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陈志武教授文章的异议

对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陈志武教授文章的异议

读了陈教授在文学城上发表的文章《 中国的政府规模有多大？》有点不明白，陈教授试图由两个方面来证明中国政府是多么的庞大 ., 其一 ; 由“ 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 3.7 亿个城镇居民、 12.3 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 推理而得“ 当然很庞大”是逻辑混乱，其二 ; 跟体制最发达美国比而得“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规模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更是莫名其妙。

其一 ; 我们假设 3.7 亿和 12.3 亿是正确的或者更多。我们也不能用“多少老百姓可以花的钱”来定义政府规模的大小。它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认为政府的合理规模应该与他的国民总收入，人口，国家的现状条件，以及国际环境等等因素而决定的。如果用 5.1 万亿元除以平均每个老百姓可支配收入得出这么多的老百姓，应该有两个结果 ; 可能是我们的老百姓太穷或者是政府花钱可以多花 , 这于 政府规模有多大毫无关系 .

其二 ; 横向与美国相比 ; 在 2007 年，中国财政税收达到 0.68 万亿美元，占 GDP 的 21% ，同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 2.4 万亿美元，占 GDP 的 18% 。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是中国财政税收 3.5 倍。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 4.3 倍，土地相当。中国用低于美国 3.5 倍财政税收来管理服务人口 4.3 倍于美国国家。你还说那多吗 ? 而你认为 ;“ 为了支持美国政府 的开支，需要 8500 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这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 3.7 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 ”. 这不能说明政府的规模大小 , 只能说明美国人要比中国人富 . 你认为美国政府应该花更多的钱来维护他那发达的政府体制或世界和平 . 但是发展中的国家特别中国在内正在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 , 底子薄基础差 . 再外美国在亚洲的扩张 , 十三亿人口的能源问题以及台湾问题 . 钱不可能少花 . 其实财政税收的 0.68 万亿美元 ( 占 GDP 的 21% ， ) 是远远不够的 . 还需要有来自国有资产和政府债券部分 .

另外 ; 而跟历史比用历史的数据来按比例放大或缩小来定义当今政府的大和小那是毫无道理可言。

我想说明的是政府的开销与政府的规模不是必然的联系 . 其实我不反对中国管理机构的庞大说法 , 只是你的证明是弄巧成拙 , 岔路了反而使人会怀疑 . 其实中国管理机构庞大已是事实 , 是公理 . 不用证明 . 你应该知道有人并不是钱多才乱花的 . 中国从乡到中央每一级都设有党机关 , 团机关 , 政府机关包括政协 , 人大 , 人浮于事 , 公私兼顾的开销 , 贪污腐化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 再看机关大厦更是一个比一个豪华 . 与美国的同级市政府相比 . 再想想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是中国财政税收 3.5 倍 , 这又会是一个怎样的结论 ? 其实就是有限资源一定要有效 , 合理利用的问题 .

