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在白云上的思念

---- 追怀父亲李大章

难忘一九七六（ 代序 ）

第一章：走出家乡

长江边的老家

去法国勤工俭学

寻求革命真理

“油印博士”

声援五卅

红色之都莫斯科

第二章： 血雨腥风

回国参加大革命

渭华起义

狱中两年

到上海找党中央

艰险异常的白区环境

北平历险

与中央苏区失之交臂

白色恐怖下的青岛

初识江青

民族危亡中的上海

在香港痛失长子

为理想献身的人们

一二九运动

刘少奇领导下的北方局

第三章：巍巍太行

人民的喉舌 人民的艺术

悲壮的历程

太行精神

?

第四章： 茫茫雪原

挺进东北

开辟牡丹江根据地

告别茫茫林海雪原

第五章：主政川南

重返故乡

艰难的开局

政策与任务

伟大的变革

百废俱兴

普通一兵

第六章：饥饿年代

流淌在心里的爱

狂热中的无奈

心忧农民疾苦

讲真话的不易

万万火急

坚持纠左

风雨同舟

沉痛的教训

第七章：最后十年

四面楚歌

九死一生

艰难复出

不负重托

历史会记住

左支右绌

苍天可鉴

最后的遥望

书写在白云上的思念

­ —— 追怀父亲李大章

李亚丹

难忘一九七六 (代序)

父亲在北京去世那年，我儿子还不到两岁，那时我在成都工作，将他放在我父亲身边，享受二老的宠爱，也让年迈的父母享受一点天伦之乐。1976年5月1日劳动节，距父亲第一次突发脑血栓已二个多月，他正在逐渐康复中，这天他特意从医院请假回家半日，带着小外孙坐上他的 “ 大红旗 ” ，在天安门广场周围转了一圈，为小外孙指点着天安门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这是他最热爱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那天他好象是在向这一切告别。回来时孩子跌了一跤，额头上鼓起一个包，外公一边揉一边念叨：不哭不哭，娃娃摔了个 “ 五一包 ” 。两天后，父亲就去世了。这温暖的一页清晰地藏在我的记忆深处，就象发生在昨天。

如今儿子己过而立之年，有一天他突然问我： “ 外公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 我回答说： “ 是个老实人 ” ，他不以为然，说： “ 外公当到这么大的官，难道一个老实人就能概括了吗？ ” 儿子成长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耳濡目染中既有百姓对生活富裕起来的满足，又有对官场腐败的痛恨。他们身后的文化背景涂抹着中西错杂交融的色彩，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失之于零碎和片面，对事物的认识受时代和环境左右。他不了解，中国真的有过这样一代共产党人，他们的 本质 就是对祖国对人民忠诚老实。

我明白，现今没有多少人还愿意当个老实人，老实在许多人眼里是无用的别名，恐怕也是当不了什么 “ 大官 ” 的。但我相信一个老朋友的话： “ 历史最终淘剩下的还是老实人，人们心里记住的好人还是老实人。 ” 在我的心目中，父亲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忠诚老实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好人。他一生老老实实为党为人民做事，不为一己私利，不怕艰难困苦流血牺牲，吃得起亏受得起委屈。他首先是个有信仰的革命者，一个严于律己的共产党员。人们通常所说的 “ 官 ” ，在他心目中不过是为党和人民尽忠尽职的领导者罢了。父亲属于开国打江山的一代人，他们的遗产是一个全新的中国，可是他留给儿女们的，既无钱财也无地位，只是精神信仰，道德情操，天理良知。这些精神财富让我们一生受用不尽。我写下对父亲的纪念正是为了让我的子孙了解自已的祖辈，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革命者的后代，心中要有理想，肩上要有担当。无论时代变、地位变，老实做人的秉性不变，认真为做事的原则不变。

1975年10月21日，主持中央全面工作的邓小平上书毛泽东主席： “ 政治局近日会议，讨论到主席在高级知识份子参加国庆宴会后的反映简报上所做重要批示的时候，谈到党外党内有—批人，需要在政治上早点安排，都同意积极准备，早点召开全国政协会议，此事由吴德同志主持进行。 ”“ 另外，政治局一致意见，拟于近日召开一次人大常委会议，补选两位人大常委副委员长，一为主席和中央已经决定的李大章同志，一为邓颖超同志。颖超同志任副委员长，是剑英、春桥、先念、东兴同志和我先商议并提到政治局会议的，大家都认为这样安排是恰当的。 ” 次日，毛泽东批示 “ 同意 ” (摘自中国新闻网)。

在此之后，邓小平召见我父亲，宣布中央决定调任他为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并经毛泽东主席决定，在即将召开的人大常委会上补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央将调赵紫阳同志去四川抓全面工作。我父亲对邓小平说：我完全支持中央启用更年轻的干部，这是为了党和人民的长远利益。但我已经75岁了，而且对四川的情况很了解，我愿意就地退到第二线，协助赵紫阳同志工作。只要我退下来，相信可以带动四川一大批老干部退居二线，有助于党培养接班人，让青年干部顺利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但邓小平同志没有同意他的要求，他告诉我父亲，按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中央统战部有许多重要工作将要提到议事日程，统一战线工作本是我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但“文革 ” 这十年来，统战工作遭到全面冲击，统战部形同虚设，许多重要工作无法开展。目前全国的各项工作都要逐步走上正轨，全国政协会议也要尽快恢复召开。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协商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几十万右派摘帽问题，一件件都要提上议事日程，这个位置需要一位处事稳妥，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党中央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于是，老人家在这年冬天最寒冷的日子里，告别他的家乡，告别他工作近三十年的岗位，告别他共事多年的同志和他热爱的朋友乡亲们，去北京接受一副更重的担子。

1976年是新中国历史上风云突变动荡剧烈的一年，一个接着一个震撼人心震惊世界的大事集中在这一年发生。这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开国领袖相继去世。这一年，我的家庭也失去了我们的主心骨——我敬爱的父亲。

1976年 1月8日，北京一个滴水成冰的日子，周恩来总理去世了。我父亲默默地流着泪，去北京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去人民大会堂向总理致哀，本来就沉默寡言的他更沉默了。总理是他一生中最敬重的人，他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那时他们都只有二十出头的年纪，在法国巴黎意大利广场边上那个小咖啡馆楼上，共同创办一份年轻的宣扬共产主义信仰的刊物——《少年》(后改名《赤光》)。他们在一间租来的小房间里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总理长我父亲两岁，我父亲又长邓小平四岁，总理待他们就象兄长一样。从那时起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们的交往从未间断。总理的人品、才干、操守，尤其是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工作精神，深为父亲敬佩。总理对父亲也一直十分信任。那是一种志同道合、心心相印的兄弟般的情谊。父亲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在心情压抑和悲痛的时候总是选择沉默。现在，他的哀痛，他的悲伤只能用沉默来表达，他一连几个小时在房间里，在走廊上默默地度步，长长地叹气。家里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谁也不敢高声说话。

当时的政治气候冷到冰点以下，四人帮在高分贝地 “ 批林批孔批周公 ” ，邓小平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处于劣势，面临再次被打倒的边缘，已是自身难保。邓小平重新工作后有所恢复的工作秩序，在四人帮的兴风作浪下再度深陷乱局。

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是“文革 ” 的重灾区，被四人帮戴上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穷追猛打，遭受到严重破坏。“文革 ” 后期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下，统战工作有所恢复。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统战工作更是有了转机，相继成立了一些临时的业务班子，逐渐恢复了一些工作和活动。但是由于“四人帮”的不断干扰，统战工作仍然面临重重困难，此时正和党的其他重要战线一样，处于动荡和芨芨可危的局面。父亲受命于危难之中，他以对党的事业强烈的责任感，立即着手工作。在他召开的第一次办公会议上就要求大家重新学习贯彻毛主席关于“进一步发展革命统一战线”的指示，尽快恢复和发展各项工作。他坚持调研后才有发言权的一贯作风，希望大家认真调查研究各民主党派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现状，调查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执行的情况，并对今后的方针、政策、任务提出意见和建议。他要求统一战线上工作的干部要主动与民主党派与党外人士谈心交心，听取意见。从他到任伊始，关于特赦全部在押国民党战犯的工作；关于筹备“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29周年”大会的工作；关于恢复被迫停办多年的“民族工作成就展览”的工作；关于邀请和接待日中友好佛教协会访华代表团首次访华的工作；……一桩桩一件件大事已依次排上父亲的议事日程，他抱病认真仔细地着手进行。

但是,他处于这个特殊而艰难的历史时期，自从头年12月进京，中央就再也没人理睬过他，统战部内部也是好几驾馬车各行其道。工作千头万绪，他心里很焦急，想尽快将停滞多年的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重新推动起来。可是当时主管统战工作的中央政治局领导XX同志却避而不见，递上去的工作报告也如石沉大海般杳无下文。这些 “ 政治家 ” 们，在政治局面不明朗的时候一般是会以逸待劳、静观事变的。

父亲不会这一套。他是个党性和组织观念极强的人，对党安排的工作从未有过丝毫懈怠之心，国家越乱、政局越混沌，他心情越焦急。毛主席交下的任务如何落实？邓小平的谈话怎样贯彻？他焦虑万分，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在我的眼中，父亲成天眉头紧锁，脸色阴沉。这年的初春冷得邪乎，晚上，风在窗外怪叫着好象千万个妖魔在呼叫撕打，隔着厚重的窗帘，桌上椅上仍是一层厚厚的黄土，窗外更是飞砂走石，路灯影影绰绰，象一个个有气无力的黄色斑点。我们都感到了沉重的压抑，一种超自然的恐慌：国家要出大事！家庭要出大事！

2月19日晚 ，华国锋代总理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关于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决定，这天晚上父亲参加会议很晚才回来，阴沉着脸一夜未睡稳，三次开灯看表，最后一次己是凌晨四点。第二天早晨，母亲见他迟迟未起床，去他的卧室看他，只见他已昏迷不醒，长期的忧愤压抑终于导致他脑部血栓。

医院报了病危通知，因救治及时挽回了生命，但他已半身瘫痪。这期间，那位分管统战工作的中央领导终于露面，去医院看他，父亲只说了一句话： “ xx同志，你是可以活一千岁的！ ” 便再不开口。我理解他的心情，但我不愿去揣测他祝人家千岁究竟是何寓意？

患病之初，四川省委在京开会的赵紫阳、段君毅、秦基伟、严政四位领导同志来看他，当时他已口齿不清，思绪也一阵清晰一阵迷糊，但他仍然很吃力地、断断续续地诉说一个梦： “ 梦…，一个梦…，天上有一条龙…，上海…龙头，长江上游、四川…是龙尾…飞腾,飞… ” 。

也许当时在场的人们会认为这只是重病之人的胡话。而三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确实看见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是龙头，地处祖国西部的四川是龙尾，长江象一条代表着中国的巨龙冲天而起时，回想起老人的那个梦，那奇异的话语，不免惊奇：好象冥冥之中有谁给他启示，要让病危中的他放心，他的祖国，他的家乡终会走出贫困，象巨龙一样飞腾。

当我从四川赶到北京看他时，他已经过了血栓、溶血、大出血、再凝血的反复折腾，人变得很消瘦，灰白的头发零乱地覆盖着额头。过去那个精力旺盛，常常严肃得让我敬畏的父亲不见了，躺在病床上的只是一个羸弱的老人，一个需要儿女们照顾的老父亲。他多数时间是在昏睡，醒来时我们便给他读读书，讲讲外面的情况。那时我每天往返于统战部和北京医院，都要经过天安门广场，广场上正在经历着后来被称为“四五运动”的历史大事件。成千上万的花圈、覆雪般的白花、汹涌的人潮把天安门广场变成了另一个世界，首都人民借祭奠周恩来总理向“文革 ” 以来种种倒行逆施宣战了，发泄愤懑、针贬时弊的诗词和宣言贴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人们在朗读、在传抄、在宣讲。我也一连几小时挤在人群里，看着，听着，一到医院，我就把看到的听到的悄悄讲给父亲听，他非常认真地听着。当我告诉他，广场上人们都说张春桥要当总理时，他沉默良久，叹着气对我说： “ 张春桥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啊！ ”

接下来就是4月5日，天安门广场上人们的示威和反抗被镇压了，被定为 “ 反革命事件 ” ，北京的政治气氛很紧张，各单位都在追查谁去过天安门、谁传抄过天安门诗抄。父亲怕我在北京待久了生事，也不愿儿女们为了他影响工作，急着赶我们回去，于是我们都走了。谁知这匆匆一别竟成永诀。5月3日清晨，肺血栓夺去了父亲的生命。

没有一个亲人在场，没有留下只言片句，父亲悄悄地离我们而去，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思念，和他从未对我们细说过的谜一样的人生。

第一章 走 出 家 乡

长江边的老家

我们的老家在四川合江县。合江位于川南长江边，与贵州的赤水县（现改为市）接壤。赤水河从贵州由南向北流入四川，在合江县城汇入东去的长江，合江因此得名。合江虽地处川南山区丘陵地带，但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又兼水陆交通便利，人口众多，史称繁庶之地。合江自古为川盐集散枢纽，商贾云集。晚清以来，随着长江航运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合江县属的先市、榕山、白沙、福宝也发展成繁华的大集镇。抗战时期，全县为抗战捐献法币1450余万，为川南各县之首。

合江位居川、滇、黔三省要冲，自古便是南下云贵、北上四川的必经重镇，为兵家必争之地。特殊的地理环境使这个鱼米之乡历史上战乱频繁，累遭兵燹。从南宋末年的宋、元战争到清同治年间的石达开西征，县城数次被毁。尤其明末清初的大战乱，张献忠军、南明军和清军在这里你来我往绞杀数十年，城舍尽为灰烬，孑遗仅数十家，惨至人相食。辛亥革命以后，整个四川成为军阀混战的大战场，川滇黔三省军阀部之旅在合江往来无常，土匪豪强蜂起，兵来匪去，匪去兵来，人民深受其苦。据当时的统计，从辛亥革命到民国24年（1935年），全县仅重大匪祸就有70余起。民谣称 “ 兵如梳，匪如篦，团阀犹如刀刀剃 ” 。当年的文人叹息：辛亥以来之骚乱，全国以四川为最；县境迭遭兵匪蹂躏之苦，合江为全川之最。

也许正是地处要冲，各色人等、各种信息交流频繁，合江的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人们也容易接受新事物。清末民初，合江的新学发展很快，宣统年间县城已开办了普通中学，官办的乡村小学大批出现。到日本留学者竟达百余人，其中多人参加同盟会并成立了合江分会，这些人回到家乡成为一道独特风景，以至合江有 “ 小东洋 ” 之称。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组织同志军起义，数万人围攻县城66天，声震全川。虎头乡的留日同盟会员夏之时，率领革命军打到重庆，成立蜀军政府，夏任副都督，成为名噪一时的人物。也有不少人致力于家乡教育事业和工商实业，选择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之路。

父亲的老家在合江县鹿角乡。长江河道在合江处绕了一个巨大的U字，象个鹿角。县城正好位于U字的底端，而鹿角乡位于U字的上端。祖上的老屋便坐落在逼迫长江绕了一个大湾的山上，周围是开垦多年的田地，层层叠叠、错落有致的梯田从老屋的石阶下一直延伸到山脚的长江边，见证着主人的艰辛、勤劳和这里悠久的农耕文明。天气晴朗时，远处长江上舟船历历可见。当年发达的航运使这个偏远的山村得以和外面的世界沟通，包括父亲在内的许多有志青年，就是从这条大江走向世界的。

据族谱记载，我们祖上是迄今七百多年前明朝洪武四年（1371年）自湖北麻城迁来的移民。到我祖父已是第十二代。我家第十代祖在朝廷为官，得御赐匾额一块，上书 “ 朝廷洪雅化世 ” 六个金字，于是从曾祖开始名字便以这块匾上的字为序列，我曾祖父名李朝亮，祖父名李廷哲，而父亲本名李洪铭（梠），字如章。他出生于1900年旧历的腊月，那是一个世纪之交的动荡年代，中国积贫积弱，被列强瓜分欺凌，中国知识分子的先知先觉正在前赴后继地变法维新，为国家和民族寻求出路。父亲的童年和少年，就是在这个动荡和觉醒的时代度过的。也许他的命运注定了要与革命连接，理应担当起改天换地、富国强民的艰辛责任。

从族谱的记载来看，这个大家族曾有过显耀的过去，但到我祖父这一代己经衰落，还有一百来亩水田。祖父有两房夫人，正房陈氏生有三男，二房叶氏有一男五女,全家十几口人吃饭。我父亲为正房所生，排行老三。按照耕读传家的传统，家里所有的男孩都要读书。按照当时的生产水平，这些田产要供一大家人吃饭和所有的家庭开支，还要供几个读书人已是不易。祖父家雇有两个长年（即长工），其中一位现在还活着。他说，那时候全家人一年打四次 “ 牙祭 ” ——也就是吃肉，分别是春节、端午节、七月半（又称鬼节）和中秋节，其他的时候是没有肉吃的。家庭的所有成员，只要是能够劳动的都要干农活，祖父过了六十岁还在参加劳动，直到干活时从一道四五尺高的田坎上掉下去，摔成重伤，从此卧床不起，于1945年去世。

父亲很少提起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所了解的，都是他生前偶尔提起两句，或者老家亲戚的回忆。父亲到读书的年纪，鹿角乡还没有小学，几个兄弟都是请老师到家里办私塾启蒙。后来离家十多里远的望龙乡有了小学，但家里供不起几个孩子一起都上学，弟兄三人中只有我父亲外出读书，祖父一心希望他读书成材，今后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从家里到望龙乡的学校全是弯弯曲曲的田坎小路，要走一两个钟头，下雨天更是泥泞难行。在寒冷阴湿的冬夜里，为了暖和，他总是睡在祖父的脚头。每每鸡叫头遍，祖父就一脚把他踹起来，要他早早出发去读书，不许误了功课。于是他在漆黑的夜空下，顶着又冷又湿的雾水走在小路上,边走边打瞌睡，实在困得睁不开眼，便钻进路边的茅草丛中再睡上一觉，醒来时天才蒙蒙亮。这个故事是我上初中时听父亲说起的。我上初中时学校要求严格，每天必须到校上早自习，成都冬天天亮得晚，七点过了街上仍是黑糊糊的，路灯下见不到几个行人。我觉得苦得不得了，于是回家诉苦说：天底下工农商学兵，数学生最苦，天不亮就得起身去上学。引得父亲大笑，便给我们讲了他小时候冬天上学的故事，还说：“你们看川剧里有个懒书生，他说春来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有蚊虫冬又冷，收拾书箱好过年。那是个纨绔子弟，千万不要学他啊。 ”

虽说父亲上学路上也有钻进茅草丛中去睡一觉的事，但他书读得很不错，后来考进县里唯一的合江县立中学。这所中学建于1909年，是当时川南最早开办的普通中学之一，教师中有不少在日本留过学，甚至还有日籍教师，学校的课程也已经现代化。父亲1916年入校，在这里学习了三年，接受了许多新知识，也大大开阔了眼界。那时候封建皇权刚刚推翻，国家又穷又乱，他和许多同时代的青年学子一样，崇尚西方的各种先进思想和技术，他们看见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给西方列强带来的繁荣和强盛，也想走一条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道路。而清王朝垮台以后，西风渐进，四川大城市中各种官办民办的实业专科学校也很多，给他们提供了实现抱负的机会。父亲后来给我们说，他那时的理想首先是当个化学工程师，制造西药，救民于水火。其次是当个建筑工程师，修铁路修公路，他梦想着为家乡修一条宽敞的公路，通往县城直达成都，乡下人进城再也不会在泥泞的小路上打滚。

