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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真价实的 伪文革访谈录

(2008-08-29 13:39:16) 下一个
贾雨村,甄士隐,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伪文革访谈录

近些年来坊间出现了一本《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作者乃大陆作家师东兵。该书罗列了师东兵“采访”过的多位原中共要员,其中包括原中共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原中共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原中共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吴法宪和原中共政治局委员、海军政委李作鹏等。由于该书作者师东兵特别强调,他本人亲自采访了这些人物,所以“访谈录”所述内容皆是真实可信的。由于该书的猎奇性,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关注,并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

然而,本刊编辑部近来接到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和李作鹏四位家属的来函,称所谓师东兵对该四位原中共政要的“访谈”子虚乌有,乃师东兵本人无中生有的编造,故该“访谈录”纯属捏造。


文革史的研究是史学界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特别是还牵涉到目前中国政治的走向,更来不得半点虚假。师东兵作为一个较有成就的作家值得人们的尊重,但是绝不可伪造历史,虚构根本就不存在的“访谈录”。历史不是小说演义,以假乱真、鱼目混珠只会将历史本来面目搅浑。本刊受陈、黄、吴、李四家家属的委托,特别刊登这一启事,以正视听。此外,陈、黄、吴、李四家家属依法保留对师东兵伪造所谓“访谈录”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的法律追诉权。

++++++++++++++++++++++++++++++++++++++++++++++++++++++++++++++++++++++++++++++++++++++++++++++ 根据《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1998年5月出版)等作品,师东兵至少采访了三位党的主席或总书记、一位党的副主席、五位政治局常委、九位政治局委员。“胡耀邦史料信息网”称,“师东兵诽谤和伤害的成员,可以组成一届中央政治局”。   上述党和国家前领导人的子女,全都发表声明,否认师东兵曾采访过他们的父辈。   师东兵则表示,事情已经超出私人范畴,含有政治目的。   一切争议最关键的问题是:师东兵有没有采访过这些当事人?   九位党和国家前领导人后代,日前对一系列涉及父辈的政治纪实作品提出强烈质疑,这些作品均出自一个名为“师东兵”的作者之手。   师东兵是谁? 750) this.width=750"> 师东兵网站 750) this.width=750">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上对师东兵文章的质疑   深圳市市长许宗衡落马不久,他就频频出现在相关案件的报道中,他在博客中称,自己曾遭许宗衡迫害,后来举报了许。   师东兵自己也承认,许多人是经过许宗衡事件之后,才认识了他。   但他似乎应该很有名,他称自己已著述三千多万字,他所认可的个人网站,称之为“文学史上最敢讲真话的作家”,是以写高层政治和军事风云、社会上的重大事件为主的“纪实文学作家”。   师东兵还表示,当自己撰写《早逝的年华》后,胡耀邦夫人李昭赞他是“文学上的包公”。 但现在,胡耀邦与李昭的长子胡德平对此予以否认,并公开表态师东兵采访胡耀邦纯属造假。   根据《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1998年5月出版)等作品,师东兵至少采访了三位党的主席或总书记(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一位党的副主席(汪东兴),五位政治局常委(华、胡、赵、汪,加上陈伯达),九位政治局委员(五位常委加上纪登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称,“师东兵诽谤和伤害的成员,可以组成一届中央政治局”。   