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英勇牺牲的红军西路军先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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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转战】




张国焘著《我的回忆》（下）

关于西路军问题的言论


　　1936年8月间，陈昌浩提出了改变整个军事计划建议：“他主张四方面军应在甘南建立新根据地，
与陕北苏区互成犄角之势”。“这是我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的意见冲突”。
通谓会议“陈昌浩便撤销了他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提议，认为应照原定计划，迅速从靖远渡河西进”。
“但多数干部不满陈昌浩这个冲动的主张，指责他独断的进攻岷山，使第九军蒙受创伤……；
接着又按兵不进，要求举行会议，延误了渡河时机。这件事破坏了高级干部间的***，
也种下了西路军失败的根苗”。（455页）

　　“蒋介石侦知了我军在靖远渡河的行动，一面派飞机轰炸渡口，一面严令各军迅速向会宁靖远前进，
企图乘我军半渡时截击。……。当时左路军的人数约为三万五千人，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
渡过去的只有第九军第三十军第五军团，总司令部的直属机关和徐向前陈昌浩的总指挥部等共约两万多人。
我和朱德率总司令部人员、红军学校大部学生以及第四军第三十一军，
在会宁能靖远的大道上，节节抵抗敌军的追击”。（456页）

　　“我们至此不能渡河了”。“徐向前与陈昌浩率已渡河的各单位，在河西开始了单独行动。”
　　1936年9月底，“徐向前陈昌浩来电希望我们能继续渡河。……。”
　　“我们根据当时的情况，电告徐陈二人，渡河已不可能，要他们率已渡河的部队，单独行动。……。”（457页）
　　“从此，徐陈所率的西路军便与我们分道扬镳了。他们遵照我们的电令，……，
我们则……逐渐向东移动，靠近陕北苏区。”（458页）

　　“当时，西路军的败象已经显露出来，我们在同心城时即接到徐陈电告，谓我第九军在古浪为马步芳
骑兵所袭击，损失惨重，……。”（463页）

　　“我们到达河连湾时，西路军告急的电报接踵面来，……。”（463页）

　　“西路军的处境，使我们大感忧虑，我和朱德周恩来曾再三商讨，想不出应援的办法。……。
在军事上，我们自顾不暇，无法策应，……。”（464页）

　　“由于我的提议，我和朱德率红军学校学生驰往保安，与***等会商今后工作，……。”（465页）

　　“……我曾向红军学校的学生发表演说，解答他们的一些疑问，……西路军的不幸遭遇以及……。”（465页）
　　“我当时最注意西路军的情况。正在西移的西路军，沿途与骑兵苦战，……。这种情形，使我十分焦虑，
我研究各项情况，并试用各种可能方法，冀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予西路军以助力，以期挽回厄运”。（474页）

　　“在***所住的窑洞内，每日都有谈话会，大家都避谈往事。***、张闻天等似因过去的分裂，
心理上不无芥蒂，他们对援助西路军的事，
并无积极表示，而且言词之间，总有些推推诿诿。为了挽救西路军的厄运，
我只有耐着性子和各人商谈，但无法找出补救的办法，奇迹是不会从天而降的。”（474页）

　　“西安事变，使我们一时为之扬眉吐气，似乎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我们希望张学良电令马步芳不可破坏抗日大局，
应即对西路军停止作战，这事张学良照做了，但马步芳并未接受这个命令。”（475页）

　　“西路军的失败，对***以后的发展，和当时的西北局势，都有相当影响，尤其使我这个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大受打击。
中***内斗争的矛头，因而就指向着我，打得我无法抬头，……。”（492页）

“当时我引咎自责，声言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不愿诿过地人，从未指责过别人，
只说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与我有关。我曾要求举行一次***中央高级干部会议，
来探讨西路军事件，但***等不予理会。”（493页）

　　“***自然不会放松攻击我的机会，因而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便漫无拘束的乱说一通。
总括起来，当时这些批评的言词大约有三个要点：（一）西进军事计划根本就是逃跑主义，至少是带有逃跑主义色彩；
（二）张国焘对四方面军的领导完全破产，总之是一无是处；
（三）西路军的失败很为丢脸，蒋氏将更看不起红军，在西安事变的今天，将诱发蒋氏的报复和进攻，
遗害全党全军。
　　 一班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们，主要是第四方面军的干部，则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浩同志的指挥错误，
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划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他们对批评者答辨：
（一）西进计划为莫斯科批准，如何能说是逃跑主义；
（二）四方面军是***的基干劲旅，如何能加以毁谤；
（三）诱发蒋氏围剿之说是有意架祸于人，……。”（493页）

