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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海啸中认识社会主义
作者：谢盛友
我们小的时候天天唱《社会主义好》这首歌：“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我第一次感觉“社会主义好”是1976年，社会主义国家给我们补助粮食。那年唐山大地震，海南大干旱，农民颗粒无收。我们本来在农村，国家在旱年给与照顾，免了公粮，按人口给一定的“统销粮”过日子。我当时是生产队的会计，到公社为全生产队的家家户户领回那些国家给统销粮票证。从来不丢东西的我，那次弄丢了100斤米的票证。回去找公社主管，他不可能再补给你，跟社员说，没有人会相信我，是弄丢了，肯定怀疑是我贪污了。怎么办呢？当然是我家少得100斤大米。
一共100斤大米的票证给丢了，不管我怎么一次又一次地找，一个人又一个人地问，却再没有找到，面对内心的愧疚，面对全家人的唠叨抱怨、叹息，面对全家人的沉默，面对一个米饭就意味着生命的时代，我没有其他的选择，我只能让自己尽量少吃，让饥饿的痛苦尽量少的落在我家别的亲骨亲肉身上。在难关里，我每天只吃一点点东西，只要这一点点能支撑到我回家为止。……
我第二次认识“社会主义好”是到德国了以后，当年我还是穷学生，妻子、我和儿子居住两室一厅的房子，房租600马克，由于我们收入低微，市政府住房津贴每月260马克。因为我们是外国人，也得到德国政府的住房津贴，我切身感受到德国的“社会主义好”。对德国社会的再认识是，德国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比尔•盖茨说，在人的本性中蕴藏着两股巨大的力量，一是自利，一是关爱他人。资本主义利用了人性中自利的力量，取得了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但这只服务于有钱人。而穷人只能靠政府援助和慈善。
我对比尔•盖茨的话是这样理解的，德国同时存在两个制度，那就是自利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扶贫的社会主义制度。
但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颠覆了比尔•盖茨的话，也颠覆我对比尔•盖茨的话的认识。
根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将采取200亿至250亿欧元的配套措施。德国执政党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领袖施图克透露，为了加强国内经济，德国政府计划采取一系列的援助措施，其中包括削减利率。施图克说：“我们考虑的，是200亿至250亿欧元的配套。”据媒体报道，这项计划也包括为汽车制造商和建筑装修业提供资助，同时通过减税以让企业能够注销一部分的投资。
为什么说我的认识被颠覆了呢？因为德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扶贫，如今在金融海啸中也扶富。
德国人（甚至所有西方人）所讲的“社会主义”概念，似乎不是我们小时候唱的“社会主义”，而是二战后升级换代了的民主社会主义，其中包括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二战后的福利国家主张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以及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通过自由市场经济方式扩大公共服务的“第三条道路”。
在金融海啸中，我再次认识社会主义：
邓小平不问“姓资”、“姓社”地“模石头过河”改革之前的中国社会，肯定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开始改革了，才是慢慢地引“资”。中国在金融海啸中没有“伤筋动骨”，让西方人“刮目相看”，最根本的是，中国还没有完全进入资本主义市场。
在金融海啸中，我再次认识社会主义：
我们小时候读的社会发展史，也许是正确的。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到达共产主义社会。
不管我们现在处于什么社会阶段，我们都需要自利的资本主义和扶贫扶富的社会主义。富有的大企业若一家接着一家倒闭了，穷人将越来越多。
在金融海啸中，我再次深刻体会刘少奇的“资本家养活了工人”。
写于2008年10月31日， 德国班贝克
再次拜读。
此文好！绝非小题大做。
加拿大融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优势。加拿大为世界典范。世界需要再来几个加拿大。
假如没用风险,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资本家?
