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ZT
1987年，是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反右运动，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认真吸取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深入研究这个运动产生的原因和结果，对于推动中国人民思 想的解放，对于总结历史教训，开创未来，是有积极意义的。1986年底的样子，当年的一些曾经当过右冤派分子的著名的共产党员，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三 人，给全国三四十个比较有名望的右冤派分子写了封私人信件，信中说，他们建议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座谈会，征询对参加会议的意愿和意见。
钱伟长收到了这封信。他看了这封信，经过了种种考虑后，他将此信转辗交到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手里。并且附了这样的话：“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 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这封信对方励之是声色俱严，大加批判，称之为野心家；对自己则羞答答地欲 语又止。意思是说，虽然我的问题没有解决，职务也没有恢复，但是，我是紧跟党的，是效忠邓小平的，您当年打我右冤派，也是必要的正确的。
邓小平看到了这封信，龙颜大怒。它虽然不是党的领导人，也不是国家领导人。但是，他的发怒也可以算是龙颜大怒。他是一个不是领导人的领导人。他无职无名，却 有权废止、罢免党和国家领导人。因此，邓的大怒，完全够得上“龙颜大怒”的资格。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及何东 昌等人谈话，他把写信的许良英误为王若望，对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恼怒地说：
“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
他下令，将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开除出党。他还批评，这些自由化分子，都是胡耀邦对批自由化不积极的结果。邓小平还认为，学生上街，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 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他认为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他声色俱厉地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20年；要严酷对待学生运动。 他说，“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对为首闹事触犯刑律的依法处理。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 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从那个时刻起，他已经有了不怕流血的概念。果然，过了两年，他将思想变成了行动。
在严厉批判自由 化知识分子和胡耀邦总书记的同时，他大大地表扬了自己当年的将他圈入右冤派群体的钱伟长。他说：“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林彪曾说毛泽东的话， 一句顶一万句，邓小平虽然不是党的总书记，也不是国家主席，他的话，也够得上一句顶五千句。果不其然，不久，钱伟长就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也大小算是个 国家领导人了。一封信的功能有多大啊！这是方励之们想不到的，也是钱伟长所想不到的。
这样的信，是不是一定要告密，一定要上交呢？我认为完全可以不必。
第一，这完全是私人信件，私人领域的事以私人领域的方式处理。你可以不回覆方励之等人，也可以表示你不参加不支持那个会议，也可以直言批评他们准备开会的想 法。意见可以不同，但如果坚持这个边界，我认为是合理的。而将私人信件上交，应该考虑到可能给朋友带来的影响，也应该考虑到这种行为的性质。第二，这封信 上的纪念反右运动三十周年的会，从法律层面上讲是合法的。99%以上的右冤派分子分子已经纠错，平反，或改正。摆脱了右冤派分子阴影的人们，从历史的角度 讲，反思一下这场运动，对国家对个人，也是有益的。同学一场会想到同学聚会；邻里一场，会想到彼此走动；右冤派一场，也希望能相聚一起，回首往事，吐点苦 水。这于国无损。于党无害。就是中国的宪法，也说集会是公民的权利。钱伟长对此信的处理，失当了；邓小平对此信的看法，过敏了。反右运动，99.99%的 人搞错了，虽然中国之大，只邓小平为首的几个人坚持着反右运动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连薄一波、李维汉、周扬等当年反右运动的大将，都一个个表示了忏悔。这 样，邓小平会敏感地感到，前右冤派分子方励之等人的右冤派三十周年座谈会，矛头是对准他的。他的脚上的尖眼仿佛被不当心踏上了一脚，马上跳起来破口大骂， 马上行动起来要显示自己的无比的权威。一时间，他指示要开除这几个右冤派分子的党籍，决心要赶走人们爱戴的胡耀邦。