就在这时，他看到留法勤工俭学成都预备学校招生的广告，他想，要学先进的工业技术，不如直接去发达的工业国家学。这是决定他人生道路的第一个重大选择。

去法国勤工俭学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为大批培养科学、实业人才搞起来的。因为当时国家官费留学生数量很少，一般家庭很难承担高昂的留学费用，贫穷人家的孩子更只有望洋兴叹。运动的发起人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等以 “ 勤于工作，俭以求学 ” 为宗旨，号召和组织青年人到法国用半工半读的方式求学，引起大批进步青年的热烈响应。运动从1912年兴起，到1920年先后有2000多名学子赴法，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

四川虽然深居内陆，近代史上却是一个新潮激荡、人才辈出的地方。1912年6月，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者之一、四川人吴玉章组织了四川勤工俭学会，他们奔走呼号，使运动发展极快。而四川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惨痛现状，更使一般热血青年义愤填膺，对到国外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号召响应热烈。1918年3月，四川最先设立的留法预备学校在成都开学，1919年初重庆也开办了留法预备学校，开始组织大批青年赴法。据史家统计，全川赴法勤工俭学青年达511人，为全国赴法学子最多的省份。而从中成长起来的栋梁之材，就不用去细说了。

八十多年后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美国遇见丈夫在上海高中时的同学，他在闲聊中提起自已的祖父曾经在成都选送了一批青年学子去法国勤工俭学。后来，这批学生中出了很多共产党和新中国的高级领导人，其中也有四川省首任省长李大章。这是他祖父一生都引为自豪的事。我说：李大章就是我父亲啊。唏嘘感慨之中，正应了那句老话：这世界有时候真的很小。

他的祖父叫唐宗尧，四川省开县人氏，清朝最末一科的秀才，1905年远渡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求学。是中国同盟会会员，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和朱德一起组织过讨袁护国军。他于1911年担任四川银行总理。五四运动前后，进步青年赴欧洲留学掀起热潮，唐宗尧是四川省留法勤工俭学会发起人之一，前后送了数批学生赴法。据他说，陈毅、李大章、程子健等人都是他亲自考核遴选的。解放以后，我父亲任四川省省长，在一次社会贤达们参加的会议上见到唐宗尧先生，他关切地询问唐老的身体和生活，当他知道唐老赋闲在家时，便劝他道，如果身体尚好，不妨出来做些工作，为新中国的建设出谋划策。唐老欣然允诺。后来，我父亲安排他进入成都市政协，让他为自己家乡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六十年代初，国民经济进入极端困难的时期，人民在饥饿之中。唐老去北京开会见到了朱德委员长，当朱德了解到唐老的生活并不宽裕时，特别交待我父亲，每月再给予他一百元的生活补助，一定要让老人家安度晚年。这是共产党人不忘旧情，敬重贤达的一段佳话。

成都的留法预备学校入学要经过考试录取，在校学习期间学生只负担个人生活费用。毕业考试前三十名由政府发给四百元补助，作为赴法路费。其余的人到法国的费用全部自理。选择勤工俭学道路的学生，绝大部分家庭条件都不宽裕。对家庭来说，需要下很大的决心付出极大的代价；对个人来说，注定是一条艰难的道路。父亲给我们讲，他从家乡坐船到成都时，刚上船就遇到军阀兵匪上来挨个搜查，谁有点值钱的东西都抢走了。我父亲身上带着家里给他到成都上学的十几块银元，他一见势头不妙，便坐到船家载货的大木桶上，飞快将银元从木桶的缝隙中塞进去，等兵匪搜完走人，他再把自己的钱找回来，一文不少。我想，没这点机灵劲，他也许不可能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里、尤其是腥风血雨的地下工作中活到胜利的一天。

父亲是1919年秋季被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录取的，这是该校录取学生最多的一届，共有二百多人。和我父亲一起被录取的有他的同乡穆青，以及肖朴生、程子健、李季达等。学校主要课程是法语、数学和工业知识。

四川勤工俭学运动发起人吴玉章1914年因反对袁世凯复辟，被北洋政府通缉，跑到法国去搞法华教育会，1916年袁世凯倒台后他回到祖国，思想有了很大变化，认为勤工俭学生不仅要寻求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知识，还要学习社会革命理论，承担起改造中国社会的历史重任，并且推崇俄国革命。我父亲进学校的那个冬天，吴玉章在学校发表演说称： “ 吾人留学，不但专重学术，尤在取得社会观感，以为本国改良之用。……俄国革命进步最快，是因为俄国有新党主政，俄国党人，无不曾历法国。吾人欲察其发动之源，亦不可不一往考察。诸君遇着这举世浑浊之时，新潮汹涌之会，不可不勇往直前，造最新之时势。 ” （见1920年1月7日《民国日报》副刊： “ 吴玉章君在四川留法预备学校之演说 ” ） 。 这是勤工俭学运动指导思想的一次大飞跃，众多四川留法学生，包括我父亲，最终选择社会革命的道路，与之不无关系。

我父亲在这里学习了一年，于1920年秋天毕业。毕业后他回了一趟家，告别亲人并筹措出国经费。县劝学所为表彰鼓励，特给他颁发100银圆的奖学金。根据当年的资料介绍，赴法的路费和到法国初期必须的费用，至少要400元。以我祖父的家产，筹措这笔钱应是费了不少艰难。父亲从成都转道重庆，再乘木船前往上海候船赴法。这批四川学生共有九十多个，是四川历届赴法学生最多的一批。

我从一位叫赵毅敏的当年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回忆中，了解到父亲在上海候船期间的一件往事。赵毅敏是河南滑县人，1917年考入开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1920年秋，当他拿着父母帮他筹集的路费从开封出发到上海后，发现钱在火车上被窃了。一个家境贫寒的学生，筹集这点盘缠非常不易，他万分沮丧，来到勤工俭学生聚集的旅馆，无奈地对大家说： “ 路费没有了，不想去了。 ” 这时一群热情的四川青年围上来，其中一位亲切地对他说： “ 不要紧，我们一块去！大家花钱节省一点，凑起来一起花！ ” 赵毅敏后来知道这个年轻人就是李大章(畅英)。后来他真的跟着这群四川学子上了船，他说李大章一路上待他就如亲兄弟一般。他在回忆录中感叹到： “ 他们后来都成了革命者，年轻的共产党人 ” 。赵毅敏本人也同他们一样，在异国的土地上建立起共产主义信仰，成为革命者。

当年上海的《时世新报》以 “ 大批留法俭学生放洋 ” 为题，报道了父亲他们这一批人出国的情况。报道说，12月15日，华法教育会所送男女学生乘智利(Chili）号油轮放洋。 “ 此次出发各生，以四川籍占最多数。到法之后，分习丝纱厂、纺织染织、造船熔铁、造纸电气各工艺。并由该会预先知会个生。准今日上午八时齐集黄浦滩法轮公司码头，趁黄浦小轮渡登智利号。 ” 报道刊登了本届赴法学生名单，其中四川学生男生92人，女生2人，父亲李畅英(当时用名)的名字也在其中。有些特别的是，中国驻法公使陈箓、勤工俭学运动领导人吴稚晖先生亦同船起程。

自从1920年秋冬之际离开家乡，父亲远行千万里，再也没有回过鹿角乡的老家。青年时代，他跨出国门远走欧洲、苏联。回国后，为了革命斗争需要，足迹踏遍祖国东西南北，从中苏边境的东北牡丹江边，到广东最南端的英殖民地香港；从东海北海之滨的上海、青岛，到西北的宁夏、西安；从中国的最大都市北京、天津，到最贫瘠艰苦的太行山区，只要是党的工作需要，无论多么危险、艰难，他都是立馬前往，毫不犹豫。当30年后的1949年，他随第二野战军南下，第一次回到自己的家乡四川，驻守在与老家合江县同属一个地区的沪州市，担任本地新政权的最高长官——川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时，他却一步也没有踏进自已的老家。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四川成了饥饿之乡，我父亲走遍四川的山山水水，终于回到合江县，可是他仍然没有去看看他家的老屋和祖坟。对此他从未对我们做过任何解释。受他的影响，我们家庭所有的人，也无人踏上老家的土地。

时光如梭，父亲离开这个世界己经30年了，为了追忆父亲，为了了解父亲幼年成长的环境，2006年我回了趟老家。老家村上已通了公路，但到我家的老宅还得步行一两公里。老宅坐落在被水田和小片林木包围的浅丘上，周围的地形很开阔，给我带路的侄子李化文说，除了有的人家修了新房外，这里的地形环境和我父亲在这里生活时没什么两样。踏着父亲曾经走过的田坎小路，望眼连绵错落的梯田水塘和远处雾蒙蒙的长江，仿佛看见儿时的父亲背着书包在田坎上行走的身影，和全家老少犁田锄地、栽秧打谷的场景，油然而生无尽的怀念和莫名的惆怅。临解放时，老家的人基本上都走光了，老宅土改时已分给了几户贫苦农户，现在只剩下几间残破不堪的厢房，作了猪圈。一排正房已不复存在，宅基上盖起了砖瓦水泥的新房，只是从残留的屋基石阶上依稀还能看出当年的建筑规模。

祖父和祖母陈氏的坟地，在离老宅几里远的一片亭亭玉立的翠竹林中。坟墓已在文革初期被挖了，因为这是地主的坟，而他们的儿子当时是个大 “ 走资派 ” 。坟园唯一的遗迹，是一张直径一米多的大石桌，听乡亲们介绍，是祭奠时供放祭品用的，坟被挖后，有人把它凿空当水槽用了。乡亲们流传下来的说法是，这位李老太爷为人忠厚，终身勤劳节俭。他的田一部分租给佃户，有时佃户实在困难，他会给予接济。他自家种一部分田，雇了两个长工，家里人吃什么长工也吃什么。其中一个长工现已八十多岁了，无儿无女，住在乡上的养老院，我们在家乡的亲戚还经常去看望他。

我父亲的兄弟姊妹中，我只打听到我的一位老姑妈还活着，她是我父亲的小妹妹，也已八十多岁了，住在泸州。但我们与她几十年也不曾有过往来。在她面前我有点惭愧，是我们当了高官就不认穷亲戚了吗？是我们真的缺乏亲情六亲不认了吗？也许，那只是一个特殊年代刻在我父亲和我们身上的烙印。建国初期，父亲为什么近在家门而不入？其实，但凡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地主家庭出身，现在正在自已家乡领导着土改，贫下中农、长工们要去他家分田分房，亲戚中也不乏有民愤者，他躭心有人来找他说情，更不能出面去帮助和袒护他们。他甚至不能回家去走走看看，这样会给人造成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误解，会让新生红色政权的基层干部们、刚刚翻身分到土地的贫下中农们，产生心理压力。那是一场刚刚结束的战争，一个初步建立起来的政权，一切都还不是那么具有自信，阶级划分、阶级斗争是当时的工作重心，个人的情感必须服从于党的路线政策，个人的行为必须遵守党的纪律，这是立场问题，党性问题，那个时代的共产党人、尤其是领导干部很多都对此作出过牺牲。

其实，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父亲在法国时失业，交不起学费，远在家乡的父兄也是卖田卖谷，将钱买成四川特有的蜀锦给他寄去，让他换成法朗。这些援助曾帮助他渡过到法国的最初岁月，也曾支持着他脱产去做旅欧共青团支部的工作。这些，父亲都曾给我们讲过。祖父和祖母陈氏去世后，加上连年的战乱，家境逐渐衰落，祖母叶氏便到城里做点糖果生意补贴家用，解放后她被划为 “ 工商业兼地主 ” 。那时她已经快七十岁了，无依无靠，父亲便把她接到家里供养。她虽然不是父亲的亲生母亲，但父亲从来象对亲生母亲一样待她，我们从小只知道她就是我们的祖母。我至今保存着一张珍贵的照片，那是祖母1951年1月9日做七十大寿时照的。我祖母坐着，背景是川南军区司、政、后联合赠送的一幅寿字，上面写着： “ 李老太太七十寿辰纪念 ” ，我和姐姐沁生、亚田、弟弟小熊四人站在祖母身边。可以看出，爸爸对祖母的七十大寿是很在意的，中国人传统的孝道在他内心深处依然浓烈。但这张照片里却没有父母，也许他们是工作太忙，也许是出于某种政治原则。这就是父亲：一个内心充满人间亲情，又始终把党的事业放在第一位、自觉坚守党的原则的人。

祖母和我们一起生活到79岁去世。我父亲作为领导干部，祖母在世时就说服她移风易俗，带头死后火葬。祖母火化后埋葬在成都磨盘山公墓。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祖母的墓只是一个小小的土包，连墓碑也没有。六十年代中期，我堂哥，即我大伯的儿子李林——他三十年代就离开家乡跟隨我父亲做地下党的工作，他对我父亲说： “ 老家祖父母的坟早已破败不堪，需要维修，祖母在磨盘山的坟也应该建一个墓碑，你若同意，可以交给我去办。 ” 父亲同意了，堂哥也去做了，就象今天许多子孙后代都在做的一样，他培修了老家祖父母的墓，又给磨盘山上祖母的坟立了一块碑。“文化大革命 ” 一开始，这成了父亲第一条大罪状，他头上的高帽子、胸前的罪状牌都涂抹着 “ 地主阶级孝子贤孙 ”的大黑字 ，斗争大会上，毛主席关于阶级社会中 “ 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烙印 ” 的语录他必须反复背诵，稍微打个顿都要挨打。吓得我弟弟连夜带着朋友去把磨盘山祖母的碑砸掉。从此，我们离家乡更远了，无论是地理距离还是心理距离。

但是，家乡并没有忘记她的儿子。无论是合江还是泸州，地方志上我父亲都是家乡的骄傲，在乡亲们眼里，他是走出家乡做大事的人，是有建树的名人。走在家乡的土地上，我们处处感受到被理解，被尊重的欣慰。

寻求革命真理

我父亲于1921年初到达法国时，勤工俭学运动正处于空前艰难的时期。这时到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己达到近两千人。而法国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箫条，许多工厂停工，有些甚至关门倒闭，加上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许多复员军人返乡，更造成劳力过剩，全国失业人口达到200万以上。这些从中国远道而来的留学生，语言不通，又缺乏工作技能，直接面临的就是失业。所谓勤工俭学者，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也，没有工作，生存都成了问题，哪有钱来上学？有的学生竟贫病而死。父亲刚到法国不久的1921年2月28日，就爆发了 “ 二.二八”反饥饿运动，五百多没有工作没有饭吃的学生在蔡和森等人的领导下，到中国驻法国公使馆请愿，要求发给生活费和俭学费，公使陈箓一味敷衍，愤怒的学生冲入使馆，陈箓叫来法国警察将学生驱散，并逮捕了十几个进入使馆的学生代表。虽然“二.二八”反饥饿运动未取得完全胜利，但这是留法学生团结起来为维护自身利益进行的第一次斗争。

父亲到法国之初，在法华教育会的安排下进入普通中学补习法文，但他从家乡筹集起来的那点经费只支撑了他四五个月的学费，接下去，他不仅没了学费，也没有了面包，他必须离开学校去工作。他曾说过： “ 本想到法国补习法语，但很快就因无钱继续交学费而被赶了出来。后经法华教育会介绍进入施奈德钢铁工厂当工人，任铸工，希望能白天做工，晚上学习。”

克鲁梭（Creuasot）是法国南部的重工业城市，法国最大的军火工厂--施奈德（Schnelder）钢铁总厂的所在地。厂区绵延十多公里，其间有铁道连接，工人达到三万左右。工厂的内部就是一个小社会，有商店、工人子女学校、职工医院、银行、廉价出租的宿舍等服务设施，对工人的管理也和其他工厂大不一样，工人进厂必须签定三年合同，三年期间每月要从工资中扣除一部分做押金，合同期满退还。如果中途离厂，押金不退。工人65岁退休，可以领企业的养老金。这些今天看来属于 “ 进步 ” 的管理办法，在当时同样是残酷和血腥的。在经济极度萧条的情况下，资本家为了获取利润，必须拼命加大工人劳动强度和压低工人工资。工人为上述 “ 福利 ” 所付出的代价是：工资比一般工厂低三分之一，而华工的工资又比法国工人工资少三分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工厂因为劳动力缺乏而大量招收外籍工人，华工最多时有近万人，我父亲来这个厂工作时，勤工俭学生也有一百多人了，其中一半是四川同乡，而当时许多初步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进步学生都曾在这个工厂做过工，如赵世炎、李立三、李富春、陈毅、穆青、邓小平等人。这些同志对我父亲的思想有很大影响。可以说，施奈德钢铁工厂是我父亲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蒙学校，是他最终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第一个台阶。

父亲从小手捧书本、衣著长衫，由家庭培养上学读书，祖父一心要让家里出一个有出息的读书人，很少让他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虽然出国前他对到国外打工也有心理准备，但必须做苦工却未曾料到，对他的心理和身体都是巨大的磨练。他的工作是铸工，是最苦最累的活。父亲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 “ 铸工就是翻砂工，是很繁重的体力活，劳动强度很大，又累又脏，而且刚进去做不了技术活，只能当苦工，工资低不说，还必须订三年合同，每月要扣一定的工资作抵押，如果做不满三年，扣下的工资就不退还了。更难以忍受的是资本家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华人在工厂都是做苦工，得不到信任，怕华工偷东西，出厂要脱光衣服检查，屁股缝都要看到，我们深感难以忍受的屈辱。在这种环境下我算是做得长的了，也只做了两年就离开了。 ”

在两年的时间里，他没有机会上学，却亲身感受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残酷、劳苦工人命运的悲惨和落后民族饱受的屈辱。这一切对他投身共产主义革命事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对此父亲是这样说的： “ 在工厂的工作时间长，工资低，劳动重，本来想边工作边学习，勤工俭学，但是事实证明这只是幻想，完全不可能，这才尝到了资本家剥削的味道。同时受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的影响，开始有了革命的要求，1922年我加入了 “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2月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1921年春天，在旅欧华人中已经形成一个秘密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他们在留学生中宣传社会主义革命思想，领导勤工俭学生开展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斗争，在勤工俭学生中产生了强大的号召力。

这年7月。留法勤工俭学学会在国内筹集经费，连同法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在里昂筹建了 “ 中法大学 ” 。但 “ 里大 ” 建成后，留法勤工俭学会却伙同北洋政府和驻法使馆，从国内另招一百多与他们有各种关系的权贵子弟过来，准备进入 “ 里大 ” ，而已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们却无缘一顾，这在勤工俭学生中引起极大愤怒。施奈德钢铁厂是勤工俭学生最集中的地方，学生中有多种工余印刷的指导华工教育和求学运动的小报刋，消息经报刊传开后，在赵世炎、陈毅等人倡导下，学生们集会决定，成立 “ 争回里大运动团 ” ，要求 “ 里大 ” 向勤工俭学生开放。施奈德留学生的行动得到了全法国各地留学生的支持，各工厂、各学校的勤工俭学生无不同声拥戴，并成立了同样的团体。9月21日，赵世炎、李立三、王若飞、蔡和森、李维汉、陈毅等率领各自的 “ 先发队 ” 一百多人来到里昂，冲进中法大学，散发传单，制造舆论，争取社会同情，要求与中国公使谈判。法国政府在公使求援的情况下出动武装警察，将学生们赶出 “ 里大 ” ，没收了全部学生的护照，将他们关进了军营，并在一个月后将这批学生武装遣送回国（赵世炎在大家的帮助下逃脱）。父亲当时正在处于斗争中心的施奈德钢铁厂，与他的朋友穆青一起积极参与了这场斗争。

1921年底，中共旅法组织开始筹建统一的旅欧中国青年共产主义组织，这项工作主要由周恩来、赵世炎负责。他们利用占领 “ 里大 ” 失败后勤工俭学界的空前的觉醒，致力于在勤工俭学生中建立一个严格的共产主义组织。1922年6月3日， “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 在巴黎成立，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执委会办公地址设在巴黎市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哥特佛卢瓦街17号的小旅馆内。

