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特权

　现在一些人讨论腐败或者说特权是什么时候开的头。有人说文革(专题)前的情况还是很好的，都是文革把风气搞坏了。这话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也有人说，从延安时代就有了，当初丁玲萧军他们反对的就是这个。这话也对，腐败之风源远流长。根本原因就是这帮干部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和以前的农民起义领袖没很大差别，不能期望他们有更高的思想境界。我们年青时读到先烈方志敏的文章，读了《红岩》这样的书，全都感动得泪流满面。其中所反映的基本上是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想法。如果方志敏和《红岩》那里面的牺牲者活到“解放”以后，他们的命运还很难说呢。　　　　　

50年代风气确实比较好。上层的生活老百姓看不到，中下层还是比较平等的。一般来说，极左越猖狂，社会风气越坏。我的同学李吉士回忆1958年以后，领导机关下基层，就普遍的吃吃喝喝了。但是文革这个运动，确实把腐败上了一个台阶。这其中关键的问题是，腐败从“红一代”传递到“红二代”。　　

就某种意义说，文革就是为了解决接班人的问题。1964年，提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口号，而且，针对外部环境的恶化和对外战争的可能性，层层布置了确定各部门各单位“第二梯队”的具体措施。权力中枢已执政十几年，可他们的儿女辈年龄尚幼，绝大部分还是中学生（中共“五老”之一董必武的儿子也是中学生）。如何实现这个政权的代际传递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种思虑反映在他们的儿女身上，就是文革中红卫兵运动起源的思想基础。正如一些老红卫兵所反思的，在当时的学校里，“黑五类”子女已不构成威胁，他们根本上不了大学，有些连中学也上不了。他们无法在学业上竞争的是中间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子女。所以，把“黑五类”子女剔出去的战略不管用了，必须把“红五类”择出来。这就是红卫兵的组织原则。“红八月”的屠杀和驱逐也是针对城市中间阶层的，因为经历频繁的政治运动后，北京城里真正的“黑五类”人员已不多。　　

当然潘多拉盒子打开后，形势就不是他们所完全掌控的。这场风暴，到了“九大”以后，特别是“九一三”以后，就基本上平息了。“九一三”实际上宣告了文革的失败、旧制度的回归。老干部这才回过神来，开始对文革进行清算，也就是力图恢复他们在文革前的位置并为他们的子女寻找出路。这时他们已经没有什么顾忌，因为大风大雨他们已经经过了，况且他们凭借着“被林彪迫害”的道德优势。　　

这种依靠权势谋自家的利益的行为由来已久，但1971年以后大爆发。例如《鸿》的作者张戎自述1969年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西部山区插队。但她在那只待了26天。期间所干过的较重农活是上山背柴，她自己感觉背了63公斤，而现场称量结果为2.25公斤。然后她以伪造证明的方式转到成都郊区。在此期间她三分之二的时间住在城里，在农村时也很少干农活。1971年张戎母亲通过后门将其调入成都国营工厂。1973年再经其母的关系进入四川大学外语系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由于其母的积极活动得以留校任教。1978年在其母干预下获得公费资助到英国留学。　　

到了1972年，这种走后门的狂潮已经让国家领导人无法容忍了。在得知从山西选拔来送北大(专题)为科学院培养的学员都是干部子弟时，周恩来怒不可遏，但是又无可奈何。因为他知道，不能得罪这帮地方干部，稳定和维持九一三以后的局面，还全靠这些干部。毛和周的手里已经没有多少牌了。　　1973年6月国务院召开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披露：“中央机关，各省市领导机关的高级干部子女，下乡的寥寥无几，至今仍留在农村的为数更少。”　　

于是，整个社会成了这帮干部子女霸占一切优势资源的狂欢场所。请看当时空军34师人员的回忆。为什么是34师呢？“34师之所以有如此众多的军队高级干部子女，一是由于空军是陆海空三军中待遇最高的军种；二是由于34师是运输机师，事故率、死亡率相对较小；三是由于34师是中央专机师，可以有机会接近任何一位中央首长；四是由于34师的驻地在首都北京，很容易和常到北京的父母相会。”（浪花《三十四师的高干子弟》，《红袖添香》，2002）　　

谁来了？“仅仅在我的视野之内，34师就有叶剑英元帅的儿子，刘伯承元帅的孙子，彭绍辉上将的儿子，韩先楚上将的儿子，许世友上将的女儿。军师长一级、中将、少将、大校级军官的子女足足有一百人以上，1973年分到34师的第四期女飞行员二十多名，几乎清一色的是军以上干部的女儿。”　　

他们表现如何？“懒散、特权思想、玩世不恭是那个时代军队高干子弟的通病。”　　“前面提到的叶剑英元帅的小儿子，就是因为长期不请假，经常私自外出，一连几个月让部队找不到踪影而惹恼了他所在的102团2大队的行政副大队长。他在全大队的会上，将叶帅的儿子点了起来说：‘我不管你是谁的儿子，今后再这个样子，该去那去那，不要回来了。’”　　“飞行大队的干部战士，当然支持这个副大队长的正义行为，他们联名给叶帅写信，说他的儿子是‘一个只拿钱，不干活的飞行员’。”　　

