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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赵紫阳：盖棺未能定论
去年这个时候我写了一篇短文《思念赵紫阳》，我说，我很不喜欢他，不想写他，但是，我今天很想他，所以我今天很想写他。我曾经不但不喜欢他，我曾经很怨恨他，因为他主政广东省时，把广东搞得一穷二白，他主政广东“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害我好不容易才摆脱苦难的农村到了城市，而又被强硬地下放到农村。后来我认识到那不是他的错，是制度的错。一年来我在思考，其实制度没有对错之分，更没有好坏之分，制度只有合理或不合理。
到底谁是改革的“设计师”？
赵紫阳逝世四周年了，我一直在思考，赵紫阳：盖棺未能定论。第一个不能定论：到底谁是改革的“设计师”？
赵紫阳（1919年10月17日－2005年1月17日），原名赵修业，1980年代先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1980年-1987年）和中共中央总书记（1987年-1989年）。在任期间，是党内改革派的重要领袖之一，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还提出进行政治改革，打击腐败，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化，曾一度被认为是邓小平的接班人。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赵紫阳作出了许多同情学生的言行，而招致以邓小平为首的北京元老们的不满，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最终在软禁中度过15年的余生，于2005年1月17日逝世。
由于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中的立场与态度，以及他在事后面对党内声讨时坚持己见为自己辩护，中国官方对于赵紫阳的评价直至其逝世后仍然以六四的“错误”为重点。但是他注重经济发展、同情民主主张、反对集权镇压等言行，却在中国民间以及大陆以外获得了大量的支持，成为现代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1989年5月17日，赵紫阳会见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说学生把很多事情看的很天真，很简单，以为他们只要喊几句口号，党和政府就能在一天之内把什么问题都给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在党和政府与年轻人和学生之间缺乏相互理解。赵紫阳在电视公开报道上讲：“我们所有重大决定都要请示小平同志。 ”
5月19日，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陪同，赵紫阳于凌晨4时50分前往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发表了感情激动的谈话：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都忧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
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同时说一说我们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么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
说完赵紫阳向在广场的学生们鞠躬，学生们热烈鼓掌，一些学生哭了。赵紫阳讲话结束后，广场上的学生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这是赵紫阳离开政坛前的最后一次向公众亮相。
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是有关文革后北京高层政治斗争内幕最有资料价值的一本书之一。杨继绳说，在六四之前邓小平对赵紫阳是很信任的。1989年春节，邓小平、李鹏等在上海，上海市委领导人（当时江泽民任市委书记，市长是朱镕基）向邓反映了赵紫阳不少问题，但邓小平当场明确表态，“不能倒赵”。而邓回北京后不久即向赵提出要把军委主席职务让给赵，自己完全退下来。杨继绳说，“如果没有六四，赵紫阳将会成为真正掌握权力的党和国家一把手。”
赵紫阳对杨继绳说，邓小平与胡耀邦在政治上分手有几年的发展过程，而他和邓小平关系破裂则纯为六四事件而起，他同情学生，邓小平主张镇压，两人严重分歧，其中陈希同、李鹏起了挑拨离间的作用。
胡耀邦逝世引发学潮，在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赵紫阳提出三项处理意见：一、劝导学生复课；二、对学生要疏导，展开对话；三、避免流血，如有打砸抢违法行为，依法惩处。当时赵向邓小平汇报，邓表示同意赵紫阳这一温和的对策。四月二十三日赵紫阳访北韩，向李鹏交代了这三条意见，但赵一走，李鹏二十四日晚主持常委会，听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汇报学运，他们讲形势，说得很严重，谎报军情。赵紫阳说，“李锡铭比较老实，就是保守传统，陈希同比较鬼。”这次常委会把学潮定性为“少数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赵指这个定性“李锡铭、陈希同、李鹏是始作俑者，万里上了当。”
