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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年前为什么元大都可以成为世界的中心?

(2007-10-09 18:08:49) 下一个
700年前为什么元大都可以成为世界的中心?
一个骤雨将来的闷热下午,泥土与草根的混合气息弥漫于北京城北的“土城”。走在人影寥落的小径上,看着身旁那精心栽种着草木的土坡——大都城垣的土就在眼前,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去寻找那700年前的世界心脏——元大都。





如今的“土城”已开辟为“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北京历来已久的著名景观“蓟门烟树”,被划在了公园西北角。其实远在北京成为元大都的千年之前,“蓟”就开启了这块宝地被立为都城的渊源。“蓟”是北京古名,曾为先秦时期燕国的故都,秦汉往后一直就是国家的军事重镇。在成为辽代的陪都“南京”之后,又被金朝作为中都(之前名燕京)。1215年,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攻陷了这座由女真人主宰62年的中都,城中的豪华宫阙被付之一炬,瓦砾烟尘之中,这座城市的命运将再次改变——升级为统一的中国乃至大半个亚欧大陆的首都。
1264年(在开平即大汗位四年后)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将都城迁到燕京,并再次改名中都(开平于1年前定名上都,两都制度正式确立)。1267年在上都的设计者刘秉忠主持下,中都新城在原金中都的东北郊开始兴建,近20年后,这里成为了举世闻名的元大都。(1271年,蒙古改国号“大元”的第二年,中都改名为大都。)1368年,元朝的末代皇帝弃城北遁,继而元故宫被全部拆毁。在大都的基础上,明、清北京城得以修建,作为中国的首都延续至今(除民国时期外)。而元大都,这座曾经光耀四方的“汗八里城”(皇帝之城)消失了。
元大都究竟是什么模样?对于我们来说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今日北京城北的那几段土坡?长眠于脚下的一座废墟?史书中的一段描述?马可·波罗行纪中的仙境?还是一个谜一般的梦?



【大都的城】
寻找元大都还得回到它的原点……
北海公园的团城中,一只硕大的玉瓮吸引着游人的眼球,周身浮雕的狂澜与海兽暗示着它最初使用者的威严。这便是元朝遗物——雕琢于1265年的“渎山大玉海”。它是当年元世祖忽必烈在广寒殿内大宴群臣时的承酒之物。站在团城上北望,一眼便看见清朝初年建的白塔。很多人为看它而来北海,但我们此行吸引我们的恰是托起这座白塔的,被老北京叫做白塔山的湖中之岛和它周围的这片水面:
这里曾是金中都东北郊外的一座离宫——大宁宫的所在地,修建大宁宫过程中挖湖的土石堆成了“琼华岛”。大宁宫后来毁于战火,琼华岛却由于在水中央未被殃及,于是日后成为了忽必烈修建广寒殿的地方。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琼华岛就是他记忆中的“绿山”:据这位意大利商人旅行家描述,忽必烈将“世界最美之树皆聚于此”,并且还用“琉璃矿石盖满此山”,让它成为一座人间仙境。
700多年过去,琼华岛上似乎已经仙气难寻,成为了白塔的一个基座。而在熙熙攘攘的游客中或许没有多少人知道在这琼华岛上、广寒殿内,元世祖忽必烈曾经把酒运筹天下霸业;也是在这里,接受南宋请降后的庆功盛筵曾连摆数日。在今天的北海,大概只有团城内的那只“渎山大玉海”可以见证700多年前这岛上觥筹交错的盛况了。而今天的北海和中海,就是那时的太液池。围绕着太液池中的这座琼华岛,元大都诞生了。

