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與楊度——汶川大地震看兩岸政治體制優劣和走向》(转载)

網上閒逛，無意闖入wretch，看到了這篇名為《好文分享：孫中山與楊度》的文章，此文為台灣網友所做，文章前面引述名為魚刺所做《孫中山與楊度——汶川大地震看兩岸政治體制優劣和走向》一文，後半部是作者對此文的態度以及對兩岸政治體制和走向的評析，其中分析條理清晰，理性客觀，令人暗暗稱奇。特轉載如下：




標題：《孫中山與楊度——汶川大地震看兩岸政治體制優劣和走向》
更新日期:2008/05/23 01:01
作者：魚刺

從1949年後，兩岸就開始各走各路，在華人圈裏形成兩種不同發展模式。按大陸的說法，就是社會主義模式和資本主義模式；按臺灣的說法，就是專制模式和民主模式。不管怎麼表達，兩種制度實質上就是中華政制體制和西方政制體制的當代表現形式。這兩種制度都存在了幾千年，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所以實在不好人雲亦雲地妄下結論說哪種更好。當代社會中，由於西方經濟發達，絕大部分人都認同西方政制體制，而中華政制體制始終沒有國際級的大思想家作強有力的論證和鋪墊，儘管由中共在不斷實踐、學習、改良，還是遭到了千夫所指，這不能不說是當代華人社會發展的一種悲哀。

筆者這裏提出一個觀點：中西方政制體制決策過程中其實都是非常民主的，不同的是，中方政制體制最終對單獨事件表現為集權，西方政制體制最終表現為權力的相對分散。這個觀點要爭論起來不是你我隻言片語能夠表達，所以大家隻要認同最後的表現形式就可以了。

由於中西方政制體制的表現特點，中華體制容易被當作專權，而西方體制表面看來更賞心悅目，因為它一直走向權力的終點但始終不到達終點。從兩種制度的執行效率，中華體制的效率無疑要比西方體制高得多。這一點，已經過許多專家專著論述過，不表。

中方政制體制更容易出現絕對領導層腐敗，這是毋庸置言的。中共在實踐過程中，針對這點一直在改進，筆者相信，雖然短時間內，此問題無法解決，但幾十年，幾百年，隻要這種制度能夠延存而不是被西方體制吞沒，自然會得到解決；而西方政制體制如果不達到中方體制「集權」這一層，永遠也解決不了效率低下的問題。

話題扯到孫中山與楊度身上。其實在上個世紀早期，兩種體制的問題就由孫中山與楊度激辨過。諸位先進可以查閱上世紀早期的文獻。孫中山大家都知道，他是民主先驅，中華國父。楊度這個人，可能大家就不那麼熟悉了。這裏簡要介紹一下楊度。

楊度，帝師王闓運門生，光緒舉人，榜眼。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奇人，先後投身截然對立的政治派別，頗具爭議。先後參與或贊助了清末公車上書、變法維新、洪憲帝制、張勳擁滿清末帝溥儀復辟等活動。1922年加入中國國民黨，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為秘密黨員。楊度這個人一生不得志，晚年甚至淪為杜月笙門人。他對中國體制與西方體制在中國的發展貢獻良多。

楊度最有名的文章當數《君憲救國論》，此文使袁世凱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楊度在孫中山革命過程中出力不少，但他提出的政制體制，與孫中山的西化體制完全不同。筆者認為楊度是在中共統治大陸前，最後一個有影響力的中國傳統政治體制捍衛者。

事實上，楊度是精通「帝王之學」的大合縱家，表面上看，他的落腳點變來變去，但他堅持的政治體制立場，無論從滿清、洪憲、民國，一直沒有變化過，那就是民主中央，高度集權，集體民主。中國的政治形勢演變到1949年，終於分成了大陸的中國傳統政治體制和臺灣的西方政治體制雛形。楊度的「帝王之學」雖然沒有延續，但他的思想改良後，被中共保留了下來。我說這點，可能中共本身也不會同意，畢竟楊度在中國近代史上算不上什麼大人物，但事實如此。

