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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新郎---杨迪之子谈“毛岸英之死”

(2010-12-31 17:42:18) 下一个
近来有关毛岸英之死的议论,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热火朝天。但是,令人奇怪的是,热衷争论的人们似乎对毛岸英生平事迹并不感兴趣,而只盯着一个“蛋炒饭”炒来炒去,令人匪夷所思。

本人对这个“蛋炒饭”的争论本不感兴趣,毛岸英和千千万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是光荣牺牲在了朝鲜的战场上,这是铁定的事实,有什么可争的呢?可是现在的闲人们竟然为一些本不是问题的枝节小叶争吵不休,让已经牺牲几十年的烈士无以安息。更有甚者,本来是探究烈士牺牲的经过,却演变成了吵架,演变成了相互的攻击、谩骂和侮辱,而且涉及到了很多无辜的当事者和见证人,这就有点不厚道了。我的父亲杨迪不幸也成了被辱骂,被侮辱的对象,做为他的儿子,我觉得我就应当说点什么了。



有人认为,“杨迪的回忆录《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中,关于毛岸英烈士牺牲经过的描绘,正是网上大量“因炒鸡蛋饭被敌机轰炸致死”一说的来源”。
那我们就来看看杨迪是怎么说的:
“第二天(即1950年11月25 日)拂晓前,……邓华副司令员派人来找我, 对我说:“你到彭总那里去看看,看洪副司令是不是已把彭总拉进防空洞了?”我迅速跑向彭总的防空洞,正看着洪副司令推着彭总进防空洞……
趁彭总和洪副司令正在摆棋子时,我赶快跑去向邓副司令报告。在我路过彭总办公室时,看到烟筒冒烟,立即跑进里面去看看,房里还有三个人正在用鸡蛋炒米饭吃。……三人中我只认识成普同志, 那两位同志我只知道一位是彭总的俄文翻译,一位是才从西北调来的参谋,他们的姓名我不知道。
我问成普:“老成,你们怎么敢用送给彭总的鸡蛋炒饭吃呢?赶快把火弄灭。”成普说:“我怎么敢呀,是那位翻译同志在炒饭。”我不高兴地说:“你要他赶快不要炒饭了,快将火扑灭,赶快离开房子,躲进防空洞去。”成普说:“我们马上就走。”说完,我就向邓副司令的防空洞跑去。
拂晓后,敌人的飞机编队飞临大榆洞上空,也不绕圈子就投弹,第一颗凝固汽油弹正投中彭总那间办公室,敌机群先将凝固汽油弹和炸弹投下后,绕过圈来就是俯冲扫射,然后就飞走了。
我迅速跑出来看看敌机轰炸情况,一眼就看到彭总办公室方向正着大火冒烟,迅速跑去,彭总办公室已炸塌。看到成普满脸黑乎乎地跑出来,棉衣也着了火,我要他赶快把棉衣棉裤都脱了,躺在地下打滚,将火滚灭。(凝固汽油弹,在当时是美空军的一种新式炸弹,用水扑灭不了)
我问成普:“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成普说:“听到飞机投弹声,就从你让我打开的窗户门跳出来的。”
我急着问:“那两位同志呢?。”成普说:“他们往床底下躲,没有出来。”
我着急地大声说:“他们怎么向床底下躲?一定被凝固汽油弹烧焦了。”我就要随来的参谋赶快去叫警卫营派部队来救火,叫医护人员来救人。
这就是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真实情况。”
这是不是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真实情况呢?让我们从以下几个层面来分析判断一下吧。
1.我第一次知道毛岸英牺牲的具体情形,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或更早),当时正值文化革命大动荡的高潮时期,亿万军民对毛泽东连同其活着的或已去世的亲属的崇敬心情,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社会上各种关于党史人物的故事广泛传播,其中就有关于毛岸英的种种传言。就此我询问了曾在志司工作战斗过的父亲杨迪,他向我讲了有关情况(与二十多年后他在他的书中所描述的完全一致)。从此,毛烈士牺牲的情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我以后每每在听到相关的不确切议论时,即以父亲的讲述予以纠正。
一贯在政治上非常谨慎小心的杨迪,能在那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之又紧的时候,无所顾忌地向我讲述毛岸英的故事,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所讲之事是事实;二是在这个事实中没有丝毫地对毛的不尊重,更不会是贬损。否则,他哪担得起由此引起的“立场问题”呢?
