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正月九日游翠屏即事》： 刘存厚

正月初九日， 游春结队行。 翠屏临绝顶， 俯视大江横。 　　 戛云亭上望， 士女出倾城。 往来船如织， 春水绿盈盈。 　　 喧填箫鼓奏， 沿岸踏歌声。 龙作霓裳舞， 前导建旗旌。 　　 相携有春酒， 燔间席地平。 成群各斟酌， 杯尽壶更倾。 　　 喧哗动山谷， 翔空鸟震惊。 梅花开笑靥， 野草嫩芽萌。 　　 晴郊生气象， 钟动晚霞明。 野游洵足乐， 由来有深情。 　　 元稹昔守达， 是日归棹轻。 邦人齐出送， 俎饯登翠屏。 　　 诗人有遗爱， 祠堂垂典型。 相去虽千古， 佳游未可停。 　　 年年逢此时， 登高山更青。 （载民国《达县志·卷末·诗存》）达州“元九登高”溯源 又是一年春草绿。随着旧历新年的来临，达州人民的盛大节日-元九登高节即将拉开帷幕。关于达州“元九登高”的来历，可谓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报刊也组织过多次讨论，但仍莫衷一是。笔者上世纪80年代在参与编写《达县文化志》时曾对“元九登高”做过一些粗浅的考证，有一些鄙陋的看法，愿意以此就教于识者。关于“元九登高”的来历，主要这样几种说法：一是踏青说，见于乾隆《达州志》。该书在“卷一·风俗”中说：“正月晴明时，群登翠屏山，载酒欢歌，竟日游赏，亦取踏青之意也。”嘉庆《达县志》在卷十九“风俗”中也沿用这一说法。不过，两书都没有指明“群登翠屏山”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明确它和元稹有无关系。二是“礼神”说，见于民国《达县志》。其“卷九·礼俗门·风俗”中记载说：“九日谓之上九，士女群登翠屏山礼玉皇大帝。肩摩穀击，携酒挈榼，饮于山顶，至黄昏始散。山顶树长木架，横杆燃天一灯，对照城内，十数里毕见之。取天一生水之意，以治火，至十六日乃熄。”三是纪念元稹说。最早见于刘存厚的诗《正月初九登翠屏山即事》（载民国《达县志·卷末·诗存》）：“正月初九日，游春结队行。翠屏临绝顶，俯视大江横。戛云亭上望，士女倾出城。往来船如织，春水绿盈盈。喧填箫鼓奏，沿岸踏歌声。龙作霓裳舞，前导建旗旌。相携有春酒，墦间席地平。成群各斟酌，杯尽壶更倾。喧哗动山谷，翔空鸟震惊。梅花开笑靥，野草嫩芽萌。晴郊生气象，钟动晚晴明。野游洵是乐，由来有深情。元稹昔守达，是日归棹轻。邦人齐出送，祖饯登翠屏。斯人有遗爱，祠堂重典型。相去虽千古，佳游未可停。年年逢此日，登高山更青。” 在诗中，刘存厚详细描绘了当时元九登高的盛况，据笔者所见的资料，这也是第一次把“元九登高”的习俗与元稹连在一起。 其实，关于“元九登高”的说话，归纳起来，只有两种：一是为纪念元稹，一是与元稹无关。达县的正月初九登高的习俗究竟与元稹有关还是无关？笔者以为，既有关，也无关。先说“有关”。首先，从前面所引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达县正月登高的习俗由来已久，至少在清乾隆、嘉庆年间（公元1736-1820）即已盛行，因此才会有乾隆《达州志》和嘉庆《达县志》的那些记载，而它酝酿萌生的时间应更为久远。尽管史志都没有提到登高的具体时间以及是否与元稹有关，但也没有肯定它与元稹无关。 其次，就目前的研究来看，认为“元九登高”与元稹无关的论据似乎还不很充分。有人认为：指“元九登高”为纪念元稹，出自军阀刘存厚之笔下，是他企图借古人打扮自己而伪造的事实（见章文仪先生《也说元九登高与纪念元稹无关》，下同）。笔者以为，此种推断太过武断。刘存厚作为军阀，据达县长达九年之久，毫无善政可言，惟贪欲无度，被人民骂作“刘瘟牛”，是不争的事实，并且他的这首诗粉饰太平的痕迹太重，不知廉耻，为自己涂脂抹粉，也是肯定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应该注意：就是在刘存厚时期（1924-1933），民间就有元九登高为纪念元稹之说，否则刘氏不会采之入诗。也有人认为，元稹离任的时间应该是在元和十四年二月底，不是在正月初九，故而“元九登高”为纪念元稹之说不能成立。其依据是：元稹元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在宜昌和白居易兄弟邂逅于舟中，有他的诗为证；从达县到万县陆路不过300余里，行程最多不过十日；从万里川江到江陵（荆州），“千里江陵一日还”，最多不过两三天。如果是正月初九就离开达县，怎么会三月中旬才到江陵呢？时间不对。这样推算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他们可能忘了计算古代官员离任时沿途的应酬、吟弄风月的时间了。白居易从西安到奉节赴任，可是曾经走了整整半年多啊。借着离任的机会，一路游山玩水，是古代官员们的通病，何况是元稹这样一位“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风流才子呢。再说，元稹离开通州，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旱路，即从达县到万县；一是水路，即乘船沿州河而下，至重庆，再顺长江东下。