包括胡德平在内,上述9位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全都发表声明,否认师东兵曾采访过他们的父辈。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汪东兴之女汪延群、纪登奎之子纪坡民和陈伯达之子陈晓农。   师东兵则表示,事情已经超出私人范畴,已演变成一场“政治斗争”。   师东兵称自己是“文革”的受害者,曾两度入狱。2006年师东兵再度身陷囹圄,则是“被许宗衡迫害”。许仕途起于湖南,本报记者查实,师东兵为前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所作的传记,曾遭到举报。师东兵说他曾向上面推荐王茂林,而后,又推荐过许宗衡,但否认为他人买官。   被“迫害”的师东兵被一些人捧为“反腐斗士”,也被质疑是“买官卖官的掮客”。记者了解到,师东兵“被许宗衡迫害”,罪名是诈骗,而他目前正在打的一场官司,亦涉及诈骗争议。   师东兵并非个案。他写的政治类作品,绝大多数在香港出版。而目前在内地,与领导人相关的著述还未能满足人们需求。因其稀缺,撰写高层政治的作者往往具有了“特殊色彩”。“这种色彩很可能被人自觉不自觉地利用。”一位相关人士说。   师对本报记者说,境外各种谣言很多,他的书可以辟谣,他还以“草根”的角度说:“不能只听当事人的话来编历史”,“列宁从来不相信回忆录”。学历史出身的胡德平说,他赞成可以有不同的历史观,但坚决反对编造历史事实。   集体否定师东兵   胡德平质疑师东兵,始于去年9月,“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主办的电子刊物《耀邦研究》,刊登了四位学者对师东兵“歪曲胡耀邦与华国锋关系”的质疑文章。   2008年8月31日,原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去世,有网友将师东兵《政坛秘闻录》中胡耀邦对华国锋的评价在网上传播。   在题为《“成功者是不受历史惩罚的”——访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文章中,胡耀邦称华国锋“其实一点也不老实”,“是20世纪70年代的王莽”, “谦恭在外奸诈在心”,“‘四人帮’所干的坏事,他几乎统统有份”;胡还对邓小平、陈云说,“如果现在我们给这个人留下政治上的活口,一旦我们百年之后,他是非挖我们的祖坟不可!”《耀邦研究》所刊登专题,直指师东兵造假,力证胡耀邦对华国锋的尊重,胡始终认为华是“工作上优秀、有魄力、很忠厚老实的人”。华后来因“两个凡是”和新的个人崇拜问题被批评,并辞去领导职务,师文的解释是,胡力阻华进政治局。“我父亲坚持应保留他当副主席,这是众所皆知的。”胡德平说。“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还得到授权,转载发表华国锋家属今年3月在“华国锋纪念网”上发表的声明,求证并引用了去年5月一家网站发表的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亲属联名的声明,均称师东兵所谓访谈系编造;“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还通过学者阎长贵,采访了汪东兴女儿汪延群和纪登奎儿子纪坡民,网站还转述赵家子女对师东兵采访赵紫阳一事的态度——“并无此事,看后很生气”。   自此,书中涉及的9位重要领导人家属都已经全部出面。   一切争议最关键的问题是:师东兵有没有采访过这些当事人?   师所写胡耀邦访谈中说:“1988年春天,我两次在朋友的陪同下到中南海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敲开了胡耀邦同志的院门,在他的客厅和胡耀邦同志谈了两次话。”他说的情形是,当时一领导人电话和胡约好,一位中顾委常委陪同他前往胡府,“是坐着车进去的”,“既不需要向警卫通报我们的姓名,警卫也无权过问,谈话过程只是我们三个人的”。   胡耀邦的前秘书高勇回忆,1988年春节到四月,胡耀邦一直在住院,出院后到河北考察;当时胡耀邦的警卫秘书李汉平说,师不可能坐车进去,因为胡家有台阶,凡要见胡的人,都须经他联系安排,除了中央领导人以及熟人外,陌生人都被拒之门外;胡辞职后仍保留领导人待遇,李汉平负有保卫职责。   师东兵则认为,高勇、李汉平均无资格与其辩论。“你有资格跟我对话吗?你是当事人?