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对于文革的四种看法(zt)

解读对于文革的四种看法
然主流媒体在前领导人“不争论”的讲话下很少涉及文革话题，但中国普通老百姓总有人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回想起那段历史，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中国人现在大部分都已经老去，但他们的“信用度”，相比之下却还是现今中国的“最高等级”。比如，我父母说的话，难道我还能有不相信的道理？当然，也可能存在特例。我的父母刚好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老三届，一般人们也把他们描述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共和国的经历也就成为了他们的经历，在他们一生中有十年的时光，正当青春的岁月就在文革中渡过，那场运动对于他们自然属于刻骨铭心。如此，那么这个“不争论”也就只存在于主流媒体中的“不争论”，民间是无论如何都避免不了要争论一番。



关于文革“是非”的说法相当地繁杂，人们各自站在不同的视角与立场上，而得出的结果往往相反，所以观察文革首先要搞清楚的就是视角与立场的问题。一般大体上归纳文革有四种看法：第一种，认为文革是毛泽东为争权夺利所发起。第二种，认为毛泽东这个“皇帝”，就如历朝历代以来皇帝们所做的一样，夺取天下后，杀戮开国功臣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第三种，也是主流曾经着重强调的理由，认为毛泽东晚年被疾病所困，其间四人帮乘机纂党夺权，祸乱中国，这种说法长期占据着主流观点。第四种，为少数毛泽东主义者所持有的看法，他们认为文革是毛泽东理论思想体系的重要实践。



四种看法抱有四个不同的角度，这些各自不同的视角自然也出自人们所持有的立场而决定，其中有些看法随着历史的推进轮廓逐渐地清晰起来。有一部分它们经不起了历史的推敲，而同时又有一部分的看法，却随着历史的演进逐渐地为人们所接受，这些是新认识，其中新的认识非常地重要。说句过早的话，它们是有可能会影响到中国未来的政治进程。



持有第一种看法的人们，多数是出自于自己的直观感受推测，当然也有事实依据支撑。比如，文革之后以刘少奇为主的一部分领导人被打倒。这种事实，使得持第一种看法的人们认为是刘少奇威胁到毛泽东的权力，从而致使了被打倒的结果。但其实这些理由解释不了发动文革的原因，因为刘少奇这部分人其实在文革开始之后表现得相当活跃。1966年6月8日，当时就有以刘少奇为主的部分领导人所支持的工作组在全国遍地设立。其中一支由528人组成，他们进驻的是清华大学，这个工作组为当时全国最大规模的工作组。进驻后，立即就着手罢免掉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还有一些重要机构负责人，甚至罢免到了班主任与政治辅导员的一些基层干部，并顺利接管了清华大学的各级机构。



这个当时全国最大的工作组直接得到刘少奇的亲自过问，期间还指派了其夫人王光美领导清华大学的工作。但因为工作组行为粗暴，激起了学生的反抗，最后清华大学902班学生蒯大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并被监禁，计有50多名反抗的学生与教师被打成“蒯氏人物”，约在三十天到四十天里面，有500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致使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学生与教师多人自杀，其中两人死亡。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所谓文革开始期间的时间，这些事情发生在1966年6月8日。而二个月后，1966年８月５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6月2日的《北京日报》空边上写下211个汉字，全文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 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 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这段文字就是著名的《我的一张大字报》。里面直指因为有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 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这里指向其实就是以清华大学为典型的以刘少奇为首的工作组，当时全国类似的工作组多如牛毛，清华大学也不过是其中的一个。



有一位网名叫“老浅”的同志讲述过类似经历，他说，“1966年初，我因为得了血吸虫病，治疗后回家休息。我看到了城市的文革初期的红卫兵造反的情景。广大的师生被他们揪斗、游街、戴高帽、女同志剃阴阳头、在猛烈的太阳低下穿着貂皮大衣示众等等体罚。顿时大学校园里白色恐怖迷漫。稍有对工作组有异议，就戴上反工作组的帽子、戴上假左派、真右派的帽子。有一天早上，我在本市的大字报墙上看到了一篇大字报，是转抄毛主席的大字报，这就是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一场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杭城发生了。某天在杭州省体育场，召开了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质问工作组执行的那条路线？就是毛主席在大字报中所说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家离省体育场较近，我也去看了，那种场面可以称得上惊心动魄。群众的情绪高涨的程度到了沸腾。一种感觉到从没有的舒畅，似乎真的就是冲破牢笼的感觉。我的病假到期后。带着一股憧憬，热情，回到农场。尽管我们农场离市区只有27公里，但政治气候却相距何止十万百千里。回到农场如同从火炉里跌入冰窖里，农场的工作组非但没有撤离，还正在“热火朝天”的整人。我同一个寝室的室友仝国庆（化名），因为其家庭出身为坏分子，个人表现一般。这次正好是工作组的靶子，他头上戴了用油毛毡做的二尺高的高帽子，胸前挂着细铁丝吊着一块小黑板，黑板上写着坏分子－仝国庆。在烈日下，油毛毡上的柏油熔化后流得脸上衣服上都是柏油。其情景惨不可睹。”