施奈德工厂是中共旅法组织的重要活动基地，1922年，父亲在他的同乡、同学穆青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从此走上为之奋斗终生的革命道路。穆青长我父亲两岁，是合江县立中学的高中生，他们又一同在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在预备学校时，穆青就在《新青年》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刊影响下和肖朴生、程子健等一起组织了 “ 劳人会 ” ，研读革命书刊，探讨救国道路。到法国后，穆青和 “ 劳人会 ” 的同志们更是直接研读马、恩原著，他们接触到更多的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书刋，很快从寻求出路的热血青年成长为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我父亲和穆青一同在克鲁梭的施奈德钢铁厂做工时，穆青便介绍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书刊，以及法共《人道报》等法文报纸让我父亲阅读。他们一同讨论中国前途和救国的道路，一同深入华工群众中，谈心、交朋友，在教华工们读书识字的过程中，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我父亲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在少共旅欧支部成立两个月后的1922年8月，我父亲便加入了少共，当时穆青任少共执行委员会秘书长。1924年，穆青被旅欧支部选送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6年党派他回国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1928年，中共四川省委遭到严重破坏，在风声鹤唳的白色恐怖之中，穆青被党中央任命为临时省委书记，派往四川重建省委，继续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斗争。1930年3月，他被叛徒出卖被捕，5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在重庆，年仅32岁。

“ 油印博士 ”

1923年春夏之际，父亲离开了克鲁梭前往巴黎。他接受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指示，到巴黎来协助赵世炎、周恩来、李富春等旅欧支部领导人开展党团工作。我父亲来巴黎后，白天在雷诺汽车制造厂做工，晚上在巴黎意大利广场边那个小咖啡馆的楼上刻蜡版、印刊物，用多个笔名写文章，通宵达旦地为青年团旅欧支部的理论刊物《少年》工作。

《少年》月刊创刊于1922年8月，具有明显的党刊特点，明确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其宗旨就是 “ 传播共产主义理学，对党团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帮助青年摆脱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 ” 。《少年》刊登过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译文、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解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开展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创刊之初主要由赵世炎负责编辑工作，陈乔年、陈延年刻写蜡版，周恩来为刊物写了大量文章。后来青年团的力量迅速发展，更多的同志参加进来。据傅钟同志回忆： “ 经常负责旅欧少共机关工作的有两人(脱产)，同时由他们二人负责编辑出版刊物，小平、富春、畅英（大章）和我都搞过这个工作 ” 。由此可见当时《少年》刊物是轮流编辑，主要由赵世炎、周恩来撰文，李富春负责发行，邓小平和我父亲主要负责刻蜡板和油印，大家称他们是 “ 油印博士 ” 。早年的工作和生活在父亲的人生中留下深刻的烙印，父亲终其一生都习惯用蝇头小楷书写。

旅欧党团组织通过《少年》这个卓有成效的宣传阵地，吸引了一大批先进青年团结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中共旅欧党团组织也成为旅欧华人和勤工俭学生的领导核心。比如1923年5月，国内发生 “ 临城劫车案 ” ，一趟由上海到北京的豪华列车在山东临沂被土匪劫持，包括30多名西方人在内的200多乘客被扣为人质。帝国主义列强以此为借口，提出共管中国铁路，企图控制中国的交通命脉，旅欧共青团支部在《少年》上发文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并以《少年》杂志社的名义，联合22个华人团体，两次集会抗议，和国内的反帝斗争遥相呼应。

《少年》从1922年8月创刊到1923年12月一共出了13期，以后便改名为《赤光》。《赤光》是半月刊，16开本，每期12页左右，封面是一个正在跃起的裸体少年，脚踏一望无际的山川，一手紧握号角，一手高擎旗帜，背后是光芒四射的红光。这略显粗糙的画面却是气势浩瀚，耐人寻味。《赤光》是中共旅欧支部和共青团旅欧支部合办的机关刊物，更趋向于与实际斗争相结合，在第一期的创刊宣言中就明确指出 “ 我们不但要评论中国的时事，且更愿意为大家指出他的乱源所在和他的解脱之方，我们现在愿诚恳而忠实地给大家指示出救国的唯一道路和其他转弯抹角迂拘而不可能的途径。总此，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 ” 《赤光》是一个和实际斗争紧密结合的，时刻 “ 评论时事的刊物 ” ，报道国际国内革命运动的消息，刊登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和宣言，论述党的统一战线方略（第一次国共合作），召唤人们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成为党的重要宣传舆论工具。读者评价《赤光》 “ 是烛奸之火，是兴奋之剂，是惊醒冬虫的霹雳，是更新万象的春气…… ” 当时，共产党的著名宣传家肖楚女在国内撰文说， “ 此刊(《赤光》)尤有可贵者，则为海外各帝国主义者对华组织之侵略的黑幕。吾人深居国内，一切不明究竟，得此则眼光如炬矣！ ”

“ 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肖朴生，以及傅钟、李大章（畅英）等，都是《赤光》杂志社的重要成员，先后参加过杂志的编辑、印刷、出版工作，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 （王永祥等：《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史话》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这批早期的共产主义者生活十分艰苦，早晨吃点面包茶水，匆匆忙忙赶去上工。辛苦工作一天，只能得几个法郎工钱。晚上回到小旅馆，只能吃点煮土豆，有时能吃上几片鱼，就算很不错了。他们住在特佛卢瓦街17号的小旅馆的房间内，门又矮又窄，面积只有四五平方米，放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桌子，就只有立足之地了。邓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记述的： “ 他们身居陋室，条件艰苦，白天做工糊口，晚上通宵苦干。他们开会，挤在周恩来住的小房间里，床上、桌上都坐满人。他们吃的是面包，喝的是白水，经常连蔬菜都吃不上。这些旅欧的党团干部，就是在这样一种艰苦的环境中努力工作，顽强斗争，保持乐观、向上的革命热情。 ” 这正是我父亲当年生活的真实写照。

当时， 他们都那样的年轻，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放下艰苦的工作，他们偶尔也会痛痛快快地休息玩耍。1922年岁末，周恩来得知他在南开中学的同学张圣奘考上了英国牛津大学，便去信邀请他来法国小聚。张圣奘于1923年初夏来到巴黎，周恩来邀了赵世炎、陈延年、邓小平以及我父亲等一伙好友，陪同张圣奘泛舟塞纳河上。望着塞纳河两岸秀丽的景色，滿船青年才俊有说有笑，一会儿吟诗赋词，一会儿高谈救国救民的方略。周恩来还将旅欧支部创办的油印刊物《少年》拿给张圣奘看，引来他咂咂赞叹。时隔六十多年后，张圣奘依然记得当时他赋了一首诗，诗中有这样两句： “ 我自平等观人世，何用蛮触快恩仇 ” ， “ 蛮触 ” 取自庄子寓言中的典故。这则寓言是说，两群小虫分别占领了蜗牛的两支触角，一群建立触国，发布《触犯宣言》，另一群成立蛮国，宣布《蛮横宣言》。两国宣战，在锅牛的头皮上攻城略地，大打出手，尸横遍野，满目疮痍。这不正是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景象吗？不也是中国军阀割据混战的写照吗？大家不禁默然。为了使气氛轻松一些，年龄最小的邓希贤(小平)说：有的人很蠢，为了让大猫小猫进屋，为它们各开一个门洞，换了我就打一个大洞，大小猫都可以走。张圣奘说：倒是省事了，可是秩序会混乱。周恩来接着支招：洞口画条红线，大猫小猫各走一边。满船人哈哈大笑。当我今天读到这段描述时不禁莞尔，这些革命前辈在他们还很年轻的时候，他们的性格已经很分明了：邓小平实际明快，办事干脆利落；周恩来灵活机敏，处理问题圆满周到。

张圣奘在巴黎的五天中，都是我父亲和他轮流坐桩请客，让大家相聚欢快。张圣奘是官费生，拿了两份官费外加奖学金。法国这边都是勤工俭学生，但我父亲的家庭还对他时有周济，他让家里不要给他寄钱，而是将钱买成四川特有的蜀锦寄来，他拿去卖给法国人，钱就增值若干倍。我父亲为人慷慨大方，只要手头不紧，他总是热情大方地款待朋友，帮助有困难的同志。因此，周恩来常常会戏称他为 “ 李公子 ” 。父亲善理财，不小气，这种对待金钱的豁达态度，贯穿了他的一生。

周恩来泛舟待学友的这段回忆，是我所见到的，旅欧支部的战友们在法国仅有的一段轻松记录，就象雄壮交响乐中一小段欢快的行板、象大战场上一个短暂的小酣，我在这里看见了年轻时的父亲、他的同样年轻的战友们，他们坦露着的可爱纯真的天性。

声援五卅

我父亲和旅欧支部的同志们一起，在实践中学习成长，他于1924年转为中共党员，同时仍然负责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工作，任秘书长。1924年12月，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举行了第六次代表大会，我父亲参加了这次大会，并接受大会决议，和李富春、萧朴生、郭隆真、林蔚等十位加入过工会或熟悉工人运动的同志，组成了工会运动委员会，他们在华工中做团结教育工作，利用旅欧党团支部这块阵地，采取多种形式提高华工觉悟，吸收先进分子，为中国革命培养和蓄备了一批既有较高理论水平又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干部，这对以后的中国革命是一笔宝贵财富，也是他们为革命立下的历史功勋。

他们随时关注和配合中国国内的革命斗争。 1925年5月30日，中国爆发了举世震惊的五卅运动。6月，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欧州，旅欧共产党和共青团支部再次以《赤光》社的名义，组织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和华工华侨，于6月7日在巴黎召开声援大会，宣布成立 “ 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帝国主义运动行动委员会 ” 。会后，一千多华侨和学生涌上街头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的暴行，要求法国政府立即撤回驻华军队和兵舰。这次大会和游行示威是 “ 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第一次向帝国主义的政府作直接的示威运动 ” ，旅欧党团支部在《告示威华人书》中疾呼： “ 全人类解放起点关键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反对屠杀上海人民的法兰西帝国主义！反对屠杀上海人民的一切帝国主义！ ” 我父亲当时是共青团旅欧支部的秘书长，也是这次抗议行动的组织者之一。

6月21日，旅欧党团支部联合国民党左派，又发动了一次向中国驻法公使馆的示威行动。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带领二百多名华人，分乘20多辆汽车突然聚集到巴比伦街57号的中国公使馆，封锁了大门，切断了电话，一部分人在使馆门前悬挂标语散发传单。一部分人冲进使馆找到驻法公使陈箓，迫使他在向法帝国主义的抗议书等文件上签字。法国政府很快派出大批武装警察前来镇压，党团员们迅速组织大家撤退，分散回家，前后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这五份由陈箓签注的文件是：致电全国人民支持反帝运动；通牒法国政府从华撤军；以陈箓名义向旅法华人道歉；保证切实保护华人利益和自由；保证捐款五千法郎援助上海罢工工人。旅欧党团支部立即将这五份文件分送邮局、报社和有关部门。

从6月22日起，一连几天法国和英、德、比、意的报纸争相报道此事，大量刊登旅法华人的《宣言》、示威的标语口号和陈箓签署的五个文件，震惊了法国和欧洲。法国的左派报纸纷纷对华人的行动表示同情和支持，法国共产党还召开群众大会声援中国人民的爱国斗争。积极报道此事的法共《人道报》一时成为最抢手的报纸。

法国政府惊恐于中国革命势力在其国家心脏腹地的壮大，即从6月22日开始在全市展开对中国留学生的大搜捕。他们认定，如此大规模的运动一定有共产党人的领导和组织，于是出动大批警察到勤工俭学生和华工聚居地搜捕。他们搜到《赤光》和《工人旬报》后，便到两刊的通讯处华侨协社侦察，华侨协社书记何鲁之是所谓国家主义派头目，他向法警密告了《赤光》杂志社的成员，以及经常在《赤光》上发表文章的共产党人的真实姓名和住址。法警按他提供的情报，逮捕了我父亲和林蔚、宗锡钧、雷定昆、任卓宣等20多名共产党人。

我父亲和林蔚是这一届主持旅欧党团支部机关工作的人，他们被捕后，党团机关也因此遭到了破坏。他们在监狱里关了三个月，受到法警的欺辱、漫骂和殴打。法警当局开始既不调查案情，也不开庭审判，只是一味监禁。后来法国共产党提出抗议，聘请律师为他们出庭辩护，迫使法庭宣判他们无罪释放。但法国政府最终还是将他们象祸水般驱逐出境。

林蔚和我父亲在法国是生死与共的战友，他们住在一起，共同主持旅欧支部办事机关的日常工作。林蔚是湖南湘潭县人，早年就结识毛泽东、蔡和森、李富春等进步青年。他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加入旅欧少年共产党。同年1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先后参与了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的留法学生三次重大斗争，即争生存权争求学权、抵制借款运动和争回里大的斗争。在声援五卅运动的斗争中，他是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来他和我父亲一起被捕入狱，又于10月17日同被驱逐出境。当年被党送往苏联学习。1926年5月，林蔚奉命回国参加大革命，党中央分配他回湖南工作，任中共湖南区委秘书长兼军委书记。他和柳直荀、彭公达、王则鸣等同志坚持在湖南搞农运，组织武装斗争。1927年毛泽东受党中央委派回湖南改组省委，准备秋收起义，林蔚任省委秘书长，配合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1928年3月，在抗击敌人 “ 清乡 ” 的战斗中，他为掩护群众不幸受伤被捕，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30岁。

我之所以特别记叙穆青、林蔚，不仅是因为这两位烈士，一位是我父亲的入党介绍人，一位是他的好战友，更因为他们使我加深了对自己父亲的理解。他们为理想牺牲时是那么年轻，30岁的年龄在现代人的眼中，乳臭未干，生活才刚刚开始，但在中国最黑暗最苦难的岁月里，年青人不能不早熟，他们不仅在这样的青春年华献出了生命，而且牺牲前都遭受过酷刑。如果他们能活到今天，也该儿孙满堂了，但历史却永远定格在他们青春的脸庞上，他们是用青春的生命换取了永生。他们为国家人民所做的牺牲是永远不应被遗忘的。我年少时在家听父亲说起过这两个人，文革中造反派审问他时，他也提起过他们。每当提起这两个名字，父亲的声音总是低沉肃穆，神情恭敬，使我印象深刻，但我并不理解他们对父亲之重。今天，当我为追忆父亲，接触到大半个世纪以前的这些早已被尘封的人和事时，我突然从这些名字中读出对父亲的理解。这些牺牲的战友其实一直活在他心里，变成了他心中的敬畏，在自已以后的漫漫人生中，所有行为都要面对他们，就象直面自已的良心。

很久以来，我不理解我的父亲。因为我从许多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干部那里听到过不少 “ 说法 ” ，他们说我父亲资格老，有能力，善于团结同志联系群众，马列主义水平高，可是却长期守在一个位置上，不论谁任四川的第一把手，他都由衷地欢迎，大力地支持，积极地配合，同样地尊重；他一如既往地承担困难繁杂的工作，默默承受或明或暗的误会、排挤和打击；他忍辱负重、承担责任甚至代人受过。在这些议论面前我一直不解，他为什么不为自己去说点什么，去争点什么？就是在自己的妻儿面前，也没见他流露过絲毫怨言或不满。这种不解变成我心中的一个结。

现在，我对父亲远去的身影看得越来越清楚，他的精神境界远非我所能及。他忍辱负重不说不争，是因为视名利权势如浮云流水，而视党和人民的事业高于一切，为这个事业，多少战友牺牲了生命，他还有什么放不下想不开的呢？他很少谈起他的过去，可是谈起时他会说： “ 我们是脑袋栓在裤腰带上，九死一生啊 ” 。九死一生不是仅指他个人，共青团旅欧支部前前后后有四百多同志回到自己的祖国，投身民族民主解放斗争，在这些革命先驱中，活着见到新中国诞生这一天的，又有几人？而我父亲本人也在这场斗争中失去了至亲至爱的妻子和三个儿女。

红色之都

1925年夏秋之季，我父亲等人被法国政府分批驱逐出境，并被勒令永远不得再踏上法国领土。同期，比利时、德国的一批中国革命青年也因声援五卅运动遭到驱逐。党安排他们到苏联莫斯科学习。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对中国同志给予很大的支援。法国共产党及时提供被驱逐人员的情况，配合中共旅欧支部，为被驱逐者准备旅费和行李。我父亲他们第一站来到阿尔沙斯，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法国占领的德国领土。在这里他们找到 “ 国际赤色救济会 ” ，这是德国共产国领导下的国际共运组织。这些不同国籍的阶级弟兄们伸出援助的手，帮他们检查身体和治病，准备好过冬的衣物，又为他们买好车船票，安排他们经柏林到汉堡，再与留学德国的朱德等同志一道乘船到列宁格勒。当他们来到被视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心的苏联时，就象回到母亲身边一样，心情真是又激动又振奋。我父亲被安排在有红色之都之称的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并担任共青团旅莫支部秘书长。

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创办于1921年，简称东大，校址在普希金广场附近的特维尔斯卡雅大街，是苏联共产党的高级党校。学校分为苏联班和外国班，苏联班培养苏联东部地区少数民族干部，外国班培养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共产党领导干部。我父亲一生中对马列主义的系统学习就是在这所大学完成的。在这里他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国革命运动史、中国通史、社会形态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联共党史、苏维埃政权建设、职工运动、党的建设、俄文等课程。25岁的他正是渴求真理、追求知识的年华，他在这里学习了一年多，为今后的革命生涯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成为一个具有理性认识的更加自觉的革命者。

第二章 血雨腥风

回国参加大革命

1926年12月，我父亲结束了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习生活，回国参加大革命。

这一年，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支革命政党的联合，将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推向了高潮，孙中山 “ 联俄、联共、扶助工农 ” 的三大政策，使国民政府的力量迅速强大，工农的积极参与，保障了革命军东征、南征的胜利，革命声势如日中天。在革命高潮推动下，远在中国北方的直系军阀也在分化瓦解。冯玉祥在北京受李大钊影响，倾向革命，他是中国北方首先加入国民革命军行列的军阀。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他发动北京政变，将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宣布反帝反封建的宗旨，但立刻遭到旧军阀的围剿。1926年，在英、法、日帝国主义的导演下，直系奉系军阀联合起来 “ 讨赤 ” ，企图消灭南方的北伐军和北方的国民革命军。冯玉祥部受到直、奉军阀的联合攻击，只好退出北京回到西北。困难之中，李大钊安排他去苏联访问和寻求帮助。1926年3月，冯玉祥在苏联期间，中共中央委派旅莫斯科党支部书记刘伯坚全程陪同他，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的留学生们热烈欢迎他，向他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的成就，并汇报演练他们的学习成果和政治军事素质。这一切使冯玉祥受到感动，也深表钦佩。他亲眼看见共产党中众多的青年才俊、人才济济。他在1926年9月回国时提出要求，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物资援助，并希望中国共产党支援他一批军政干部，帮助他壮大实力，将旧军队改造为国民革命军。党中央分别从莫斯科的东大、中大，国内的黄埔军校、中共北方局分管的各大学，抽调有较强工作能力和实际斗争经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先后二百多人充实到冯玉祥的军队中。

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抽调的第一批二十多名学员中，就包括了邓小平、潘自力、肖鸣和我父亲。

