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中，最可怕的伪善不是这种伪善，最可怕的虚伪还不是这样一种虚伪，而是中国文化中实际上培养人们有一种虚伪，就是何家栋先生提到的，叫“为恶”，有一种制度迫使人作恶。哪怕这个人内心并没有那么恶，也要表现出比较邪恶，如果不作恶，他就没法生存。什么人最容易控制呢？就是那些既贪财又怕死的人，贪财可以赏你，怕死可以罚你，假如天下都是既贪财又怕死的人，这个国家就好治理，不贪不怕，这个天下怎么治理得好？韩非子恰恰就认为，如果这样就坏了，他说如果有一些人既不怕死也不爱钱，那我怎么能控制他，我要赏他他也不图我赏，我要罚他他也不怕罚，那这样的人不就有造反的嫌疑吗。他说对这种人我们一定要把他灭掉。
秦晖：中国的人心与法家、儒家
这本书我很认真地看了，朱先生从法家着手分析（中国的人心），我觉得是很对的。因为中国儒家的东西虽然被说得很厉害，但是儒家既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也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坏。儒家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中国人说说而已，并不是做的。人们经常做的要么就是法家的那套，要么就是道家的那套，像犬儒主义。 这里涉及到所谓虚伪问题，很多人都讲中国文化很虚伪，“五四”经常讲伪道学，那个时候大家都骂伪道学、伪君子，所以有些人就非常乐意以真小人来标榜，什么“和尚打伞”、“娘要嫁人”之类，的确显示出所谓反对虚伪的一种心理。 其实我觉得虚伪很难说是一种文化现象，因为我们说什么虚伪呢？说儒家虚伪？其实我觉得所谓虚伪无非就是——最经典的一个表述是“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与其说是跟文化有关系，（不如说）就是跟敢不敢讲的文化氛围有关系。我们看到神权专制的时代，基督教也是很虚伪的。1949年以后，我们感到很多无神论者也是很虚伪的。老实说，如果有一种环境是使人不能说真话、只能说假话，那不管是什么文化下，人都会变得很虚伪。如果有正常的、基本言论自由的社会，虚伪当然可以减少一些，但是这只是“虚伪”的一个层面。 另一个层面，即使是高度自由的社会，仍然有虚伪的一面，因为不管是人，就连动物都是具有表演欲望的，人们总希望别人看到的自己比实际上的自己要更好，就连孔雀都还会开屏，所以虚伪有时候也变为一种权利，隐私权，我们就假定真实的东西有权利不让人知道，我们有权利让人知道好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这也叫做虚伪，而且这种虚伪到底在哪种文化中最发达，也的确很难说，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包括一切化妆、整容，本来你没那么漂亮，要搞得那么漂亮，本来没有那么高尚，你要让人觉得你那么高尚，这某种意义上都是虚伪。 但是我觉得同样是虚伪有两种很大的不同，我们通常讲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其实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比如我刚才讲到“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大家知道，肚子并不是思维的器官，实际上是一脑子男盗女娼，但是这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脑子的男盗女娼，这个事情真的有那么严重吗？老实说，如果不好的想法仅仅是存在于脑子里头，我觉得，第一别人是没法知道的，因为脑子里的东西谁知道呢，谁也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你脑子里是不是男盗女娼，谁也不知道，根本是没法度量的东西。第二即使真有些不好的念头，如果仅仅是念头的话，那么也不会给社会造成太大的问题。我们经常讲的问题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满嘴的仁义道德，成天做男盗女娼，这问题就比较大了。因为这个问题不光是念头的问题，而是行为了。这个行为，真正的一个社会很糟糕的现象，是很多人满嘴的仁义道德，成天做男盗女娼，倒不是说他脑子里头想不想的问题。 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对于有些人，实际上内心不见得就有那么高尚，但是在有一些情况下，内心不那么高尚的人，就不能做那些太糟糕的事情，而只能做那些比较好的事情。也就是说这种社会会提供“为善”的环境，使得很多人哪怕心里并不那么善，但是也必须做一些善事，而不能做恶事。我觉得这就是对权力进行制约的社会，这样的一些社会里面，很多人是不是真的就那么圣洁，也很难说。有一些人，比如我们说民主制度下其实人们也是很虚伪的，政客整天讲很冠冕堂皇的话，但实际上他们的真实生活或者真实想法，比如有人说克林顿就是个伪君子，或者谁谁谁是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现象一点也不奇怪。但是我觉得制度的长处恰恰就在于，它可以依靠一种权力制约，依靠一种保障民权的措施，使得很多哪怕内心不那么高尚的人也不能做不高尚的事，而只能做高尚的事。像这样的一种现象，有人说是伪善，这其实以前已经有人指出过，如果说这是伪善，那么这是社会非常可贵的一种机制。而且这种伪善和真善之间也没有截然的界限。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环境，使内心比较邪恶的人也不能不伪善，而且必须一直伪善下去，他一作恶马上就被人抓住，久而久之这个伪善成为一种习惯，也就成了真善了。