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灭毛！有惊无险， 毛泽东 妙化 灭顶之灾

       天不灭毛！有惊无险，毛泽东 妙化 灭顶之灾

                                            2008-9-13


1971年9月9日前后 【恰毛忌日5年之前】毛泽东在大难临头之际如何洞若观火，明察秋毫，临危不惧，泰然笃定，沉着应对，独断特行，运筹帷幄，调兵遣将，化险为夷，无疑成为中国现代史上 最扑朔迷离，精彩缤纷且又惊心动魄的一笔。

当时大内总管汪东兴并张耀祠皆贴身近卫随伺左右， 按说任何风吹草动月润础湿蛛丝马迹必当汪张先闻先觉然后禀报主席，可据汪东兴亲笔回忆，主席反而更消息灵通情报准确，一切皆在掌心操握拿捏之中！ 惊也！ 奇也！怪也！神也！


那么，是哪些不知名的消息来源渠道手段人物使身居专列行辕的主席犹步灵台方寸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遣云驱雨，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呢？？

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毛主席南巡北返约四个星期，在毛主席南巡期间，林彪一伙干方百计想了解毛主席的行踪，探听毛主席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的内容。【以下根据汪东兴史料】

9月2日，是毛泽东"南巡"中的一个日子。据张耀祠回忆："9月2日，主席在南昌同江西省的一位负责人谈话，这位负责人听了主席这次的谈话，联系到他知道的一点情况，向毛主席谈了三点：一、7月间，空军周宇驰两次跑到南昌活动，并运来一辆水陆两用的汽车要江西仿造。7月底，周宇驰把汽车用飞机运走了。二、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带我去见了叶群，她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三、林立衡同我妻子讲了林彪、叶群的一些问题，她要我少同林彪一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写到这里，张耀祠还来了一点职业军人写作中很少使用的文学笔法："毛主席略有所思，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远眺窗外，没有讲一句话。"（张耀祠《张耀祠回忆毛泽东》104-10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连毛泽东当时的表情神态都有了具体入微的刻划，自然是张耀祠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了，可见这个记载应是十分真实可信的了。 然而，汪东兴的回忆录中却对此却有完全不同的记载：9月2日上午，毛泽东在南昌已打算走了，决定再接见一下已经接见过一次的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三人（其中程世清是江西省负责人），毛泽东与这三人在一起的谈话，谁怎么问，谁怎么答，汪东兴都作了具体记载，然后，汪东兴明确写道："9月2日上午的这次谈话，连寒暄、握手的时间在内，40分钟就结束了。我们和毛主席吃完中饭后，便离开了南昌。"（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49-150页） 怎么回事？张耀祠记叙的那位"江西负责人"的"告密"，在汪东兴笔下没有了。


9月5日，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听到毛主席在长沙谈话内容的传达后，立即密报给林立果。

9月6日，武汉部队政委刘丰不顾毛主席的叮嘱，把毛主席在武汉谈话的内容告诉了陪外宾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李作鹏当天回到北京即告诉了黄永胜。当晚，黄永胜又将毛主席谈话的内容密报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接到顾同舟、刘丰的密报后，感到自己暴露无遗了，决意对在旅途中的毛主席采取谋害行动。

9月7日，林彪指示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

9月8日，林彪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这样一来，危险便立刻向毛主席逼近。当时毛主席在杭州停留，陈励耘掌握着抗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住所的警卫工作。毛主席住在杭州，无异于进入了虎穴。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已经识破了林彪的阴谋。这次南巡，毛主席从北京到杭州的沿途，在同一些当地负责人的谈话中又了解到叶群、林立果进行阴谋活动的一些情况。

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毛主席根据前后所了解和掌握的一系列情况，感到要防止林彪一伙人的不测行为，于是他当机立断，及时采取措施，对付林彪一伙的阴谋。他首先把我找去，提出要把专列转移。 　　我问毛主席，专列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向后是转到金华，向前是转到上海。我还建议。也可以转向绍兴，即转向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观察动静。 　　毛主席同意转向绍兴，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当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的那个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毛主席凭着他多年高度的警觉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思想上、行动上已作了各种防范准备。 　　我从毛主席住地出来，马上就打电话找当时负责毛主席在杭州的警卫工作的陈励耘。陈励耘的秘书接的电话。他接到电话后，马上跑到我的办公室来说：“陈政委有事，您有什么事请跟我讲。” 　　我说：“专列要转移，这个事对你讲。你能办成吗？” 　　秘书肯定地回答说：“能”。 　　我说：“你可以试着办一下，不过还是要找到陈政委。” 　　紧接着我就找到张耀祠说：“赶快去找专列的同志讲清楚，火车马上开走。”当时天气太热，我还要求在专列转到新的停车地点后，给毛主席的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棚子，起到防晒作用。张耀祠马上落实了。 　　这些情况，我都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这么办，并说这个办法好。