邓小平将学潮定性为“动乱”的“四二五”讲话及以此为基调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关于对“分裂党”的错误性质问题，赵紫阳显然是不同意的。他说：“我是党的总书记，我为什么要分裂党呢？这是我想不通的地方。作为我个人，我坚决服从党的纪律，既要把自己的意见表达清楚，又要服从党的原则和组织纪律，不做不利于党的事业的任何事情，这是我始终的态度。”
赵紫阳认为，领导人的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和监督，没有这种制约和监督就没有正常的国家生活。如果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到了党不党，国不国，政不政的地步和环境，就是国家的灾难而决不是什么好事。
赵紫阳最初和邓小平相识是在1945年，当时，邓小平是他的上司的上司－－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最初，邓小平知道这位赵某人完全是因为知道了赵紫阳的政绩－－土改工作的卓尔不群，等到见面以后，邓小平知道这位比自己年轻15岁的地委书记对农村的工作了如指掌时，非常兴奋，他对身边的人说：“将来我们解放了，像小赵这样的同志都是党的宝贝啊！”邓小平称赵紫阳为“宝贝”，这是他赏识赵的开始。
在邓小平二次复出以后，赵紫阳紧紧追随其后，他在广东虽然只干了一年。1976年，邓小平再度被打倒，赵紫阳在北京被张春桥点名批判。
邓小平77年复出以后，集中火力抓经济和思想领域的工作，赵紫阳在四川果然不负重望，77、78两年四川粮食增产100亿斤，以致于百姓流传：要吃粮，找紫阳。
北京官方对赵紫阳的评价：新华社在2005年1月29日发表关于赵紫阳遗体火化的消息时，评价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赵紫阳同志在地方先后担任过中共县委、地委、省委主要领导职务；在改革开放前期，赵紫阳同志先后担任过中央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过有益的贡献。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赵紫阳同志犯了严重错误。”
其他国家或组织对赵紫阳的评价：美国白宫发言人麦克莱伦赞扬赵紫阳在困难时期捍卫个人信念，作出牺牲，具道德勇气。麦克莱伦又形容赵紫阳协助中国经济转型，并经由贸易及投资，加强中美两国人民的联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则说，人们记得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中，赵紫阳直接走到群众前，聆听他们的意见，并与他们讨论民众对民主、自由的渴求。
2002年美国《时代》周刊推选赵紫阳为“亚洲英雄”人物。
改革的力量由下而上，并不存在什么“设计师”，人无法设计改革，人可以设计制度。中国的改革开放至少有三次“逼迫”。
第一次“逼迫”。1979年1月底至2月初，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出访美国。当邓小平在休斯敦观看马术竞技表演时向观众招手致意时，他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我们搞“社会主义”不能这么搞，不然落后美国太远太远、落后资本主义太远太远。之后邓小平回国，下定决心“摸石头过河”。 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建立深圳经济特区，1981年3月，中央决定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中共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梁湘出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当年深圳是开放的前沿地，也是改革的试验场。
第二次“逼迫”。1987年蒋经国宣布开放台湾民众前往大陆探视、奔丧，以及解除报禁、党禁等政策，北京高层极端被动，他们再次想到同一个问题：我们搞“社会主义”不能这么搞，不然落后台湾太远太远、落后资本主义太远太远。于是北京高层更加大胆地“摸石头过河”：至少让海南岛不要落后台湾太远（1949年海南岛和台湾岛的情况差不多）。于是北京高层决定办中国最大的特区，开发海南岛。北京高层给梁湘一个任务：去海南作调研，提出加快开发海南的意见。梁湘兴奋地在海南考察一周，就加速开发海南给王震写了报告。王震将报告分送邓小平和赵紫阳。海南要建省，中央决定，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许士杰出任海南省委书记，梁湘任省长。
海南岛永远追赶不上台湾，因为制度不同。海南穷困最缺资金，引进外资成片开发洋浦，那是“丧权卖国”。
1989年六四学潮刚过去，许士杰和梁湘奉时任总理的李鹏之召去北京汇报洋浦开发方案。不料，翌晨梁湘被隔离审查，主要问题是：一说梁湘在“六四事件”向中央发电文支持学生，支持赵紫阳；一说洋浦开发计划“丧权卖国”。后来梁湘终于病倒，海南岛的最大“特区”也病倒。
