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4亿人的迁徙：中国城市化中的人物与城市镜像

 世界上，未曾有哪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口能够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净增4亿人；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迁徙。这个规模远远超过了全欧洲1820年-1920年整整100年间的移民规模。而这样的迁徙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还远没有结束。  

 马克思说，一切人口现象都由经济发展决定。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同样由经济发展所决定。 

　　从世界发展史上看，每一国经济的起飞都伴随着大量人口的迁移。譬如，一战期间的美国，大量的外国移民进入美国，与此同时，美国本土也有大规模的人口西进，成为美国战后经济增长主动力之一。而在一战前，北美、澳洲持续百年、规模宏大的移民潮，更是伴随着整个工业化进程。  

　　中国改革开发放以来，与工业化飞速前进相伴的同样是前所未有的城市化速度。“中国从1.73亿城市人口起步，到现在为止，城市人口已经增加到5.7亿人，也就是说，不到30年，确切地说，只有28年，城市人口就增加了4亿人，而且绝大多数是农村人口进入到城市中来。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口能够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净增4亿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 

　　近30年来，中国确实是世界上城镇人口增长率最快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的数据，1975年到2003年，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6%，世界平均增长率为2.5%，中国则为4.1%。胡鞍钢估计，2010年前后，中国城市化率将超过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到2030年将达到60.5%，高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4个百分点。 

　　近30年来，人们从农村迁徙到城市，从落后的城市迁徙到发达的城市，从中国迁徙到外国，然后再回归……个体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为了追寻理想和幸福的生活，为了寻求利益的最大化，像候鸟一样四处迁徙。由此而形成的大规模的群体迁徙，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致使这片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土地在30 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没有迁徙自由的年代 
 

　　然而，在不太遥远的30年前，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我们并没有迁徙的自由。 

1949年建国后，中国政府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农业成为重工业所需资本的积累来源，而资金从农业到重工业的转移是以压低农产品的价格实现的，从而造成了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粮食短缺。 
 

在此情形下，政府采取对农产品统一收购和定量供应的办法来保证工业和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不用说，这是以严格控制每个城市的人口数量，限制人口迁移率为前提的。 
 

1956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限制农民盲目流动”的指示。 
 

1958年1月9日，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管理条例》，《条例》否定了公民的自由迁徙和居住权。 
 

至此，迁徙需要学校录取证明，或单位录用证明，或迁入地的准许迁入证明。而在很长时间内，这“三证”基本是不可能获得的。  

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上个世纪整个60、70年代自动流动的人口几乎没有。那个时候，城市生活柴米油盐都是凭户口凭票证供应的，没有票证，意味着无法生存。 

改革开放后，实行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农产品短缺问题，同时私营企业、乡镇企业的大量涌现及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需要劳动力的流动，政府才开始放松了对人口迁移的控制。 
 

1984年有一个文件，文件本身没有很高规格，但在迁徙历史上意义重大。那是国务院的一个通知——“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条件是“自带口粮”。仍然不希望农民进入城市，但是城市在对农民封闭20年后，终于又打开了一条缝。 
 

义无反顾地奔向城市，奔向文明 
 

在这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中，大部分是从农村迁徙到城市的农民。 
 

他们大多迁往较发达的南方东部城市，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以及环渤海经济圈的都市，主要分布在深圳、上海和北京；他们主要聚集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多从并不体面的体力劳动开始——但也绝对是这个城市不可或缺的岗位。 
 

　　他们也有理想和激情，最小的理想可能是赚点钱回家乡去盖个房子，取个老婆；有的则梦想着有一天如同是穷乡僻壤走出来的黄俊钦、黄光裕兄弟那样成为中国的首富。当然，这个城市也给予他们实现理想的机会。同是草根出身的中国第一商帮——浙商提供了最激动人心的案例。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内地小镇，随便走过一条小巷，总能听到“铮—铮—铮”的弹棉花的声音；也常能看见修鞋的小铺子里，鞋匠们正叮叮当当地敲打着手中的鞋；各式发廊里，青年男女热情地招呼你进去理发。无论是弹棉花的、修皮鞋的，还是开发廊的，大多操着浙江口音的普通话。“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在浙江人集中生活和做生意的地方，还形成了既有一定生活情感的沟通交流又有生产经营的分工协作以及广泛社会联系的“浙江村”，如北京“浙江村”、西安“浙江村”、重庆“浙江村”…… 

20年后，他们创造出让中国甚至世界刮目的巨大财富。  

当然，更多的进城务工者依然寂寂无闻，他们挣着比在家乡务农多一点的工资，忍受着背井离乡的孤苦，享受不到户籍背后所隐藏的各种社会公共福利的权利…… 

但显然这一切都无法阻挡他们义无反顾地奔向城市，并希望他们的后代也一并留在城市，享受现代化的文明。正是他们这种朴素的执著，推动着社会变革的决心以及城市化的进程。“第一步，农村人口在城市实现就业。第二步，农民工的工资不要太低，不要拖欠，劳动权益能够有所保障。第三步，农民工要能够同样享受社会公共服务，与城里人一样，有同样的社会养老保险，小孩子能同样上学。第四步，农民工进入城市后，也能参加社会活动，他们的想法也要能在政策上体现。不能是城市人定政策，损害农民工利益。最后，要让他们能够在城市定居下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崔传义认为，中国现在的城市化进程才只是实现了第一步。 
 

　　或者为理想，或者为自由，或者为更多的发展机会  

1985年，当伍继延以学者的身份第一次从北京到改革开放最前沿的窗口——深圳考察的时候，内地与特区的巨大差距让他震惊。“这个地方的人，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跟传统完全不同。我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他们的十分之一，什么单位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有选择的自由，而我也有这个能力。”之前以及之后无数的知识青年与伍继延一样都渴望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线去，他们或者奔赴深圳，或者奔赴海南；或者为理想，或者为自由。 
 

在一本叫《海南十年反思》的书中，作者如此回忆当年“十万人才下海南”的盛况：海南建省办大特区的消息一出，大量的人才便向海南涌来，“十万人才下海南” 这句话是对当时各路人马奔海南的一个形象的比喻。号称十万，其实，远远超过十万，仅海南省负责人才引进的机构——海南省人才交流中心库存的人才档案就有十八万之多。  

这些人有知识有能力有激情，年轻进取又富有开拓精神；他们代表改革，代表未来。 

那些更发达的城市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以及更自由的空间。而他们也在推动着那些城市的发展，快一些再快一些。在此过程中，他们成为了社会的主体甚至是精英，至少也是类似城市之间相互竞争的人才。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在深圳和海南之后，可供伍继延们选择的城市越来越多。这些人在不同城市间频繁迁徙，成就了那些城市的包容与多元，同时也加剧了城市间的竞争。 
 

城市间的竞争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出国：世界的迁徙 
 

　　跨国界迁徙，会使国家某些最优秀的人才流失，同样也会使国家某些最优秀的人才回归。后一种情况正在中国发生，并远没有结束。 
 

　　　1978年底，当首批中国留学生赴美的消息见之报端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意识到这一事件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而国门就这样打开了，一场以留学之名进行的迁徙拉开了帷幕。中国年轻人有机会在醒来之后张望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们的命运因为留学得以改变。“在不同的文化冲击中和不同社会环境的冲击下，他们每个人的思想都会有一种生活在中国社会里所无法产生的变化。这一代中国留学生，如同他们的前辈一样，从各自交织着欢乐和辛酸的留学经历中，学到的日后带回中国的，将不仅仅是科学知识、先进技术和异国文化，其中一定也会包括许多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生活方式。” 十二年前，钱宁在写《留学美国》的时候这样预测。可惜那时候，选择回国的留学生并不多。 

　　当世界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中国这个正在变得强大的经济体的时候，“海归潮”才真正兴起，2002年，成为“海归潮”的第一个高峰年。从2002年春天到 2003年秋天这18个月里，有16510个留学生来到中关村访问，其中有3800人留了下来，比过去20年的“海归”加在一起还要多。他们每天注册两家公司，把留学生企业总数增加到1785家。 

　“对一代中国留学生来说，这种变化究竟是什么？而这种变化，对中国的未来，又意味着什么？”钱宁在写那本书的时候一直在问。 

　　答案在进入21世纪之后逐渐揭晓。李彦宏、邓中翰、周云帆、张朝阳……已经迁徙归来的那些正在书写着数字化时代的财富神话。著名作家凌志军说，在21世纪开始的几年，是海归拯救了处于互联网寒冬的中关村。这是我们国家的幸运。他还断言：未来三五十年，中国一定是海归的天下，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都将是海归。 

　“海归潮”远没有结束。“人类是从候鸟进化而来的，所以渴望迁徙；人类也是从植物演变而来的，最终要叶落归根。” 

　　尽管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世界变得越来越扁平，这些人还会像地球村的公民一样不停地在世界迁徙，但他们都知道，这里有需要他们改变的国家 

　　中国大迁徙镜像之一——张志强：代言农民工 

　　他是一个民工。为打工赚钱，几乎走遍了中国。 

　　因为长期两地分居，他结婚，离婚，再婚，却还是两地分居。 

　　他追讨被拖欠的工资，为120元的打工钱花了1000元的诉讼费。 

　　他加入了NGO组织，在帮助进城的农民兄弟。 

　　北京的天空灰蒙蒙的。丰台区东大街附近一套普通的民居住宅却是非常的干净整洁，电脑开着，桌面是茂密的树林和蔚蓝的湖水，朝阳的窗台上还摆着几盆依然鲜绿的盆景。民工张志强现在就在这里工作和生活。 