　　“朱德当时的立场颇偏袒***，但对西路军的失败，持论还算公平。
他曾向我慎重指出不能说西路军的失败根源于西进计划根本不对，
应当认定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犯了战术上的错误。……。
他批评陈昌浩勇猛有余，稳重不足。徐向前虽较稳当，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员的意见。……。”（494页）

　　“我当时即与张闻天恳谈，曾指出下列各要点：（一）……；（二）……；
（三）我对西路军失败，负有严重责任，将正式自请处分”。（495页）


 




不久，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到延安，张国焘失声痛哭。联系到张国焘在过草地期间“逼宫夺权”的表现，左路军三过草地，
南下川康的失败，1937年前后，延安各界纷纷要求批判和清算张国焘妄图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

　　一次，在与抗大学员“面对面”的会上，许多来自红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对张国焘遮遮掩掩的认错态度极不满意。少林将军钱钧(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揭发到义愤处，
忍不住走上台来，脱下布鞋，朝张国焘劈头盖脸地打去。全场立时震惊了。
张国焘忙站起身，捂着脸，举起一只手，高声吼道：
“我抗议，我抗议。我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居然敢打我！”

　　事后，毛泽东亲自到张国焘住处，向张国焘赔礼道歉。

　　“国焘同志，你受委屈了。今天的事我们听说了，大会没组织好，有些对不住你。
怎么能随便打人，蠢哟！”

　　张国焘余怒未息：“我犯了再大的错误，大家可以批评帮助，但就是不能打人。
怎么说我还是政治局委员、边区政府主席。”

　　“莫计较了。我有责任，没组织好。”

　　“我想明白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里面有文章，我能有什么办法？”

　　毛泽东又劝道：“打人者不对，要批评处理。但是，国焘同志，你想过没有，
打人者可是你们四方面军的。你的检讨不过关，大家都着急，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眼下，我们稳定了，有了这么个家，
是该总结的时候了。你、我、闻天、恩来、博古，每个人都挂了账，
该有个态度才行。诚如你所说的，要检讨政治路线才对。
不然，这样下去，对全党上下都不利……”

　　两人长谈了多时，张国焘有所触动。几天后，他亲自给中央政治局写下了检讨。
他承认：
“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实际上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中央对张国焘的这份检讨比较满意，认为他终于部分地认识到了错误。



【张国焘叛变】




。。。。。。。。。。。。。。。。。。。。。。。。。。



徐向前兵败逃回延安


兵败以后，徐向前很不情愿离开部队，对陈昌浩说：这支部队是我们从鄂豫皖带出来的，
到了这个地步，孤家寡人回去干什么？要死也死到一块嘛！
陈昌浩这时候倒是如释重负，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


抓住西路军兵败的时机，河东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彻底清算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把张国焘牢牢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就像4年后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兵败、
政委项英生死不明的情况下，立即宣布项英执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给予严厉批判，为最终扳倒王明埋下伏笔。

张国焘从此心灰意冷。虽然他被慷慨地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还挂上了个陕甘宁边区政府
主席的虚名，虽然他与毛泽东、朱德等人见面时依旧以字相称、气氛儒雅，
但已经很少参加中央会议，也谢绝中央给自己的住处安装电话。
他甚至搬出延安，自虐般住进了城外十几里地万花山的破庙窑洞里。


当初扬言“回去要和中央斗争”的陈昌浩，逃难路上高烧不止，走到一个村子再也不肯
往前走了。他嘱咐徐向前先回延安，自己在一个郎中老乡的陪同下，装成哑巴，潜回湖北。
他没有先去看望分离10年的家人，而是直接摸到原四方面军根据地英山，企图重整旗鼓。
没想到，英山在四方面军撤走后，遭遇国民党军队和土豪劣绅反攻倒算，
十室九空，有的村子被杀得绝了户。2000余名红军女眷，被国民党军队用汽车拉到
湖北其他地方和外省河南卖掉。时过境迁，再举义旗已无可能。等陈昌浩再转回延安时，
已经没有对中央发言争辩的权利。党的负责人洛甫对他一顿训斥，毛泽东迟迟不肯接见。

