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幸亏没去考文科
1978年我去考大学。在此之前，我只上过一年中学，还是12年前上的，中学的功课或者没有学，或者全忘光。家里人劝我说：你毫无基础，最好还是考文科，免得考不上。但我就是不听，去考了理科，结果考上了。
当然，理科也要考一门需要背的课程，这门课几乎要了我的命。我记得当年准备了一道题，叫作“十次路线斗争”，它完全是我的噩梦。每次斗争都有正确的一方和错误的一方，正确的一方不难回答，错误的一方的代表人物是谁就需要记了。你去问一个基督徒：谁是你的救主？他马上就能答上来：他是我主耶稣啊!我的情况也是这样，这说明我是个好人。若问：请答出著名的十大魔鬼是谁？基督徒未必都能答上来———好人记魔鬼的名字干什么。我也记不住错误路线代表人物的名字，这是因为我不想犯路线错误。但我既然想上大学，就得把这些名字记住。“十次路线斗争”比这里解释的还要难些，因为每次斗争都分别是“反左”或“反右”，需要一一记清，弄得我头大如斗。坦白说，临考前一天，我整天举着双手，对着十个手指一一默诵着，总算是记住了所有的左和右。但我光顾了记题上的左右，把真正的左右都忘了，以后总也想不起来。一门课就把我考成了这样，假如门门都是这样，肯定能把我考得连自己是谁都忘掉。现在回想起来，幸亏我没去考文科———幸亏我还有这么点自知之明。如果考了的话，要么考不上，要么被考傻掉。
我一背东西就困，那种感觉和煤气中毒以后差不太多。跑到外面去挨冻倒是不困，清水鼻涕却要像开闸一样往下流，看起来甚不雅。我觉得去啃几道数学题倒会好过些。
说到数学，这可是我最没把握的一门课，因为没有学过。其实哪门功课我都没学过，全靠自己瞎琢磨。物理化学还好琢磨，数学可是不能乱猜的。我觉得自己的数学肯定要砸，谁知最后居然还及了格。
黄蓓佳：能否高考，社员评议
那年恢复高考前我在长江江心的一个小岛上插队劳动，1977年夏天，在扬州当老师的父亲写信告诉了我一个“内部消息”：可能要恢复高考！真的吗？我高兴得跳了起来，惟一能实现多年藏在内心理想的机会终于来了。
在考试之前，公社和县里进行了两轮筛选，很多人在初试时淘汰了，女生淘汰居多。我闹械睦硐胧潜贝?/span>——其实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考试能力，可我们那时好像什么顾虑都没有，想啥就填啥，至于考得上考不上是另外一码事。我填的志愿是北大图书馆系，填完志愿就回到村里等候—件决定我能否正式应考的大事。这天生产队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会议只有一个内容：让社员们评议，到底让不让我参加高考。这实际上是对我的一次政治审议，当时，我的命运就握在了这些大字不识的贫下中农手中。我紧张极了，因为我的家庭成分是“地主”，仅凭这一条，我就有可能被卡住、能否获得通过，只有听天由命了。
我记得清清楚楚，里面在开社员大会，我一个人在门外徘徊，像热锅上的蚂蚁。我感觉开会时间很长很长，其实最多也就是半小时，可我太紧张了。这时队长从里面出来，他朝我笑笑，说你去考吧！就这么一句话，我的眼泪哗地流了出来……考试并没有太费心思，考得比较顺利。只是父亲对我有个要求：每天考完后，把答完的题写信告诉他，好让他估估分。几天后，父亲来电话告诉我：基本没问题。有父亲这句话后，我就放下心了。在等候大学录取的消息到来的时间里，我动手给父亲织了一件毛衣。毛衣织好时，知青朋友也欢天喜地地给我送来入学通知书：北京大学。没错。
我打开入学通知书看了第一眼，更是激动得直发抖：没有想到自己被北大中文系录取了！这正是我梦想却又怕没把握而不敢在志愿上填的专业啊！
记忆深处的梦
陈建功：我妈逼我考大学
我本不愿考大学的。之所以考了北大，是我妈逼的。1977年深秋时节———“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28岁，和黄博文还有其他二十几条汉子在微微的晨光中爬到了一辆卡车上。山路弯来绕去，我们时而撞向左边，时而拥到右边……考场在十几公里以外的色树坟中学，那是一所简陋的山区学校，我们就在那里续上了10年前的大学之梦。
肖复兴：1978年之冬
那天中午，我到学校的传达室接电话，不经意间看见电话机旁边有一张当天的《北京日报》，报纸的下方登载着中央戏剧学院招生的启事，因为有中央戏剧学院这几个字，一下子分外醒目。中央戏剧学院，它也开始终猩?耍课业哪院＠锪⒖坛鱿?2年前它招生时的情景……
叶兆言：想上大学的日子
当时就是一门心思想上大学，读什么无所谓。一开始是准备考理科，我在中学时，自我感觉化学很好，于是就想到了要学医。化学和学医究竟有什么联系，也没想明白。反正一听到恢复高考，机会来了，很自然地就机会主义起来，连忙拿起化学课本，还专门去一个老师那里补习数学。很多人都奇怪，为什么没有想到去考文科，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不断地回答这个问题。
