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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1/2月一期刊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的一篇文章，预测了2040年中国经济。
福格尔的文章认为，到2040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达123万亿美元，是2000年全球经济产出的将近三倍。中国的人均收入估计将达8.5万美元，比欧盟高出一倍多，远远高于日本和印度的水平———中国从2000年的穷国变为2040年的超级富国。
到底是什么独特条件能使中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就，福格尔在文章中做了视角独到的阐述。
第一、中国正在大规模进行教育投资。
文章说，随着工人教育水平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也会显著提高。在中国，由于国家的大量投资，中学和高校入学人数激增。1998年，中国领导人提出大量扩大高校招生。这一号召迅速引起反应：在此后四年中，高校入学人数增加了165%，海外留学生增加了大约152%。在2000至2004年之间，大学招生继续猛增，增长率几达50%。福格尔预测，未来20年左右，中国中学入学率将提高近一倍，大学入学率增加大约50%，仅此一点就能使中国的经济年增长率提高六个百分点以上。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许多西欧国家的高校入学率从大约25%增至50%。
根据经济学家埃德温·曼斯菲尔德的研究，教育水平提高的结果不仅仅是劳动者的生产率显著提高，公司的效益也是如此。在1971年的一项值得注意的研究中，曼斯菲尔德发现，那些及早采用复杂新技术的公司总裁一般而言比缓于创新的公司主管更年轻，所受教育也更好。
第二、农业部门持续发挥的作用。
文章说，我们在想象未来时，往往只描绘上海的高楼大厦和广东的工厂，但是，中国农村巨变这一经济引擎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在分析经济增长的原因时，最好将经济分为三个部门：农业部门、服务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在1978至2003年这1/4个世纪中，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在所有这三个部门都一直很高，平均每年增长大约6%。工业和服务行业工人的产出水平高得多，因此这两个部门受到的分析和注意也最多。然而，即使仍留在乡村的人们，其生产率也在提高。在2009年，大约55%的中国人口，也就是七亿人，仍生活在农村。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1/3归功于这一巨大的农业部门，而且在未来30年，这个部门也不会消失。
第三、统计者可能低估了经济的进步。
文章认为在服务行业尤其如此，因为小公司经常不向政府报告其数字，而且政府官员常常不能如实地报告产出质量的提高。在美国也与在中国一样，如果不将教育和卫生等服务部门的改善考虑在内，官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估计也会严重低估全国的增长。其它国家也有类似的国家统计问题，但中国服务部门的迅速增长使这种低估更为严重。
第四、中国的政治制度可能并非如你们想象的那样。虽然外部的观察家常常认为北京总是掌控一切，但大部分经济改革，包括最成功的改革，受到了地方的驱动和管理。而且，与过去相比，中国的经济决策过程更负责，也更乐于接受新思想。
最后、人们没有充分认识中国长期受到抑制的消费趋势的作用。
文章作者认为，在中国的大城市，生活标准处于与世界银行所认为的“中高收入”国家的同等水平。在这些城市里，已经有了高水准的生活，而且，尽管中国人性喜存钱，但同时也正在形成一种明显的而且越来越强烈的购置衣物、电子产品、快餐和汽车的风尚———中国的未来由此可见一斑。其实，中国政府已经断定，越来越旺盛的国内消费将对中国的经济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现在一系列的国内政策都是为了提高中国消费者的购买欲。
文章分析，比较而言，欧洲正面临着人口和文化的双重挑战，其经济前景受到了生育习俗和消费克制的拖累。
当然，到2040年欧洲人不会落到吃草的地步。他们未来30年的经济下降是相对而言，不是绝对的，因为技术的进步及其他一些因素将使欧洲总的劳动生产率每年继续提高大约1.8%左右。然而，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他们对全球G D P的贡献份额将大幅下降，从21%降至5%。
人口是第一个主要问题。西欧国家的人口开始迅速老龄化，而且，这一趋势在未来几十年中可能继续。根本的原因：欧洲夫妇生育的子女不够多。根据兰德公司2005年的一项调查，近34年来，欧洲出生的总人数不能满足人口更替的需求。
结果，在欧盟最早的15个国家中，育龄妇女的比例将下降，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从2 0 0 0年的50%降到2040年的35%左右。因此，我们将面临双重困难：不仅是育龄妇女大幅降低了生育率，而且，育龄妇女的比例本身也将剧减。到2040 年，西欧人口将近1/3可能都已超过65岁。
