的解析就是以上这些了，但是我们看到，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说法流传网间，其中有误解，也有无知，不妨在此顺带做个解释和说明。
1.关于战时司令机关的作息
为什么要说说这个似乎不相干的话题呢？主要是因为在关于毛岸英之死的争论中，还牵扯到毛“没有按时起床”，“早饭未赶得上吃”，“好睡懒觉”等等说辞。说句公道话，上述这些表现都不是大问题，因为战时司令机关是没有严格的作息时间的。战况紧急，首长随时要情况、下指示、发命令，整个机关完全是依着战况围着首长转，常常是通宵达旦，甚至是几天几夜不吃不睡，极为辛苦。于是睡觉、吃饭就是忙里偷闲的头等大事，稍得闲暇，不是赶紧睡一觉，就是赶紧寻摸点儿吃食填饱肚子。不这样做是不行的，因为不定什么时候任务又来了，不吃不睡连轴转，任谁也坚持不了多久。所以毛岸英“起床晚了”，“没能和大家一起吃上早饭”，“和高、成一块儿到彭总的屋内弄点儿蛋炒饭”根本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更不是错误。如果说毛岸英“蛋炒饭”不合适宜，那彭总、洪总与此同时的对弈又怎么讲呢？真奇怪，为什么现在人们紧盯着“蛋炒饭”不放，炒来炒去，少见多怪，没有一点意义。
2. 毛岸英的过失在于私自出洞下山
11月24日志司上空发现美机后，就发布了防空号令，要求志司机关的所有人员第二天：“一.拂晓后一律不准升火冒烟；二.拂晓前所有人员必须吃完早饭并进入防空洞躲避……”，这防空号令就是纪律。
可是，毛岸英等却出洞下山了，所以归根结底，毛等人“弄吃的”不是错误，但枉顾防空纪律出洞下山就不妥当了，这才是毛岸英和高瑞欣二人悲剧的根本原因。
3. 关于“处理急件”和“抢救文件资料”
有说毛岸英下山前在“处理急件，然后……”云云，我说这与毛“弄饭吃”乃至被炸身亡的事情没有必然联系，因为“处理急件”应该是在山洞，“弄饭吃”是在山下房屋，两个行为在时间、空间上均不搭旮。此说应与主题无关。
如果有人坚持“处理急件”说，那他是在处理什么“急件”呢？我们知道，战时首长司令机关的紧急文件，一般为军令、情报和内部上下级往来的电文，它们分别是由作战部门，情报（侦查）部门和机要通信部门负责。毛当时的职务是“俄文翻译”，与上述部门并无直接的职责联系，而且志司与苏联方面也没有直接的俄文电报往来（所有与苏联有关的事宜，要么经过中国国内转达，要么由苏联驻朝代表与志司面洽，毛岸英的用场即在于此），所以，志司没有必须由毛岸英处理的“急件”。
另外，杨凤安在2004年《时代潮》第19期中说：“办公室的成员对他（指毛岸英）也很尊重，除俄语翻译外，办公室未分配他作战值班任务。”请注意2004这个年份，那时关于毛岸英之死的争论尚未开始，杨凤安说话的心态应该是很自然、很平和的，还不会受“舆论”的干扰。
还有，当年志愿军总部政治部主任，后南京军区政治委员的杜平将军，在所著《在志愿军总部的日日夜夜》一书中也说到，毛岸英在（牺牲）那一天，没有被安排值班任务（该书第94页）。
在某电视剧中所描述的，毛是“为抢救机密文件”而下山，而牺牲。可是，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彭总身边有那么多秘书、参谋、干事、警卫人员，他们在进行防空准备的时候，一定会把所有的文件资料都收拾好（此时没有空袭警报，应当很从容），带到安全的地点，决不会遗落什么而让毛岸英在美机临空的时候，去抢救，去牺牲的。剧中的描述不仅不是事情的真实景况，而且有肆意贬低彭办其他同志之嫌。
再说，如果毛岸英等真是为抢救重要文件资料而致牺牲，志司的领导机关及其直属的政治部门理应为他们评功授奖，但是，我们至今没有看到过任何关于毛高二人立功授奖的信息。
无中生有、画蛇添足的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故事的可信度愈发不足。
4.关于躲避炸弹的常识