　　瘦弱的张志强，因生活和劳作的艰辛，眼角过早的有了细细密密的鱼尾纹，而清澈的目光，又让人觉得他是个读书人。30岁后，人就该对自己的长相负责了。16岁离家外出打工，24年的“流民”生涯，岁月在他的脸上刻了生活的辛酸和抗争的尊严。 

　　生在一个小山村 
 

　　1967年，张志强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凤仪乡五台村。仪陇县是朱德的故乡，也是国家级贫困县。 

 

　　张志强是家里的老二。姐姐18岁嫁人，因和公婆吵架，服农药自杀。 

 

1970年，家中添了一个妹妹。1973年，再添一个弟弟。 

16岁，张志强初中毕业。父亲给他和弟弟算命，他测得的是木材的“材”，而弟弟测得的是人才的“才”。父亲希望张志强不要读书了，让弟弟继续读书。  

1984年张志强拿着4元钱，走出了家门——“出门打工是成年劳动力赚钱的惟一途径”。 

在四川攀枝花捡垃圾，在云南昆明蹬三轮，到贵州贵阳、广西南宁修铁路，到陕西汉中当砖瓦工学徒……  

外出5年，年满20岁的张志强回村。仪陇农村18岁的小伙就基本都结婚了。他给自己找了一个女朋友，两人结婚。 

 

1991年新疆建设兵团在仪陇县里大规模招收农民工——到新疆拾棉花。“去新疆的车票不要钱，还算是支边建设”，张志强兴冲冲地决定到新疆打工。 

去之前，他偷偷地问老婆有没有怀孕，老婆说没有。他们计划5年后再要孩子。“可惜农村人，没有文化，根本不懂如何避孕”，到了新疆，张志强发现老婆已经怀上了孩子。 
 

在新疆拾棉花，150元/月，年底才能结帐。整个家庭的重担都落在了张志强一个人身上。零下30摄氏度的时候，他甚至还要到雪地里去割芦苇来养活老婆和孩子。 
 

1992年7月，张志强把不足一岁的小女儿送回老家。这年他和老婆加起来一共赚了3000多元。给家里2000多元。 
 

　　工厂的“机器”和“动物”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1993年，用拾棉花的一点点积蓄，张志强和老婆买了火车票来到广东。 

 

张志强进了广东的皮鞋工厂。“每天从早晨8点工作到晚上12点，没有休息日。晚上回家，累得连澡都洗不动了，脱了衣服就睡。直到第二天打铃，又是一路小跑去上工。上厕所要到车间门口的保安那里拿牌，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 

 

“工厂不自由，不尊重人的情感，把人当成了动物，或者机器”，谈到在工厂的感受时，张志强对记者反反复复用到两个词是“动物”和“机器”。 

 

几乎每两个月，就换一个工厂，走遍了广东的顺德、佛山、番禺……最终，张志强选择了到建筑工地，跟着一个小包工头干。“那个小包工头也是农民工出身。他给工人的工资是每天10元，工作8个小时，加班会给加班费，2元/小时，工人们每天和老板一起吃饭”。 

 

两年间， 张志强的工资从10元/天，涨到2000元/月，做到了管理者的位置。 

 

可是张志强的建筑工地在肇庆，老婆的工厂在深圳市区，他和老婆一个月只能见一两次 “因为疏于沟通和联系，我虽然赚了些钱，到1996年年底的时候，老婆却跟人走了。”1997年5月和老婆回四川办了协议离婚。 

 

　　学习《劳动法》 

 

1997年7月，张志强再回广州。因为有一点点在鞋厂工作过的经验，他又去面试了一家鞋厂。幸运地考上大名鼎鼎的美国的ADDIES。刚进公司，那个在美国长大的台湾老总就给新进的员工们讲解《劳动法》——1万人，在运动场上讲了半个小时。 

 

张志强觉得很奇怪，企业会给员工讲劳动法？讲的肯定都是假的。他自己买了本《劳动法》的书，看那个老总讲的是不是真的。一看，讲的还都是真的：每天工作8小时，加班给1.5倍的工资，周六周日不加班，加班，给2倍的工资。 

 

1998年，张志强由普通工人升任为车间主任助理。工资涨到2400～2600元/月。但2001年，由于总公司实行轮岗制，换了老总。“新来的领导说一不二，甚至动手打人。看到同事被打，觉得人格受到侮辱，尽管被打的人并不是自己”。张志强辞职。 

 

讨要被拖欠的工资 

 

2001年，张志强再次回到老家。堂嫂给他介绍了自己的妹妹——她丈夫到北京打工后失踪，生活在仪陇县镇上，没有地，也没有读过书，育有两女。其中一个是丈夫失踪前怀上的，因为是超生被罚款6000元，贷款才生下，长到上学的年龄，丈夫仍不见踪影。 

 

张志强帮助堂嫂的妹妹与失踪的老公办了离婚手续，还帮她还了欠下的贷款后，两人结婚。 

 

2002年6月张志强又来到北京，打工近一年，没拿到多少钱，倒是被19家装修公司拖欠了4000元工资。每家欠得都不算多，一二百，但也正因为如此，要起来很难。讨要无果。到法院，不予立案。 

 

正赶上非典，因为一位工友疑似，整个工地被封闭起来。闲来无事，张志强写了一份《农民工生存报告》，给了北京几家媒体。2003年7月《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报道了张志强的在北京打工的境遇和人生状态，11月30日《焦点访谈》也报道了张志强如何在北京追讨工资的过程。12月8日，张志强终于拿到自己被拖欠的120元，为此他花去1000元诉讼成本。 

 

生活还在继续 

 

在北京的张志强，依然与他出生的那个小山村有着无从割断的联系。 

 

“奶奶已经90岁，妈妈也已经66岁了。老家的那8亩地没人种。白送人种也没有人要。因为种地除了劳动力，还需要化肥、农药等投入，如遇天灾，这些投入就全打了水漂。” 

 

“五台村，总共900多人，青壮年劳动力全部外出打工了。父亲死的时候，甚至找8个人抬棺材都找不到。” 

 

“我和第一个老婆有一个孩子，第二个老婆有两个孩子，共三个孩子；第二个老婆的父母只有两个女儿，老婆是老大，按农村的习俗，应由大女儿抚养；从小被溺爱的弟弟，不懂事，因犯抢劫罪被判了10年刑。提前两年出狱，拐骗了卫校一个19岁的女生，生了两个孩子，弟弟把两个孩子交给母亲后就再也不管了；父亲死还花了1万多元”…… 

 

张志强絮絮地和《小康》记者讲一些家事。算下来，他一个人要抚养5个孩子、4个老人。到现在，他依然保持着每用一分钱都要记帐的习惯。 

 

“老婆和堂哥堂嫂一起到了广东打工，每个月1000多元钱。因为太累她不想干了，我要她坚持，孩子、父母都需要抚养，靠我一个人怎么能行呢？”依然是两地分居，“早已经习惯了，也就变得有些无所谓”。 

 

“社会体制有问题。农民工得不到应有的待遇和尊重，和城市人一样干活，却不能同工同酬。7亿农民，可国家财政每年用于‘三农’方面的只有10%。2/3的人，只用了国家10%的钱”，除了关注自己和家庭，对于整个社会，张志强并不是漠视和无知的。 

 

成为一个专职志愿者 

 

2003年一个朋友送了张志强一部手机。他把手机24小时开通，一边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打工，一边为民工兄弟做一些劳务纠纷的法律咨询工作，不收取任何费用。 

 

2004年，“打工妹之家”——中国第一家为农村进城工作的打工妹服务的公益性组织，邀请张志强去那里工作。刚开始，张志强每个月的工资是1200元，后来拿1500元，2006年12月离开时已经拿到1932元。张志强并没有满足于相对工地而言更好的工作环境。“起先单位不给我交保险。我是帮别人维权的，我自己的劳动权益都维护不了，这怎么可以？” 

 

单位终于给张志强交了社会保险，可他仍是不满。有北京户口的工作人员有五险一金，而且工资也要高很多。 

 

再次离职，他成为一个专职志愿者。 

 

2007年10月，《小康》第一次采访张志强的时候，他正在内蒙古乌海做环保教育。他还在网易开了一个博客，上面记录的都是一些农民工维权的案例。 

 

11月，《小康》再次采访张志强的时候，他刚从长沙代理一起劳动纠纷诉讼回到北京。“现在一年代理的劳动诉讼大概在50起左右，涉及农民工有五六百人”，手机铃声不时响起，张志强说，“2008年1月1日即将实行新《劳动法》，很多农民工找我……” 

 

张志强与100多名劳动法学专家一起参加过新《劳动法》在上海和南京的两次审稿。会上张志强直言，“《劳动法》是保护谁的？可是企业有代表来了吗？我作为全国近1.5亿农民工的唯一代表，来参与讨论。仅仅我一个人就能够代表1.5亿人吗？……” 

 

时任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副部长的郭军，当即感慨“你看中国的农民工是多么的懂法”。 

 

最终，张志强和其它专家的相关意见，在国家新的《劳动法》中有所体现，而他甚至还和一些企业主“不打不相识”。 

 

张志强成为农民工的代言人。 

 

中国大迁徙镜像之二——伍继延：流放者归来 

 

他喜欢萨特，但他更喜欢毛泽东。 

 

在追求自由的同时，他更渴望追求高尚、神圣甚至伟大。 

 

为追逐自由和梦想，他像亲历中国改革开放30年巨变的许多人一样，不停迁徙和自我流放。 

 