現代的中華，還是延續著一個世紀前，中華傳統政治體制——代表人物楊度，西化體制——代表人物孫中山兩種制度的比較，選擇。馬英九今天就職時說的，臺灣的政黨交替是華人社會的榜樣，以及布希說的民主燈塔，從筆者本人觀點看，都是不對的。臺灣政治的發展，隻代表了西方政治體制在華人社會中的一種嘗試、改良，至於孰優孰劣？放眼于整個大中華，究竟什麼方式最合適？這都需要很長時間來證明。至少有一點，中國大陸現行改良體制，在大中華發展了幾千年迄立不倒，也許可以說明些許問題。

我們的目光回到不久前的汶川大地震。

汶川大地震波及半個亞洲，全球華人社會莫不為之悲慟。地震中，中國大陸的決心，意志，行動力，就連最苛刻的西方評論家也找不出什麼可以批判的，更讓全球華人對戰勝天災信心倍增。政府沒有試圖掩蓋災難的規模；總理幾小時就到了極危險的震中；救援部隊在第一時間就以世界之最的速度和數量聚結到災區；道路不通的情況下，以犧牲小我，成就大我的集體精神，組織死亡空投；物資、人員調動效率之高，反應之快速讓人驚歎。這一切，在非中央集權的國家，是無論如何也做不到的。

汶川大地震使世界人們更好地認識了中國大陸現狀，這現狀可能和西方人或被全盤西化的人們認知的有點不一樣：中國大陸的人們並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熱，高壓權威之下，而是在一種與西方政制體制表現形式不一樣，但對待子民一樣呵護，一樣關愛的體制之下。在這裏，人命一樣重要，國家元首和總理一樣是從普通老百姓中所產生，並以普通老百姓為衣食父母。

汶川大地震將中國大陸在中國傳統體制下幾十年發展所積累的國力、普通大眾生活狀態、國家結構性、體制優缺點表露無遺。中國大陸體制還在繼續改良和發展、學習，筆者認為應該不會無意義地全部西化。這點值得廣大一味吹捧西方民主的人們引起注意，尤其是那些閉著眼睛，大腦不參加工作，在電腦前盲打的人們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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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熊（系此文作者）曰：

這篇文章講的很多東西很有道理，很多想法也是我一直以來都有的。

對於兩岸的政治體制的比較，在我的認定中，其實我常常覺得，大陸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樣的專制，而台灣也沒有我們自己講的那麼民主。這句話或許很多人乍聽之下可能沒法同意，但是請平心靜氣地仔細想一想，你我對大陸和對自己的家鄉台灣的政治體制到底認識有多深？而請不要用印象中的答案。甚麼叫印象中的答案？就是一講到某個東西或某個國家或某個人事物時第一個浮現在腦海裡面的觀感，比如我們一提到美國，大家第一個浮現在腦海的感覺大多都是民主自由、開放進步、生活富裕之類的正面評價，沒錯美國都符合上述所說的形容詞，但是，那絕對不是美國的全貌，這些形容詞也不是美國的全部。美國也有很多不民主、不自由、不進步甚至很保守專制、貧窮落後的地方。反過來說，當我們提到「大陸」（現在很多人改口稱「中國」）時，大家第一個印象是甚麼？是專制獨裁？是黑心商品？還是非法移民？我想大部分都是負面的形容詞居多。沒錯，大陸的確有這些特點或是現象，但是，當你提到大陸隻有這些想法冒出來的時候，你敢說你很了解對岸嗎？我相信你絕對不敢，因為這些都隻是刻版印象，是我們經歷過經年累月的政治宣傳（裏面包含過去八年執政黨的文宣轟炸及國際媒體如BBC之流誇大的抹黑和扭曲）以及社會大眾流言蜚語、口耳相傳所形成的一種直覺式的集體觀念，這都不是真正對大陸正確的認識，至少，是以偏概全的認識，而不是全盤的、整體的了解。

