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 才是真正的 一国两制的 总设计师

毛泽东周恩来才是真正的一国两制的总设计师

国人有不少事坏在一些抬轿子吹喇叭的人的手里口里或脚下。

文革中林彪不语，手下几个喽罗把朱毛井冈山会师之画，篡成了毛泽东与林 育容 会师之图，对此朱老董老等看了蔑笑不语；

文革后邓小平无言，一帮献媚之臣把一国两制总设计师的光环套在了邓希贤的项上，这种塗史欺世盗名之举 实令人喷饭岔气，忍俊不禁！

历史揭示: 毛泽东周恩来等老辈开国元勋才是真正的一国两制创始人。

历史无情，不容歪曲篡改。

毛泽东 1946 年 12 月 9 日预言 ：香港问题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从四十年代开始，毛泽东已形成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甚至台湾问题的基本思路，即：不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充分尊重港澳地区的历史与现状；通过协商，用和平过渡的方式来解决。如今港、澳的顺利回归，应验了这些英明预见。
毛泽东、周恩来为解决香港问题所作的努力和贡献，人们却知之不多，甚至有人误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20 多年里，党的主要领导人在香港问题上无所作为。其实，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经过长期的努力，为顺利解决香港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从大局着眼，保持冷静、沉着、稳妥的态度，经过深思熟虑，采取了特殊策略和政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非凡的政治胆识和高超的统战工作艺术。

1948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 解放 了福建、广州后，林彪请示 毛泽东 ，要不要顺势将澳门、 香港 一起 解放 了， 毛泽东 指示： 香港 和澳门暂不 解放 。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是在 “ 中国人民将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 ” 的前夕酝酿产生新中国的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开始思考如何处理中英两国之间的 “ 历史遗留问题 ”―― 香港问题的。新中国 “ 外交方针政策的形成大致在 1949 年 1 月至 7 月间 ” ，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毛泽东用形象化的语言所阐释的 “ 另起炉灶 ” 和 “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 。 “ 我们采取这种态度，可以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 ” 可以使新中国的外交关系 “ 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 ” 。因此，中国共产党人态度非常明确：新中国将不 “ 继承 ” 旧中国的外交 “ 遗产 ”DD“ 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 ，宣布 “ 废除卖国条约 ” ，宣布对于旧中国 “ 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 。这里，自然也包括 “ 割 ” 、 “ 租 ” 香港的中英《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三个不平等条约。正是在 “ 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营造新中国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 ” 的原则指导下，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DD 对于香港问题的特殊政策也开始有了 “ 腹案 ” ，即后来所归纳的 “ 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 八字方针。形象化的说法就是 “ 暂时维持现状不变 ” 。据周恩来 1951 年回忆： “ 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 ” 。这是一项从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超越了 “ 简单化 ” 的意识形态束缚的 “ 现实主义 ” 的战略决策。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绝不放弃对于中国 “ 不可分割的领土 ” 香港的主权要求，坚持彻底洗刷殖民主义的耻辱以实现中华民族的 “ 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 ” 的立场和奋斗目标，在这一点上，没有也不允许有 “ 丝毫的动摇和妥协 ” ；但是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在具体解决香港问题时要 “ 尊重历史、尊重现实 ” ，要 “ 谨慎从事 ” ，要避免在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从 “ 单纯的革命热情 ” 出发 “ 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 ，主张在国内、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的情况下 “ 一揽子 ” 地解决这一 “ 历史遗留问题 ” 。在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时， “ 暂时维持现状不变 ” 。 1949 年 1 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曾经非常透彻地阐释了这一战略决策的思想背景： “ 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必忙于去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总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 ”1949 年 2 月，米高扬代表斯大林来当时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西柏坡了解已经酝酿成型的新中国对内、对外政策时，毛泽东也向他耐心地说明过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立场： “ 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

