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唐 : 八十年代读大学

一 地下室里的新生 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阿唐考入了小有名气的X大。 十年文革浩劫，百废待兴，教育也同样如此，阿唐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五批进入高校读书的大学生，记得那一届入学的学生，一共10个系，还不到一千人。全校的学生加上走读夜校，也不过5千来人。比较起现在动辄学生数万的高校，真个是门可罗雀。 X大在文革期间，曾短暂南迁，校园内的校舍大多被校外单位个人占用，一时间也难以尽数清理，於是森森高等学府内，鱼龙混杂，三教九流，应有尽有。X大主楼的西大门外，高高地悬着一个幌子书曰：曙光产院，位置就是现在篆刻着校名的赭红色大理石处。这产院的牌子一直挂到了阿唐本科毕业，八年抗战都过去了一半。 教学楼只剩下了三座--主楼，电机楼和机械楼，图书馆是主楼对面的1920年代的X大旧楼。 食堂一共四个，唤作一灶，二灶，三灶和四灶，薄薄的餐券上印了灶号，随便换食堂是校规不能允许的。 宿舍楼一共只有一个，名字唤作一舍，男生女生都挤在一起。 虽然在校学生人数不多，几千人挤在一栋楼里也是蔚为壮观，一个房间里要塞进去8个人。尽管如此，在我们这一届新生入学时，还是安排不开，於是在X大的第一年里，阿唐就在一舍的地下室里憋屈了一年。 地下室里冬暖夏凉，住人倒也未见不妥。只是有一样让人无法忍受--潮湿。潮湿的原因除了不见阳光之外，在室内晾干洗涤的衣物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为什么要在室内晾衣物？因为外面有贼。大家的衣物在被偷盗几次之后，终於明白了象牙塔里不清静，江洋大盗，梁上君子，就在你我的周边，於是洗涤后的衣物就进了屋。为什么会有贼？因为东北人喜欢用“贼”这个字眼形容事情。咄，住口！嘻嘻，是因为校园里的各色人等过於庞杂。 其时，X大的传统是，新生和毕业班有自己的专用教室。很不幸，我们的专用教室在电机楼的地下室。 於是，白天在地下室里自习，晚上回地下室睡觉，整个儿一个暗无天日。 如此浑浑噩噩地过了三个月，我们班的班长，一位来自牡丹江的东北大汉，振臂一呼：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凭什么新生就要住地下室？！於是大家一轰而上，喊着号子就去了当时的校长家，十来个人一通血泪控诉，倒是换来了校长的一番怜悯，温言软语地把我们劝了回来。系领导闻讯而至，又是一通好言相劝。我们终於被安抚下来了。 其后的境况并未有多少实际的改变，因为学校里确实没有更多的房子给学生们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唯一的改变是，我们班从此就在系里挂上了号，系里的头头和老师都知道这个班的学生刺头。 二 戏说学长学弟学妹 按说，阿唐这一届学生入学时，第一批入学的77级已经毕业了。不过这些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届学生，由於种种原因的耽误，入学时间晚了半年，毕业也因而晚了半年。所以，就出现了五届学生同处一堂的景观。 77级的年龄层次差别很大，从66届高中毕业生到77届都有，简而言之，一个班学生的年龄散布在20岁到35岁之间。很多人都是上山下乡过来的，不少人在农村里已经结了婚，生了子。 我们这一届基本上都是应届毕业生，平均是十七，八岁，与77级相比，足足差出了一辈人！ 