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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回归封建时代

送交者: 林思云 2005年9月04日07:52:15 于 [天下论坛]http://www.creaders.org

林思云

不久前因私事回国，在回国前正好读了日本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专家北村稔先生的新著《社会主义给中国带来幸福了吗？》。北村在书中给出这样的结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王朝”，这是一个发人深醒的结论。我本人这次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也验证和实感到了中国确实在回归过去封建时代。

贪污腐败、欺上瞒下、鱼肉百姓……，这些曾经在我们的教科书中用来批评旧时代封建王朝的词语，现在已经越来越适合于描述当今的社会了。怪不得近年来清宫戏在中国大陆很受欢迎，大概人们发现当前社会中发生的人和事，简直就是满清时代社会的再现或翻版，因此清宫戏可以起到借古讽今的作用。现在的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接近过去那个旧中国，那个腐败无能的旧中国。

中国引进社会主义，本来的目的就是期望社会主义能使中国变成一个崭新的国家，与过去那个腐败无能的旧中国告别。在中共执政初年，“新社会”这个词曾经频繁地被使用，人们以为社会主义会使中国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会扫除旧中国一切丑恶腐败的东西。今天“新社会”这个词汇，基本上已经变成无人使用的死语。贪赃枉法、买官卖官、卖淫吸毒等过去旧中国的丑恶腐败，都已经再次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人们已经不再认为现在的中国与过去的旧中国有多大的区别，所以也没有人再说“新社会”了。

一位西方学者评论说：“在所有已达到某种程度文明的民族当中，中国人是最缺乏革命性，却又最富有反叛性倾向的。”这句话可谓意味深长。中国历史的发展模式与西方完全不同，西方的历史发展模式是革命性的、或者进化性的发展，不断从旧的时代进化到新的时代。希腊时代到罗马时代，罗马时代到中世纪，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每一个时代都是一次引起整个社会大变革的社会革命或社会更新，每一个时代都是告别过去的崭新时代，每一个时代都不是过去旧时代的循环再现。

相反，中国历史过程中很少有引发整个社会大变革的社会革命，尽管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次王朝的更迭，但这样的“改朝换代”并没有引起社会更新，中国社会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仅仅是封建王朝统治家族发生了更迭，新朝代仍然是旧朝代的翻版再现。有人认为中国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引起整个社会大变革的社会革命：第一次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第二次是公元1911年的辛亥革命，两次革命的间隔竟然长达2000多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奠定了郡县制度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框架。秦始皇的这个国家框架一直被中国人延用了2000多年，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为止。中国的历史进程的确不难证明“中国人最缺乏革命性，却又最富有反叛性”的观点。

历史上的四大古代文明：巴比伦、埃及、印度和中国，其他三大古代文明都中断了，唯有中国的文明连续不断保持到今天。有人把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作为中国文明的一个优点来娓娓赞扬，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也是一个缺点。其他三大文明的中断，是因为那里发生了告别过去的革命性社会变革，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崭新文明取代了旧文明，旧文明失去了传人，从而导致文明的中断。而中国没有发生告别过去的革命性变革，没有出现崭新文明来取代过去的旧文明，旧文明总有他的传人，因此中国文明具有了连续性。这个连续性同时也体现出中国文明发展的长期停滞和僵化不变。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次试图对中国进行根本社会大变革的社会革命。即使是这次革命也不是中国人自发的“主动性革命”，而是在外部势力的压迫推动下促成的“被动性革命”。长期以来中国人总是很骄傲自满，认为“文明”仅仅局限在中国，中国以外的化外之地都是非文明的饮毛茹血夷蛮民族，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毫无兴趣。但是三次灾难性的战争使中国受到耻辱性的失败：第一次是1840年同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是1857年同英法两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三次1895年同日本的甲午战争。

最后的甲午战争使中国人的傲慢自满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中华大帝国居然惨败于一个非白种人的东洋小国日本，这件事结束了中国人对西方的惟我独尊态度，开始重新考虑和评价自己的传统文明。甲午战争的结果使愈来愈多的中国人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要想继续求得生存，就必须要进行根本性的社会大变革。中国人首先开始在军事领域，其后在经济领域，再其后在社会和文化领域，最后在政治领域仿效西方模式，晚清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辛亥革命，都是中国人在外压下求生存的“被迫革命”。

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确实是一次彻底社会革命的尝试，试图建立一个西方模式的崭新中国，同时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方面进行根本的变革。不幸的是这次革命却以失败告终，中国不但没有进入一个光明的新时代，反而后退到军阀混战的黑暗时代。一位美国权威人士评价辛亥革命说：“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这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体制、信仰观念中都毫无根基。它是附贴在中国之上的外国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会被剥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并且失败的并不仅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

