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的地方，最终也会烧人

海涅：焚书的地方，最终也会烧人

这个警句本来出自德国犹太诗人海涅1820年的作品，但纳粹时期竟然变成了残酷的现实。特雷斯说："纳粹们在1933年焚烧书籍，1938年焚烧犹太教堂，1942/43年针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中，就开始烧人了。"

九十年前的五月十日，德国大小城市内，到处都可以看到焚烧"非德意志"书籍的熊熊火焰，这些书籍当中包括著名作家托马斯·曼，艾里希·玛丽亚·雷马克以及埃里希·凯斯特纳的作品。

五月一个阴雨连绵的晚上，柏林大剧院广场上，熊熊的火焰照亮了围观者的脸庞，而德国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 Kästner） 此时此刻就站在人群中。身着黑色制服的纳粹冲锋队员将成捆成捆的书籍扔向火堆，高音喇叭里则播放着凯斯特纳等违禁作家的名字："反对堕落、反对道德沦丧！捍卫家庭和国家的公序良俗！我要将海因里希·曼 (Heinrich Mann)、恩斯特·格拉瑟（Ernst Gläser）、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 Kästner）的书籍付之一炬。"

上述场景发生在1933年5月10日。柏林和其他21座德国城市中都发生了焚书事件。这一野蛮行径的阴影，直到今天仍挥之不去。

就焚书事件写过多部专著的历史学家特莱斯（Werner Treß）表示："如果没有纳粹，没有发生焚书事件，那么德国的文化多样性以及二十年代涌现出的创新精神想必都会得以延续。"魏玛共和国时期出现的文化艺术复兴，在纳粹上台后很快就烟消云散。而五月十日的焚书狂潮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早在焚书行动开始之前，很多被禁的作家就已离开了德国，比如阿尔弗雷德·科尔（Alfred Kerr）、贝尔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托马斯和海因里希·曼（Thomas und Heinrich Mann）兄弟俩、艾丽卡和克劳斯·曼（Erika und Klaus Mann)兄妹、艾尔莎·拉斯克·舒勒（Else Lasker-Schüler）、伊尔姆加德·昆（Irmgard Keun）、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文化精英纷纷逃离德国。因为1933年1月30日希特拉上台那一天起，他们就已经意识到，他们在德国已经没有未来了。

早在掌权的数年之前，纳粹就显露出了对反对派赶尽杀绝的决心。被纳粹视作死敌的，除了全体犹太人之外，还包括那些持不同政见的艺术家们。所有不肯接受纳粹意识形态的人，都会被定性为"非德意志化"，成为被禁的异类。遭禁作品及作家的黑名单不断更新，截至1933年5月，黑名单上已有200多名作家，而一年之后，遭禁作品更是多达3500部。

作家雷马克尤其受到纳粹的痛恨。1928年，他反映一战残酷场景的小说《西线无战事》出版，并在两年之后被好莱坞搬上银幕。作品中表现出的和平主义理念，令纳粹和保守派感到大为不满，在他们看来，这是对德国士兵的极大侮辱。1930年，好莱坞拍摄的同名电影在德国上映时，纳粹冲锋队在日后官至宣传部长的戈培尔的怂恿下冲击影院，并使影片一度被禁演。

作品遭禁时，作家雷马克已经离开了德国。早在1933年纳粹上台之前，他就移民去了瑞士。

卡斯特纳可能是唯一一位在1933年5月10日晚上看着自己的书被烧毁的作家，而同一时间，《纽约时报》则发表了一份面向德国大学生的公开信。因为当时德国大学生们恰恰是焚书行动的主要力量。早在1931年，德国大学生联合会就已被纳粹牢牢掌控。

"如果你们相信，你们能够扼杀思想的话，那么， 你们显然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暴君们曾多次试图扼杀思想，但思想却从未被打倒，并最终战胜暴君。"

公开信的作者是美国聋哑及盲人女作家凯勒（ Helen Keller）。同杰克·伦敦、海明威、高尔基等一众外国作家一样 ，凯勒的作品也在纳粹德国被禁止和焚烧。

1933年5月10日发生在柏林的焚书行动中，突然有一位女士高喊："卡斯凯特就站在那儿"。作家本人后来写道：此时此刻令焚书行动的目击者卡斯凯特感到"极为不舒服"。他离开了焚书现场，但留在了德国，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不过，因为他不是犹太人，所以得以坚持到1945年纳粹垮台。

