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邓中翰1987年—1992年就读于中国科技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专业，在大学期间，邓2005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颁奖典礼中翰就在黄培华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科学研究。1990 年、1991年分别在国际应用核物理学杂志及中国科学通报上发表3篇相关文章。
1992年—1997年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电子工程学博士、经济管理学硕士、物理学硕士学位，是该校建校130年来第一位横跨理、工、商三学科的学者。
1997年，邓中翰加入IBM公司，做高级研究员。负责超大规模CMOS集成电路设计研究，先后发表过25篇学术论文，申请国内外多项发明专利，获“IBM发明创造奖”。
1998年，邓中翰离开IBM 回到硅谷，结合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基金，创建了集成电路公司PIXIM，INC，市值很快达到了1.5亿美元。曾任职于美国硅谷Sun Microsystem，参与研发世界上计算速度最快的中央处理器UltraSPARC I第一代CPU。之后任职于美国IBM进行单磁子Peta-Flop超大规模量子计算机研究。后在美国硅谷创建半导体公司Pixim，任首任董事长，领导研制高端数码成像半导体传感器，用于监控、卫星、外太空探测等高尖端应用。
1999年10月，邓中翰回国与国家信息产业部在北京中关村共同创建了“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任董事长，“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成功地开发出中国第一个打入国际市场的“中国芯”——“星光中国芯”，彻底结束了“中国无芯”的历史，并成功占领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市场60%以上份额。被业界称为“中国芯之父”。同时中星也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这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首家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IT企业在美国上市，是中国企业在2005年原始创新、发展核心技术、走向世界的标志性动作。
《瞭望》文章：邓中翰：最年轻的“新科”院士
“我要看到中国芯，跳动在全世界各个市场”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孙英兰
临近岁末，一直被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落下帷幕。“两院”共有83名中国科学家当选院士。41岁的中星微公司董事局主席邓中翰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也是此次当选院士中最年轻者。
“能够当选为院士感到非常荣幸，同时感觉肩头责任更重了。”在12月中旬一个冬日的下午，刚刚从美国硅谷回国的邓中翰在北京中星微公司总部接受了《瞭望》新闻周刊的专访。
“懂外语、有能力、很神秘”，邓中翰借用一句电影台词向本刊记者描述了小时候自己心目中院士的形象。
“我们从小对科学家就怀着一份尊敬和向往，在我脑海中，院士的形象往往是两鬓斑白、特别神秘的人，似乎离我们很遥远，是我们人生的楷模，也是追求的目标。所以在小时候我就立志要从事科研工作。幸运的是，我上小学不久就赶上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制度，也就这样一路走下来了。当选院士，是我人生的一个新起点，我将背负更多的责任，做更多的努力，为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创新产生于交叉的前沿”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不惑之年的邓中翰，说起儿时的志向，眼中仍充满了童真般清澈的目光。
“我小时候总听少儿广播节目。记得那时候广播里讲，天为什么会是蓝的，太阳为什么会是红的，彩虹是怎么产生的，等等，我特别感兴趣，听完了脑子里还总想着这些事儿，追着大人问这问那。后来，我有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天天抱在手里看，这就是我最初的科学启蒙。”
邓中翰自幼对航模就特别有兴趣，还曾自己做了一个航模参加全国比赛。他还很喜欢和小伙伴们比算数，比谁算得快，他总是赢。
1968年出生的他，在“攻城不怕坚，攻关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这样的诗句伴随下，理想在不断放大。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他不甘人后的性格激发着他不断追求的上进心，1987年，邓中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跨入探索科学的殿堂。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科大的录取分数比清华、北大都要高。全国的所谓天才、神童、超长生之类的学生大都云集在科大。邓中翰在科大学习的专业是地球和空间科学，这是很纯粹的科学探索学科。那时，科大学生的刻苦是出了名的，“在我印象里，大学期间，娱乐的时间很少，每天都是埋头读书学习”；当时系里的老师也“非常支持学生具有活跃和独立思考能力，鼓励我们创新思维”。