附 陈 教授在文学城上发表的文章《 中国的政府规模有多大？》

陈志武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
2007 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 31% ，达到 5.1 万亿元，占 GDP 的 21% ，相当于 3.7 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12.3 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 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 3.7 亿个城镇居民、 12.3 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这里，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角度来把握 其 “ 大小 ” 。
跟历史比，跟美国比
相对帝制时期的政府规模如何？既然中国今日又逢盛世，我们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乾隆中期的 1766 年，朝廷财政税收为 4937 万两银子。在 1760 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大约为 24 两银子 ( 每月 2 两左右 ) 。这样， 4937 万两银子相当于 205 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即只要 205 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我们或可 说当时中国其他地方居民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人收入作为标准，降低了为供养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数。但是，那时的全国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 1950 年以前北京的人均收入属全国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实行了国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北京的相对人均收入才开始飙升，把全国其他地方甩在身后。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 410 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的 3.7 亿个城镇居民、 12.3 亿农 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都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 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他现代产业在全球来说最发达，此外，它还扮演世界警察角色，所以它的政府职能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在社会 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
然而， 2007 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 2.4 万亿美元，占 GDP 的 18% ，相当于 8500 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 8500 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这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 3.7 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中国有 5.4 亿城镇居民、 8 亿农民，加在一 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共为 10.7 万亿元。也就是说， 5.1 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 8.4 万亿美元， 2.4 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规模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
政府规模是如何变迁的？
过去 30 年里，中国的政府规模并非一开始就这么大。如果说 “ 小政府、大社会 ” 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 1978 － 1995 年间确是如此走向。改革之初的 1978 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 3.3 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8.5 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 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方方面面的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 1985 年，财政税收相当于 2.7 亿城镇居民、 5 亿农民的纯收入 ( 见图一、图二 ) 。到 1995 年，财政税收相当于 1.46 亿城镇居民、 3.9 亿农民的纯收入。 1.46 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 30 年里 “ 最小 ” 的政府了。
1993—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了头 17 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会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 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经常有人说，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国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对征税权的根本性约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制约上。
1995 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 2004 年，财政税收相当于 2.8 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9 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 2007 年，政府的财政税收已经远远超改革开放初 1978 年时的规模，达到历史 “ 最大 ” 规模。
我们也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国的三大群体。那么，在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哪个群体受益最多呢？自 1995 年到 2007 年的 12 年里，政府财政税 收年均增长 16%( 去掉通货膨胀率后 )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8% ，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 6.2% 。这期间， GDP 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10.2% 。图 三给出三个群体的累计收入增长情况。
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 GDP 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 GDP 的增速。从 1995 到 2007 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 5.7 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 1.6 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 1.2 倍。
财政税收之外
不过，上面的计算只反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部分，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并不在其内。也就是说，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 “ 看得见 ” 的收入部 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到 2006 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 50 万亿元。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 2007 年 8 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 2006 年底，全国有 11.9 万家国有企业， 平均每家资产为 2.4 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 29 万亿元。也就是说， 2006 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 79 万亿元。去年，中国 GDP 增长 11.4% ，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同样于 GDP 的增速升值 ( 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 GDP) ，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 9 万亿，比财政税收的 5.1 万亿多 80% 。
2007 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 1.6 万亿元。因此，去年国家资产和土地所有者的 “ 可支配收入 ” 共有 10.6 万亿元。
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 5.1 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 15.7 万亿元，这等于 11.4 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37.9 亿农民的纯收入。
中美民间财富结构对比
当然中国家庭也持有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他们的财富很少。据发改委估算，到 2005 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 20.6 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 2005 年 GDP 的速度增值，也即按每年 15% 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 27.6 万亿元，不到价值为 88 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中国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 115.6 万亿元，相当于 GDP 的 4.7 倍。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 2007 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 73 万亿美元，相当于 GDP 的 5.4 倍，比中国的总资产与 GDP 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资产流动性越大，其资本价值就越高。但两国的总资产与 GDP 之比，大致相当。
可是，在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国，多于 76% 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
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法治发展上，等等。这里，让我们集中看看，这种结构对国家和民间在财富赛跑上有什么影响。
美国家庭资产的 73 万亿美元中，有近 35 万亿来自过去十年的资产增值，而从劳动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计储蓄的才 1.5 万亿美元。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 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 ( 去年为 8.4 万亿美元 ) 基本全部花掉，这既是为什么美国的储蓄率现在为 -1% ，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内需这么 强盛。好在美国的资产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所以，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水平上升。
中国的 115.6 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 27.6 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 88 万亿属国家所有。如果 2008 年中国 GDP 和资产价值都上升 10% ，那么， 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 2.76 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 8.8 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的原因。
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
按照上面谈到的，去年政府财政税收 5.1 万亿，国有资产与土地升值至少 9 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 1.6 万亿元，政府总共有 15.7 万亿的收入可以花，这 些钱花在哪里了？如果政府把钱花在民生上，那不是从相当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吗？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这些钱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这两种安排会有大的区别吗？按照许多主张政府要推出各种名目税收的人的说法，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政府能够实现 “ 第二次再分配 ” ，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实际真的如此吗？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 2007 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 6000 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 15% ，为全年 GDP 的 2.4% ，分到 13 亿人身上，人均 461 元 ( 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3%) 。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 15000 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 61% ，为美国 GDP 的 11.5% ，分到 3 亿美国人身上，人均 5000 美元 ( 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18%) 。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发展中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比。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仅占 GDP 的 18% ，而中国 5.1 万亿元 财政收入占 GDP 的 20% 。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 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而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国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 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国民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