周国平：重返精神故乡
在初试后的一个多月里，一点儿消息也没有，一向不自信的我已经开始绝望了。忽一日，北京来了两个人，据说是来搞我的政审的。一位是哲学所伦理学室主任刘启林，另一位是哲学所科研处副处长薄熙成。薄熙成是薄一波的儿子，他把他们在县组织部的遭遇当作一件好玩的事告诉我：由于介绍信抬头写的是县党校，组织部拒绝接待，他转身重填了一张空白介绍信，才被接待。
韩小蕙：怎能忘怀我的南开
全班76人，从“老高三”到应届，全有，最大的32岁，最小的16岁，居然差了一半。上学前的身份嘛，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教师、编辑、售货员、机关干部、学生……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有好几位都已成家，以我24岁进大学、28岁毕业的大龄履历，当时在班里只能算个中等。
印毛选的纸印试卷
参加1977年高考的考生，据统计一共有570多万人，这就给国家出了一个大难题，对于执行了几十年计划经济，资源严重匮乏的中国来说，如何解决如许考生参考的试卷纸张，竟然成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大问题。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他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纸张，先行印刷高考试卷。
五毛钱的报名费
考生们觉得如果要考试，比方要印卷子，要评卷子，总要一部分钱，全靠国家拿也是很困难的。大家希望报名费能够定在一块钱。当时政治局讨论说，不要增加群众的负担，收五毛钱就行了。
百色成为试点
因为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1977年冬天的考试，并不是全国统一考试，而是各省考试。每个省都有一个试点，考试科目也比现在少。全国的试点选在广西自治区的百色地区。这并不是因为邓小平组织过百色起义，追求什么纪念意义，而是觉得百色比较偏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问题能暴露得充分一些。
人数最多的考试
1977年冬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布置下，关闭10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这也是恢复高考以来，惟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考试，570多万考生走进了考场，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共有1160万人。迄今为止，这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
考生年龄和录取比例
参加考试的人群年龄严重悬殊，长者已经年过而立，已婚或者已育，幼者才初开混沌，始省人事。一些1982年毕业生回忆，在当时，他们最爱开的玩笑之一就是，年长者对年幼者说“我都可以把你给生下来”。纵使如此，也有大量的考生最后败下阵来，是呀，是时代而不是他们自己伤害了他们的命运。冬夏两季，共招生录取了40.1万多名大学生，只是参考人数的二十九分之一，与今日中国大学2：1的录取比例相比，真有云泥之别不可同日而语。
“狗崽子”可报名
就连那些曾经地位极其低下，甚至一度被呼为“狗崽子”的知识青年，也预感到他们命运即将出现的变化。事实上，经邓小平亲自修改的政审条件，几乎使所有人获得了平等的权利，开始了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拨乱反正。当时，著名记者范长江尚未平反，他的儿子担心自己不能参加高考。现《华声月报》社长，北京大学1977级学生范东生(范长江之子)说：“当时心里一点儿把握都没有，但是事实证明，这个高考制度给青年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而不是看你出身怎么样。”
胡风当时还在狱中，他的儿子张晓山也获得了高考的资格。
“考不上批判‘四人帮’”
对于众多考生来说，他们的口号是，“一颗红心两个准备，考上了感谢邓小平，考不上批判‘四人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