在老师的鼓励下，他开始做一些科学研究。大学三年级他开始尝试用量子物理的理论来解释地质问题，这是两个相差很远的学科。邓中翰用量子力学解释外太空射线对地球矿物质影响的论文，在中国最权威的科学杂志《科学通报》上发表了，并且获得了共青团中央及中国科协颁发的“全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挑战杯奖”。
“其实创新产生于交叉的前沿，越年轻的人越敢于突破思维框架，打破框架思维更能够创新出结果。”邓中翰说。
1992年，即将结束中国科大五年的学业时，邓中翰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的机会，这为他的理想插上了翅膀。
伯克利“百年第一人”
伯克利是迄今为止全球产生诺贝尔奖大师最多的学校，仅邓中翰所在的系就曾经出了7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英特尔公司创始人戈登·摩尔、总裁安迪·格鲁夫，苹果电脑公司创始人史蒂夫·沃茨尼亚克等传奇人物，也都是从伯克利走出来并在硅谷创业成功的英才。
“我刚去伯克利时学物理，当时伯克利物理学专业获诺贝尔奖的泰斗都还健在，甚至和我们就在一幢房子、一间实验室里，这是无法想象的。”邓中翰说，“物理学大师奥本·海默就曾经担任过我所在的系主任。我当时一去就在著名的美国国家实验室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作基础粒子物理研究。新就任奥巴马政府的能源部长朱棣文就是从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走出去的，他也是我们一个系的毕业生。”
回忆在伯克利求学的那段经历，邓中翰感慨道：“我发现不能惧怕任何事情，要敢于触碰尖端，敢于挑战未知，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如果在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这样的地方工作学习过，就会认为自己也是探索世界科技尖端的一分子，也要征服巅峰，有所作为。”
在攻读物理学硕士学位时，邓中翰不时感受到来自毗邻伯克利的硅谷的魅力。IT等前沿信息技术掀起的硅谷热浪，深深地吸引着他。他决定同时攻读伯克利电子工程学专业的博士。在即将获得电子学博士学位时，一次日本之行又让邓中翰作出新的决定：同时攻读经济管理学。
“过去，我的经历都是在科学的摇篮中，那次我和导师到日本出差做报告，因为回美国的签证缘故，在日本滞留了几天。日本林林总总的商业形式，给我很大的影响，我突然对整个社会怎么运作、经济怎么运行有了兴趣。我突然感觉，好像此前一直处在一个封闭的隧道中，痴迷于探索一些奥秘，但是所探索的一切与周边都没有太大的关系，距离现实社会很远，而社会就在你身边，你看见它却不懂它。于是我萌生了攻读经济管理学的念头。”邓中翰说。
凭着勤奋、坚韧、执著和不甘人后、勇于挑战自我的精神，1997年年底，从伯克利毕业的时候，邓中翰拿下了物理学和经济学的硕士、电子工程学的博士学位，成为伯克利建校130年来取得横跨理、工、商三个学科学位的第一人。
邓中翰曾在美国Sun公司工作，参与公司的UltraSPARC中央处理器工程；后来又进入了令所有IT界人士神往的IBM全球研究中心总部 ——华生研究中心，作为IBM的高级研究员，负责超大规模CMOS集成电路设计研究，获得过“IBM发明创造奖”，还申请了多项发明专利。但他一直想凭自己所学在硅谷一试身手。于是，怀着创业梦想，邓中翰离开IBM回到了硅谷，创建了芯片公司Pixim，领导研制高端数码成像半导体传感器，用于监控、卫星、外太空探测等高尖端应用。公司的市值很快就超过一亿美元。
此时，我国芯片产业正处在一个亟待取得突破的历史阶段，国家正在酝酿相关计划推动芯片产业的发展。邓中翰的恩师、时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著名爱国华人田长霖教授勉励邓中翰回国创业，以所学知识报效祖国，并将他推荐给了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周光召院士。经过几次交谈，爱才、惜才的周光召对邓中翰高度认可，并把他介绍给赴美考察的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曲维枝。一席长谈之后，曲维枝诚挚地说：“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芯，祖国需要你们！”
“但真正让我下定决心回国的是1999年国庆，我被邀请参加新中国成立50周年庆典。站在观礼台上，看着一辆辆展示成就的彩车从广场上穿过，我就想，我从小在国家的哺育下长大，但从来没有为这个国家做过任何事情，那一辆辆的彩车承载的五十年来的成果，跟我却没有关系，我是不是能够把国家最需要的芯片的设计技术带回来呢？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为祖国的强大做些什么。”邓中翰说。