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很多中国人认为西方传统的共和体制无法救中国，转而向往代表西方最新思潮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把它当作是拯救中国的最后药方，从而引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最初的理想主义阶段过去后，很快就出现了浓厚的农民运动和农民起义的性质。显然马克思所说的产业无产阶级当时在中国非常稀少，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不得不依靠农民，因此中国共产党很快就成为一个农民占主导地位的政党，那些来自海外受过新式西洋思想教育的中共领导人，不得不向中共党内占主流地位的农民意识和思想妥协低头。

当时人们把中共领导的军队称为“土八路”，“土”的含义是“中国传统的、旧式的”，和“土”相反的是“洋”，“洋”的含义是“来自西洋的、新式的”。中共军队不仅武器装备“土”，思想概念也同样的“土”，中共军队的领导核心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等人，都是未受过系统西洋思想教育和熏陶的土生土长中国人，中共军队本质上与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军并无二致，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披上了一件“社会主义”的洋外衣。正如北村所说：“1927年8月1日中共起兵那天，就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封建王朝的开端。”

可以从与古代中国旧体制的接近程度，来比较一下近代中国的三个政府：1912年袁世凯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北洋政府），1928年蒋介石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1949年毛泽东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难发现北洋政府最革新，最远离古代中国的旧体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最保守，最接近古代中国的旧体制；南京国民政府则在二者之间。“接近古代中国旧体制的政府长命，远离古代中国旧体制的政府短命”，中国的历史似乎总是在证明这一点。

上面提到，1911年发生的那场试图告别旧中国的革命，是在中国面临亡国灭族的外部压力下被迫发生的。二战后，列强瓜分世界的殖民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中国捱过了亡国灭族的危险。一旦危险过去，在中国搞革命的必要性消失，旧中国固有的各种潜规则纷纷回归，中国再次走向过去传统的模式。中共政权在1949年建国之时，尽管名称上使用了一个西方式的“共和国”，但其内容却明显具有封建王朝的基本性质，按照北村的说法，是一个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王朝。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使用“封建王朝”这个词并非很合适，因为“封建”这个词是套用西方历史学的名词，秦始皇之后的中国历代王朝，与西方史学所谓的“封建王朝”非常不同，更精确地说应该是“中国特色的王朝”。但“封建王朝”这个词似乎已经约定成俗，所以也只好借用这个不太严密的词汇。

古代中国是皇帝依靠个人权威治国的“人治”社会，近代西方国家则是政府依照法律治国的“法治”社会，“人治”和“法治”是中西两种社会结构的分水岭。西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由法律规定的社会契约关系，古代中国人与人的关系，则是根据道德（下级忠诚上级，上级仁爱下级）规定的人身依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之初，就明显地具有“人治”社会的特征，因此它比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更具有“复古”的特征。

另外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也恰好与古代中国的“皇帝所有制”十分类似，这也是社会主义的外衣能够巧妙是披在封建王朝身上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历史上并没有西方“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的私有制，古代中国是“皇帝所有制”，即普天之下的万事万物均为皇帝个人所有，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古代中国老百姓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和现在一样），在修建道路等需要征用土地时，只要皇帝一个诏书即可，国家无需向私人付款购买土地，因为土地本来就是皇帝的。同样征用物资也是皇帝一个诏书即可，国家完全无需付款，唐代白居易的名诗《卖炭翁》，就描写了皇宫无偿征用卖炭翁木炭的故事。

由于历史上中国老百姓从来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财产，所以对于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中国老百姓倒也感到十分熟悉。相反如果在中国搞纯粹西方式的“个人所有制”，提倡真正意义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财产，中国老百姓反而糊涂起来了。最近有人建议在中国宪法中加入“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款，终究还是未通过。现在中国搞的是在社会主义外衣下的封建主义，要在中国搞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却又是一件难事。

中共政权既然具有封建王朝的性质，它也自然要遵循历代封建王朝的循环规则。中国封建王朝的循环过程，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王朝在开始时，皇帝能够有效地统治国家，这是一个比较稳定繁荣的时期。
第二阶段，各级官僚出现贪污腐败，皇帝对其无法控制，只好任凭腐败蔓延发展。
第三阶段，各级官僚的腐败加速，逐步加大对百姓的剥夺搜刮，底层百姓不得不承担日益加重的纳税负担，生活愈来愈穷困。
第四阶段，当农作物歉收导致的大饥荒、或者外族入侵等决定性契机到来时，爆炸点降临，爆发反抗政府的农民起义。
第五阶段，局部的起义扩大为普遍的暴动，旧王朝灭亡，新王朝诞生，再次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中共政权现在已经到了第二阶段，并正在向第三阶段过渡。如果不出现革命性的变革，中共走上过去封建王朝的老路，因腐败而亡国，可以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目前尚看不出中共政权能够逃脱这个封建王朝循环模式的迹象。