工作人员,我见面没有经过你。”   他的另一重要依据是,在他撰写关于胡耀邦的作品《早逝的年华》出版后,胡的两个儿子曾与其见面,但均未提出任何意见。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师东兵先是说胡德平“没有发表意见”,随即又说,“发表意见都是高度评价的”。   胡德平回忆说,他在1990年代末见师东兵的原因,是因为他听说师的名字和作品,有必要向其澄清一些事实,特别是胡与华的关系。   另一位当事人陈伯达之子陈晓农说,1998年,有朋友从香港将《政坛秘闻录》复印回来,看完后,他感觉“都是杜撰”。师文未注明采访具体时间和地点。 “每次回家,我爸爸都会说谁来了。”负责照顾陈伯达的陈晓农说,其爱人长期在家,也未见师东兵造访。上海作家叶永烈1993年出版《陈伯达传》,叶永烈称,自己是“陈伯达的唯一采访者”,陈晓农证实,在叶最后一次采访七天后,陈伯达因病去世。   师在博客中贴出与华国锋及其夫人的合影。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汪东兴曾询问华是否接受过师东兵的采访,华说根本没见过师东兵本人。汪延群质疑师与华夫妇的合影系造假。   在《政坛秘闻录》涉及的9位前国家领导人中,已经94岁高龄的汪东兴是目前惟一仍在世的。师东兵在其博客中称,“师某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在湖南九所的七号楼(现在分成蓉园宾馆),曾和汪东兴相见并谈话”。   汪延群予以否认。汪东兴1996年曾去湖南,她全程陪同,在长沙只住了一夜,“怎么能见他呢?”而师的解释是,“我看到她,她可能不认识我。”   原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之子纪坡民直接指出,师东兵“在80年代最后一个秋高气爽季节”不可能采访到纪登奎,其父已于1988年因病去世。   师东兵描述了纪登奎“照本宣科”的样子:纪在师面前拿出一个又一个文件,念给他听,“我好像看到了纪登奎在给他的部下传达中央文件的样子,他俨然把我看作了是来听他传达什么指示的人了”,而纪坡民说,其父口才不错,从未一味念文件,而且,自1980年辞职后,按照规定文件全部上交中央,“拉了整整一卡车,从此以后,我们家里己经没有存放任何中央文件”。   叶剑英侄子叶选基看完《政坛秘闻录》后,指称师东兵没有基本准则,“他竟然借朱仲丽(王稼祥夫人)之口,对贺子珍个人生活进行非常恶毒的人身攻击,对毛主席和贺子珍都是极大的伤害。”   “野史”为何飘香   如果不是因为旧事被重提,胡德平并不打算出面。直到去年华国锋去世之际,师东兵书中的观点,在互联网被到处转载,“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胡德平站了出来。   师东兵称,他已经出版了一百多部、三千多万字作品,其“代表作”包括:《文化大革命系列》、《短暂的春秋》、《庐山真面目》、《铁窗余生录》、《政坛秘闻录》、《选择突破口》、《怀仁堂政变》等,而这些图书,大都在香港出版。   这些书,多完成和出版于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师东兵质疑胡德平等人:为何在书出版之时不出来澄清,特别是一些当事人仍健在之时?   “把人杀死之后立即报案,和十年后报案能一样吗?杀人报案,现场痕迹很好破案,你不报案。二十年后,痕迹都已销毁,办案难度非常大,(现在)你报案,是何意思?”师东兵说,“你叫谁能够给你把证据、痕迹(保存)那么真实?现在,不是政治目的是什么,政治目的已经变成行动!”   胡德平说,《政坛秘闻录》1998年才出版,而1989年胡耀邦已经去世,这本书在香港出版,许多人根本看不到。   本报记者查实,1998年,这本访谈录涉及的前领导人物中,胡耀邦(1989)、陈伯达(1989)、纪登奎(1988)、黄永胜(1983)已经去世。   记者问及采访胡耀邦时是否录音,他说:“这个我不能讲到具体的,我们现在在打仗期间,打仗期间双方的兵力、武器配备都是保密的,都是军事机密。如果我告诉他掌握了什么,都是从攻击敌人的薄弱点开始。”另外,他说,必须为信息源保密。   按照传记所述,师东兵曾在“文革”中,暗中通知一位国家领导人的母亲,使其免受批斗,“文革”后,他到北京见到了这位“山西老革命”,并因此得以认识更多同乡的“老革命家”以及当时山西省政要。由此,他获得了高层的人脉关系和许多资料。   对于师东兵而言,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描写华国锋的《短暂的春秋》,其传记描述,国内盗版不断,黑市上的价格暴涨又屡次脱销;“中央一位资深的老政治家”说:“没有对党的知识的透彻了解和对党的历史的潜心探讨,是绝对写不出这样成功的作品的。”   