我們常說大陸專制，沒有言論自由。其實這是不完全正確的觀念。如果你實際去對岸看看，大陸的言論自由其實相當開放，除了少數敏感的政治議題會有限制之外，其他幾乎沒有甚麼管制。當然，我們不能完全以台灣的標準去看大陸，我們政治解禁已有二十餘年，大陸的政治卻仍然還有很多禁忌。不過，我們看很多事情不能光看現在，必須要作有縱深的比較和思考，兩岸的政治解禁是以不同的方式進行，台灣在二十餘年前實施解嚴，解除黨禁、報禁，是在一夕之間完全開放，這種解禁方式到底是好是壞，其實還有待討論；反觀大陸的政治解禁，是採用一步一步逐漸開放的方式進行，也許現在兩相比較之下，對岸可能在自由開放的程度上還差台灣一截，但是如果綜觀從過去約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時期，大陸的政治其實是不斷往愈來愈開放、愈來愈自由甚至可以說是愈來愈民主的方向前進。也許解禁的速度不是很明顯，但這個愈來愈開放的趨勢已經是確定的。所以，我們不能光看一個時間點，歷史是一種不斷延續的發展，如果我們反照自己，台灣過去二十餘年的後解嚴時代，我們的民主自由是不是往愈來愈積極正面的方向發展呢？我想是有好有壞，至少，整體來說我相信是往正面積極的方向前進。

提到兩岸的交流，有一點是不能不知道的。因為兩岸隔海分治超過半個世紀的時間，彼此之間的想法觀念一定會有許多分歧，有些分歧可能甚至很難是短時間內可以溝通的，在來往的時候難免會有許多的誤會和衝突產生，這是必然的現象。還有，因為大陸實在太大了，我們也常常會以所接觸到的或是看到的某一小群人來評斷整個十三億人，這樣的判斷到底客不客觀其實很難說。所以我們應該多抱持一種包容理解的心態來看待對方。

我們常說台灣是華人社會中最民主的，但是我們台灣也有很不民主的地方，像是過去八年執政黨的很多主張，例如將台灣所有的罪過都推到外省人或中共的頭上，提倡偏激的本土意識，認為唯有自己才能代表台灣的主體性而排斥所有不屬於自己這一派的團體和黨派，完全沒有接納異議的雅量，這種連最基本的民主素養都談不上的獨裁心態，實在不是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應有的現象。當我們在高喊對岸專制獨裁的時候，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其實這種「排斥異己」的觀念，並不會讓我們比我們所抨擊的對象要高尚多少。而其實，在歐美國家隻要你公開宣揚或是發表種族歧視或是挑撥族群的言論，是會引起公憤的，族群和諧、種族平等是完全受到憲法保障的。這是成熟民主國家必備的常識，但是在自許為民主的台灣卻沒有受到大家的重視。而且，台灣其實並沒有種族問題，隻有族群問題，無論本省外省還是客家，都是同文同種的漢人，我們既然都能夠包容原住民，那為何不同省籍的漢人卻不能互相尊重呢？如同我在之前的網誌中提到的：
「生活在台灣這座寶島上的人，不論省籍、不分族群，對這塊土地都有著很深的認同。愛台灣並不是某些人或某群人的專利，因為這兒是所有人共同的家，隻要去排斥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任何一群人，絕對不是愛護這塊土地應有的行徑。因為愛護是不可能建立在排擠、仇恨或歧視之上的！愛必須要建立在尊重、包容和體諒之上！所以那些不斷煽動仇恨、挑撥族群，還一邊高喊愛台灣的人，其實你們所講的和你們所作的剛好是互相矛盾的。民主政治追求的是和諧，而和諧必須是建立在愛、尊重和包容之上。台灣，還需要再繼續仇恨下去嗎？」