几天后，他作出决定，把事业的舞台从硅谷搬到北京。借助信息产业部“电子产业发展基金”1000万元的风险投资，1999年10月14日，在中关村北土城西路一个一百多平方米的半地下仓库里，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了。邓中翰与来自惠普的杨晓东等硅谷博士，放弃了在美国的事业，归国组成中星微的核心创业团队，担当起实施国家“星光中国芯”工程的重任。
让“中国芯”走向世界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与国外公司合作，引进建设集成电路测试、封装和制造生产线。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和基础软件产品”实施方案编制专家组组长魏少军，曾把芯片的封装、制造、设计，形象地比作书刊的装订、印刷、写作。很显然，设计最具原创性，技术含量最高，“但长期以来，中国半导体产业一直是芯片封装检测业占据绝对统治地位”。
基于对国际芯片产业发展格局的敏锐把握，邓中翰为初创的中星微确定了以CMOS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多媒体处理芯片为突破口、借助知名跨国公司开拓市场的发展战略。在攻克一道道技术难关之后，2001年3月，第一枚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百万门级超大规模数码图像处理芯片“星光一号”问世，终结了中国无“芯”历史。
与当时市场上的主导者飞利浦的同类芯片相比，“我们团队研发的芯片，功耗是竞争对手的1/3，而运算速度却是他们的8倍。此外，单芯片方案灵活性更强，体积更小。”几年后的今天，提起“星光一号”的研发成功，邓中翰仍激动不已。
“我要看到中国芯，跳动在全世界各个市场。”这是邓中翰和伙伴们共同的目标和理想。
十年的时间，中星微实现了多媒体数据驱动并行计算技术等八大核心技术的突破，截至今年9月，申请了该领域1800多项国内外技术专利，其中有 85%以上是发明专利，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数字多媒体SoC芯片技术体系。“星光”数字多媒体芯片全球累计产销规模在2006年已突破1亿枚，占全球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60%以上的市场份额，“中国芯”已成功植入苹果、三星、飞利浦、惠普、索尼、戴尔、联想等全球知名品牌的计算机、笔记本电脑和手机中，成为国际知名的IC品牌。“星光”系列数字多媒体芯片和“星光移动”手机多媒体芯片，也使我国集成电路芯片第一次在全球PC图像输入和移动数字多媒体两大重要应用领域占有一席之地。2004年，“星光”系列数字多媒体芯片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经过98场路演(Roadshow)后，2005年11月15日，中星微电子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市场成功上市，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家登陆纳斯达克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设计企业。
如今，中星微的产品线已覆盖PC数字多媒体、移动数字多媒体、安全监控等领域，将支持中国信息产业在国际产业变革中争取全球话语权。
面对钱学森的忧思
与10年前相比，今天中国的芯片产业状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在邓中翰看来，中国现在只能称为电子信息产品的制造大国，而不是强国。因为“每年国内所用的集成电路绝大部分仍需要进口，核心技术部分仍然是我们的短板，严重制约着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邓中翰认为，最大的挑战在于中国IC(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存在着自主知识产权匮乏、企业创新能力偏弱、同质化竞争、低价格战术、公司规模偏小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导致大多数中国IC设计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不足。而缺少创新型人才无疑是这些问题中的重中之重。
“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中国要大发展，就是要培养杰出人才”，“现在的学生对知识没有兴趣，老师教到什么程度，学生学到什么程度，这样的教育是不行的。教材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教师。”
对上述钱学森先生的思想观点，邓中翰很是认同。他告诉本刊记者，在中国科大读书的时候，他就做过一些学术研究，这为他在伯克利的学习和科研奠定了基础。美国的老师更是非常鼓励学生去探索，甚至于去做他们不了解的事情。“我们在国外念书的时候还很讲究实践，课余时间也都在做实践工作。这种环境打造的人可能会更加讲究交叉，讲究融会(融合、学会)，敢于尝试，勇于突破。另外，一个人对科学纯粹的热爱也会支持他把科研工作做得更好，这一点尤为重要。我们的教育中，需要着重加强的，就是要培养学生热爱科学，鼓励学生的科学精神，在实践当中去探索，去创新，去迎接挑战。”