1926年冬季，这一行年轻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从莫斯科出发，乘火車、搭汽车，穿越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来到蒙古库伦 (乌兰巴托)，再往前走就不通车了。当时，邓小平等三位同志组成先遣队，随苏联运送支援冯玉祥部的弹药车先行出发，我父亲和其余的同志骑着骆驼奔向茫茫八百公里的荒原。时至隆冬，正是滴水成冰的日子，刺骨的寒风夹带着黄沙扑来，就象鞭子抽在脸上，在渺无人烟的荒原上真是躲无处躲、藏无处藏，他们的脸上手上都是皲裂的血口子。更惨的是他们走出荒原又进入了沙漠，除了寒冷再加上干渴，他们很快断水了。为了走出沙漠，他们最后只能喝骆驼尿。父亲给我们讲过，取得一点骆驼尿也不容易，要先在地上刨个坑，将手巾铺在坑里，骆驼便后赶紧收紧手巾，拼命挤压手巾里的粪便，就可以取得一点点尿液。那是什么滋味？父亲没有说。我只记得我们几个孩子听到这里曾大惊小怪地尖叫：恶心死了！恶心死了！

在我们眼中，父亲是那种天大的磨难也压不倒的人，生命力特别顽强，饥时他吃过蝗虫、老鼠，渴时他饮过骆驼尿，没有在生死线上挣扎过的人，没有为信念理想不惜一切地奋斗过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父亲他们在荒原上沙漠中前前后后走了一个多月，终于走到蒙古与宁夏的交界处，一个叫 “ 王爷府 ” 的小地方，这时他们一个个已是衣不蔽体、又黑又瘦，我父亲一路上高烧呕吐，终于病倒在此。把他安顿下来后，其他同志为赶时间都先行回国，经宁夏去西安直接到了冯玉祥军中。我父亲病体稍愈也立即追赶队伍，但他经过宁夏宋哲元部队时，被留了下来，在宋哲元部任军政治部宣传处长。

宋哲元是冯玉祥西北軍的“五虎上将 ” 之一。他行伍出身，23岁从军，由哨长干到军长，1925年至1933年间，他先后担任过热河都统，西北军西路、北路总司令，陕西省主席，察哈尔省主席等职。宋哲元一生笃信忠义二字，具有爱国民族主义精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侵略面前他曾发誓：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1933年春在河北喜峰口一带率二十九军英勇抗击日寇，成为中国 “ 九一八 ” 以来首次对日大捷，二十九军的大刀片子因此享誉全国，宋哲元也因此成为当时中国人心中的民族英雄。这是后话。此时的宋哲元是西北军冯玉祥麾下的西路军总司令。

1926年9月，冯玉祥从苏联回国，抵达陕西五原时，传来北伐军攻克武昌的捷报，他在共产党员刘伯坚等同志的策划帮助下，第二天就召开了五原誓师大会，宣布西北军整编为国民革命联军，指战员全部集体加入国民党，他自任总司令。他宣誓要坚决为国民革命而奋斗，誓死为铲除卖国封建军阀、帝国主义势力而战。誓师大会上还布署了策应北伐军的总任务，准备向宁夏、陕西、河北、河南进军。宋哲元时任国民革命联军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司令。

我父亲在宋哲元部的主要工作是在军队中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团支部。当时共产党的活动是公开的，他乘着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积极在军队中开展革命形势教育，普及马列主义理论，宣扬共产主义革命理想，也撰写普及革命理论的教材。但这段时间不长，随着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在上海打响了叛变革命的枪声，大批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之中。在这场来势汹汹的反革命浪潮中，远在西北的冯玉祥也倒戈了。1927年6月，他参加了汪精卫在郑州召开的反共会议，便开始在西北军中整肃共产党。那些他亲自从莫斯科、从黄埔军校、从京津各地请来的年轻共产党员们，现在都成了他的整肃对象，一概在劫难逃。他以集训为名下令将全军的政治干部解除武装，集中到开封关押起来，准备送交武汉反动政权。

我父亲当时正在宋哲元的军队中，对突然发生的政变还不清楚。宋哲元传达武汉政府通知：让所有的政工干部集中到开封开政治工作会议。我父亲他们离开宁夏时，宋哲元派了一个赵旅长 “ 护送 ” ，实际是看守和监押他们。一行人路经西安时，听到了武汉政变的消息。这时，陕西省政府主席、冯玉祥的参谋长石敬亭对他们训话说： “ 你们这些共产党，今后不要再搞共产主义了，那个东西不适合中国国情！ ” 等等，骂骂咧咧的还说了许多威胁的话。父亲他们听出军阀的话锋已变，估计到武汉一定有危险，开封也是不能去的。于是，大家商议：凡是从莫斯科回来已经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的同志，在行进途中找机会逃走。来自北京、天津的秘密党团员，是以进步学生的面目在西北军中做政治工作，尚未暴露身份，可以继续往前走。商议定后，他们第一天从西安到临潼相安无事，用以麻痹敌人，第二天从临潼到渭南途中，那位赵旅长去打前站，我父亲和已公开身份的几个共产党员一个个开始掉队，借口大小便，隐藏到庄稼地里溜走。到渭南后赵旅长才发现，所有的共产党员全跑了，于是发电报给石敬亭，在陕西、河南的报纸上通缉他们。

我从回忆刘志丹同志的一篇文章里，读到故事的另一端发生的情况。刘志丹是我党从黄埔军校抽调到西北军的共产党员，他当时在西安被解除了武装，押解到开封 “ 集训 ” 。他们一共有二百人左右，被关押在开封的一所中学里，刘伯坚、刘志丹等三十二个名气较大的共产党员另外关押，天天 “ 洗脑 ” ，一个一个地“审查”。十多天以后，冯玉祥将他们全部押上一截铁闷子车， “ 驱逐出境 ” 。实际是逐出西北军的管轄区，到湖北边境的武胜口就将他们放了，并没有交给武汉政府，但是又在陕西、河南的报纸上大登通缉令，捉拿这批共产党人。这些自相矛盾的作法，或者说是 “ 表演 ” ，都说明冯玉祥的心态是动摇的，虽然他表面上服从武汉政府的反共决议，但受过共产党的教育，接受过进步思想影响，仍然同情革命，加上与蒋介石集团的深刻矛盾，使他最终没有杀害这些曾帮助过他的共产党人。恰恰因为冯玉祥--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人物，使西北的党员和党组织在1927年的白色恐怖中得以保存下一部份，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渭华起义

我父亲从渭南逃脱后，立即到渭南以北去找地方党组织，在他们的帮助下回到西安找到陕西省委。此时，共青团陕西省委刚刚组建，急需干部，省委便派他去任宣传部长。这时共产党的工作己经完全转入地下，我父亲他们面临的将是什么样的环境呢？

面对四.一二以后国民党新军阀的白色恐怖，共产党人擦干身上的血迹，总结出深刻的经验教训。1927年8月7日，在黑云压城、杀人如麻的汉口市，党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了。

遍地的干柴烈火，到处是工农群众的反抗，此时的共产党人为建立自已的武装，展开了拼死一搏。8月1日，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贺龙、叶挺等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9月，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领导了湖南江西的秋收起义，并成功地将这支几千人的工农武装拉上了井岗山；12月，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聂荣瑧的领导下，暴发了广州起义……

我父亲参与领导的渭华起义，正是继上面几次武装暴动之后，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

在党中央的八七会议以后，我父亲参加了陕西省委紧急召开的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农民运动和军事运动等九项议案，决定抓紧组织兵变和农民暴动，并具体布署了渭华起义。我父亲在刚组建不久的团省委，主要任务就是发动和联络进步青年，为武装暴动作准备。他积极筹建小学教师联合会，在进步青年中发展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组织他们到农村去，参加农协和农民赤卫队，带领农民抗捐抗税抗租抗粮，宣传和鼓动武装斗争。渭华起义前夕，中共陕东特委成立，特委由刘继曾、李大章和肖鸣组成。1928年3月底，我父亲从西安赶往渭南参加陕东特委第一次会议，发布了第一、第二号通告，明确陕东特委直辖于省委，专门指导陕东各地斗争与暴动。4月，中共陕西省委认为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陕东特委再次召开扩大会议，有渭南、华县的党、团书记，特科主任、“许权中旅”(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新编第三旅，旅长许权中，中共地下党员)党组织的代表参加，通过了《中共陕东特委目前工作计划大纲》，开宗明义的确定：这是一个准备暴动的计划，是要在最短时间内完全实现的计划。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严酷斗争，保障“大纲”的顺利实现，渭南、华县、固市三县党团联席会议决定了非常严格的临时纪律11条。接着，我父亲以陕东特委委员和共青团陕西省委代表的身份来到起义部队“许权中旅”，同时也带去了一批坚定的党团骨干。渭华起义失败后，三百多名优秀党团员牺牲在战场，令我父亲痛惜万分。

关于这次起义，我父亲说： “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和9月湖南农民秋收起义以后，我们为了响应和配合，1928年春天在陕西渭南搞了一次 “ 渭华暴动 ” ，暴动的主要力量是党从驻在潼关的陕西地方军阀李虎臣部队拉出来的一个旅，再发动农民赤卫队和一部份知识青年参加，共有二千多人，当时的口号是 ‘ 打土豪、分田地 ’ ，所到之处轰轰烈烈，受到民众支持。但是，暴动很快震动了敌人，冯玉祥派宋哲元率三个师来围剿起义军，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我们又缺乏作战经验，同敌人打阵地战，牺牲很大。部队在万分艰险的情况下坚持了三个多月，最后退到蓝田一带山沟里时只剩下二三百人了。我们短暂休整后准备往华山以南转移，为了保存党的实力，部队党委开会决定：公开的共产党员以及不担任军事职务的，离开军队。当时，我以陕东特委和共青团陕西省委代表的身份参加和领导渭华暴动，所以和刘志丹等公开的共产党员一起离开了起义军，同时受起义军党委委托回西安向省委汇报。留下的部队在宋哲元强力围剿下，也化整为零，分散隐蔽下来。这支残存的力量后来成为陕南、陕北大地上的星星火种。 ”

正如父亲所说，渭华起义军的基本力量是从陕西军阀部队拉出来的许权中旅。这支军队的骨干是以史可轩为校长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员，和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西北军政治保卫队。前面曾提到，冯玉祥五原誓师时，曾宣称要永远忠诚于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忠实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在他的要求下，共产党派遣二百多干部进入西北军，并帮助他创办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为西北军培养军政干部。史可轩被党派往这所学校任校长，邓小平从莫斯科回来后，也在这所学校任政治处主任。

1927年6月，冯玉祥倒戈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命令史可轩率领《中山军事学校》700多名学员和政治保卫队开赴洛阳、郑州前线待命。现在看来，不知冯玉祥当时是为了在军阀混战中吃掉这支共产党控制的军队呢？亦或是为了保住这支军队？总之，在这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史可轩抗令，拒不出潼关，在渭河两岸 “ 找主求生，保存革命实力 ” 。史可轩奉命率队北上，准备前往陕北建立根据地。一路都遭到了冯玉祥军队的剿杀，最后途经富平县时，被当地的地主武装诱杀。史可轩牺牲后，这支部队由副师长、中共秘密党员许权中指挥。为了保存实力，他们加入了军阀李虎臣的部队，被整编为一个旅。中共陕西省委相继派遣了刘志丹、唐澍、谢子长等共产党员进入许权中旅，加强旅党委的领导，同时对部队进行整顿扩编，他们遵照陕西省委的指示，等待时机，准备武装起义。

1928年4月，李虎臣与冯玉祥为争地盘开战，李虎臣决定将许权中旅派往前线充当炮灰。中共陕西省委认为这是拉出队伍举行起义的时机，于是命令许权中旅迅速开往渭南华县起义，配合农民运动，建立革命根据地。许旅接到指示后，立即从李冯战争前线退出，开赴潼关南源宣布起义。五月初，起义军在高塘开大会，在锣鼓喧天的欢庆声中宣布西北工农红军诞生。接着，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在渭华塬上建立了西北的第一个红色政权。

红军的胜利和红色政权的建立震惊了国民党，冯、李马上言和，一起联手对付共产党。6月中旬，冯玉祥命令宋哲元率三个师围剿渭华地区，红军在根据地群众的掩护下?一直坚持到7月，宋又增加到五个师，堵住红军试图撤到陕北的退路，红军激战数日，伤亡惨重。后来，部队分头突出重围，在蓝田汇聚时只剩下了二百多人。这时，前往省委汇报情况的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返回部队，传达了省委指示：将红旗暂时收起，停止苏维埃运动，剩余人员以不同方式撤离、转移和分散，保存革命实力，以利再战。部队党委决定，不担任军职的和已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先行撤离，留下的军队由徐权中指挥逐步分散撤离。

渭华起义的失败，和思想、组织上的准备不充分有关，也和当时党的领导的“左”倾盲动路线有关。实际上，我父亲他们在西北举行渭华起义之前的一、二月间，周恩来已经在实际斗争中觉察到，准备不充分的武装暴动只能给革命带来更大的损失。他以中央的名义给各省委起草了一系列的指示信，要求各地若组织暴动必须要有成熟的条件，尤其是工人农民的充分发动，城市暴动必须要有农村暴动的配合等等。但是，由于当时通讯的不便，这些重要指示传到陕西省委时已是渭华起义失败半年以后了，没有能够及时避免那些不必要的牺牲。

震惊西北的渭华起义和西北工农红军，艰苦奋战了三个月，虽然失败了，但其意义和影响都是深远的，这是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一次尝试，先烈们用生命和鲜血为革命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刘志丹正是在此基础上，再次创建了西北工农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最终为北上的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根据地。这是后话。

狱中两年

父亲离开红军后，辗转回到西安找到中共陕西省委， 党组织指示他仍然回到团省委担任宣传部长，但嘱咐他千万注意安全，现在白色恐怖更加猖獗，军阀特务满街搜捕共产党员，而且不少人当了叛徒。

当时党的工作刚从公开转入地下，应当说还缺乏做秘密工作的经验。我父亲住在团省委组织部长陈士诚的家中，地点在西安南辕门甜水井一带。他此时用的化名是黎庶。时间不长，陈士诚外出活动时被特务盯上了。他被捕后经不住敌人的威胁利诱，很快叛变，出卖了团省委书记马云藩和我父亲，马云藩被捕后又出卖了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曹企仁，曹又叛变出卖了省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和秘书长刘继曾、徐梦周、李子洲、刘映胜等同志。至此，中共陕西省委、团省委几乎被一网打尽。

父亲的这段经历，曾经让我感到扑朔迷离：党团领导人一串串被捕，又一串串地叛变，这和我们从小就被告知的，英勇不屈的共产党员形象相差太远。几十年以后，当我有了更多的人生阅历，了解了更多的历史真相之后，我明白了，这就是白色恐怖下的现实。渭华起义前的1928年春天，陕西关中各县的党员已经发展到二千六百多人，一年以后就只剩下二百五十人了，不足十分之一。党史上记载的一组数字也说明什么是白色恐怖：1927年底，共产党员的人数从大革命时的近六万人锐减到一万人；1928年1月至8月，被屠杀的革命者多达十几万。白色恐怖首先摧毁的是人的信心和意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如汹涌大潮，摧枯拉朽之中不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许多人对革命的艰巨性与残酷性认识不足，一些人对革命的信念并不坚定。大革命失败后，那些不坚定分子便发生动摇，对革命前途失去了信心，对自已追求的理想产生怀疑，在敌人的屠杀面前恐惧退缩，他们有的自动脱党，有的消沉叛变，被革命洪流淘汰出局，留下的同志就是革命的中坚，这本身是符合历史客观规律的。?

我父亲说，当时国民党特务采取“割韭菜”的策略，逮捕一批共产党员后，留下几个 “ 桩子 ” ，等待不知情的人上门联络，再抓一批，给党造成很大损失。我父亲他们这一批人被捕都是由于叛徒出卖，所以全部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和党内职务，敌人对他们一律在刚抓进来时打一顿“杀威棒”，然后就戴上五斤重的脚镣关在西安西华门军法处监狱里，既没有过堂审问，也没有宣判，整整关押了两年。父亲他们在这两年中一直带着脚镣手铐，脚踝手腕的皮肉磨烂了结痂，再磨烂，直至长出厚厚的硬皮，到出狱时走路都不利索了。

可笑的是，叛徒也被关在一起，享受同等 “ 待遇 ” 。这件事在今天的我看来，不禁有两点感慨，其一是所幸我父亲是在西北宋哲元地盘上被捕，如果在湖南、湖北、上海、江浙等蒋介石的势力茫围内，也许早就当烈士了。1927年江苏省委也是被叛徒出卖连锅端，省委负责人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罗亦农等都是很快就被杀害了，而这次陕西省委同一个案子的人，一个未杀，只是被长期关押。其二是看来宋哲元也不喜欢叛徒，当叛徒的人虽然免了一时的皮肉之苦，但从人格上被笃信 “ 忠义 ” 的宋哲元蔑视，照样不予宽恕。当然，也有让他们监视那些刚正的共产党员们的意图。

父亲回忆这段日子说： “ 我们被关了两年，不过堂、也没有宣判，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中，随时都可能拉出去枪毙，你根本就无法确定自已能不能活到明天，这无疑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大的精神压力。更何况我们和叛徒关在一起，一举一动都要非常谨慎。监狱里生活条件、医疗卫生条件都极差，吃不饱，很多人生病得不到医治，体貭差一点的都难以活下来，一位坚强的共产党员李子洲就病死在狱中了。 ”

父亲还记得经常与他们打交道的两个典狱长。一个是已经五六十岁的军法处处长，名叫肃震赢，是封建军阀的典型人物。他平均每个月要到监狱对这些政治犯训话一次，既反对共产党，也反对国民党，自称什么党什么主义都不相信，只相信孔孟之道，每次训话都是乱骂一通，先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又骂，什么三民主义？八民主义也救不了中国，还说青天白日旗，把中国弄了个青天黑日。常常听得这些政治犯们哭笑不得。另外一位就不那么简单了，他是军法处的法官，叫石玉瑞，是一个凶狠的国民党特务。他对政治犯使出了许多软硬兼施的损招，虐待他们，杀人不见血。他让我父亲这批政治犯自始至终戴着脚镣手铐，他枪杀了两名另案关押的共产党员，对别的人又长期不宣判，妄图在精神上压垮那些意志不坚定者。他经常训话，谩骂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借口当时中苏在边界发生冲突，劝诱大家写反苏、反共的文章，他甚至拿出湖南一个叛变的共产党员的自首书，称为 “ 样板 ” ，让大家照着写，我父亲他们则嗤之以鼻，没有一人去写过那东西。就是这样一个反动家伙，“文化大革命 ” 中也有造反派钻天觅缝地将他找出来，要他来揭发共产党员的所谓 “ 叛变行为 ” 。

关押期间，时任陕西省主席的宋哲元还曾经到监狱训话，认出了当时化名黎庶的我父亲。他故作惊讶地问我父亲为什么没有回南方去？他知道我父亲在西北没有亲人探监接济，狱中生活会更苦一些，便特意到他牢房去查看，声称要为他改善生活条件。我父亲知道宋哲元的用心，无非是想动摇他的意志，让他放弃共产主义信仰，跟着军阀走。我父亲对宋哲元说： “ 无论你们关我多久，我的信仰是不会变的。 ” 宋哲元达不到目的，只好讪讪离去。但从此以后，黎庶就是从莫斯科回来的李畅英(大章)这一事实，也就无法隐瞒了。

1930年5月，即父亲他们被捕两年之后，蒋冯阎新军阀的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吃了败仗，冯玉祥所部宋哲元退出西安，蒋介石派杨虎城进驻。杨、宋双方在西安城内并未打仗，而是共同成立了一个警备司令部作为过渡。杨虎城早年受进步思想影响，对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亡我中华的行径，万分痛恨，感情上倾向共产党，他信任的秘书长南汉宸就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共产党员。他手下的三个军长身边都有一群秘密共产党员在工作。在南汉宸的劝说下，杨虎城一进西安就宣布，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政治犯。其实，我父亲他们在狱中也已作好了冲监的准备。党组织早已通过探监的人将外面蒋冯阎大战的情况告诉了狱中党支部，他们分析，一旦宋哲元退出西安，对政治犯可能会有四种处理办法：一是统统枪杀；二是带走；三是交杨虎城继续关押；四是放人。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最坏局面，他们必须作好冲监越狱的准备。通过我父亲他们两年的说服教育工作，已争取到一些狱卒的敬佩和同情。这时，他们让狱卒悄悄带进锉刀等工具，将脚镣锉得只剩下一层皮，一撅就会断。宋哲元撤走前，呯呯砰砰放了一夜枪，西安城内一片混乱，监狱里宪警们跑得无影无踪，我父亲他们就这样从无人看管的监狱里逃了出来。

