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大奇案之“刺马”案
１８７０年８月２３日，江宁?今南京 将军魁玉飞章入奏：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慈禧太后惊问：“这事岂不甚奇?”曾国藩诚惶诚恐地回答：“这事很奇。”由于案犯张汶详供词闪烁，主审大员奏案含糊，此案一拖半年之久不能结案，于是各种传闻蜂起，使此案更加扑朔迷离，后人称之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
魁玉担纲初审魁玉的奏折８月２８日到京，同治帝览后“实深骇异”。两江总督竟在督署重地被刺身亡，实在是对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的一次冲击。２９日，清廷连发四道谕旨：“务将因何行刺缘由及有无主使之人一一审出，据实奏闻。”
清廷一开始就意识到此案的严重性，现在又怀疑非张汶详一人所为，因此连下谕旨，口气越来越严厉。
魁玉审理刺马案月余，每次奏报几乎不离“一味闪烁”，“语言颠倒”，“一味支离”。那么张汶详“闪烁”的是什么?“支离”的又是什么呢?魁玉没有奏报。说穿了，恐怕不仅仅是张汶详在支离，魁玉等承审大员也在支离吧?张之万驰赴江宁会审９月２５日，张之万收到吏部咨文、赴江宁与魁玉会审。
连审数日，并没用刑。马新贻亲信、参与会审的孙衣言、袁保庆十分不满，要求严刑讯究。张之万不软不硬地说：“案情重大，不便徒事刑求。偿未正典刑而瘐死，谁负其咎?”老奸巨滑的张之万很清楚，这个案子不管怎样审，怎样结，都是两头不落人。审不出主使人，马家不愿意，朝廷更不满意。审出主使人，不是得罪的人更多吗?而且这些人也可能把自己“做掉”，岂不更悲?于是他采取拖延战术，慢慢地审，耐心等待调补两江总督的曾国藩的到来。
１２月１２日，张之万、魁玉奏道：“凶犯张汶详曾从发捻，复通海盗，因马新贻前在浙抚任内，剿办南田海盗，戮伊伙党甚多。又因伊妻罗氏为吴炳燮诱逃，曾于马新贻阅边至宁波时，拦舆呈控，未准审理，该犯心怀忿恨。适在逃海盗龙启氵云等复指使张汶详为同伙报仇，即为自己泄恨，张汶详被激允许。……本年七月二十六日，随从混进督署，突出行凶，再三质讯，矢口不移其供，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张之万、魁玉的奏结看来还算顺理成章，但最后露出了破绽。人命关天的法律文书，行文时竟用“尚属可信”四字，不知是何用心。
上谕除令曾国藩速回江宁外，再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作为钦差大臣携随员赴江宁复审。不仅主审大员撤换，就连司员也全部更换，既显示出朝廷处理此案的决心，也反映出对前审案人员的不满和失望。
曾国藩、郑敦谨复审曾国藩磨磨蹭蹭，就是不起程，似乎对回任两江毫无兴趣。其实他一直密切关注江宁的事态发展，非常关心那个背后主使审出来没有。
江苏巡抚丁日昌每时每刻都在传递着江宁案审的消息，且时论的发展对丁极为不利，有人说马新贻被刺，是因为督抚不和。朝里也是沸沸扬扬，太常寺少卿王家壁直指马新贻被刺与丁日昌有关，他再次上奏说：“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被案，应归马新贻查办，请托不行，致有此变。”
所谓丁日昌之子案，即１８６９年１０月５日，太湖水师勇丁徐有得、刘步标陪同哨官王有明到苏州看病。夜二更，徐、刘闲游妓馆，正遇丁日昌之子丁惠衡，侄丁继祖，与家丁等同游妓馆，双方发生争执。游击薛荫榜带亲兵胡家岳、丁玉林?丁日昌族人 巡夜，看其滋事，责徐有得４０军棍。徐不服，又遭重责，４天后徐有得因伤死亡。丁日昌看到子侄闲游妓馆滋事，致勇丁被责酿命，不得不上奏，自请议处。上谕命马新贻审理此案，丁继祖投案，丁惠衡传唤未到。据丁日昌说，丁惠衡夜里越墙逃匿，不知去向。此案因丁惠衡拒不到案，一直拖到１８７０年７月６日才结案。此案结案后４０多天，马新贻被刺，此时丁惠衡仍未归案。故有太常寺少卿王家壁之奏。
丁日昌眼看大火要烧到自己身上，如坐针毡，他希望曾国藩回来主持江宁刺马案的审理，曾国藩毕竟曾是自己的东家，许多问题自会由他摆平。１月２日曾国藩抵达江宁，１４日，接印视事。从清廷调他任两江总督，到他正式上任，历时３个多月。
