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美国之音记者：东方2008年1月5日华盛顿报导)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隆重举行了建校九十周年暨推选九十名知名校友的活动。这条校庆的消息，相对于伊拉克的战火以及中国的股市沉浮和奥运热，实在算不上大新闻。然而，就是这所普通北京中学的校庆活动却在海内外媒体引起巨大反响。虽然北师大女附中校庆活动已经结束三个月了，然而余波至今仍在太平洋两岸荡漾。
争论焦点是一位名叫宋彬彬（宋岩）的女校友和一位名叫卞仲耘的女校长。
*校方：为主席佩戴红袖章*
北师大女附中的官方网站上这样介绍这次活动：
2007年9月8日，北师大实验中学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盛大的“光荣与梦想”校庆九十周年庆典。学校全体师生、部份校友、部份退休教师、领导嘉宾、外国使节、香港姊妹校师生等近六千人出席了庆典。
庆典由中央台著名主持人罗京，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北师大实验中学校友陈鲁豫，北师大实验中学音乐教师梁乐、北师大实验中学初二5班谢依一同学共同主持。
根据校方的报导，在庆典上，学校对校庆活动中网上公开投票评选的90名知名校友颁奖，其中包括校友宋彬彬。校方网站介绍说：
宋彬彬，女，毕业于1966年。1966届高中3班。宋彬彬在校学习时热爱学习，热爱集体，关心同学，尊敬师长，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社会工作，高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66年8月18日，主席接见红卫兵时，为主席佩戴上红袖章。在文革中曾受江青等人迫害，后响应国家号召去内蒙插队；十年动乱后，出国求学、工作，研究生学历。
引起争议的是“1966年8月18日，主席接见红卫兵时，为主席佩戴上红袖章”这句话。
*从名扬天下到臭名昭著*
《新美国媒体》（New America Media）2007年12月21号首页刊发了艾伯林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在毛泽东一百一十四岁生日之际，前红卫兵领袖的过去浮出水面”。
《新美国媒体》在编者按中介绍说：一张被长期遗忘的一位青年女子给共产党领导人带红卫兵袖标的照片，在网络中再次浮现，从而使得当年的红卫兵、今天居住在美国的科学家宋彬彬的名声被玷污。
《新美国媒体》的文章写道：“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一百一十四岁诞辰到来之际，毛泽东接见一位女红卫兵的照片流传于中国互联网上，很快激起了对这个女孩子的愤怒。“《新美国媒体》”的报导说：“四十一年前，当年她只有十八、九岁，是北师大女附中的高三学生。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她作为红卫兵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被毛泽东接见。她被授予了一个特殊的荣誉，把红卫兵袖章戴到毛泽东的袖子上。在她给毛泽东戴袖章的时候，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回答说：叫宋彬彬。意思是温柔而有礼貌。根据当时在场的一名摄影师的回忆，毛以开玩笑的口吻告诉她，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意思是寻求武斗。”
“新美国媒体”的报导说：“一夜之间，这个女孩子的名字改成了“宋要武”，并红遍大江南北。年轻骄傲的宋彬彬根本没有料到历史是如何把名扬天下变为臭名昭著。很快，她的名字变成了红卫兵武斗的象征，而且并非徒有虚名。“
*血腥年代的红卫兵首领*
“新美国媒体”报导说：“就在天安门广场上幸福时刻的两个星期之前，在宋的学校发生了一起残酷打人致死的事件。北师大女附中的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被打致死。这个事件后来成为历史性事件，卞仲耘是文革中被学生打死的第一位老师，随后这种经常出现的现象蔓延到全国各地。”
“新美国媒体”报导说：“宋彬彬在1966年打死校长的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至今仍然云遮雾罩。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仅仅是她当时是红卫兵的领袖。”《新美国媒体》援引当时目击者的话说，宋彬彬当时在校园里，而且赞扬这一行动的正确性。