但大多数人并没有如此幸运。记者和作家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于1933年被捕，经历了多年监禁和酷刑之后，于1938年死于严密监守下的医院。反军国主义作家埃里希·穆赫萨姆（Erich Mühsam） 1934年在奥拉宁堡集中营中被杀害。而留在柏林照顾父亲的德国犹太诗人格特鲁德·科尔马（Gertrud Kolmar ）于1943年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

对于那些得以逃离纳粹魔掌的作家来说，在异国他乡以及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开始新的生活也绝非易事。很多作家不得不停止写作，比如畅销书《人造丝绸女孩》的作者伊尔姆加德·昆以及《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作者阿尔弗雷德·多柏林（ Alfred Döblin）。更有甚者，一些作家因心理或经济问题，最终选择了自杀，如瓦尔特·本杰明，斯蒂芬·茨威格或恩斯特·拖勒等。

背井离乡的德国文化精英中，能够继续从事文化事业，并取得成功的，只是极少数。他们当中包括布莱希特和托马斯·曼。

历史学家特雷斯表示："对于美国的大学和文化机构来说，大量来自德国的移民简直是个意外收获，他们的影响至今犹在。但这些人才的流失对德国造成的损失，则至今都无法得到弥补。"

德国犹太人诗人海涅：焚书的地方，最终也会烧人。

焚书行动纪念馆所在的柏林贝贝尔广场上有这样的碑文："焚书的地方，最终也将烧人。"纪念馆则是以色列艺术家乌尔曼设计的一个充满空书架的照明地井。

海涅当然不是一名预言家，他之所以写出这样的警句，是反映西班牙中世纪时的宗教审判所。焚书并不是纳粹的独创，而是有着漫长的历史传承。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历史中，都曾有过长达数百年的焚书烧人历史，古希腊以及近代的伊朗和俄罗斯，也曾有过焚烧书籍的情况出现。

世界上所有的专制政权都惧怕基于自由思想的文字，因为这会威胁到他们的统治地位。正是基于这种恐惧，纳粹在1933年5月10日也焚烧了诗人海涅的作品，而海涅本人早在七十年前就已客死巴黎了。

新闻自由

许多政府服从所谓的《阳光法案》或《信息合法化自由公约》来定义国家利益的概念范围。

新闻自由源起于欧美等国对于出版自由的争取，随着社会演进，新闻自由理论基础从传统到新颖，新闻与出版的自由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逐渐发展出完整的权利体系。目前许多民主国家均承认新闻自由的重要性，许多非政府组织（如无国界记者）每年针对世界各国作出新闻自由程度评鉴。随着科技进步，新闻媒体逐渐突破来自政府的压力，但也有更多大企业给予新闻业带来新的挑战。

在现代的集权国家里，新闻自由是一个被高度质疑的争议概念。这些政权将新闻自由视为对政府权威以及社会安全的威胁。因此，大多数集权制国家都会设立全国性的宣传机构，用来维持集权政府的统治，对所谓任何试图挑战政权权威性的媒体或记者的活动进行压制。有的时候，这种对言论的镇压达到了野蛮的程度，甚至会动用警察和军队等具有武力的单位。在这些国家里，新闻从业人员往往需要在新闻理念和意识形态之间寻求某种平衡，否则就会受到专制政权的威胁。威胁的方式包括解雇、被列入黑名单、人身攻击、绑架、刑讯，甚至暗杀。

讽刺时政遭当局点名 香港漫画家尊子被迫停载

香港著名名政治漫画家尊子表示，在当局点名批评他的一篇讽刺漫画作后，《明报》5月14日宣布将停止刊登已连载数十年《尊子漫画》专栏。香港记者协会对于言论自由遭到打压表示痛心，认为此事件反映出香港“容不下批评的声音”。

自1983年起，笔名"尊子"的香港政治漫画家黄纪钧(Wong Kei-kwan)一直在《明报》上发表其漫画作品，内容以讽刺香港和中国政治和社会而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