2.1984年,我到内蒙古(那时是划归辽宁省的)翁牛特旗去看望父亲在朝鲜时的老警卫员孙连元,其间我向他问起毛岸英的牺牲经过(没有任何启发诱导),老人以非常沉稳平静的口气,缓缓地讲了他所知道的故事,听后,我不禁脱口而出:你和我爸讲的一模一样。
这是个离开部队已经三十多年,在偏远的贫困中挣扎的老农民,但对当年在志司在自己身边发生的重大事件不仅记忆犹新,而且原汁原味。因为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他几乎没能再接触到当年的首长、战友,没有得到任何相关的信息,他的记忆是原始的,不带诸多政治派系的考虑和功利的色彩,他自然流畅地讲出当年的事情,且与杨迪的说法不谋而合,实在让人不能不相信,还是在五十多年前的朝鲜时,志司的官兵们就都已经知道“蛋炒饭”的故事了。
3.1985年5月6日,原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丁甘如,向来访者介绍了志愿军总部被炸和毛岸英遇难的情况。
他说:“十时许,美军飞机临空,没有绕圈子,一来就投弹,而且是凝固汽油弹,直接命中彭总办公室,瞬时烈焰冲天,正在炒饭吃的毛岸英和值班参谋高瑞欣,没有来得及跑出来,不幸牺牲。”
这是25年前在成都军区任职的丁甘如的讲述,其中明确地指出了毛岸英牺牲时是在“炒饭吃”。
4.杨迪的书作《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行笔始于1997年3月,成书出版于1998年9月,书中关于毛岸英牺牲的讲述,和作者二十多年前对我讲的别无二致。
杨迪的书是经过有关机关的审批,通过解放军出版社正式向社会出版发行的。如果他对毛岸英烈士牺牲经过的讲述有不实之处,有贬损的话,那么他将无法面对当时仍旧活在世上的老首长、老战友,还有毛家的亲人。以杨迪的处世为人,是绝对不会为讲一段故事而让自己成为漩涡中心,更不愿出现现如今这种“混战”的局面的。
另外,该书出版至今已有12年之久,除了在市场上公开发行销售了两万多册以外,光是杨迪赠送给当年志司的老首长、老战友的(包括网上经常见到的几个名字),就有一百多册。然而,为什么那时那些仍然健在,并且一直与杨迪有着联系的当事人、知情人没有提出“异议”呢?为什么没有出来说说他们经历的或知道的“真相”呢?
答案只有一个:事情大致如此,杨迪说的没错儿。
而且这还可以说明,“炒鸡蛋”的事情在那些老将军、老机关、老参谋们的眼里,根本就算不上是一件“事儿”(原因后面再讲)。
5.杨迪的述说以及他亲笔撰写的一百多万字的著作(除《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外,还有《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和《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两部著作),凭借的不仅仅是自己十分聪慧,记忆惊人的头脑,更有他白纸黑字的“作战日记”为依托(参看《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一书的扉页照片;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现分别保存在军事科学院、总参作战部和沈阳军区司令部)。如果说人的记忆有差错,但是那些即时的战地日记,是不会随大脑老化、世道变迁和人情世故而改变的。
6.至于有人说“屋内有四个人(一说五个人)”,并依据志司给军委的电报,指出这是杨迪的“一个十分明显的十分关键的错误”,并“试问杨迪及其回忆录的捉刀者:在这样重要的地方(人数)发生了如此低极的史实缪误,你们让人怎么相信你的“这就是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真实情况”?