告密，是斯大林主义式的 社会制度大抓阶级斗争的一个常见现象。在东德解体后，大量档案解密了。人们猛然发现，自己当年在私下里发的一句牢骚，对党的领导的某些不满，都被放进了自 己的档案。告密的人不是别的，正是自己当年十分亲近、十分投缘、甚至十分相爱的同事、朋友，甚至自己的妻子。有的人忍受不了人心竟是如此丑陋，自杀了。告 密问题还似乎拍了一个电影，还得了奖。告密和告密产生的迫害是一种罪恶，这当然要由专制制度负主要责任的。但是，告密者本人，也有自己的责任，至少不能说 是一种高尚行为吧。告密者总不能称为精神的高贵者吧。
在新中国，告密的事业更是兴旺发达，它还有美名曰，向党靠拢，与党保持一致。在告密者 来说，是减轻自己压力、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条捷径。伟大的中国当年不仅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著称，也以告密者大国著称。如果将来中国的档案解密，我相信中国 的告密者之多、告密之奇，将超过东德，将以世界第一告密大国的形象卓立于世。现在已经有一些告密的故事流传。举例来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个叫舒芜的作 家，向领导上交了胡风等一些朋友之间的私人通信，最后，伟大领袖毛泽东给这些信件一一写了按语。舒芜的告密经过专制制度的酿造发酵，创造了胡风反革命集团 案，导致数千人挨整，数百人流放，数十人坐牢，一些人自杀。胡风坐了二十几年的牢。著名翻译家冯亦代也成功地向领导告了章伯钧的密。他装作是章伯钧的知 音，有事没事地到章伯钧家蹭吃蹭喝聊天（在那个年代，吃饭是要粮票的，吃一顿饱饭、好饭是很不容易的，）他有时候会顺着章的话荐，有时候则主动挑起话题， 让章发表感想，他则默默地记着，好向上头密报。他虽然没有进过告密学校培训，但水平很高，他竟赢得了章伯钧一家的好感。他每次从章家出来，肚子里和脑子里 总是都有所收获。他会通过电话或写信向有关领导一五一十地告密。他得到的好处是并不太多：一、他早早地摘掉了右冤派的帽子。但是，为了他前往章家充当告密 者角色的方便，冯亦代右冤派摘帽的事秘而不宣。二、他有时可以得到一点告密劳务费，报销一些费用。三、还有其它一些好处，例如，有关领导请他在有名的饭店 吃一顿钣，送他几张紧张的演出的票子，他因此而生一种自豪感，等等。
受到许多中国人敬仰的科学家钱伟长，也曾经充当过这样一种角色。他们有 一点是相同的，都是告密者。所告的密，对被告没有好处。而对自己则不无好处。至少他们希望会有好处。所不同的是，第一，他们告密的密度不同，一个密，一个 稀。冯亦代一次又一次地告密，可以说是周周有告，月月有告。而钱伟长难得告一次密，告密的密度差异很大。第二，接受告密的层次不同。冯亦代将密告之于处长 科长之类的小角色；而钱伟长所将密告到了老佛爷手里，从告密的层级来讲，是最高级了。第三，同是告密，后果迥然不同。冯亦代只得到几张演出票，几顿好饭。 是告密的小儿科。而钱伟长则大受邓小平表扬，迅速成为政协副主席，晋身国家领导人之列。一个只是小打小闹，一个则不告则已，一告惊人。不飞则已，一飞飞 天。
看来，告密也如做生意，有些告密者就如沿街摆摆地摊、做做小生意的小商人，虽然做成了一笔又一笔生意，但是，其利甚薄；而钱伟长则不 同，要么不做，一做就做成大大的一笔生意，一辈子就够吃够用了。他是一个做大生意的人。如果将来有学者经数年辛勤，写成《告密学》的巨著，我想钱伟长的案 例一定会写入书中，也有可能永载史册。这当然是后话了。
话说回来，盖棺论定，钱伟长作为一个科学家，在科学上是有贡献的；留学归来，为国效 劳，其情怀是爱国的；作为一个教育家，主张通才教育（此理念并非他提出）、教授治校等，是有进步意义的。他被邓小平打成右冤派是悲剧，是极权制度的罪恶。 然而，他向邓小平密告朋友的信件，却是很萎琐的行为，人格上是很卑下的。
可悲的不仅是当年钱伟长告密的可卑可怜，而是后人的不以为耻，反以 为荣。近来，辽沈晚报着文《高贵绅士钱伟长》，居然称颂备之。此文转辗流传，被南方周末所摘编。文中说，钱伟长不仅在于“学术上的伟岸”，而且在于“灵魂 上的超越”。文章还说，“信仰是最好的营养，信仰使大学无坚不摧。那种大学熏陶出来的一批又一批学子，也才能够超越红尘。钱老无疑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将朋友的私人信件向当年把自己推入苦海的人告密，又导致了朋友们一个个地被批判，一个个被清除出党，又导致了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因为理解过或宽容过这几个右冤 派朋友的一些理念，而被邓小平认为是反对自由化不力，策动一些顾问老人们将他罢免。这样一种行为，这样一种后果，怎么说得上灵魂的超越？怎么说得上是“高 贵”？怎么说得上“超越红尘”？一个民族需要精神上的高贵者，这话并不错。但是，钱伟长向最高领导告密这样的行为，能够称得上是“精神上的高贵者”吗？他 真的能算是一个“高贵的绅士”吗？如果告密者成了精神上的高贵者，那么，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中国的国民将成为一种什么样的国民呢？