9月9日凌晨 毛主席的专列于转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

9月10日中午，毛主席叫我去。对我说：“走啊！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 　　我说：“主席，不通知他们不行。” 　　毛主席问：“为什么呀？” 　　我说：“不通知不行，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的时候，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 　　毛主席又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 　　我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 　　毛主席考虑了我的建议。他问：“那怎么办？” 　　我说：“您看，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 　　我刚说到这里，毛主席打断我的话说：“还有一个，就是空五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 　　我回答说：“马上就通知他。” 　　南萍等人被请来以后，毛主席在自己休息的房间里又同他们谈了一次话。当毛主席见到白宗善，同他握手时，问：“你为什么不来看我！”陈励耘连忙解释说：”他那天在值班。”这次谈话，毛主席讲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军队干部的团结问题，战备问题。谈话中，毛主席还说：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直到走麦城失败。毛主席在谈话中，再一次批评了林彪、黄永胜。他还针对领导人闹不团结的情况，讲了一个故事，寓意深长。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战例。他说，齐国和鲁国打仗，我是帮齐国，还是帮鲁国呢？鲁国小，人少，但团结的好。齐国向鲁国进攻，鲁国利用矛盾，结果把齐国打败了。 　　在谈话的时候，我就布置专列做开车的准备。毛主席同他们谈了半个小时。谈完后，我请他们到我的房间里休息。 　　我回到毛主席那里，请示说：“到上海后车停在哪里？” 　　毛主席说：“停在上海郊外虹桥机场专用线，顾家花园就不进去了。” 　　我说：“上海那边要通知，是不是通知王洪文？” 　　毛主席说：“是。这个电话由你们打。” 　　当时，陈励耘在我的房子里，我就只好在毛主席那里给王洪文打了一个电话。


【陈励耘本人对9月10日那天的情况，另有一个与汪东兴截然不同的回忆，他说：毛泽东离开杭州时，他亲自布置了警卫，并和汪东兴、张耀祠一起，接毛泽东上了汽车，"然后，我坐引导车，走在最前面"，"引导车引导主席车队进一号门（在贵宾室旁边一点），我先进月台，关照警卫处副处长王英杰把主席座车一直引到车厢门口，我在门口送主席。主席上车时，我上前同主席握手。主席很亲切地同我握手。主席上车后，汪东兴、张耀祠还站在车厢门下月台上。汪招呼我过去，问：老陈，还有什么事吗？我们要走了。我上去同他们握手，祝他们一路平安。他们上车，我看车子平安开走了，松了一口气。总而言之，没有一点不正常 。有人竟说我企图带枪接近毛主席，当时还紧张得面孔发白，手发抖，幸亏汪东兴发现，把我的手抓住。又说我布置警卫处的人，在红房子顶上安了机关枪。真不知是哪个的胡思乱想。"（许寅《未被起诉的人--访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见《"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414-415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8月版）】

