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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着世界上少有的、庞大的色情业市场。有消息称，日本每年色情业的规模大约在 900 亿美元。但这种估计是否准确，很难定论。粗略地说，日本每年的性行业交易额，已占到日本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1%，和其每年的国防预算不相上下。


但如果要追根溯源，从日本近代“发迹史”中探寻日本色情业的发展轨迹，就会引出一段令日本民族为之汗颜的历史。


为圣战牺牲的日本“娼妇”


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有一句流芳千古的名言：“日本对付亚洲有两种武器，一是枪，二是娘子军”。从“娘子军”的历史，我们不难找到当代日本“繁荣娼盛”的最真实根源。


早在1872年10月2日，明治政府就公布了“娼妓解放令”，俗称“牛马解放令”。从幕府末年到明治时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大正中期，日本的年轻妇女背井离乡，漂泊到海外卖身谋生，她们北至西伯利亚、中国大陆，南到东南亚各国，甚至有人到达印度、非洲。她们的故乡遍及日本全国，她们的足迹遍及全世界，日本成为输出妓女的头号品牌国家。


尤其是日本北陆地区，气候条件恶劣、土地稀少，这一带过剩人口的出路大致为：男性到富士卖药，以越后的杜氏、汤屋奉公等最有名。女性则肌肤雪白出美女，成为有名的越后艺妓，这些人成为为日本政府赚得巨额的“硬通货”的中流砥柱。


日本妓女在海外的据点，现在无法精确统计，主要是下面三个地区：


一是上海和香港。据当时的日本人高桥谦描述：明治19年，日本邦人定居上海的有700人左右，除了邮船支店、三井物产支店、乐善堂药店和二、三家杂货铺之外，过半数是娼妓馆。她们的生活来源支柱就是卖淫，有了这皮肉生意，带动周边饮食、旅馆、杂货业的繁荣。而香港的情况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是中国关东地区。日俄战争之前的1903年，俄罗斯在其租借地旅顺作过调查，光那个地区就有日本娼妓201名。根据大江志乃夫的统计，日俄战争结束后，关东的日本娼妓急增，人数达到1403名，占到当时在留日本人2582名总数的54。3%，也就是说，关东州在留的日本人中，半数以上是娼妓。


明治36年2月9日的《朝日新闻》刊登了著名记者内藤湖南的评论文章，他估算在满洲各地大约5000日本邦人中，至少有六七成是在操皮肉生意。


三是南洋地区。大概从上世纪初年以来，日本妓女蜂拥而至。当时的南洋，由于橡胶和锡矿的开采，经济颇为繁荣。日本妓女的美貌和温柔很快压倒了南洋各地其它娱乐项目，轰轰烈烈地构成了一种宏大的职业。日本妓女以其柔弱之躯，抵抗着那群未开化土著居民的“狂轰乱炸”，书写了一段令人无法释怀的“卖春史”。“南洋姐”的这段悲惨历史，也造就了当年风靡亚洲一时的电影《望乡》。


富国强兵的“黄色娘子军”


近代日本的“黄色娘子军”，无疑是牺牲的一代。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日本的娼妓，又对富国强兵政策起到了非常大的刺激推动作用。


人江寅次在《海外邦人发展史》中这样写道：明治33年在西伯利亚一带的海外邦人往日本送金约百万元，其中63万为海外妓女的送金。《福冈日日新闻》注销探访记事《女人国》，曰：“从岛原的小滨署管内四个村子渡航的女性，去年向家乡的父兄送金达12000多元。全岛原的30个村子，合计则突破30万元”。在“硬通货”奇缺的明治、大正期，这批妓女带血的卖身钱，对富国强兵政策起到了非常大的刺激推动作用。


“她们每月写信并送钱回家，父母放心，邻居有好评。村长听说，来要所得税。国家不知是为谁的国家。不仅夫家，娘家也富裕起来。不仅这样，在南洋的土地田舍，凡是建起女郎屋的，必随之建起杂货店。从日本叫来店员，店员独立开业，成立公司的驻外办事机构。女郎屋的丈夫不愿被叫做姘夫而经营商店，一年左右土地开发者就迅速增多。随之，日本的船只到来，那块地方繁荣起来了。”

那个时代的日本政府，虽然一路高喊“文明开化”的口号，但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来加强海外妓女的管理。说到底，海外妓女的存在，一则解决国内的部分贫困问题，二来可赚取外汇，并透过海外形成的风化区，促进日本经济的顺利输出。


妹妹无处可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虽然下决心推行废娼令，但其效果和影响是有限的。一则是海外妓女遍地开花，日本政府鞭长莫及；二则是日本对废娼后的新生政策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安排。海外妓女“从良”后究竟如何生活，这个最关键的问题成为空文，废娼令自然难以向纵深推进。


在日本败战后的上海，一群日本妓女如热锅上的蚂蚁，她们卷着金银珠宝，却不知道路在何方。她们坐在人力车上，任凭车夫在上海马路上四处游晃，到夜深人静，车夫已精疲力竭，而日本女人脑子里依旧一片空白。最后车夫曰：“妹妹你到底要去何方？”日本女人曰：“妹妹无处可去，只请哥哥收留。”同是天涯沦落人，车夫生活于社会最底层，求温饱尚是个问题，天上突然掉下个有钱有貌的妹妹，此等好事何乐而不为？于是乎，双双钻进了车夫在黄浦江边搭的破茅屋。翻阅1945年日本败战后的上海旧报纸，这样的“喜剧”故事随处可见。


而那些死在南洋的日本妓女安葬时，墓碑全部背着故乡。而据余秋雨的观察：三百多个妓女的墓碑，全部向着正西，没有一座向着北方。余秋雨评论曰：“也许是不敢，也许是不愿，她们狠狠心拧过头去，朝着另一方向躺下了，不再牵肠挂肚，不再幽恨绵绵，连眼角也不扫一扫那曾经天天思念的地方”。


尽管现代日本刻意回避这么一段“辉煌的”娼妓史，但它给近代日本包括整个亚洲投下的浓厚影子，是谁也否定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