在杨迪与成普的对话中，是成普说“他们往床底下躲，没有出来”，因而被烧死的。有人对这个说法甚为不满，说它“不但经不起推敲而且很恶劣可鄙”，进而认定“这（说法）和成普无关。极有可能是杨迪本人或者捉刀代笔的文人的编造”。真有意思，明明话从成普口中出，其人却专意攻击杨迪，岂有此理。显然，他极不满意的，是姓毛的岸英临危时怎么能钻到床底下去呢？那不是太那个了吗？
不知这个不满的人有没有一点军事常识。在战争时期，无论何种人士遇到炸弹或炮弹的袭击，第一是跑到距离最近的遮蔽物下进行躲避；第二在附近没有遮蔽物的情况下，就低洼处卧倒；第三……（略）。这不仅是对军队官兵的基本训练科目之一，也是所有人等的基本选择。普通人如此，“不普通”的人也是如此。
那同样在房间里的三个人，为什么成普跑出来了，为什么毛高二人没跑出来？这与三人当时所处的位置有关，也与每个人的瞬时反应差异有关。成由于处在距门窗较近的地方，加之经杨迪、杨凤安的两次招呼，头脑中已经有了赶紧离开的较强意识，所以当他听到炸弹下落的呼啸声，就迅速地跑出了房间。而毛高二人由于所处位置可能距门窗较远，加之二人正在专心致志地弄饭吃，所以当他们也听到炸弹下落的呼啸声及战友的招呼声，想冲出房间时，直觉让他们感到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一弯腰，顺势躲到了床下。这一系列瞬时的防护动作符合教范的要求，没有不当。就是现在人民防空（地震）时的自救要则，也是先跑后躲，跑不及就躲（床等家具下）。任谁也不会昂首挺胸地面对敌人的炸弹的。
既然是规范的防护动作，为何还牺牲了呢？我以为，首先，战争中的偶然性极大，子弹炮弹都没长眼，伤着谁，不伤着谁，谁也无法预料。第二，问题在于这回美军投下的不是普通炸弹，而是凝固汽油弹。如果美军投的是普通炸弹，只要其落点不是在距床很近的范围之内，那么毛高二人就可能凭借床、桌等的掩护（哪怕是微弱的掩护），增加生存的几率（还要看炸弹的当量）。凝固汽油弹与普通炸弹大不相同，这种炸弹在爆炸的瞬间，在一定的范围内，会产生一两千度的高温不说，还会在同样的范围内造成极度缺氧的状况，在这样的条件下，躲在屋内的毛、高所处的境况就极其不妙了，先是被高温灼伤呼吸道，然后窒息昏迷，最终被烈火烧焦，结果就是巨大的悲剧。
5.关于毛岸英在志司最高作战会议上的表现
在杨迪的著作《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有一段对毛岸英在志司最高作战会议上的表现的描述，对这段描述，有人也是十分地不高兴，说：“书中对毛岸英的负面描绘比比皆是，……这些描绘，给人以毛岸英烈士是个骄横而且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的印象。其影响也十分恶劣。”
这次的志司最高作战会议，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那就是38军的作战行动，因判断失误没有能坚决地执行彭总的意图，战斗结果不理想。彭总为此非常恼火，在会上严厉地批评了38军军长梁兴初，会议的气氛非常压抑、紧张。就在这种情况下，毛岸英趁着会议沉闷的间歇，起身到地图前，发了一通议论。
在如此高级别的作战会上，在如此高度严肃紧张的气氛下，毛岸英的行为是极为罕见的，也是很不得体的，因为毛的言行严重违背了常识性的规矩，以他的职务身份，本没有参加这样会议的资格，更没有不请自言的权力，可是他却在全是司令、军长的人群中，做出了令所有人意外的举动，实在过于唐突。知道他身份的人（彭总等）不好意思制止他，不知道他身份的人，不敢制止他——彭总都没说话呢。但是，惊讶、奇怪和疑问则肯定是每一个与会人的共同心理反应，因为这小伙子的表现实在太出格了。