“从成长的过程中，我感觉到，回国这条路，我是走对了，因为我们的国家在发展，时代要创新，而这个时代是年轻人的舞台，青年人一定是创新和发展的主力军，如果能及时地参与到国家建设和开拓创新的工作中，前途将更加广阔。这也是新时期我们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历史使命。”邓中翰说。
1992年—1997年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电子工程学博士、经济管理学硕士、物理学硕士学位，是该校建校130年来第一位横跨理、工、商三学科的学者。
1997年，邓中翰加入IBM公司，做高级研究员。负责超大规模CMOS集成电路设计研究，先后发表过25篇学术论文，申请国内外多项发明专利，获“IBM发明创造奖”。
1998年，邓中翰离开IBM 回到硅谷，结合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基金，创建了集成电路公司PIXIM，INC，市值很快达到了1.5亿美元。曾任职于美国硅谷Sun Microsystem，参与研发世界上计算速度最快的中央处理器UltraSPARC I第一代CPU。之后任职于美国IBM进行单磁子Peta-Flop超大规模量子计算机研究。后在美国硅谷创建半导体公司Pixim，任首任董事长，领导研制高端数码成像半导体传感器，用于监控、卫星、外太空探测等高尖端应用。
1999年10月，邓中翰回国与国家信息产业部在北京中关村共同创建了“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任董事长，“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成功地开发出中国第一个打入国际市场的“中国芯”——“星光中国芯”，彻底结束了“中国无芯”的历史，并成功占领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市场60%以上份额。被业界称为“中国芯之父”。同时中星也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这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首家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IT企业在美国上市，是中国企业在2005年原始创新、发展核心技术、走向世界的标志性动作。
《瞭望》文章：邓中翰：最年轻的“新科”院士
“我要看到中国芯，跳动在全世界各个市场”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孙英兰
临近岁末，一直被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落下帷幕。“两院”共有83名中国科学家当选院士。41岁的中星微公司董事局主席邓中翰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也是此次当选院士中最年轻者。
“能够当选为院士感到非常荣幸，同时感觉肩头责任更重了。”在12月中旬一个冬日的下午，刚刚从美国硅谷回国的邓中翰在北京中星微公司总部接受了《瞭望》新闻周刊的专访。
“懂外语、有能力、很神秘”，邓中翰借用一句电影台词向本刊记者描述了小时候自己心目中院士的形象。
“我们从小对科学家就怀着一份尊敬和向往，在我脑海中，院士的形象往往是两鬓斑白、特别神秘的人，似乎离我们很遥远，是我们人生的楷模，也是追求的目标。所以在小时候我就立志要从事科研工作。幸运的是，我上小学不久就赶上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制度，也就这样一路走下来了。当选院士，是我人生的一个新起点，我将背负更多的责任，做更多的努力，为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创新产生于交叉的前沿”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不惑之年的邓中翰，说起儿时的志向，眼中仍充满了童真般清澈的目光。
“我小时候总听少儿广播节目。记得那时候广播里讲，天为什么会是蓝的，太阳为什么会是红的，彩虹是怎么产生的，等等，我特别感兴趣，听完了脑子里还总想着这些事儿，追着大人问这问那。后来，我有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天天抱在手里看，这就是我最初的科学启蒙。”
邓中翰自幼对航模就特别有兴趣，还曾自己做了一个航模参加全国比赛。他还很喜欢和小伙伴们比算数，比谁算得快，他总是赢。
1968年出生的他，在“攻城不怕坚，攻关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这样的诗句伴随下，理想在不断放大。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他不甘人后的性格激发着他不断追求的上进心，1987年，邓中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跨入探索科学的殿堂。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科大的录取分数比清华、北大都要高。全国的所谓天才、神童、超长生之类的学生大都云集在科大。邓中翰在科大学习的专业是地球和空间科学，这是很纯粹的科学探索学科。那时，科大学生的刻苦是出了名的，“在我印象里，大学期间，娱乐的时间很少，每天都是埋头读书学习”；当时系里的老师也“非常支持学生具有活跃和独立思考能力，鼓励我们创新思维”。
