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五月二十三日，各传统报刊收到来自中宣部新闻局的通知，要求媒体对四川灾区报道积极、正面、向上，不要渲染负面问题。
然后是五月二十七日，各大门户网站收到来自国务院新闻办的禁令，清晰明朗，却让人充分怀疑它的可执行性：比如不许报道倒塌校舍豆腐渣问题，不许声称此次地震已经被一些专业人士提前预测到的，不许攻击政府救援迟缓、不力、救灾物资分配不合理，不许称地震为天怒、天谴等等。"
=========================================================================
网络打败通讯社：震灾中展现公民记者角色.
《亚洲周刊》
李永峰／
网络在震灾之初呈现优势，并展现公民记者独特角色。
五月十二日在新华社正式发布汶川地震消息之前，互联网上即已出现大量信息。
这一刻，中国的网络媒体集体狂飙，把反应迟缓的报纸、电视台等传统媒体甩在身后。
但是十二日之后，当中央电视台展开二十四小时滚动直播、当全球媒体记者拥至灾区时，一贯自诩拥有‘快速’与‘海量’两大优势的网络媒体们，似乎彻底丧失优势。
但接下来，随着救灾取得一定成果，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中国政府开始收缩舆论空间。这个时候网络的作用似乎再度彰显。曝光救灾帐篷外流、揭露官员殴打志愿者、关注分发救灾物资不均而引发警民冲突……在这个阶段，互联网与公民记者的作用开始回归，不过五月二十七日的网络舆论禁令又为之频添阴影。
------------------------------------------------------------------------
四川地震掀起世纪采访风暴：中宣部禁令失效
张洁平／
(1)国难当前禁令自动失效.
地震发生当天，中国各媒体仍循例收到中宣部的禁令：不许派记者到现场，只能使用新华社通稿。可是这次，没人遵守。新闻直觉告诉他们，出大事了，因此他们顾不上什么禁令，抱着发不了稿就当志愿者的心态直奔震灾前线。中宣部并没像过去那样，要求媒体把记者召回。在总理温家宝飞往四川和全国媒体同时倾巢而出的压力下，起初‘不准采访’的禁令成了一纸空文。
尽管中国新闻人藉着开放表现出高度理想主义和敬业精神，但是新闻伦理和专业水平却受到批评。如何处理职业新闻人在灾难中的角色，仍然是个争议的话题。
为了抢新闻，挖故事，有记者在医院，抓着父母已罹难的孤儿问，你爸爸妈妈死了，你现在是什么感觉？在映秀镇，一名女记者不顾直升机抢运伤员的紧迫，硬要挤上飞机，结果与伤者家属冲突；在现场直播中，为增强效果，连线的记者闯进手术室去采访医生和伤者；更有某电视台女记者拦下重灾区开出的救护车采访，甚至要采访里面被困七十多小时才获救、奄奄一息的重伤员；在救援现场，有救援队伍在幸存者即将挖出的时候暂停工作，叫来记者，以便直播电视画面；五月十七日俄罗斯救援队救出第一名幸存者时，救援队长急切挡住了来自CCTV摄像机镜头、可能伤害幸存者眼睛的强光。
亚洲周刊摄影记者叶坚耀在震区耳闻目睹救援队因配合记者延误救人，感慨道：‘中国有管理记者的经验，却还没有不管理记者的经验。’
中国大陆记者也是如此，他们习惯了与公权力博弈，却没有习惯与自己博弈。《明报》震区记者梁海明说：‘最悲惨的故事最能打动读者，但我不想为了赚取读者的眼泪而让灾民们不停流泪。很多记者只记得采访，忘了做人。’
在惨烈的灾情面前，避免夸大自己，避免‘新闻暴力’带给灾民二次伤害，这些新闻专业与伦理的判断，都是重大的考验。正如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说：‘对一个成熟专业的记者来说，真正的敌人往往不是体制，而是自己。’
-----------------------------------------------------------------------
(2) 灾后重建难题刚开始.
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三天举国哀悼的日子，是抗震救灾的转折点。逝者安息，活着的人还要好好活下去。然而，对于全力救灾赢得美誉的中国政府来说，难题才刚刚开始。
灾难降临的一刻，丑陋可以被大爱遮掩，人心能够被人命凝聚。可是之后呢？孩子被活埋进废墟的家长能否没有怨言？稀有的救灾物资分发能否没有争抢，没有特权？全国的好心人能否不关心自己的爱心善款帮助了哪一个灾民哪一段重建？又或者，地震前的鸡鸣狗盗、贪腐弊情，会否因为一次灭顶灾难就消失不见？
关注四川的窗口已经打开，这一次，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似乎必须敞开在公众面前，否则此前人们对灾难寄予的深切感情，对政府给予的响亮掌声，就太容易反向而变成失望和愤怒。
中国政府的步伐，在此刻，显得格外犹疑。
先是五月二十三日，各传统报刊收到来自中宣部新闻局的通知，要求媒体对四川灾区报道积极、正面、向上，不要渲染负面问题。
然后是五月二十七日，各大门户网站收到来自国务院新闻办的禁令，清晰明朗，却让人充分怀疑它的可执行性：比如不许报道倒塌校舍豆腐渣问题，不许声称此次地震已经被一些专业人士提前预测到的，不许攻击政府救援迟缓、不力、救灾物资分配不合理，不许称地震为天怒、天谴等等。
救灾期间，政府与民间口径空前一致：救人要紧，反思可以慢慢来。有媒体胆敢在救援最急迫的第一个星期反思政府救援队伍的专业性，或者楼房建筑的质量问题，便会遭到民间自发的群起而攻之。而地震二十天后，民间反思的声音逐渐增强，政府却似乎越趋保守。舆论与舆论主管者的博弈，也在这时开始。
-------------------------------------------------------------------------
前《冰点》总编辑李大同在《明报》撰文强调：‘对媒体而言，任何灾难，不管是人为的还是天灾，都需要追问原因和责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通过一次次的灾难获得教益，填补漏洞，惩罚渎职，社会才能更加安全起来。
可惜，中国传媒管制部门，总是要将灾难报道转为“英雄赞歌”，突出“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等等，这与灾难报道的核心价值南辕北辙。’
凤凰卫视总编辑吕宁思则对中国政府的进步表示乐观：‘负面报道方面，北京其实很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吃亏在没有及时回应民意，表态被动。无论是豆腐渣工程还是捐款审计，我相信中央和各级政府一定派了很多调查人员在查，可应该尽早把这些公布出来，做一些明确的、大范围的表态来安抚人心。’
目前，除香港《苹果日报》部分记者因关注死难学生家长集会被‘请离’四川之外，尚无其他限制记者自由的情况出现。除了意义模糊的中宣部通知，传统媒体也没有收到明确的禁令。
但是关于校舍质量问题，打开百度搜索，输入‘地震’与‘豆腐渣工程’两个关键词，出来的结果却是‘搜索结果可能涉及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内容，未予显示’。
媒体的进步总是最直接地彰显出这个国家的自信。可以允许不同的声音，可以自信地面对别人的批评，在经历过苦难深重的灾难后，只有这样的进步才能让大家觉得付出没有浪费，透明和公开可以变成习惯，一直延续下去。
http://web.wenxuecity.com/BBSView.php?SubID=currentevent&MsgID=2434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