不管什么主义，可持续性发展、环境保护才是最基本的主义, 才是硬道理。
当今之世人人都在强奸大自然母亲， 这样发展下去人类没有前途。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肯定没有人能说得清。你看到母鸡下蛋，就说是先有鸡。在那一时段，当然是正确的。
不过，从人类的发展历史看，肯定是先有工人，再有资本家的。
金融海啸无疑骇人，不少以救世主自诩的人更唯恐天下不乱，利用人们的恐慌心理，想趁势摧毁自由市场，试图戴起救世者的慈悲面具，推波助澜为世界筑起一条走向奴役的新末路－－假大政府主义之名，诋毁老百姓的创富能力，使出政府的干预之手禁制人民主导自己的生活、打击其原创力。
这些以救世主自居的人并不真的是为人民谋幸福，他们只不过是藉此捞其政治本钱以达到奴役人民的目的。我们要对这些人打醒十二分精神，格外小心；不要因为一时的艰难，而为这些以救世主自诩的人的伪善妖言所蛊惑，在摧毁效益无穷的自由市场制度的同时断送掉自由，陷入万劫不复、以奴役人民为目的的大政府统治。我们这些在中国大陆遭受过专横极权奴役统治的人，曾经此苦，都有责任站出来为捍卫自由说句公道话。
金融海啸，那不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失败，而是人性的堕落－－不知节制地狂妄贪婪纵欲带来的灾难。资本主义是个开放自由、人尽其才、各展所能，让人发挥其无穷潜能的体制，这个体制让人在现实世界创造了想象得出的最美好的世界。
不幸这个体制同时赋予人尽情贪婪狂妄急躁的自由。故此自由开放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令人为欲望挑逗，迷失理智，满以为这是个史无前例的好时代，是个前所未有的好时机，便理直气壮、义无反顾地走向悬崖的边缘，纵身而下。即使到了最后的一刻，他们还以为自己懂得徒手飞翔术（那些大学刚毕业了几年便一年赚一百几十万美金的商人银行家们，又怎不都以为自己是天才！）。结果？他们就算不是一命呜呼，也跌得遍体鳞伤。
是的，这是个既矛盾又讽刺的诡谲现象：人类足智多谋，有超越大自然限制的能力；人类克服了不少大自然的灾难，甚至征服了太空，可是却克服不了天生的贪婪欲望。我们往往为贪婪驱使，从一个悬崖边缘走向另一个边缘，最后甚至懵懵然纵身堕下现今的灾难。然而冒险也是个创造物质繁荣、追求财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为贪婪蒙蔽，这当然是创富的宿命了。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便时常出现经济危机，今日我们遇上金融危机，将来也必定会重蹈类似的覆辙。
不过，我们不用因此而沮丧，更不应该让它阻碍我们往前进。这场灾难不会窒息我们，更反而会刺激我们解决问题的创造力。只要回顾过去一个世纪，细数资本主义帮多少人摆脱贫穷的枷锁，为多少人提供了方便价廉物美而又可靠的货品和服务，我们便知道这个体制改善生活的积极贡献。到如今这一切更又成为了人们最起码的要求了，可是只不过三十年前吧，人们对像今日中国的假货、毒奶只会擦身而过，岂会造成什么道德回响？于此可见这几十年间非但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甚至我们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与期望，都在风驰电掣般地进步了。
触发金融灾难的是政府干预助长了银行家的贪婪，譬如联储局格林斯潘年代滥发融资，而政客则又向 Fannie 和 Freddie 施压增加房屋贷款，都为这些机构创造了滥发债券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大大小小金融机构更发行了不少风险分配不清、定价模糊的衍生工具。这些债券虽然得到信贷评级机构评估风险，却没有现成的市场作买卖，只是由经纪作庄家，透过人际网络经销，而不是像在市场挂牌买卖的股票或债券那样，有充分的买卖测试、确定其价格。
加以这些衍生工具都是计算机程序的产品，结构复杂，因而更欠缺现成的市场机制拟定其价格。假如把衍生工具重新包装、组合，像股票那样挂牌上市买卖，这会否有助于更准确地为其定价，从而解决价格信息不足而无从定价的问题？我不是专家，没有答案，希望专家们不吝赐教。
前些时候我反对将金融资产按市价实时定值 （mark to market）的会计法例，最近我看过一些专家的分析，知道没有了这个法例，银行的资产值会变得更不透明，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问题。到现在我才明白这个时候，为什么债券市场交投疏落，没有人敢碰这些债券，以致其价格插水，令到银行的资产锐减，将整个金融界推到破产边缘；故此取消 mark to market 的做法是有助缓解金融市场燃眉之急。这是个明显不过的道理，可是无论是美国财长保尔森或联储局主席贝南克依然无动于中。
若然这个法例真的不可少，然而市况兴旺时，资产价格上升，那银行家们总会愈来愈心雄，以致扯高杠杆比例、增加借贷，直至爆煲为止。例如法定银行的杠杆比例是十对一，一元资本十元债，一旦资产升值，银行按同样杠杆比例做生意，债项为资产价格推波助澜，乘势飙升，膨胀借贷终致爆煲。
这个危险的倾向明显不过，我们可否修改法例，将借贷的杠杆比例跟资产倒挂？譬如十元的债券升值至二十元，资产值多了一倍，而借贷的杠杆比例可相应由十对一减为七点五对一，如此类推。
资产价格升得愈高，照理价格回落的风险也愈高，相应降低借贷的杠杆比例也是合理的。反之，当资产的价格下跌时，进一步下跌的机会理应同时降低，那么又岂不应该相应提高借贷的比例？这个比例倒挂的做法会否起到个逆市反景气循环的作用，避免好市时造成泡沫，在淡市则加大跌市压力的危险倾向？
资本主义是个不断修正的过程，它不仅让我们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也让我们的意志、希望和想象力在破旧立新、创造突破的颠覆中重生复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任何危机都既是灾难也同时是个重生的机会。这样的机制只会愈来愈完善，因为它给予人知错能改的空间，为科技的不断进步创新提供条件，也因而令人类社会不断创造繁荣。这个体制效益宏大，是不会崩溃的，我们毋须因噎废食。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市场才可以为金融危机提供最好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