在食堂里吃饭的时候，有时候相熟的77级的叔叔阿姨会给阿唐介绍，“认识一下，这位是我们班的高产户，他有5个孩子！” 那位多子的大叔憨憨地笑着，一脸的风霜写满了逝去岁月的点点滴滴。 十年社会风雨的洗礼，77级的学生都很成熟练达。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因为在人生最宝贵的十年里失去了读书的权利，故而对这迟来的机会倍感珍惜，读书很勤奋很刻苦。晚饭后，很少人回宿舍休息，大部分人回到教室晚自习，直到晚上九点十点。 风气使然，学弟学妹亦步亦趋，随后跟进。 如此一来，教室资源变得异常紧张。 如果不是在下午时分早早地占下坐位，到了晚上，你只有去阶梯教室一类光线昏暗的地方自求多福了。 77和78两级学生，基本上将整个社会积蓄了10年的精英网罗了进来。不夸张地说，当前中国的顶尖人物中，一多半均出于斯。后生小辈如果不信，阿唐只需告诉你一个基本数据：这一批人目前的年龄在50~60岁之间，正是做官做学问做到顶峰的时候。 79级的口碑不佳，一者是前两届学生的成就过於辉煌，反衬之下，自然落在阴影之中；二者是本届学生以应届高中毕业生为主，满打满算，只有两年的时间认真读书，功底薄弱。 80和81级情况相近，入学前认真读书的时间长一些，基础好一些，口碑尚可。 如此一来，79级如同三明治中间夹的那叶青菜一般，上下受气，最不待见。记得那时候，诸如打架斗殴等非好孩子行为以79级为最。 79级的恶名直到82级入学，总算因为难弟的分担，稍见淡漠。 1982年，全国的中小学教育由10年制又改回到文革前的12年制。因此，理论上这一年全国没有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的学生以往届高考的落榜生为主。 呵呵，82级的学生很生猛，入学后打的学长们抱头鼠窜。而且，阿唐的系还有学生打架过於威猛，居然被送到局子里蹲过几天，不知道那厮在四面墙里面是不是沦落为“鸟屁”。 83和84级的学生很强，基础很扎实，各方面上讲，要强过79以降。阿唐如此结论，并非空穴来风，因为阿唐太就是84级的，强过阿唐何止一筹。 本科毕业后，阿唐又混了两年研究生，对后来的学弟学妹们就不甚了了喽，或许人杰英才，更拔一筹。 今天阿唐学那三国曹刘故事，煮酒论英雄，纯粹是以大学阶段的标准而论。有人云，英雄不问出身。阿唐深以为然。且不论同一个学校的学生前后届差的区别，即使以清华北大之流，阿唐后来得意之时，手下亦不乏此等精英。 呵呵，风物宜长放眼量。 三 食堂一二三 子曰：民以食为先。X大的食堂不能不重点说上一说。 记得刚上学的那两年，学生的口粮还是以粗粮为主，薄薄的餐卷上印了“粗粮”和“细粮”，一目了然，童叟无欺。细粮是米饭和馒头，南方同学的最爱，珍惜如命。粗粮是高粱米饭，小米饭，玉米面粥和窝头切糕一类。阿唐这个祖籍南蛮子在北方生活甚久，不能说甘之如饴，倒也还能对付，只是苦了一班地道的南方学生，个个叫苦不堪。 食堂里面有数十个大圆桌子，一个班的学生或是相熟的老乡围站在同一张桌子旁边吃饭。是的，X大六年，阿唐大概吃了有6千大餐，其中至少有5千大餐是站着吃的。 为什么？呵呵，没有足够的凳子分配给每个学生享用。我们曾经作过统计，食堂的凳子与学生的比例是1：10。 试想站着吃饭是什么滋味，有何享受而言？如此，每个人都练就了一身风扫残云的好本领。班上最快的一个家伙是，进出食堂门的时间差是5分钟。当然，这个记录是绝版，后来没有人能破得了。 前两天读了一篇饮食研究，曰，吃饭过快，容易过饱，因为等大脑中枢反馈到已经够了时，你已经吃得过饱和了。那一刹那，阿唐如梦方醒，乖乖龙的东，原来阿唐现在痴肥180磅是因为吃得过快，原来阿唐现在吃得过快是因为当年X大的食堂没有足够的凳子！ 