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记忆之（十二）金庸侠的精神与精神里的侠

 

　　武侠武侠，有武就离不了侠。说完了武，就到了侠。
　　金庸笔下，塑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侠客角色，凡是喜爱金庸的，大概都能说出一堆人名来。
　　一般人的眼里，金庸这么喜欢写大侠，成功塑造了那么多大侠，应该是很推崇侠义精神的了——其实，金庸对侠义精神，一向持悲观态度，有一种近乎本能的不信任。或者说，本来那就是他作为挽救心灵深处某些东西的救命稻草，既然是稻草，也就顶不得什么用——也许他自己都没意识到。但是，一个作者，无论如何懂得伪装自己，无论如何懂得隐藏自己的想法，也不可能在作品中完全没有泄露。金庸写了那么多书，想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是不可能做到的。
　　不过这也很正常，一般来说，文人和艺术家都是悲观主义者和一定程度上的疯子，哲学家也一样，除非他们已经彻底疯了：）
　　好，不再胡乱发挥了，回到正题。

　　什么是侠的精神？
　　中国古代文化推崇的人文精神，大致脱不了“忠孝节义”的范畴，或者换一套，“仁义礼智信”。对“侠”来说，最重要的，自然是“义”字，其他的不可或缺，但是相对来说，不如义重要。比如我们标榜千古的关二爷，其他缺点都很明显，一个义字，就令他风光无限。到了“山东呼宝义”宋公明，靠一个义字就领袖群伦吃遍天了。
　　金庸笔下的侠，人格不一定完美，“义”的品质却是不敢唐突的。

　　武侠到了金庸手里，人格的层次不再那么简单化，要探讨的内容也丰富多了，毕竟，天下已经不再是中国人的天下，中国文化也不能再缩起脖子里称老大，二战已经打过，日本已经抗过，殖民地还在对付着，家国情仇，已成过去，也不再由知识分子操心，儿女情长，渐成新宠，算是新时代的新职责。此消彼长，事情已经复杂到传统形式和流程无法承当。
　　不变是不行了。

　　传统意义上的“侠”，缺点往往不少，比如性格简单，粗暴唐突，崇尚武力，暴力伤及无辜等等，这些内容，都已经不适应新的时代。
　　只做“好汉”已经不能在新时代混下去了，金庸笔下的侠，自然也就有了新时代的新内容。
　　传统意义上的“侠”的优点和特点，大致上就是：行侠仗义，锄强扶弱，打抱不平，舍己为人。发展到极致，就是孟子推崇的“舍生取义”。这样的侠，到了现代，一个是容易倚仗武力仗势欺人，个人英雄主义，也容易扰乱社会秩序。另外，太个人主义了。在一个慢慢走向规则化统治的时代，侠的概念，终归是要渐行渐远，只能作为文物，或者规则的补充和附庸。

　　那么，怎么在新时代里，让这种中华文化的精髓之一，还能焕发出新的生命？
　　于是金庸给了他们出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以前的“替天行道”，比较渺茫，谁知道天怎么想的啊，现在有了具体的“国”与“民”，算是目标回落到地球上了。
　　金庸把狭义的侠义精神放大，找到了现代社会里侠义精神的出路，也定义了判断一个人，或者一个武侠的标准。
　　为了斗一时之气，逞一时之强的武勇；为了自己过瘾，不计较他人得失的发泄；为了个人好恶，凭一己之私的判断；为了小集团的利益，不考虑国家民族的偏狭；甚至，为了本民族的利益，不考虑其他民族的利益。这些情况，都已经在金庸的“侠”的世界里，进行了探讨和深化。
　　金庸的“侠”的精神，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侠”，而是做为一种有责任的精英层，在为人民思考，为国家思考，为人类思考。他们考虑人应该怎样处理自己的感情与集体关系的矛盾，个人与集体的矛盾，正义与邪恶的矛盾，邪恶团体里的正义与正义团体里的邪恶的矛盾，个人面对自己的感情偏向和国家与民族矛盾时如何自处，等等。
　　但是，在金庸的侠世界里，责任感，始终没有消退过，甚至到了似乎要消解一切的“鹿鼎”，在涉及到原则问题时，小流氓韦爵爷责任心也都是高尚到象个传说中的共产党员。
　　这就表明，金庸的精英意识，古典知识分子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心，从来没有消退过。而这样“以天下为己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恰恰是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屡仆屡起却愈挫愈奋，百洄千折却渊源流长的原因所在。
　　金庸把自己的思考，寄托在侠的身上，在自己构造出的侠的世界，来实验自己的想法。那么，这个理想中的侠的世界，侠的命运如何呢？这些“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侠，运用侠的精神，能不能解决各种各样人的矛盾，利益集团的矛盾，民族的矛盾以及国家的矛盾呢？

　　前面已经说过，金庸对侠客的看法，总体来说是悲观的，对力量和人格都具有代表性的侠客悲观，也就是对超人的悲观，其实也就是对人类的本性悲观。这些悲观思想，我们在金庸的作品里，随处可见。

　　早期的金庸，还是想塑造传统意义上的侠客。
　　“书剑”里，陈家洛出身名门，文武双全，武功一流，仪表风采也一流，和皇帝是兄弟，又是天下第一帮派的头儿，论起行侠仗义在责任，他是无可推脱，一个侠客该具有的能力等等成功的前提，他又都具有了。这样的人，一般意义上来说，堪称完美。可以说，金庸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完美侠客去塑造他的。
　　然而，陈家洛的结局如何呢？
　　感情失败，事业失败，远走西域，退出历史舞台。