据张国焘原警卫排长何福圣口述，就在万花山的破庙窑洞里，陈昌浩与张国焘在西路军兵败后
首次见面：好像握手也不能表达彼此心中的感情，他们突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热泪长淌，
互相用力拍打着对方的后背、肩膀。陈昌浩苦涩地说：“国焘同志，我……对不起你，
我打了这么大的败仗，连累了你，我非常难过！”张国焘一挥手，说：西路军的事，
不要再谈了，现在没法谈，谈不清楚，我相信以后总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野心勃勃的张国焘，不甘政争失败，最后选择了从延安出走，发表声明脱离共产党，
移居香港、加拿大，晚年住在加拿大政府官办的一家养老医院。1979年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夜，
中风的张国焘一翻身被子落地，无人捡拾，被活活冻死。曾经的“张国焘帝国主义”
这样的下场，竟让人发不出感慨。

陈昌浩在延安被安排去苏联治病，飘泊异国十几年，直到解放后才被批准回国，
改行做文化工作，倒也翻译了大批苏联政治读物和文学作品，还编了一本《俄华辞典》。
1967年7月，“WG”高潮期间，陈昌浩被红卫兵毒打，在寓所服下一大把安眠药自尽。
尸体被秘密火化后，骨灰抛在荒野。到13年后，徐向前被人搀扶着主持陈昌浩平反追悼会，
迎进八宝山公墓的只是一个空空如也的骨灰盒。昔日堂堂四方面军政委，竟然死无葬身之地！


徐向前自从别了老战友陈昌浩，扮成羊倌模样，衣衫褴褛，骑着小毛驴，沿着祁连山的
戈壁滩，躲过敌人的追捕，昼夜兼程回到延安，立即得到中央的谅解。
毛泽东见到徐向前的第一句话就是：向前同志，你是四方面军的一面旗帜！

从此，这面对党忠心耿耿的旗帜被保护下来，后来官至解放军总参谋长，
虽然未能像一方面军出身的彭德怀、林彪一样纵横捭阖地驰骋疆场，却也名列开国十大
元帅之列，为四方面军和西路军战友扬眉争气。


与李先念一道战斗到最后一刻获救的西路军将领李卓然，本是原中央嫡系一方面军红5军团政委，
在长征中打过很多硬仗，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只因为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混编后，
5军团进入张国焘主持的左路军，在不了解中央与张国焘的分歧情况下，在中央及中央红军主力
与张国焘分道扬镳之后，仍然服从张国焘指挥跟随左路军南下，也被另眼相看。即使后来升格
为红5军，其命运却已经与原四方面军主力红30军、红9军捆绑在一起了。陈昌浩与李卓然，
原本都是堪与一方面军3军团彭德怀、1军团林彪比肩而立的元帅级人物，却被迫过早地离开了疆场。
李卓然到西北局宣传部工作。据当时的西北局宣传部干事、日后的人民日报社长秦川回忆：
在延安时，我一心想到前方去，曾经在一座小山包上与他进行过动情的辩论。他只是冷冷地问我一句：
“假如敌人来进攻这座山头，你知道怎么布兵吗？”现在想来，当时他自己的内心恐怕也不会平静。
宣传部的工作并不紧张，也就是起草文件、下厂下乡讲话一类琐事。劝我安心后方工作的他，
想来会不会也常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沙场秋点兵”的慨叹呢？
解放后，李卓然家里一直挂着毛主席画像，他心中可能一直在向毛主席谈西路军问题。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

清算“国焘路线”，批判他的分裂主义行为，是至为必要的，但波及面太宽，
使一批四方面军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最突出的，抗大搞出个“反革命事件”，
关押了许世友等数十名高级干部……

许世友、洪学智等原四方面军4军和31军将领，虽然没有参加西路军而留在了河东，
却同样受到牵连。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离职学习期间，他们曾经议论过，在延安呆不下去，
就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结果以“叛变革命”的罪名被判处几个月至一年
的徒刑。毛泽东也看不下去了，就让徐向前去探监，最后亲自开释了许世友等人，
成就了一段收拢人心的完美佳话。桀骜不逊的四方面军，残部彻底收归毛泽东麾下。

最令人伤怀的是那些被捕或失散的西路军战士。陈昌浩的妻子、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
来自莫斯科的“海龟派”，红军中惟一的方面军女政治部主任、惟一的女师长，
在西路军兵败后被俘。抗日战争爆发后，经周恩来向国民党点名交涉，张琴秋被释放回延安。
新中国成立后，张琴秋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这位唯一的红军女将军错过了授予军衔的机会。
1968年4月，她同样不堪造反派羞辱，愤然跳楼自杀，比前夫陈昌浩晚死9个月。