从以上可见，无论是清华大学的工作组，直至到杭州农场的工作组，以及遍布全国各地同样在刘邓指导下的工作组，他们对群众的迫害就是直接点燃人民群众起来反抗，直至批斗所谓“右派”、“反革命分子”的导火索。其实文革中谁开的第一枪相当明了。虽然它们被某些人有意识地掩盖，但这段历史离开我们实在太近，非常容易地搞清楚。而如果文革就是所谓迫害的动乱活动，那么谁先搞起的迫害，其实也一目了然。



老浅他说，“我回到农场后，把我带去的宣传资料分发给大家看，个个都义愤填膺。但屈服于工作组的淫威，敢怒不敢言。那天在我们的寝室里集聚着很多的人，一直到深夜还没散去。第二天，工作组组长叫我到工作组办公室谈话。主题是：你出身好！是工人家庭出身，不要与阶级敌人混在一起。要注意阶级立场。本来你是要吸收进红卫兵的。但因为你在治病，无法参加，等明天开会讨论通过。另外听说你带来的传单，是小道消息，交给组织。这次谈话结束后。我回到寝室，整整的思考了一天。最后，自己抄写了一张大字报《工作组执行的是什么路线？》从起草到张贴，刻传单。只有一个半哑巴帮我。同情支持的人不少。但敢于出面帮助的人没有。当我写了大字报后，又到各个队都发了传单。第一次，农场的文革之火点燃了。各个队相继都成立了战斗队。我们也成立了第一个战斗队《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这时已经是66年的下半年了。农场各战斗队召开了联席会议，商讨成立全农场的组织。从此农场的文化大革命就正常开展了。”



如果没有毛泽东写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如果这些工作组继续存在，而当时群众反抗得不到毛泽东支持，那么文革的历史就可能被改写。笔者认为，中国有可能将更早地实行起官僚专权的政治制度，而所谓大批被打倒的“右派”也不会是部分官员与部分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些学生与群众，当然还有站在学生与群众一边的部分领导干部与部分知识分子。



常理上就可以推翻第一种的看法，假设毛泽东真的是因为与刘少奇争权夺利的话，那么文革也就只有几个月的时间，66年之后根本就不再需要，更不可能会延续十年时间。刘少奇指导下的工作组在全国激起普遍的反抗之后，他本人也就跟着完蛋了，批判他的大字报源源不绝，个人声名狼籍。到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刘少奇虽然仍旧挂着国家主席的名头，但已经没有资格，也不再有能力组织起任何有力的，犹如工作组的机构。所以在事实上，无论是第一种，认为文革是毛泽东为了争权夺利的说法。还是第二种说法，认为毛泽东杀戮开国功臣巩固自己的地位，它们在逻辑上都说不通，因为在文革的前后很短时间里面，而能够威胁到毛泽东政治地位的人都已经不存在，文革完全没有必要延续十年时间，其实以笔者认为还远远不止十年时间。假设毛泽东在1976年没有逝世，那么文革还可能会继续延续下去，如果暂时停止，它还是会再次发动起来。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写给江青的信中说过一段针对文革运动的话，此信写好后，交于周恩来与王任重看过，他在信中这样说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



关于“跳出来”，这些事情都不出毛泽东所料，文革后首先跳出来抓捕与迫害群众，开了第一枪的就是最后被认定的“走资派”或者现在人描述的“权贵”，这些也许毛泽东早就看到了结果。他多次说过文革需要7、8年来一次，这远远超出了什么争权夺利，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要杀戮开国功臣的范围。所以第一、第二种的文革视角，所持有的依据，它们只是普通人、普通地停留在表面上的理解，很多与更多的事实依据不相符。至于第三种的看法，也就是主流意见，认为毛泽东晚年健康问题所致，那些依据更加地站不住脚。文革开始前后毛泽东很健康，所有留下来的文字足够证明毛泽东不但不糊涂，而且智慧依旧。文革是毛泽东经过了深思熟虑，有计划地、有步骤地一项大事情。直至到死，毛泽东认为文革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二件大事之一。