在老师的鼓励下，他开始做一些科学研究。大学三年级他开始尝试用量子物理的理论来解释地质问题，这是两个相差很远的学科。邓中翰用量子力学解释外太空射线对地球矿物质影响的论文，在中国最权威的科学杂志《科学通报》上发表了，并且获得了共青团中央及中国科协颁发的“全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挑战杯奖”。
“其实创新产生于交叉的前沿，越年轻的人越敢于突破思维框架，打破框架思维更能够创新出结果。”邓中翰说。
1992年，即将结束中国科大五年的学业时，邓中翰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的机会，这为他的理想插上了翅膀。
伯克利“百年第一人”
伯克利是迄今为止全球产生诺贝尔奖大师最多的学校，仅邓中翰所在的系就曾经出了7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英特尔公司创始人戈登·摩尔、总裁安迪·格鲁夫，苹果电脑公司创始人史蒂夫·沃茨尼亚克等传奇人物，也都是从伯克利走出来并在硅谷创业成功的英才。
“我刚去伯克利时学物理，当时伯克利物理学专业获诺贝尔奖的泰斗都还健在，甚至和我们就在一幢房子、一间实验室里，这是无法想象的。”邓中翰说，“物理学大师奥本·海默就曾经担任过我所在的系主任。我当时一去就在著名的美国国家实验室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作基础粒子物理研究。新就任奥巴马政府的能源部长朱棣文就是从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走出去的，他也是我们一个系的毕业生。”
回忆在伯克利求学的那段经历，邓中翰感慨道：“我发现不能惧怕任何事情，要敢于触碰尖端，敢于挑战未知，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如果在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这样的地方工作学习过，就会认为自己也是探索世界科技尖端的一分子，也要征服巅峰，有所作为。”
在攻读物理学硕士学位时，邓中翰不时感受到来自毗邻伯克利的硅谷的魅力。IT等前沿信息技术掀起的硅谷热浪，深深地吸引着他。他决定同时攻读伯克利电子工程学专业的博士。在即将获得电子学博士学位时，一次日本之行又让邓中翰作出新的决定：同时攻读经济管理学。
“过去，我的经历都是在科学的摇篮中，那次我和导师到日本出差做报告，因为回美国的签证缘故，在日本滞留了几天。日本林林总总的商业形式，给我很大的影响，我突然对整个社会怎么运作、经济怎么运行有了兴趣。我突然感觉，好像此前一直处在一个封闭的隧道中，痴迷于探索一些奥秘，但是所探索的一切与周边都没有太大的关系，距离现实社会很远，而社会就在你身边，你看见它却不懂它。于是我萌生了攻读经济管理学的念头。”邓中翰说。
凭着勤奋、坚韧、执著和不甘人后、勇于挑战自我的精神，1997年年底，从伯克利毕业的时候，邓中翰拿下了物理学和经济学的硕士、电子工程学的博士学位，成为伯克利建校130年来取得横跨理、工、商三个学科学位的第一人。
邓中翰曾在美国Sun公司工作，参与公司的UltraSPARC中央处理器工程；后来又进入了令所有IT界人士神往的IBM全球研究中心总部 ——华生研究中心，作为IBM的高级研究员，负责超大规模CMOS集成电路设计研究，获得过“IBM发明创造奖”，还申请了多项发明专利。但他一直想凭自己所学在硅谷一试身手。于是，怀着创业梦想，邓中翰离开IBM回到了硅谷，创建了芯片公司Pixim，领导研制高端数码成像半导体传感器，用于监控、卫星、外太空探测等高尖端应用。公司的市值很快就超过一亿美元。
此时，我国芯片产业正处在一个亟待取得突破的历史阶段，国家正在酝酿相关计划推动芯片产业的发展。邓中翰的恩师、时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著名爱国华人田长霖教授勉励邓中翰回国创业，以所学知识报效祖国，并将他推荐给了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周光召院士。经过几次交谈，爱才、惜才的周光召对邓中翰高度认可，并把他介绍给赴美考察的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曲维枝。一席长谈之后，曲维枝诚挚地说：“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芯，祖国需要你们！”
“但真正让我下定决心回国的是1999年国庆，我被邀请参加新中国成立50周年庆典。站在观礼台上，看着一辆辆展示成就的彩车从广场上穿过，我就想，我从小在国家的哺育下长大，但从来没有为这个国家做过任何事情，那一辆辆的彩车承载的五十年来的成果，跟我却没有关系，我是不是能够把国家最需要的芯片的设计技术带回来呢？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为祖国的强大做些什么。”邓中翰说。
几天后，他作出决定，把事业的舞台从硅谷搬到北京。借助信息产业部“电子产业发展基金”1000万元的风险投资，1999年10月14日，在中关村北土城西路一个一百多平方米的半地下仓库里，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了。邓中翰与来自惠普的杨晓东等硅谷博士，放弃了在美国的事业，归国组成中星微的核心创业团队，担当起实施国家“星光中国芯”工程的重任。