不断下降的生育率使总人口的年龄上升，而就业者的比例下降，结果阻碍了经济增长。人口的变化也会影响雇用状况和公司的晋升机制，而且未必是向好的影响；如果年长者过了退休年龄之后仍长期占据最好的岗位，较年轻的工人则不得多等十年———或许更久———才能轮到他们。因为较年轻的工人是新思想的主要源泉，降慢下一代人的升迁可能延缓技术进步的速度。
文章说，欧洲文化还从另一个方面制约经济。欧洲富国的公民不会为了获得更高的薪水和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而工作更长的时间。相反，欧洲文化看重的仍然是休长假、早退休、短工作周，而不是更多的物质享受，至少与美国等许多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是如此。根据福格尔的观察，大多数西欧国家的人似乎比美国人更满足于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比如说，每个家庭并不想有更多的电视机。是好是坏，姑且不论。去卢森堡公园———而不是去沃尔玛买一台纯平电视———无助于欧盟G D P的增长。
文章说，当然，中国也有其自身严重的人口问题，怀疑派还指出了可能使中国的高速火车在未来30年脱轨的许多障碍：收入差距拉大、燃料短缺、水源匮乏、环境污染以及仍然不稳的银行系统。近年来，北京已证明非常善于处理准备解决的问题。在国内，政府加强了对公众舆论的关注，加之生活水平的改善，使公众对政府产生了相当程度的信任。
文章指出，欧洲能否以远远超过预测的速度发展？这似乎不太现实，但也有可能发生，这需要欧洲人缩短假期和午睡时间，更加醉心于工作。意想不到的技术突破也可能打破现状，但经济学家的预测不能建立在这种设想的基础之上。
文章最后写道，对西方人来说，关于以亚洲为经济中心的世界的说法似乎难以想象。正如以长远历史眼光看问题的中国学者常常指出的那样，在过去两千年的大部分时期，中国的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一。当欧洲尚在黑暗时代摸索并进行灾难性的宗教战争时，中国就已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今天，关于中国崛起的说法，在中国人看来，不过是恢复原态。
福格尔的文章认为，到2040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达123万亿美元，是2000年全球经济产出的将近三倍。中国的人均收入估计将达8.5万美元，比欧盟高出一倍多，远远高于日本和印度的水平———中国从2000年的穷国变为2040年的超级富国。
到底是什么独特条件能使中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就，福格尔在文章中做了视角独到的阐述。
第一、中国正在大规模进行教育投资。
文章说，随着工人教育水平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也会显著提高。在中国，由于国家的大量投资，中学和高校入学人数激增。1998年，中国领导人提出大量扩大高校招生。这一号召迅速引起反应：在此后四年中，高校入学人数增加了165%，海外留学生增加了大约152%。在2000至2004年之间，大学招生继续猛增，增长率几达50%。福格尔预测，未来20年左右，中国中学入学率将提高近一倍，大学入学率增加大约50%，仅此一点就能使中国的经济年增长率提高六个百分点以上。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许多西欧国家的高校入学率从大约25%增至50%。
根据经济学家埃德温·曼斯菲尔德的研究，教育水平提高的结果不仅仅是劳动者的生产率显著提高，公司的效益也是如此。在1971年的一项值得注意的研究中，曼斯菲尔德发现，那些及早采用复杂新技术的公司总裁一般而言比缓于创新的公司主管更年轻，所受教育也更好。
第二、农业部门持续发挥的作用。
文章说，我们在想象未来时，往往只描绘上海的高楼大厦和广东的工厂，但是，中国农村巨变这一经济引擎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在分析经济增长的原因时，最好将经济分为三个部门：农业部门、服务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在1978至2003年这1/4个世纪中，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在所有这三个部门都一直很高，平均每年增长大约6%。工业和服务行业工人的产出水平高得多，因此这两个部门受到的分析和注意也最多。然而，即使仍留在乡村的人们，其生产率也在提高。在2009年，大约55%的中国人口，也就是七亿人，仍生活在农村。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1/3归功于这一巨大的农业部门，而且在未来30年，这个部门也不会消失。
第三、统计者可能低估了经济的进步。
