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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的告密导致胡耀邦总书记的下台

(2010-08-11 02:29:24)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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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是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反右运动,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认真吸取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深入研究这个运动产生的原因和结果,对于推动中国人民思 想的解放,对于总结历史教训,开创未来,是有积极意义的。1986年底的样子,当年的一些曾经当过右冤派分子的著名的共产党员,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三 人,给全国三四十个比较有名望的右冤派分子写了封私人信件,信中说,他们建议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座谈会,征询对参加会议的意愿和意见。

钱伟长收到了这封信。他看了这封信,经过了种种考虑后,他将此信转辗交到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手里。并且附了这样的话:“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 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这封信对方励之是声色俱严,大加批判,称之为野心家;对自己则羞答答地欲 语又止。意思是说,虽然我的问题没有解决,职务也没有恢复,但是,我是紧跟党的,是效忠邓小平的,您当年打我右冤派,也是必要的正确的。

邓小平看到了这封信,龙颜大怒。它虽然不是党的领导人,也不是国家领导人。但是,他的发怒也可以算是龙颜大怒。他是一个不是领导人的领导人。他无职无名,却 有权废止、罢免党和国家领导人。因此,邓的大怒,完全够得上“龙颜大怒”的资格。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及何东 昌等人谈话,他把写信的许良英误为王若望,对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恼怒地说:

“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

他下令,将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开除出党。他还批评,这些自由化分子,都是胡耀邦对批自由化不积极的结果。邓小平还认为,学生上街,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 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他认为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他声色俱厉地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20年;要严酷对待学生运动。 他说,“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对为首闹事触犯刑律的依法处理。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 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从那个时刻起,他已经有了不怕流血的概念。果然,过了两年,他将思想变成了行动。

在严厉批判自由 化知识分子和胡耀邦总书记的同时,他大大地表扬了自己当年的将他圈入右冤派群体的钱伟长。他说:“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林彪曾说毛泽东的话, 一句顶一万句,邓小平虽然不是党的总书记,也不是国家主席,他的话,也够得上一句顶五千句。果不其然,不久,钱伟长就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也大小算是个 国家领导人了。一封信的功能有多大啊!这是方励之们想不到的,也是钱伟长所想不到的。

这样的信,是不是一定要告密,一定要上交呢?我认为完全可以不必。

第一,这完全是私人信件,私人领域的事以私人领域的方式处理。你可以不回覆方励之等人,也可以表示你不参加不支持那个会议,也可以直言批评他们准备开会的想 法。意见可以不同,但如果坚持这个边界,我认为是合理的。而将私人信件上交,应该考虑到可能给朋友带来的影响,也应该考虑到这种行为的性质。第二,这封信 上的纪念反右运动三十周年的会,从法律层面上讲是合法的。99%以上的右冤派分子分子已经纠错,平反,或改正。摆脱了右冤派分子阴影的人们,从历史的角度 讲,反思一下这场运动,对国家对个人,也是有益的。同学一场会想到同学聚会;邻里一场,会想到彼此走动;右冤派一场,也希望能相聚一起,回首往事,吐点苦 水。这于国无损。于党无害。就是中国的宪法,也说集会是公民的权利。钱伟长对此信的处理,失当了;邓小平对此信的看法,过敏了。反右运动,99.99%的 人搞错了,虽然中国之大,只邓小平为首的几个人坚持着反右运动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连薄一波、李维汉、周扬等当年反右运动的大将,都一个个表示了忏悔。这 样,邓小平会敏感地感到,前右冤派分子方励之等人的右冤派三十周年座谈会,矛头是对准他的。他的脚上的尖眼仿佛被不当心踏上了一脚,马上跳起来破口大骂, 马上行动起来要显示自己的无比的权威。一时间,他指示要开除这几个右冤派分子的党籍,决心要赶走人们爱戴的胡耀邦。

告密,是斯大林主义式的 社会制度大抓阶级斗争的一个常见现象。在东德解体后,大量档案解密了。人们猛然发现,自己当年在私下里发的一句牢骚,对党的领导的某些不满,都被放进了自 己的档案。告密的人不是别的,正是自己当年十分亲近、十分投缘、甚至十分相爱的同事、朋友,甚至自己的妻子。有的人忍受不了人心竟是如此丑陋,自杀了。告 密问题还似乎拍了一个电影,还得了奖。告密和告密产生的迫害是一种罪恶,这当然要由专制制度负主要责任的。但是,告密者本人,也有自己的责任,至少不能说 是一种高尚行为吧。告密者总不能称为精神的高贵者吧。