“新美国媒体”报导说：“时光飞逝，四十年过去了，今天的宋要武把名字改回了宋彬彬，并且低调在美国生活了二十七年；在地球的另一面，她的母校在庆祝校庆九十周年的时候，出于一种外人无法知道的动机，在校庆的一本特别画册上展示了宋彬彬和毛泽东的照片，而在这一页照片的另一面，则是被学生毒打致死的副校长卞仲耘的照片。”
*自我介绍中不提不辩不道歉*
在宋彬彬自我介绍中，她称自己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环境与行星科学博士学位，而且是本系第一位华人博士学位获得者。在她长长的自我介绍中，她根本没有提及“红卫兵”、一九六六年、没有道歉、没有辩解、什么都没有。这或许是她在美国生活的行之有效的窍门，但是她的母校却不是她的归化国---美国。
如果她相信中国人已经把过去遗忘了，那她就错了。人们看到了她写的文字，这些文字激起了巨大的愤怒。很多人对宋彬彬吹嘘她在美国的成功，同时只字不提她在高中时的举动感到愤慨。人们称她是母校的耻辱，说北师大女附中九十年校庆是一个无耻的校庆。
*文革死难者家人之怒*
北师大女附中的行为也引起卞仲耘丈夫的强烈愤慨。今年八十七岁的王晶(尧)(三土，音尧)2007年12月22号写了一封致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长袁爱俊的公开信。公开信说：
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90年校庆活动已经结束3个月了。在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90年校庆“评选”“知名校友”的活动中，校方将宋彬彬圈定为“知名校友”；在9月9日的庆祝大会上把宋彬彬的大型展板竖立在学校大操场上；并将毛泽东接见宋彬彬的照片和受难者卞仲耘的照片一并刊登在《校史》和《图志》中。
这件事在海内外引起普遍谴责，网络和刊物上质疑之声遍布。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方迄今仍然置若罔闻、毫无回应、令人骇异。
*“诱发文革卷土重来的危险信号”*
作为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提出了三条要求：
第一、1966年8月5日，原师大女附中（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园里，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卞仲耘同志活活打死。凶手惨无人道，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用军靴践踏，折磨达数小时，其过程令人发指！宋彬彬是当时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她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校方在知情者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仍坚持将“知名校友”的荣誉授予宋彬彬。对此，我不得不提出强烈抗议。
第二、现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方公然违背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将宋彬彬的活动和“8.18”事件作为光荣业绩加以炫耀。这是对中国全体文革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再一次最严重的伤害，对历史的亵渎。这种肆无忌惮的举动，是公然诱发“文革”卷土重来的危险信号，应该引起全党全国人民的警觉。
王晶(尧)提出的第三条要求是要求校方做出明智的处理，撤销授予宋彬彬知名校友的荣誉称号，并将处理结果通报海内外校友和在校师生员工；组织全体在校师生，尤其是要组织学生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让青年学生认清文革曾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卞仲耘丈夫王晶(尧)提出的三条要求，虽然没有见诸于中国官方媒体的报导，却在中国中文互联网上获得声援和支持。
*“文革恶之花”*
香港动向杂志刊登中国独立知识份子冉云飞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文革恶之花再度开放》。文章说：
宋彬彬是一朵“文革恶之花”。没经历过血雨腥风文革的人大概并不知晓，她在文革可谓红遍中国。她不仅开文攻武卫之先河，而且开打死自己所在学校校长老师之先例，更因此“血染的风采”而受到毛泽东于天安门城楼的接见，并钦赐其更名为“宋要武”。