第三次“逼迫”。六四学潮后“左右相争相斗”， 北京高层第三次想到同一个问题：我们搞“社会主义”不能这么搞，不然落后世界太远太远、落后资本主义太远太远。1992年春天，邓小平逼迫再度“出山”，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
赵紫阳：盖棺未能定论。第二个不能定论：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
赵紫阳没有错，制度也没有错，还是我错了，因为我发现，制度没有好坏之分，更没有对错之分，只有合理或不合理之分。
三十年前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因为那时中国的制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人觉得不合理，无法接受。
邓小平赵紫阳改革有功劳，但是，改革的力量来自民间，就是来自农民。我当时就是生活在很贫困的人民公社，我就搞不明白，为什么种地的人没有粮食，没有饭吃？那时的农民个个都像我一样饥饿，安徽凤阳县的农民冒死摁下血手印，坚决要打破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包产到户。这就是改革的力量。包产到户救活了农民，也救活了中国农村和农业。
像民主不是好东西一样，制度也不是好东西，没有一种制度是百分之百的人都乐意接受的。制度的设计和实施是否合理，如何做到合理，如果你的制度只有百分之四十九（或以下）的人能接受，那么就不合理，可能你就要用武力（比如军管）才能维持，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人都能接受的制度，可以说是可行的制度，当然能接受的程度越高越好。若百分之八十或九十的人都能接受，应该算是比较合理的制度。
你想制度合理或比较合理，那么制度的接受者（被管理者）的权益的代表必须是从下而上，每个板块的代表（代言人）必须以民意为基础，绝对不是高高在上的“三个代表”。
读了卡夫卡的《在法律门前》，那个农村来的男人走上去，怎么请求也无法进入法律之门。我就联想到中国的制度（法律、政策、社会保障法规等）对于百分之八十或九十的人来说，好像是个玻璃房，里面的制度什么都可以看得见，就是进不去。
国内很多学者比较悲观，说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悲观有悲观的道理，因为中国现行的很多制度，太不合理，限制百分之八十或九十的人的权利，导致这些人贫困。这种悲观至少说明一个道理，不合理的制度只是维护少数人的利益，牺牲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说，如果说森林、矿产资源是国家的，穷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罢了，但本来是穷人的财产，“国家”为什么要占有？农村的电、电话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里的电、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里人用的电和电话为什么要比乡村便宜？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什么不覆盖农民？城里人可以用身份证贷款买房，农民为什么不可以？城里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就不是房子？为什么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呢？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里人，农民为什么不在这个话语里？劳动法保护的是城里的工人，失业保障为什么与农民工没有关系？
人类社会制度是否合理，最根本的是看你私有财产的保障，而土地的私有又是私有财产保障最大的根本。“土地流转”我问国内很多学者和平民，没有一个人能讲得清楚，说明你就是玻璃房。“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改革开始时可能是对的，但是你把当成“永久真理”就是永久制造不合理的制度。杜绝“土地流转”的不合理制度，首先就是引进不是最坏的“权力流转”。
还是不能定论。如果扭曲的制度使人的行为也趋向扭曲，那么，生活于不合理制度之下的人有没有可能进行变革，变革的力量在哪里？悲观的“改革找死”悲观在于：不合理的制度必然造就一些依附它的既得利益者（极少数），他们反对损害自己利益的改革。
写于2009年1月15日，德国班贝克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赵紫阳去世后，官方禁止悼念活动4月4日,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前往济南英雄烈士陵园祭奠前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时，遭到多个身份不明的人殴打，导致4根肋骨骨折。9日仍在医院进行治疗的孙文广教授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的遭遇"不应该出现在一个自称追求民主与法治的国家"。暴力行为也不能阻止和他有一样追求的民主人士。