他立志为理想逐日天涯。 

 

他由衷地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 

 

伍继延递上名片介绍自己。名片上的头衔足有六个之多：湖南湘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清华大学重庆校友会副会长、重庆湖南商会创始会长……同时附有湖南、北京、重庆三地的办公地点及联系方式--他将名片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然而，名片上却无法显现伍继延自我流放海南的那段历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那一段，正是他人生最重要的阶段。海南，是被他称之为经历男孩向男人蜕变的地方，也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自我流放地和自动迁徙地。在海南的历练，为他后来的故事奠定了基础。 

 

　　伍继延的理想 

 

从履历上看，在1988年之前，伍继延非常主流。 

 

伍继延，1964年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1979年考入湖南大学少年班；1983年毕业于湖南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并留校工作，1984年入党，先后担任湖南大学团委宣传部长、教职工团委书记等职；1988年研究生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后赴新建立的海南省委工作，1992年下海。 

 

生长于伟人的故乡，伍继延深受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的影响。他曾为自己成为一名人民教师而感到无尚光荣和自豪，“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随时准备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伍继延很认真地告诉记者。 

 

虽然主流，伍继延却并不安分。伟人身上的革命与反叛的基因同样对他影响颇深，确切地说，这样的基因在他们那一代热血青年身上普遍存在着。伍继延是他们其中的一员。青年时代，他们热爱自由，大多还是萨特的崇拜者，却处于一个有着顽固束缚传统的国度。他们有着强烈的摆脱束缚的欲望，与彼时全国上下躁动的改革情绪暗合与呼应。  

 

于是，哪里率先列开了改革的口子，哪里流淌着自由呼吸的空气，哪里就有蜂拥而至的热血青年。上世纪80年代初的深圳如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海南亦如是。 

 

他们伴随着一个民族，一起走上迁徙之路。 

 

　　海南建省 浪迹天涯 

 

1988年，伍继延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毕业后，直接奔赴一片让人沸腾的热土海南。 

 

那一年，邓小平一句“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经济特区，这就是海南经济特区”的号令，让那些自认“真理在手，豪情满怀”的有志青年，倍感欢欣鼓舞。海南建省办大特区的消息一出，大量的人才便向海南涌来，“十万人才下海南”这句话是对当时各路人马奔海南的一个形象的比喻。号称十万，其实，当时到海南去的人远远超过十万。 

 

伍继延和他的豪情满怀的同伴们从北京出发，乘火车到广州，再换乘船来到了海南。“当我们早晨醒来，到甲板上，阳光灿烂，沙滩、椰树，还有新鲜的空气，感觉到自由真好。”这是一次自由选择和选择自由的活动。那时候，初到海南的人都感觉到了自由的空气。 

 

伍继延和他的同伴们主要被分配在国家机关和国企、大学。“许多人是本单位有史以来第一个清华毕业生，自然是大有希望了。”伍继延在海南省政府里任职，成为了一名推动体制改革的官员。时年24岁的他踌躇满志，希望推动制度的变革，来造福更多的民众。那时候，海南政府里面有很多像伍继延那样的人，他们年轻，精力过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富有进取心和开拓精神，思想方面没有或很少条条框框的束缚，后来他们推出了很多大胆的改革措施。 

 

“待我们刚刚适应海南的种种特色，渴望大干一番宏图伟业的时候，国家为防止经济过热采取‘紧箍咒’”。“特区不特，我要回家”的口号在曾经的热血人才中悄悄流传。海南向何处去？我们向何处去？伍继延们陷入困惑和迷茫。 

 

时间很快来到了1992年。那一年春天，邓小平异乎寻常的南巡旋风席卷整个中国，不但在政治上造成了空前的震动，同样在经济上形成了强烈的号召力。敏锐的人们嗅到了其中巨大的商机，全国弥漫的都是发财的欲望和冲动。 

 

这一轮的经商潮对中国官员的冲击最大。按照国家人事部事后的估计，这一年辞官下海者有12万人，不辞官却又投身商业的人超过了1000万！ 

 

“那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大批的知识分子，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选择了‘下海’”。伍继延也“下海”了。为从实践中去对自己追求的东西做一个证明也好，为金钱上的追求也好，反正无论如何，伍继延们觉得“下海”就是去做成所有你想做的事情。“每个人都有一大套想法，每个人又都编了一大套说词。而所有的这些理论思想，可以通过做一个企业，面向市场，在市场竞争中赢得发展。” 伍继延回忆说。 

 

离开体制，伍继延成为一个房地产商，“做房地产，说伟大点就是搞城市建设，说难听点就是炒地皮。”伍继延喜欢时不时地自嘲一下。他将这一次的选择，称之为一个男人的转变。“最基本的转变，就是所谓三十而立。我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的一些基本东西。” 

 

这个基本东西里边，当然也包括了最最基本的经济基础。他挣了钱。与他一拨在海南搞房地产的那些人，有的成了日后中国赫赫有名的房地产大鳄。 

 

有了钱之后，伍继延开始反省自己，“一下就到了三十岁，到底该做什么，于是我又开始觉得自己有使命，不应该为赚这点钱做生意。”他究竟成不了一个彻底的商人，或者说他从来就不甘心只做一个商人。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对整个中国的影响是彻底的，那么，深受80年代理想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潮影响的那一代人转变得始终不那么彻底。成为商人，拥有财富是他们的理想之一，但不是唯一理想。 

 

在这样一个转变上，伍继延是最不彻底的一个。“从商以来，我透过钱眼看到了扭曲的人，而别人透过钱眼看到的也不是我，而是钱。当商人成为社会主流的时候，我不清楚这究竟意味着进步还是堕落。”作为商人，他这样怀疑和评价商人，“我觉得经商和做‘小姐’有点相似：首先都是为了钱，其次都是在出卖自己，只不过她们出卖的是自己的色相，而我出卖了自己的智慧。但最终我们都还是要从良。现在的我不过是沦落风尘。” 

 

“从良”是他希望的归属，但“从良”之后要干什么，他并不太清楚。但大多数有点理想主义者色彩的人都渴望充满高尚、神圣甚至伟大的追求，至少在他看来要比“商人”高一点的追求。 

 

1994年，中国经济全面过热，全国掀起了宏观调控风暴，海南热潮渐退。就在这一年，伍继延离开海南，开始第二次自我流放。这一次的目的地是美国。“我去美国留学的目的，是想了解世界。我自己觉得对中国的了解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但我还不知道世界什么样子。” 

 

在美国的日子并不太长，1996年又回到了国内。当然，后来他还经常在美国或别的国家之间进行短暂的自我流放，说是体验全球化的生活。 

 

那一段时间，他写了一本书，叫《逐日天涯》。他给这本书留了一个尾巴，是关于“回归”的。但那时候，他还找不到“回归”的路。 

 

　　重庆直辖 流放西部 

 

重庆即将直辖。经验丰富且嗅觉敏锐的伍继延嗅到了其中的机会。人们将伍继延们称为中国社会变革中最敏感的小老鼠，因为在地震之前，老鼠是反应最快的，老鼠在前面跑，人反而反应迟钝。 

 

1997年，伍继延邀了几位朋友，自己开车从北京向重庆进发，此举仅仅是要亲身体验“蜀道之难”的意境。第一次重庆之行，并没有留下太好的印象，伍继延对重庆的投资软环境产生怀疑，感叹“蜀道难”其实难在思想观念的落后、管理水平的低下。 

 

第二次到重庆是1997年的10月。100多名商人组成的全国工商联“光彩事业考察团”抵达重庆进行投资考察，伍继延也在此列。“但大多数投资者来了又走了，他们对重庆的形象比喻是‘天空中到处都是飞机，但就是找不到着陆的跑道’”，而伍继延站在到处堵车的重庆街头，得出一个结论：重庆的基础设施太差，与直辖市的身份极不相称，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应该大有可为。于是，他留了下来。那是他的第三次自我放逐。 

 

重庆正在发生的正是十年前伍继延在海南所经历的，这一切使他都显得驾轻就熟，胸有成竹。其中，他在重庆的投资最为人乐道的是所谓的“五黄路现象”。 

 

1998年，伍继延的公司在重庆投资建设北部新城第一条五黄路，54米的宽度使它成为重庆市区最宽的马路，并发展成为今天的中央居住区。“这在重庆楼市中也许存在着某些范本意义”。尽管如今的五黄路车水马龙，但在伍继延看来，五黄路上现在只有两辆车：一是为名、一是为利，而这条路上，这两辆车几乎都达到了目的。 

 

湘商建会 流放归来 

 

然而，商业上的成功并如料想的那样给伍继延带来巨大的满足。他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始终怀疑，并且越来越强烈。 

 

确切地说，这种怀疑从离开体制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存在，这种感觉对于一个负有社会理想并渴望崇高的人来说可能来得更强烈些。人纵然向往自由，但终归是群居动物，渴望组织的认可，尤其是在功成名就之后。 

 

困惑了很久，他似乎找到了感觉。2002年底，伍继延牵头，在重庆开始筹建注册重庆湖南商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一大批民营企业兴旺发达起来，很多人都感觉有种脱节，没人管，没人理，很多事情都不方便。也就是说，政府的管制和市场发展存在脱节，当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很困惑，中央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商会既不是政府这样的政治组织，也不是企业这样的市场组织，它是处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社会组织。”从事新社会组织的创建，伍继延已经乐在其中。 

 