但受访的前领导人子女以及学者,从“历史常识”角度,对师东兵进行批驳。   胡耀邦的秘书、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秘书长高勇指出,师文说在邓小平保护下,团中央胡启立等人和《中国青年报》的问题未被追究,“反右派时,胡启立没有任何问题,何来邓小平保护!”   高勇说,他不可能逐一驳斥师文,“我不可能给他重写一本书吧?”   陈晓农读完了《政坛秘闻录》,“明眼人一看就是假的”,但他认为师文没有特别的诬陷和攻击,就不予计较了。即使他想要反击,也有困难,“他钻了空子,我们这些人比较背,拿他没办法”。   陈伯达在“四人帮”倒台后获刑,入狱。《政坛秘闻录》中所涉及的领导人和其他政要,几乎多为非正常离职的人物,尤其是原“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   即使在定论上未有严重错误的领导人,也保持了低调和沉默。一切以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汪东兴辞职后,除了偶尔给《中华儿女》、《党史博览》这类杂志提供纪念性文章,他从未接受任何媒体采访,包括上门来的中央电视台。   “他不讲假话。因为他是一名老共产党员,他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党不让讲的话他不能讲。”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说。   汪延群透露,汪关于粉碎“四人帮”的书已经写好8年时间了,但一直在等待出版批准。许多境外出版社的邀约,都被他拒绝。“因为他有一个紧箍咒念着,他是共产党的人,他的东西就要共产党人给他出,他的东西不能拿到香港去。”   在内地,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相关的著述出版,是严格的组织行为。对于领导人的文选、传记、回忆录的出版,均有严格规定。   1990年,相关部门规定,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所述史实一定要准确,观点必须符合党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以及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   “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主要是指:现任或曾任党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主席。   出版单位限制在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等几大中央出版社以及省级人民出版社,出版机构选题须报批。   本报初步统计,出版选集(文选、文集)的党的领导人近30人,其中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名义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为最高规格。   享受这一规格待遇的,此前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任弼时、叶剑英、彭真等人。2006年,《江泽民文选》出版。   即使是个人组织编写的作品,也需要经过严格的程序。   涉及“文革”史领域,三十多年来,经过官方批准出版的著作仍屈指可数。比如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1988),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和《“文化大革命”简史》(1996)。而与“文革”史密切相关的领导人物作品,只有上海作家叶永烈的《“四人帮”全传》、《陈伯达传》等寥寥几本。   不过,本报记者发现,从地摊和旧书市场,却可获得不少人物传记。内蒙古的两家出版社均曾出版作者为“师东兵”的《汪东兴传》,但师否认是其所著,一些挂着正规出版社名义出版的领导人书籍,疑为假书。   华国锋、汪东兴所看到的师东兵的书,均来自地摊。师东兵抱怨,自己的书被内地大量盗版。   而许多假书,盗版自香港出版的政治图书。越来越多前政要选择在香港出版著作。在香港,没有出版管理制度,史实真假,完全凭读者自己判断。师东兵宣称,自己是“文责自负”。