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在谢觉哉、伍修权等人的努力下，营救出大批的西路军战士，
女战士王定国就是其中的一位，后来成为谢老的妻子。但限于条件，组织上无法全部接收，
只好动员一些战士回原籍。
有过这么一条规定：1年归来的收留，2年归来的审查，3年归来的一律不留。解放后官至全国政协
副主席的王首道妻子、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就是被组织上拒之门外后，用草绳扎紧衣服，
孤身重走一遍长征路，回到江西老家。家乡的土豪劣绅骂她是“土匪婆子”，
村民们又觉得她是逃兵，解放后更成了“变节投敌分子”，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重新确认了红军身份。

西路军妇女独立团是红军历史上规模最大、战斗力最顽强的一支妇女武装，其实力和贡献在
解放后才赫赫有名的海南岛“红色娘子军”之上。西路军溃败时，她们大部分牺牲，
被俘的女战士命运极其悲惨。先是遭遇敌军的肉体折磨，解放后在政治上被自己人
视为“叛徒”，同时饱受世俗社会“贞节”观的冷眼戕害。

1984年，当一位失散的女战士终于被党接纳时，颤巍巍地交出了自己积攒了几十年的党费，
那些一角两角、一分两分的钱币都已变黄陈旧。
徐帅闻讯感叹：这是一个红军老战士对党的金子般赤忱的心！

西路军那些残存的将士们，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的殊死奋战，在延安看来，竟然已经成了
躲避抗战、向西逃跑。《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断言：
被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
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

此文的注释则说：
1936年秋季……张国焘命令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
西路军1936年12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

至于西路军战死将帅，叶剑英元帅褒贬分明的题词，让人哭笑不得——英雄死在错路上
这段铁板钉钉的政治结论，如泰山压顶，在西路军烈士和苟活残部头上压了几十年。转眼到了
毛泽东逝世3年后，1979年，为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的朱玉，去中国档案馆、
军事档案馆查证原始资料、电文，不经意间的发现如雷灌顶：

查着、查着，我越来越觉得，这不对呀！都说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
可从所有的原始电文中我看到西路军每走一步都是完全按照中央的决定进行的。
朱玉在党史内部刊物上化名的考据文章，勾起了党内、军内高层内心隐忍多年的伤痛。
1981年11月和1982年2月，WG后党内第二号人物、也是西路军见证人的陈云，先后两次提出：
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
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西路军
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
我今年77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在陈云的建议下，又得到邓小平的默许，
李先念写出《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并附上了五十多封当年中央与西路军往来电报。
李先念恳切地写道：

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自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
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
因此，西路军问题同张国焘１９３５年９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
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张国焘路线。


谢老夫人王定国则与伍修权一道重访兰州，调查流落在甘肃、青海一带的西路军老战士的现状，
向中央报告。

邓小平看了李先念的说明和陈云的表态后，于1983年3月22日批示：
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


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四方面军历史的一个关键证人叶剑英，也圈阅同意。此前几天，
叶帅已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功成身退。

此后，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对徐向前逝世的讣告、徐向前生平介绍、李先念逝世讣告，均沿用了对
西路军的肯定性结论。这是邓小平、陈云两位元老联手拨乱反正的又一不朽功德。

至于西路军时期的中央，向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毛泽东，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犯了兵家大忌，
没人给予深究。一些性情温厚的党史学者，也只是淡淡地设问一句：

如果渡河的是一军团（林彪）、三军团（彭德怀），中央是否还会这样大大方方的调来调去呢？
无论如何，从1999年1月1日起，民政部毕竟第一次把劫后余生的西路军老战士与其他红军老战士
并列为优抚对象，这意味着党和政府终于认可了他们的老革命身份。
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终于有了公正的结论。
西路军终于拂去了历史深处的重重尘埃，走到了灿烂的阳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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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彻底克服张国焘错误路线是红西路军失败最重要的原因⑴


作者：孙焕臻




内容提要：本文引用中央文献室公布的资料，就西路军西征的由来、失败的经过及其原因，加以阐述和辨析。

　　关键词：中革军委　西路军　张国焘　西征　失败

　　关于西路军的问题，在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中已作结论：
“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
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个结论是客观公正的，也是符合史实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第二十五条注释“西路军”⑵其中说：
“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
过河部队称西路军”。在表述上似乎给人一种与史实不完全符合的感觉。笔者想就此作一些辨析，
以求教于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专家和同仁。


　　一、西路军西征的由来


　　西路军的西征，不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而是张国焘严重错误造成的既成事实。
围绕这个问题，大体经历了三次大的斗争。