至此，其“不爱红装爱武装”之血染的“风采”传遍大江南北，成为红卫兵打砸抢，以及进行派系斗争、人身伤害的楷模。文革死亡人数的确切数字，现在当然无法弄清，但死亡人数之众多，可谓触目惊心。我们不能说每一件血案都与宋彬彬有关，但宋彬彬如此榜样，所起的教唆作用，是无论如何脱不了干系的。
冉云飞还说，一个人犯错当然应该受到批评谴责，但犯了错死不认错，这样的人无论如何不应该再度成为受人追棒的榜样。
*有华人批美但不离开美国*
冉云飞还从宋彬彬谈到了一批移居到美国，然而却反对民主和自由理念的的美籍华人学者。他说：这些人身居民主自由的美国，享尽自由民主的好处，却想继续把自己装扮得干净体面，愚弄母国民众乃至反对母国推行民主自由的海外中国人，包括像宋彬彬这样的“文革恶之花”，不知尚有多少？研究文革及中国诸多灾难的学人，应该有义务向人们公布这一切真相。
*血色恶文*
虽然宋彬彬没有在自己的介绍中谈到文革中的经历，但是她当时写的一篇文章却白纸黑字成为中国宝贵的历史文件。1966年8月19号，也就是她在天安门城楼上被接见后的第二天，宋要武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我给毛主席带上了红袖章》的文章。文章说：
“过去，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紧紧地束缚着我们，想把我们革命的棱角都磨光磨圆，把我们磨成不敢造反的文质彬彬的书呆子。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从“彬”到“武”，这反映了人们思想的一个大变动，反映了革命的小将们在成长，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后来，北师大女附中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这个学校在庆祝校庆的时候，没有提到这段历史。
*宋彬彬的否认和辨白*
宋彬彬本人否认人民日报的文章是她写的。 宋彬彬后来在美国接受媒体的唯一采访，是在卡玛拍摄的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宋彬彬和几个当年红卫兵领袖以面部被马赛克模糊处理的方式在卡玛的记录片中出镜。宋彬彬否认人民日报的文章是她写的。她说：“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但是到处都是我的谣言，就说给毛主席戴红袖章的‘宋要武’，怎么怎么样打人。我觉得特别地委屈，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 ”
宋彬彬还说：“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我给毛主席带上了红袖章》，通篇文章用的是第一人称，而且呢还署名一个我根本不知道的名字叫宋要武，搁一个括号，宋彬彬。真没想到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竟能够这么无中生有的给我安上这么一个名字，而且以我的名义去发表这么一篇文章”。
“我觉得为了这个名字使得那么多的人受到迫害，觉得非常的难过，我们当初想的是批判文化教育界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现在这个文化革命已经跟我当初参加的时候所想的距离太远。”
这也是宋彬彬唯一一次通过媒体对那段历史作出的反应。
*从学校之举看当局心态*
独立评论人士书吃在一篇文章中说：“在鲜血和暴力交织的红八月的红色恐怖中，其背后所显示的信息谁都能够轻易解读，宋彬彬可以说自己没有动手打过人，也可以说她不同意官方强加给她的那个宋要武的名字，但是对这些引发红卫兵血腥及暴力行为的文化符号，只是轻轻一句非常难过就可以一笔带过吗？！
“北师大附中对宋彬彬的这种肯定，代表了官方对文革历史的拒绝忏悔的态度，这种不忏悔的形态，其实就是对历史真相的反动，从另一层意思来理解，就是对过去乃至现在的恶行的掩盖，做恶而不忏悔就预示着再次做恶的可能。
“文革虽然结束了四十年，但是从很多地方来看，文革并没有结束，文革的暴民意识、对生命的蔑视和对文化的破坏，至今仍然在我们中间以某种方式蔓延着。”
*网民斥责宋要武*
一些中国网民纷纷对这个事件发表评论。一位网民评论说：“宋要武，亦或宋彬彬，你说你一直是反对打人，揪斗、折磨、用带铁钉板子殴打卞仲耘老师致死时，你肯定在现场，你若不是凶犯，那么谁是元凶？谁是真凶？纸片上的七个名字你肯定知道，第一个是谁？其余的分别叫什么？请你站出来，一一指证。
“别只会呆在美国享福而荣辱倒置，以为藉此就可抹去自己身上的血腥。别忘了，那份校庆刊物给你记录的不是什么荣耀，而是伴随你一身的耻辱，正义的法庭终有一天会对你和你那伙暴徒作出严厉的审判！”
这位网民提到的纸片上的七个名字，指的是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接到妻子被打死的通知后急忙赶去医院，他看到的是妻子遍体鳞伤的冰冷尸体，特别是卞仲耘的头部，肿的很大，而且全部呈乌青色。
