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卞仲耘校长被红卫兵学生打死于校中，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卞仲耘是老共产党员，公主中学的校长，曾经教过毛家公主！
一般人把她打死了，还有活路吗？
可至今不仅不能说凶手是谁，连在学校里纪念她都不行，说明了什么？
刘平平 （原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学生，文化大革命初期曾担任红卫兵领袖；其父刘少奇，时任国家主席。１９６６年，刘平平组织红卫兵打斗北师大附属女中老师，报复他们以两分之差没有录取自己）
刘亭亭（原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一3班学生；其父刘少奇，时任国家主席）
邓榕榕 （原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一3班学生；其父邓小平，时任共产党总书记）
刘进进 （原北京师大女附中1966届/高三3班学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任学生代表会主席； 其父刘仰峤，时任教育部副部长）
宋彬彬（原北京师大女附中1966届/高三3班学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为学生代表会副主席之一； 其父宋任穷，时任东北局书记）
刘平平是北师大第一附中红卫兵领袖，打斗卞仲耘校长的头号凶手。因2分之差未被北师大女附中录取，怀恨在心，跑到女附中，串通妹妹刘亭亭还有邓榕榕，殴打卞仲耘和其他老师。
细节请看（下列作者均为原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
１．王友琴：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卞仲耘
２．叶维丽：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
３．冯敬兰/刘进/宋彬彬/于羚/叶维丽： 宋彬彬回忆：校長卞仲耘之死
王友琴是刘亭亭邓榕榕的同班同学。刘进和宋彬彬高2个班级，刘平平要是考上了的话，会是她们的同学。叶维丽比王友琴低1，2年级。
叶维丽她们的文章说，两个高一学生打人打得最凶。一个大胖脸，一个瘦高个儿。事实上，就是邓榕榕和刘亭亭。
打死人后，高一学生邓榕榕居然逼迫医生解剖尸体，以得到死于心脏病的结论。高一的小女生啊。。。
「王晶尧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的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打死的。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所以当时还有所顾忌，不愿意承认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半个月之后，红卫兵暴力进一步发展，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还成了炫耀吹牛的内容。 ( http://www.aisixiang.com )
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愿让妻子这样惨死之后还要遭受无理的切割。结果，尸体没有被解剖。但是，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在医院开具的卞仲耘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尽管死亡原因是如此明显。
。。。。。。
卞仲耘的另一“罪状”是“反对党的阶级路线”，主要证据之一是，在数年以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个女儿曾经因两分之差未被师大女附中录取。实际情况是，当时重点中学有录取分数线，对入线者，优先录取干部子女。刘少奇的女儿差两分达不到分数线，学校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和教育局，上面指示不录取。。。
上文说到，大字报曾攻击师大女附中没有录取刘少奇的一个女儿，那个女儿后来进了师大一附中，文革开始后，她在师大一附中最早写大字报攻击该校学校领导。。。
半年以后，刘少奇和邓小平也被“打倒”了。刘少奇的一个女儿被迫离开家，搬到师大女附中的宿舍，一天有人问她：“喂，听说你在红八月时打死了三个人，是吗？”她回答说：“那时候打死人光荣。我就吹牛说打死了三个人。” 在１９６６年８月，这个１４岁的女生把“打死三个人”当作“吹牛”的内容。这个八月被红卫兵骄傲地称为“红八月”，那“红”是人的鲜血。八月杀戮在文革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八月杀戮建立的思想原则，和人血一起渗透了整个文革。」
。。。。。。
「刘进：卞校长去世后，我们觉得情况严重，应该尽快向上级汇报。当时知道中央在北京饭店开会，到那儿一定能找到领导。我们几个从学校一路走到北京饭店时，已 经半夜了。起初我们想见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李不见，只好找第二书记吴德。。。吴德听完我们的汇报，半天没有说话，后来才慢慢说：这么大的运动，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人死不能复生，死了就死了。还说：你们不要担心害怕，回去要注意保密，不要扩大影响等等。。。
叶维丽：可是，卞校长死后至今没有人站出来承认打过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脑子里老有两个人的形象在晃，都是高一的。一个大胖脸，一个瘦高个儿。这两个人 做的一件事让我记住了她们。文革开始后有一次工作组组织学生去教工宿舍参观，看老师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经过教我们语文的王老师家，她不在，保姆正抱 着她的小孩在外面，当时我们班走在高一那个班的后面，我看见那两个人竟然啐那个小孩儿。我当时特别反感，心想即使小孩的妈妈十恶不赦，小孩又有什么罪？卞 校长死后，有人告诉我打人的学生中就有那两个人，我一下子觉得特别可能。今天回过头想，正是众人的沉默助长了她们后来的恶行。」
卞仲耘是老共产党员，公主中学的校长，曾经教过毛家公主！
一般人把她打死了，还有活路吗？
可至今不仅不能说凶手是谁，连在学校里纪念她都不行，说明了什么？