杨迪在《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一书的卷首语中说:“……将我经历的历史,如实地按当时的情况写出来,只写我亲自做的和耳闻目睹的第一手的真情实况。这不仅是对历史的负责,也应该是对……后人负责。”所以杨迪在书中述说的,只是他亲自做的和亲眼看到的情节,他没看到的事情,他不会杜撰。他看到了房间里有三个人:成普、彭总的俄文翻译和新调来的参谋在“蛋炒饭”,就说了三个人的事儿。至于有人说“屋内有四个人(一说五个人)”,那是别人看见的,而不是杨迪的“低极的史实缪误”,因为从杨迪离开到美机轰炸,其间还有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又有何人到过彭总的办公室,做何事情,他无从知晓。
7.除了杨迪和丁甘如的述说,近两年来还有杨凤安(时任彭总的秘书)、成普(时任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毛、高牺牲现场的目击人之一)和赵南起(时任志愿军司令部朝鲜语翻译)等几位知情人、当事人在公开场合讲述了有关毛岸英之死的情况。其中杨凤安和赵南起都说到毛岸英二人牺牲时是在“热饭”、“弄饭吃”,而成普则没有提到吃饭的问题,只是含混地说“作战室没有鸡蛋,也没有炊具”,似乎间接地否定了“弄饭”说。
其实,如果他们在屋里没有“蛋炒饭”,成普就应当直接了当地告诉大家,当志司所有的人都按规定去防空的时候,他们究竟在屋里干什么呢?
我们知道,杨迪在书中不仅准确地说到彭总屋内鸡蛋的来源,还记述有详细的和成普关于“蛋炒饭”的对话。我觉得杨迪不可能凭空编出那么生动具体的一段对话,而且对话的对象还是出书时仍然活在世上的真名实姓的战友,那不是找“事儿”嘛。
对此成普也没有正面回答。
另外,成说到的“作战室”,记忆可能有误。因为发生不幸的地点是“彭总的办公室”,而不是“作战室”,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作战室是志愿军司令机关众多人员实施作业,指挥战事的地方,是大型场合,这里可能不会有炊具,一般也不会有床铺。而彭总的办公室则不仅是彭总办公的地方,也是彭总生活、休息的地方,是小型场合。在这里本来就备有冬天取暖的小炉子,顺便再备几件炊具和油盐酱醋之类,那是再应该,再正常不过的了。更何况在战争年代,什么东西不能用来代替炊具呢?脸盆、饭盆、饭盒、茶缸,甚至钢盔都是可以派上用场的。毛岸英们正是熟知彭总办公室的“秘密”,才会到那里去弄饭吃,合情合理。
成普间接否定“弄饭”,说服力不足。
喏,至此肯定与“间接否定”成四比零点五状,信谁?