杨迪自1940年初即调入军委作战局工作，是老参谋，老机关了，深谙这种司令机关工作的规则和纪律，毛的行为让他实在无法理解，也看不惯，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反应了，没有什么不对。我想，只要没有偏见，任何人遇到这种情况也是一定会有想法的。如果有人心里没反应，以为正常，那才是不正常的呢，而且是很不正常！
至于杨的描写是否是“负面的”，那就是个人的感觉了。杨的描述是客观的，毛的行为是自己做出来的，做什么样，人家就感觉什么样，怨不得什么“正面”“负面”。毛岸英是普通人，就和所有普通人一样有他自己的特性，优点就是优点，缺点就是缺点，优点缺点共存一身，不是这样吗？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我倒觉得杨迪的描写挺好，把一个敢说敢做又不那么世故，率真又带点儿调皮的毛岸英，鲜活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多好。
四
最后再说说杨迪亲笔所写的书吧。
有总是鄙视、贬损、辱骂杨迪的人说，“杨迪的这本回忆录从文字来看，可读性十分强，甚至不乏几分文彩。从作者的年龄及回忆录的篇幅来看，以自己亲自动笔完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由文人操刀代笔的可能性极大。”
哈哈，到底还是说了一句公道话，杨迪的书的确可读性十分强，甚至不乏几分文彩，但是，这书还就是杨迪一笔一划地亲笔所写，由文人操刀代笔的可能性才真的为零。你真是太“孤寡”了，太小看人了。
看看杨迪在《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一书的前言中的字迹：
“我已经写了一本《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一本《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都没有请人题写书名、题字、作序，而是请读者自己来评价，让历史去评说。”
“还有一点，我虽已年迈，但写每一本书，从来不请人代笔，我也没有学会用电脑打字，仍然是亲自一个字一个字地坚持写。这样，我慢慢地写着就能很自然地回忆起当时的历史情景，带着感情写出来，会更真实。”
事实正是如此，做为杨迪的亲属，我们是亲眼看着他起早贪黑，不顾年老力衰，不顾重病缠身，一个字一个字地，耗时5年，写出了总共一百多万字的三本书，了不起啊，真正的了不起！绝对的呕心沥血！！我们曾想帮父亲修改文字、语法，润色文采，可都被他拒绝了，他说：不用，我就是要保持我的本色，显示我真实的水平，让读者看到一个真实的杨迪（三本书的内容，基本上记录了他半生的足迹）。我们无语。
顺便说一句，杨迪的三本书上市发行后获广泛好评，供不应求，已经三次印刷，总数达四五万册。
正是由于杨迪的如实记述，留给我们以及后人那么多生动、鲜活、实在、平凡、伟大的人物形象：彭德怀、叶剑英、陈毅、陈赓、李克农、邓华、洪学智、赖传珠、韩先楚、梁兴初、伍修权、郭化若、安东、丁甘如、徐国夫、龙桂林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毛岸英），还有我军革命战争时期质朴的物质生活和浪漫的精神生活（将军们喜吃白斩鸡，更喜跳交际舞），多生动的记述啊！看到这些，我们难道不应该感谢杨迪吗？他的记述难道不比那些充满官话套话的官样文章有意思得多吗？珍贵得多吗？
人生来都是平等的，杨迪、成普、杨凤安、赵南起、毛岸英、高瑞欣，还有杨根思、邱少云等都是平等的，他们都是志愿军的英雄和烈士，都值得我们永远崇敬、怀念！真没必要为了某种目的去刻意地拔高一些人，再刻意地去贬低另一些人，然后相互攻击、谩骂，有意思吗？有意义吗？
还是歇了吧！
2010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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