所以说，其实伪善是一个社会很重要的功能，因为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人都是圣人，而且往往都假设任何人都是不完善的，而且也有权力不完善，我们也没有权力要求别人去做圣人，但是我们要求的是每个人的行为必须要受到制约，尤其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更是需要受到制约的。 我们现在经常讲的伪善，指的就是缺少这样一种制度，比如说，有些人说儒家口头上讲得很好，但实际上做得很差。那么我觉得这很可能不是儒家文化本身的问题，换一种文化，基督教乃至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等，都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中国社会中，最可怕的伪善不是这种伪善，最可怕的虚伪还不是这样一种虚伪，而是中国文化中实际上培养人们有一种虚伪，就是何家栋先生提到的，叫“为恶”，有一种制度迫使人作恶。哪怕这个人内心并没有那么恶，也要表现出比较邪恶，如果不作恶，他就没法生存。 所以我觉得，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个问题不大。但是这个社会要防止满嘴的仁义道德，整天做男盗女娼。我觉得像这样的现象，主要不是文化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我们现在讲的这种思想文化，恰恰是法家思想，是一种最明显的带有这种趋向的。我经常听到很多人讲，说儒家不如法家好，说儒家虽然（好听的道德）讲得很多，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而法家就是敢于很坦率地讲性恶论，这种坦率，实际上蕴含了满嘴的男盗女娼。满嘴的男盗女娼也不一定是问题，但问题是这个法家的制度造成了不仅满嘴的男盗女娼，而且实际上也做男盗女娼，而且使得一些不愿男盗女娼的人也不得不男盗女娼。比如说我们经常讲西方的性恶论，和法家的性恶论相比，都是说人是自私的，但是进行制度设计的时候，对人心要自私的时候，是在两个方向上加以制约，比如在现在的政治制度下，首先要假定保证民权的，如果要保证民权，又认为每个人都可能有自私的愿望，当然采取的是制约掌权的人，尤其是制约皇上，通过这种办法来使大家即使不那么高尚，但也要做好事不要做坏事。西方所谓的性恶论只是一种预设，所谓预设就是实际上并不是这些人真的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小人，不可能有君子。这只是一种可行的制度安排，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所有的人都是善人的基础上，而宁可假定这些人是有可能作恶的。如果这种制度可以使是良心不那么好的人不做恶事，也就是说好人可以表现的更好，这是权力制衡的指向或者目的。 法家不一样的，法家从人性恶推出来一点：所有人都会毁坏皇权，因此把所有人的权力都剥夺了，使他没有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这样一种东西也是制约，这个制约主要是制约老百姓，为了防止对皇权的一种侵害。很多法家假定这些人都要作恶的，而且不仅假定这些人要作恶，他往往也认为这些人——这不是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也是应该要作恶的。因为按照法家的说法，什么人最容易控制呢？就是那些既贪财又怕死的人，贪财可以赏你，怕死可以罚你，假如天下都是既贪财又怕死的人，这个国家就好治理，不贪不怕，这个天下怎么治理得好？韩非子恰恰就认为，如果这样就坏了，他说如果有一些人既不怕死也不爱钱，那我怎么能控制他，我要赏他他也不图我赏，我要罚他他也不怕罚，那这样的人不就有造反的嫌疑吗。他说对这种人我们一定要把他灭掉。 我们看到历代都标榜清官，但我们整套制度，包括皇上的真实想法，实际上不怎么喜欢清官，尤其是不喜欢自以为清廉一世不把皇上放在眼里，类似于海瑞那样的人。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种现象，是历代不觉得的一种现象，就是所谓的伪恶。法家有这样一种假设，你不是这样，反而是有危险的。这和西方的性恶论是不一样的，西方的性恶论设置了一些限制，即使你不高尚也不能做不高尚的事。法家的制度设置是什么？如果你是坏人，你就可以为皇上做坏事，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为皇上整老百姓，这一点法家是讲得很清楚的。所谓善治国者，必强国弱民，要使老百姓变得非常糟糕，这种状态才是很好的东西。如果你是坏人，那么你帮皇上为虎作伥，欺负老百姓，法家当然觉得好。如果你是好人，不帮皇上这样欺压老百姓，也不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所谓的坏人也不能做坏事，好人就可以做更好的事。这种虚伪的特点是，坏人不用说就会做坏事了，好人也必须做坏事。这种事情我们就看到好多，比如大家可能都知道的一个例子：汉高祖刘邦在外面打仗，萧何当丞相，这个萧何挺廉洁奉公，老百姓对他评价也不错，于是刘邦就听到很多人讲萧何的好话，萧何如何如何廉洁，如何如何勤政等等。刘邦就很不高兴，萧何听到有这种传闻就吓坏了，他就伪恶了一把，马上反其道而行之，搞得老百姓向刘邦告状，说萧何不好，刘邦就很高兴。 其实制度最糟糕的一种虚伪是强迫人作恶的虚伪，你就是不想作恶，他也强迫你作恶。而且正如伪善和真善之间没有真正的界限一样，伪恶和真恶也没有真正的界限，一个人原来还是有良心的，但是整天做没有良心的事情，我们一开始说这叫做违心的事情，但做惯了就把作恶习以为常了。