 
9月10日13点40分专列由绍兴返回，14点50分抵达杭州站。在离开杭州去上海的时候，我们没有通知其他的人送，而陈励耘却来了。陈励耘到了车站后，不敢同毛主席握手，也不敢接近毛主席。他心里有鬼，当时神情很不自然。 　　他跟我握手时问我：“车开后，要不要打电话通知上海？” 　　我说：“你打电话给王洪文或者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以后我了解，陈励耘确实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 　　后来，据陈励耘交代：8日晚上他有事，就是因为于新野到了杭州。于新野是8日先坐飞机到上海，然后赶到杭州找陈励耘布置任务的。但于新野有一些疑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追问陈励耘毛主席到底在杭州讲了些什么话，陈就把毛主席同他们谈话的内容做了报告。当时，于新野告诉陈励耘，要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谋害毛主席。据我们后来了解到的情况，陈励耘在接待于新野的房子里挂着一张毛主席像，陈励耘一看到毛主席像就发愁。 　　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发动武装政变、杀害毛主席的手段之残忍，是骇人听闻的。从后来“联合舰队”成员的供述和我们调查得到的材料看，他们准备谋害毛主席的办法有八种之多： 　　第一种办法，如果毛主席的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专用线上，就由负责南线指挥的江腾蛟指挥炸专用线旁边飞机场的油库，或者让油库燃烧。据王维国交代，这时就由王维国以救火的名义带着“教导队”冲上火车，趁混乱的时候，先把汪东兴杀死，然后杀害或绑架毛主席。 　　第二种办法，是准备在第一种办法失败后采用的，就是在毛主席的专列通过硕放铁路桥时，炸掉铁路桥和专列，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然后他们再宣布是坏人搞的。硕放桥在苏州到无锡之间，他们已经到那里看了地形，连炸药怎么安放，都测量和设计好了。 　　第三种办法，如果硕放炸桥不成，就用火焰喷射器在路上打火车。周宇驰讲，火焰喷射器可以烧透几寸厚的钢板。朝火车喷射，很快就会车毁人亡。王维国、周宇驰等人也到铁路沿线看过地形。他们准备从外地调来火焰喷射器部队，由于我们行动提前，这支部队没有来得及调来。 　　第四种办法，是用四○火箭筒和一百毫米高射炮平射打毛主席乘坐的火车。四○火箭筒是打坦克的，高射炮是打飞机的，这两种武器的穿透力都很强，对付火车不成问题。 　　第五种办法，是由王维国利用毛主席接见的机会，开枪杀害毛主席。 　　第六种办法，是利用中央开会的机会，对毛主席下毒手 　　第七种办法，是策划用飞机上的机关炮、警卫营的步枪、机关枪打毛主席乘坐的专列，把车打停以后，欺骗战士说上火车去抓凶手，看着哪个活着就把他干掉。 　　第八种办法，是要陈励耘在杭州用改装的伊尔─10飞机来轰炸毛主席的专列，由陈励耘负责在飞机上装炸弹。据陈励耘后来供述：于新野找他布置任务时，他曾提出杭州没有可靠的飞行员，于新野答应回去向领导上汇报，派一个飞行员来。他们准备派谁呢？派鲁珉。鲁珉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作战部部长。陈励耘说：“那就好。那就干！”陈励耘还说，用飞机轰炸专列的办法是可靠的。

9月9日，于新野在上海当着王维国的面说：“我们这次用飞机轰炸，除飞机上有的武器外，还要再加配高射机关枪，这个机关枪可以扫射火车上跑下来的人。” 　　从这几种办法可以看出，林彪一伙谋害毛主席的手段是何等阴险毒辣！ 　　当于新野同王维国一起策划时，王维国又提出，如果毛主席到上海下车住在顾家花园怎么办？于新野说，他看了地形，如果毛主席住在顾家花园，可以把王维国的“教导队”带上去，在毛主席住地附近埋伏好，用机枪把前后路堵死，先把警卫部队消灭，再冲进去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王维国还向于新野表态说：“首长(指林彪)的命令，我一定执行。”于新野、王维国都认为，在上海动手，地形比杭州要好，对他们更有利。

9日下午，于新野从上海坐飞机回北京前，王维国同他一起又看过一次地形，他们决定就在上海谋害毛主席。 　　于新野飞回北京，就到西郊机场向林立果作了汇报。林立果在西郊机场的平房和西郊机场旁边的空军学院里都有办公室，那里是他的据点。林立果马上将谋害毛主席的阴谋活动的进展情况报告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这时，林立果和周宇驰对江腾蛟说：北线由王飞指挥，南线由你指挥，你要赶快回南方去， 　　王飞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副参谋长，是“联合舰队”的骨干成员。他们计划在北线实施的行动，是要把在京的周总理、朱德、叶帅、聂帅、徐帅、刘帅等人都害死，也包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飞等人把钓鱼台、中南海的地形都看了。周总理当时就住在中南海里。他们打算用坦克冲中南海。王飞说，北京上空是禁飞的，用坦克可以把中南海的墙撞开。在他们密谋的过程中，还有人提议可否用导弹车拉着导弹打中南海。他们说来说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案。 　　林彪知道搞政变的行动已经全面展开了，他有带兵的经验，怕单靠“联合舰队”这几个人没有把握，怕他们经验不够。林彪要指挥一个大“舰队”。他通过叶群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调动起来了。那几天，他们的电话联系十分频繁，常常是两三部电话机同时讲话，一讲就是半个小时、1个小时。据调查：