江青前秘书阎长贵说,自己确曾接受师东兵采访,而其原稿仍在他家里,“我改完了之后,他没再要。”阎至今尚未看到《政坛秘闻录》有关自己的访谈。   “野史”与假书现象,由来已久,现在新的传播途径是互联网。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与师东兵之争,正是起于网络。本报记者发现,师东兵的作品在许多论坛上被质疑,但也有部分网友说他“写出了历史真相”。   “野史”和假书现象,考验着正史解释历史和引导思想的能力。   胡德平说,在党的一次正式会议上,他曾建议“在一定范围内,对公开发表的东西事实真假、黑白进行审核,事实绝不能错”。   中央党校党史部一位教授说,其实“文革”研究谈不上禁区,只是比较谨慎。比如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2005年再次出版。   作为知名党史专家,这位教授并不排斥纪实文学,“有些纪实文学还是很有价值的”,能为专业研究提供一些历史当事人证言,他觉得师东兵的书,历史大框架和大事件基本没问题,但太多细节属于不合理想象,背离基本史实。   这位专家和许多了解师东兵的人一样,要求匿名,“以免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他提及了许宗衡案。  不在领导位置的政治活动家?   师东兵到底有何背景?   传记多次评价这个作家很“神秘”,这源于他与“山西老革命”等政要的交往。比如,当他的《决定中国命运的二十八天》在香港出版后,“有人断言:‘师东兵是一个军队的神秘作家’”。   师东兵在各种书中,经常刊登一些他与“老革命”的照片。还有一张是在天安门前,他拿着黑色的手机,图片说明是:来自红墙内的电话。   按照传记以及师东兵助手的说法,其收藏大量“文革”资料以及书籍,但师拒绝各路记者到他家里采访的要求。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是在他北京寓所附近的团结湖公园里,他身边的助手是一位退伍武警。而“师东兵网”,他说是某省台办有人帮其办的。师东兵还强调,自己的博客是网站帮忙开设的,非自己申请。   采访别人,或者被采访,师东兵经常使用“会见”一词,有时候,他不说“我”而直接自称“师东兵”。被采访时,师东兵习惯地掏出自己的录音笔,他还习惯在一些媒体发表文章前,在博客上贴出“答记者问”。   尽管没有从政,作为作家的师东兵,未能摆脱政治的是是非非。传记引用“一位熟悉师东兵的记者”的评价,师东兵是一位“不在领导位置的政治活动家”。   在传记、网站、博客中的他,经常是一些高层领导的座上宾。“什么级别的领导都有。人家久仰我,好久之前看到过我的作品。但是也有些领导见我,目的很清楚,就是想了解你书里某一个事的详细情节是什么。见了以后当然很客气,吃饭,师老师,林彪当时怎么回事?”师东兵说。他在博客中描述,许宗衡将他当大哥,甚至想拜他为师。   许宗衡今年6月落马后,师东兵就在博客上贴出相关文章,称自己举报了许宗衡。博文称,2004年10月底,任深圳市常务副市长的许宗衡,通过中间人将其请到深圳,“甜言蜜语地让我尽力帮助他当市长”。许宗衡1993年之前在湖南任职。师赠予许《今日湖南》画册。湖南作家、《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向本报记者坦承,他将《从矿工到省委书记》寄给一些中央领导人,并发出举报信。   1997年,“湖南省委、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发文”,师东兵前往长沙主编画册《今日湖南》,此前,他出版了描写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的传记《从矿工到省委书记》,但未料到被当作歌功颂德之作和“最新式的政治腐败”举报到中央。师在王任太原市市长时与其结识。师亦曾在香港出版《太原新貌》画册。   而师东兵举报许宗衡,则是因其遭受许宗衡“迫害”。两人在2006年3月“决裂”,2006年4月师东兵被深圳市公安局拘传,直到9月30日取保候审。师东兵说,许报复他,是因为他拒绝替许宗衡索贿。   师东兵的博客文章以及与许宗衡的合影,很快被许多媒体转载,并被当做举报人采访。不过,在其树立“反腐英雄”形象的同时,却有网友开始质疑:师东兵是不是买官卖官的掮客?   师东兵还险被深圳检方起诉。他的女儿师建丽所写的一篇文章中称,其中一个“被害人”确曾给师东兵十多万元,但“那都是因我父亲往来北京、深圳帮他办事,他给的一些‘跑腿费’,我父亲从来没有主动向他索要或骗取过钱财”。   师东兵向本报记者承认,自己确曾给中央部门他认识的领导干部写信,但不是买官卖官,因当时许已被定为市长候选人,只是受到一些领导反对。