大三时，食堂开始改革，为了鼓励竞争，允许学生自由选择食堂进餐。 三分钟热度过去后，我们发现了其弊端所在--记不住上一餐是在哪个食堂吃的。这有什么要紧吗？要紧得很，因为这也意味着你找不到你的饭盆所在了。於是，有人开始乱拿别人的饭盆用，如同电子学里的雪崩效应，终至失控而造成恐慌。没办法，最后大部分人只好背着自己的饭盆去游走世界，再不敢放在食堂里了。於是课堂上又多了一个噪声来源，也多了一个敦促压堂老师的工具。只有若干命硬的家伙，仍然我行我素，继续过着大家共享资源的日子，还美其名曰：资源有效利用，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时进餐，理论上应该不需要人手一套餐具。 当然，好处还是有一些的，诸如饭菜质量确有提高，打饭师傅的脸孔上终於绽开了久违的笑容。当然，菜价也跟着上涨了，改革的代价嘛。 改革前，食堂最贵的菜是溜肉段，一份3毛5分钱，那肉段大部分都是肥肉，难吃得紧。改革后，最贵的菜是滑溜肉片，一份5毛钱，端的是好吃！虽然贵了1毛5。阿唐每周会选一个开心的日子，买一份滑溜肉片，打打牙祭。 大部分的日子，就是土豆炖白菜。那土豆是整个土豆连皮一切两半而成。我一次戏称，这食堂大师傅一定是手持一把开山大斧，跳到一堆土豆中，一通乱砍，否则，寻常办法切不出此等效果。 有好事者题联曰：土豆白菜高粱米，硕士博士研究生，横批是乐在其中。 一盆菜里，肥瘦不等，优劣不均，食堂打饭师傅的手就很关键了。阿唐的办法是，置办了一个硕大的饭盆，大到要斜着走对角线才能进出打饭窗口，如此一来，一勺菜放进去，连个底儿都盖不满，实在看不过去，十有八九，那掌勺师傅会再加上个半勺，呵呵。量的问题解决了，质的问题也慢慢有了办法。我认准了那几个打饭师傅，每次路上碰上了都陪着笑脸打招呼，一来二去就熟了。买饭时，我只消在窗口外面喊一嗓子，王师傅，来点瘦的！那王师傅就开始在菜里面东抠西淘地给我打点，看得旁边的人眼冒怒火。 当然，也不是回回都灵。赶上收钱师傅把我的饭盆递到一个不认识的或是不开眼的打饭师傅手中，就只有叹气的份了。 其时的本科学生，大多有助学金，根据家庭收入多少，从几元到二十几元不等。阿唐是倒数第二等，每月是10元左右。再加上老爸老妈每月寄来20元，马马虎虎也够了。因为除了吃饭，其它的开销很少。曾经有一位拿一等助学金的学生，学期结束回家时，居然还给母亲带回了一些钱！可想而知当时的消费水平。 这种情况在阿唐的研究阶段终於有了改变。那时的助学金人手一份，都是60元。学校在学生食堂外，加设了小餐厅，供应冷菜小炒。有了钱，也有了消费场所，总算鸟枪换了汉阳造。 四 大江东去，浪掏尽，千古风流人物 阿唐的班有一点小名气，不是因为球踢得好，也不是因为是模范班级，而是因为能撮(胡闹)。系里的老师都怕了我们。 一次，X大举行全省高校运动会，在运动员入场式时，全班人针对不同学校的队伍，一同高呼相应的口号。船院的队伍，我们喊，“航空母舰，天下无敌”，建工的队伍，我们喊，“多多盖房，不再拉帘” 。那时X大的住房紧张，新婚的两对夫妇要共用一件房子，中间用帘子隔开。 每一次齐声高呼，都引得全场大笑。内容又无不妥，辅导员们也无从干预。 起哄的头就是刚入学时的班长，他后来不做班长了，可还是个学生头，很喜欢聚众搞一点什么新鲜花样。阿唐服气的紧，在大学时代的我所佩服的人中，他排在第一位，当无疑问。那厮现在任职联合航空，还是很能撮。 班上最有才华的一位哥们儿，后来做了系的学生会主席，这厮是个特立独行的人物，文武双全，才华横溢。诗写得好，文章是一挥而就，成绩也是上上之选，后来他考取了大工的研究生。及至阿唐京华沉浮，新分配来的一位同事，居然是他在大工的师姐！