　　“碧血剑”里的袁承志也差不多。名门之后，国仇家恨集于一身，天生的要靠他领袖群伦完成复国大计。基本上他是按照国内培养干部的模式锻造出来的，一步步的完善经历和履历，文武的学习，江湖经验和对事情的处理水平，也是慢慢提升。最后他终于人脉武功双到顶，完成了自身的塑造。下一步，按道理，他应该去做该做的事情并且成功才是。就算是反清复明的大计因为历史或者机缘做不到，偏安一偶，搞一小块儿总是可以的吧？
　　结果呢？远赴海外。
　　还是失败。还好，这次金庸仁慈了一点，让他佳人入怀余生可托。

　　“雪山飞狐”里，大侠被小人玩儿的死的很难看。
　　
　　然后到了金庸的转折点，“射雕”，他终于推出了自己的第一个平民英雄，而且还是“侠之大者”。
　　无疑，这是篇成功的小说，也有很多成功的人物。
　　就是这篇小说，金庸确立了理想中的大侠标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他也通过几个人的描写，从各个方面，公义，私生活等等，都对一个侠客应该具有的品质，作了一定的探讨，甚至下了定义。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他理想中的儒家之侠，“正心诚意修身齐家”都无可挑剔的人，集儒家文化优点之大成的侠客，结果如何呢？
　　只是在个人武功和修养上达到了一定水平。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襄阳城破之日，举家报国而死。

　　“神雕”，杨过，少了胳膊，练成了绝世武功，做了些惊天动地的大事，最后还是隐退古墓。
　　杀了大汗，蒙古退兵又如何？靠侠客，解决不了问题，可以办小事，不能成大业，天下人还是生活于水火。

　　下面就到了“飞狐外传”。
　　这一篇就更惨了，只是一个江湖豪杰逞强使气行侠仗义的故事。除了一个天下掌门人大会，是为了“国”“民”努了一把力，基本上对社会没有什么影响力。
　　其实，金庸本来是想把胡斐塑造成一个标准而单纯的侠客。然而很可惜，概念先行的结果，是这个角色的空前失败。一个角色，应该是随着情节发展，自然而然的逐步丰满。金庸在飞狐里的刻意而为，笔力外露，目的性过于鲜明，反落下乘。反之，萧峰慕容复郭靖等角色，隐性塑造，效果就要好的多。

　　然后是“倚天”。
　　已经是明教教主天下归心的张无忌，结果居然敌不过一个小小的阴谋，把天下拱手相让——难道他真的以为，一个连教主都可以出卖的人，会在国家治理上温柔敦厚？固然是因为金庸不愿意过分篡改历史——他已经篡改的够厉害了，反正是小说，改了也就改了——还是金庸自己很明白，有些东西，在历史舞台上，终究是注定失败的命运？

　　连城决。
　　侠义道里的虚伪，正义的虚伪，人性的虚伪。都揭示的够厉害。

　　天龙八部。
　　金庸第一次正视民族问题，跳出自己的大汉族主义视角。
　　作为正义一方的屡屡失败，在正义名义下的行为，往往造成罪恶的结果。
　　侠义除了被出卖和被利用，基本上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笑傲。
　　架空的历史模型。
　　象金庸自己说的，其实是政治小说。
　　也象那句话：多少罪恶，假正义之名而行。

　　最后的鹿鼎记。
　　侠义到了最悲惨的境地。
　　一个小流氓的侠义和一个侠义的小流氓。
　　侠义终归无用，侠义世界观的破灭。

　　金庸笔下的侠，结果基本上就两种，一种是死，一种是隐。

　　他写侠客之死，多半是别有用心。
　　萧峰死于国仇家恨民族矛盾，郭靖死国，陈近南死国却因内扛。说到底，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基本上都是死于非命。
　　不过，为侠义而死于侠义，也算是求仁得仁，死得其所了。

　　隐士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与侠客一般。金庸笔下的侠客，有隐于野者，有隐于市者，却断无隐于朝者，可见，在金庸的思想里，侠之一字，任性而为，道义而趋，与官方之潜规则格格不入，就算是有蜜月阶段，终究会反目成仇，甚至势不两立。
　　这一点，金庸比梁古温黄，都要清醒而现实，而不是把武侠写成神话。金庸的心里，还是希望写成对现实生活有作用有干预的寓言小说，而不是仅仅过过嘴瘾玩玩文字，在一个幻想世界里意淫。

　　由此可见，金庸对侠的看法，是消极的，并没有寄托真正的希望，尤其是晚期，虽然他很推崇侠义的精神。
　　金庸笔下，从来就没有过成功的侠客，所有的侠客都逃不掉悲剧命运。只是在前期，他还略微有些造梦的想法，自己也大约稍微有些寄托，直到最后的鹿鼎，他既打破了自己的梦幻，也打破了别人的梦幻，正式宣告侠客救世思想的破产。既然到了这步田地，武也看破，侠也看破，再想继续武侠小说，怎么也都难了。所以，他封笔退出，十分的明智。不是这么高明的人，自然也写不出那么多高明的小说。
　　从金庸写作的情况来看，他内心深知，在现代，侠的精神只能藏在心底，不能再用来明目张胆的标榜了，侠客，也只能存在于想象的世界，世俗生活里，已经不再有侠客存在的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