大都兴建是从琼华岛、太液池附近的三座宫殿群开始的。它们落成于1274年,太液池西岸南为隆福宫,北为兴圣宫,作为太子、太后及嫔妃的住所。与这两组宫殿隔岸相对的便是太液池东岸的宫城——大内。长方形的宫城是明清紫禁城的前身,气势恢弘的大明殿为宫中所有重要仪式的舞台,位于宫城南端,也就是今天故宫乾清宫的附近,规模与现在的太和殿十分相似。与大明殿同在一条中轴线上的延春阁则是宫城北面的主体建筑,位置在今天景山公园的南部。宫城以北,即今天景山公园一带是当时的御苑,苑内花树繁茂,珍禽异兽出没其间,因而得名“灵囿”。
宫阙落成时值正月,朝野上下一片欢腾。元世祖忽必烈在崭新的大明殿上,坐迎诸王百官入崇天门向其朝贺时,心中自是一番天下霸业初成的豪情与得意。当皇城内告成之际,大都外城还在紧张的施工中,而大都的设计者刘秉忠却在这一年的夏天与世长辞。1285年,元大都终告竣工。一份上世纪70年代的考古勘查和发掘报告,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元大都的大致轮廓:
【城墙】全城平面呈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周长共约28600米。北面城墙和东西两面城墙的北段,至今地面遗迹犹存,即今北京北郊的所谓“土城”;东西两面城墙的南段,与明清北京的东西墙一致;南城墙在今长安街的南侧……
【城门】全城共有城门11座,它们的设计在民间被称为“三头六臂哪吒城”:
南面3座城门作为哪吒的三头,分别为文明门(今东单南)、丽正门(今天安门南)和顺承门(今西单南);
哪吒的六臂则是东西两面的6座城门,即西面的平则门(今阜成门)、和义门(今西直门)和肃清门(今学院南路西端,俗称‘小西门’),和东面的光熙门(今和平里东,俗称‘广西门’)、崇仁门(今东直门)和齐化门(今朝阳门);
而北面的健德门(今德胜门小关)和安贞门(今安定门小关)就成了哪吒的双脚。
1969年北京为修地铁拆除西直门门楼时,发现了明代箭楼之下的一座元代瓮城,轰动一时。它便是大都城西三门之一的和义门之瓮城。
【街道】城内在南北向主干大道的东西两侧,等距离平列着许多东西向的胡同。大街宽约25米,胡同宽约6—7米。“今天北京内城的许多街道和胡同,仍然可以反映出元大都街道布局的旧迹。”这出于30年前旧报告的末尾一句,在日新月异的摩登北京,恐怕也只能补上一句注释——已过期。
不过另一方面,最近在北京也新发现了一个元大都的旧日秘密。大都城中从外城正南丽正门起有一条向北纵贯皇宫所有正门的“城脊”,这便是自元朝始,延用于明清时代直至今日北京城布局的“中轴线”。中轴线本应指向正南正北,与子午线重合,但近来专家发现,北京城的中轴线竟然逆时针方向偏离了子午线2度多。对此专家们解释不一,不过明清北京建于大都之上,问题只可能出现在元大都兴建之时。这条偏离的中轴线如果向北延长,则正好指向270多公里外的元上都!有学者认为,以元代的科技手段论,这绝不应是度量误差所致,很可能是忽必烈或刘秉忠、郭守敬有意所为,将两都间的连接线作为了大都的中轴线。于是大元帝国的蓬勃兴起及其两座都城之间,又多了一重玄机。