世界真小，不信都不行。 班上的大小名人，只有这位音讯渺无，不知道第一才子的近况如何。GOOGLE的结果，只找到他92年前发表的文章，十有八九，是来北美洋插队了。 夏日里，我们跑到松花江畔，集体横渡松花江。游到江心，一同大呼，“大江东去，浪掏尽，千古风流人物。。。”，引得岸上公园里的游客们纷纷驻足观瞧。 我们游到对岸，沿着江畔走到上游，下水回游。在公园上岸，再走回出发地。 阿唐班上有三个女生，个个都是女中豪杰。每次我们男生胡闹，她们都鼎立站桩，毫不含糊。 我们横渡松花江，她们就驾船在后面跟随保护；我们和全校当时的冠军队班级踢足球时，她们在场外的喊声之大，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胜利一方！ 很可惜，三朵金花最后都是归了外面班级的老乡，我们班一个都没有剩下。有时候关系走得太近，反倒是擦不出火花来。 外班的人讽刺我们班是“罢园儿”了。罢园用在此处，非常的恶俗，其意不言而喻。 五 恐怖教材的噩梦 第一学期末，阿唐的高等数学考试挂了。 考试完了，阿唐感觉大事不好。寒假回家前，找了留校不回家的老乡，“丫头，如果我挂了，请来信通知我，暗号如下。。。” 果然，开学前一周，鸡毛信传来了密语写就的噩耗。我是全班挂掉的7人中的一位，全系合共挂掉了十好几个。据说是因为我们这一届新生用功不够，学校要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一次挂掉如此多的人，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试题难度大，用功不够，中学体系向大学体系转型的混乱等等，最重要的原因是教材。 出於职称评定的需要，被评定人需要著述若干。对专业课老师来说，写一点有新意的文章和著述大概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对基础理论课的老师而言，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试以数学分析为例，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不能说是已经研究到了顶峰，至少也是很难再出成果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过是边边角角的收获。这一领域，写一篇有新意的论文很困难，编一部有价值的著述颇费思量，如此，编写教材就是一本万利的捷径了。而且此种做法，很为校方鼓励，是啊，堂堂X大学府，如何可以用他人的教材，自己的孩子长得再丑，那也是自己的孩子。如此一来，就苦了我们这些苦孩子，六年X大，使用过的教材整整两大纸箱，基本上是本校主编的油印教材。 这些教材印量小，印刷错误多，装钉缺页或前后倒置，字迹不清爽，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经常是上课之前，授课老师先带领学生进行一番错误勘正。并非每位著者都是妙笔生花，抑或有人文理不通，往往通篇不知所云。又或是多快好省，教材直接由教义编撰而成，除了公式就是符号，既无来龙亦无去脉，全部由骨头堆砌而成。上课时，授课老师时间有限，提纲挈领，点到为止；深入领会，融会贯通，全靠下课后的自习。不幸的是，如果上课时没有听懂，自习时对着那油印讲义一般的教材猜谜语似的左推右敲，最终仍是不甚了了。 曾经有一个笑话，班上一个同学上课时大骂狗屁教材，旁边一位女生闻言大窘，原来撰书之人是女生的老妈！ 