　事实上，早在中国内战刚刚爆发的 1946 年 12 月，毛泽东就已经非常明确地阐释过 “ 解决香港问题可以从缓 ” 的战略思考。当时，毛泽东会见哈默、罗德里克、陈依范三位西方记者，哈默问毛泽东： “ 在香港问题上中共的态度如何？ ” 毛泽东回答： “ 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内对于香港问题最早提出 “ 暂时维持现状不变 ” 具体建议的是 “ 负责对外贸易和港澳工作 ” 的潘汉年和廖承志。潘汉年向中央建议说： “ 军队不宜进驻香港。理由是：美国执行杜勒斯的封锁政策，上海、天津、青岛等港口城市与国外的贸易往来几乎断绝，如再收回香港，则这惟一通向国际社会的贸易渠道将会被封闭。共和国初建，急需的军事物资和惟一的外汇收入渠道也必然断绝。对于香港而言，也必将成为死港。因此，在一定时期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由英国人暂时管辖乃是上策。 ” 廖承志向中央建议说： “ 要武力解放香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只是一声冲锋号，就能把红旗插上香港太平山。 …… 香港是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港口之一，如果香港暂时留在英国人手中，为了英国自己的利益，它也不会放弃大陆这个巨大的市场。这就等于把美国对中国的立体封锁线撕开一个缺口：我们能从香港进口我国亟需的物资；也可以利用香港作为我们与世界交往的通道，世界各国兄弟党同志可以从这里进来，各国的民间友好人士也可以从这里入境；另外，香港还可以成为我们了解世界各国情况的窗口，这些深远的战略意义，会随着似箭的光阴，越往以后，越为大家所接受和看清楚。 ” 毛泽东、周恩来对于他们的意见非常赞赏。

一、 " 暂不收回，维持现状 " ， " 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领导人在研究建国后大政方针时就已确定：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但在实施步骤上，要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以对我有利为主；必须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紧密结合在一起，方能在战略上立于主动地位。具体到香港问题上，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作出了 " 暂不收回、维持现状 " 的决定。因此， 1949 年 10 月 17 日人民解放军进抵粤港边界时没有长驱直入，而是勒马深圳河。这并非没有军事能力，更非外交上的软弱，而是审时度势作出的明智抉择。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形势复杂而严峻，军事上国民党残余势力还在负隅顽抗，土匪特务活动猖獗，新生的政权尚未巩固；经济上面临的是十分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际上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封锁和军事上的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在国内要处理好阶级、政党、民族的关系，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可树敌太多；国际上要尽可能建立反霸统一战线，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某些方面争取缓和，以便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 " 暂不收回香港，维持现状 " ，避免与英国发生公开的冲突，有利于集中力量对付对新中国构成主要威胁的美帝国主义；有利于保持与英国的对话，开辟一条同西方国家发展关系的通道；有利于突破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推动国家经济建设；有利于香港、中国内地以至整个远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是变阻力为助力的上乘之策。英国政府不顾美国反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一百天就正式承认了新中国，即是明证。如果匆匆忙忙以军事手段收回香港，不但会引来一系列难题，而且关上了与西方经济往来的唯一 " 窗口 " ，对中国显然不利。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 由于英国在朝鲜战争及台湾问题上与美国持一致立场，使中英关系正常化的道路变得艰难曲折而漫长，香港问题也因此搁置下来。 1954 年 8 月， 周恩来在谈及香港问题时指出： " 香港的居民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大家都认为香港是中国的 " ，但现在时机尚不成熟，我们 " 不要去谈 "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82-83 页）。 1957 年 4 月，周恩来提出了保持香港地位， " 为我所用 " 的策略。 他说： " 香港是自由港，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 …… 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 " 内地 " 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 " ，所以， " 保持和扩展香港这个阵地有好处 "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353 、 354 页）。自 50 年代后期起，中国面临美、苏等国的侵略威胁与军事压力，香港作为中国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的渠道、开展进出口贸易的窗口、沟通中外民间往来的桥梁，其作用更加突出。同时，英国企图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防止中国收复香港， 1957 年 10 月英国首相与美国总统在华盛顿就英、美 " 协防 " 香港达成默契，美国同意把香港作为双方联合防御的一个地区，英国作为回报，不急于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何稳住英国，消除美国插手香港问题的危险，遂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新课题。有鉴于此，也针对党内少数人的急躁情绪， 1959 年毛泽东指出： " 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们还有用处。 "1960 年，周恩来总结过去 10 年工作的经验时，对港澳工作明确提出了 " 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 的方针，即暂时不考虑收复香港，但应充分利用其特殊的地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外交战略以及对台政策服务。

二、采用有别于内地的特殊政策，促进香港的稳定与繁荣

要 " 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 ，就必须保证香港的 " 稳定和繁荣 " ，只有这样，这一方针的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才能得以体现。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香港经济的发展、政局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保障一直给予极大的关注和帮助。