眼下，他把全部精力转移到商会组织事业上面，并因此成立了一个湖南湘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他希望通过自己文人的知性和商人的敏锐，在大湖之南，凝聚起天下湘商，并使湘商崛起影响天下。 

 

不久前，首届湘商大会在长沙举行，为湘商概念奔走呼号、在各地湖南商会之间牵线搭桥的重庆湖南创会会长伍继延，自然同时进入政府和民间组织的视野。他说他终于找到了组织，找准了未来事业的定位。 

 

现在，他管自己叫和谐社会的建设者，他已经不只是市场经济的建设者了。尽管他曾经留长发、穿长袍，在外表上尽可能地表现出对社会主流的叛逆和不同，但骨子里却并没有什么不同。他很听党的话，熟背十七大报告精神；他也很听当地政府的话，他做的事情尽可能地顺迎当地政府的发展思路，并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当地政府。他由衷地感谢改革开放这个伟大的时代，给予了一代人自我迁徙和自我流放的自由，并为一代人创造了追逐梦想和追逐幸福生活的机会。 

 

可以作出判断的是，最后的这个一定是真心的。因为伍继延们是伟大时代的最大受益者。一个将个人的梦想与社会的梦想联系在一起的时代，使一代人在思想的迁徙中找到依归。 

 

伍继延把这个叫做回归。流放者归来，是他建议的题目。 

 

伍继延还记得当年海南流浪歌手流行的一首歌，歌词的大意是：谁愿意离开自己的家，谁愿意浪迹天涯，只因为要寻找自己的梦，只因为种子要发芽。 

 

逐日天涯之后，他找到了回家的路，并已经有了一个不愿离开的家。 

 

 

 

中国大迁徙镜像之三——亚丁:游走在中西之间 

 

他们的身份，早已脱离了某一种单独的文化背景，而更像是地球村公民的一员。 

 

下午四点，亚丁和我们约在了阳光上东的一家小西餐店。 

 

正好是北京的阴天，一切都显得污浊浊的，我们的话题也很自然地从天气开始聊起，对此他有些抱怨，不过马上又补充说，这几年北京的空气质量还是好多了。 

 

他点了木瓜牛奶，有点甜，又要了杯竹叶青茶。这样一个穿着简洁、说话平缓温和的中年男子，无论怎么看，都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 

 

然而你很快可以从一些细微之处发现些不同。比如，他接电话时突然冒出的满口纯正法语；比如，他谦和态度背后隐隐约约的某种优越感；又比如，买单时他完全西式的礼节。 

 

1985年底亚丁去了法国，随后获得了一系列华人在法国所能享受到的最高荣誉：“法国青年翻译家”奖、法国卡茨文学大奖、法国青年龚古尔文学奖、法国骑士勋章…… 

 

曾经辉煌的翻译家、法语小说作家，现在的法国国际艺术学院院长、伊迪文化传播公司总裁、环保斗士，这位跨国迁徙者一点点褪却了传统基因，成就为一个多元文化的传承者。 

 

　　从乡土到“浪漫” 

 

电话那头，是亚丁的儿子亚历山大。其实，亚历山大的母亲是中国人。这样一个血统纯正的中国家庭，却有着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文化。 

 

这个家庭饮食中西结合，早餐是从法国带回来的鲜橙汁、奶酪、面包等，中饭和晚饭却是中餐；这家人有时讲汉语，更多时候用法语对话，两个孩子也都被送到法语学校上学。 

 

所以，面对国别认同的话题，亚丁对“你应该还是一个中国人”这样的判断显得有些犹豫。显然，在心理上，他并不认为已经取得法国国籍、又在法国生活了20年就是法国人。 

 

亚丁在中国的家不止阳光上东一处，他甚至把房子盖到了怀柔的大山里。而在巴黎，他也有很多处房子。 

 

中国和法国两种文化都种在了他的身体里，只不过时不时出来打打架。这些年来，他在中国与法国间飞来飞去，变成了一个双栖鸟，又或者，成为了一个中法文化交流的使者。 

 

亚丁的家乡在河北文安县，家乡人叫他毛毛。毛毛是如何变成了亚丁？一切要归功于法语。正如那句谚语：掌握一门外语，就如同打开了一扇新的窗。亚丁的人生因法语而改变。 

 

1976年，他只是个被下放到河北农村的普通少年。一天，一位北大的女老师找到了他所在的生产队，想招收几名学外语的学员。面对各种文化、历史问题，亚丁对答如流，他的表现令老师非常满意。第二年初，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亚丁被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录取。 

 

入学后不久，他和几名同学共同创立了当时大学生的第一本学生刊物《未名湖》。在办刊过程中，认识了德高望重的朱光潜老师。二人成为忘年之交。那时的燕园，经常能看到一老一少的身影，边聊天边散步。从三年级开始，亚丁已经能自己翻译一点东西了。他一下子喜欢上了在别人看来很难学的法语，甚至超过了过去喜欢英语的程度。 

 

最初，亚丁只能翻译一点零碎的小文章。他也想自己翻译一本书，但却不知从何处下手。这时，朱光潜告诉他，小说来源于法国，法语的“浪漫”实际上就是小说的意思。为此，他翻译了第一本小说《保尔和薇吉尼》，笔名亚丁。朱光潜主动提出为这本书题写书名。 

 

1980年4月15日，法国思想家、哲学家让?保罗?萨特逝世。这位法国才俊的逝世，在当时中国的文化界引发了各种讨论。这自然也引起了亚丁的注意，于是，他翻译了萨特的《理智之年》等一些比较热门的法国现代文学作品。 

 

这本《理智之年》，为他打开了通向法国的大门。 

 

　　融入法国上流社会 

 

为了鼓励世界各国的年轻人翻译法国的文学作品，法国政府专门设立了“法国文学翻译家”奖，每年在世界范围内奖励5名青年翻译家。1985年10月，28岁的亚丁获此殊荣。他是至今中国的唯一。 

 

这个奖项非常特别。根据当时法国政府的规定，获奖者可以得到5万法郎的奖金，但获奖者必须亲自到法国领奖，而且必须在法国国内将这笔钱花掉。法方还将这笔奖金平均分为6份，要求获奖者每个月前来领取。如此，亚丁就有了一个前往法国的机会。 

 

1985年底，他飞赴法国，凭借翻译的奖金，在法国生活了一年多。这期间，他开始考虑如何继续留在法国，如何赚钱。他曾经尝试过去东方语言学院教中文。可是当他作为候选人填表时，听说录取名额只有一名，而候选人却有20多个，他当即把表撤了回来。 

 

这段小插曲是亚丁对中西文化碰撞的一次细微体验，“我竞争上人家要下，我没竞争上自己又会难过，这是我在中国习惯了被安排后出来经历的第一次竞争，就觉得这件事不好。” 

 

教中文未果，亚丁想到了写小说。此前他从未出过小说，更不要说法语小说。然而，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书就在我心里，它就要出生，就要通过你来到这个世界上，鬼使神差，完全着了魔，就必须写出来你才完整。” 

 

就这样，一本用法语创作的小说《高梁红了》诞生了。 

 

写投稿信时，亚丁以中国人特有的谦虚写下了“不揣浅陋、请多指教”之类的话，结果稿子投出去石沉大海。当时他的奖金也已经花完了，银行账单纷至沓来，无奈之下，朋友恰好认识一个大出版社的总编辑，建议他去那里试一试。 

 

亚丁硬着头皮给这位老太太打电话，碰巧她直接接了。一听说是位从中国来的年轻翻译家，老太太当即表态，你下午直接过来谈吧。这次亚丁直话直说了。 

 

“我当时就说我已经没钱了，谁跟我第一个签出版合同，谁第一个给我钱，我就给谁出版，好像自己是个大作家，出版社都在抢我稿子这种感觉。”亚丁清晰地记得那天是星期五。两天后的清晨，朦胧睡意中的他被电话吵醒，好消息传来了，“她说这本书太伟大了，你赶紧过来签协议。” 

 

这本书的轰动是亚丁自己未曾想到的。随之而来的作家称号一度让他感到害羞。然而，成功就这样飞快地来了：《高梁红了》一举成为当年法国最畅销的小说，并且在法国连续畅销10年。 

 

“当时电视台采访我，问我这本书稿还给过哪些出版社，我说给过谁给过谁，后来那帮人全被免职了。其实人家解释说当时投稿信‘不揣浅陋、请多指教’那么一写，就没人看了，认为你自己都不自信。我觉得这完全是两个文化之间的差异。” 

 

这本书给亚丁带来了一连串的荣誉，先后获1987年法国卡茨文学大奖、1987年亚洲小说奖、1987年法国匹里茨奖和1987年比利时皇家文学院小说奖，并进入龚古尔文学大奖的决赛圈。法国总统希拉克读完《高梁红了》，在给亚丁的信中写道：我怀着极大的乐趣，沉浸在这本体现了现代史实、中肯而又有份量的令人着迷的著作中。 

 

其后，亚丁又连续写了6本书，销量也都不错。亚丁一时成为法国知名作家，除了写作，他每个周末还被邀请去参加一些贵妇人的沙龙，在沙龙上讲文学、讲自己的书，也讲中国。 

 

　　文化使者的大事业 

 

在法国人的眼里，亚丁是以一个纯粹中国人的面貌出现的。也正因此，他的写作让法国人体会到了新鲜的东方文化。 

 

“我在书里描写塞纳河的时候，巴黎的人看了都觉得非常惊喜，因为我是东方来的人，我用阴阳来描述它。法国人感叹说‘你可以把塞纳河写成这个样子，我们永远不会对塞纳河有这种描述，永远不会有这种感受。’” 