　　第一次斗争，是在1936年9月中下旬。斗争重点围绕红四方面军是北进还是西进。

红二、四方面军1936年6月会师后，张国焘虽已取消“第二中央”，但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
他企图拉拢红二方面军支持他的反党活动，遭到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坚决抵制。经过朱德、
任弼时、贺龙等力争，终于迫使张同意两军一起北上与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

党中央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接全国的抗日高潮，于1936年8月，提出三支主力红军会师后，合力夺取宁夏的战役计划，明确指示：“在九月至十一月，我二、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在甘南活动，
消灭毛炳文、王均部，发展苏区，准备冬季新的行动。”⑶

9月14日，中革军委又为占领宁夏，对三支红军主力的行动做出具体的部署，特别强调，
“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
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⑷

此后，中央又多次强调；“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⑸“夺取宁夏
是打通苏联、发展红军，开展西北局面和对日作战的枢纽。我们一切工作都应围绕这一环。”⑹

　　对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中央明确指出：红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后，应顿住几个月，
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并一再强调：夺取宁夏是“决定的一环”，
“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
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⑺

　　但此时，张国焘又对北进方针动摇，于9月21日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地区，
掉头西进，打算迅速从兰州以西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进到凉州、永登地区，并认为，
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环”。实际仍不愿放弃脱离中央自成一个局面的企图。

经朱德等同志的坚决抵制和斗争，并发电给中央：张不同意静会战役计划，拟根本推翻，
“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的，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⑻又经中央的耐心
说服与挽救⑼，加之在兰州以西渡河困难，张国焘才不得不暂时放弃西进的命令。
红四方面军继续北进，至10月下旬，三大主力红军终于胜利会师。可以说，
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既是战胜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追剿和克服极端艰险的
自然环境的胜利，又是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和退却路线的胜利。



　　第二次斗争，是在1936年10月下旬。主要围绕对待宁夏战役，是坚决执行中央部署
“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首先应集中注意力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
还是急于要四方面军渡河西进。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革军委把宁夏战役作为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的
决定的一环，抓紧进行部署。为此，中革军委于10月11日下达了《十月份作战纲领》，
要求各方面军作好渡河和攻击宁夏的准备，从11月中旬起，以红一方面军的西方野战军
全部和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进攻宁夏；以红四方面军的另两个军、红二方面军全部和
陕甘宁军区独立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⑽。为了实现宁夏战役计划，中革军委命令：
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向同心城、豫旺堡地区集结；二、四方面军转进至黄河以东、
西兰大道以北的通马静会隆地区休整补充，待至11月10日前完成战役各项准备后，
开始北攻宁夏，向南防御，阻敌北援。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完整缜密的作战计划。

　　但张国焘仍对中央有二心，继续其分裂主义路线，企图利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机会，
将四方面军全部渡过黄河西进，不去宁夏，而到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占块地盘，搞“独立王国”。

　　为了第一步击破南敌，给第二步北攻宁夏做准备和配合河东地区击破南敌，党中央于10月24日电令“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拟以暂不渡河为宜。”

10月25日又电令：“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后，两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
西岸头卢塘、井眼堡、大营磐、三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及向中卫方向延伸，侦察定远营与
中卫情形，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袭取战略要地之定远营”。⑾此部署的一切目的，
在于围绕击破南敌、北攻宁夏做准备。而张国焘却抓住这个机会，
准备推行其四方面军全部渡河西进计划。

　　从10月25日至30日，不但将三十军渡过黄河，还把总指挥部、九军和五军也陆续渡过河。
中央发现后，毛泽东于10月26日电彭德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⑿


　　中央虽三令五申电张按宁夏战役的统一部署办，但张终是不听，置中革军委命彭德怀、
刘伯承准备组织的海（原）打（拉池）战役，重点打击南敌这个全局于不顾，
擅令四军、三十一军调离前敌总指挥部指定的作战位置，结果使海打战役计划落空。
由于未能击破南敌，致使我夺取宁夏计划被迫中止执行。对此，彭总在回忆中曾尖锐指出：
“张国焘多次破坏了作战部署，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豫旺以西大块土地。
如果我军当时把王均部消灭……我军就可能控制兰州和西兰公路以至甘肃全省。”⒀