刘平平 （原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学生，文化大革命初期曾担任红卫兵领袖；其父刘少奇，时任国家主席。１９６６年，刘平平组织红卫兵打斗北师大附属女中老师，报复他们以两分之差没有录取自己）
刘亭亭（原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一3班学生；其父刘少奇，时任国家主席）
邓榕榕 （原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一3班学生；其父邓小平，时任共产党总书记）
刘进进 （原北京师大女附中1966届/高三3班学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任学生代表会主席； 其父刘仰峤，时任教育部副部长）
宋彬彬（原北京师大女附中1966届/高三3班学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为学生代表会副主席之一； 其父宋任穷，时任东北局书记）
刘平平是北师大第一附中红卫兵领袖，打斗卞仲耘校长的头号凶手。因2分之差未被北师大女附中录取，怀恨在心，跑到女附中，串通妹妹刘亭亭还有邓榕榕，殴打卞仲耘和其他老师。
细节请看（下列作者均为原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
１．王友琴：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卞仲耘
２．叶维丽：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
３．冯敬兰/刘进/宋彬彬/于羚/叶维丽： 宋彬彬回忆：校長卞仲耘之死
王友琴是刘亭亭邓榕榕的同班同学。刘进和宋彬彬高2个班级，刘平平要是考上了的话，会是她们的同学。叶维丽比王友琴低1，2年级。
叶维丽她们的文章说，两个高一学生打人打得最凶。一个大胖脸，一个瘦高个儿。事实上，就是邓榕榕和刘亭亭。
打死人后，高一学生邓榕榕居然逼迫医生解剖尸体，以得到死于心脏病的结论。高一的小女生啊。。。
「王晶尧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的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打死的。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所以当时还有所顾忌，不愿意承认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半个月之后，红卫兵暴力进一步发展，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还成了炫耀吹牛的内容。 ( http://www.aisixiang.com )
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愿让妻子这样惨死之后还要遭受无理的切割。结果，尸体没有被解剖。但是，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在医院开具的卞仲耘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尽管死亡原因是如此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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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仲耘的另一“罪状”是“反对党的阶级路线”，主要证据之一是，在数年以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个女儿曾经因两分之差未被师大女附中录取。实际情况是，当时重点中学有录取分数线，对入线者，优先录取干部子女。刘少奇的女儿差两分达不到分数线，学校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和教育局，上面指示不录取。。。
上文说到，大字报曾攻击师大女附中没有录取刘少奇的一个女儿，那个女儿后来进了师大一附中，文革开始后，她在师大一附中最早写大字报攻击该校学校领导。。。
半年以后，刘少奇和邓小平也被“打倒”了。刘少奇的一个女儿被迫离开家，搬到师大女附中的宿舍，一天有人问她：“喂，听说你在红八月时打死了三个人，是吗？”她回答说：“那时候打死人光荣。我就吹牛说打死了三个人。” 在１９６６年８月，这个１４岁的女生把“打死三个人”当作“吹牛”的内容。这个八月被红卫兵骄傲地称为“红八月”，那“红”是人的鲜血。八月杀戮在文革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八月杀戮建立的思想原则，和人血一起渗透了整个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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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进：卞校长去世后，我们觉得情况严重，应该尽快向上级汇报。当时知道中央在北京饭店开会，到那儿一定能找到领导。我们几个从学校一路走到北京饭店时，已 经半夜了。起初我们想见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李不见，只好找第二书记吴德。。。吴德听完我们的汇报，半天没有说话，后来才慢慢说：这么大的运动，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人死不能复生，死了就死了。还说：你们不要担心害怕，回去要注意保密，不要扩大影响等等。。。
叶维丽：可是，卞校长死后至今没有人站出来承认打过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脑子里老有两个人的形象在晃，都是高一的。一个大胖脸，一个瘦高个儿。这两个人 做的一件事让我记住了她们。文革开始后有一次工作组组织学生去教工宿舍参观，看老师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经过教我们语文的王老师家，她不在，保姆正抱 着她的小孩在外面，当时我们班走在高一那个班的后面，我看见那两个人竟然啐那个小孩儿。我当时特别反感，心想即使小孩的妈妈十恶不赦，小孩又有什么罪？卞 校长死后，有人告诉我打人的学生中就有那两个人，我一下子觉得特别可能。今天回过头想，正是众人的沉默助长了她们后来的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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