持有第四种看法的毛泽东主义者就认为文革是毛泽东理论思想体系的重要实践。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地理解？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政变问题，牺牲了2800万烈士所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最大一个难题就是防止政变，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历史上从没有过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完整历史可以参考，哪怕是苏联也不过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早了几年成立而已，社会主义国体在历史上完全是新生事物，无产阶级政权在历史上是从没有过的事情。自然，保持住无产阶级政权不被纂夺，这些完全没有任何的参考资料可寻，这些也成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毛泽东就怕无产阶级政权被资产阶级所纂夺，牺牲了2800万烈士所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兑变成富人的天下，成为权贵们免费的午餐，那对2800万的烈士与毛泽东本人将会是一个多么大的嘲讽？毛泽东找到的道路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还有一个别名，也可以说是文革中的一些手段通称，就叫“大民主”。毛泽东认为依靠群众的民主力量能够防止党内干部兑变成权贵，防止新生的共和国成为权贵与富人们的天下。我们看看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人是谁？那么也就清楚了文革针对的是谁？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共产党的干部，所谓的“右派”他们多数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当官的”，这部分人起码占据到当时所谓右派的90%以上，再就是“知识分子”。我们网络上的网友，最近也给他们取了一个别名，把他们称呼为“叫兽”。



文革中受冲击的人，归根到底，相比当时来说，也就是我们现今社会里所称呼的权贵与一部分“知识分子”精英，当然还有就是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地主或者资本家等一类人，因为防止的就是无产阶级政权被资产阶级所颠覆，所以对这部分人的警觉，也导致了他们受到的冲击也非常强烈。



毛泽东为何要先整顿干部？原因很简单，普通人不难理解，当一个人有了车子，有了房子，有了服务员，当然会认为自己档次高了，人在哪个时候是很容易变的，显然毛泽东没变，但有人已经变了。毛泽东这样说道：“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换句话说，人到这个时候，就将脱离原先的阶级，而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引成了一个新的阶级，而他必定会走到原来自己哪个阶级的对立面去，除非信仰与立场特别坚定。但当时干部远远达不到这个“特别”的要求，所以就需要他们改造思想，文革中“关牛棚”之类有一个名称，就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换句说话，就是改造立场不坚定者思想不至于兑变。



关于文革其实还可以这样地看待：它就是一场战争，是一场关于资产阶级重新掌权与无产阶级继续掌权的战争。



但显然这场战争以无产阶级失败而告终，失败的原因有很多。笔者认为，最主要是因为当时人们没有吃透毛泽东思想，也没有领会到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毕竟大多数人是凡人，不是先知，这么能看到超前的事情呢？当然，现今社会的一切事实已经注解了一切，过去防止的富人权贵专政的噩梦，人们已经得到。事实证明无产阶级政权已经被颠覆了，富人与权贵们成为了骑在无产阶级头上的统治者，这些自然也无需证明什么，当今社会现实就是如此。



左翼学者罗伯特.威尔采访了大量中国工人，他在那次调查报告中这样写道：在毛时代，工人们工厂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权，他们可以提出意见，而且往往被采纳。这个现象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达到高潮。那时候，“他们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说了算。”但是现在没有人听他们的，他们没有了权力。一次又一次，这些工人表达了对主人公意识的失落，集体财产被事实上偷走了，他们为工厂干了一辈子，他们从前享受的各种权利全部被剥夺了。郑州一个工人从理论上分析这个情况，解释说现在的体系是“官僚资本主义”，这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这个分析直接来自列宁的“怎么办？”“从表面看是经济问题，但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主要是政治问题。“政府到现在为止推行的民主改革把毛泽东的革命颠倒了，让工人的生活颠倒了，这是对工人阶级的报复。”



而从另一面来来，过去光荣的统治阶级，毛泽东呕心沥血所想保护的那群人，哪个阶级。而在现今，他们其中有些人因为潦倒而看着自己妻女姐妹走进夜总会去为新政权的权贵们服务，也许那是最深刻而又嘲讽地显示了什么叫“政权被颠覆”，什么叫做“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