1987年，是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反右运动，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认真吸取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深入研究这个运动产生的原因和结果，对于推动中国人民思 想的解放，对于总结历史教训，开创未来，是有积极意义的。1986年底的样子，当年的一些曾经当过右冤派分子的著名的共产党员，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三 人，给全国三四十个比较有名望的右冤派分子写了封私人信件，信中说，他们建议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座谈会，征询对参加会议的意愿和意见。
钱伟长收到了这封信。他看了这封信，经过了种种考虑后，他将此信转辗交到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手里。并且附了这样的话：“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 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这封信对方励之是声色俱严，大加批判，称之为野心家；对自己则羞答答地欲 语又止。意思是说，虽然我的问题没有解决，职务也没有恢复，但是，我是紧跟党的，是效忠邓小平的，您当年打我右冤派，也是必要的正确的。
邓小平看到了这封信，龙颜大怒。它虽然不是党的领导人，也不是国家领导人。但是，他的发怒也可以算是龙颜大怒。他是一个不是领导人的领导人。他无职无名，却 有权废止、罢免党和国家领导人。因此，邓的大怒，完全够得上“龙颜大怒”的资格。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及何东 昌等人谈话，他把写信的许良英误为王若望，对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恼怒地说：
“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
他下令，将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开除出党。他还批评，这些自由化分子，都是胡耀邦对批自由化不积极的结果。邓小平还认为，学生上街，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 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他认为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他声色俱厉地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20年；要严酷对待学生运动。 他说，“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对为首闹事触犯刑律的依法处理。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 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从那个时刻起，他已经有了不怕流血的概念。果然，过了两年，他将思想变成了行动。
在严厉批判自由 化知识分子和胡耀邦总书记的同时，他大大地表扬了自己当年的将他圈入右冤派群体的钱伟长。他说：“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林彪曾说毛泽东的话， 一句顶一万句，邓小平虽然不是党的总书记，也不是国家主席，他的话，也够得上一句顶五千句。果不其然，不久，钱伟长就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也大小算是个 国家领导人了。一封信的功能有多大啊！这是方励之们想不到的，也是钱伟长所想不到的。
这样的信，是不是一定要告密，一定要上交呢？我认为完全可以不必。
第一，这完全是私人信件，私人领域的事以私人领域的方式处理。你可以不回覆方励之等人，也可以表示你不参加不支持那个会议，也可以直言批评他们准备开会的想 法。意见可以不同，但如果坚持这个边界，我认为是合理的。而将私人信件上交，应该考虑到可能给朋友带来的影响，也应该考虑到这种行为的性质。第二，这封信 上的纪念反右运动三十周年的会，从法律层面上讲是合法的。99%以上的右冤派分子分子已经纠错，平反，或改正。摆脱了右冤派分子阴影的人们，从历史的角度 讲，反思一下这场运动，对国家对个人，也是有益的。同学一场会想到同学聚会；邻里一场，会想到彼此走动；右冤派一场，也希望能相聚一起，回首往事，吐点苦 水。这于国无损。于党无害。就是中国的宪法，也说集会是公民的权利。钱伟长对此信的处理，失当了；邓小平对此信的看法，过敏了。反右运动，99.99%的 人搞错了，虽然中国之大，只邓小平为首的几个人坚持着反右运动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连薄一波、李维汉、周扬等当年反右运动的大将，都一个个表示了忏悔。这 样，邓小平会敏感地感到，前右冤派分子方励之等人的右冤派三十周年座谈会，矛头是对准他的。他的脚上的尖眼仿佛被不当心踏上了一脚，马上跳起来破口大骂， 马上行动起来要显示自己的无比的权威。一时间，他指示要开除这几个右冤派分子的党籍，决心要赶走人们爱戴的胡耀邦。
告密，是斯大林主义式的 社会制度大抓阶级斗争的一个常见现象。在东德解体后，大量档案解密了。人们猛然发现，自己当年在私下里发的一句牢骚，对党的领导的某些不满，都被放进了自 己的档案。告密的人不是别的，正是自己当年十分亲近、十分投缘、甚至十分相爱的同事、朋友，甚至自己的妻子。有的人忍受不了人心竟是如此丑陋，自杀了。告 密问题还似乎拍了一个电影，还得了奖。告密和告密产生的迫害是一种罪恶，这当然要由专制制度负主要责任的。但是，告密者本人，也有自己的责任，至少不能说 是一种高尚行为吧。告密者总不能称为精神的高贵者吧。