在新中国,告密的事业更是兴旺发达,它还有美名曰,向党靠拢,与党保持一致。在告密者 来说,是减轻自己压力、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条捷径。伟大的中国当年不仅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著称,也以告密者大国著称。如果将来中国的档案解密,我相信中国 的告密者之多、告密之奇,将超过东德,将以世界第一告密大国的形象卓立于世。现在已经有一些告密的故事流传。举例来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个叫舒芜的作 家,向领导上交了胡风等一些朋友之间的私人通信,最后,伟大领袖毛泽东给这些信件一一写了按语。舒芜的告密经过专制制度的酿造发酵,创造了胡风反革命集团 案,导致数千人挨整,数百人流放,数十人坐牢,一些人自杀。胡风坐了二十几年的牢。著名翻译家冯亦代也成功地向领导告了章伯钧的密。他装作是章伯钧的知 音,有事没事地到章伯钧家蹭吃蹭喝聊天(在那个年代,吃饭是要粮票的,吃一顿饱饭、好饭是很不容易的,)他有时候会顺着章的话荐,有时候则主动挑起话题, 让章发表感想,他则默默地记着,好向上头密报。他虽然没有进过告密学校培训,但水平很高,他竟赢得了章伯钧一家的好感。他每次从章家出来,肚子里和脑子里 总是都有所收获。他会通过电话或写信向有关领导一五一十地告密。他得到的好处是并不太多:一、他早早地摘掉了右冤派的帽子。但是,为了他前往章家充当告密 者角色的方便,冯亦代右冤派摘帽的事秘而不宣。二、他有时可以得到一点告密劳务费,报销一些费用。三、还有其它一些好处,例如,有关领导请他在有名的饭店 吃一顿钣,送他几张紧张的演出的票子,他因此而生一种自豪感,等等。

受到许多中国人敬仰的科学家钱伟长,也曾经充当过这样一种角色。他们有 一点是相同的,都是告密者。所告的密,对被告没有好处。而对自己则不无好处。至少他们希望会有好处。所不同的是,第一,他们告密的密度不同,一个密,一个 稀。冯亦代一次又一次地告密,可以说是周周有告,月月有告。而钱伟长难得告一次密,告密的密度差异很大。第二,接受告密的层次不同。冯亦代将密告之于处长 科长之类的小角色;而钱伟长所将密告到了老佛爷手里,从告密的层级来讲,是最高级了。第三,同是告密,后果迥然不同。冯亦代只得到几张演出票,几顿好饭。 是告密的小儿科。而钱伟长则大受邓小平表扬,迅速成为政协副主席,晋身国家领导人之列。一个只是小打小闹,一个则不告则已,一告惊人。不飞则已,一飞飞 天。

看来,告密也如做生意,有些告密者就如沿街摆摆地摊、做做小生意的小商人,虽然做成了一笔又一笔生意,但是,其利甚薄;而钱伟长则不 同,要么不做,一做就做成大大的一笔生意,一辈子就够吃够用了。他是一个做大生意的人。如果将来有学者经数年辛勤,写成《告密学》的巨著,我想钱伟长的案 例一定会写入书中,也有可能永载史册。这当然是后话了。

话说回来,盖棺论定,钱伟长作为一个科学家,在科学上是有贡献的;留学归来,为国效 劳,其情怀是爱国的;作为一个教育家,主张通才教育(此理念并非他提出)、教授治校等,是有进步意义的。他被邓小平打成右冤派是悲剧,是极权制度的罪恶。 然而,他向邓小平密告朋友的信件,却是很萎琐的行为,人格上是很卑下的。

可悲的不仅是当年钱伟长告密的可卑可怜,而是后人的不以为耻,反以 为荣。近来,辽沈晚报着文《高贵绅士钱伟长》,居然称颂备之。此文转辗流传,被南方周末所摘编。文中说,钱伟长不仅在于“学术上的伟岸”,而且在于“灵魂 上的超越”。文章还说,“信仰是最好的营养,信仰使大学无坚不摧。那种大学熏陶出来的一批又一批学子,也才能够超越红尘。钱老无疑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将朋友的私人信件向当年把自己推入苦海的人告密,又导致了朋友们一个个地被批判,一个个被清除出党,又导致了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因为理解过或宽容过这几个右冤 派朋友的一些理念,而被邓小平认为是反对自由化不力,策动一些顾问老人们将他罢免。这样一种行为,这样一种后果,怎么说得上灵魂的超越?怎么说得上是“高 贵”?怎么说得上“超越红尘”?一个民族需要精神上的高贵者,这话并不错。但是,钱伟长向最高领导告密这样的行为,能够称得上是“精神上的高贵者”吗?他 真的能算是一个“高贵的绅士”吗?如果告密者成了精神上的高贵者,那么,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中国的国民将成为一种什么样的国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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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衡 回复 悄悄话 如何理解叶剑英告了张国焘的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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