当时北师大附中的红卫兵头目和“革筹会”头目见了王晶(尧)，王不认识这些年轻的面孔，于是请求写下他们的名字，这张有七个名字的纸片，王先生一直保存，而据说这七个名字的第一个，就是宋彬彬，她当时是学校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
*毛之责和红卫兵之责*
有的网民认为，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心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18岁的宋彬彬还只不过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她是犯了错误，但是让她承担文革武斗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的全部责任也有失公道。
另一位网友也为宋彬彬叫屈说，文革中的暴行，应该由毛泽东负主要责任。他说：“只要毛不受清算，还在天暗门城楼对国人眈眈虎视，任何刽子手都有叫屈的资格。”
不过，他们的观点受到不少网民反驳。
一位网民说：疯狂的年代？不懂事的孩子？ 多简单，就这样把责任推干净了？人是可以犯错，但不可以没有良心。
*不正视文革伤疤*
还有一位网民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民族不敢勇敢地正视文革的伤疤。他说：“一个民族不敢直面自己的阴暗面，用把头埋在沙子里的招数对待丑恶的过去。毕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另一位网民尖锐地指出：社会人心根本欠缺反省力。所谓5000年文明，不免有些可悲。遗忘、否认、抵赖，并不只属于日本啊。
*“对暴君的无耻宣扬”*
一位网友分析北师大女附中校庆风波背后深层的原因说：“行恶者被奖赏，胜者为王的暴力历史观，至今还是公开的历史观。对暴君的无耻宣扬，其实就是北师大附中校庆风波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没有深刻的反思，我们每一个人终将重新履及泥污，陷在暴力的威胁下无法自拔。无法弃恶，何以扬善？”
独立中文笔会刊登晋松的文章，分析了“宋要武们”的不忏悔或以罪为荣的心理是否跟大陆官方对文革的态度有关。晋松写道：
“试想一下，如果在德国某个学校，某个“知名校友”的照片也登上纪念册，但里面的照片是该校友给希特勒献花，那将是怎样的一个场景？但当代的德国绝不会出这样的“大不韪”。因为德国政府以及民众真正发自内心地深入了解纳粹真相！ 这种行为的丑恶在德国民众中是“心知肚明”的。正是由于德国从上到下对纳粹罪行彻底忏悔，才有了今天的良好形象。
“而我们国家呢？从上到下，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关注’文革，除了掩盖真相，还长期阻碍民间的研究与关注， 更遑论‘反思’与‘忏悔’了！所以‘宋要武们’今天的‘表演’，并不让人感到太意外。”
*王友琴为文革死难者著书建园*
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要介绍在北师大女附中九十年校庆中没有被推选为“知名”校友，却在海内外受到高度尊重和评价的王友琴。文革后，王友琴以当年高考状元的分数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又获得中国社科院文学博士学位，现在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学者。
王友琴在文革中，亲眼看到自己的同学和红卫兵殴打和侮辱老师和校长。这些青少年不但用皮带和带钉的棍棒将老师和校长们打得死去活来，还用开水浇他们，强迫他们吃粪便。很多师长不堪残害和羞辱而自杀。
在良心的驱使下，这位杰出的北师大女附中的校友利用自己休假的时间自费回国，用微弱的声音呼唤着整个民族即将消亡的惨痛记忆，她以精卫填海的方式来挖掘那段史无前例岁月中的残暴与血腥。先后出版了《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在互联网上建立了“文革受难者纪念园”。
2004年，她将整理出的659位文革死难者的个案和资料汇集，在香港开放杂志社的协助下，出版了第一本关于文革非正常死难者传记的书籍《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全书50万字。
*警世之言*
王友琴在书的序言中，讲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同样是动物，在看到同类被杀之后，牛群会拒绝前往同类被杀的地方，哪怕那里青草肥美，并会发出悲伤的吼叫。而鸡群却不但仍然在同类被杀的地方嘻戏玩耍，还会争抢被屠宰的同类的内脏一饱口福。王友琴是从一个文革中下放到农村喂养牲畜的教师那里听到这个故事的。她说：“对活在文革后时代的普通人来说，我们都被置放到了牛和鸡之间的某个位置”。
