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抗拒的中国民主化浪潮》之一：东西方民主观的不同
作者：亮剑！
众所周知、举世震惊的是，中国正经历着一场五千年未遇的伟大思想革命与产业革命，无论是社会结构、思想领域、产业领域，都在发生着根本性的转变。民主化浪潮以其不可抗拒的思想与经济力量冲击着顽固不化、千年不变的专制堡垒，召唤着国人勇敢的抗拒强权而追求天赋不可剥夺的自由、幸福、权利与个性化人生计划与理想。自由精神、独立意志、诚信伦理、公平竞争与平等合作互利意识逐步取代传统的人身依附与斗争哲学，而日益的渗透于人们的骨髓。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作为深入人心的普世价值，已于潜移默化之中被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广泛接受与认同。
这种民主浪潮与文明进步的动力，有别于以往任何人为操控的政治运动，用资本全球化、信息资讯化与知识经济时代所特有的现代文明之巨大魅力与震撼力量，从西方到东方、从下而上掀起了一场渗透灵魂的思想革命；从古代到现代、从落后到文明，在短短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转起了一场具有历史穿透力与时代创造力的深层次产业革命旋风，创造出举世震惊的巨大成果。从卑躬屈膝、丧失自我与自尊、丧失文化与经济自信的小国寡民、臣民心态，到文化、经济、权利自觉与自信的现代公民诉求及对更进一步的自由、自治、幸福渴望的内在冲动，告别一个世纪来自由知识分子的彷徨、劳苦大众的无助，用民间自发的公民维权之民权运动，正式拉开了中国走向民主的序幕。
在此，我们欣喜的看到，推动中国民主事业与文明进程的真正力量，已不仅仅是崇尚政治对决与斗争、以“铁窗民运”而著称的传统民主斗士，它更多的来源于民间、来源于社会，来源于每一个为生存而挣扎、为自由与幸福而奋斗的普通公民。由此，民主人士的称谓也不仅是某一历史事件后果与产物的狭隘描述与尊称，由于这一脚色的普及与扩大而从所未有的赋予了更加广泛的内涵，它涵盖了整个社会那些自觉及不自觉的自由幸福追求者与人权捍卫者。
从此，民运绝不仅仅是被剥夺了社会保障与工作机会的“铁窗民运”，它还包括许许多多的自谋职业者及体制内外靠工资为生的良知人士！民主也不再是人为设计的后果，而是特定民族历史情境下文明发展产物；是所有公民追求自由与幸福的行为所带来的整体性社会公益。犹如人们追求自由与幸福的道路不同一样；就像各行各业、三教九流，行行出状元一般，人们以各自的方式、手段与策略，追求着民主政治的未来。人们追求更大发展机会与自由的本能性内在渴望在推动着社会的进步、文明的进程。面对他们卓有成效的奉献所创造出来的文明，除了对黑暗现实的批判之外，还有对人民贡献的肯定。这才是一个真正民主人士应有的态度；站在人们的立场、融会于其中，成为各行各业人民利益的代言人，共建民主政治的公众参与民主表达机制，才是引领时代潮流真正民运人士的未来。
由此，基于个人对时代特征与历史事件的观察，在此简要陈述个人的观点、提出个人的看法：
一、民主理论：东西方民主的不同
众所周知，西方民主观念与中共所倡导的民主集中制思想理论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从下而上中国正在发展的民主化浪潮与中共如今倡导的党内民主的对决，也就是真假民主的较量、真假李逵的较量。
第一，现代民主政治思想为现代民主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第一预设：均等的个人自由与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作为至高无上的首要价值为任何民族的民主政治制度所必需保障。这是区分真假民主的试金石。离开了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制度性保障，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
与现代民主政治思想不同的是，中国同样讲民主，却是与民做主，个人的所有自由与权利都交给政府，由政府计划安排一切，当然个人就不再有个人利益、个人理想、个人思想，只服从国家的需要与利益。而最近的28年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这一国家统管一切、计划一切的与民做主局面。把人们从集体利益中解放出来，个人史无前例的有了部分自由追求个人理想与幸福的权利，所欠缺者是制度性的全面保障。在此，我们于理性批判的同时，应该看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第二，民主的第二预设：民主政治制度是必要的恶。有别于传统，如今人们已广泛接受权力恶的观念，对缺乏制衡与制约的权力恶导致的灾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人祸的肆虐与灾难中、在血与火的锤炼下，人们找到了限制公共权力的有效办法：三权分立；多党制衡；周期性民主选举；社会监督与公共参与决策机制；多元化利益团体表达与自由媒体监督等等。从此有限而有效的政府取代无限而全能的政府，必要而受监督与限制的恶取代无限扩展肆虐的权力恶而成了保障人们自由与权利、保障有序公共生活的基本。