再講到政治體制方面，如同上面文章所講的，我不認為台灣的政體就一定比大陸要好。呼應到我之前一篇文章《全民直選等於民主？》當中所強調的，台灣的政治制度其實還有很大的缺陷存在。一旦選舉完畢，國家領導人上台之後，幾乎沒有任何的力量可以制衡這位當權者。就拿過去的八年來說，第一家庭的貪污腐敗、弊案纏身，但是陳總統的政治權力卻從未受到任何真正的制衡和挑戰。就連本身不具有任何權力和一官半職的第一夫人都沒辦法受到審判（更別提制裁了），當然就更別說「法律之上，萬人之上」、「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的陳總統本人了。因此我覺得，我們的總統其實是四年一任的「皇帝」，跟古代皇帝唯一不同的是經由民選，並且有任期。可是在任期結束之前，總統本身可以作威作福、隨心所欲甚至是倒行逆施都沒有人可以事先阻止或事後制裁，就連事發東窗、眾怨所歸之時一樣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拿他怎麼樣。我們唯一能寄望的就是等他下台，然後也許、可能、應該、好像、彷彿、似乎、大概就會開始接受司法的審判了，等到真正接受制裁，還不知道是何年何月呢...因此，台灣的總統是很好康的肥缺，比大陸的領導人輕鬆太多了......

而大陸的中央政治制度，據我的了解（這是我的理解，若有訛誤，歡迎不吝指正！），是集體領導制度，也有人稱集體民主制。中共中央最高的領導機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務委員會，裡面有九位常委。雖然這九位常委中以胡錦濤為首，但是在作出決策的時候，不是胡一個人說了就算，胡也不可能想怎麼做就怎麼做。所有的事情，都必須要經過這「九人小組」共同討論協商之後達成共識，才能付諸施行。因為大陸基本上是以黨領政的社會，所以中共黨中央等於是政府中央，雖然形式上有所區隔，但是實際權力和影響力上來說，這九人小組幾乎等於是實際決定國家施政方針的核心集團。而在大陸的中央政府中以國務院（類似我們的行政院）為最高行政機構，國務院總理由國家主席任命，有點像我們的行政院長由總統任命一樣。但不同的是，國務院的核心除了總理之外還有五位國務院委員可以提供決策和建言。不像我們的總統之下就是行政院長，院長之下直接就是各部首長，幾乎都是單線式、獨頭式的領導。大陸的行政組織體系龐大，其特色是以集體式的領導為主，並不是胡或溫一兩個人就能拍闆定案，很多事情都是集體協商討論然後才形成決策乃至政策。而我們台灣，常常都是總統或行政院長一兩個人乾綱獨斷，解嚴之前不談的話，至少在解嚴之後直到今天二十餘年間都是如此。

此外，如果從兩岸的權力核心來觀察──大陸國家主席所任命的國務院總理和台灣由總統所任命的行政院長。相互比較一下的話會發現，其實台灣的政局是相對混亂的。怎麼說？稍微分析一下就知道。大陸現任的國家主席胡錦濤自2003年3月上任以來其任命的國務院總一直都是溫家寶，從沒有換過，而上一任的國家主席江澤民任命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也都是「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反倒是台灣自李登輝時代開始，行政院長幾乎都很短命，李登輝主政的十二年間，閣揆從李煥、郝柏村、連戰到蕭萬長一共四任，壽命最長的連戰任期有四年又六個月還比較正常，其他均不到四年，其中最短的是李煥，隻有一年。到了兩千年政黨輪替之後更慘，閣揆走馬換將頻率更高，從唐飛、張俊雄、遊錫堃、謝長廷、蘇貞昌到張俊雄回鍋，短短八年內就換了六任，最好命的是遊錫堃的三年，最短命的是唐飛，還不到五個月。如果國家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的話，閣揆需要一直換人嗎？就算政經環境本來沒問題，但是常常換人本身就會製造很多的問題。

話說回來，我也不是認為大陸的現行政體就比台灣就要好，隻是持平而論，雙方各有優劣，不必一昧批判或稱讚。希望在可見的未來四年當中，我們可以學習以更多元更開闊的心胸，甚至是以更謙虛的心態來看待兩岸之間的差異和所有跟對岸有關的議題，而不再是以直覺式的或是刺激反應式的情緒來主導我們對的判斷，也不要一昧隨著西方媒體對大陸的負面報導而起舞，我們應該要有自己的判斷力和冷靜思辯分析的能力，如果這樣的想法能夠成為未來兩岸大多數民眾的共識時，用一句很老套、很cliché的話，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共創一個雙贏的未來。