8.当年志司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不只首长要过问事情的原委,就是一般的干部战士也都会打听“怎么回事儿”。所以,首长们得到的即时报告,绝对应当是准确的,一致的。以当时丁甘如(作战处处长)、杨迪(作战处副处长)、杨凤安(彭总的秘书)、成普(作战处副处长)等四人的身份、职务,不可能有众口不一的汇报,他们的汇报内容应当是完全一致的,唯一的。而且之后传遍志司官兵的事件经过,也一定是同样的版本(孙连元的讲述就充分证明了这点)。
综上所述,我认为,杨迪的讲述的是他亲眼所见,不含褒贬,只是事实,且前后几十年是一致的,符合逻辑的。再辅以丁甘如、杨凤安、赵南起、孙连元等人的旁证,杨迪做出的“这就是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真实情况”的结论,客观,坦诚,真实,是经得起历史的考证的。



按说我们为杨迪讲述的解析就是以上这些了,但是我们看到,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说法流传网间,其中有误解,也有无知,不妨在此顺带做个解释和说明。
1.关于战时司令机关的作息
为什么要说说这个似乎不相干的话题呢?主要是因为在关于毛岸英之死的争论中,还牵扯到毛“没有按时起床”,“早饭未赶得上吃”,“好睡懒觉”等等说辞。说句公道话,上述这些表现都不是大问题,因为战时司令机关是没有严格的作息时间的。战况紧急,首长随时要情况、下指示、发命令,整个机关完全是依着战况围着首长转,常常是通宵达旦,甚至是几天几夜不吃不睡,极为辛苦。于是睡觉、吃饭就是忙里偷闲的头等大事,稍得闲暇,不是赶紧睡一觉,就是赶紧寻摸点儿吃食填饱肚子。不这样做是不行的,因为不定什么时候任务又来了,不吃不睡连轴转,任谁也坚持不了多久。所以毛岸英“起床晚了”,“没能和大家一起吃上早饭”,“和高、成一块儿到彭总的屋内弄点儿蛋炒饭”根本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更不是错误。如果说毛岸英“蛋炒饭”不合适宜,那彭总、洪总与此同时的对弈又怎么讲呢?真奇怪,为什么现在人们紧盯着“蛋炒饭”不放,炒来炒去,少见多怪,没有一点意义。
2. 毛岸英的过失在于私自出洞下山
11月24日志司上空发现美机后,就发布了防空号令,要求志司机关的所有人员第二天:“一.拂晓后一律不准升火冒烟;二.拂晓前所有人员必须吃完早饭并进入防空洞躲避……”,这防空号令就是纪律。
可是,毛岸英等却出洞下山了,所以归根结底,毛等人“弄吃的”不是错误,但枉顾防空纪律出洞下山就不妥当了,这才是毛岸英和高瑞欣二人悲剧的根本原因。
3. 关于“处理急件”和“抢救文件资料”
有说毛岸英下山前在“处理急件,然后……”云云,我说这与毛“弄饭吃”乃至被炸身亡的事情没有必然联系,因为“处理急件”应该是在山洞,“弄饭吃”是在山下房屋,两个行为在时间、空间上均不搭旮。此说应与主题无关。
如果有人坚持“处理急件”说,那他是在处理什么“急件”呢?我们知道,战时首长司令机关的紧急文件,一般为军令、情报和内部上下级往来的电文,它们分别是由作战部门,情报(侦查)部门和机要通信部门负责。毛当时的职务是“俄文翻译”,与上述部门并无直接的职责联系,而且志司与苏联方面也没有直接的俄文电报往来(所有与苏联有关的事宜,要么经过中国国内转达,要么由苏联驻朝代表与志司面洽,毛岸英的用场即在于此),所以,志司没有必须由毛岸英处理的“急件”。
另外,杨凤安在2004年《时代潮》第19期中说:“办公室的成员对他(指毛岸英)也很尊重,除俄语翻译外,办公室未分配他作战值班任务。”请注意2004这个年份,那时关于毛岸英之死的争论尚未开始,杨凤安说话的心态应该是很自然、很平和的,还不会受“舆论”的干扰。
还有,当年志愿军总部政治部主任,后南京军区政治委员的杜平将军,在所著《在志愿军总部的日日夜夜》一书中也说到,毛岸英在(牺牲)那一天,没有被安排值班任务(该书第94页)。
在某电视剧中所描述的,毛是“为抢救机密文件”而下山,而牺牲。可是,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彭总身边有那么多秘书、参谋、干事、警卫人员,他们在进行防空准备的时候,一定会把所有的文件资料都收拾好(此时没有空袭警报,应当很从容),带到安全的地点,决不会遗落什么而让毛岸英在美机临空的时候,去抢救,去牺牲的。剧中的描述不仅不是事情的真实景况,而且有肆意贬低彭办其他同志之嫌。
再说,如果毛岸英等真是为抢救重要文件资料而致牺牲,志司的领导机关及其直属的政治部门理应为他们评功授奖,但是,我们至今没有看到过任何关于毛高二人立功授奖的信息。
无中生有、画蛇添足的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故事的可信度愈发不足。
4.关于躲避炸弹的常识
在杨迪与成普的对话中,是成普说“他们往床底下躲,没有出来”,因而被烧死的。有人对这个说法甚为不满,说它“不但经不起推敲而且很恶劣可鄙”,进而认定“这(说法)和成普无关。极有可能是杨迪本人或者捉刀代笔的文人的编造”。真有意思,明明话从成普口中出,其人却专意攻击杨迪,岂有此理。显然,他极不满意的,是姓毛的岸英临危时怎么能钻到床底下去呢?那不是太那个了吗?