然而，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权力是正义与仁德的象征，因为它与当权者的君子人格为前提，以德治国是儒家王道及中共暴政的根本，人性善是千年不变的主流话语。人们相信通过道德修为可以达到天人合一、成仙成圣的完美境界。然而，人就是人，他不是天使，人的有限理性无论如何模仿也无法达到神性的完美无缺。如今全社会对腐败特权官员的声讨、对人性恶的洞察导致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根本性转换。不相信人而信任制度；不相信德治而信任法治是全社会的普遍精神征候。人们的觉醒与思想的转换为法治中国打下了日益坚实的基础。
第三，民主是一个公共参与遵守规则的程序与手段：民主并不是目的，也不是理想，而是保障人们自由与权利、有序管理公共事务的程序与手段，它不含有任何的实质性内容。在这周期性的时间、某一区域的空间、某一具体的过程这种三维结构空间中，人们理性的用投票的形式参与公共决策与生活，用数人头取代砍人头；用文明取代野蛮；用公开、透明与公正取代暗箱与阴谋计算。“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目标就在于废除政治强制，在于政治生活与公共生活中遵守共同的规则（宪法）。人们公开的表达政治喜好，和平、理性的以宪法规定的方式获取政治资源。从而使政治生活能够有效的杜绝暴力、阴谋和政变。这是近代民主制度的巨大魅力所在。”（摘自应克复的《西方民主史》）
民主涉及的问题仅仅是谁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来统治；涉及一个国家或政权的产生与归宿。却不涉及权力的使用问题或目的问题。民主，作为一种通过多数表决的选择方式来做出政治决策的制度安排，其真正的价值并不决定于多数人的偏好，而是取决于多数人的理性。遵循一定的程序与立法；遵守一定的程序原理与要件，排除舞弊、肆意和偏好，使人们意志得到正确的反映与贯彻，才能维护和实现民主。
在此，民主制度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多数人的暴政、选举程序的混乱、利益团体的勾结、立法机构的扩张及公法之治的主导性地位问题，避免由此而导致腐败民主与讨价还价。
与西方民主政治不同的是，中国的传统中从来就缺乏公开、透明、公共参与机制的程序化民主。政治，从来就是一个神秘而可怕的领域。政治资源的垄断性、排他性，导致了任何进入最高权力中心的人都充满着心理恐惧感。表面上人们绝对服从权力而追求一致性，被要求效忠而不能反驳。政治分歧与斗争却采取一种隐秘的计算与博弈的方式进行着。一旦矛盾公开对决就已经进入一种你死我活的危机状态。
毛泽东时代的权力斗争与政治阴谋就是传统专制文化的典范，令人欣喜的是，这种状况已经从后邓小平时代开始，悄悄的发生着转变，周期性的和平权力交接在取代权力争夺导致的复仇与清算；民主选举文化避开政治敏感区域，以各种不同的形态表现出来，如席卷全国的公众平等参与的歌舞大赛、选美；如草根民主选举等等。
第四，民主服从与法治：如果说民主是一种政府组成的手段与程序，那么，法治则是衡量政府行为的准则。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从宪法的角度对民主政府予以塑造。只有法律意义上的宪法安排，才能对维护个人自由有最大的制度性支持。这在杜绝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力与民主审判方面意义重大。只有用法治与宪政来规范代议制民主、限制国家机关的公权力，建立起法治之下的民主政治，才能够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避免走向专制。
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宪政这样的东西，从古到今，人们普遍缺乏法制意识，更没有真正产生过宪政信仰与法律至上的观念。虽然，从古到今，中国都有法律，然而，却是专制帝王针对民众人为设计的酷刑严法，其目的恰恰相反，就是剥夺与限制人们的权利与自由、赋予官员最大的特权。
如今，我们欣喜的看到，对个人自由的逐步松绑，在带来公民的经济自由之外，还带来了观念的巨大变迁。从自生自发逐步成长的商品交换市场到个人私权与财产观、财产保障制度的逐步确立；再到社会普遍渴望的法治宪政诉求。这都是个人的局部自由获得后的巨大社会变迁，这种进步在全民一致追求自由与幸福的自然力量的推动之下，将逐步改变中国人治社会的政治生态，而最终为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的民主宪政所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