在山西时,师就曾给中央写信,反映当地的一些人事安排问题。从传记中可见,给中央写信反映各种问题,是师东兵自“文革”以来的习惯。   而师认为自己的信可以被中央领导看到,是“因为我是个作家,我写的作品是高层政治,所以高层领导能了解”。但网上流传甚广的一种说法是,许宗衡报复师东兵,是因为他发现师根本不认识什么中央领导。   7月25日,师东兵“第七次答记者问”,称他两三年前已经获悉“许宗衡余孽”要追杀他的消息,对于其作品真实性所遭到的质疑,他说,“历史需要有胆识的人来写”。   师东兵还说,其博客里天天攻击他的,是“某民航一个处级干部”。本报记者了解到,双方均指责对方诈骗,此案正在审理中。 致师东兵的公开信 作者: 纪坡民(原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之子) 我们虽然不认识,可你的名字我早就听说了,听说你是山西人,这样说来我们还是老乡了。十几年前,我就读过你写的《短暂的春秋》一书,这本书里关于别人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不过,其中关于我父亲纪登奎的一些记述,据我所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听说,你后来还写过不少关于文革时代的书,可我没有都看。近来,我看到你写的对我父亲的访问记,题为《“毛泽东是为江青和张春桥扫平道路……”──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一篇很长的文章。   作为纪登奎的子女,我要郑重申明,我父亲生前根本没有接受过你的所谓访问,而且,我父亲以及我们家的任何人,过去同你根本不认识,也从来没有任何交住。因此,你的这篇对纪登奎的访问记,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   对你这篇所谓的纪登奎访问记,我想指出几处明显的不实之处:   你在这篇纪登奎访问记中说:“在八十年代最后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和纪登奎谈了几次……”   按照这段话中的说法,你访问纪登奎的时间,是“八十年代最后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用语十分明确,应该是1989年的秋天。但是,我父亲因突患急性心梗,在1988年夏天的7月13日己经去世了,他怎么可能在去世一年多以后又接受你的采访呢?纪登奎去世的消息,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秘密,中央关于他的治丧事宜,在八宝山的遗体告别仪式,于1988年8月初,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都有公开报道。你是研究“文革史”的,难道连这个也不知道吗?你要把故事编得可信一点,也该去查查这些并不难找的资料嘛。   你的这篇访问记中还有这么一段话:“这个曾经被河南的革命造反派斗得死去活来的省委领导班子干部,1968年解放出来的时候是作为‘可以教育好的走资派代表’进入领导核心的。毛泽东曾经戏謔地问道:‘你说批判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吗?’纪登奎说:‘大有好处’。于是,毛泽东在许多场合讲话时,就拿纪登奎作为例子:‘纪登奎也遭受过批斗,但是他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正确地对待群众,正确地对待文化大革命,所以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为什么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不能象纪登奎同志那样呢?’”   你这段话,说得还沾点边,对纪登奎似乎也没有什么恶意,可以算是说好话的。不过,其中明显的不确之处是:   第一,纪登奎在“文革”中被“解放”出来并担任“河南省革筹”的副组长,是1967年7月末,而不是1968年。如今,“文化革命”己经被否定了,纪登奎在“文革”中的“受迫害”,不仅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而且还是点“政治资本”呢。如果你的初衷是要为纪登奎说点好话的话,那恐怕是说过头了,把他“受迫害”的时间多说了起码半年。   另外,纪登奎在“文革”中参加“三结合”,那时的说法,叫“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而不是“可以教育好的走资派代表”。