在新中国，告密的事业更是兴旺发达，它还有美名曰，向党靠拢，与党保持一致。在告密者 来说，是减轻自己压力、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条捷径。伟大的中国当年不仅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著称，也以告密者大国著称。如果将来中国的档案解密，我相信中国 的告密者之多、告密之奇，将超过东德，将以世界第一告密大国的形象卓立于世。现在已经有一些告密的故事流传。举例来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个叫舒芜的作 家，向领导上交了胡风等一些朋友之间的私人通信，最后，伟大领袖毛泽东给这些信件一一写了按语。舒芜的告密经过专制制度的酿造发酵，创造了胡风反革命集团 案，导致数千人挨整，数百人流放，数十人坐牢，一些人自杀。胡风坐了二十几年的牢。著名翻译家冯亦代也成功地向领导告了章伯钧的密。他装作是章伯钧的知 音，有事没事地到章伯钧家蹭吃蹭喝聊天（在那个年代，吃饭是要粮票的，吃一顿饱饭、好饭是很不容易的，）他有时候会顺着章的话荐，有时候则主动挑起话题， 让章发表感想，他则默默地记着，好向上头密报。他虽然没有进过告密学校培训，但水平很高，他竟赢得了章伯钧一家的好感。他每次从章家出来，肚子里和脑子里 总是都有所收获。他会通过电话或写信向有关领导一五一十地告密。他得到的好处是并不太多：一、他早早地摘掉了右冤派的帽子。但是，为了他前往章家充当告密 者角色的方便，冯亦代右冤派摘帽的事秘而不宣。二、他有时可以得到一点告密劳务费，报销一些费用。三、还有其它一些好处，例如，有关领导请他在有名的饭店 吃一顿钣，送他几张紧张的演出的票子，他因此而生一种自豪感，等等。
受到许多中国人敬仰的科学家钱伟长，也曾经充当过这样一种角色。他们有 一点是相同的，都是告密者。所告的密，对被告没有好处。而对自己则不无好处。至少他们希望会有好处。所不同的是，第一，他们告密的密度不同，一个密，一个 稀。冯亦代一次又一次地告密，可以说是周周有告，月月有告。而钱伟长难得告一次密，告密的密度差异很大。第二，接受告密的层次不同。冯亦代将密告之于处长 科长之类的小角色；而钱伟长所将密告到了老佛爷手里，从告密的层级来讲，是最高级了。第三，同是告密，后果迥然不同。冯亦代只得到几张演出票，几顿好饭。 是告密的小儿科。而钱伟长则大受邓小平表扬，迅速成为政协副主席，晋身国家领导人之列。一个只是小打小闹，一个则不告则已，一告惊人。不飞则已，一飞飞 天。
看来，告密也如做生意，有些告密者就如沿街摆摆地摊、做做小生意的小商人，虽然做成了一笔又一笔生意，但是，其利甚薄；而钱伟长则不 同，要么不做，一做就做成大大的一笔生意，一辈子就够吃够用了。他是一个做大生意的人。如果将来有学者经数年辛勤，写成《告密学》的巨著，我想钱伟长的案 例一定会写入书中，也有可能永载史册。这当然是后话了。
话说回来，盖棺论定，钱伟长作为一个科学家，在科学上是有贡献的；留学归来，为国效 劳，其情怀是爱国的；作为一个教育家，主张通才教育（此理念并非他提出）、教授治校等，是有进步意义的。他被邓小平打成右冤派是悲剧，是极权制度的罪恶。 然而，他向邓小平密告朋友的信件，却是很萎琐的行为，人格上是很卑下的。
可悲的不仅是当年钱伟长告密的可卑可怜，而是后人的不以为耻，反以 为荣。近来，辽沈晚报着文《高贵绅士钱伟长》，居然称颂备之。此文转辗流传，被南方周末所摘编。文中说，钱伟长不仅在于“学术上的伟岸”，而且在于“灵魂 上的超越”。文章还说，“信仰是最好的营养，信仰使大学无坚不摧。那种大学熏陶出来的一批又一批学子，也才能够超越红尘。钱老无疑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将朋友的私人信件向当年把自己推入苦海的人告密，又导致了朋友们一个个地被批判，一个个被清除出党，又导致了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因为理解过或宽容过这几个右冤 派朋友的一些理念，而被邓小平认为是反对自由化不力，策动一些顾问老人们将他罢免。这样一种行为，这样一种后果，怎么说得上灵魂的超越？怎么说得上是“高 贵”？怎么说得上“超越红尘”？一个民族需要精神上的高贵者，这话并不错。但是，钱伟长向最高领导告密这样的行为，能够称得上是“精神上的高贵者”吗？他 真的能算是一个“高贵的绅士”吗？如果告密者成了精神上的高贵者，那么，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中国的国民将成为一种什么样的国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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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衡
2011-01-31 18: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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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叶剑英告了张国焘的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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