9月10日，黄永胜同时群通电话5次。其中有两次通话时间竟分别达90分钟和135分钟。同日，林彪还给黄永胜写信，信上说：“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他仍称毛主席为“B─52”。叶群在给吴法宪电话中问：B─52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吴法宪向她报告了毛主席在杭州同陈励耘等人谈话的内容。 　　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但毛主席并没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做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当时，我也发现有些现象不正常。杭州我们不能再呆下去了，便转往上海。由于我们行动非常快，使得陈励耘和王维国等人措手不及。

9月10日15点35分，我们从杭州发车，18点10分就到了上海。这次随毛主席外出，我带上中央警卫团干部队100人，前卫、后卫车都上了部队。专列一到上海，我就把上海当地的警卫部队全撤到外围去了，在毛主席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的部队，以防不测。在离我们的专列150米远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我们的火车跑都跑不掉，所以我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

9月10日晚上，毛主席同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王洪文见面，但没有谈几句话。王洪文住在车下的房子里，他还要我也搬到车下来住。我因为考虑专列的安全就谢绝了。 　　

第二天 【9月11日】上午，许世友来了。 　　毛主席与许世友、王洪文和我，谈了两个小时的话。毛主席说：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有些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而且要耐心地等待嘛。毛主席又说：要争取主动，有了错误，不认识，不改正，在那里顶着不好，这会加深错误，包袱越背越重，甩掉包袱，轻装上阵，人就舒服了。他还指出：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不搞团结，在搞分裂。 　　许世友表示，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 　　谈到中午，毛主席说：“吃中午饭啦！今天，我就不请你们在车上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 　　许世友热情地说：“汪主任，你也去。” 　　我说：“我不去了，谢谢。” 　　毛主席当着他们的面对我说：“汪主任，你把他们送走以后，再回来一下。” 　　我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王维国也来了。他一直在休息室里等着毛主席召见。 　　我送走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等人后，马上回到车上去见毛主席。 　　毛主席问：“他们走了没有？” 　　我说：“走了。” 　　毛主席马上说：“我们走。你立即发前卫车。”我说：“不通知他们了吧？” 　　毛主席说：“不通知。谁都不通知。” 　　我们执行毛主席的命令，立即发了前卫车。

9月11日 13点12分，我们的车也走了。 　　专列开动时，车站的警卫人员马上报告了在锦江饭店吃饭的王洪文。王洪文小声告诉许世友说：“毛主席的车走了。” 　　许世友很惊讶地说：“哎呀！怎么走了？” 　　王洪文对许世友说：“既然走了，我们还是吃饭吧。” 　　王洪文、许世友、王维国等人吃了两个多小时的中午饭。吃完饭已经是下午了。许世友便乘一架伊尔─14飞机赶回南京，然后到车站接我们。

9月11日 18点35分我们的专列抵达南京站，停车15分钟。许世友在南京站迎接，毛主席说：“不见，什么人都不见了，我要休息。” 　　我下车见了许世友，跟他说：“毛主席昨天晚上没睡，现在休息了。毛主席还说，到这里就不下车了。” 　　许世友说：“好！”他接着问我：“路上要不要我打电话？” 　　我说：“不用了，我们打过了。” 　　许世友又问：“蚌埠停不停？” 　　我说：“还没最后定。一般的情况，这个站是要停的，但主席没定。” 　　专列从南京开出后，到蚌埠车站是21点45分，停车5分钟。

9月12日零点10分到徐州，停车10分钟。到兖州时是2点45分，没有停车。到济南时是5点，停车50分钟。在济南车站，我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要他们通知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到丰台站，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专列到德州时是7点40分。停车20分钟。11点15分到天津西站，停车15分钟。

9月12日中午13点10分，专列抵达丰台站停车。毛主席与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和我谈了话，一直讲到下午3点多钟才结束。 　　过去，毛主席从来没有白天到北京站下车的，这次是个例外。15点36分，专列由丰台站开出，16点5分到北京站。毛主席下火车后坐汽车回到了中南海。 　　