让“中国芯”走向世界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与国外公司合作，引进建设集成电路测试、封装和制造生产线。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和基础软件产品”实施方案编制专家组组长魏少军，曾把芯片的封装、制造、设计，形象地比作书刊的装订、印刷、写作。很显然，设计最具原创性，技术含量最高，“但长期以来，中国半导体产业一直是芯片封装检测业占据绝对统治地位”。
基于对国际芯片产业发展格局的敏锐把握，邓中翰为初创的中星微确定了以CMOS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多媒体处理芯片为突破口、借助知名跨国公司开拓市场的发展战略。在攻克一道道技术难关之后，2001年3月，第一枚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百万门级超大规模数码图像处理芯片“星光一号”问世，终结了中国无“芯”历史。
与当时市场上的主导者飞利浦的同类芯片相比，“我们团队研发的芯片，功耗是竞争对手的1/3，而运算速度却是他们的8倍。此外，单芯片方案灵活性更强，体积更小。”几年后的今天，提起“星光一号”的研发成功，邓中翰仍激动不已。
“我要看到中国芯，跳动在全世界各个市场。”这是邓中翰和伙伴们共同的目标和理想。
十年的时间，中星微实现了多媒体数据驱动并行计算技术等八大核心技术的突破，截至今年9月，申请了该领域1800多项国内外技术专利，其中有 85%以上是发明专利，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数字多媒体SoC芯片技术体系。“星光”数字多媒体芯片全球累计产销规模在2006年已突破1亿枚，占全球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60%以上的市场份额，“中国芯”已成功植入苹果、三星、飞利浦、惠普、索尼、戴尔、联想等全球知名品牌的计算机、笔记本电脑和手机中，成为国际知名的IC品牌。“星光”系列数字多媒体芯片和“星光移动”手机多媒体芯片，也使我国集成电路芯片第一次在全球PC图像输入和移动数字多媒体两大重要应用领域占有一席之地。2004年，“星光”系列数字多媒体芯片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经过98场路演(Roadshow)后，2005年11月15日，中星微电子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市场成功上市，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家登陆纳斯达克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设计企业。
如今，中星微的产品线已覆盖PC数字多媒体、移动数字多媒体、安全监控等领域，将支持中国信息产业在国际产业变革中争取全球话语权。
面对钱学森的忧思
与10年前相比，今天中国的芯片产业状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在邓中翰看来，中国现在只能称为电子信息产品的制造大国，而不是强国。因为“每年国内所用的集成电路绝大部分仍需要进口，核心技术部分仍然是我们的短板，严重制约着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邓中翰认为，最大的挑战在于中国IC(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存在着自主知识产权匮乏、企业创新能力偏弱、同质化竞争、低价格战术、公司规模偏小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导致大多数中国IC设计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不足。而缺少创新型人才无疑是这些问题中的重中之重。
“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中国要大发展，就是要培养杰出人才”，“现在的学生对知识没有兴趣，老师教到什么程度，学生学到什么程度，这样的教育是不行的。教材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教师。”
对上述钱学森先生的思想观点，邓中翰很是认同。他告诉本刊记者，在中国科大读书的时候，他就做过一些学术研究，这为他在伯克利的学习和科研奠定了基础。美国的老师更是非常鼓励学生去探索，甚至于去做他们不了解的事情。“我们在国外念书的时候还很讲究实践，课余时间也都在做实践工作。这种环境打造的人可能会更加讲究交叉，讲究融会(融合、学会)，敢于尝试，勇于突破。另外，一个人对科学纯粹的热爱也会支持他把科研工作做得更好，这一点尤为重要。我们的教育中，需要着重加强的，就是要培养学生热爱科学，鼓励学生的科学精神，在实践当中去探索，去创新，去迎接挑战。”
“从成长的过程中，我感觉到，回国这条路，我是走对了，因为我们的国家在发展，时代要创新，而这个时代是年轻人的舞台，青年人一定是创新和发展的主力军，如果能及时地参与到国家建设和开拓创新的工作中，前途将更加广阔。这也是新时期我们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历史使命。”邓中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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