 

从中我们可以解读到华人作家在海外成功的原因。其实，包括后来的程抱一、山飒，也都因这份文化的差异感、或者说异国情调的细腻体验而闻名。不管怎样，作为文革后出国的第一代海外华人，亚丁确实通过写作，成功地把一个传统的东方文化带到了法国，又把一个现代的法国带回了中国。 

 

他是中国华人中少数几个在法国家喻户晓、被法国人广为接受的作家之一，也因此结识了众多法国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这些人都以能邀请到作家亚当为荣，并不喜欢“文学花瓶”角色的他从中发现了新的机会。 

 

一日清晨，亚丁接到法国参议院院长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共进早餐。由于之前二人就已相识，亚丁欣然前往。在聊天的过程中，他了解到，原来院长是希望亚丁能够帮助他，通过非政府的渠道到中国去访问。 

 

1989年之后，中法之间的关系曾一度冷却。鉴于当时的特殊情况，院长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去促进法中关系的改变。其后，亚丁通过一些朋友向中国的有关上层人士传达了这个信息。为此，1991年他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 

 

1992年，在那位参议院院长的带领下，一批法国企业家成功访问了中国。当时，他们考察了广州，因此后来一批法国企业进入中国之初，就都落户在了广州。从此，亚丁开始做一些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随着此后中法关系的越来越好，他专门建立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致力于中法之间的交流。 

 

在这期间，亚丁曾做过法国工业部部长的顾问，协助其在中国开展一系列的工业项目交流活动。同时，一些法国企业巨擎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初，也纷纷找到他做顾问，包括法国电力、阿尔斯通、欧莱雅等。他被聘任为法国大型品牌进入中国和中国市场的著名策略人。 

 

近些年，亚丁的角色越来越丰富，策划人、影视制作人、导演、环保倡导者、文化大使……多种角色集于一身，但都与“文化交流”有关系。2005年中法文化交流年，由他策划的中国年开幕式——雅尔音乐会等主要活动曾轰动一时。 

 

多年的法国生活让他对法国文化感同身受，“法国文化是一种平和的文化，他把精神变为物质的，所以有了这么多建筑文化、文学作品，他又把物质的变成了精神的，把物质的感受精神化了，比如阿尔卑斯山。这种平衡是其他文化里不存在的。中国文化把精神的物质化得很少。” 

 

于是，在中国、法国间穿梭的亚丁就经常感觉到两种文化的激烈摩擦，“我是法国人的时候，就是一个法国人，当我是中国人的时候，又有人说我是最中国的一个中国人。这两种文化在我脑袋里变成了两个堡垒，两个阵地，互不相容。” 

 

无论如何，他最终变成了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承载者，他办法国国际影视艺术学院，校训体现了典型的西方教育理念：“不是灌满一瓶水，而是点燃一团火”；他介绍法国最先进的环保技术、最时尚的建筑艺术进中国，可是他又对中国道家文化痴迷不已；他以文致富，却也经常在文化中迷失……

 

 

 

 

中国大迁徙镜像之五——深圳：迁徙之城 

 

深圳的人口数已超过1400万。 区区不过2020平方公里，云集着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非深圳莫属。 

 

2007年9月的深圳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暨“两无”活动经验交流会上，深圳市副市长李铭根据各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报上来的外来人口数字，现场用计算器敲出来粗略的数字——外来人口已经超过1200万，加上现有的200余万户籍人口，深圳的人口数已超过1400万。 

 

区区不过2020平方公里，云集着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非深圳莫属。 

 

　　千万外来人缔造现代化都市 

 

1980年8月26日，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诞生，怀揣着梦想的各路人马开始朝这个此前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汇集。 

 

1985年，广东吴川的农村人陈华，拿着姐姐给的85元来到深圳，在工地上做小工，每个月只挣50元，饭都吃不起。十年后，陈华创立了京基公司， 2002年花25万美金请前美国总统克林顿来为楼盘做宣传，2005年，陈华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当年中国胡润百富名人榜上，上榜资产为21亿元人民币。略一算计，这个四十来岁的吴川人所拥有的资产几乎是以一年一个亿的速度在增长，缔造了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财富神话。 

 

2007年5月，陈华又迎来新的扩张，他拥有的位于深圳最漂亮的海滩大梅沙的五星级海景酒店开张营业。类似陈华这样成功的名字还可以列出很多。他们都是这一拨迁徙者中的幸运儿和领头雁，但对于这一轮如百川归海般的迁徙中，更多人则如祝日升一样默默无闻。 

 

2006年，深圳市外来劳务工最为密集的宝安区发起筹建“宝安劳务工历史博物馆”，捐献数十件打工物品的安徽籍务工人员祝日升的故事被媒体发掘出来，他的18年务工生涯是众多外来工的缩影。 

 

1988年的冬天，刚刚初中毕业的祝日升提着简单的行囊，来到了当时在内地名头最响亮的特区——深圳。祝日升参加了一个福建在深圳的工程队，抬石头、挖水沟、挑沙浆，三年下来，居然积攒一万多块钱，他用这笔钱在安徽老家建了新房。 

 

1997年，祝日升结了婚，后来又有了两个儿子，他在深圳的年薪都维持在三万元上下，除去开销，每年都“至少攒下两万元”，因为能挣到钱，他没有按照原先的预计回到老家，一直停留在这个城市，一呆就是18年。 

 

越来越多的人向这个小渔村汇集，由最初的30万人口基数，到2007年并不准确的1400万，20多年，人口增长了近40倍，每平方公里达5000人，这一速度同样堪称全国之最。这些人在实现自己梦想的同时，也在为这个城市的GDP添砖加瓦。 

 

两万来自五湖四海的工程兵就地转业，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的脸面——深南大道建起来了，上海宾馆盖起来了，第一高楼69层的地王大厦矗立起来…… 

 

深圳市政府材料显示，从1980年到1994年，深圳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速度，生产总值以35%的递增速度历时9年突破100亿，再经过5年突破了500亿。1994年后，全国各地的改革开放不断推进，国家给予深圳的“特殊政策”变成普惠政策，但这并未能阻挡“深圳速度”神话的缔造，GDP的增速仍在20%以上，先后突破1000亿，2000亿，3000亿，2006年更是达到5813.56亿，最终由一穷二白一跃为全国第四。 

 

深圳大学易松国教授分析认为，从深圳总体来看，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倒挂的倒金字塔结构越来越明显，现在深圳1400多万人口中更大比例的是外来务工人员、流动人口。倒金字塔结构的第二个表现是社会阶层比例的失衡，在1200多万深圳人口中，精英人群、高收入人群以及包括公务员在内的中产阶层，比例都很小，而每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民众，以外来务工的流动人口为主体，五年来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一座移民城市的开放与包容 

 

人多起来是一种什么景象？深圳年复一年不亚于“敦克尔克大撤退”的“候鸟”北归是这个中国最大移民城市最直观的体现。年前返乡之时，深圳火车站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真正进入春节，数百万人一夜北撤，深圳几成空城。 

 

2004年，深圳航空推出“亲情航运”，即由家乡接父母亲人年前飞往深圳，机票低于两折，记者以低于火车票的350元机票，接来父亲来深圳过年。 

 

那是一个无比寂廖的春节，与家乡的热闹和鞭炮齐鸣相比，深圳十分安静，只有在夜空中偶尔燃起的几束烟花让夜空有了一点动静，在街上找不到开业的餐馆，甚至连车辆和行人都很少，昔日拥挤不堪的菜市场也只有几家还在留守，也没有多少人买菜。同一层楼也没有邻居在家可以聊天，走了，都走了。刚到初五，父亲便坐不住了，“这里人少了，一点年味都没有，还是回家去吧”。 

 

这里不是自己的家，35岁的祝日升就是这种感觉。虽然已经是十来岁孩子的父亲，这个穿着一身蓝色工装的安徽汉子面对记者一笑起来露出满口干净的白牙。18年的城市打工生活改变了他很多，有了良好的卫生习惯和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但一直没有改变的是他的身份，他仍然还属于外来工的一员，没有获得这个城市的一纸户口。 

 

也正是这个有着候鸟特性的城市，却形成一种独特的城市文化：开放和包容。开放自不必言，深圳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小渔村变身国际都市，本身就是开放的结果。包容则是令人才感到最舒服的创业外部环境，英雄不问出处，在深圳没有形成核心的主流文化，自然无须舍弃自我，可保有个性的自由与空间，这也使深圳充满了勇于开拓的朝气，不断创新的精神和活力， 让深圳成为实现梦想的舞台和品牌企业的孵化器。 

 

　　本地土著与外来人的对立和冲突 

 

有没有一纸户口在深圳有着天壤之别。拥有这一纸户口，意味着可享受深圳医保，看病吃药基本不用掏钱；意味着有机会去争取福利房，早期深圳梅林一村的福利房，均价1500元一平方米，如今已经翻了10倍；意味着孩子可以免费接受深圳的义务教育，而外来人口一学期的借读费高达近900元；甚至香港自游行的通行证，也只是针对本地户籍开放，外来工还需要回到各自家乡办理，并加入旅行团方可赴港。 

 

这种不同的人享受不同待遇也造成一定程度的本土土著和外来人员的对立。拥有深圳本地户籍的话，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在以收租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众多深圳村落，一出生就往往意味着数十万的年底分红，以致于还引发一些“外嫁女”讨要分红的风波。 

 

与这些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本地土著相比，外来务工人员不仅要在工厂里一天工作十来个小时，从事着环卫、清洁等低廉工作，还要背负着岐视的目光。 