　　第三次斗争，是在11月上旬。主要围绕河西的四方面军是孤军西进至凉州，还是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　　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后，迅速攻破敌之阻击，占领一条山和五佛寺一线。
当时中央令四方面军过河的主要目的，是为实施宁夏战役做准备，并于10月28日电示强调：
“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
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⒁10月30日，又电令河西部队暂控一条山，
五佛寺地区休息待机，准备在击破南敌后，继续北取宁夏。
在此，既明确指示四方面军过河的任务目的，强调“紧靠作战”，“北取宁夏”，
又有警示张国焘不要违背中央的意图，擅自令四方面军孤军西进，被“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
　然而，由于红四方面军前线领导人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没有深刻地理解中央意图，
于是在11月初，即因该地人烟稀少、粮缺水咸，加上连日激战，大部队不能久停为由，
数电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请示河西部队行动方针，并建议：“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
“我方决定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11月3日，中革军委致电河西部队：
“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⒂
　　但，张国焘却于11月5日致电河西部队，指令他们消灭马步芳部为主要任务，
“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
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在此，张完全无视中央的战略意图和指示河西部队的行动方针，
而强调的是“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虽然张也看到被敌隔断的可能，但仍一意孤行，
电令陈昌浩等：“不可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可不必留主力守渡口”，
“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⒃又是“不可妨碍”，又是“不受一切牵制”，
当然是指中央“妨碍”、“牵制”。这就从根本上与中央的方针相对立。
由此种下了以后西路军失败的根苗。

　　正是根据张国焘的这些指示，河西部队于11月6日向中革军委提出《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至此时，木已成舟，中革军委也只有电示“徐、陈向凉州进”，
但仍强调他们：“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 并于8日致电张国焘并陈昌浩等，
答复徐、陈等七同志11月7日来电，要求组织前委和军分会，指出：“我们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
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
其余名单照来电批准。⒄这就是“西路军”称谓和“西征”的由来。

　　在这里不难看出，西路军之形成，是张国焘对抗中央统一战略部署的产物。
中共中央军委只好“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
中央对张国焘的分裂路线，既要坚持原则，以大局为重进行斗争，又要注意团结，
避免分裂；往往在一些重大决策上，采取协商态度，
因势利导，甚至做出必要的让步。而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在关于“西路军”
的注释中肯定地说：“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
似有不够确切之嫌，或者说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因此，在此提出与注者商榷。


　　二、西路军失败经过


从1936年11月上旬至1937年3月上旬，西路军历经四个多月浴血奋战，终遭失败。经过如何？

党中央从一开始就时刻把西路军的安危萦怀心头，怕其被敌隔断各个击破。11月11日，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询问：
“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取得接济的把握否？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的情形？
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黄河东岸已被敌人封锁，东返同西进比较困难更大，
下决心西进。12日复电中央：“我们计划第一步进占凉州、永昌，略作休整补充；
第二步进占甘州、肃州，争取年前接通新疆。”⒅
因此，就战略方向是东返还是西进，中央一再征求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丝毫没有强加之意。

　　这时，在11月1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时，毛泽东在作的报告和结论中，明确指出：“红军行动主要是向东。”并指出，“四方面军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调回来是个问题”。⒆以上不难看出，决不是有人所说的是“中央军委选择了河西作为战略方向”。⒇

　　西路军贸然西进，11月15日占领古浪；18日占领永昌；21日占领山丹，进入甘北地区。11月16日至18日，九军在古浪一带同马匪五个旅激战，歼敌二千余人，我军亦损失近半，撤出古浪。
从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红军共歼敌五、六千人，西路军也减至一万八千余人。
这时徐向前认为，马匪主力并未击溃，红军有生力量日减，又无根据地，难以补充，
是否冷静分析一下形势，以正确决定今后行动方向。但陈昌浩并未考虑这一正确意见，
继续按原计划西进。


此时，河东形势发生了对我有利的变化。11月21日，红军主力在中革军委的正确指挥下，
取得全歼胡宗南部一个师的山城堡大捷，粉碎了敌对我之进攻。12月12日，
西安事变发生，其和平解决，我党与张、杨公开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党中央又电西路军，要其在永昌地区休整，伺机以主力东打，向驻兰州的东北军靠近，
以便返回黄河以东。

12月23日，陈昌浩复电中央，认为接通新疆取得国际援助，是目前“整个抗日阵线的迫切与极大要求”。西路军虽已付出重大代价，但完成这一任务已无问题。如果东进，路程过远，
易遭敌骑兵截击，“伤亡掉队必大”。即便“在二十天到达兰州，至多只能起到巩固兰州的作用。
策应主力行动，其作用不大。”

　　12月24日，中革军委致电西路军，指出：从整个战略考虑，“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
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即可达到静宁、会宁地区与东北军靠近，并可有力推动时局发展。
然而，陈昌浩仍然没有认真考虑。（21）

