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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民海
桂民海（1964年5月5日－）出生于宁波，1985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1988年留学瑞典哥德堡大学，六四事件后入籍瑞典，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在哥德堡大学任职到1999年。1999年，他从瑞典回到家乡宁波，为瑞典一家制造空气净化产品的唐友公司开设中国子公司，10月21日开业，任董事兼总经理。
2004年，桂民海到德国在Nordpool咨询公司担任顾问。此后一直在德国居住。2005年用“桂民海”之名在北京的《中国社会导刊》发表两篇文章。2006年加入独立中文笔会，次年在国际笔会活动中结识香港出版界人士，2012年成立香港巨流传媒有限公司，2014年买下铜锣湾书店。
桂民海著有《二十世纪西方文化史掠影》、《北欧的神话传说》、 《雍正十年: 那条瑞典船的故事》 和《我把黑森林留给你》。
铜锣湾书店股东及员工失踪事件是于2015年10月至12月期间，香港“铜锣湾书店”（现今店址位于台湾）五人陆续失踪之事件。失踪5人是该店母公司巨流传媒有限公司的股东桂民海与吕波、业务经理张志平、铜锣湾书店经营者李波以及店长林荣基。失踪半个月到3个月后，全部人员证实身处中国大陆并受有关当局控制。特别是李波失踪案，因为除了他其他4人是在泰国与中国大陆失踪的，但由于李波是在香港境内失踪，因此格外受到香港与澳门社会的广泛关注，质疑他是否被人强行由香港境内掳至中国大陆，及有否牵涉中国大陆官方人员跨境绑架。事件令香港人担忧“一国两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及人身自由受到破坏。事件轰动国际，美国、加拿大、欧盟及日本等纷纷发表声明表示关注，并要求中国解释及释放失踪人士。
37家瑞典报纸于2018年6月5日共同呼吁中国释放出版商桂民海，重要的学术界人士、编辑、记者、政界人士和演员等多人也参与连署。2019年11月15日，瑞典国际笔会向桂民海颁发图霍夫斯基奖，表彰他捍卫出版言论自由的贡献。瑞典文化部长阿曼达·林德亲自到场象征性给因被囚禁无法到场的桂民海颁奖，她发言时表示当权者永不得拥有“攻击艺术表达自由或言论自由”的自由，同时在接受TT通讯社采访时强调瑞典要求中方释放桂民海的立场。
桂民海于2020年12月6日荣获德国约翰·菲利普·帕尔姆奖（Johann-Philipp-Palm-Award）。该奖项表彰捍卫言论和新闻自由的个人和机构。因疫情关系，颁奖典礼在线举行。
约翰·菲利普·帕尔姆新闻和言论自由奖奖金总额为2万欧元。奖项每两年颁发一次，表彰捍卫言论和新闻自由的个人和机构。该基金总部位于德国巴符州绍恩多夫（Schorndorf），以绍恩多夫书商约翰·菲利普·帕尔姆的名字命名。
帕尔姆（Johann Philipp Palm，1768– 1806）出生于绍恩多夫镇，年轻时曾到埃朗根，在叔父约翰·雅各·帕尔姆（1750– 1826）手下当学徒。此后，他在纽伦堡与一位姓斯泰因的出版商的女儿结婚，并继承了岳父的出版社。1806年春天，他的出版社把一本名为《德国深受侮辱》（德文：Deutschland in seiner tiefen Erniedrigung）的小册子寄到奥格斯堡（后来的人相信该小册子可能由安斯巴赫的菲利普·克里斯蒂安·耶林撰写）。小册子大肆抨击拿破仑及其法国军队于巴伐利亚的所作所为，更呼吁民众武装起义或暗杀拿破仑。
当拿破仑本人得知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并且无法找到小册子的作者时，他下令拘捕把该小册子付印出版的帕尔姆，并把他送到位于布劳瑙的一个军事委员会受审。拿破仑向军事委员会下达了秘密命令，要他们在24小时内处决帕尔姆。帕尔姆坚决拒绝透露作者的姓名，审判他的军事委员会也不让帕尔姆答辩。帕尔姆于1806年8月25日被送上袋鼠法庭，次日被枪决。
自2002年起，一个来自绍恩多夫的私人基金成立了“约翰·菲利普·帕尔姆奖”，表扬捍卫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人士。[1]
注释
[1] The Johann-Philipp-Palm-Award for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Press.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708115852/http://www.palm-stiftung.de/johann-philipp-palm-award/jpp-preis.html?changelang=2
https://blog.creaders.net/u/6177/202012/391716.html