听到这里，听众朋友们也许会像王友琴那样，在心里问自己：我要作牛，还是鸡呢？
争论焦点是一位名叫宋彬彬（宋岩）的女校友和一位名叫卞仲耘的女校长。
*校方：为主席佩戴红袖章*
北师大女附中的官方网站上这样介绍这次活动：
2007年9月8日，北师大实验中学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盛大的“光荣与梦想”校庆九十周年庆典。学校全体师生、部份校友、部份退休教师、领导嘉宾、外国使节、香港姊妹校师生等近六千人出席了庆典。
庆典由中央台著名主持人罗京，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北师大实验中学校友陈鲁豫，北师大实验中学音乐教师梁乐、北师大实验中学初二5班谢依一同学共同主持。
根据校方的报导，在庆典上，学校对校庆活动中网上公开投票评选的90名知名校友颁奖，其中包括校友宋彬彬。校方网站介绍说：
宋彬彬，女，毕业于1966年。1966届高中3班。宋彬彬在校学习时热爱学习，热爱集体，关心同学，尊敬师长，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社会工作，高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66年8月18日，主席接见红卫兵时，为主席佩戴上红袖章。在文革中曾受江青等人迫害，后响应国家号召去内蒙插队；十年动乱后，出国求学、工作，研究生学历。
引起争议的是“1966年8月18日，主席接见红卫兵时，为主席佩戴上红袖章”这句话。
*从名扬天下到臭名昭著*
《新美国媒体》（New America Media）2007年12月21号首页刊发了艾伯林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在毛泽东一百一十四岁生日之际，前红卫兵领袖的过去浮出水面”。
《新美国媒体》在编者按中介绍说：一张被长期遗忘的一位青年女子给共产党领导人带红卫兵袖标的照片，在网络中再次浮现，从而使得当年的红卫兵、今天居住在美国的科学家宋彬彬的名声被玷污。
《新美国媒体》的文章写道：“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一百一十四岁诞辰到来之际，毛泽东接见一位女红卫兵的照片流传于中国互联网上，很快激起了对这个女孩子的愤怒。“《新美国媒体》”的报导说：“四十一年前，当年她只有十八、九岁，是北师大女附中的高三学生。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她作为红卫兵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被毛泽东接见。她被授予了一个特殊的荣誉，把红卫兵袖章戴到毛泽东的袖子上。在她给毛泽东戴袖章的时候，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回答说：叫宋彬彬。意思是温柔而有礼貌。根据当时在场的一名摄影师的回忆，毛以开玩笑的口吻告诉她，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意思是寻求武斗。”
“新美国媒体”的报导说：“一夜之间，这个女孩子的名字改成了“宋要武”，并红遍大江南北。年轻骄傲的宋彬彬根本没有料到历史是如何把名扬天下变为臭名昭著。很快，她的名字变成了红卫兵武斗的象征，而且并非徒有虚名。“
*血腥年代的红卫兵首领*
“新美国媒体”报导说：“就在天安门广场上幸福时刻的两个星期之前，在宋的学校发生了一起残酷打人致死的事件。北师大女附中的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被打致死。这个事件后来成为历史性事件，卞仲耘是文革中被学生打死的第一位老师，随后这种经常出现的现象蔓延到全国各地。”
“新美国媒体”报导说：“宋彬彬在1966年打死校长的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至今仍然云遮雾罩。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仅仅是她当时是红卫兵的领袖。”《新美国媒体》援引当时目击者的话说，宋彬彬当时在校园里，而且赞扬这一行动的正确性。
“新美国媒体”报导说：“时光飞逝，四十年过去了，今天的宋要武把名字改回了宋彬彬，并且低调在美国生活了二十七年；在地球的另一面，她的母校在庆祝校庆九十周年的时候，出于一种外人无法知道的动机，在校庆的一本特别画册上展示了宋彬彬和毛泽东的照片，而在这一页照片的另一面，则是被学生毒打致死的副校长卞仲耘的照片。”
*自我介绍中不提不辩不道歉*