　　很显然，中革军委要西路军东进，决不单是为了策应河东主力红军，更重要的是从整个战略全局着眼，也是为西路军免遭因孤军深入，被敌隔断并各个击破的安危着想。而一再坚持西进，孤军深入，
不愿东返，则是陈昌浩所坚持的。怎么反说中央在西路军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
“缺乏长远的战略布置，致使西路军的任务变得飘忽不定”？（22）

为了更清楚了解这段史实，不妨重温一下这期间中央领导致西路军的部分电报：

11月18日，毛泽东等复电徐、陈，强调：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进占去，
红军回旋余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驻一时期，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
远拒毛炳文。同时，加紧军事训练，恢复体力，检查政治工作，教育每个指挥员会做群众工作，
与人民发生良好关系……电报还指出：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偏僻，
将来只能去一部。同时致电张国焘等，强调河东红军“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
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23）


　　11月20日，毛泽东等致电徐、陈指出：“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
以小部进占安西、敦煌。”

　　23日又致电指出：远方（指苏联）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
你们作战方法应“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另以一部兵力钳制敌之余部。
如此方能从敌取得补充，方能予敌以重创，根本消灭其战斗力，方能使敌知所警戒。应该力避如过去一样的消耗战，提倡集中兵力包围消灭其一部的消灭战，为此方能解决问题。”

　　25日，再致电徐、陈：“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
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
打开局面。”接着，该电又具体指出了战胜敌人的八项军事原则：

　　“关于作战方面：㈠ 集中两个主力军于一个有利阵地打马部。不管敌是两三个团还是五六个团，概用此法。
㈡ 敌少，则主力从两翼包围，并以有力一部迂回至敌后。
㈢ 敌多，则以一部钳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围其一翼。
㈣ 不论敌多敌少，正面不使用主力。
㈤ 两翼包围时，不可平分兵力，应置最大兵力于一翼。
㈥ 凡打两团以上之敌，二兄均宜亲自指挥，亲自看地形，亲授干部以机宜。
惟须十分注意荫蔽，一切高级干部均应教育他们荫蔽，避免无益牺牲。
㈦ 估计不能胜利之仗不打。㈧ 总之，不打则已，打则必须有所缴获。
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人一个团。望酌行之”。（24）
这是打破敌包围，战胜敌人的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
这些作战原则都已为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的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所证明。
可惜，西路军的前线主要指挥员陈昌浩等并未认真实行。

　　从这些电报，至少我们可以看出三点：

　　其一，党中央极为关心西路军的安危，担心其被隔断各个击破，并且为尽力挽救西路军免遭失败，多次指示其行动方针、
作战的军事原则，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原则，以及着眼点放在建设根据地上。
尤其强调：不要依靠外援，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

　　其二，西进不仅自然环境不利，就是苏联也不支持。最好东进，至少也应保持东面的回旋余地。

　　其三，河东、河西红军都应从全局出发，互相配合，互相策应，而不是单纯一方策应另一方。

　　试想，若是西路军能不折不扣地按照中央所指示的行动方针、军事原则和政治工作去办，每占领一个地方，
应把着眼点放在“为创河西抗日根据地而奋斗”（25）上，会“付出极大牺牲，弹尽粮绝，
兵败祁凉”吗？

　　自1936年12月底至1937年3月，因形势变化，西路军错过东返时机，向西越走越远，
亦愈益不利，终招失败。

12月30日，占领临泽；1937年1月1日，占领高台。这里回汉杂居，人烟稀少，
群众基础差，难以立足。红军只有消耗，而无补充。加之南靠祁连山，北临沙漠和大山，
部队就在这几十里宽的狭窄地带。而陈昌浩把部队从东向西摆成一字长蛇阵，分兵防守几个支点，
被动挨打，陷入马匪的四面包围之中。当马匪集结全部主力来决战时，
西路军亦采取以硬对硬，准备决战。结果，1月12日敌三个旅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围攻高台，
我红五军据城坚守待援，而援军中途遭敌阻击，大部伤亡。至1月20日，
五军三千英勇健儿虽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终遭全军覆没。
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壮烈牺牲。
这一战，实质是西路军走向失败的开始。此时，西路军已剩下不到一万人了，全部集中在
张掖县的倪家营子。党中央获悉西路军危机，遂命刘伯承、张浩组成援西军，
明确指示援西军的任务是“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向西进。
因为现在已经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同时，还通过政治谈判，表示愿付重金，
争取“二马”停止对西路军的追击，以救援西路军。这本是铁的事实，而有人却全然不顾，
说什么“西路军正是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增加了我党在谈判桌上的份量”。（26）