当然，授课老师也会推荐几本参考资料阅读，下课之后，大家蜂拥前往图书馆，狼多肉少，不一时，全部的十几本参考书就告了磬，后来者，只有做“无可奈何花落去”状了。 当掉的那个寒假，阿唐自知不能幸免，离校前去图书馆借阅浙大出版的“数学分析”，或许是放假回家，外借之书回笼，居然得逞。该书1965年版，印刷精美，文字流畅，范例丰富，憋了一学期的不解之处，豁然开朗。 诚然，浙大的数学功底强过X大，故而教材编得好，本无甚奇怪之处，奇怪就在于我们为何不能选浙大的教材做为教材，如果觉得没有面子，可否保证上课的学生人手一本做参考？ 俱往矣，但愿现在X大的图书馆是根据借阅率的高低来决定购书量的多少，不然，阿唐只有对母校摇头叹气的份了。 当年的挂掉，并没有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据我的回忆，这十几个人大多破罐破摔了，其中有人更是在第一学年末留了级。 阿唐其时也很丧气，觉得自己不是一块读书的料，懊恼之余，就去和邻班几个所谓后进生混在一起吃吃喝喝，大醉之后，就学那魏晋竹林七贤故事，击节高歌，放浪形骸。还好东北太冷，不然衣服就穿不住了，呵呵。其中的一个哥们儿，大学四年一直保持散仙一般的游侠生活，终於一日在餐馆与老乡聚餐时，与社会青年冲突，身中一刀，动脉遭切断，几至性命不保。 说到这里，引发出另一个命题：洗牌效应。 入学前，大部分人在中学里的成绩都在班上名列前茅，过惯了一览众山小的日子。进入大学，昔日的精英重新排列组合，洗牌的结果，三六九等，总要有人在下面垫底。垫底之人就将面临排序冲击，正象很多出国之人面临的文化冲击一样，心理素质差一点，就可能万劫不复。阿唐并非危言耸听，新生入学的第一年，洗牌效应带来的心理危机，比比皆是。 如果不幸垫了底，该当如何是好？呵呵，风物宜长放眼量。唉唷，不要砸我，我的辞汇贫乏啊。 第一年不行，第二年再捞回来。阿唐就是从第二年下学期起，痛定思痛，洗心革面，猛烈用功，最终得以改头换面。 如果再不幸，四年下来，成绩一直是在打狼，又当如何？还有最后一招，做一个好的毕业设计。通常毕业设计的成绩和平时的成绩的正态分布的中心点不完全吻合，成绩好的学生不一定能做出一个好的毕业设计，成绩差的学生可能会做出一个很好的设计。这不仅与学生的综合能力有关，也与课程设置不尽合理有关。基本上，毕业设计大致反映了一个学生毕业后的工作能力，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如果非常不幸，毕业设计也是做得一蹋糊涂，如何是好？呵呵，没有关系，在校时一直成绩平平的学生，毕业后专业工作做得非常出色的，大有人在。阿唐绝非戏言，我的同学中，第一个拿到高级职称的，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唤作风水轮流转。 若后生小辈闻言后放弃努力，坐等风水转到你家，则大谬矣。前文谈到的毕业后大红大紫的那位，在校成绩虽然平平，但是从未放弃努力，一直是兢兢业业。一旦放弃努力，很容易造成自信心的泯灭，那就真的是万劫不复了。 六 冰城印象 当年填报大学志愿，一门心思跑到一个离父母远一点的地方，好让耳根子清静一点。就这样选择了遥远北国冰城的X大。 报到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就拽了几个同学跑到道里的中央大街闲逛。俄式的建筑，鹅卵石铺就的马路，浓妆的仕女，浓郁的异国情调，感觉上曼妙的紧。 我很快就有了一个新的发现，不仅冰城的男士高大，女士也是极为高挑，看上去似乎街上的一半女郎都比阿唐要高，止不住心灰意冷，天哪，我真的是二等残废吗？！ 为了验证的我的观察，我特意走到看上去比我高大的冰城姑娘身旁，回头让同学给我目测高矮。