“这件事，不知为何被江青获悉。于是，引发了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向叶剑英发难。造成了全国‘批林、批孔、批走后门’三箭齐发的局势。”　　知道“批林批孔”运动中这件著名公案的来由了吧？　　“不光叶帅的儿子如此，许世友将军的女儿许华山同样如此。1972年许华山已经连续几个月不在部队，没有向任何人请假。一天，许世友将军的电话打到了部队。问34师师长‘你们把我的丫头派到那去了，怎么几个月没有音讯？’。这一下可急坏了34师的大员们。他们原以为许华山在家里，谁知，家里反倒向部队要人。于是，34师调动所有的关系，满世界的找人。最后，还是从海军司令部的一个高干子弟那里得知，许华山这几个月一直在上海芭蕾舞团学习跳舞。把34师的领导们气的脸一个个憋的活像猪肝……”　　

“这帮高干子弟，在34师随心所欲，为所欲为。韩先楚上将的儿子，是按普通地勤兵入伍的，到了部队想干空勤。胡萍师长，亲自下令改为空勤领航员。领航员干了没几天，又要学飞行，于是又成了飞行员。这些普通人要经过几年航校培训的事，在他们身上，就是这样轻而易举地换来换去。”后来江青在“批林批孔”中提出反走后门，直到现在被认为是想搞乱军队。究竟谁在搞乱军队，是很清楚的，就是这帮不法的干部子女。　　

当然，不是所有干部子女都这样。也有相当优秀的，堪称表率。“34师的高干子弟表现有好有坏，差异极大。其中，刘伯承元帅在修理厂的孙子，有极好的口碑；独臂将军彭绍辉上将的儿子，是102团一名看似极普通的机械师，十分和气，没有一点干部子弟的架子。类似的高干子弟很多，这些极清高的人物，给原本高高在上的34师注入了一阵孤傲不群的清风……”　　

为所欲为的都是那些位高权重的干部的子女；表现好的都是那些不当权甚至边缘化干部的子女。我也接触过一些干部子女，也感到有这种规律。例如我的老同事高凡，原名高莉莉，是原炮兵司令高存信将军的女儿，著名历史人物高崇民的孙女。她在哈军工读书期间就表现极为优秀，上过报纸，文革期间下放，后落实政策调到我单位，为人极为谦和。文革期间物资非常匮乏。我家偶然机会买到一辆小轮自行车，不想要，问谁要。几个女同事议论，说高凡遇事向来谦让，问她要不要吧。一问果然要，就让给了她。所以我感到她家没任何特权，也不争。可惜这样的好人前几年走了。我想，如果都是这样的“红二代”接班，就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了。　　　　

可惜，实际情况完全相反。怎样造成这样的结果？是老子位子高了，就“变修”了，还是本来就是逆向淘汰？我不知道。“那时的部队和社会就是如此的不公，父辈留给子女的‘遗产’，决定着他们人生的道路是顺利还是坎坷。”　再回来说文革里的走后门。这些干部子女为所欲为，娘老子也放纵他们，毒化了社会空气，给解放军丢了脸。更值得忧虑的是，这样一批公子小姐接了班，会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所以，江青在“批林批孔”中抓这个问题，有什么不对？“三箭齐发”，只有这一箭发得对头，说出了老百姓的心声。我想，也符合解放军空34师官兵们的情绪和愿望。除此其它两箭，什么“批林批孔”，都是扯淡。　　

这件事后来如何发展，大家都知道，就是毛的一句话“走后门的也有好人”把它否了。毛的话，当然不错，但是用在这里，简直是混账逻辑。所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反走后门，以及毛对这个反走后门的否定，是文革中非常重要的事件。毛泽东这样的态度，是为干部们进一步腐化，以至于文革后实行集体世袭制开辟了道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这也是广大参加文革运动的群众对毛的拥戴开始崩溃的起点。以前，他们将毛看作红太阳，看作救世主。社会上的一切苦难、一切不合理的事情，他们都认为是“走资派”干的。“经是好经，就是给歪嘴和尚念歪了。”现在，他们终于认识到，这个伟大领袖不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和历代的皇帝没什么区别。他们进而开始怀疑从少先队时期所被灌输的一切，理想主义完全破灭，随即开始了一个思想解放的历程。　　

黑龙江造反派学生领袖范正美写了一本《秋梦追思》，总结文革历史。从书内容来看，属于左派思想范畴，算个毛派。但是他对毛在反走后门问题上的立场表示强烈质疑。他说：“毛泽东在我思想上屹于泰山的地位，第一次发生了动摇。”他还说：“人们对于毛泽东的批示公开的如此强烈的非议在我知道的这还是第一次。”“我当时认定，走后门问题是干部利用特权破坏正常纪律和合法程序，与党的传统格格不入。以后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与后来不正之风的进一步恶性膨胀，不能说没有关系。”他把这归于毛老了，糊涂了。　　

毛当然不糊涂。毛和学生领袖一样，也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但是毛知道，这个理想主义不能当饭吃。毛坐在这个位置上，就是众多正在走后门的干部们把他拥戴上的，特别是军队干部是他最终的靠山。而叶剑英、许世友、韩先楚这些元帅将军，你跟他们说理想主义的话他们是听不懂的。他们之所以拥戴毛、跟随毛，就是为了他们可以走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