不知这个不满的人有没有一点军事常识。在战争时期,无论何种人士遇到炸弹或炮弹的袭击,第一是跑到距离最近的遮蔽物下进行躲避;第二在附近没有遮蔽物的情况下,就低洼处卧倒;第三……(略)。这不仅是对军队官兵的基本训练科目之一,也是所有人等的基本选择。普通人如此,“不普通”的人也是如此。
那同样在房间里的三个人,为什么成普跑出来了,为什么毛高二人没跑出来?这与三人当时所处的位置有关,也与每个人的瞬时反应差异有关。成由于处在距门窗较近的地方,加之经杨迪、杨凤安的两次招呼,头脑中已经有了赶紧离开的较强意识,所以当他听到炸弹下落的呼啸声,就迅速地跑出了房间。而毛高二人由于所处位置可能距门窗较远,加之二人正在专心致志地弄饭吃,所以当他们也听到炸弹下落的呼啸声及战友的招呼声,想冲出房间时,直觉让他们感到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一弯腰,顺势躲到了床下。这一系列瞬时的防护动作符合教范的要求,没有不当。就是现在人民防空(地震)时的自救要则,也是先跑后躲,跑不及就躲(床等家具下)。任谁也不会昂首挺胸地面对敌人的炸弹的。
既然是规范的防护动作,为何还牺牲了呢?我以为,首先,战争中的偶然性极大,子弹炮弹都没长眼,伤着谁,不伤着谁,谁也无法预料。第二,问题在于这回美军投下的不是普通炸弹,而是凝固汽油弹。如果美军投的是普通炸弹,只要其落点不是在距床很近的范围之内,那么毛高二人就可能凭借床、桌等的掩护(哪怕是微弱的掩护),增加生存的几率(还要看炸弹的当量)。凝固汽油弹与普通炸弹大不相同,这种炸弹在爆炸的瞬间,在一定的范围内,会产生一两千度的高温不说,还会在同样的范围内造成极度缺氧的状况,在这样的条件下,躲在屋内的毛、高所处的境况就极其不妙了,先是被高温灼伤呼吸道,然后窒息昏迷,最终被烈火烧焦,结果就是巨大的悲剧。
5.关于毛岸英在志司最高作战会议上的表现
在杨迪的著作《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有一段对毛岸英在志司最高作战会议上的表现的描述,对这段描述,有人也是十分地不高兴,说:“书中对毛岸英的负面描绘比比皆是,……这些描绘,给人以毛岸英烈士是个骄横而且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的印象。其影响也十分恶劣。”
这次的志司最高作战会议,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那就是38军的作战行动,因判断失误没有能坚决地执行彭总的意图,战斗结果不理想。彭总为此非常恼火,在会上严厉地批评了38军军长梁兴初,会议的气氛非常压抑、紧张。就在这种情况下,毛岸英趁着会议沉闷的间歇,起身到地图前,发了一通议论。
在如此高级别的作战会上,在如此高度严肃紧张的气氛下,毛岸英的行为是极为罕见的,也是很不得体的,因为毛的言行严重违背了常识性的规矩,以他的职务身份,本没有参加这样会议的资格,更没有不请自言的权力,可是他却在全是司令、军长的人群中,做出了令所有人意外的举动,实在过于唐突。知道他身份的人(彭总等)不好意思制止他,不知道他身份的人,不敢制止他——彭总都没说话呢。但是,惊讶、奇怪和疑问则肯定是每一个与会人的共同心理反应,因为这小伙子的表现实在太出格了。
杨迪自1940年初即调入军委作战局工作,是老参谋,老机关了,深谙这种司令机关工作的规则和纪律,毛的行为让他实在无法理解,也看不惯,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反应了,没有什么不对。我想,只要没有偏见,任何人遇到这种情况也是一定会有想法的。如果有人心里没反应,以为正常,那才是不正常的呢,而且是很不正常!