在宋彬彬自我介绍中，她称自己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环境与行星科学博士学位，而且是本系第一位华人博士学位获得者。在她长长的自我介绍中，她根本没有提及“红卫兵”、一九六六年、没有道歉、没有辩解、什么都没有。这或许是她在美国生活的行之有效的窍门，但是她的母校却不是她的归化国---美国。
如果她相信中国人已经把过去遗忘了，那她就错了。人们看到了她写的文字，这些文字激起了巨大的愤怒。很多人对宋彬彬吹嘘她在美国的成功，同时只字不提她在高中时的举动感到愤慨。人们称她是母校的耻辱，说北师大女附中九十年校庆是一个无耻的校庆。
*文革死难者家人之怒*
北师大女附中的行为也引起卞仲耘丈夫的强烈愤慨。今年八十七岁的王晶(尧)(三土，音尧)2007年12月22号写了一封致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长袁爱俊的公开信。公开信说：
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90年校庆活动已经结束3个月了。在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90年校庆“评选”“知名校友”的活动中，校方将宋彬彬圈定为“知名校友”；在9月9日的庆祝大会上把宋彬彬的大型展板竖立在学校大操场上；并将毛泽东接见宋彬彬的照片和受难者卞仲耘的照片一并刊登在《校史》和《图志》中。
这件事在海内外引起普遍谴责，网络和刊物上质疑之声遍布。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方迄今仍然置若罔闻、毫无回应、令人骇异。
*“诱发文革卷土重来的危险信号”*
作为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提出了三条要求：
第一、1966年8月5日，原师大女附中（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园里，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卞仲耘同志活活打死。凶手惨无人道，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用军靴践踏，折磨达数小时，其过程令人发指！宋彬彬是当时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她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校方在知情者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仍坚持将“知名校友”的荣誉授予宋彬彬。对此，我不得不提出强烈抗议。
第二、现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方公然违背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将宋彬彬的活动和“8.18”事件作为光荣业绩加以炫耀。这是对中国全体文革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再一次最严重的伤害，对历史的亵渎。这种肆无忌惮的举动，是公然诱发“文革”卷土重来的危险信号，应该引起全党全国人民的警觉。
王晶(尧)提出的第三条要求是要求校方做出明智的处理，撤销授予宋彬彬知名校友的荣誉称号，并将处理结果通报海内外校友和在校师生员工；组织全体在校师生，尤其是要组织学生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让青年学生认清文革曾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卞仲耘丈夫王晶(尧)提出的三条要求，虽然没有见诸于中国官方媒体的报导，却在中国中文互联网上获得声援和支持。
*“文革恶之花”*
香港动向杂志刊登中国独立知识份子冉云飞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文革恶之花再度开放》。文章说：
宋彬彬是一朵“文革恶之花”。没经历过血雨腥风文革的人大概并不知晓，她在文革可谓红遍中国。她不仅开文攻武卫之先河，而且开打死自己所在学校校长老师之先例，更因此“血染的风采”而受到毛泽东于天安门城楼的接见，并钦赐其更名为“宋要武”。
至此，其“不爱红装爱武装”之血染的“风采”传遍大江南北，成为红卫兵打砸抢，以及进行派系斗争、人身伤害的楷模。文革死亡人数的确切数字，现在当然无法弄清，但死亡人数之众多，可谓触目惊心。我们不能说每一件血案都与宋彬彬有关，但宋彬彬如此榜样，所起的教唆作用，是无论如何脱不了干系的。
冉云飞还说，一个人犯错当然应该受到批评谴责，但犯了错死不认错，这样的人无论如何不应该再度成为受人追棒的榜样。
*有华人批美但不离开美国*