第二天上午，张之万急急忙忙交接案件，下午就匆匆跑回清江浦去了。曾国藩很沉得住气，一直到郑敦谨抵江宁，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从未主持过审理案件。只在郑敦谨来到的前一天，他才调阅案卷，记下有关案犯的名字。这段时间里他在干什么呢?一是接客聊天，二是看《阅微草堂笔记》。如果说这两个多月有关于刺马案的活动，那就是他给马新贻作了一幅挽联，前往吊唁了一番。他对这个案子为什么一直采取拖延回避的态度?恐怕有深层次的原因。邓之诚在《骨董三记》中说：“国藩不欲深求，必有不能深求者在。”
２月１８日，郑敦谨抵江宁，隔一天即正式审案。郑敦谨雄心勃勃，非要把这天下疑案审个水落石出不可，也不枉他那个“铁面无私”的称号。连讯１４天，该犯一味狡赖，毫无确供。与郑敦谨并坐正堂的曾国藩，一直默默地听着很少发问，最后对郑敦谨淡淡地说：“将来只好仍照魁、张二公原奏之法奏结。”此时郑敦谨一切都明白了，难怪自己连审１４天，终没有结果，原来他们早已设计好了。他心里凉了半截，原来这案子是不能深究的。他打定主意，熬审不用刑，堂威喊得震天响，那是做给别人看的。孙衣言、袁保庆可是坐不下去了。孙衣言看着吃得白白胖胖的张汶详，对郑敦谨说：“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郑搬出魁、张的法宝堵孙的口，不过话说得更好听一些。
３月１９日，郑、曾联衔上奏，奏结比张之万、魁玉原来的定拟叙述更加详细，取供、采证、行文更加缜密，但基本内容不出前者。所不同的是：第一，特别强调张汶详“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第二，对张汶详量刑更加残酷，除了“按谋反大逆律问拟，拟以凌迟处死”外，又增加了一条“摘心致祭”。
当郑敦谨、曾国藩拟好奏结，要孙衣言、袁保庆签字画押的时候，这二位拿出了杀手锏，拒绝在奏结上“书诺”?签字 。不过，郑敦谨、曾国藩是何等人物，他们也有应对的办法。他们在奏结中根本不提孙衣言、袁保庆参加会审一事，把朝廷蒙在鼓里。
在上奏的同时，把供招抄录分送军机处、刑部存案。郑、曾这一手很厉害，首先存案，造成既定事实。意思很明白，这是最后定案。郑、曾在另外的夹片中使用的措词仍然是：“该犯供词，尚属可信。”这一措词是张之万、魁玉在原拟中使用的，为此清廷斥责他们，“不足以成信谳。”而今郑、曾使用，倒不为过，人言人殊。
朝廷最终也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３月２６日，谕旨下达，肯定了郑、曾的奏结。４月４日，曾国藩奉旨监斩，将张汶详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
孙衣言不争一时争千秋，他在给马新贻写的神道碑铭中，慷慨激昂，秉笔直书，“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结，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奋其愚戆为公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孙衣言的文章一出，震惊朝野，舆论大哗，就连慈禧太后也知道其中大有隐情。但是，总不能为了一个死人，去动摇大清江山啊。斯人已作古，让他去吧，无非加恩赐恤，以慰忠魂。
终觉疑案之未明时人传言，张汶详刺杀马新贻的根本原因，是因为马新贻渔色负友，张汶详为友复仇。果真如此，孙衣言、袁保庆作为马新贻的亲信，自始至终都参加了审讯，那么，魁玉、张之万、给他设计了一个“海盗挟仇报复”的结案，不是更体面吗?何以苦苦追求，以得确供呢?再说马新贻的四弟马新礻右自幼跟随左右，直到马新贻被刺身亡，马新贻的事情他是再清楚不过了。如果马新贻因渔色负友而遭刺杀，已经给他一个体面结局，马新礻右为此应该感恩不尽，为什么一直悲呼终觉疑案之莫明，希望时人和后人给以研讨呢?其实郑敦谨心里很明白，他只能以苦笑对之。未等圣旨下达，更没等张汶详正法，他愤然离开了江宁。曾国藩送他程仪，他分文不收，两个随行郎中伊勒通阿、颜士璋每人收了５００两银子。曾国藩和司道各员送他到江边，他板着面孔，头也不回地扬帆而去。
郑敦谨的两个助手回京后悄然而失。６月，颜士璋被放到兰州，虽是给了一个没有实缺的知府，与充军流放所差无几，不久回籍赋闲。伊勒通阿，８月１９日“给全俸以养余年”也回老家去了。