 

2006年2月，在龙岗街道办事处辖区的怡丰路黄龙塘市场附近的大街上，警方挂出“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和“凡举报河南籍团伙敲诈勒索犯罪、破获案件的，奖励500元”的大横幅，两条幅落款均为“龙新派出所宣”的字样，此举引发广泛争议，对外来人员和地域歧视的声讨也因此拉开，最后以警方道歉，相关社区民警被开除告终。 

 

深圳警方公开发表的一份《深圳蓝皮书》是首次公布深圳市公安部门就外来人口问题所写出调研报告，报告中认为，绝大部分外来人口是对城市有贡献的城市劳动者，真正破坏治安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只占外来人员约0.7%，“但这一小撮坏分子，是一个巨大的绝对数，是城市市民安全的隐形炸弹”。 

 

深圳的外来人口中，从总体上看，“打工一族”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且多来自农村。绝大多数打工仔、打工妹来深圳后主要任务就是在工厂打工挣钱，最大的心愿就是将积蓄邮回贫困的家乡让家人生活得好一点。当然他们当中也有很多人节衣缩食，争取进成人高校和各种不同层次的业余专业技术学校学知识和技术，希望几年后可以“引水返乡”。对待这个城市，他们更像是一个旁观者，而心底最眷恋的却永远是自己的故乡。 

 

 谁在抛弃深圳VS深圳在抛弃谁 

 

2002年11月，网名“我为伊狂”呙中校的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引爆深圳，轰动全国。2004年底，呙中校主动离开深圳，赴香港工作。身在香港，他却依旧关注深圳。5年不到的时间，呙中校又抛出一文，这次由深圳已经从“你被谁抛弃”，变成了“你在抛弃谁”。 

 

如何让主动迁徙到深圳的人留下来，也成为深圳正在思量的问题。前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提议不再提“农民工”，而采用“外来务工人员”这一更为尊重的称谓；在社会保障层面，深圳今年5月还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低缴费、广覆盖、保基本”的劳务工合作医疗制度，每月企业交8元、劳务工交4元，就可保证劳务工的门诊和住院。2005年，深圳特区内劳务工的最低工资达到690元，居全国首位。《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欠薪保障条例》自1997年1月1日实施以来，不仅使用欠薪保障基金垫付企业欠薪4595万元，使33899名劳务工受益，前不久还开展维权活动，半年就为劳务工追回欠薪2.37亿元。深圳制定了17项法规和规章，严格限制和制止部分企业对劳务工的非法盘剥，在法规上对工作时间、加班限制、工资计算与发放、休息与休假、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等作出规定。为满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需求，深圳市每年投入55亿元用于教育，外来务工人员入学子女已达到50万人。 

 

也有网民提议，深圳作为具有独特性移民城市，应设立“暂住人口节”或称“移民节”，一方面增强归属感；另一方面以这种方式表示对这个群体的一种特别的尊重。 

 

这一倡议引起网民热烈讨论，大多数网上回帖都表示支持。有关专家认为这反映出作为移民城市的深圳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但认为设置暂住人口节不妥，可能会人为造成暂住人口与常住人口的对立。 

 

曾任深圳市长的于幼军表示，如果一个城市里长期生活的绝大多数人口是流动的，这些人对这个城市没有认同感，没有“根”的感觉，那么这个城市的心态一定是浮躁的。在二次创业之际，如何留得住人？让更多的人分享改革开放成果，正成为这个城市主政者挽留人心的响亮口号。 

 

祝日升下一步考虑在深圳的宝安区买房子，“我把家里面的房产卖掉，足可以支付在宝安买房子的开销了。”祝日升憧憬着，“到时候，就把老婆和孩子们都接过来，户籍制度以后也肯定要改革的，像我这样的兴许都会有机会……”他说。 

 

1987年12月1日下午，在深圳会堂，中国第一场土地拍卖正式开始，敲响了新中国拍卖土地第一槌，一块面积为8588平方米，有50年使用权的土地以525万成交，这也成为深圳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 20年后的6月28日，一块土地面积5000平方米，天健公司竞得总价1.66亿元，楼面地价高达1.533万元/平方米，谓创深圳楼面地价的新高。 

 

高昂的地价自然带来高昂的房价，祝日升离梦想也越来越远，高昂生活成本也令更多怀揣着梦想而来的人感到居深圳不易，不少选择了放弃和迁移，这也让这个本来无根的城市，以及诸如北京、上海这些物价高企的城市主政者倍感挠头

。 

 

 

 

中国大迁徙镜像之六——"外地人"催生"新北京" 

 

二十年来，北京吸引了大量的外地人来这里淘金，加上中国人的老乡情结，于是就形成来自同一个地区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城中村”。比如北京的“浙江村”、 “河南村”、“安徽村”、“新疆村”等等。 

 

咔、咔、咔、咔……张景富手起刀落，案板上的一块面就被他剁成了七八条，两条上下叠在一起，双手麻利地一抻，下锅，一根油条很快就炸好了。 

 

每天早上5点，张景富都重复着这样的动作。6点，吃早餐的人就会多了，如果不提前炸好，根本就供不上客人吃的。 

 

张景富的小餐馆在木樨园天雅服装大厦后面的一条小巷子里，巷子虽小，人却出奇地多，到处是肩背手提黑色塑料货袋或蹬着三轮车装卸货物的人。张景富说，他们都是来这进服装的，一年四季每天都这么多人。 

 

北京木樨园、大红门服装商业街，从天安门广场向南只有5公里，平均日吞吐货物量达2000吨，年交易额300亿元人民币以上，占据了北京服装业交易额的54.5%。张景富的小餐馆占了地利之便，生意非常好。 

 

十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破落，一个个临时搭起的砖棚随处可见，街道又窄又脏，是一群浙江人把这里捣鼓成了长江以北最大的服装集散地，因此这里也被称为“浙江村”。 

 

  浙江村：最有活力的“城中村” 

 

所谓的“浙江村”，它既非自然村落，也非行政区划，是指在北京经商的浙江人自发形成的聚居区。其范围主要在丰台区南苑乡的时村、果园村一带。南北从木樨园到大红门，东西从马家堡到成寿寺。 

 

上个世纪80年代初，这里的房租非常便宜，距离赵公口长途汽车站、北京南站也比较近。以浙江温州人为主的来京务工人员看中了这里的地理位置，陆续在这摆地摊做起了服装生意。 

 

林立昌是最早一批来北京的浙江人，他告诉记者，1985年他这里来时，整天背着一个大包，东躲西藏地摆地摊，城管来了，包起来就跑。二年下来也没挣到什么钱，这其间他还蹬过三轮车、擦过皮鞋、卖过眼镜，“成天蹲在大街上风吹日晒，那叫苦啊”。 

 

林立昌的命运转折在于抓住了一次机会，而他的经历也是“浙江村”形成的原因。1988年，他靠倒卖了皮茄克挣了一笔钱，于是他干脆在附近租了一间面积只有 30平方米的房子，自己办了一个加工厂，白天摆满缝纫机等工具，晚上就睡在地板上。“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是很多浙江人的发家经历。 

 

那几年皮茄克非常火，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甚至许多外国人都直接来这里采购，林立昌经常几天不睡觉连续赶活。后来自己实在做不过来，就找来了家里的亲戚，亲戚又带来了老乡，老乡又带来了自己的亲戚。于是，在这里的浙江人就越聚越多，“浙江村”就是这样形成了。 

 

“浙江村”逐步摆脱了那种低级的经营方式，林立昌也苦尽甘来，不仅有一个小型服装加工场，在天雅、京温、龙秋等批发市场还拥有七个摊位，资产过百万。“这不算什么，和我一起来的老乡，资产过亿的有很多。”林立昌说。 

 

从“浙江村”走出来的一大批富翁，在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后，开始涉足更多的行业。房地产开发、文化传播、矿山开采以及互联网等高科技行业几乎都有浙江人的身影。 

 

　　福建村：以建材生意为主业 

 

在北京，像“浙江村”这样有明显地域特征并做着同样生意的村落的还有“福建村”。 

 

八闽大地，山清水秀，但是过去交通条件很差，几乎无田可种，只好经商。福建人从小耳闻目睹的情景就是祖辈父辈外出经商，其吃苦精神和适应能力不比浙江人差。 

 

在京郊立水桥以北1公里的范围内，沿公路分布着以福建人为主，经营木材、铝合金建材等大大小小的建材贸易公司，这里就是“福建村”，但并不像“浙江村”那样有名，只是外界常把这里称为“福建建材村”，其实他们自己很少这么叫。 

 

“福建村”的兴起得益于1980年代以来北京北郊大规模的房地产投资。立水桥方圆十几公里的范围内新建的花园、别墅、公寓以及奥运村的建设，为建材贸易提供了很大的市场。福建建材商看好了这个机会，便纷纷在立水桥附近开起了公司。 

 

福建人也是中国有名的一大商帮，福建泉州、晋江、石狮的服装鞋帽遍及全国，沙县人开小吃部，安溪人卖铁观音，莆田人除了做服装生意，还很善于经营医院，据说，全国80%的私立医院的幕后老板都是福建莆田人。 

 

新疆村：曾经扎堆开餐馆 

 

像许多事物那样，北京的村落也有产生和消亡的过程，曾经红火了一时的“新疆村”则早己消融在北京的各个角落。 

 