　　2月21日，西路军鉴于在倪家营子困守无望，遂决定回师东返，到达甘州山洞堡一带。在此，
击溃追敌一个旅，全歼敌宪兵团八百人。如果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继续东进，仍有摆脱困境，
实现与援西军会合的希望。然而，陈昌浩却过高估计了这一仗的意义，认为敌我力量已起了重大变化，
敌人的锐气被挫伤了，要继续西进，重返倪家营子，占领甘北。（27）
致使西路军完全陷入不可挽救的绝境。至三月中旬，西路军几近全军覆灭，遭到失败。

　　这时，中央利用统战关系，竭尽全力营救被俘人员和收容失散人员，使数千名西路军干部、战士先后回到陕甘宁边区。



　　三、关于战略方向的选择


　　战略总任务、战略方针、战略方向，三者紧密联系，辩证统一。其基本关系是：
战略总任务决定战略方针，战略方针是实现战略总任务的保证；
战略方针规定战略方向，战略方向体现战略方针。
战略方向选择错误，就不能保证实施战略方针。当然，也就影响战略总任务的完成。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提出的战略任务是：

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
以达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抗日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根据此战略任务，1936年8月，党中央提出的基本战略方针是：

　　逼蒋抗日，联合友军，造成西北新局面，打通苏联，巩固和发展西北根据地，
迫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东。



　　根据此基本方针，中央又作了具体的战略部署，其中：“四方面军占领临潭、
岷县、漳县、渭源、武山、通渭地区，尽可能取得岷、武、通三城。”（28）

至9月，中央又具体部署了攻占宁夏的战役计划。其中，四方面军主要控制西兰大道，
阻止胡宗南西进。10月底或11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
以便12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并明确指出：“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
再分兵略取之。”还特别强调：宁夏战役是“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
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要求“三个方面军需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29）

据此战略部署，在战略方向的选择上，党中央、军委多次致电，反复强调：“发展重点在宁夏，
不在甘西”。三支红军主力要紧密配合。假如一方面军独攻宁夏，有“顾此失彼之虑”而失败；
四方面军独攻甘西也要失败。如此，有被敌“各个击破之虞”。“只要集中先占宁夏，方免此失”。
因此，“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但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
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的一环”。（30）

张国焘从其分裂主义路线出发，表面上同意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而背后又在捣鬼，
总想把四方面军拉到甘西去“自成局面”，搞“独立王国”，同中央分庭抗礼。因此，
在战略方向选择上，在三支红军主力会师前，他企图西进而反对北进。会师之后，
张国焘又根本不顾中央的统一部署，擅令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出凉州”，
而“不愿出宁夏”，致使海打战役计划被破坏，宁夏战役计划落空。进而造成四方面军主力
分兵西进甘北，致使西路军全军覆灭。然而这一切，包括陈昌浩在内的西路军广大指战员
是不清楚的，或者说是不了解张国焘的包藏祸心的。
当然，作为前线主要指挥员的陈昌浩军事指挥失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考察西路军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是真正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
当然，西路军的失败，对于广大西路军指战员来说是没有责任的。
同样，这也是党中央早已做出的另一合乎历史事实的结论。当时，西路军广大指挥员并
不知道张国焘另有野心，还以为这是党中央的部署，斗志昂扬地踏上了征途。
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同优势的敌人血战到底，
表现了中国工农红军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注　释：



⑴ 本文原标题为：《还西路军以历史的本来面目——对<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一条注释的辨析》。

作者孙焕臻同志，贵州师范大学铜仁学院政治历史系教授。

⑵ 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241页。

　　⑶《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73－574页。

　　⑷《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79页。

　　⑸⑹⑺《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82页。

　　⑻《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84页。


⑼⑽《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86页。

⑾《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34页。

　　⑿《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02页。 lqFLfs ta

　　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17页。

　　⒁《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03页。

　　⒂⒃《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06页。



　　⒄《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07页。

　　⒅《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08页。

　　⒆《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09页。

　　⒇（22）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92年3月，第133页。

　　（21）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260页。

　　（23）《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10－611页。


　　（24）《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11－613页。

　　（25）《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20页。

　　（26）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92年3月，第135页。

　　（27）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263－264页。

　　（28）《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35页。

　　（2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78－579页。

　　（30）《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92－5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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