从杭州动身到这时，毛主席已经3天没有休息好。到了中南海，我对毛主席说：“您睡吧。” 　　毛主席关心地对我说：“你也睡一睡吧。” 　　我说：“我也回去睡一睡。” 　　回来后，我打电话给周总理。周总理还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感到诧异。他问：“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 　　我回答周总理说：“计划改了。”我还说，电话上不好细说，以后当面汇报。 　　这时，林立果等人正在加紧策划和实施谋害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阴谋①，突然接到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的电话，报告毛主席的专列已经离开上海。这帮家伙被吓坏了，林立果连声说：“糟糕！糟糕！” 　　当林立果又探听到毛主席确实于9月12日下午回到中南海的消息后，深感谋害毛主席的阴谋已经破产，他在惊恐之余，给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说情况紧急，两个小时以后飞往北戴河，并说，他走后北京由周宇驰指挥。林立果还对周宇驰等人说，现在情况变了，我们要立即转移，赶紧研究一个转移的行动计划。 　　

9月12日傍晚，周宇驰在空军学院召集江腾蛟、王飞一伙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会上确定，由王飞、江腾蛟负责组织人员，保护黄永胜等人南逃。他们计划：13日早晨8点钟，林彪由山海关机场直飞广州；13日早晨7点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由北京西郊机场直飞广州。 　　然而，事与愿违。玩火者必自焚。历史无情地表明：林彪的“两谋”，不过是一伙阴谋家的垂死挣扎而已，他们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



程世清   和林彪   及九一三事件。


　　1971年8月30日晚9时许，毛泽东南巡从长沙到达南昌，驻八二八招待所。南昌八二八招待所在向塘机场附近，原是空24师师部，后仿照武汉东湖和杭州刘庄的“行宫”而建，环境和设施很好。9月1日晚餐时，汪东兴对陪餐的程世清等人说：这两天，主席休息得很好，这里的条件不错，主席要在这里多住几天，你们多弄点野兔和斑鸠。程世清等人听了很高兴，随即作了相应安排。

　　毛泽东这次南巡，意在为最终解决庐山会议问题（实质是林彪问题），继续做各地党政军主要负责人的思想教育工作。当时毛泽东把南昌作为这次巡视途中的一个节点，召许世友（南京）、韩先楚（福州）赶到南昌，对许、韩、程一起进行谈话教育。

　　当天（8月30日）在车上，毛泽东就找程世清等人谈了话。会谈直指庐山会议问题，点名批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暗示根子在林彪，并以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引导与会人员，进一步提高认识，讲清各自的问题，跟林彪划清界线。在与程世清谈话时，毛泽东问他：“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程世清赶忙对毛主席说：“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毛泽东并未继续深问，接着就把话头转到其他人身上去了。
　　毛泽东的谈话极大地触动了程世清，当晚他彻夜难眠，联系种种情况，反复思考，决心讲清自己的问题，并突发奇想，冒出了“林彪可能要逃跑”的想法。他决定冒死向毛主席报告。第二天下午，程世清先面见了汪东兴，说：“我有些很重要的问题，要亲自报告主席，但怕主席没有时间，是否先同你谈谈，而由你转告主席。”接着便对汪东兴谈了他自己的问题和对林彪问题的看法，提出林彪可能要逃跑，并请汪东兴代为向主席报告。汪东兴听后说：“你说的这些，应当亲自去向主席讲，我不替你转达。我刚从主席那里来，他还没有休息，你现在就可以去。”

　　随后，程世清即到毛泽东处，向毛泽东讲了以下内容：

　　一、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电话叫我到他住处，要我跟他去见了叶群，谈了华东组讨论的情况。我觉得叶群对黄、吴、李、邱四员“大将”搞得很紧，好像抓住了他们什么把柄。因此，要解决四员“大将”的问题，还得从叶群着手。
 