【大都的水】






围绕着太液池和琼华岛建起来的大都和“水”有着不解之缘。当初元大都城中的辽阔水面,至今仍残存于地安门附近的什刹海。这里曾经是元代运河最北端通惠河的一段,叫作“积水潭”。那时的积水潭与现在北京的积水潭(今地名)相去甚远,方圆十数倾的水域将今天的整个什刹海囊括在内,烟波之上,百樯千帆,因而也被称作“海子”。
海子、通惠河,乃至整个大都的水系都离不开元代的科学巨匠郭守敬。1291年,郭守敬向忽必烈建言开凿通州至大都的运粮河道。他先在大都城北面昌平选择了质优量大的白浮泉作为水源,然后设计了一条“西折南转”的引水路线,让白浮泉水汇集沿途水源流入大都城西北的瓮山泊(今颐和园的昆明湖),然后再向东自和义门(今西直门)进入大都城汇聚为积水潭,成为运河的端头。积水潭的水向南连通皇城内的太液池,向东出“万宁桥”,沿皇城东墙外南行,经文明门(今崇文门)出大都,再往东流向通州汇入北运河。
通惠河开凿于1292年春,第二年秋天这条全长“一百六十四里一百零四步”的运河河道就完工通航,成为大都的物资生命线。同时,这套漕运系统和“金水河-太液池”一起,构成大都城内的两大供水道。通惠河开通后,积水潭作为大运河南北漕运的终点,成了大都城内最为繁忙的码头,一时间“川陕豪商,吴楚大贾,飞帆一苇,经抵辇下。”而通惠河的名字,也来自积水潭当初的繁荣场面:史载“忽必烈过积水潭,见舳舻蔽水,盛况空前,遂定名通惠河。”来自全国的物资商货集散于积水潭码头,使得其东北岸边的斜街和钟楼一带成为大都城中最为繁华的闹市。除了商贾云集,海子的水色湖光也汇聚了四方游人骚客,在岸边的歌台酒榭中吟风弄月。
如今,积水潭的咽喉“万宁桥”依然坐落于地安门外大街主干道上,车辆行人往来其上,桥栏杆中部的古旧主体与两边新建修补部分形成了巨大反差,等待岁月风雨将它们再融为一体。万宁桥本是通惠河上众多桥梁中的一座闸桥,运河水正是从这里流出海子南折东行,由于它正好跨在大都城的中轴线上,就使其身价倍增。元朝皇帝每年秋后从上都回大都,都是进西北健德门,再沿海子北岸经中轴南下,过万宁桥后直入皇宫北门。万宁桥后来被北京人俗称为“后门桥”,或许与此有关。今天桥心两侧栏杆之下、桥洞顶端凸出的石雕看似兽头,它们应该仍是元代遗物,但因年代久远线条轮廓已经模糊,其渊源典故不得而知。但当年这通惠河中的舟船穿梭于桥下,皇家车马往来于桥上,恐怕都尽在它的眼里了。
明朝永乐年间北京改建,皇城南移,并将元代皇城东墙外的一段运河划入新的皇城范围。从此,南来的船只不再入城,而是在城东的大通桥下停泊卸货,通惠河也就被许多人改称“大通河”了。积水潭码头就此被废,西北端的一段水面被填成陆地,修建了街道与民居,成为日后新街口北段的雏形。积水潭剩下的水面不断缩小后,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什刹海,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今天北京城人气最旺的酒吧区——后海。有朋友说“后海的白天比夜晚美”,他习惯了将其当作灯红酒绿下作乐的背景,倒希望真能在白天好好看一看这片水面,或许还能找到元大都内海子留下的些许神韵。



【大都的神佛】
“平则门,拉大弓,过了就是朝天宫;朝天宫,写大字,过了就是白塔寺……”老北京的胡同、城墙、楼塔逐渐消失之后,也会随着街巷中的童谣不时在人们记忆中复活片刻。儿歌中的白塔寺就是始建于忽必烈时代的元朝“国寺”——“大圣寿万安寺”。寺内耸立的白塔是我国现存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藏式佛塔,它使周围的人们渐渐忘却了寺院的本名而称之为“白塔寺”。如今生活在附近(今阜城门内)的北京市民在模糊的历史碎片之间,依然有人知道这座白塔是出于元朝时来自尼泊尔的建筑工艺大师阿尼哥之手。
就在白塔始建的十年前,国师八思巴奉诏在西藏建造一座黄金塔,以庆贺1260年忽必烈汗在上都即位建元。当时从尼泊尔招募的80位工匠中,年仅17岁的天才阿尼哥受到国师的青睐,成为总监工。两年后金塔落成,八思巴收阿尼哥为弟子,并将他推荐给忽必烈。1271年,对藏传佛教倍加尊崇的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时,决定在大都兴建一座象征王者之都的藏式佛塔,长于此道的阿哥尼当然成为设计督造的不二人选。历经八年之后,白塔终于落成,阿尼哥将其作为统一中原的贺礼呈献给忽必烈。相传元世祖大喜之余,命人从白塔向东南西北各射一箭,划出的一块约16万平方米的土地,在其上修建一座“大圣寿万安寺”。这座围塔而建的寺院落成之后,香火鼎盛,一时无两,并为元朝帝后祈福专用。
从史实看来,这座“国寺”与大元王朝的命运的确休戚相关。在南宋灭亡、大元一统江山之年(1279)开始兴建于大都的大圣寿万安寺,恰恰也是在大都陷落、帝国分崩那年(1368年)焚毁于一场雷火之中:“六月甲寅,大都大圣寿万安寺灾。是日未时,雷雨中有火自空而下。其殿脊东鳌鱼口火焰出,佛身上亦火起。帝闻之泣下,亟命百官救护。唯东西二影堂(供奉帝后遗像的御神殿)神主及宝玩器物得免,余皆焚毁……”元朝最后一位天子元顺帝妥欢帖睦尔闻讯而哭,他或许在这所皇家寺院的冲天火光中预感到了大元王朝的末日,两个月后,明军攻入大都,元顺帝从健德门仓皇出逃(详见后文)。大圣寿万安寺落荒了数十年之后,因砖石结构而幸存的白塔周围,在明代建起了道教的朝天宫,后又改建为留存至今的妙应寺,但它的规模却不到元时的十分之一。唯一没变的只有阿尼哥的那座白塔,历经了700多年风雨仍然屹立在附近民居和重建庙宇的局促包围中。