文章认为在服务行业尤其如此，因为小公司经常不向政府报告其数字，而且政府官员常常不能如实地报告产出质量的提高。在美国也与在中国一样，如果不将教育和卫生等服务部门的改善考虑在内，官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估计也会严重低估全国的增长。其它国家也有类似的国家统计问题，但中国服务部门的迅速增长使这种低估更为严重。
第四、中国的政治制度可能并非如你们想象的那样。虽然外部的观察家常常认为北京总是掌控一切，但大部分经济改革，包括最成功的改革，受到了地方的驱动和管理。而且，与过去相比，中国的经济决策过程更负责，也更乐于接受新思想。
最后、人们没有充分认识中国长期受到抑制的消费趋势的作用。
文章作者认为，在中国的大城市，生活标准处于与世界银行所认为的“中高收入”国家的同等水平。在这些城市里，已经有了高水准的生活，而且，尽管中国人性喜存钱，但同时也正在形成一种明显的而且越来越强烈的购置衣物、电子产品、快餐和汽车的风尚———中国的未来由此可见一斑。其实，中国政府已经断定，越来越旺盛的国内消费将对中国的经济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现在一系列的国内政策都是为了提高中国消费者的购买欲。
文章分析，比较而言，欧洲正面临着人口和文化的双重挑战，其经济前景受到了生育习俗和消费克制的拖累。
当然，到2040年欧洲人不会落到吃草的地步。他们未来30年的经济下降是相对而言，不是绝对的，因为技术的进步及其他一些因素将使欧洲总的劳动生产率每年继续提高大约1.8%左右。然而，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他们对全球G D P的贡献份额将大幅下降，从21%降至5%。
人口是第一个主要问题。西欧国家的人口开始迅速老龄化，而且，这一趋势在未来几十年中可能继续。根本的原因：欧洲夫妇生育的子女不够多。根据兰德公司2005年的一项调查，近34年来，欧洲出生的总人数不能满足人口更替的需求。
结果，在欧盟最早的15个国家中，育龄妇女的比例将下降，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从2 0 0 0年的50%降到2040年的35%左右。因此，我们将面临双重困难：不仅是育龄妇女大幅降低了生育率，而且，育龄妇女的比例本身也将剧减。到2040 年，西欧人口将近1/3可能都已超过65岁。
不断下降的生育率使总人口的年龄上升，而就业者的比例下降，结果阻碍了经济增长。人口的变化也会影响雇用状况和公司的晋升机制，而且未必是向好的影响；如果年长者过了退休年龄之后仍长期占据最好的岗位，较年轻的工人则不得多等十年———或许更久———才能轮到他们。因为较年轻的工人是新思想的主要源泉，降慢下一代人的升迁可能延缓技术进步的速度。
文章说，欧洲文化还从另一个方面制约经济。欧洲富国的公民不会为了获得更高的薪水和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而工作更长的时间。相反，欧洲文化看重的仍然是休长假、早退休、短工作周，而不是更多的物质享受，至少与美国等许多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是如此。根据福格尔的观察，大多数西欧国家的人似乎比美国人更满足于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比如说，每个家庭并不想有更多的电视机。是好是坏，姑且不论。去卢森堡公园———而不是去沃尔玛买一台纯平电视———无助于欧盟G D P的增长。
文章说，当然，中国也有其自身严重的人口问题，怀疑派还指出了可能使中国的高速火车在未来30年脱轨的许多障碍：收入差距拉大、燃料短缺、水源匮乏、环境污染以及仍然不稳的银行系统。近年来，北京已证明非常善于处理准备解决的问题。在国内，政府加强了对公众舆论的关注，加之生活水平的改善，使公众对政府产生了相当程度的信任。
文章指出，欧洲能否以远远超过预测的速度发展？这似乎不太现实，但也有可能发生，这需要欧洲人缩短假期和午睡时间，更加醉心于工作。意想不到的技术突破也可能打破现状，但经济学家的预测不能建立在这种设想的基础之上。
文章最后写道，对西方人来说，关于以亚洲为经济中心的世界的说法似乎难以想象。正如以长远历史眼光看问题的中国学者常常指出的那样，在过去两千年的大部分时期，中国的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一。当欧洲尚在黑暗时代摸索并进行灾难性的宗教战争时，中国就已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今天，关于中国崛起的说法，在中国人看来，不过是恢复原态。
“204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123万亿美元，是2000年全球经济总量的将近三倍。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将达到85,000美元，是欧盟届时预期人均收入的两倍，比印度和日本也要高出许多。换言之，在中国从2000年的穷国一跃而为2040年的超级富国之后，中国大都市普通居民的生活水准将是普通法国人的两倍。”
“即便30年之后中国的人均财富不一定能超过美国，根据我的预计，中国在全球GDP中的占比（40%）──也会远超美国（14%）和欧盟（5%）。这就是2040年的世界经济霸权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