不少人把中国贪污腐败的现状，全部归责于中共高层领导人，这显然是不公允，也是不正确的。要知道最最痛恨和反对贪污腐败的，正是中共高层领导人。因为他们很明白腐败会导致亡党亡国，而一旦亡党亡国，这些中共高层领导将失去一切，对普通百姓并无多大的影响。所以现在中共高层发起“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的运动，就是试图减慢和延缓中国腐败进程的一个尝试，当然中共高层领导人自己也没有根治腐败的信心。

农民问题是中国问题的核心，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有人指责中共欺骗农民帮他们推翻国民党政权，等他们上台后，又反过来压榨农民。这个说法基本不错，但中共是用什么欺骗农民的呢？其骗术其实很简单，就是“妖魔化国民党”，把中国的一切丑恶腐败，一切社会问题都推到国民党身上，声称只要推翻了国民党，中国人民就能迎来幸福美满的时代。等农民真的帮助共产党推翻国民党后，发现他们向往的幸福美满并没有到来。他们还是和过去一样被压迫，只是更换了一个压迫他们的主人而已。

其实历代农民起义的领袖都用“妖魔化现政权”的手段来欺骗农民帮他们打天下，清末的革命家为了推翻满清政府，虚构出“扬州十日”、“嘉定屠城”等滥杀无辜的大屠杀，以此来凸显满族人的残暴，煽动人民起来造反，推翻清政府。同样的事情又在今天发生，现在又有人虚构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二千万人”、“文革时期迫害死几百万人”等大惨事来凸显中共的残暴，用同样的手法来煽动人民帮助他们推翻中共政府。

现在一些人在指责中共用谎言欺骗人民的同时，他们自己同时也在制造欺骗人民的谎言。历朝历代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用“妖魔化现政权”的手法来欺骗煽动人民的革命家，不能指望在革命成功后，他们会兑现他们曾经许诺的诺言。

“贪污腐败”几千年来一直在中国大地上顽强地生存发展，好似“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若究其原因的话，我认为这是因为“贪污腐败”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生活习惯。我以前曾写过一篇《贪官与贪民》的文章，说明中国的“贪官”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有非常广泛的“贪民”作为他们的群众基础。中国的贪民与贪官的本质一样，都有“贪污腐败”的内在企图，所不同的只是贪官当了官，可以实现“贪污腐败”，而贪民没有当上官，无法实现“贪污腐败”而已。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中国人“贪污腐败”的习惯就像“随地吐痰”的坏习惯一样，大家都知道这样作不好，可就是改不了。号召大家不要随地吐痰已经有100多年了，可是直到今天，中国各地的大街小巷仍然痰迹斑斑，可见中国人特别喜欢坚持旧传统和老习惯，很难改变。同样“贪污腐败”这个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坏习惯，也被人们坚持不改，而且还在中国人出国时一同带到国外。

最近曝光出在美国的中国海外民主活动家贪污腐败的事件，坚决反对中共的民运人士贪污，这就无论如何无法将其归罪于中共政权的邪恶。批判中共贪污腐败的民运人士自己也在搞贪污腐败，不恰好说明贪污腐败是中国人的一种生活习惯吗？即使生活在社会清廉的美国，中国人也会顽固地坚守这个古老的习惯。

中国人保守的习性，一次再一次地把中国拉回到传统的老路上去。如果中国不发生一次彻底的社会变革，不管是那个政党来领导中国，都无法摆脱回归旧时代的命运。现在有人以为“民主主义”可以救中国，这个想法就像当年以为“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一样，单纯机械地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并不能使中国走进一个新时代。我们不妨再回顾一下美国人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这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体制、信仰观念中都毫无根基。”

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不是一场政治革命，不是改朝换代，中国最需要的是一场社会革命，一次让中国彻底告别过去，彻底消除“贪污腐败”这个民族劣根性的社会大变革。然而这样的社会大变革，在中国却很难自发地产生，它需要一个外部的推动力量。可是当前的世界局势，一时间不太可能出现一个针对中国的强大外压，因此中国回归封建时代的脚步，恐怕会越来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