所以法家鼓吹的那一套东西，要说虚伪也非常虚伪，并不见得比儒家要更好，但是这种虚伪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法家提倡的虚伪其实就是一种伪恶，强迫所有人都作恶。我们中国，老实说，所谓儒家的虚伪当然是存在的，但是这个东西反映在行为层面，主要是制度因素造成的，和文化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法家所鼓吹的虚伪才真正是非常要命的，因此我觉得朱建军先生分析中国人心，从法家入手是很对的。 我在这里要讲一讲，老实说到底什么东西叫做文化，这是我非常怀疑的一件事情。我们通常讲的所谓文化，和我们所谓的民族性真有关系吗？老实说我是相信中国人和西方人是不一样的，在有同等选择权力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比如中国人喜欢吃中餐，西方人喜欢吃西餐，这一点人们就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有时候就不尽然，我们往往混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问题，就是能否选择和选择什么，我觉得选择什么的确是文化，但是能否选择，你就不能说是文化了。而且在这个方面也没有什么民族性的差别可言，关于这一点，我觉得五四运动的时候，陈独秀有一次提到一个事，我觉得说得很精彩。陈独秀反对严酷的父权，于是当时有比较保守的人就骂陈独秀，说你在那里毁灭我们的传统文化，说中国人是讲孝道，是讲百善孝为先，但是你陈独秀在提倡仇父，鼓吹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陈独秀当时有一个回答，我觉得很精彩，陈独秀说我当时是认为孝是很好的东西，子女孝敬父母，媳妇孝敬公婆都是很好的美德，我从来不反对这个东西。他说我只反对那种不合理的用父权剥夺子女和媳妇正当的权利，我反对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和所谓的孝文化有什么关系呢？假定中国人只是在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的威胁下才不得不尽孝，如果没有这种威胁就忤逆不孝了，那么你能说这个人真的是孝子吗？中国人如果真的都是这样的孩子，你还能说中国真的有孝文化吗？但假如中国不是这样的，人们从内心愿意孝敬父亲，不是被迫的，那么那种严酷的父权怎么有必要维持呢？没有这种父权又有什么关系呢？没有父权，孝文化就受到威胁？这里头有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在谈孝文化的时候，通常都假定了中国人内心就是要孝的，不是受到什么威胁，也就是说我们讲的孝和父权是没有关系的。既然这样，我们就不能把父权看成中国文化必不可少的因素，似乎父权没有了，就完蛋了。我们应该说，中国人好就好在没有父权也是可以尽孝的。 所以我们不能以中国文化为理由——这个中国文化是好是坏我不知道，来为不合理的父权辩护，在这里我没有讲父权到底是好还是坏，你可以讲这个父权是很好的，是应该有的，但是这和文化没关系。也就是说，人们的选择权在某种意义上，有时候也是应该限制的。但是限制选择权主要是一种对自由辩解的概念，这个概念更多的是制度上的含义，不是文化上的含义。 在这个问题上，我有时候会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我说大家都讲文化差异，我说哪一种文化差异是真正可以证明的呢？比如说世界上可以实证的两个文化差异最大的民族是哪两个民族呢？是中国和美国吗？是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吗？是俄国人和美国人吗？我觉得也许是，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能证实的。能够证实的世界上两个文化差异最大的民族，照我看来就是美国人和瑞典人。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美国人和瑞典人正是在他们基本上都有充分地选择权的基础上——他们都有自由民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都可以做主他们的选择，都可以充分体现他们的价值偏好，在这种背景下，瑞典人选择国家管得很多制度，美国人选择了更多的体现自由放任的制度，这种差异的确是价值偏好的不同。 因此我觉得我们现在谈文化差异，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什么东西是选择什么的区别，什么东西是能否选择的区别，如果我们弄不明白这个事情，我们就会把一些非常恶劣的制度当做是我们的文化在那里宣扬，同时我们把真正的文化倒是给颠覆了。因为老实说，任何一种文化要发扬光大，前提就是人们要有选择的自由，如果没有选择的自由，包括中餐都不可能发展，包括皇帝让你只能吃这样一种东西，不能吃另外一种东西，规定你只能吃面，不能吃米饭，如果这样的话，中餐怎么可能发展起来呢？不管是中餐还是西餐，能发展起来的前提就是，大家都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觉得这是不管哪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的基础。 节选自：《中国的人心与文化》出版座谈会全部整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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