在经济上，内地与香港互相敞开门户，开展经贸往来，内地以优惠的价格大量供应香港生产与生活必需的食品、日用品、淡水、燃料、工业原料和半制成品等，即使是在 60 年代初内地经济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这种供应也源源不断。周恩来曾多次指出： " 各地凡是有可能，对港澳供应都要负担一些，不能后退。这个阵地越搞越重要，对港澳供应确是一项政治任务。 " 据统计， 1954 年至 1963 年香港进口食品有 43 ％是由内地提供的， 1964 年到 1973 年增至 50 ％。在价格上， 70 年代初香港从内地进口的食品价格平均较国际市场低 50 ％，原料约低 30 ％，衣服等消费品便宜 25 ％，这对香港的稳定发展，抑制通货膨胀，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出口货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起着重要的作用。 1962 年秋至 1963 年初夏，从内地到香港，几乎没下过一场雨，深圳水库和铁岗水库已降到死水位以下，香港居民用水极度紧张。为此，广东省政府不但允许香港巨轮驶向珠江口吸取淡水以解燃眉之急，而且酝酿上马由东江引水到深圳石马河的供水工程。该工程在周恩来的关照下列入国家计划，由国家举办， 1965 年竣工后不仅缓解了深圳地区的用水，而且年年按协议完成了对港供水计划，改变了香港长期缺少饮用水的困难局面。

政治上，采取了有别于内地的政策。周恩来指出： " 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之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 "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353 页） " 至于将来怎么办？我们是不会来个七反八反， 不会像 '' 三反 '''' 五反 '' 那样搞法 " ， " 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港澳同胞不要担心前途。 " （同上书第 353 、 354 页）为使香港 " 维持现状 " 和社会稳定， 中国政府一直避免内地的政治运动波及香港，以免对香港的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并一直严格控制内地居民移居香港，防止给港英当局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和压力。对于发生在香港牵涉中英两国关系的政治敏感问题，中国政府也始终坚持 " 有理、有利、有节 " 的原则，奉行 " 不直接介入或干预 " ，而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来解决的正确政策。

三、时机成熟就要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 香港在 1997 年应有一个平稳的交接。 "

" 维持香港现状 " ，并不显示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香港问题上的软弱。在涉及民族利益、民族感情和民族尊严的原则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毫不让步。坚决不承认英国强加于中国的有关香港问题的三个不平等条约，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时机成熟就要恢复行使主权，这是新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 1963 年 3 月， 美国共产党发表声明指责中国 --" 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允许殖民地存在。 " 于是中国打破沉默，公开声明： " 香港、澳门这类问题，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问题 " ，对于这类问题， " 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和平谈判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 " ， " 中国人民不需要在香港、澳门问题上显示武力，来证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勇气的坚定性 " （ 1963 年 3 月 8 日《人民日报》社论）。收复香港，原则是坚定的，但在收复的时间和方式上，又是灵活的， " 条件成熟的时候 " ， " 通过和平谈判解决 " ，这是灵活性的体现。中国政府主张用外交谈判来解决香港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但由于英国在台湾问题上追随美国，拒绝采取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确态度，致使中英关系裹足不前，香港问题无从谈起。进入 70 年代，中美关系趋向缓和，美国的西欧盟国包括英国可以无顾忌地同中国发展关系。 1971 年 10 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72 年 3 月， 中英两国达成正式建交的协议。中英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发表前 5 天，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奉命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主席，重申中国政府的立场： " 香港、澳门是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 '' 殖民地 '' 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 " 中国这一立场获得第三世界各国的同情与支持。同年 11 月，第 27 届联合国大会以 99 票对 5 票（美、英、法、 葡萄牙和南非）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相应的决议，确认了中国对港、澳问题的立场与要求，从而排除了联合国或其他国家干预这一问题的可能性。由于制约香港问题的国际格局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态度也日益明朗化，周恩来会见外宾时谈及：香港前途必须确定，租约届满时中英双方必须进行谈判。 1974 年 5 月， 毛泽东会见英国首相希思，在论及香港问题时，双方都同意 " 香港在 1997 年应有一个平稳的交接。 "

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是著称于世的战略家和外交家。他们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而提出的处理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体现出灵活、务实的态度，但又不失原则，是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在坚持香港主权属于中国的前提下， " 暂时维持现状 " ， " 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 ，保持香港作为中国与外部世界相联系的 " 国际通道 " 与 " 窗口、了望台、气象台、桥头堡 " 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变阻力为助力、变被动为主动的明智选择。毛泽东、周恩来虽未能在有生之年解决香港问题，但他们作出的不懈努力和采取的正确政策措施，促进了香港的稳定繁荣及其与内地的联系，为后来和平解决香港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