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zt

在毛泽东时代生活过的中国人，多半早已忘记了什么是自由的滋味。“吃饭”取代了
“自由”，成为中国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没有饭吃”是大部分人的常
态，为了能够有饭吃，宁愿自由被剥夺。但最可悲的是，即便出让了自由，大部分
百姓仍然没有饭吃。那个时代，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的，惟有毛泽东一个人而已，
其他所有人全都是“毛泽东的囚徒”，包括刘少奇、林彪和周恩来等“一人之下，亿
人之上”的接班人在内。但是，自由是造物主安放在人类心灵深处一份最珍贵的礼
物，自古以来，总是有那么多热爱自由的人，为着自由的缘故，不惜抛弃世间所有
的一切，正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所咏唱的那样：“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
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被非法关押十五年的、劳改营的幸存者唐彼得，在他的自
传《花旗梦别神州泪》中，讲述的正是一名求自由者的充满悲怆的、却是喜剧结局的
故事。


唐彼得出生在江苏无锡，父亲是一名律师，母亲是家庭妇女和基督徒。这是一个平
凡的小康之家，父母均与政治关系疏远。中共建政之后，律师这个行业被取消，他
的父亲被迫改行，与朋友一起合作开设了一家建筑材料厂。在强制性的“公私合营”
运动中，唐彼得的父亲从工厂的老板沦落为麻袋车间的清洁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回家时已经是蓬头垢面、满身泥土了。一个私有财产得不到有效保障的社会，必然
是一个不正常的“非公民”社会，其成员的各项自由和权利自然无从谈起。


尽管父母的境遇不佳，但唐家祖宗三代的历史比较清白，唐彼得本人的学习成绩相
当优异，所以他被政审严格的、专门培养军工人才的北京航空学院录取。他希望成
为一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技术专家，希望远离政治那看不见底的巨大漩涡。没有
想到的是，北京航空学院是一所政治色彩相当强烈的大学，他成了班上惟一的一名
“非团员”。每当课后团支部留下来开会的时候，他只好一个人灰溜溜地走出教室。
后来，他申请转学成功，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在转学过程中得以避开了反右运动的
风暴。学生时代，唐彼得一直战战兢兢，沉默似金，这才得以安然毕业。毕业之
后，他被分配到部队工作。那个时代的大学毕业生，只能服从“组织”的分配，而不
能自由地选择自己喜爱的职业和工作的地方。由于专业不对口，以及领导不同意他
与有海外关系的女友结婚，他试图通过调动、辞职、病退等方式离开部队，却受到
上级的刁难而没有成功。中共僵化的体制将每一个人都当作一颗螺丝钉，螺丝钉只
能被“党”安放在一个“党”认为恰当的地方，而不能自由地选择栖身之地。所以，唐
彼得在不知不觉间犯了当局的大忌，虽然他始终谨言慎行，但在领导眼中已经成为
一个不安分的“另类”，只要一有把柄，他随时可能成为挨整的对象


终于大难临头了。唐彼得的老同学宋光汉与两名同事，都是大学教师，因为不满国
内的高压、无自由和大饥荒的惨状，一起跑到广州，试图从广州偷渡到香港。那时
候自由旅行是不存在的，当地公安在查房的时候发现他们没有单位证明，立即将他
们拘押。与宋光汉有过一些来往的唐彼得，也立即遭到部队的隔离审查。因为他们
在交谈中曾经说过“毛主席、周总理为何不到群众中来”，所以部队的领导立刻上纲
上线说：“你们就是想要暗杀伟大领袖。你们对现实不满，对党不满，必然想要推
翻它，你们想暗杀中央领导，造成大乱，以此达到目的，必须交待出你们的全盘计
划。也许你们还没有书面计划，你们脑子里肯定有一个计划，你就先交待脑子里的
计划。”这是典型的“腹诽罪”，以思想治罪。由此，唐彼得糊里糊涂地成了反革命
集团的成员之一，而后被宣布劳动教养两年。


没有判决书，没有处分决定，唐彼得立即被送到劳教所。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两年变成了十五年。从二十六岁到四十一岁的最美好的青春时代，辗转于不同的劳
改场之中。每一个劳改场都惊人地相似：“互相揭发、批斗，总让你处于高度惊恐
与压力之下，这正是劳改场干警们的管制策略和方式。他们将矛盾扩大化，今天整
这个，明天斗那个，断章取义。歪曲捏造更是司空见惯。”其中，最艰苦的地方堪
称蓟县采石场，在那里，囚徒们被强迫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如果无法承受该劳
动强度，等待你的便只有死亡。唐彼得写道：“在运动批斗不断的年代，许多人承
受不了长期折磨，看不到改善命运的希望，自残、自杀的事情屡屡发生。……我好几
次看到在山脚下干活时故意撬下大石头压断自己手脚的事。自杀者更是接二连三，
各种自杀方式都有，名目繁多，令人无法想象。上吊、割喉部或手腕的大动脉、以
头撞石、从山崖跳下、吃安眠药、服农药，这些方法是最多的。有一人用筷子从左
耳朵眼猛地戳进头中而死，至今让我毛骨悚然，不敢多想。”在唐彼得等许多人的
回忆录中，都记载了中国劳改营中不计其数的自杀、自残事件。可见，劳改营是一
处让人“生不如死”的地方。