冉云飞还从宋彬彬谈到了一批移居到美国，然而却反对民主和自由理念的的美籍华人学者。他说：这些人身居民主自由的美国，享尽自由民主的好处，却想继续把自己装扮得干净体面，愚弄母国民众乃至反对母国推行民主自由的海外中国人，包括像宋彬彬这样的“文革恶之花”，不知尚有多少？研究文革及中国诸多灾难的学人，应该有义务向人们公布这一切真相。
*血色恶文*
虽然宋彬彬没有在自己的介绍中谈到文革中的经历，但是她当时写的一篇文章却白纸黑字成为中国宝贵的历史文件。1966年8月19号，也就是她在天安门城楼上被接见后的第二天，宋要武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我给毛主席带上了红袖章》的文章。文章说：
“过去，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紧紧地束缚着我们，想把我们革命的棱角都磨光磨圆，把我们磨成不敢造反的文质彬彬的书呆子。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从“彬”到“武”，这反映了人们思想的一个大变动，反映了革命的小将们在成长，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后来，北师大女附中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这个学校在庆祝校庆的时候，没有提到这段历史。
*宋彬彬的否认和辨白*
宋彬彬本人否认人民日报的文章是她写的。 宋彬彬后来在美国接受媒体的唯一采访，是在卡玛拍摄的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宋彬彬和几个当年红卫兵领袖以面部被马赛克模糊处理的方式在卡玛的记录片中出镜。宋彬彬否认人民日报的文章是她写的。她说：“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但是到处都是我的谣言，就说给毛主席戴红袖章的‘宋要武’，怎么怎么样打人。我觉得特别地委屈，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 ”
宋彬彬还说：“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我给毛主席带上了红袖章》，通篇文章用的是第一人称，而且呢还署名一个我根本不知道的名字叫宋要武，搁一个括号，宋彬彬。真没想到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竟能够这么无中生有的给我安上这么一个名字，而且以我的名义去发表这么一篇文章”。
“我觉得为了这个名字使得那么多的人受到迫害，觉得非常的难过，我们当初想的是批判文化教育界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现在这个文化革命已经跟我当初参加的时候所想的距离太远。”
这也是宋彬彬唯一一次通过媒体对那段历史作出的反应。
*从学校之举看当局心态*
独立评论人士书吃在一篇文章中说：“在鲜血和暴力交织的红八月的红色恐怖中，其背后所显示的信息谁都能够轻易解读，宋彬彬可以说自己没有动手打过人，也可以说她不同意官方强加给她的那个宋要武的名字，但是对这些引发红卫兵血腥及暴力行为的文化符号，只是轻轻一句非常难过就可以一笔带过吗？！
“北师大附中对宋彬彬的这种肯定，代表了官方对文革历史的拒绝忏悔的态度，这种不忏悔的形态，其实就是对历史真相的反动，从另一层意思来理解，就是对过去乃至现在的恶行的掩盖，做恶而不忏悔就预示着再次做恶的可能。
“文革虽然结束了四十年，但是从很多地方来看，文革并没有结束，文革的暴民意识、对生命的蔑视和对文化的破坏，至今仍然在我们中间以某种方式蔓延着。”
*网民斥责宋要武*
一些中国网民纷纷对这个事件发表评论。一位网民评论说：“宋要武，亦或宋彬彬，你说你一直是反对打人，揪斗、折磨、用带铁钉板子殴打卞仲耘老师致死时，你肯定在现场，你若不是凶犯，那么谁是元凶？谁是真凶？纸片上的七个名字你肯定知道，第一个是谁？其余的分别叫什么？请你站出来，一一指证。
“别只会呆在美国享福而荣辱倒置，以为藉此就可抹去自己身上的血腥。别忘了，那份校庆刊物给你记录的不是什么荣耀，而是伴随你一身的耻辱，正义的法庭终有一天会对你和你那伙暴徒作出严厉的审判！”
这位网民提到的纸片上的七个名字，指的是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接到妻子被打死的通知后急忙赶去医院，他看到的是妻子遍体鳞伤的冰冷尸体，特别是卞仲耘的头部，肿的很大，而且全部呈乌青色。
当时北师大附中的红卫兵头目和“革筹会”头目见了王晶(尧)，王不认识这些年轻的面孔，于是请求写下他们的名字，这张有七个名字的纸片，王先生一直保存，而据说这七个名字的第一个，就是宋彬彬，她当时是学校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
*毛之责和红卫兵之责*
