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底层挣扎无助自杀者多

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创造了经济繁荣的农民工却始终在社会最底层挣扎。近年来，中国农民工自杀现象非常严重，受到社会各界关注。

*农民工自杀率高得惊人*

如果一个人每天从事重体力劳动超过12小时、工资微薄、没有娱乐活动和家庭生活、四处受到冷遇和歧视，结果将会怎样？如果一个国家有超过1亿人口长期处于这种生活状态，结果将会怎样？

艰难的生存环境正在使人口超过1亿并且每年以1500万人数递增的中国农民工饱受生理挑战和心理疾患之苦。中国农民工自杀行为正在急剧增加。

香港太阳报报导，在农民工密度较高的广东省，东莞市急救中心最近的统计显示，今年4至9月东莞地区有552人自杀，其中有将近400人为外来人口。他们当中以农民工为主。

东莞第一条心理热线从去年5月开通至今，总共接听近万个电话，其中将近80%致电者是外地民工，大约有两成来电者表示有自杀想法。

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志愿援助中心2006年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南京市打工的外地农民工当中，有超过一成的人有过自杀想法。

在湖北武汉，当地消防队在去年6月到8月期间总共出动44次拯救有自杀倾向的人，其中有将近80%的获救者是农民工。

*工作生活环境恶劣缺乏心理调节*

深圳作家、社会观察人士赵达功几年前曾经多次到东莞等地考察农民工生活。他认为，外地农民工自杀率居高不下，在一定程度上和农民进城后面临的失落感、孤独感和巨大的文化撞击有关。

赵达功表示，到广东打工的农民很多来自湖南、四川等省份的贫困地区。尽管农民工的血汗造就了中国城市的繁荣并支撑了城市居民相对优越的生活。但是，中国城市并没有真正接纳这些外来者。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从事高强度劳动、遭受歧视、缺乏人生必需的家庭和社交生活，就像生活在孤岛上一样。

他说：“农民工的生活非常单调。上班面对的是污染的环境和重体力的劳动。吃也吃不好。生活就是进到车间再从车间出来，生活一无所有。没有任何社会和文化生活。也就是说，他们的心理调解是不存在的。”

赵达功补充说，进城的很多农民工是20、30岁的年轻人，遇到挫折，难以释怀，往往会选择自杀这种极端的了断手段。在中国将近30年的转型过程中，尽管经济高速增长，但社会利益分配严重失衡，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弱势群体规模越来越扩张，社会不公日益突出。而农民工被限制、排斥、剥夺、压迫和侵犯的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合法权益常受侵害只得以死维权*

中国劳工观察发言人蔡崇国指出，农民工在自身权益受到侵犯，没有正常渠道伸张，因此选择自杀这种极端手段。这种“以死维权”正在成为中国农民工自杀的主要原因之一。

他说：“我们从中国的统计数字上可以看到，中国农民工自杀和企图自杀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工资拖欠的问题。以至于近几年在中国的新闻界发明了一个词，叫做‘自杀秀’。”

中国国家统计局2002年对浙江900多个企业的调查表明，人均被拖欠工资1500元以上。2006年初，中国国务院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指出，农民工基本能按时领到工资的占48%，领工资有时或经常被拖欠的占52%。

*蔡崇国：社会堕落问题*

中国劳工观察发言人蔡崇国认为，中国农民工自杀现象严重，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劳动纠纷仲裁制度的缺陷，另一方面，象“自杀秀”这种带有调侃意味的词汇在大众媒体中出现，也反映出中国社会对于农民工处境的麻木和冷漠。

他说：“大多数自杀的人在自杀前的一瞬间，他会犹豫的。他会想到自己的家人，他会不想死。他们只是没有别的手段了，才用自杀相威胁。但是，政府不把他们当回事，而民众对他们嘲讽，而很多媒体也不对他们抱同情态度。这里面就不只是一个农民工没有权利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气氛、道德败坏的问题。”

蔡崇国认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自杀问题，需要农民成立自己的维权组织，在劳动仲裁过程中强化自己的地位。但是他承认，在中国成立独立的工会和农会难度会很大。此外，蔡崇国也建议民间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为遭遇困境的农民工提供更多扶助。

最近几年，中国很多城市设立了心理咨询热线和服务中心。除了报导前面提到的东莞和南京两地外，北京去年设立了据称是中国第一家专门为有自杀倾向者服务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这家机构网站上的英文正式译法是“北京自杀研究与预防中心”。记者在在北京时间下午4点半左右多次播打中心心理危机干预热线，不断听到录音：“线路繁忙。如果您愿意，也可以在我中心网站做免费心理咨询。网址是，三W，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