毫无疑问，如果从规模、人数和延续时间等方面综合起来看，中国的劳改营与纳粹
德国的集中营、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可以并称为二十世纪人类三大种族及阶级屠杀
的暴行。而且，中国的劳改营是惟一从二十世纪延续到了二十一世纪的暴行。纳粹
德国的集中营和苏联的“古拉格”早已在全球范围内臭名昭著，几乎没有人敢于为它
们辩护；但是，中国的劳改制度这一至今仍然在严重地侵犯公民基本人权的制度，
却未引起西方的高度重视，在中国国内也被许多人当作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如
果没有若干像唐彼得这样的当事人勇敢地站出来作见证，人们更是对这铁幕后面的
一切一无所知。劳改基金会所出版的包括唐彼得的自传在内的二十多本回忆录，形
成了对抗劳改暴行的“记忆长城”的第一块基石，这套鲜活的历史文献的重要性，可
以说怎么高估都不过分。


幸运的是，唐彼得在劳改营中幸存了下来。在八十年代，他凭借出色的专业水平，
被任命为最富裕的海洋石油部门的总工程师，但他毅然决定移居美国。与那些贪污
腐败的官僚及其家人移居美国不同，已过不惑之年的唐彼得是空手来到美国当 “老
留学生”的。在这部传记的后半部分，他生动地描述了在美国寻求新的人生的酸甜
苦辣，他打过餐馆工，当过清洁工，给美国富人家当过司机和管家，开过出租车，
从最底层的工作干起，终于成为底特律汽车厂的工程师。唐彼得在美国打工的经历
尤其让人深思：一个在国内已经成为“人上人”的高级工程师，为何心甘情愿地在美
国当“蓝领工人”呢？这是因为历经磨难的唐彼得无比珍视人的自由与尊严。人的自
由和尊严，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人的自由与尊严，在大洋彼岸的
美国却最有可能实现。九死一生的唐彼得不是那些浅薄狂热的“网络愤青”，他深
知，在对祖国、种族和地域的爱之上，还有更高的价值，那就是对人的自由与尊严
的实现。一个人首先得成为“人”，再谈得上是中国人、美国人等等。倘若做“中国
人”的代价是做牛做马、做“牛鬼蛇神”，那么这样的“中国人”不做也罢。所以，“若
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所以，自由在哪里，祖国便在哪里。


另一方面，已经成为美国公民的唐彼得，并没有通过“忘却”来保护已经获得的“自
由”。他没有忘记昔日那段不自由的岁月，以及至今仍然生活在不自由状态之下的
亲朋好友们。于是，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写下了这本回忆录。当他将这本书带回国
内的时候，有“好心人”不禁为他担心，中国持续的政治运动和迫害，已经让国内的
民众习惯了“道路以目”的生活。但唐彼得说，他早已战胜的恐惧，不仅仅是因为他
拥有了美国公民的身份，更是因为他相信事实胜于雄辩——他讲述的是自己真实的故
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本书既是为唐彼得为自己而写的，更是为那些死不瞑目
的难友而写的；既是写给过去的，也是写给现在和将来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像唐彼
得这样的见证者。


这也是一本破解中国统治者惯用的“爱国紧箍咒”的书。家国情感、山河岁月、农业
社会的乡愁，不知害死了多少宁死也不迁移的中国人。另一方面，许多华人即便到
了海外，也听不得别人批评中国的任何事情。这种扭曲的“爱国心”，扼杀了人们直
面事实和拥抱自由的勇气。其实，神州是可以告别的，花旗是可以亲近的，这跟
“爱国”或“卖国”无关，这是个人的选择权利。人们没有办法决定种族和出生地，但
有权选择一处保障自由和尊严的地方作为真正的家园。美国因此也成为世界上千千
万万热爱自由的人的祖国，这让我想起了纽约自由女神像下面的诗句：“把你们拥
挤土地上的不幸的‘人渣’，穷困潦倒而渴望呼吸自由的芸芸众生，连同那些无家可
归四处漂泊的人们送来，我高举明灯守候在这金色的大门！”唐彼得正是其中不幸
的幸运者之一。许多华人被迫“出中国”，甚至像学者康正果一样写下了哀恸而愤怒
的《出中国记》，因为今天的中国乃是被中共所掳掠、所绑架的中国。中共及其专制
制度伤害了无数中国人，它才是最大的“害国者”，它还有什么脸来号召别人“爱国”
呢？


读了唐彼得的《花旗梦别神州泪》，我相信很多读者都会像作者那样追问说：“从小
我就听熟了的赞美歌词：‘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但我年轻时就在自问：社会主义这么好，为何那么多人想越境去香港？那么多古巴
人民要冒死渡海去美国？又是那么多东德人民拼死去攀越柏林墙？东欧的人民又是
千方百计逃离家乡、宁愿去西欧当苦力？为何南北朝鲜仅三八线相隔，但成群成堆
的北朝鲜人不惜绕道千里，冒着被枪击和抓回去送集中营的危险要往南韩跑？社会
主义国家这么好，为何未见香港人偷渡去内地？为何未有西欧人、西柏林人越墙去
东德？更未听说有美国人或古巴裔人渡海去古巴？！逃亡潮遍及社会主义阵营各国
各地，犹如一单向闸门，未见有逆向而来的。这是为什么？”这一系列的问题，需
要胡锦涛和温家宝先生来回答，他们有回答这些问题的智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