有的网民认为，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心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18岁的宋彬彬还只不过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她是犯了错误，但是让她承担文革武斗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的全部责任也有失公道。
另一位网友也为宋彬彬叫屈说，文革中的暴行，应该由毛泽东负主要责任。他说：“只要毛不受清算，还在天暗门城楼对国人眈眈虎视，任何刽子手都有叫屈的资格。”
不过，他们的观点受到不少网民反驳。
一位网民说：疯狂的年代？不懂事的孩子？ 多简单，就这样把责任推干净了？人是可以犯错，但不可以没有良心。
*不正视文革伤疤*
还有一位网民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民族不敢勇敢地正视文革的伤疤。他说：“一个民族不敢直面自己的阴暗面，用把头埋在沙子里的招数对待丑恶的过去。毕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另一位网民尖锐地指出：社会人心根本欠缺反省力。所谓5000年文明，不免有些可悲。遗忘、否认、抵赖，并不只属于日本啊。
*“对暴君的无耻宣扬”*
一位网友分析北师大女附中校庆风波背后深层的原因说：“行恶者被奖赏，胜者为王的暴力历史观，至今还是公开的历史观。对暴君的无耻宣扬，其实就是北师大附中校庆风波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没有深刻的反思，我们每一个人终将重新履及泥污，陷在暴力的威胁下无法自拔。无法弃恶，何以扬善？”
独立中文笔会刊登晋松的文章，分析了“宋要武们”的不忏悔或以罪为荣的心理是否跟大陆官方对文革的态度有关。晋松写道：
“试想一下，如果在德国某个学校，某个“知名校友”的照片也登上纪念册，但里面的照片是该校友给希特勒献花，那将是怎样的一个场景？但当代的德国绝不会出这样的“大不韪”。因为德国政府以及民众真正发自内心地深入了解纳粹真相！ 这种行为的丑恶在德国民众中是“心知肚明”的。正是由于德国从上到下对纳粹罪行彻底忏悔，才有了今天的良好形象。
“而我们国家呢？从上到下，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关注’文革，除了掩盖真相，还长期阻碍民间的研究与关注， 更遑论‘反思’与‘忏悔’了！所以‘宋要武们’今天的‘表演’，并不让人感到太意外。”
*王友琴为文革死难者著书建园*
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要介绍在北师大女附中九十年校庆中没有被推选为“知名”校友，却在海内外受到高度尊重和评价的王友琴。文革后，王友琴以当年高考状元的分数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又获得中国社科院文学博士学位，现在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学者。
王友琴在文革中，亲眼看到自己的同学和红卫兵殴打和侮辱老师和校长。这些青少年不但用皮带和带钉的棍棒将老师和校长们打得死去活来，还用开水浇他们，强迫他们吃粪便。很多师长不堪残害和羞辱而自杀。
在良心的驱使下，这位杰出的北师大女附中的校友利用自己休假的时间自费回国，用微弱的声音呼唤着整个民族即将消亡的惨痛记忆，她以精卫填海的方式来挖掘那段史无前例岁月中的残暴与血腥。先后出版了《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在互联网上建立了“文革受难者纪念园”。
2004年，她将整理出的659位文革死难者的个案和资料汇集，在香港开放杂志社的协助下，出版了第一本关于文革非正常死难者传记的书籍《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全书50万字。
*警世之言*
王友琴在书的序言中，讲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同样是动物，在看到同类被杀之后，牛群会拒绝前往同类被杀的地方，哪怕那里青草肥美，并会发出悲伤的吼叫。而鸡群却不但仍然在同类被杀的地方嘻戏玩耍，还会争抢被屠宰的同类的内脏一饱口福。王友琴是从一个文革中下放到农村喂养牲畜的教师那里听到这个故事的。她说：“对活在文革后时代的普通人来说，我们都被置放到了牛和鸡之间的某个位置”。
听到这里，听众朋友们也许会像王友琴那样，在心里问自己：我要作牛，还是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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