关于桂民海和他出版的那本黄书，本是老生长谈，我早就不想再说什么了。
可是看到有人还不遗余力地把桂民海打扮成什么¨捍卫言论自由的英雄¨，呵呵，实在太滑稽太离谱，那我就不得不说几句了，只让事实和真相说话。
桂民海主持炮制的那本《习近平和他的六个情人》，列出六个和习有染的女性，仅看其中一名：柴玲。众所周知，柴玲是八九六四的学运领袖，当年她被黄雀行动营救先到了法国，后又转赴美国上学创业成家，这一路有迹可循。习那时又在哪儿？尽管他也曾到过美国参加过短期干部培训，但是，作为一个被执政党重点培养的接班人，他不可能去会见那么一个充满争议的危险人物，何况还是敌我矛盾的双方。可以说，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两个人根本没有什么交集。
还有一位，作者列出的是影星刘晓庆，这种信手拈来信马由缰的胡扯，相信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仅从这两个和习完全不相干的人，就可以看出这本书是凭空捏造的胡说八道，不过是一本三流出版物，靠炒作政治名人和女明星的绯闻当噱头赚钱，手段可以说卑鄙无耻，一个有着基本职业素养的人是不屑于出版这类黄书的。
我对这类书本来没啥兴趣，可因为后续话题热闹，承蒙有网友截图转载就看了两眼，立刻觉得文笔拙劣，无法卒读。但还是耐着性子读了习和薄在办公室内的一段对话，哈哈，显然又是一番胡抡，作者显然没有采访两位红二代中的佼佼者，而且连他们的心态·习性·语气都不熟悉，可以说，这本蹭名人编野史的书既没有历史价值，也没有文学价值。
在一个法治国家，如果一本书用了别人的真名，又恶意地罔顾事实，污蔑丑化，那么被告诽谤罪会被罚得倾家荡产。台湾总统马英九和他的幕僚金溥聪都曾打过名誉官司，尽管时间拖沓冗长，但最后都打赢了官司，被告登报道歉赔偿罚金。可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如果习也打这么一个官司，等于杀鸡用了宰牛刀，反而给这本破书做了广告，无形之中替他们宣传了。
桂民海敢太岁头上动土，出版这么一本黄书，可能是他觉得天高皇帝远，习未必会知道，或即使知道也顾不上，无法与他这么个小人物远距离较真；可他忘了国内多少盗版商，只有敢盗版《我的父亲邓小平》和《西藏七年》的被逮捕法办了。而那时习刚刚登基，年轻气盛，很爱惜形象，刚开始树立个人威信，却被这么个奸商肆意侮辱践踏，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
几年前，我去香港时曾见到一家出版社的负责人，他们也是以出版纪实性回忆录为主，即所谓的政治禁书，作者群号称都是政治局常委以上级别。据他说，中共方面开始处理此事时还是蛮客气的，找到铜锣湾书店（也是出版社）的几个人说：这本书与事实不符，涉嫌诽谤，希望他们不要再出了，已经出版的库存由他们全部买下；铜锣湾的书商点头同意了。可是他们在收钱后，一转脸换个封面又出了一本，这下可是让办案官员大怒，他们不得不先礼后兵了。
这让我想起发生在美国的江南案，其中的细节也是作者收了国民党的钱却我行我素继续出版，激怒了主管清治部门的蒋家成员，通过台湾竹联帮赴美诛杀。贪婪且狡诈，希腊神话的地狱里关着的都是这种人。
第二次可谓来势汹汹，国安人员象老鹰捉小鸡似的抓捕了几个涉事股东，搞出这么大动静，看来也是为了通过此举恫吓香港出版界，从那以后，出版业风声鹤唳，出版人诚惶诚恐，进入了少见的寒霜期。虽说是唇亡齿寒，香港同仁为何没有为其发声，就是因为铜锣湾书店的所作所为实在下作，以致那些严肃正规的出版社也觉得脸上无光，无从辩驳；而且法律上在确定责任大小时，历来看重谁是第一个挑衅者。
桂民海有恃无恐，是因为他自诩有两层保护衣：一是瑞典身份，一是香港出版地。然而新一代掌权者血气方刚混不吝，根本不去纠缠那些名词属性，从泰国芭堤雅把正在逍遥度假的桂民海抓回大陆。第一时间桂强调他是瑞典公民，可是他在香港从事出版业，而且是在华人世界展开活动，何况他还留有中国国籍。
中共方以雷霆万钧之势就把几个不法书商收拾了，只是这种寒蝉效应立刻在香港生效了，不断弥散开来，香港人兔死狐悲，担忧恐惧，终于形成大范围的集体抗议。这不禁使人联想起导致亡国的千古小人费无忌的历史作用。
至于什么帕尔姆奖，呵呵，西方对于中国的很多人与事，仍然对焦不准，似是而非，有时搞得不伦不类。帕尔姆出版的《德国深受侮辱》一书，是因为德法战争，他站在国家民族的大义上抨击侵略者。而桂民海出版的是一本拙劣下流的黄书，他不过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奸商而已，他获得出版界的帕尔姆奖，真是亵渎了这个奖，因为其内涵和意义完全不同，不过现在滥竽充数·欺世盗名的骗子可谓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桂民海作为一个出版商，和官方的权力资源极不对称，这使他像一个天然的受害者，可是别忘了，他首先是一个害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