　　二、1970年，林彪曾派专机将一辆苏制水陆两用坦克运到南昌，要我们仿制一辆，说是为林彪、叶群到北戴河游泳所用。制成后，又来专机把原车和仿制车都接走了。

　　三、1971年7月，周宇驰亲自驾驶法制云雀直升飞机到南昌。当时，我们省委正在梅岭开会，周要见我，由空8军（驻南昌）副政委李登云带他到梅岭，我在午睡前和李登云一起见了他，只是相互寒暄了一番，约半小时，他就走了。后来听李登云讲，周驾机离开南昌后，到了庐山和井冈山，再飞往广东。我觉得周宇驰独自驾机到处飞，很不正常，不知要干什么。

　　四、林豆豆曾两次来南昌采访，到过我家里，她跟我爱人交谈时，流露过对叶群的不满，并说她家里的情况很复杂，请程世清政委不要涉及她家的事，弄不好会杀头的。林豆豆为什么把她家里的事情看得这么严重，难以理解。
　　
　　最后程世清对毛泽东说：我怀疑林彪可能要逃跑，可能从北戴河坐水陆两用坦克往南朝鲜跑，也可能坐飞机往香港跑。

　　程世清讲完后，毛泽东说：“程世清呀，你说的这些只能跟总理讲，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讲。”

　　程世清在回忆录中（秦城监狱中所写）记述了他汇报完后的心情：“当时我觉得压在我心里将近一年之久的大石头，终于掉下来了，我感到非常的轻松和快活。1971年8月31日夜晚，我喝了三大两贵州茅台，真是心喜酒也甜。当夜我睡得非常好。一个共产党员总算是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听了程世清的汇报后，9月1日毛泽东因病休息了一天，9月2日再次接见了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等人。9月3日吃过中饭，大家刚躺下午睡，突然传来命令，主席现在就要走，立刻启动警卫和护路等工作。不一会儿，毛泽东在汪东兴和程世清的陪同下，从一号楼的内室来到门厅，招招手，登车而去。
 
　　过去，毛泽东在南昌的行止，都是有规律的，保障工作依预案进行，这次却很反常，突然决定离开南昌，经杭、沪返京。这是为什么？从逻辑上判断，应当是9月2日毛泽东听了程世清的汇报，对林彪和四员“大将”的问题及动向，作出了新的判断和决策，必须紧急返京，抢得先机，从容应对。程世清在关键时刻，一语惊天，怀疑林彪可能要逃跑，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及时、果断地解决林彪问题，是有重要作用的。平心而论，兹人兹事，历史应当书写一笔，以示公正。

　　此事还有一些后续情况：

　　1971年11月，周总理在一次为查清洪都机械厂生产的70多架强五飞机疏散问题，打电话给文道宏（江西省委副书记、省军区副政委）说：“这个事情搞清楚了，没有问题，就好了。此事是韩先楚同志（时为福州军区司令员，江西省当时归福州军区管辖）向我提出来的，我不得不亲自过问，望你们理解，不要有什么压力。这次解决林彪问题，你们是起了作用的。你把我的电话转告程世清同志（总理的电话原本是打给程世清的，因程下乡，经总理同意由文接听）。”总理说的“起了作用”，无疑是指程世清9月2日在南昌向毛泽东的汇报。

　　1972年3—4月，中央为解决江西问题（主要是程世清问题）举行的有7位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上，程世清在检讨自己的问题时，讲了当时在南昌向毛泽东提出林彪可能逃跑的怀疑，并说汪主任知道此事，他可以作证。汪东兴当即插话说：“这个事是这样的，你当时是把这些问题对我讲了，我可以作证，但你要我替你向主席转达，我说我不转达，你应当直接向主席讲，你是不是跟主席讲了呢？我不知道，这个我不能作证。”程世清接着说：我讲了，当时离开你以后，我就到主席那里讲了。对于程世清讲的这些情况，在场的十几位中央领导及有关人员，都没有提出任何质疑，就连张春桥也没有吭声。

　　曾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的张耀祠在《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中，也证实了程世清向毛泽东汇报一事。
　　
　　　
　　有关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几天的情况，程世清在其回忆录有如下的说法：

　　9月19日晚上10时许，总理来电话（保密机）通知我说，林彪已叛逃摔死在蒙古。并说，你上次在南昌向主席报告的事，主席曾要你亲自报告我，对别人都不能说是吗？我对总理说，我准备在这个月底到北京单独向您报告，总理说：“事情现在已明了，主席要我打电话感谢你。”听到总理的电话后，我的心情完全平静下来，并且感到了一种从未有的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