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们感到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势力，有一双无形的手在左右着这一切。有人说是慈禧太后。不，慈禧太后没有理由杀一个既无兵权，又不属于任何派系的马新贻。正是她，同治七年召见马新贻，密旨马新贻调查湘军攻陷天京后太平天国金银财宝的去向。
太平天国经营１０年，各种粮饷自不必说，天王府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其它王府、将军府也有不少收藏。曾国荃攻陷天京，纵湘军抢掠数天。为了灭迹，又放了一把火，大火烧了几天几夜不息。湘军均饱私囊，大车小辆向湖南老家运送财物，几年中，湘军子弟抢购土地遍及湘鄂。朝野议论纷纷，恭亲王颇有微词，慈禧太后心中不快。尤其令朝廷坐卧不安的是，十几年来湘军的实力迅速膨胀。
太平天国失败后，人们传言曾国藩有野心，其实他的部下早就怂恿他谋取帝位。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但是，如今太平军被“荡平”了，她能允许曾国藩在江南坐大吗?东南卧着一只虎，她睡觉也不安心。于是她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迅速裁撤湘军。
江宁是湘军攻下来的，两江一直被湘军视为私地，他们在那里经营了数年，岂能轻易让给马新贻。马新贻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自己的军队，了然一身来到江宁，如入龙潭虎穴。马新贻被刺，朝廷心中明白，为了不致激起兵变，动摇清王朝的统治，赶紧调曾国藩回莅江宁坐镇。从此，两江总督宝座长期掌握在湘系手中，其他人不敢问津。
太平天国失败后，湘军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他们比土匪还要凶残，明目张胆地肆疾抢掠。左宗棠直言不讳地批评湘军，他认为这都是胡林翼为了一时对付太平天国，招募剧盗所致。曾国藩对湘军的为非作歹也很清楚，他说：“余设立水师，不能为长江除害，乃反为长江生害。”
清末施行裁勇改兵制度以后，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其中不乏将领。这些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掳掠。有些人参加了哥老会，有些人本来就是哥老会成员。湘军裁撤扩大了黑势力，散兵游勇又与黑势力结合，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抓到为害百姓、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和黑势力对他恨之入骨。
那个曾给孙衣言透过口风的颜士璋颇有心计，他写了一本《南行日记》，记述了赴宁的全部过程。据他的曾孙颜牧皋说，日记中写道：“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
张汶详刺杀马新贻，在警卫森严的督署重地一扑而中。马新贻被刺后，立即有“刺马案”戏文上演，而且正值乡试，安徽学政殷兆镛出试题，竟然寓其讥讽，乔松年也来凑热闹，写了一首歪诗作证，湘军将领给张汶详立碑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刺马案是一件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谋杀事件。从案件的实施，到舆论的有力配合，以及对审案的精心策划和对结案的精明设计，都说明它出自高人之手。
马新贻被刺身亡，又有身后之玷，人们津津有味地谈论着桃色绯闻，而且又有为友复仇，义薄云天的侠义故事，迎合人们猎奇的心理，适应玩家的口味。若马新贻不死，也是百口莫辩。史家亦是望而却步，因为谁也不愿意去为一个渔色负友的小人辩白，冤不冤由他去吧。妙哉?高明哉?湘军及其首脑们痛痛快快地给社会开了一个玩笑，也把历史玩于股掌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