我对父亲这段历史的了解是在“文革 ” 中。红卫兵对在革命年代坐过监狱的人，一概认为不可靠，是叛徒。他们从全国各地赶来，轮番提审我父亲，有的要他交待自己的叛变罪行，有的要他指证别人是叛徒。更可恨的是，“文革”刚开始，省里就有领导放出话去，说： “ 李大章三次被捕是叛徒 ” ， “ 真正的叛徒只有李大章 ” ……，让我父亲吃了不少苦头。为此，我父亲写下了自已那段狱中生活，并实事求是地为自己的难友们提供忠贞的证明。

和我父亲一同出狱的潘自力同志，是1926年底同我父亲一起从莫斯科回国的中山大学学生，曾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他比我父亲早半年入狱，是在街上被叛徒指认后被捕的。他被捕后受到刑讯，但党组织并没有因他被捕遭受到进一步破坏，这就证明他没有叛变出卖同志的行为。他在狱中的表现也很好。他出狱后接受杨虎城的资助到欧洲去避了一段风头。还有与我父亲一同参加渭华起义的徐继曾同志，“文革”时任宁夏大学党委书记，被学生们咬定是叛徒，遭到很残酷的批斗。我父亲为他作证说，徐继曾是个对党忠诚的好同志，他是被叛徒出卖的，他在监狱里一直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从未有过叛党行为。

同狱的还有徐梦周、李子洲等几位陕西籍的共产党员，他们大革命时期在陕西都有很高的声望。李子洲后来牺牲在狱中。他是中共早期的党员，北大哲学系的学生，也是刘志丹等一大批陕西籍共产党员的老师。五四运动时他就同张国焘、罗章龙、许德珩等被选为五四大游行的主席团成员，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由李大钊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毛泽东赞誉为 “ 北方之强 ” 。五四运动以后，党指示他回到陕北执教于各中学，在进步青年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念。通过他艰苦卓绝的工作，大革命时期，他任校长的陕西绥德省立四师，百分之八十的学生加入了共产党和共青团，在革命高潮中成为党的干部大学。他也是渭华暴动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因为他在党内的地位，宋哲元曾亲自提审他，宋说： “ 你们共产党背叛三民主义 ” ，他反唇相讥道： “ 宋先生恐怕要读点三民主义的启蒙课本吧。孙中山先生主张的三民主义，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你们口头上高喊三民主义，却一不联俄、二不联共、三不扶助工农，请问宋先生，是谁背叛了三民主义？ ” 宋哲元无言以对，只好讪讪地问： “ 你为何不安分于教育，偏要去搞什么暴动、起义呢？ ” 李子洲说： “ 一是因为你省府门前的石狮子是吃老百姓骨肉的，二是因为你的惊堂木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 ” 宋威胁道： “ 你就不怕死吗？ ” 李子洲昂然答道： “ 怕死就不当共产党了。 ” 李子洲后来在监狱里患伤寒，又转发肺病，病死狱中。临死前托人带信给家人，说： “ 我不怕死，我一个人牺牲了，还有更多的人活着，将来的社会是光明的，不要为我伤心流泪。 ” 他牺牲时年仅三十七岁。

我父亲还提到过另一位难友，年轻的共产党员李艮，他是在我父亲被捕半年以后从长安县抓来的，当时只有二十岁，和我父亲关在一起。刚被捕时宋哲元也曾亲自升堂审问，谁知李艮在堂上大骂宋哲元是帝国主义走狗。我父亲赞扬他： “ 很有骨气 ” 。虽然挨了打，但宋也审不下去，只好不了了之。后来，宋哲元的卫兵们争先恐后跑来看李艮，都想见识一下 “ 敢骂宋主席的人 ” ，认为他是条好汉、有骨气。李艮也是在1930年蒋冯阎大战后和我父亲一同越狱的，出狱后他去了陕甘游击队，创建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担任军政委。1933年，他在战斗中被捕牺牲，年仅25岁。他一直是陕北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也是我父亲心目中的英雄。

至于那些叛徒的下场，我父亲说，这些人由于意志薄弱走上了出卖同志的叛变道路，这是一条不归路，回不了头的。叛徒陈士诚出狱后参加了杨虎城所属部队马清宛军，在与青海马步芳作战中被俘，这次没容他叛变就被枪毙了。叛徒马云藩出狱后继续给国民党当特务，积恶太多，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了。叛徒曹企仁出狱后脱离政治，没有再做过破坏组织的事，所以解放以后政府对他宽大处理，让他在西安做些基层工作。前面提到的那位国民党特务石玉瑞，解放后在押。“文革”中一些红卫兵造反派去找他了解当年政治犯们的表现。我父亲语重心长地对这些外调者说： “ 石玉瑞的手上沾满了共产党员的鲜血，他为人阴险恶毒，对共产党充满仇恨，你们对他提供的材料一定要分析调查，千万不能轻信，以防他把水搅浑，制造混乱啊。 ”

我父亲一生四次坐反动派的监狱，受到严峻考验，文革中，他的忠诚又受到无端置疑，甚至又被投入监狱，饱受摧残。但他始终抱着相信群众相信党的态度，除了向组织申诉接受党的审查之外，从不向任何人抱怨。如今，父亲与我们已经阴阳两隔三十载，我已无处去追问父亲，他当初被人诬蔑为叛徒时有何感受？在这里我只想引用赵毅敏说过的一段话。赵毅敏就是我在前文中提到的，那位在火车上丢了路费，在李大章等青年帮助下终于去了法国的年轻人，后来在法国也加入了共青团，和我父亲一样，因为参加五卅反帝大游行，被法国政府驱逐后去了苏联。解放后，他担任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长期战斗在外交战线。赵毅敏曾和我父亲一样，在革命年代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也曾被捕坐过牢。因此，关于叛徒问题他深有体会，他说： “‘ 文革’中形成一种逻辑，叫做凡是被捕后出了狱的人，就都叛变了，不然怎么能出狱呢？这种谬论，是对被捕的革命者的侮辱，是对历史的歪曲、嘲弄。稍微了解当时斗争的人都知道，被捕的人，后来情况不一样：有的叛变了；有的牺牲在狱中；有的活着出狱了。知识的贫乏和教育的缺陷，使一些年轻人完全不了解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红卫兵完全不了解历史情况，思想单纯，不懂世事，遇事简单化，极端化，草木皆兵，这样就会被人利用，误了大事。历史的玩笑开得荒唐而残酷，我们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子孙后代都应该牢记。 ”

年轻人对历史的无知倒也罢了，可是有些党的高级干部，权重一方的封疆大吏也随便指认：谁谁是叛徒，谁谁是坏人，谁谁是土匪、袍哥、棒老二，这就让人费解了。

在西安西华门军法处监狱的两年，是我父亲回到自已满目疮痍的祖国后第一次蹲反动派的监狱，也是白色恐怖对他的第一次考验，这两年中他学到了很多东西，为他以后开展党的地下斗争准备了宝贵经验。正如《红灯记》中李玉和所唱：有这一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了。

找党中央去

我父亲出狱后，党组织很快派了张文华同志来找他联系，张文华对他说： “ 党组织已确认你在狱中表现很好，现在派我来为你恢复组织关系，今后我会与你一同工作。 ”

父亲曾经给我讲过，地下党组织很严密，密切关注着每一个党员，消息也很灵通，如果你在狱中没有叛变行为，组织会主动找你接头。反之，党组织和同志们都会在你面前消失，你要找寻都难。

接上关系后，我父亲和张文华一起去找另一位一同出狱的共产党员，却发现他很消沉，并不想马上找党组织，而是要 “ 看一看再说 ” ，并且提出可以帮我父亲找一个教师职务，先隐蔽下来，也看一看再说。我父亲见话不投机，拒绝了他的提议，告辞出来后，他不屑地对张文华说： “ 要想钻狗洞子我早钻了，何必干革命！ ”

这时的父亲已是一个有八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经受过了各种考验，他不是那么容易被征服，也不是轻易会妥协的。现在他迫切地感觉是，在监狱里一待两年，浪费了很多时间，他不会再等待，也不愿看看苗头、避避风头，他渴望尽快得到党的指示，恨不得立刻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当时他住在一位秘密党员的家里，这位同志的公开职务是中学教员。很快有风声传来，说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政治犯还会被抓回去，我父亲担心继续留在西安夜长梦多，而且会连累这位秘密党员，所以向陕西省委提出，直接到上海找中央去。陕西省委同意他的意见。于是，他拿着陕西省委的介绍信，于1930年底只身到了上海，找到了党中央。

二十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正处在大发展、大动荡之中。我父亲并不知道，他在陕西蹲监狱的前后两年中，党中央的领导已经经历了一个右转，两个左转，中央领导人也数度变换。他更不可能料到，自已一出狱又将面临党的第三次左转，这次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这次长达四年的错误路线将给革命带来巨大损失，而他也将在这条机会主义路线的阴影下，以命相搏，倍尝艰辛，九死一生。

晚年的父亲在回忆那些曾经历过的万分艰险的往事时，感慨地告诉我们，党内的路线错误带给革命的伤害，往往会大过外部敌人对我们的破坏，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很长时间以来未能真正形成自己正确的领导核心，没有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路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航船就是这样在惊涛骇浪中，摇摇摆摆地艰难前进，多少次已深陷灭顶之灾，但仍然又顽强地破浪而出，多亏了我们党有那么多舍生忘死的优秀党员啊！我父亲他们只能在血的教训中不断摸索前行。

自从 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召开八七会议，及时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以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首的党中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正确方向，使我们党从惨痛的教训中又振奋起来，在白色恐怖和残酷的镇压中崛起，继南昌起义之后，又相继举行了秋收起义、广卅起义等武装暴动，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了反动者的气焰，也极大地鼓舞了革命者的斗志。在这些局部的胜利中，党的领导者们又开始头脑发热，过高地估计革命的力量和形势，指挥中心开始左转，他们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目前的任务是继续进攻，继续暴动，要搞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人暴动，农村则可以发展为全国总暴动。党的领导逐步转向左倾盲动主义，从 1927 年 11 月到 1928 年 4 月，相继发动了多次大中城市的武装暴动，因为群众基础不够，均告失败，使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

所幸“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时间不长，到 1928 年 2 月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了这次“左”倾错误。 4 月 30 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接受了这一决议案。至此，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得到纠正。 6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正确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反对“左”和“右”两种倾向。确定了中国当前的革命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党的总纲领是反帝反封建，实现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当前的政治形势是正处在两次革命高潮之间，因此现阶段党的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

党的六大确立的是一条基本正确的路线，摆脱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干扰，使革命形势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党的组织也得到了发展和健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员人数已锐减到一万人，而到1930年又上升到十二万人。在大城市，赤色工会发展了十余万会员。在农村，由于正确开展了土地革命，建立了大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工农红军得到成长壮大，也拥有了十万人之众。我父亲刚出狱时，正逢蒋介石派遣十万大军围剿中央苏区，他到上海就听到了反围剿胜利的好消息，让他振奋不已。但是，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看到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又受到共产国际“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头脑开始发热，使本来就未根治的左倾思想又抬头了，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确立党的总路线仍然是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人武装暴动，达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夺取全国政权。这条错误路线调动力量尚且幼小的工农红军去攻打敌人兵力雄厚的城市，使红军实力和革命根据地都遭受重大损失；在白区则发动工人罢工和武装暴动，使刚刚恢复和健全的地下党组织被严重破坏，许多同志暴露、被捕、牺牲。

1930 年 9 月，瞿秋白、周恩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路线错误，并改组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撤销了李立三的领导权。虽然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持续时间仅仅只有三个月，可是给全党和革命带来了不可挽救的损失。

1930 年 12 月，李立三的“左”倾冒险路线刚刚纠正三个月，共产国际却认为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对瞿秋白、周恩来等同志仍将李立三留在政治局内，而将刚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拒之门外大为不滿。共产国际派出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作为全权代表来到上海，直接插手指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来了。后来人们分析，米夫此次来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王明等人扶上中共最高领导位置，以保证今后能够百分之百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以 “ 国际主义路线 ” 为旗帜，要求党的领导人要完全服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领导，在革命路线上则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更“左”的错误主张。在共产国际操纵下， 会议通过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补选王明等为中央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向忠发、周恩来、项英、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任弼时、陈郁、王明 9 人为政治局委员。之后不久王明又被补为政冶局常委。这样，王明便由一个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人，一跃而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以米夫为后台掌握了中央实际领导权 , 对全党统治长达四年之久。

艰险异常的白区

此时，我父亲正在上海，正在党中央为他们办的训练班里学习。

父亲找到党中央后，提出了一个请求：因为长期被关在监狱里，与外界隔绝时间太长，对当前的斗争形势和党的工作状况不甚了解，希望有一个学习的机会。党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为他和其他十几位同志办了一期训练班，为时一个月。时间大约是1931年1月。父亲还记得，当时给他们讲职工运动史的是张国焘，聂荣瑧同志为他们上军事课，讲解游击战争。张闻天为他们带来共产国际的最新动态，还有沈泽民等同志也是当时的教员。一个月的学习，使我父亲对当前的斗争形势有了基本了解，对自已即将面临的艰苦工作，心中也有了数。1931年2月，中央安排我父亲去河北省委所在地天津开展地下斗争。

1931年是白区工作异常艰险的一年。他离开上海后，上海的党中央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张国焘1月还在给训练班上课讲职工运动史，3月，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派他和莫斯科回来的陈昌浩一起，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当 “ 钦差大臣 ” 。由当时的党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护送他们去武汉。顾顺章将人送到武汉完成任务后，却违反地下工作的纪律，不是立即返回，而是滞留在武汉，不但出入烟花柳巷，还在繁华游乐场登台表演魔术，结果被叛徒认出被捕。被捕后马上叛变。当时的顾顺章不仅在党中央负责安全保卫工作，而且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不仅了解党内的大量机密，而且对党中央各机关、各领导的住地以及联络方式也全部掌握，他的叛变无疑将会给党造成巨大损失。而国民党则如获至宝。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当天便从武汉报到了南京国民党中统特务总部，这份电报却被我党特工人员钱壮飞截获。钱壮飞当时已打入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高层，任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秘书。真是老天爷不亡中国共产党，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为顾顺章安排了一颗克星。钱壮飞截获这一情报后，连夜派人赶赴上海，通知了党中央。周恩来三天三夜没合眼，带领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中央特科的同志，将当时在上海的党的各级领导人、党中央政治局办公处、共产国际机关、各省、各红色根据地派驻上海机构、红军后勤、医院采购单位、地下交通站、联络点等几十个单位，五百多人员全部转移搬迁。这么大的工作量，这么快速神秘地 “ 人间蒸发 ” ，在资讯如此快捷的今天看来也是个奇迹。三天后，当顾顺章带领中统特务从南京风风火火赶到上海抓人时，只能扑个空。但凶狠的叛徒并不就此甘心，他仍然出卖了在他被捕之前已被关押但没有暴露身份的中央军委领导人恽代英，又指引特务去香港抓了广东省委书记蔡和森，致使这两位党的优秀领导人被惨杀。

顾顺章的叛变给党的地下工作带来空前的破坏，他不仅将所知的党内机密倾囊而出，还帮助陈立夫开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培训了一批得力鹰犬充实到各级特务机构。他组织一批叛徒特务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以绑架、暗杀等行动为重心的上海行动区，专门针对上海地下党依托外国租界区进行活动的特点予以打击。他还向陈立夫进言： “ 共产党员不怕死，单纯地依靠屠杀是没用的，应攻心为上。 ” 得到陈立夫赞赏，马上在苏州开设了《反省院》，专门对共产党员 “ 攻心 ” 。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在《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一书中这样写道： “ 顾顺章转变以后，我们在全国各地与地下党战斗的战绩，突然辉煌起来，案件进行也不象从前那样棘手，尤其在破获南京、上海、苏州、天津、北平、汉口等大城市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案件，均是与他取得联系的结果。由于他在共产党内部的历史和地位，使他对共产党的上中级人事具有极广泛的了解，各地共产党的指挥机构中，更不少是他的旧部，他好象是一部活动的字典，我们每逢发生疑难之处，只要求助于他，无不迎刃而解。本来是无法判罪或情节轻微的案件，经过他的指证以后，立刻可以定谳或重要性突然增大。同时，从这些破案中又获得了向上追溯的机会，于是又扩大再破获，这样一次又一次连续性的破获，使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的地下组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受创严重的地区，竟至无法恢复组织。 ”

敌人的疯狂捕杀和顾顺章的叛变，这是来自外部的打击。在这样的打击下，上海党中央工作几乎瘫瘓。紧接着，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又被捕叛变，周恩来的处境更加危险，中央指示周恩来尽快转移到中央苏区，暂时不能去之前必须隐蔽起来。于是，周恩来夫妇、李富春夫妇、聂荣瑧夫妇、钱壮飞、李克农、陈赓等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全部在上海隐居起来，他们几乎足不出户，长则四五个月、短则一二个月，等待白色恐怖的风头过去。这时在上海负责中央工作的只剩下了王明。他刚从苏联回来，名气不大，相对比较安全。中央特科专门配了四五个持枪警卫暗中保卫他，有时一天变换好几处住地，但他仍然时时感到恐惧。特别在向忠发被枪决以后，党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他不敢要了，上海也不敢待了，思来想去，还是在莫斯科比较安全。于是，他向共产国际提出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团长，得到批准。他在9月离开上海去莫斯科之前，由他提议並得到共产国际批准，指定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王明则代表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遥控，党的核心领导权就这样到了所谓的 “ 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 手中。这些人缺乏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也没有经过严酷的斗争考验，有的只是书本知识和教条，如今王明坐在安全的莫斯科，拍着脑门子想出一条比一条更“左”的指令。在根据地，他们强调改造苏区各级领导机关，扩大肃反，杀害自已的同志，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高调门儿的反 “ 右倾 ” ，致使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役由胜转败，根据地逐步缩小。对党的白区工作，则要求组织发动群众在大城市举行示威、罢工、飞行集会、武装暴动，否则就是 “ 极可耻的取消主义与逃避主义 ” ，致使地下党组织和党员轻易暴露，损失殆尽。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如十二级台风般刮起，没有人可以抵挡，无论是中央苏区的红军指战员，还是象我父亲一样战斗在敌人心脏的白区地下党，都要 “ 拿着命拼 ” 了。(毛泽东1945年在延安中央党校演讲中曾如此评价坚持白区工作的同志： “ 为了斗争，他们拿着命拼。 ” )