就在5天前，退休教授孙文广不顾该校党委书记和家人的劝阻，仍然依照往年的惯例前往济南最大的英雄烈士陵园祭奠赵紫阳逝世5周年。所不同的是，孙文广今年选择了清明节当天前去祭拜。事先约好一起去的人因为担心给家人添麻烦或是被警察跟踪都没能出现。被打成重伤的孙文广现正饱受病痛的折磨，他说： “我住院时4月4号到今天，呆了6天了。医生说，本来诊断是3根肋骨骨折，结果今天检查以后又发现还有一根骨折。因为肋骨包在我这个胸腔里边，感觉是异常痛苦，有时候连续40个小时疼得我睡不着觉。”
除了肉体的痛苦，孙文广表示，自己万万没有想到"有些人"会这样对待一位75岁的大学教授，“我这次去的时候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我去的地方是济南市能容纳5万人的公共祭奠场所，那么在这里边他怎么就能光天化日之下把我打成重伤呢？他们用脚踢我，就像踢一条死狗一样，把我揪出烈士园。这说明我对某些人的认识还是不够的，我总觉得他们最多把我抓起来或者用个车把我弄到郊区去关我几天。”
当天孙文广怀揣小花和自制的挽联，一路在有警车跟踪的情况下到达了济南烈士陵园。当几名暴徒冲向正准备祭拜的孙文广时，几米之外就是明晃晃的警车。当时没有一位警察下车阻拦。孙文广分析说：“原因只有两个。一个是他们和警察有密切关系的或者是他们的人策划的。还有一种是他和某种势力勾结，怂恿他们施暴。目的是：对我施加压力、制造打击，此外还要制造一种恐怖气氛。让大家不敢起来公开对赵紫阳进行悼念，不敢对当权的政党提出任何质疑。”
此事曝光媒体之后，许多大学生及素不相识的人到医院看望孙文广。中共中央党校的杜光教授也撰文，谴责这起暴行。文章呼吁："人们应该利用清明假日，悼念那些为中国自由民主作出贡献的故人。" 病床上的孙文广希望尽快离开医院，因为医院不能上网，消息闭塞。他虽然不知道这篇文章，但是他很欣慰这个时候还能有人支持他。
孙文广说，杜光教授和他的初衷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唤醒人们对历史的记忆，“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争取自由和为中国民主作出很大贡献的人，这些人我们不能忘记他。我们要按照人家的脚步继续前进，我怎么做呢？我写文章他们不给我发表，我在海外发表他们进行干扰封锁。那我只能用我最近简单的方法，每年在法定的清明节对他们进行悼念。我为什么就不能悼念我心目中的英雄呢？”
孙文广表示，要通过法律程序、聘请律师查明真相。但是这位老人对自己是否能得到公正的司法待遇并不抱有太大信心，“我想向行政机关提出上诉。但是我对这种方式能解决多大问题信心不太大，因为现在中国在一档专政的条件下司法大都是不独立的，都是一手遮天。但是这个程序会走。通过走程序也能看出中国司法到底有多么黑暗。”
作者：严严
责编：达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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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在想什么呢？
本周，香港媒体报道和评论中国新闻时的焦点主要有：今年中国春运又面临"一票难求"的局面，其深层到底是什么？2009年刚开始，中共党内可能已经出现与中央不一致的声音。德国之声香港特约记者采编如下。
去年中国冰雪灾害导致的春运灾难还记忆犹新，今年春运又出现"一票难求"的困境，其间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香港《苹果日报》发表署名"张华"的评论。评论写道："表面上，这是供求严重失衡，……不过，事实胜于雄辩。若供求矛盾真的如此突出，为何所有民工最后都可以送走？显然，海陆空及火车的运输能力足以应付需求。所谓票源紧张、一票难求，是指那些没门路，也不能多花一、二百元向黄牛党买票的民工。他们唯一买票途径，就是到火车站或售票点排队。他们是社会上最弱势的一群。"
文章接着写道："我们要问的是，既然车票那麽紧张，为甚麽还有大量火车票流入票贩子（黄牛党）手中？……这种「一票难求」假象，已出现十多二十年，为什么中国政府一直没想方法去解决？假如通宵排队的是干部及其亲属，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相反，民工只是待宰羔羊，政府又何须操心、浪费资源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呢？"
文章最后写道："在现有交通资源下，政府多走一步已可纾缓民工一票难求之苦。办法是：各地政府、工会、街道委员会等，每年春运前统筹属下各个工厂企业、地盘、商店等地的民工，代他们集体购票，铁道部门加以配合，优先以折扣价向工会等认可组织出售集体票。政府可能要为每张车票付出十元八块的行政费用，但民工辛劳一年，为当地的经济贡献良多，受此资助也合情合理，况且这可缓解火车站广场的拥挤溷乱，对社会也是一大裨益。"
《明报》则发表文章，题为《经济滑坡党纪维护政治稳定》。文章写道："刚闭幕的中纪委全体会议公报强调要高度重视政治纪律，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要求全党始终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类提法近年少见，明显反映中共党内出现了与中央不一致的声音。对上一次中央高调强调「严肃政治纪律」，是在3年前宏观调控遇到时任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暗中抵制之时，在扳倒陈良宇之后，已经久未听到这一口号了。"