同学忍住笑，比划出是或否的手势。有道是，登徒子初逛冰城，欲与姑娘试比高。 还好阿唐太确实比我矮，不然，这辈子就真的抬不起头来了。也是奇怪，按理阿唐太也是道地的冰城姑娘，怎么就不施粉黛呢？似乎本钱也没有高到天然浑成，“施朱则太赤，傅粉则太白”的程度。 正是在冰城的冬日里，勾搭上了未来的阿唐太，时常联袂逛街。爱情也在严寒面前失去了颜色，轧上一会儿马路，我们就要钻进路旁的商店里暖暖身子。 那时候的冬天是真冷，冷到什么程度？冷到刚洗完了澡，在露天里一扒拉头发，立时扬起漫天的冰屑；冷到呼出来气，马上在帽子围巾上结成了厚厚的霜；冷到寒假送同学坐火车回家，在站外露天里等车时女同学冻得眼泪汪汪；冷到南方的同学出外忘记戴帽子，回来后耳朵变成了两个大水泡；冷到一次从食堂骑车回宿舍，没有戴手套，两手僵硬了半天才恢复知觉。 冰城人冬天里吃雪糕，堪称一绝，据说来自于俄国的传统。 俄国对冰城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冰城是19世纪末，俄国人经营中东铁路时建起来的，是当时铁路工程局的所在地。等到十月革命后，大批的白俄逃来冰城，中国人倒成了少数民族。那时候，无论是从经济层面上还是文化层面上，俄国人都是占主导地位。 白俄在本地繁衍生息了半个多世纪，故有二毛三毛之说。1945年，苏军占领东北，富的杀了，穷的撵回去一部分，白俄锐减。等到中苏交恶，白俄基本上就走光了，只留下满城的俄式建筑和依稀的异国生活情调。 记得有一种硕大的面包，唤做“大咧巴”，有一种饮料，唤做“格瓦斯”，冬天的雪糕，夏天的生啤酒，无一不透露着这个城市的过去的历史。 道里的歌剧院的地下餐厅，有地道的俄式西餐，罐闷虾，红菜汤，想一想都流口水。中央大街上的北来顺的涮羊肉，回味无穷，记得和阿唐太吃的那一顿，加上一瓶红酒才花了16元，今天的16元大概连一人份的锅底都买不到了。 第一次走在冬日里的松花江上，不免心情紧张，忐忑不安。等到看到汽车轰轰地在冰面上驶过了江，这才放下心来。在江心冰层洁净的地方，可以隐约看到冰下面的江水。色彩斑斓的冰帆，溜冰的孩子，晶莹的冰雕，无一不激荡着南来学子的心。 观赏过全国冬季运动会，巴巴地追在女子花样滑冰冠军的后面，请求人家签名。那女孩子笑着回答说，不会签！周围期待我出丑的同学一阵哄笑。那时节的名人真不懂得做秀，那时节的阿唐胆子真的是不小。 那时候冰城的贼很多，阿唐曾经两度被掏，每次都是钱包快要出来了，被我及时发现，回头一看，一付大手套，遮住了视线，好像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一般。 在我走过的城市里，无疑冰城的贼是最多的。我没有对此现象作过研究，不知道是否由於普遍的追求奢华生活的风气，造成了这种急功近利的行为。 人们的火气也过於旺盛，公车上的口角演变成拳脚之争，是司空见惯之事。通常的情形是这样的： “咋的？” “你说咋的？！” “我TM就这样贝！” 拳头已经杵到了另一位的脸上。 不仅小伙威猛，姑娘们也不含糊。阿唐在省政府做课题研究时，经常去省府的计算中心上机，机房的打字员是一个极美丽的女孩子，一次从北京出差回来，得意地讲述了她如何降住了北京公车上的售票小姐： “。。。。。。” “你没长眼睛，自己不会看，不都写在站牌儿上吗？！”公车小姐的嘴脸，全国都一样。 “你说啥，再说一遍我扇你！”美丽的打字员柳眉倒竖。 可怜的京城小姐那里见过这种场面，惊得张嘴结舌，愣在当庭。 冰城人胆子大，有一句恶俗的比喻是，北京人什么都敢说，广东人什么都敢吃，东北人什么都敢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