这就是1931年地下斗争的党内环境，是来自内部的打击。

北平历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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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离开上海去天津前，党中央给他派了一个助手，她是上海纱厂的女工王英。王英是福建人，从小父母双亡，被人卖到上海当童工。贫苦的生活，被压迫被凌辱的地位使她觉悟很早，她是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积极份子，二十年代的共产党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共产党转入地下，她配合党的机关做内务工作，分送文件、传递情报、到各联络点转达重要通知，也常常为党的会议放哨把风作掩护。她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忠诚于党的事业，胆大心细，做事泼辣干练，对开展党的机关工作有一定经验，受到党组织的信任。当时河北省委同样遭受到敌人的严重破坏，为了使党的工作能尽快恢复，党中央委派她跟随我父亲装扮成一对夫妻，前往河北重新建立党的省委办事机关。父亲曾告诉我们，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夫妻两人从事地下工作比较安全，如果是坐党的机关，则扮成有钱人家夫妇，男人一般或西装革履或长袍马褂，女人要旗袍绣花鞋，传统的家庭主妇样，这样更有隐蔽性，容易麻痹敌人，一个单身汉最能让人生疑，连租住房子都困难。而我父亲当时正是一个31岁的单身汉，革命者颠沛流离、充满艰险的生活，使他连恋爱的滋味都没有品尝过。现在，党中央为了工作的方便和安全，派来了这个长着一双大眼晴的苗条的姑娘给他当助手，他自然是欢喜。他们年龄相当，志同道合，有相同的革命理想和情操，同样有 “ 提着脑壳干革命 ” 的胆量。虽然他们一个受过高等教育一个只上过工人夜校，一个出自较富裕的家庭一个是贫苦的孤儿，但革命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在斗争中建立起生死相依的感情，他们由假夫妻而真夫妻，由同志之情到夫妻之爱，在艰险异常的革命旅途中结为了伴侣，她就是我父亲的第一位妻子，我大姐姐的生母王英。

他们结伴前往当时的河北省委所在地天津，分配在河北省委的秘书处工作（河北省委与中共北方局当时是一套人马两块招牌）。那是滴水成冰的一、二月间。当时正是白色恐怖万分猖獗之时，一月刚结束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河北省党内因为对四中全会路线存在不同认识，有人成立了 “ 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 ” ，提出废止六届四中全会一切决议，重新组织党中央，造成河北省以及下属天津、北京等各级党组织的混乱，党面临分裂的危险，斗争环境错综复杂。

这时，掌握了中央实际领导权的王明等人，也在积极采取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将一批从莫斯科回来、所谓忠于国际路线的人，纷纷派往各根据地和地下党各省委，充当 “ 钦差大臣 ” ，赋与他们极大的权力。很快，中央派来了陈原道、贺昌、许兰芝组成的三人代表团，以从莫斯科回来的陈原道为主，到天津解决河北省委的问题。他们到后，撤销了 “ 紧急会议筹备处 ” ，停止了旧省委的职权，成立了新的中共河北省临时省委，派遣干部分头到各地各级去传达中央精神，统一大家的思想。这一系列的工作有效阻止了北方党组织的分裂，在困难重重的非常时期，使各级党组织能够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功不可没。但是他们推行的却是鼓吹 “ 对党内右倾作无情斗争 ” 的王明路线。这使得白区的工作，前途叵测，充满危险。

大约就在三人代表团赴天津两三个月后的四月中旬，河北省委再次遭到破坏，北方局军委书记廖华平被捕叛变，并出卖了新组建的省委负责人陈原道、许兰芝等人。我父亲当时在省委秘书处工作，正好外出与陈原道接头，根据经验，他在靠近接头地点时故意放慢了脚步，抬眼望去，二楼窗台上那个表示安全信号的盆花已经不见了，他意识到陈原道同志出事了，党内可能出了叛徒。他立即调头赶回省委机关，通知其他同志转移，并抢在叛徒到来之前搬走了党的秘密文件。

天津的机关被破坏以后，河北省委(北方局)从天津迁往北京，我父亲与王英也一同去了北京，仍然在省委秘书处工作。他到北京后与薄一波同志单线联系，薄一波时任中共天津市军委书记、北方局军委秘书长，在北平、天津、唐山一带的正太、平汉铁路沿线组织兵运和武装暴动等工作，当时党中央的指示以及军运工作的请示汇报等都是通过我父亲转达和商议。

当时， 河北省委虽然遭受到一次又一次的破坏，但共产党员们不怕死，地下斗争仍在继续。叛徒廖华平从天津跟到了北京、唐山，帶着军警特务满街盯梢抓人。很快从唐山传来情报，在那里组织工人运动的顺直省委书记殷鉴也被捕了，形势非常危险，必须及时通知到每一个同志。

北平的初秋，夏季的暑热还未散尽，清晨却已有了一丝丝凉意。这天早上，我父亲天不亮就出了门，他和薄一波有个约会，他们需要相互交换情报，并协商下一步工作。我父亲要特别通知他：廖华平叛变，殷鉴已被捕，廖和薄一波有直接联系，他面临着巨大危险。

接头地点是在薄一波的住宅内，即北京市东城一个公寓楼上。这是靠近马路边的一幢很普通的三层小楼。不料敌人已经抢先动手，军警天未明就包围了这座小楼，突然闯进薄一波的住房搜查，他甚至来不及放出信号就已被捕。因为公寓楼房进出人杂，敌人在公寓抓人时常常是放暗哨，卡住入口，好进不好出，进来的人看不出问题，出去时就会被盘查。我父亲在外面并没有看出形迹可疑之处，便径直闯了进去，上了三楼才看见薄一波的房门大敞着，有特务在搜查。但此时他已无退路，只能硬着头皮，装着若无其事地径直往前走，公寓走廊尽头是个公共卫生间，他便直奔而去。路过薄一波的住房时，他放慢脚步，眼角余光扫去，薄一波站在房子中间也正瞅他，两人目光匆匆相接，传递着生死与共的战友间的关切与激励。这目光在瞬间便交流了他们彼此的心境，对于我父亲来讲，更有一层眼见同志深陷危险而自己却又无能为力的愤恨和无奈。而薄一波的嘴角此时却浮起一丝安慰的笑意，仿佛在告诫我父亲：你没有暴露，快想办法脱险。他不再犹豫，快步走向走廊尽头的卫生间，却惊喜地发现有一位自己的同志也在卫生间里。这是一位曾经在上海发行党的地下刊物的同志。因为党的地下工作有一条铁的纪律，严格地要求单线联系，工作关系之余不可拉扯私人感情，所以离开上海后，他们彼此没有联络，我父亲并不知道他此时也在北京，而且就住在这所公寓里。命运有时候真的奇妙得让人捉摸不透，仿佛是冥冥之中上苍派了他来保护我父亲？我父亲急忙和他对了口径：我是你的朋友，一早便为了何事来找你，切记。我父亲出去时果然遭到军警盘查，他沉着应对：某门某号住着我朋友某某。相互一对质，也就顺利过关，非常惊险地逃过这一劫。

命运的另一端，薄一波被关进了北平军人反省院里，一关就是五年，直到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统一战线形成，刘少奇主持白区工作后，组织营救了一大批被国民党关押的共产党员，其中也包括了薄一波同志。谁知这段历史在文革中竟成为他被打倒的罪名，这就是著名的 “ 六十一个叛徒 ” 的冤案。薄一波这次被投进共产党的监狱，又关了八年。这是他们在那三层公寓小楼里匆匆一瞥之间，谁也不会料到的。

父亲这次侥幸脱险以后，很快又传来他的顶头上司、与他直接联系的省委秘书长被捕的消息(可惜父亲没有提过这位秘书长的姓名)，他立即又转移了住处，隐蔽起来。这时，按照地下工作的规则，他已不适合继续留在北京工作了。党组织通知他到上海找党中央另行分配工作。

在香港痛失长子

回到上海后，党中央分配他和王英去广东省委工作。当时的广东省委所在地是香港，我父亲仍然在省委秘书处工作。共产党地下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依托列强在中国的租界区设立党的机关，因为租界区享有治外法权，各国设有自己的巡警和法庭，国民党政府在这里不能随便抓人，这就可以给党的地下工作提供一些空间和时间上的便利，因此，中共广东省委设在当时的英殖民地香港，相对比较安全。

不幸的是，当时的广东省委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之前，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已经给白区工作带来了很大损失。王明控制了中央领导权以后，提出了更多不切实际的冒险盲动主张，他们批评中共广东省委 “ 在继续立三路线错误之时，右倾危险特别严重 ” ，对广东省委下达了一系列冒险的任务和指示。在巨大的压力下，广东地下党开始了盲目的行动。1931年是中共广东省委发出各种斗争号召最多的一年，也是广东党组织遭受破坏最为严重的一年。在这一年里，省委先后发出： “ 接受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和反右倾斗争 ” 的决议、 “ 五一 ” 斗争、 “ 八一 ” 斗争、 “ 两广兵运工作的决议 ” 、关于加强反帝工作的布署，还布置了 “ 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十四周年而斗争 ” 、 “ 为纪念广州暴动四周年而斗争 ” 等等活动。省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发动工人运动、士兵运动、举行群众大会、飞行集会，频繁地搞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不顾客观环境和实际情况，层层定指标压任务，要求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发展多少党员，建立多少支部、征调多少人员去参加红军，等等。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无论共产国际还是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都没能认清形势，及时调整斗争策略，集中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是仍然要求广东地下党 “ 扩大反英反葡反法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 ” ，这种公开的反英反葡，必然会使设立在香港、澳门的党的各级地下组织处境更加危艰。

这一系列左倾作法使广东党组织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党的组织和行动都暴露在强敌面前，弄得党员无处藏身，党的工作陷于瘫痪。这一年，广东省委连续几次遭到国民党的大破坏，1931、32两年中，先后三位省委书记被捕，其中蔡和森、陆更夫两位同志英勇牺牲。

我父亲正是在极“左”路线正猖獗的1931年9月，来到了中共广东省委所在地香港。他和王英负责省委秘书处的机关工作。

在白色恐怖的严重威胁下，他们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恢复、整顿和重建党的组织，重建被屡屡破坏了的省委机关。秘书处的工作非常繁杂，主要是上传下达中央指示，起草和传递省委各种指令文件、组织召开必要的会议，筹措和保管党的经费，还需要接待过往干部，找有关干部谈话了解情况和解决困难……在上海党中央的秘书处，工作可以分散到下设的若干科处，在省一级机关秘书处，千头万绪就往往落在两三个人的身上，总之，我父亲当时非常忙碌，一天二十四小时恨不能当成四十八小时用。

在这期间，他和王英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这是一个可爱的男孩儿。这一年，我父亲年满32岁了，这个儿子带给他的快乐和喜悦是可想而知的，这是他充满危险和动荡生活中的一个亮点。由于秘密工作的原故，久已未和老家亲人联系的他，甚至转弯抹角地寄了一封信回去，将添了个小孙子的喜讯报告了父母。

由于我父亲经常需要和中央、苏区以及各地党组织派来的交通员联络接头，接触人员较繁杂，为了省委机关的安全，他并不住在机关里，而是单独在另一处租了一间小屋子住下。虽然生活高度紧张忙碌，作为一个革命者，他追求的就是这样充满风险和激情的生活，他的心情还是愉快的。这时，由于上海淞沪抗战的爆发，香港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巡警加强了治安保护，经常当街盘查行人，共产党人的行动必须慎之又慎，他们不仅要提防国民党特务，还要躲开港英巡警。但是，中国有句老话：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天天与危险打交道，此时危险正象一个张开着大口的怪兽，匍匐在他们身边，随时准备吞食这些不怕死的共产党员。

我父亲曾说，从1931年9月到达香港，到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这之间的几个月里，除了广州市爆发了几次针对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游行集会和罢课外，香港的局势和社会秩序比较平静，他们的工作环境也相对比较安全。 1932年春节前后，上海淞沪抗战爆发，不少害怕战争的上海人、江浙人逃到香港避难，一些流氓小偷混迹其间。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也纷纷在这里设立情报站。一时间香港的社会秩序混乱，使得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的殖民政府加强了对外地口音的 “ 盲流人员 ” 的防范和盘查，对旅馆和普通居民点的巡视和检查也比过去频繁严格。

5月的一天晚上，我父亲去九龙一家旅馆与上海党中央派来的交通员接头，出来时已是深夜，路上行人稀少。自从巡警加强晚间巡逻以后，香港这个不夜城晚上就变得寂寞冷清。我父亲裹紧衣服加快脚步向住宅走去，但不幸还是遇到巡警盘查行人，他们发现了他的外地口音，便将他带到警察局。我父亲抗议对他的无故拘捕，申明自己是上海逃来的难民，于是巡捕房又去搜查了他单独居住的那间小屋，虽然任何证据也没有找到，却借口他行李衣服太少、生活用品过于寒酸简朴，而不像个“好人”，坚持不放人。他们对他严刑拷打，用棍棒猛击他的胸腹，用板子狠抽他的面颊，逼他交待自己到底是什么人？晚上到什么地方去？在街上干什么？他虽然被打得口吐鲜血，满口的牙都打松了，一支耳朵也几乎失聪，但心里明白，警察局什么证据也没有，什么情况也没摸到，他既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也没有牵连上任何人。于是，他坚称自己只是上海的一个普通小职员， “ 因为害怕打仗，一个人先来香港探探路，下一步再把妻小接来。 ”“ 晚上苦闷睡不着觉，才走出来散散步。 ” 警察什么也没有问出来，便把他丢进拘留所关起来。

外面，党组织想办法全力营救他。首先是王英受组织委托来探监，但几乎同时，广东省委出了叛徒陈兴国，省委机关被破坏了，王英被捕，并很快被从香港巡捕房转送到广州市国民党的监狱。最大的不幸是，王英此时带着他们的不到半岁的儿子，她被迫抱着这襁袍中的婴儿一起蹲监狱。

我没有在黑暗的旧社会里生活过，所以我不能理解，成人坐牢也就罢了，何以将儿童、甚至婴儿也投入了监狱呢？

我曾经读过一本书，讲的是一位共产党员的妻子，带着8岁的女儿坐牢。在阴暗潮湿的监狱里，没有人类生存所需要的起码条件，只有阴暗、潮湿、霉菌、臭虫、屎尿血汗混合的污浊空气和腐烂发臭的食品。体质稍弱的成人都难以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更何况幼小的孩子。孩子背上长疮，烂成了一个碗口大的洞，直烂得见到白花花的脊椎。孩子发着高烧，整夜整夜地哭喊着： “ 姆呃，痛啊！ ” 在监狱里，8岁的儿童也是罪犯，得不到任何药物的治疗。牢房里只有手帕大的一个天窗，透进来手帕大的一块阳光，全牢房的人默默地把这一小块阳光让给恹恹一息的女儿，她妈妈用双手捧着她，整天随着那一缕阳光轻轻移动，让她脊背上那碗口般的疮口晒着点太阳。

我是流着眼泪读完这篇渗透着血泪的感伤故事的，这条8岁的小生命虽然满怀着对生的渴望，只是因为她的父亲是个革命者，生命便拒绝了她。同样的原因，我的大哥，他跟着妈妈入狱时仅仅只有半岁。王英在广州国民党监狱里被关了两年，两年的时光对我们是多么短暂，对大哥幼小的生命却又是多么漫长，这几乎是他生命的全部！都被埋葬在了不见天日的岁月里，他最终夭折在反动派的监狱里了。没有留下一张照片，甚至没有留下正式的名字，他太小了，父母还只叫他宝宝。

我少年时听到了这个故事，不是从父亲口中，而是我的妈妈孙明讲给我听的。她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这个家庭里曾经有过一个大哥哥，他若能活到今天，该有多少多少岁了……可怜，小小年纪死在了敌人监狱里。他太小了，忍受不了监牢里恶劣的空气和馊臭的食品，母亲也没有办法保护他，生了病只有死路一条。你们生活在新社会，什么都不缺，阳光、空气、自由，还有新鲜的食物、漂亮的衣服、上学的机会……要珍惜今天的幸福，不要忘记你们曾有过一个大哥哥，他因为父母是革命者而死。

这个大哥长的什么样子呢？我经常想象这个曾经生存过的幼小生命，浮现在脑海里的形象却是《红岩》中的 “ 小萝卜头 ” 。

我父亲在香港拘留所被关了两个月，最后因为找不到任何犯罪证据，又没有口供，不得不放人，但还是被宣判驱逐出境。父亲回到了上海。两年以后，王英也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当她赶往上海与我父亲会合时，身边没有了那个已会呀呀学语的白胖小子。他被永远留在了广东，留在了这块他父母曾经战斗过的土地上。

此后，过去了整整十八年，直到我父亲快五十岁时，他才又有了一个儿子，那就是我的弟弟小熊。不知和死去的大哥有没有关系，总之，我感觉到父亲特别疼惜这个孩子，对他的淘气和小聪明常常充满怜爱和宽容，当我知道了大哥的故事后，我对父亲的 “ 偏爱 ” 便也滿怀着谅解和包容。

与中央苏区失之交臂

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白区斗争血雨腥风，父亲可以说每一天都是在惊涛骇浪中渡过的。他被香港当局驱逐出境后，立即回到上海找到党中央。党中央决定让他到江西中央苏区去，那里的红军和根据地需要大量经过斗争考验的干部。

到苏区去必须通过我们党建立的红色交通线，而且要由熟悉各路卡关口的交通员带路。为了等待交通员，父亲暂时住进法租界的一家旅店内。同时住在这里等待交通员的还有一位郑姓的广东同志。

为了让读者了解我父亲的这一段经历，我在这里介绍一下三十年代初期为党建立过功勋的千里红色交通线。这条联络起上海党中央与江西中央苏区的交通线始建于、长汀进入苏区。后来又开辟了一条由汕头、大埔转入闽西根据地的副线。许多忠诚勇敢的交通员长年奔波在这条交通线上，他们或护送党的重要干部，或押运苏区与上海往来的大量经费和物资，充满艰辛和风险。交通线沿途的落脚点(交通站)、乘坐的交通工具都由地下党控制，有专人接应，以保证秘密安全。经过这条交通线的同志为了安全，在不同地段要分别化装成不同的身份。三十年代最初的三、四年间，上海党中央通过这条交通线输送了二百多位领导干部进入苏区，其中包括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陈云、邓小平、任弼时、张闻天、聂荣臻、刘伯承、左权、瞿秋白、李克农、杨尚昆等许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名字。同时，根据地每年需要的价值上千万元的食盐、布匹、药品和一部份军用物资，也通过这条交通线从国统区流向苏区。

1932年初夏的一天，我父亲坐在上海法租界的这家小旅馆里，正是在等待这样一位能带他安全进入苏区的交通员。他在静静地读一本书，内心却充滿了焦急和企盼。去革命根据地令他渴望已久，尽管他清楚，苏区的工作同样充满艰辛和危险，但那里到底是自己人的天下，周围是自己的同志，嘴里可以说心里想说的话，不用遮遮掩掩躲躲藏藏，面对敌人可以拿起枪杆痛痛快快干一场。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多少白区地下党员都向往着啊，只是因为服从党的决定是他们入党时立下的誓言，他们必须坚守在党需要的岗位上。

根据地下工作的经验，他住进这间房子时，首先全面检查了房间里的陈设和物品，注意到旧房客留下的一大叠旧报纸没有被茶房清理掉。他翻了翻这叠报纸，发现其中夹了两本笔记本，从笔记的内容上看出它的主人是一位黄浦军校的学生。

此刻，我父亲读的这本书是《布尔什维克》，这是当时的中共党刊，中央刚刚通过地下联络员交到他手上。显然前面已经传阅过不少人了，书的空白处写满了评论和批语。他正聚精会神地阅读着，突然传来砰砰的砸门声，接着听见楼下高喊： “ 巡捕房查铺来了！ ” 匆忙中，他果断地将《布尔什维克》与那两本笔记本放在一起，夹在那叠报纸中，一同放进了茶几下面的抽屉内。这些东西自然是全部被搜了出来，巡捕手执那本《布尔什维克》厉声斥问：这是谁的？我父亲和郑同志都否认见过这些东西。我父亲说：兴许是前面房客留下的？巡捕就把茶房叫来询问，谁知茶房因为没有清理房间，怕承担责任，坚持说这些东西是我父亲他们带来的。双方争执不下，巡捕就把我父亲二人抓起来，关进拘留所。

上海党组织立即着手营救，首先为他们请来了优秀的律师潘振亚。潘振亚是共产国际 “ 赤色救济会 ” 长年雇佣的律师，在法庭上曾经多次成功地解救过共产党员。这次他接手案子后立即去现埸考察，抓了两条反证，其一是对笔迹。经过笔迹比对证明两本军事笔记是前房客所有，《布尔什维克》书中的笔迹也并非我父亲他们的。其二是巡捕再次到旅馆取证时，现场已被破坏，茶房答话又前后不一，矛盾百出，潘律师抓住这些漏洞为我父亲诉讼胜利，巡捕房拿不出证据也只好不了了之。这是我父亲回国后的第三次被捕，没有吃多少苦头，一周以后就宣布无罪释放。出狱后他才得知，交通员来了又走了，就象齿轮咬合般地密切又准时，不可能等他们。他就这样错过了去中央苏区的机会。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写下父亲这段与交通员失之交臂，与中央苏区失之交臂的往事时，心中不免为他挽惜，我禁不住会去设想，他如果那年顺利地去了江西苏区，他的命运又会是怎样呢？现代人都很聪明了，知道做生意要去上海，玩政治要在北京，搞现代科技要到各开发区、科技园。所以，干革命当然要到革命的中心去，当时的革命中心就是中央苏区，那里有苏维埃政府、自己的军队，有中央的领导，有各级的组织，干得不好有人批评指导，干得好了有人理解并记功。总之，在根据地是生活在爹娘身边的孩子，知冷知热的有靠头，虽然也艰辛也玩命，但感觉还是不一样。命运，还需要他在白区经受磨炼。

党组织随即通知他：暂时不可能有机会去江西苏区了，等下一次交通员的到来，还会有一段时间。 “ 你愿意在这里等一段时间呢，还是再接手一个新的工作？ ” 他选择了后者。他知道当时党的白区工作面临巨大的困难，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急需干部，在这种时候，作为一个有长期地下工作经验的老党员，他责无旁贷，应当到最需要的地方。这次，中央分配他去山东省委，重建被破坏的青岛市委，并担任市委书记。?