至于杨的描写是否是“负面的”,那就是个人的感觉了。杨的描述是客观的,毛的行为是自己做出来的,做什么样,人家就感觉什么样,怨不得什么“正面”“负面”。毛岸英是普通人,就和所有普通人一样有他自己的特性,优点就是优点,缺点就是缺点,优点缺点共存一身,不是这样吗?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我倒觉得杨迪的描写挺好,把一个敢说敢做又不那么世故,率真又带点儿调皮的毛岸英,鲜活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多好。



最后再说说杨迪亲笔所写的书吧。
有总是鄙视、贬损、辱骂杨迪的人说,“杨迪的这本回忆录从文字来看,可读性十分强,甚至不乏几分文彩。从作者的年龄及回忆录的篇幅来看,以自己亲自动笔完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由文人操刀代笔的可能性极大。”
哈哈,到底还是说了一句公道话,杨迪的书的确可读性十分强,甚至不乏几分文彩,但是,这书还就是杨迪一笔一划地亲笔所写,由文人操刀代笔的可能性才真的为零。你真是太“孤寡”了,太小看人了。
看看杨迪在《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一书的前言中的字迹:
“我已经写了一本《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一本《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都没有请人题写书名、题字、作序,而是请读者自己来评价,让历史去评说。”
“还有一点,我虽已年迈,但写每一本书,从来不请人代笔,我也没有学会用电脑打字,仍然是亲自一个字一个字地坚持写。这样,我慢慢地写着就能很自然地回忆起当时的历史情景,带着感情写出来,会更真实。”
事实正是如此,做为杨迪的亲属,我们是亲眼看着他起早贪黑,不顾年老力衰,不顾重病缠身,一个字一个字地,耗时5年,写出了总共一百多万字的三本书,了不起啊,真正的了不起!绝对的呕心沥血!!我们曾想帮父亲修改文字、语法,润色文采,可都被他拒绝了,他说:不用,我就是要保持我的本色,显示我真实的水平,让读者看到一个真实的杨迪(三本书的内容,基本上记录了他半生的足迹)。我们无语。
顺便说一句,杨迪的三本书上市发行后获广泛好评,供不应求,已经三次印刷,总数达四五万册。
正是由于杨迪的如实记述,留给我们以及后人那么多生动、鲜活、实在、平凡、伟大的人物形象:彭德怀、叶剑英、陈毅、陈赓、李克农、邓华、洪学智、赖传珠、韩先楚、梁兴初、伍修权、郭化若、安东、丁甘如、徐国夫、龙桂林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毛岸英),还有我军革命战争时期质朴的物质生活和浪漫的精神生活(将军们喜吃白斩鸡,更喜跳交际舞),多生动的记述啊!看到这些,我们难道不应该感谢杨迪吗?他的记述难道不比那些充满官话套话的官样文章有意思得多吗?珍贵得多吗?
人生来都是平等的,杨迪、成普、杨凤安、赵南起、毛岸英、高瑞欣,还有杨根思、邱少云等都是平等的,他们都是志愿军的英雄和烈士,都值得我们永远崇敬、怀念!真没必要为了某种目的去刻意地拔高一些人,再刻意地去贬低另一些人,然后相互攻击、谩骂,有意思吗?有意义吗?
还是歇了吧!

2010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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