文章说："说中共党内出现不同声音绝非凭空揣测，就在20天前，官方《人民日报》刊登了中纪委第一书记贺国强的文章，文章明白指出，「极少数党员、干部在一些涉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等重大政治问题上说三道四、我行我素；有的对中央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政策措施置若罔闻，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阳奉阴违；有的泄露党和国家秘密，给党和国家工作造成严重损失；有的听信小道消息，甚至传播政治谣言……」"
文章接着写道："对照中共的基本教义，反对改革开放、支持「零八宪章」，都在禁止之列，而质疑中央的救市措施也有不与中央保持一致之嫌。而值此经济风云变幻、时局不稳之际，中共党内就方针路线产生分歧绝不出奇。贺国强的文章中，一口气列出5个「绝不允许」﹕绝不允许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绝不允许公开发表同中央的决定相违背的言论，绝不允许对中央的决策部署阳奉阴违，绝不允许以任何形式泄露党和国家的秘密，绝不允许传播政治谣言。并要对造成严重后果者，按党纪国法予以惩处。胡锦涛在中纪委全会上的讲话中……把纪律观念提到党的团结的高度，可谓意味深长。"
本文摘自或节译自其它媒体
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德国之声香港特约记者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纪念赵紫阳的挽联挂满了墙壁
今天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逝世四周年忌日。据来自网络的消息，这一天，许多民众前往赵家悼念。北京维权人士李金平准备了一条写有"为赵紫阳先生平反"的横幅，但因当局的严厉管制而无法打出。1987年开始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因同情1989年学生运动，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遭软禁16年，于2005年去世。曾担任赵紫阳秘书的鲍彤先生在赵紫阳逝世四周年之际接受了德国之声的采访。
德国之声：今天是赵紫阳先生逝世四周年忌日，您参加哪些悼念活动了吗？
鲍彤：没有，我在家里呆着没出去。
德国之声：往年您参加过纪念性的活动吗？
鲍彤：没有，一次也没参加过。赵紫阳去世的时候，在开追悼会前，有关部门安排我在早上5点的时候到北京医院和赵进行遗体告别。那只有我一个人和他进行遗体告别。别的活动我都没参加过。他是17日去世的，18日我想他家里可能空些了，我可以去看看他夫人和孩子。我想出门，但是有关部门不让我出门。从此以后我避免正面冲突，所以我就不出去了，也不参加这方面的活动。
德国之声：据您所知今天有哪些民间性的纪念赵紫阳先生的活动吗？
鲍彤：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中国人不会忘记赵紫阳。我也从来没忘记过赵紫阳。
德国之声：中国官方媒体没有对赵紫阳逝世四周年进行报道。去年《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新华社四川分社前社长孙振撰写的题为《文革后期我与四川省委书记的交往》的文章，之后就传出《炎黄春秋》遭到肃整的说法。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鲍彤：这篇文章在赵紫阳去世二周年的时候就已经被编进《纪念赵紫阳文集》。当时出版《纪念赵紫阳文集》第二册的时候，我看到过这篇稿子。所以，这篇文章在国外以及网络上已经流传三年了。这一次是孙振的这篇文章在国内出版物上正式登载，我认为这是很好的现象。后来好像听说《炎黄春秋》因此受到批评，受到某种压力，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如果共产党有承受能力的话，它应该有肚量能容忍别人赞扬或者批评它的领导人。如果对某些人只准捧，不准批；对另外一些人只准批，不准记载他们的历史事实，这都不是什么正常现象。
德国之声：为什么"赵紫阳"这三个字会在中共高层如此高度敏感呢？
鲍彤：如果赵紫阳已经没有影响了，当局高层就没有必要在这些方面有什么担心和顾虑了。我想，既然当局如此担心，就说明赵紫阳在中国人的心中有他不可忽视的影响。
德国之声：中国官方现在对赵紫阳的评价依旧是："在改革开放前期，曾为党和人民做出过有益贡献，但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犯了严重错误"。您估计，这样的评价还会持续多长时间？
鲍彤：不知道。要看中共中央自己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中共中央有权做出自己的决定，老百姓也有权做出自己的评价。这两个评价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是不一致的。没有一种强制的力量一定能够使老百姓的评价和主旋律的评价一致，我看这很难做到。古今中外，要把领导的意图变成人民的意图是很困难的。不一致经常存在，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主要是，老百姓心里想着赵紫阳，那么任何力量都没有办法使中国人健忘到忘掉赵紫阳的程度。我想，只要当局对赵紫阳的评价不变，那么老百姓也就不可能忘掉赵紫阳。
洪沙
还有，海外很多人支持他，但是中国民间很少，不要想当然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