白色恐怖下的青岛

父亲的任务异常艰巨，从1930年到1932年的两年间，青岛地下党组织数度遭受惨重破坏，先后牺牲了四任市委书记和大批党员，处于空前的白色恐怖之中。

1930年10月，青岛市委书记马恒德被捕，随后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从苏联东方劳动者大学回国的罗石冰代理市委书记。1931年1月罗石冰去上海参加党的工作会议，联络点遭敌人破坏，罗石冰和市委组织部长王青士，以及林育南、何孟雄等四同志被捕。同年2月，他们与柔石、白莽、殷夫、胡也频等24位左联革命作家和党内优秀青年一起被集体枪杀在上海龙华。

接着，党中央又派遣刚从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奉召回国的颜世彬重建青岛市委。颜世彬是1917年去法国的华工，在法国受到赵世炎、周恩来等共产主义先驱者的启蒙教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到山东后重建青岛市委，先后恢复了四方、沧口、台东区委和部分工厂以及郊县的党支部，并成立了共青团青岛临时市委。仅仅三个月以后的1931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颜世彬被捕。地下党青岛市委再一次遭受严重损失，市委机关悉数被破坏，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捕。当年8月，颜世彬等21位共产党员被枪杀于济南。

1931年4月的大逮捕，使青岛地下党组织基本瘫痪，工作停顿。山东省委很快派遣了李春亭来青島，再建市委，继续党的工作。李春亭早年曾是日本长崎帝国医科大学的官派留学生，他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在长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1926年大革命轰轰烈烈展开时，他弃学回国参加北阀战争和南昌起义，是个文武双全的优秀共产党员。他到青岛后将工作重点放在工人集中的四方、沧口地区，建立了四方、沧口、青岛三个区委，六个工人支部、一个农民支部和一个教员支部，发展党团员的工作也进行得较快。但是，当时中央推行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要求频繁组织工人罢工、游行、集会等公开活动，使党组织和党的力量轻易暴露。李春亭很快暴露了身份，处境非常危险。

为保护李春亭，山东省委派李伟仁同志前往青岛接替他的工作。他们不幸在交接过程中被内奸出卖，两人先后被捕。李伟仁是我党早期的工人运动领袖，具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也曾在苏联学习。他于1932年5月以全国总工会特派员身份到山东工作，并准备接替青岛市委书记李春亭，但他一到青岛就被内奸盯了梢。李春亭和李伟仁被捕后在敌人的毒刑拷打面前，坚贞不屈，敌人没能从他们口中得到任何东西。1933年8月，李春亭、李伟仁等九名共产党员在济南被枪杀。就义前，九位烈士手拉着手，边走边高唱国际歌，中弹的人倒下去，站着的人继续唱，他们誓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英雄形象，雕塑般耸立在青岛人民心中。

正是在前面四位市委书记倒在了敌人枪口下的时刻，我父亲奉党中央指示来到青岛，再建地下党青岛市委。这时已是1932年年底。虽已近年关，但白色恐怖的严重威胁，前几届市委机关的倾巢之灾，党的有生力量大量牺牲的惨烈，黑云般压在同志们心上，谁也没有心思过年。这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的第三年，工作条件比在香港时更艰难许多。由于市委组织连续被破坏，财物损失殆尽，我父亲到青岛后没有活动经费，无钱租房子，只能睡在剧院顶上的阁楼地板上。青岛的冬天寒风刺骨，滴水成冰，他没有取暖的条件，而且经常连吃饭的钱也没有，环境非常艰苦。“文革”中江青对他说： “ 我为了接济你，一天吃两个烧饼。 ” 虽然父亲记不起是否有过这件事，但他说过，那是完全可能的。当时的青岛地下党唯有靠同志之间互相接济，工作才能进行下去。

1933年初，中共临时青岛市委成立，我父亲任市委书记，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王经奎任组织部长，负责工运。刚刚加入共产党的国立青岛大学青年学生俞启威(黄敬)任宣传部长，负责学运。这个班子马上投入紧张工作。当时，山东省委将鲁东地区各县的党组织也划归青岛市委领导，使青岛地下斗争增加了更多农民运动的空间和内容。我父亲将青岛市委工作分成了两个区：四方沧口区委和青岛区委，他同时兼青岛区委书记，并将工作重点逐步放到了四周郊县的农民运动中。

初识江青

我父亲在青岛工作期间，初识以后成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这点缘分在“文革”中被炒得沸沸扬扬，而且对我父亲影响巨大。那是1968年3月，我父亲正处于文革中被揪斗的最困难时期，中央点名要他去北京参加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河北厅，时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江青多次提及我父亲。确认我父亲是她的入党介绍人“老王”，说在延安时有人迫害她，诬蔑她是假党员。因此她多年都在寻找当年的“老王”。她对群众说：“李大章的问题已说过多次了，为什么就是不让他站出来？”她还说自已在 1932 年为了接济我父亲的地下党工作，一天只吃两个烧饼。这一幕 在当时影响甚大。但父亲当场对此不置可否，以后被人问起，他也总是推说记不清楚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江青真正的入党介绍人是黄敬。江青不愿提及他，也不愿用他来证实自己的经历，是因为黄敬不仅是她的革命引路人，还曾经是她的初恋情人。作为毛泽东夫人这个特殊身份和虚荣心，她处心积虑地回避这段历史，恨不能让黄敬这个名字在历史上消失。

黄敬(原名俞启威)出身名门望族，是浙江绍兴一个世代官宦家庭的后代。家族中出了很多近代史上的名人。他的祖父俞明震是晚清著名的诗人，在文化界、教育界、政界都很有名，甲午海战中他曾领兵据守台湾，他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任校长时，还是鲁迅的恩师。黄敬的祖母是曾国藩的孙女，父亲俞大纯曾留学日本、德国，归国后先后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中为官。他的堂叔俞大维是导弹专家，曾任台湾的国防部长，和蒋经国是儿女亲家。黄敬是这样一个官宦贵族家庭的三少爷，从小锦衣玉食，但他却更关心中国的前途和劳苦大众的命运。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当时的国立青岛大学学生黄敬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他们成立了反日救国会，游行抗议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黄敬带领学生罢课、抢占火车站并去南京请愿。经过实际斗争的考验，中共青岛大学党支部于1932年接收他为中共党员。黄敬不仅革命积极性很高，而且非常聪明能干，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都是一流的。1933年3月我父亲在青岛建立临时市委时，选拔黄敬担任宣传部长，负责学生运动。

此时黄敬的恋人就是江青，她当时的名字叫李云鹤，一个出身贫寒却对人生充满各种强烈欲望的19岁姑娘。江青是山东诸城一个木匠的女儿，家境贫苦，母亲在大地主家作帮佣，这家的少爷就是康生，但江青当时年龄尚幼，两人并不认识。她在老家有过一个包办婚姻，后来为了追求自由只身来到济南，考进山东省实验剧院学习，校长便是黄敬的姐夫、热衷于戏剧改革的戏剧家赵太侔，她由此认识了黄敬的姐姐俞珊和黄敬。1931年实验剧院解散，江青被赵太侔介绍进国立青岛大学作图书管理员。工作之余被允许到中国文学系旁听闻一多教授的 “ 名著选读 ”等课程 。黄敬是个热爱艺术的青年，也很有艺术天分，早在上海就和姐姐俞珊一起参加过田汉组织的左翼文化团体《南国社》。到山东后，他又组织了《海鸥剧社》，公开上演一些披露时弊的进步话剧，在爱国情绪高涨的青岛，起到了轰动效果。在这些剧目中，黄敬、江青都是主要演员。《海鸥剧社》当时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被进步力量赞誉为 “ 预报暴风雨的海鸥 ” 。在共同参与的这些爱国活动中，江青和黄敬志同道合，由热恋而同居，并受到他的思想熏陶，从同情革命到参加革命。1933年2月，江青在黄敬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凭心而论，在白色恐怖如此血腥、共产党员屡遭屠杀的年代，参加共产党就意味着危险、付出和牺牲。江青此时此刻能加入共产党，无论是为了爱情还是为了别的什么，其勇气都可敬可叹，无可厚非。“文革”中，江青在中华大地上掀起冲天浊浪，搞得天怒人怨，这是 34 年前介绍这个 19 岁的姑娘入党时，任何人都始料不及的。这只能说明在并不算漫长的 34 年中，金钱、虚荣、欲望和权势对一个人的腐蚀，扭曲竟是如此惊人。

在青岛期间，我父亲和黄敬是直接联络的上下级，自然要考察了解江青。江青在黄敬处也多次见过我父亲，她应该也猜测得到他是黄敬的上级，但她只知道他的化名 “ 老王 ” ，并不知道他的真名和其他情况。黄敬也不会对她透露我父亲的真实身份，这是地下党严格的工作纪律决定的，党员之间、上下级之间都是单线联系，不作任何跨越的交流。这样一旦有人叛变，可以把损失减到最小，这是从血的教训中得到的经验，每一个秘密党员都必须严格遵守。同时产生的问题是，一旦代表组织的联系人因牺牲、被捕、转移等任何原因脱开，被联系人便处于“脱党”状态，要重新与组织接上头，不仅十分困难，而且还要受审查。正因为如此，江青1937年7月只身来到延安时，遇到了党籍审查。在延安的招待所里住了两个月，等待着组织上调查核实。 她知道有个“老王”可以证明她是党员，但“老王”是谁？他在哪里？她根本无法说清。黄敬当时也不在延安。最后，组织上根据她写的介绍人姓名，通过党的地下交通线找到黄敬，他于这年 11 月回了一次延安，为江青写了证明信函，江青才结束了被审查的日子，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据说毛泽东主席准备和江青结婚时，她又一次受到组织审查，但这次审查重点并不是党籍问题，而是她在上海十里洋场时的表现，以及是否有过变节行为。据她说，这一次她曾迫切地找过当年的“老王”，她希望回避黄敬这个名字，但这次她仍然没有找到“老王”。

其实，我父亲此时正在延安。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他奉刘少奇和周恩来之命，抢在临汾沦陷前将北方局辖区内省市机关的同志撤出京津地区，他自己也于这年秋冬之交回到延安，在刘少奇同志身边工作。在延安，他曾远远地看见过江青，江青此时风头正健，听主席作报告她总是端坐在最招眼的位置，时不时地递个字条提问；她喜欢骑马在延安的土路上飞奔，背后扬起滚滚黄土和长长的披风；她皮肤白晰、身材高佻、戏唱得好、舞跳得棒。总之，在山沟沟里很引人注目，她猛追毛主席的事也搞得尽人皆知。关于江青，我父亲风言风语听得不少，江青与黄敬的恩恩怨怨他心中也有数，但他当时并不知道中央正通过华东局和上海地下党审查江青的历史，党组织并没有找过他，他也不会自己去做“包打听”。他保持着地下工作的习惯，与工作无关的人不联络、不来往，何况江青已经在这么高的位置，他更是三缄其口。

他这种不攀关系、不传是非的谨慎作风，对他自己也许是一种保护。作家叶永烈描述过这样一段轶闻：1937年七七事变后，黄敬曾和陈伯达、林铁一同主持过地下党北京市委，陈伯达某日和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一起漫步街头时，李曾指着电影院门前海报上江青的头像问： “ 你知道她是谁吗？ ” 陈伯达对电影明星并不熟悉，答不上来。李说： “ 她叫蓝苹 ” ，接着又说： “ 她就是黄敬同志的妻子。 ” 随后北京、天津相继沦陷，陈伯达、黄敬先后撤出平津去了青岛，又一同结伴前往西安，这一路上黄敬并未给他提起过蓝苹。陈伯达到延安后很快知道蓝苹也在延安，改名江青，并成为延安的名人。不知出于何故，他初次见到江青便提到了黄敬，他说： “ 我和黄敬一起从青岛到西安，黄敬另有工作，在西安与我分手，他一切都好！ ” 哪知江青一听脸色骤变，以为黄敬对陈伯达讲了自己的根底以及与她的关系，显得十分不快。三十年后，当陈伯达在“文革”中失势，受到批斗时，江青居然老账重提，质问陈说： “ 黄敬跟你说了些什么？ ” 使陈大吃一惊。而此时黄敬早已作古。这件事说明，江青非常怕人知道她的这段历史，也很会记仇。

一年以后的1938年冬，我父亲离开延安去了太行山抗日前线，一直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他再也没有接触过江青。

言归正传。1933年，我父亲任书记的这届青岛市委，工作虽然艰辛，却也轰轰烈烈，乘着“九一八”之后民族斗争空前尖锐的时机，大力发展党团员，将一些青年学生党员介绍到郊县农村去宣传抗日救亡，团结进步青年，滚雪球般建立起新的党支部。

这年夏天，临时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被捕叛变，致使中共山东省委和团省委又遭受到严重破坏。7月，黄敬被捕了。我父亲立即安排市委组织部长王经奎先去大连暂避，只留下他一人在青岛坚持工作。他将省委以及市委的情况及时向上海中央局写了报告，并建议中央尽快派人来山东重建党的组织。鉴于青岛地下党的组织基础比较扎实，他建议将山东省委机关由济南迁到青岛市。不久，大约是9月，报上登出了黄敬申明脱离共产党的启示(后来证明是他的官僚家庭假办的)。我父亲是与他直接联系的人，处境就很危险了。党组织决定调我父亲速回上海中央局。10月，父亲乘火车离开青岛前往上海，在火车上他看见了提着个小皮箱的江青，失魂落魄、凄凄惶惶。黄敬的被捕，不仅使她失去了生活的支柱，而且立即真切地面临着掉脑袋的危险，不得已，她也撤离青岛了。由于党的地下工作的纪律，我父亲没有和她打招呼，而是远远地避开了。

1933年深秋的这列由青岛开出的火车，拉着我父亲和江青一同奔向上海。上海，这个中国最繁华的都市，对于我父亲是党的中央局所在地；对于年轻的江青则是十里洋场大染缸，她在这里经历的几年风风雨雨，最终影响了她的一生。

民族危亡中的上海

我父亲回到上海后，被留在了中央局，当时党中央已撤往江西中央苏区，上海只留了中央局，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联系都是通过这里进行的。从1933年冬到1935年春，我父亲一直在中央局宣传部工作。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上至中央局，下至各区委都屡遭敌人破坏，许多同志被捕牺牲，处境万分艰险。

前面已经提到，从1931年10月，王明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之前，在上海指定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在此前后，原在上海党中央工作的一些重要成员，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陈赓、李克农、钱壮飞等都离开了上海。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恶果，白区斗争的环境愈加恶劣。1933年后，博古、张闻天、陈云也先后离开上海去了江西中央苏区。接着，康生步王明后尘去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给王明当了副团长。这时上海只留下以卢福坦、李竹声、盛忠亮为代表的中央局，1933年到1934年间遭到国民党的六次大破坏，以上三人全部被捕叛变，党的组织在上海可说是已破坏殆尽。我父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在上海中央局坚持开展党的宣传工作。

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已有了很大变化。九一八以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屡屡进犯面前，国民党政府软弱无能，坚持 “ 攘外必先安内 ” 的政策，对外妥协退让，节节丢失国土；对内积极打内战，连续派重兵围剿革命根据地，引起全国各界的不满，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团结抗日的呼声高涨。党的宣传工作适应新的形势，大力开展以抗日民主为主题的宣传。左翼文化运动就是当时上海地下党的一条重要战线。有人评论说，以鲁迅为旗手的上海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实际上是开辟了一条与党领导下的军事斗争遥相配合的文化战线。上海是知识份子云集之地，各界政治力量、各种派别，纷纷在这里发表言论，创办报刊。共产党也利用这个条件创办报刊杂志，传播先进思想和理论，团结和哺育进步青年。据记载，从1933年到1935年，是上海各种期刋增长迅猛的年代，被人们称为 “ 杂志年 ” 。其中就有《新思潮》、《自由言论》、《无产者》、《生活周刊》等传播马克思主义、反帝反封建、宣传抗日的党领导下的刊物。地下党的出版局、发行局在此时也特别活跃。进步力量对自由民主独立的呼唤，引起蒋介石政权的恐慌。为配合其反革命军事围剿，国民党对白区的进步文化和爱国民主运动也加紧镇压。据报载1934年仅在上海被查封的进步报刊杂志书籍就达225种。

上海地下党除了领导和支持左翼文化运动，还团结国民党左派和社会各阶层民主力量，做大量上层统战工作，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如1934年4月发表的宋庆龄、何香凝等一千七百余知名人士签名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5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总会，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上海中央局的工作。我父亲当时的具体工作情况，我已无从得知，但我知道他在上海始终保持着与鲁迅的联系，与章乃器等爱国民主斗士也有频繁交往。可惜由于秘密工作的原因，他们的交往没有留下片纸只言，这是我父亲的遗憾，也是历史的遗憾。

我父亲在这一时期的工作，可以从我堂哥李林的回忆中窥测部份。李林是我父亲大哥的儿子，他称我父亲三叔。三叔去法国勤工俭学时，他还很幼小。李林到重庆上高中后，听老师说，去法国的勤工俭学生都成了共产党，他便心生疑惑：我三叔会不会也是共产党？1934年，李林高中毕业后，家中无力再供他念大学，他便给在上海的三叔写了一封求助信，说：你在外面做事情，是否可以资助我读书呢？我父亲给他回信说：我实在没有能力帮助你继续升学，如果你一定想出来，我可以介绍你去做工。我父亲给他的信都没有回邮地址，回信被要求寄到医院、旅店等公共场所，收件人也是化名，信到后被挿在公告牌上，由我父亲自己去寻取。这是为了不暴露党的工作地址。1934年初夏李林去了上海，先在一个小旅店住下，然后往医院寄去一封信。几天后，我父亲找到旅店来了，相见已不相识，因为他离家时李林才四五岁。见到家乡亲人，我父亲眼圈发红，他有些嗔怪地说： “ 你硬要出来干啥子嘛！我现在的工作很危险，是提着脑壳耍的事。 ” 他告诉李林，自己是借住同事家，不方便让李林去住，说： “ 你暂时在这里住下来，我会帮你租一个更便宜的住处。工作的事我慢慢帮你找。 ”