新疆村早在1970年代末就开始形成，分为两片，一片在甘家口，一片在魏公村，多以开饭馆为主业。最初，在魏公村地区的几条街边上，由于有很多新疆人开的餐厅，附近居民的出租房大都出租给了这些新疆人，形成了“新疆村”。 

 

但是由于拆迁和旧城改造的原因，新疆村消失了，但要在北京找一家新疆餐馆还是很容易。 

 

在朝阳区金台路路口向南500米，就有一家新疆餐馆，这里的服务员是清一色的小伙子，穿着一模一样的红色休闲服，而且都统一剃着铮明瓦亮的光头。服务员与客人之间说普通话，他们之间都是讲新疆话，开始你会不适应这样的服务方式，还会有些胆怯，但是很快就会习惯了，他们都很热情，有叫必应，关键是菜很好吃，上下两层楼，几乎天天爆满。 

 

这家新疆餐馆的老板告诉记者，“新疆村”起源于甘家口附近的西苑饭店。西苑饭店兴建于1950年，当时叫西苑旅社，是作为团结穆斯林民族的窗口建设的。从 1950年代开始，国家陆续从新疆招了一批厨师进京。新疆厨师们又慢慢地带来了他们的家属和老乡，由于语言和生活习惯方面的原因，他们大多居住在同一区域，并多以开餐馆为业。 

 

安徽村：不乏精英人物 

 

安徽自古就是苦地方，地处江淮之间，自然灾害不断，每次战乱都绕不开安徽。由于生活所迫，每年都有大批的安徽人进京打工，他们大多居住在海淀区知春路的西五道口和蓝旗营附近。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安徽村”。 

 

安徽人在北京没有固定的行业方向，但在各行各业中都不乏精英人物。黄远征刚来北京的时候，是给一搞装修的江苏老板打工，很被人瞧不起，有时候挤上公交车，会招来很多白眼。他也无法融入大城市的高楼大厦和北京文化，每到春节他就迫不及待地买票“回家”---安徽。 

 

五年前，他开了一家装修公司，有了自己的车和房子，孩子也接到北京读书，也有了自己的一个社交圈子和一些朋友，偶尔回安徽老家一次，也呆不了几天就又急着“回家”——现在他说的家是指北京。像他这样当年来北京打工的外地人，许多都变成了实际意义上的北京人。 

 

外地人影响了北京的生活方式，北京也接纳并改变了外地人的思想。 

 

毫无疑问，外地人在推动北京发展的同时，也对北京的城市功能和生态环境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公安部最近公布的资料显示，北京市总人口数量已经突破1700万人，其中，流动人口数量突破510万，约占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 

 

专家认为，既然市场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那么以经济要素驱动的人口大迁徙也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京务工，同样每天也有成万上千的人黯然离去，北京的人口不会无限制地膨胀下去。正是因为这些外地人的大批迁徙和融入，北京才变得更加多元，更加包容。

 

 

专家谈中国城市化进程:快了？还是慢了？ 

 

中国城市化的速度是快了还是慢了？中国城市化下一步的方向是什么？中国的城市化将为整个现代化进程带来怎样的机遇与福音？ 

 

有共识，也有争论。 

 

崔传义：城市化率应该高于非农就业比率 

 

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目前中国43.9%的城市化率已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比改革初，高了20个百分点。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是滞后的。 

 

按国际一般情况，城市化率应该高于非农就业比率。目前中国非农人口就业比率为56%，远大于中国的城市化率。同时即使统计数据上的那些人口，也没有真正城市化。国家统计局把在城市就业居住达到半年以上的人口即统计入城镇人口，但事实上，1.6亿或者更多的人,并不享有城市的相关权利、福利。没有参与到城市社会的管理活动中，没有定居，没有市民待遇，他们仍是不够格的城市化人口。 

 

　　王春光：彻底城市化刻不容缓 

 

从一国现代化进程来看，农村人口向非农和城市转移是一个必然趋势。国家应该创造机会和条件，让已经在城市务工多年的农民工彻底地实现城市化，而不能让他们长期停留在“半城市化”状态。如果长此以往，大量年轻农民工或者说新一代农民工会失去了“根”的约束，成为漂泊一族。农民工没有了社会认同，也就会对社会缺乏强烈的责任心，对社会秩序带来严重的冲击。 

 

就目前来说，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状况并不是那么乐观。我曾用“半城市化”来描述他们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即一只脚跨进了城市门口，而另一只脚还在城门外。由于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农民工不能过着稳定、健康和体面的家庭生活，由此带来的是子女教育问题、父母赡养问题、家庭婚姻问题等，农民工把青春、健康贡献给城市，却把伤病、年迈带回农村，由自己承担。对城市社会来说，农民工的不断流动，不利于社会管理和秩序维护，更不利于就业队伍的稳定和技能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甚至阻碍着国家综合竞争能力的提升。 

 

加快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不仅是农民工本人的需要，而且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已恰到其时，不能再耽误下去了。 

 

党国英：中国城市化的速度绝不是快了，而是慢了 

 

中国城市化的速度绝不是快了，而是慢了。如果没有土地、户籍等体制性的障碍，中国的城市化率会更高。中国城市就业空间被大大挤压了，GDP增长和劳动力就业增长间有一个比率，但中国常年都是GDP增长远远大于劳动力增长。这说明工人劳动强度在增加，劳动时间在增长。加油站工人每周工作80小时，比法定工作时间翻一倍。我做过一个估算，只考虑劳动时间，不考虑其它因素，落实8小时工作制，每周只工作40小时，中国的就业就可以增长4000万。 

 

王春光：建立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支撑体系 

 

与进城务工的老板不同，农民工缺乏自主融入城市社会的强大经济实力，他们赚的工资不足以维持他们在城市的最基本的体面生活，因此必须要借助于城市社会给予相应的支撑体系。 

 

这种体系应该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制度和政策体系，另一部分是民间社会体系，还有一部分就是市场体系。实际上，我国城市还没有建立这样的体系。 

 

跟以前比，我国在制度和政策上有了显著的改善。执政者已经把农民进城务工经商视为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趋势和要求，试图给予农民工更多的平等权利，比如取消了各种不合理的收费，赋予农民工子女同等的受教育权利等。但是，目前的制度设置和政策制定的目标还不是为了将农民工吸纳为城市居民，而仅仅在于改善农民工的权利状况。如果要把农民工吸纳为城市居民，必须设置赋予农民工以平等的国民待遇的制度和政策，包括没有歧视的户口制度、城市福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政治参与制度等等。 

 

温铁军：在资源短缺的条件下加快城市化步伐，会遭遇资源、环境的瓶颈 

 

中国城市化的比值仍然低于全球城市化的平均比值，但如果按照绝对值来看，中国已经有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人口，它所连带发生的问题，不仅仅只是一般的社会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资源、环境、生态等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刚搞改革开放时，中国城镇人口只有两亿，现在接近六亿，已经翻了一番半。这20多年，中国经济翻了两番，城镇人口翻了一番半，这应该说绝对不是城市人口发展慢，而是城市化发展速度非常快，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儿过快。 

 

中国在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的条件下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其结果可能会遭遇资源、环境的瓶颈，这个瓶颈是人的能力所不能突破的，包括中国现在对外贸易所受到的一片批评，在海外，我们以为，在市场上只要我们花钱就可以买到原材料，但我们却被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中各种各样的声音所批评；我们以为，在市场上只要我们有优势我们就可以出口，但我们却遭到一片反倾销，针对我们的贸易壁垒也在增加。所以实际上，如果中国以有限的资源和不断增长的人口这样一种国情，却试图按照以往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走下去，那么，无论你是多么平和，你也走不下去。 

 

　　城乡之辩 

 

党国英：让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最终慢慢住下来 

 

目前中国村庄占地近18万平方公里。如按城市标准，一平方公里住一万人。那这些地方可以住18亿人，而中国的农村实际只住着7亿。可见中国农村空心化的程度和土地浪费的程度。 

 

农民工赚的钱，每年都从全国各地汇到农村，到了农村又都是用来盖房。我做过农村宅基地调查，农村最大的开支就是盖房。除了私人在农村投入，政府建设新农村也有投入，比如道路等基础设施的投入。第一代农民工过年的时候还愿意回去。可是他们的后代绝大多数不愿意回去，想完全生活在城市。因此那些在农村的投入就是很大的资源浪费。 

 

能城市化尽可能城市化，让农村人口慢慢流到城市来。村庄自然消失，发展规模农业。城市化需要一个过程。三五十年后，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最终会慢慢住下来。 

 

 贺雪峰：应该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高到战略的高度 

 

当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城市能够提供比较多的就业机会，能够容纳较高质量的总体生活水平。但若出现世界性经济箫条的话，其后果就会非常严重，因此，中国不能选择贫民窟式的城市化道路，而应该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高到战略的高度。 

 

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城市吸纳越来越多的人口，农村人财物不断地流入城市。农村处于自然衰败之中。9亿农民的城市化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部分的农民还要依托于村庄生活。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农村是可以回去的“家乡”，是廉价再生产劳动力的场所，又是调节劳动力供求的蓄水池。 

 

均衡之忧 

 

段成荣：需要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 

 

一个常常被人忽略的问题是，中国地区以及城市间发展的不平衡。各种资源都集中在了一些大城市。公安部很多年前就在搞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法，没有推出，估计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担心政策一放开，大城市可能被挤爆。 

 

中国需要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欧洲值得学习。他们也有巴黎、法兰克福一两个大城市，更多的却是一大批均衡的几十万人的中等城市。如果中国的中部、西部以及东北也能形成类似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以及环渤海经济圈的都市经济圈的话，那么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口，才能更均衡的分布，而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也才能得以更好的解决。 