年纪大点的人都知道,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这么个词;那时候有另一个词,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简称“可教子女”,指的是“走资派”们的子女,不过那是稍为晚一些时间的事。   第二,毛主席称纪登奎为“我的老朋友”,只是因为他们早就认识,从解放初的1951年到1966年“文化革命”前,十几年里,毛主席同纪登奎的个别谈话,主席是调查研究,他是汇报工作,有十几次之多,己经很熟悉了。因此,情况不是你说的那样,纪登奎是在“文化革命”的时候,才“因祸得福,成了毛泽东的老朋友。”   关于你在纪登奎访问记中讲的内容,我想谈这么几点意见:   第一,你的这篇访问记,借纪登奎之口讲的话,大部份内容,其实都是毛主席的谈话,比如关于1971年“林彪事件”的事,当年是党中央发到各级党组织的文件,还有关于1976年“批邓”的文件,更是在基层群众中公开传达的。这些毛主席讲话的内容,在那个时代,都是众所周知的事。   不过,你在所谓纪登奎的谈话里,也加进了一些中央文件中没有的内容,比如你这篇访问记的标题里“毛泽东是为江青和张春桥扫平道路”这样的话,还有关于许世友和华国锋等人的一些话。你把这些话说成是纪登奎讲的。   我想澄清的是:我父亲在当“中央领导人”时,因为有“党的纪律”,对他工作上的事也是守口如瓶;不过他下台以后,成了老百姓了,同我们私下谈话时也很随便的。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我没有听父亲说过这样的话。   第二, 你在这篇所谓“访问记”中还写道,纪登奎当着你的面,一会儿拿出一份文件,念给你听,一会儿又拿出另一份文件,念给你听,说得活灵活现、煞有介事,使读者看了以后,颇有亲临现场之感。   这里,我要给你介绍一些有关的情况:   我父亲在中央工作时,“中央领导人”都在家里办公,那时候,子女都不在家住,我们在外地工作,家里只有他们老两口,加上秘书、警卫、司机等一大堆工作人员;因此,我们所谓的家,其实就是中央的一处办公场所,大量的文件也都存放在家里由秘书们保管。   不过,在1980年春,自纪登奎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之后,按照中央的规定,他己经把文件全部上交给有关部门了,听父亲说,拉了整整一卡车,并且办理了正式的交接手续;从此以后,我们家里己经没有存放任何中央文件。   因此,如你在访问记里说的,好像我们家还保存着许多中央文件,纪登奎可以随时拿出来念给你听,这种情形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第三, 你在访问记里一再说,纪登奎始终一本正经地给你宣读中央文件。   我的印象,这完全不是我父亲的谈话风格。父亲下台以后,时常同我们在一起聊天,对他谈话的习惯和风格,我还了解。我父亲属于那种很健谈的人,性格很开朗,记忆力极好,谈起话来,滔滔不绝,而且简明扼要、反应敏捷、相当干脆,我没有听过他讲演,可他谈话的口才,还是很不错的。像你访问记里描述的那个样子,他在私下里谈话,也只是一味照本宣科地宣读文件,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看了你的这番描述,对我这个爹,不仅变得相当陌生,而且觉得十分滑稽。   1988年底,父亲去世后,《燎望》杂志刊登过王灵书(他当时是《中国妇女报》的记者)对纪登奎的一篇访问,曾向我核实一些情况,我对《燎望》杂志编辑部和王灵书说:父亲同王灵书的谈话,我不在场,因此无法核实。不过,那篇访问里,有些情况我还听父亲说过,而且也像是他谈话的风格。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把《燎望》杂志那篇文章找来,比较一下。   师东兵先生,您现在是名人了,看到介绍你的材料,我该比你大几岁吧,在这个世上经的事也稍多一些,这里就给你介绍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吧。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是军事院校的学员,也参加“四大”,和地方上的红卫兵一样,东跑西颠的,到处串连。1967年1月,我在海军大院看到一张大字报,看的人很多,我也凑过去看。原来是陈伯达接见群众组织的谈话,有群众的提问,主要是陈伯达的回答,全文一万多字,大字报贴了好几十张。这份大字报,是从北京的大专院校传来的,据说,北京到处转抄,当时十分轰动。