在阿尼哥和八思巴出现于大都之前,蒙古大汗们就显示了对所有宗教的热情与包容。从成吉思汗开始,他们就意识到凭良马劲弓只能夺取土地和财富,尊重和利用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才能收服人心长治久安。为稳固中原统治,禅宗佛教与道教也都成为大汗们拉拢的阵营,各有风光。成吉思汗当年在给中原道教全真派领袖丘处机的诏书中就曾提到:“来从去背,实力率之故,然久逸暂劳,冀心服而后已。”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减少杀戮,“长春子”丘处机不惜以古稀之年应召西行,跋涉三年,终于在大雪山(今阿富汗境内)见到成吉思汗,被誉为“神仙”、“太宗师”,并受命“掌管天下道教”。1224年后丘处机住持于燕京天长观传道,改其名为长春宫(并埋骨于斯),也就是今日北京广安门外香火依然旺盛的全真道龙门派祖庭白云观。
后来禅宗佛教临济宗的高僧海云,在远赴漠北为忽必烈讲法后被尊为“天下禅宗之首”,奉旨统领佛教,他的弟子刘秉忠也成为大元栋梁。海云禅师圆寂后葬于大都城南的大庆寿寺,修建大都南城墙时,海云及其弟子的两座骨塔因正好位于规划的城基之上,面临拆迁的命运。然而在紧要关头,对海云禅师心怀崇敬的忽必烈毅然下令:“勿迁,俾曲其城以避之。”于是元大都南墙为此而绕出一小段弧形的弯。双塔被幸运地保留下来,一立就是700多年。直到解放后的长安街扩建工程中,奇迹未能再次出现,双塔终被同寺院一起拆除。
忽必烈定都大都之时,尽管在八思巴影响下,藏传佛教早已取得了元朝宗教的主导地位,但在大都城中和整个中国,无论中原传统的佛、道,还是外来的伊斯兰教、基督教,都从未受到排斥,并受到平等的尊重。

【大都的客】
元大都外来的贵客除了尼泊尔工艺大师阿尼哥,还有一位更著名者——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他于1275年来到大都并在这座国际都会生活了很长时间,他对大都的记忆也成了后人对这座辉煌而神秘的“汗八里城”展开想像的蓝本。其实,在元朝来到大都的外国人远远不只马可·波罗。繁荣开放的大都就像一个圣地,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
马可·波罗的行纪中有这样的描述:“应知汗八百里城内外人户繁多,……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这些络绎不绝的使团和商队来自欧洲、非洲、西亚、中亚、南亚以及日本和朝鲜。其中有一个群体的人数巨大,他们便是从中、西亚东来的回回人。大都建成前,燕京路的回回商人就已经达到2900多户。事实上早在成吉思汗出现之前数百年,聪明勤劳的回回人就在蒙古各部、中国西北及中原等地出入经商。随着蒙古的壮大,并将中亚、波斯并入版图,更多的回回移民来到东方定居,他们中不仅有商人,还有贵族、工匠、学者和平民,因此出现了“元代回回遍天下”的局面。在今天牛街清真寺的东南角,还可以看到两座穆斯林的“筛海坟”,墓中人就是当时远来中国布道、最终将尸骨留在大都的两位伊斯兰传教士。应该说,他们和成千上万留居大都的回回移民都不再是大都的客人,而成为这座包容万象的城市的一部分。
黄昏的薄暮中,牛街清真寺依然在北京城南繁忙地迎送着穆斯林信众,为我们引路的回族大爷似乎看不出这座建于辽代、后经历朝扩建翻修过的礼拜寺和元大都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元大都只不过是它漫长历史中的一站。我们漫游在北京这座巨大的现代都市中,寻找着它悠远岁月中的一站,而抓住的始终只是它的这一丝、那一角。我们又何尝不是元大都的客人呢?只是这个主客关系不再仅仅来自于空间的距离,还有时间的阻隔和对历史的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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