在上面的那文章中提到，中國大陸現行的政治體制其實還是在學習、摸索的過程（套句鄧小平當年的話，就是「摸著石頭過河」），也許並不完善，但是我覺得至少是比較適合中國國情的體制，如果要跟古代的帝王政體比較的話，其實現今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已經是進步很多了，而且請不要忘了當今大陸的人口和所處的國際環境要比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任何一個朝代都要龐大和複雜很多。我一直不覺得西方人的民主制度就是最好的，隻能說它是當今國際社會的主流價值觀，至少，是那些掌握話語權的西方媒體所強調的價值觀。我覺得，中國人應該要發展出一套適合於自己的政治制度，我們可以取法於西方，但是我們不可以複製於西方。就像《呂氏春秋》當中的一篇文章〈察今〉所說的，「非法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不要一味照抄古聖賢的制度，而應該體察古聖賢建立制度的精神）因為古今的時代不同，社會風俗國際環境都有了變化，所以不應該食古不化地因襲舊有的制度。同樣的，中外的國情、民族性和文化背景差異更是巨大，直接從西方移植的民主制度絕對不會適合中國（包含台灣）。我們中國人應該要發展出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制度」，或不一定得是民主制度，隻要是適合中國人的、健全開放的政治制度。像是新加坡所採行的「開明專制」，我覺得就是一種很符合中國國情可資借鏡的選擇。我覺得鄧小平說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一種很好的作法，社會主義本身是西方的產物，其目的是要解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所產生的問題，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則是為了要解決中國社會的問題，這正符合了〈察今〉一文的精神，用自己的方式來演繹西方的制度，我們可以有自己的詮釋方式，沒必要死守西方人既定的窠臼上。大家都聽過一句成語，就是「邯鄲學步，反失故步」，自己原有的優勢不鞏固，而盲目地去模仿別人，認為別人的才是最好，最後不但無法學到別人的長處，反而連自己的優勢也喪失了。

在八年抗戰前，西方國家一緻認定中國的國力撐不到三個月就會被日本擊潰，而當時實際的情況，我們確實是落後日本一大截，但是我們憑著不屈不撓的毅力和高明的戰略佈置，硬是拿到了戰爭的主導權以及最終的勝利。如果按照西方既定的經濟學理論，中國大陸現在也不應該會出現經濟上的大躍進，但是中國大陸現在的和平崛起和經濟繁榮卻是不爭的事實，這些都是出乎西方人意料之外的事情。為什麼呢？因為沒有任何西方人會比中國人自己更能深刻體認到中國當時和目前所面對的困境和機遇，所以真正的解決方式還是要用我們自己的辦法。大家都知道一句俗話：「路是人走出來的，方法是人想出來的」。鄧小平有句話說得好，「不管是黑貓白貓，隻要能抓到老鼠就是好貓。」不管是甚麼制度，隻要能解決問題就是好制度。上面那篇文章所說的，「中國大陸體制還在繼續改良和發展、學習」，我想這應該就是目前大陸的現狀，我印象中好像是總理溫家寶曾說過，中國目前的快速發展在歷史上沒有任何國家或時期可資借鏡，他們現在是完全處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階段。反觀台灣當前的政治制度，其實還有很大的改善與進步的空間，我們也還是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的，我們也仍然是在一個摸索、學習的過程。不要因為我們目前的成就去鄙視對岸，因為雙方都還在學習，沒有孰優孰劣的問題，隻有誰能更快解決自己的問題才是重點。

在最後，我想強調的一點是，對於大陸，我們應該多一點關心，少一點敵視。畢竟我們不僅僅是一水之隔、同文同種的鄰居，我們還分享著同樣的歷史文化，更背負著同樣的歷史包袱。不論你希不希望跟對岸共用同一個國旗、唱同一首國歌，但是，多一些些的瞭解總是比多一些些的誤解要好，不是嗎？


文章來源於wretch：http://www.wretch.cc/blog/bear0785/12174271
可惜這篇文章【曲高和寡】，半年多來竟【無人問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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