这篇“中央文革领导讲话”,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陈伯达在接见某群众组织时,回答实际上是反驳他们的提问时,当面痛斥他们是“保守派”、“保皇派”!这让当时的“造反派”们看着十分过瘾。   当时,海军大院里两派的斗争十分激烈,支持“李、王、张”的是“造反派”,这一派的情绪狂热、势头日盛,己接近完全胜利,他们对陈伯达如此旗帜鲜明的表态,自然感到非常振奋!他们把这篇从别处来的传单抄成大字报贴在海军大院里,无疑为了给自己这一派壮声势,反映了他们的政治态度。   如今人们的印象,觉得“文革十年”似乎始终就是一个样儿,实际上,那时人们的思想和语言,一会儿一变,有时差几个月甚至几天就不一样。在1967年1月,虽然“造反派”和“保守派”两派的分野和对立的格局,在全国范围己经基本形成,可是,“造反派”和“保守派”这种说法,还只是群众的语言;中央文革的领导人并不这么讲,对“两派”的称呼,他们那时的说法,叫“多数派”和“少数派”。显然,这个用词,是非褒贬的倾向性还不太明显。   当时,我和许多人一样,看到陈伯达痛斥“保守派”、“保皇派”,也觉得很过瘾,可又多少有点诧异。这大概是因为,对“文化革命”,我的思想那时还没怎么进入状态,而且,我是空军的,到海军大院只是看热闹,比较超脱,有点“旁观者”的味道,所以才会有诧异的感觉。   谁知道过了几天,陈伯达出来“辟谣”了,其他中央文革的领导人也讲了,陈伯达根本没有这么个“讲话”!而且,这篇所谓的“陈伯达讲话”,真正的“作者” 也被“揪出来”了,原来是北京大学一个学生编造出来的。我当时的感觉,这个北大的学生也不简单呢,编得还挺像的。当这个学生被追问,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情的时候,他说的话,令人印象深刻,至今我还记得:我想表达我对文革两派的观点,可是我说的话,没有多大社会影响;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组长,他说话影响大,我编造他的讲话,是为了宣传我的观点。   这是我在“文革”中亲见亲闻的一件事。如今,“文革”己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可是,中国人在“文革”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实在不怎么“诚信”的“国民性”,却并没有因为“文化革命被彻底否定”,而随之斩草除根、消声匿迹。我在猜测,师东兵先生,你是否和四十年前那位北大的学生抱有同样的想法呢?   我想,有句话我不说你也知道,你这样随意编造纪登奎谈话的行为,是一个法制社会所不能允许的。不过,咱们是老乡,用不着这么板着脸说话。虽然不是由于老乡的缘故,可我向你明确表个态,我不打算将此事诉诸法律。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保证说话算数。理由嘛,可以说上这么几条:   第一,我们的国家还远没有建成一个法治社会,立法不完备,执法又混乱,司法也不独立,这也难怪,人们听说“法制”这个词,还没有多少年呢。现在去打这种官司,把自己卷到是非窝里,纯粹瞎耽误功夫;中国建成个现代法治社会,恐怕还得几十年吧,我不想给我们的国家出难题、添乱。   第二,关于“文革”的事,国内出版的不少文字,包括相当正规的出版物,不符合历史事实之处相当不少,甚至十分离谱的胡编乱造也不鲜见;写下这些文字的人,也许想法未必同你一样,可只追究你一个人的责任,显然不大公道;而且,我也不愿意让人家背后议论,说我这个人欺软怕硬,柿子专拣软的捏,虽然我不知道你是否有什么后台。   第四, 应当承认,你写的纪登奎访问记,内容全都是国家大事,一点也没有涉及我们家的私事。纪登奎是我的父亲,可他既然当了什么“中央领导人”,管得是国家公务,就不是我们家的私事了。   毛主席这个人说话,有时粗俗得不像个领袖的样子,他不正儿八经地说是“为人民服务”,而说个什么,当领导的人,是头毛驴,就是让人骑的。自然,当了毛驴,就得听人吆喝,挨骂是常事,有时还得挨鞭子。   谁让他纪登奎当那个什么“中央领导人”呢?何况又赶上“文化革命”那么个倒运的时代!国家搞成那个样子,挨批判、作检查、辞职下台,都是情理中的事。又不是杀头坐牢,给他编派个故事,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   所以,还打什么官司呢,算了吧。   我只是希望你以后不要编造这种访问记了,这对自己的名誉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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