 

贺雪峰：过度城市化，可能出现贫民窟 

 

城市化速度快，更多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竞争激烈，无法就业，或者劳动力价格太低，而这些在城市的农民如果回不到农村的话，就可能形成贫民窟。  

 

发展中国家，不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较低，而且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处于高竞争的产业末端。高竞争导致低利润。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通过国际产品交换，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不断从发展中国家得到表面上平等的交换以外的更多的资源的好处，这样一来的话，发展中国家就不能提供高收入的就业机会，就会出现血汗工厂，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中国如果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在中国的经济结构及其国际处境不改变的情况下，就要做好出现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准备。 

 

　　郭存海：拉美的城市化中出现 “逆城市化”进程 

 

拉美城市化的一个典型特征是超大城市化，即人口过度集中于一两个城市，特别是首都。拉美的城市化中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逆城市化”进程，即人口由向大城市核心区集中转变为向郊外和卫星城分散。拉美的“逆城市化”与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的不同在于，后者是追求生活质量的一种自由和主动选择，而前者则是低收入阶层被动地边缘化。在拉美，城市的空间扩张比人口膨胀更快，其主要成因是，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和城市生活成本的攀升导致越来越多的低收入阶层从原来相对靠近市中心的简陋居所向城市周边转移，不断地扩大城市规模，形成一种“贫民窟包围城市”的尴尬图景。贫民窟往往是毒品交易和暴力犯罪的重灾区，也是城市管理的软肋。 

 

 

享受并恐惧着——全球化背景下的迁徙图景 

 

没有不断的、经年累月的，不懈的迁徙，就没有后来的人类文明的时间意义上的延伸和文明水平的升华，现代社会形态的分化与融合，现代民族的形成与延续，无不与迁徙相关。 

 

迁徙造就了人类文明社会 

 

人类社会的发展，缘于连续不断的迁徙。 

 

可以说，没有不断的、经年累月的、不懈的迁徙，就没有后来的人类文明的时间意义上的延伸和文明水平的升华。现代社会形态的分化与融合，现代民族的形成与延续，无不与迁徙挂钩，如美国大片《亚瑟王》，演绎的是一个民族自身形成独立国家的历史渊源，罗马人迁徙到大不列颠群岛并成为统治者，中世纪时罗马统治的衰落导致领主与骑士间的混战，还导致了萨克森人的入侵(武力迁徙)，亚瑟及其骑士队伍，还有历史上被称为“野蛮人”的底层族群的联手，与萨克森人在殊死决战后，建立了大不列颠王国。而这个大不列颠王国在率先完成工业革命，进入现代文明发展期之后，其所作所为也离不开大规模的迁徙，即所谓“顺向迁徙”，大批大英帝国的子民在资源分配武力争夺战的时代，迁徙到北美、亚洲、澳洲各地，形成了被称之为“殖民地”的领地形态。现代澳洲的国家成形，乃至于当代最强大的经济、军事巨无霸——美国的诞生，其催生婆就是迁徙，大不列颠帝国在其全盛时代掀起的迁徙潮，竟是现代发达世界和欠发达世界共同的成因。 

 

是人类社会、世界文明的发展需要迁徙的助推，还是人类社会、世界文明的发展催生了迁徙，其因果关系是复杂、含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们是伴生的。远古时代通过迁徙造就了多个人类文明发源地，产生了不同形态的人类文明，近现代的迁徙则造就了现代国家形态的确立，随着通过政治手段强行分配资源的时代的逝去和以经济、科技、工业发展和市场配置资源时代的兴盛，一个叫做“全球化”的概念开始成为行动准则。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作为生产力中最重要的资源和消费市场的终端，其迁徙是必然的，而世界经济的领跑者，西方发达国家所面临的迁徙问题，就更为壮观、更为猛烈、更为复杂，用一句话形容就是“享用并恐惧着”。 

 

享用迁徙 

 

欧美发达国家的物质生活、社会福利、社会文明、工业生产、科技发展的水平，无疑是傲视全球的，但是再现代化的生产和市场体系，也离不开人力劳动，人力成本还是现代生产体系中最关键、最具分量的开支，欧美发达国家本土住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追逐高收入的白领、金领职业岗位，因为生活优裕、工作压力等产生的少生育、不生育的生育观导致的出生率下降，形成了一种人力需求落差，需要愿意从事低端劳动的群体来补充日益枯竭的劳动力资源，需要能够接受较低收入水平的群体来降低人力成本。 

 

从另外一方面看，当今的世界经济格局，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态势，国家意义上的贫富差距在全球化背景下，非但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拉大，资料表明，1913 年，最富国与最穷国财富相差10倍，2000年，差距为71倍。发达国家利用全球化规则，在资源配置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这种格局，为发达国家带来了滚滚财富，也有力地支撑着发达国家内部的物质生活、社会福利的高水平。生活条件的优越，导致发展中国家人群向往发达国家物质环境的心态，催生了迁徙的动因。在发达国家居民看来属于低水平的收入，在发展中国家居民心目中，已经处于在本国高不可攀的水平，“高福利、高收入”形成了一种流动落差。而这种流动被称为 “移民”，也就是人口的迁徙，值得玩味的是，有人把当今的迁徙(移民)，称为“逆向移民”，就是说相对于殖民主义时代的“顺向移民”，即发达国家居民向殖民地国家迁徙，在历史的回转中逆转为“逆向移民”了，原殖民地国家的居民，反过来向原宗主国迁徙，更值得玩味的是，两种迁徙的驱动力均是一个关键词——利益，当年是为掠夺殖民地的财富迁徙，当今是为追求更好的生存环境、获得更多的财富迁徙。 

 

客观地说，这是一种“双赢”的运动，不能单纯地说哪一方面沾了哪一方面的“光”。曾经有报道称，来自一些贫穷国家的非法移民，在欧洲干两年的收入，差不多相当于其在国内干一辈子的收入。 

 

然而，移民迁徙到欧洲打工，并非单方面享用欧洲社会的“恩赐”，欧洲实际上在享用着移民潮带来的“迁徙福利”，从人口、劳动力层面分析，有资料表明， 2010到2030年，欧洲25个成员国当中16-24岁年龄层的人数减少700万人，25-54岁年龄层减少2500万人，而55-64岁年龄层的人口将增加近900万。这个劳动人口的缺口，只有依靠外来人口的迁徙解决。从劳动领域分析，英国广播公司曾报道：如果英国消费者在超级市场买一包芹菜，这包芹菜很可能是由尼日利亚的劳工种植、波兰工人收割再经过中国人清洗的。可见，底层的低技术劳动，已经完全依赖于外来迁徙人口。从劳动力成本分析，英国4/5 的新移民每小时挣4.5镑到6镑，而1/5的全国劳动力挣的小时工资低于6镑。有英国官员说，新移民使建筑工人的工资降低了一半。谁在享用这些廉价劳动力的利润，当然是当事国的雇主、企业们。 

 

恐惧迁徙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欧美发达国家不可能一方面享用全球化背景下大迁徙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又不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如何让迁徙的移民共同享用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成果、社会福利，如何让迁徙人口完成外来者到公民的国家认同，如何让不同种族、文化和谐相处，从目前看来，欧美发达国家面对人口的迁徙，表现出一种恐惧心态。 

 

首先是种族认同的恐惧感，外来迁徙人口的剧增，令传统的欧洲血统国民感到了种族层面的压力，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曾经发表过一个国防部官员的言论，此公出言惊人，说摧毁英国甚至欧洲的是蜂拥而至的外来移民，这批数量巨大的移民很难被同化，因为“全球化已令同化变得多余和不合时宜”，他们(外来迁徙人口) 并不效忠新的居住国。在移民潮的冲击下，欧洲人口迅速膨胀，西方的文明环境遭到破坏，“好像当年罗马帝国面对哥特人这些野蛮人入侵的情况”。显然，这位官员在“文明”的外套下，骨子里还是“白人至上”、“盎格鲁?撒克逊血统优越”的现代版。而现实的确是在表达这么一个事实：外来迁徙人口的涌入，正在实实在在地改变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口结构。根据荷兰官方公布的数字，荷兰1630万人口中，拥有非本土背景的人口达310万，其中170万来自欧洲之外。英国总人口约为5700万，其中移民为430万，占人口总数的7.53%；而德国和法国的移民数量已经占到人口总数的10%左右；布鲁塞尔每年新出生的婴儿中有一半以上名叫穆罕默德。总的来看，北美外来迁徙人口达13%，欧洲达7.7%。 

 

其次是对外来迁徙人口冲击社会安定的恐惧，社会的多个基本元素，文化、宗教信仰、就业压力、收入水平、社会福利等，都在大量涌入的外来迁徙人口面前凸现出矛盾，矛盾得不到化解，就必然引发冲突，往往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在已经深入到内心的移民问题情结的牵动下，会引发社会公众的太多、太过分的联想，乃至于催生更大规模的社会冲突。 

 

借用美国前国防部长曼斯菲尔德的概念，有一种潜在的“老欧洲”意识在主导着欧洲发达国家对待外来迁徙人口的思维，从政府层面，欧洲发达国家越来越奉行更加强硬的、苛刻的移民政策，从民间层面，近年来不断冒头的种族主义、新纳粹分子、极端分子就是这种恐惧心理的发酵物。 

 

事实证明，欧美发达国家不断地、深入地挖掘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丰厚红利的同时，在接受全球化背景下的人口迁徙浪潮问题上，却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