元稹究竟走的那条路，目前还找不到确切依据，但笔者推测，坐船的可能性极大（刘存厚也认为应该是坐船，所以诗中有“归棹轻”之说），少了车马的劳顿，再说，又不是急着要和白氏兄弟会面，干吗要匆匆忙忙地赶路呢。况且，当时川江行船，通常要等便船搭载，哪能像今天这样随到随走。所以，元稹正月初九从通州出发，三月十二日才到江陵，是完全可能的，时间上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还有人认为，地方官离任，百姓送行是件大事，何以旧志上不载？其实，迎来送往，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属于很普通的应酬。更何况正月初九为元稹送行的百姓，恐怕并不是全城工商士农，而只是少数士大夫和士绅而已，说不定也就是几个同僚或者属员，充其量还有几个“粉丝”，并不算什么大事，也算不得盛事，哪里值得方志一书？虽然元稹当时诗名大著，但以那时民众的文化水平和文化传播手段、传播渠道而言，一般的小小老百姓，恐怕只知道他是州“司马”，而不会知道他也是文坛巨匠，因此，他离任时不见得就会有很多崇拜者来送行。乾隆《达州志》和嘉庆《达县志》都不叙为纪念元稹而登高一事，率由此乎！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古书对此原有明确记载，但后人无从看见，或者尚未发现而已。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元九登高，可能与元稹有关。但为什么又说它与元稹无关呢？首先，任何民俗的形成，都必须具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自然条件因素，二是社会条件因素，三是民众心理因素，三者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共同推动着民俗的形成，缺一不可。笔者以为，达县的元九登高，正是具备了这三个方面的因素：正月初九，正值新春佳节时候，年还没有过完，人们有充裕的时间消闲，也有消闲的需求。二是古时候达县翠屏山树木葱郁，宛如屏障正对城南门，虽经冬而依然清幽可人；因州河所隔，平时难得过河一游，新春时节走走，也是一种赏心乐事。三是翠屏山的游乐设施在当时还算比较完备，有寺庙道观可逛，有玉皇大帝可拜，有“天一灯”可看。三是在达县历史上，有元稹这样一位著名的大诗人来做过官，人们自然会以之为荣，会为之津津乐道，为他编造出许多故事和传说，至于他究竟为百姓做过多少好事，那又是另外一回事，该当别论。换句话说，元九登高，是在民众需要、民众愿意、民众可能的条件下形成地方习俗的。 关于“元九登高”习俗的形成过程，笔者有这样的臆测：唐元和十四年的正月某日，天气晴朗，州司马元稹就要离开通州去任虢州长史了。一群同元稹关系密切的同僚和几个仰慕他的士大夫携酒带榼，到翠屏山，为他饯行。大家饮酒赋诗，说了许多依依惜别的话，直到黄昏时分，元稹才踏上归程，而送行的人则尽兴得很，觉得很有意思，于是相约“明年还来”。第二年，大家又来到翠屏山，回忆去年的往事，饮酒作乐，年复一年，越来越多的人竞相效仿，再加上翠屏山上有戛云亭，后来又修建了真武宫，风景宜人，既可登高望远，亦可礼佛朝圣，踏青消闲，就这样，元九登高的风俗逐渐形成了。 正如嘉庆达县志所记载的那样，元九登高的本质是春天踏青游。这股风气日盛后，有好事者要考其源，于是附会了怀念元稹一说，而且此说逐渐被老百姓接受，又被刘存厚写入了诗文。 也许有人不会赞成笔者的意见，认为这是贬低了元稹。其实，对某种民俗的起源，我们大可不必太过认真，因为它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附会了太多的传说和臆想，根本考证不清。如过年，如传统的端午节、中秋节、乞巧节等等，就是如此。史家纪事，当然应该以实录为高，但民间有此一说，不妨姑妄听之、姑妄记之，也是免不了的。所以，史志所载，并不见得就是铁板钉钉，准确无误，事事都说得清楚，有个来龙去脉。实际上，元稹在通州司马任上并无多少建树。一是他“坐事贬江陵士曹参军，徙通州司马”，心情不好，对通州并无好感，总认为“通川之地，丛秽卑偏，蒸瘴阴郁”，“三冬有电连春雨，九月无霜尽火云”，不可能有很高的积极性为民造福。二是官位卑微，难以为主导政局。唐代的司马，又称“别驾”，是州刺史的佐官，其职责是“凡刺史行部，从事别乘一乘传车从行”，能作出多少业绩来？三是元稹在任只有短短三年光景，既要吟诗作赋，又要与好友白居易来来往往，哪有时间理政务啊。但因为他后来有点名气了，又回朝廷做了宰相，人们就把他当作本县的骄傲，怀念他，在六相祠堂里供奉他。可见，百姓对一个人的敬佩，并不仅仅看政绩。只要他无大错，只要他有点长处，老百姓总是宽容的，愿意记住他。 元稹在达县的遗迹，主要集中在翠屏山这边，最为著名的要数戛云亭，相传是元稹所建。在市委、市政府打造名山名节，设“元九登高节”以来，有关部门既注重了凤凰山的开发，是不是也应该加大“元九登高”的发祥地—翠屏山的建设力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