几天以后，我父亲又来到旅店，这次手臂上挎着一位秀丽清爽的太太。李林以为是自己的三婶，一面忙着称呼三婶，一面暗暗在心中赞叹三叔娶了个这么漂亮的太太。后来李林也参加了革命工作，才知道这位女士是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当时正和我父亲假扮夫妻掩护党的机关。李林的眼光不错，杨之华是当时地下党中央机关有名的美女，她曾和瞿秋白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瞿秋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王明等人让病重的瞿秋白只身去中央苏区，不准他妻子杨之华陪同前往。红军长征时又故意把瞿秋白留下，导致瞿秋白被捕牺牲，造成这一对革命夫妇的永诀。

大约在六十年代初期，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在父亲办公室里见到一位面目清秀的中年妇女，利索的短发，合体的列宁装，那优雅的气质让我眼前一亮。她和我父母说说笑笑地很开心。母亲告诉我，这是杨之华阿姨，当年在上海和你爸爸作假夫妻掩护中央局机关。杨之华和父亲回忆起当年，那时为了掩人耳目，不露破碇，常常假夫妻只能同睡一间房。父亲是 “ 领导 ” 应睡床上，而我父亲坚持要照顾女同志，自己一直睡地板，将床让给杨之华。记得那时我看过一部叫《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电影，描写地下情报人员李侠的传奇故事，他被派到上海工作时，组织上为了他的安全，让一位叫何兰芬的女工和他假扮夫妻，他就是让何兰芬睡床自己睡地板，这段戏演得又生动又感人。我万万没想到，这种戏剧性的故事就是父亲的亲身经历！心中顿时充满好奇和钦佩。

这次在旅馆与李林见面，父亲为他写了一封推荐信，介绍他去章乃器的征信所当职员。章乃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特立独行的爱国民主先驱，少年时代曾投笔从戎参加辛亥革命，后又通过刻苦自学，由一名练习生成长为著名的银行家和经济学家，在中国的银行界、工商界享有盛名。1936年5月，他与沈钧儒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因此被捕入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事件”。三十年代初，章乃器任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时，创立国内首家中国人办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同时，他也和共产党走得比较近，身边有一些由爱国的知识份子组成党的外围组织，同情并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当时地下党和中央苏区的许多经费都通过他帮助储备和周转。

李林拿着我父亲的介绍信面见章乃器，当场就被征信所留用。这以后，我父亲帮助他找到更便宜的住房，并让他和征信所的同事合租，减轻经济负担。李林原来的打算只是挣点钱再去上学，跟我父亲接触后逐渐受到革命熏陶，我父亲常给他讲些浅显的革命道理。如，李林感叹自己没钱上学，我父亲就给他讲： “ 这不是你个人的遭遇，现在许多青年失学失业，这是社会制度造成的，只有推翻这不合理的制度，象你一样的千千万万青年才有就业上学的机会。 ” 几十年以后李林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父亲和他在南京路外滩附近漫步，马路两旁高楼林立，全是外国资本家的大公司、大银行，灯红酒绿热闹繁华，而外滩公园的大门口却赫然耸立着 “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 的牌子。我父亲向两旁挥挥手，小声但充满自信地说： “ 别看他们今天神气，将来我们革命胜利，这些统统要收归国有，成为人民的产业！ ” 那神情那语气，使李林深受震撼，刀刻般留在记忆深处，晚年时还多次对我提起这一情景，传神地摸仿着父亲当年的语气和手势。

在我父亲的引导下李林开始投身革命，逐渐为地下党做一些外围工作。我父亲手把手教他一些白区工作的经验和注意事项，约他每星期碰一次面，一般都在公园或马路边的阅报亭前，他们交换情报，布置工作，并预先约好下一次碰面的时间、地点。如有紧急情况，我父亲也会临时通知他。比如有一次我父亲突然到李林住处(这是很少有的)，交给他一封信，让他立即去四川路内山书店亲手交给周豫才先生。后来李林才知道，周豫才就是鲁迅先生。为了何事？为什么这样紧急？信中讲些什么？可惜三位当事人都已作古，这些往事不论当时多么重要，今天也只能变成尘封的谜，我感到非常惋惜。李林还记得，我父亲不时也会让杨之华去面见鲁迅先生(瞿秋白曾是鲁迅的好朋友)。向他转达些什么信息？现在也已无从查考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转达过去的是上海地下党对鲁迅先生的深切关心和支持。

我父亲特别注意了解李林身边接触来往的人员，帮助他分析这些人的基本情况。他要李林警惕识别政治面貌不清的人，留心辨别周围环境，说话要谨慎，不要随便搭话表态。租房子要租那种前后都有门和通道的，出入的巷口不能太复杂，否则自己不容易观察动静；也不能太冷僻，这样会使我们自己隐蔽困难，反让敌人容易监视。他教李林遇到突发情况时首要是冷静，不能惊慌失措，随机应变是每个秘密工作者都要练就的真功夫。李林说，那时在上海做地下党真的是提着脑壳耍，每天都面临被捕的危险，我父亲就多次遇险。他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父亲回静安寺附近他的住宅时，在里弄口发现有三三两两鬼鬼崇崇的 “ 闲人 ” 在游逡。他立即转身离去。第二天，我父亲通知李林到他的住地去察看情况，交待他将昨晚的情况尽量通知到杨之华。并说，如果在巷口发现问题就不要往里走了。李林去到他的住处附近，未见有特务，便直接进了住宅大门，见我父亲的房间门锁已被撬，东西被丢得满地。房东神色惊慌地告诉他昨晚有人来搜查过了。他打听到杨之华也于昨晚转移，便赶快离开了现场。还有一次是李林的住宅半夜被巡捕房搜查，手枪顶在脑门上，很恐怖。第二天本是我父亲与他碰头的日子，可是我父亲失约了。李林非常担心他的安全。两天后他终于接到我父亲的电话，让他到昆山花园。见面后我父亲告诉他，那天晚上许多同志的家都被搜查了，他因事先得到消息，转移到乡下躲了几天。他说：我们住在租界区就是为了相对安全，搜不出证据巡捕是不能随便抓人的。最后，我父亲通知李林，今后不便再到他的住所来了，并要他立即搬家。

这一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在鲸吞了我东北三省之后，又频频制造事端把魔爪伸向我华北地区，华北危在旦夕。此时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1934年10月，工农红军突破蒋介石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1935年1月，红军经过千难万险来到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统治我党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这对于深受“左”倾路线危害的白区地下党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在此之前的1934年6月，上海中央局连续三次遭到国民党军警的严重破坏，党的组织损失惨重，与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联系都中断了。全国其他地区的地下党也处于万分困难的状态之下，1934年岁未，我父亲奉命再次前往天津，去参加重建河北省委的工作。

为理想献身的人们

当时河北省委还兼管北方其他省市的工作，又叫北方局，于1935年春重建，由高文华任书记，柯庆施任组织部长，我父亲任宣传部长。他负责续办党的刊物《火线》，并经营书店，传递情报和联络。这年初，出狱不久的王英奉命从广东省委前往上海，会合李林一同到天津协助我父亲工作。这是他们夫妻自1932年夏天在香港监狱一别后的第一次团聚。

北方局建立不久，为适应新的形势，发布了《粉碎日本帝国主义新进攻，号召全华北民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宣言，号召河北以及华北的被压迫民众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强盗与卖国的国民党政府。强调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挽救华北乃至全中国最后之命运。我父亲回忆这段历史曾说，1935年，北方局的工作环境相对稳定，组织系统没有遭到大破坏。外部原因是日本驻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和国民党华北驻军司令何应钦秘密签定了卖国的《何梅协定》，要求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北平、天津的党部，撤退驻防河北的中央军和东北军，制止一切抗日运动。这以后，蒋介石的宪兵三团和特务蓝衣社撤走，由宋哲元部队驻防北京、天津，少了些专门纠缠共产党的特务军警，党的活动有了点空间，安全一些；内部原因是省委在白色恐怖下已经收缩到最小，开会时间短，而且严格遵守秘密工作与公开活动分离的原则，减少暴露的机会。据我父亲讲，经过头几年李立三、王明路线的破坏，党的肌体损失惨重，刘少奇后来有段总结，说白区党损失百分之百，根据地损失百分之八九十。实际上，白区留下的党组织象坚强的堡垒和灯塔，仍然在战斗。还有许许多多被打散的党员在寻找党。无论是坚持还是战斗，环境都异常艰险。据李林的回忆，1935年春天王英和李林到天津后，出于安全，他们在半年之内搬了三次家。开始住在劝业场附近，最后搬到了英租界西南面营口附近叫小白楼的地方。租了一家白铁皮店铺的二层楼上，平时从店铺的前门进，后门通向另一条小巷，比较安全。而隔邻街面上有家文具店，是一楼一底的房子，这是地下党安排的紧急时可以掩护我父亲的住所。该店主人是秘密党员张继祖，经营纸张文具油印品并刻图章。他刻图章在天津很有名气，挂牌 “ 张耕石 ” 。为了安全，父亲很少去他那里，都是派李林居中联络，转达 “ 老王 ” 的指示。父亲在工作中教李林许多如何减少危险的方法。比如有一次让他送个小箱子到老张店里去，特别交待他不要将箱子上的钥匙同时带在身边，如果遇见敌人搜查，可以声称箱子是朋友托带的，箱子里装了什么自己并不知道。这样可以保护自己，若要打官司，律师也好辩护。

现在的一些影视作品，往往把党的地下工作者描绘成大款，他们衣着光鲜，车马侍候出入于舞厅酒楼，活动于上流社会，这种片面的描绘使后来人对历史的了解大打折扣。真实的历史是，除了少数特殊身份的同志外，大部分地下党员、包括党的领导人的生活都和普通百姓一样，不同的是，他们还要无代价的为党工作，不仅没有工资，党的工作经费也很少，而且时断时续。在工作经费中断的情况下，他们不仅要自谋生路，还要自谋党的活动经费，家庭、亲友、自身的一切财产，只要能拿到的都毫无保留地奉献。对他们来说，既然把生命都交给了党，还有什么可保留的呢？这一时期，党中央正在长征途中，联络不上，北方局与上海中央局也失去了联系，经费非常困难。为了将党的工作坚持下去，北方局发生过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有卖子筹经费的北方局书记高文华、有携带巨款却忍饥挨饿的冀南特委组织部长郭森，等等。

北方局书记高文华出身工人，湖南人，1923年就参与罢工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领导过湖南的农民运动。三十年代后在中央长江局、上海党中央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1932年曾与我父亲同时期在山东，重建山东省委和青岛市委。1934年底又与我父亲一起奉命调往天津，重建河北省委。河北省委建立初期，经费非常困难。革命者自己可以节衣缩食，可是党的工作不能停顿啊，高文华一咬牙，将自已年仅半岁的独生子卖了。卖得的五十块银元，交给我父亲和另一位同志各十元，让他们分别前往冀南冀中去巡视和复建党组织，留下的30元维持北方局机关的营运三个月。

“文革”中，有造反派来找我父亲调查时任水电部副部长的高文华在北方局的情况，我父亲就提到他卖子筹款的往事。他还记得高文华夫妇将独生子送出门时的不忍，还记得当那十块银元握进自已手心时那种沉重感。他说： “ 高文华为人谦虚谨慎，无私无畏，对党的忠诚那是没说的。 ”

这一年我父亲和王英有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孩，取名津生。由于环境险恶、经费困难，他们养不起，女孩子又卖不出钱来支持工作，只能忍痛送了人。

很多年以后革命胜利了，高文华和我父亲都千方百计在天津寻找过自已的骨肉，但物是人非，孩子早没了踪影，是死是活？一无所知。失去孩子的他们内心一定是痛苦和歉疚的，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对他们的行为可能难以理解，但父亲那一代革命者就是这样， 如高文华所说：“为了这个信仰，那怕是个人生命、血肉之躯都是可以随时奉献 的。” 他们 为了理想、信仰、什么都可以付出——生命、爱情、骨肉，不是他们没有情感或不懂情感， 而是因为国家太贫弱，社会太黑暗，人民太无望，到了非革命不可的地步，革命者正是为社会大众承担牺牲的先驱，他们举着自己鲜红的心脏，为后人照亮路径。正因为如此，父亲他们爱孩子却又放弃了孩子。

1936年春节前夕，冀南特委组织部长郭森化名张育民，手提着一整袋从冀南征集来的抗日救国款，到天津来找河北省委。他和高文华的几次接头都因特务盯梢而取消。最后一次在郭下榻的旅店，高文华前脚刚进房，特务后脚就跟进来嚷嚷着要找张育民。所幸这人并不认识郭森，他们便斥责他走错了房间。特务转身去楼下打电话，他俩快步溜出房间，郭森立即换下学生装，套上长衫戴上墨镜，拎着他的包直奔门前的有轨电车，眼见着身后一群警察包围了旅店。这次从敌人鼻子下面匆匆脱险后，郭森和高文华联系断了，他一连好多天到可能的约会地点去找寻。带的盘缠快用完了，每天只能喝冷水、吃一两个玉米面窝窝头充饥。除夕夜，他饿得心里一阵阵发慌，外面飘进来包子铺的香味，他的手几次伸向那装有巨款的提包，可又缩了回来。这是党的经费，他不许自己动用一分一厘。大年初一，他再次奔向英租界的花园去碰自已的同志，这次终于找到了河北省委秘书长张子衡。当饿了好多天的郭森将巨额经费分文不少的交给党组织时，张子衡掏出自己仅有的五毛钱，请他吃了一顿饱饭。想起这些当年发生在北方局的故事，我打心里敬佩这些共产党人，他们是有理想的人，是大写的人，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得民心、打江山，靠的就是这样的人啊！

与一二.九的缘分

我父亲他们这一届北方局，领导和支持了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这一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他说： “ 一二九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 ，他将一二九运动与伟大的五四运动相提并论， “ 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 ”

发生于1935年12月9日的北平学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是在当时的北方局、北平临时市委领导下开展的一次伟大的爱国学生运动。1935年初《何梅协定》之后，国民党宪兵三团和特务蓝衣社退出河北，国民党在北平的统治力量便大为减弱，中共北方局抓住时机，很快恢复了被严重破坏的北平党组织，并于当年夏天组建了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工委书记王学明、组织部长冷楚、宣传部长彭涛。另有谷景生为左翼文化同盟和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周小舟为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党团书记。

当时，谷景生、彭涛、周小舟三人的公开身份都是学生。再加上第四个，我父亲叫他 “ 大李 ” 的李常青，他是北方局与北平工委之间的巡视员(又名特派员)。就此李、谷、彭、周四人直接组织和领导了一二九运动。

1935年夏秋之际，黄河决口，山东河北遭受大水灾，大量灾民涌向北平、天津。北方局指示北平地下党积极参与赈济灾民的活动，谷景生、彭涛等人利用学生身份到北平政府备案成立了北平学校黄河赈济会，大张旗鼓参与救灾，并借此将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变成公开和半公开。

1935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国人民总动员，奋起抗日救国。谷景生、彭涛、周小舟直接从外电的报道中看到《八一宣言》，了解到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总方针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是他们在市工委会议上提出了，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利用一切合法方式发动救亡运动的方针。但这个建议被市工委的主要领导否决了，他们看不到形势的巨大变化，因袭左倾路线的思路，以为这是“向国民党乞求抗日”的右倾行为，坚持要打倒国民党。双方发生分歧后，市工委撤了彭涛宣传部长的职务，而且给彭涛等三人戴上 “ 右倾小集团活动 ” 的帽子，扣压了他们要求北方局裁决的报告。情急中三人商议，派周小舟直接到天津向北方局汇报争议情况。北方局领导认真听取汇报后，肯定了他们的意见，并决定改组北平市工委。在北方局的安排下，11月组建了中共北平临时市委，谷景生为市委书记、彭涛、周小舟分别为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为了加强领导，又派遣李常青为省委特派员，代表北方局领导和协调北平地下党的工作。这就从组织上保障了一二九运动的发起。

李、谷、彭、周四人回到北平后开始放手工作，他们将公开的学生赈灾团体转变为 “ 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联合会 ” ，并建立学联党团领导核心，谷景生成为学联党委书记。彭涛、周小舟以学生身份公开参加学联的活动，谷景生、李常青居幕后，和学联主席郭明秋单线联系。在学联中，共产党员被安插到秘书长、总联络、总纠察、总交际、总交通等重要位置，为示威游行作好了充分准备。他们联合了二十几所大学，制定了游行的集会时间、路线、口号，指定第一线指挥是彭涛，谷景生和李常青负责幕后统一调度。12月9日是日寇和国民党政府准备成立 “ 冀察政务委员会 ” 的日子，实质是将华北五省沦为日本统治之下。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天清晨五点，以敲钟为号，各大学的学生冲出校门，冲破一道道障碍，高呼着 “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反对华北自治运动！” 的口号涌向新华门，向何应钦递交了抗日救国六项要求的请愿书。他们迎着国民党军警的大刀棍棒皮鞭和枪刺，顶着刺骨的高压水龙，勇敢地前进，沿途市民也不顾流血被捕，纷纷加入。大队人马最后在天桥汇合，俞启威等人在天桥群众集会上激昂的讲演，被摄影师留下了永恒的瞬间。这就是震惊中外、名垂青史的一二九运动。紧接着9月16日，中共北平临委又组织了第二次有上万人参加的，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一二九学生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上海、天津、南京、杭州、武汉等大城市相继爆发了大规摸的抗议游行，爱国人士纷纷成立了各界救国会，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个抗日救国的高潮迅速在全国掀起。一二九运动中成长起一大批学生干部，冲在第一线的有郭明秋、姚依林、黄华、黄敬、孙敬文、邹鲁风、李昌、蒋南翔、韩天石、郑天翔等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学生领袖，他们在以后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都成为我们党的中坚。谷景生和李常青为保护党的组织，严格遵守地下党秘密工作与公开活动分开的原则，没有直接参加示威游行。但他们两次都前往前门大街，怀着按捺不住的激动，目送着怒吼奋进的游行队伍。

自从黄敬1932年在青岛被捕，又在报纸上刊登脱党声明后，父亲就再没有和他见过面。这次在天津的北方局，我父亲看见了赫然刊登在报纸头版的黄敬站在电车顶上激昂演讲的照片，通过北平地下党了解到黄敬是北大的学生领袖，在这次运动中表现优秀，有拼命三郎的劲头。于是我父亲让大李通知他从北京到天津接头，我父亲代表党组织与他谈话，了解他青岛出狱的情况。才知道登报脱党和释放都是他的官僚家庭瞒着他代办的，后来又让他从青岛转学到北京大学。他倾述自己几年间，辗转于山东、北京、上海，一直在寻找党却找不到的苦衷。他向我父亲提出恢复党籍的请求。经北方局同意，我父亲为他恢复了组织关系。黄敬忠诚干练而富有才华，建国后曾担任天津第一任市委书记兼市长，中国第一任重工业部部长。

在一二九运动中建立了历史功勋的李、谷、彭、周四人，除了大李年龄稍长，其余的当时都是二十刚出头的青年，他们坚强勇敢，聪明机警，都有很强的政治敏感和号召力，他们是充满理想和信仰的一代知识份子，是忠诚正直的共产党人。在以后的历程中，一二九运动被提到了一个划时代的高度，可他们没有一人出来争说自已的功劳，显摆自己当时的位置。他们默默地将一切归功于党的领导，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不知道一二九学生运动是什么人在领导。正是由于他们的正直无私和理想主义色彩，不屑于隐瞒自己观点的个性，使他们的命运都多有坎坷。谷景生在二野任十五军政委、率部参加了淮海、渡江、广州、广西战役，与军长秦基伟一起率十五军入朝抗美，建设时期他任国防部五院政委，和钱学森搭班子，为导弹研制做出重要贡献，后来却因妻子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受牵连不被重用。周小舟建国后担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在庐山会议上因为说真话被打成 “ 彭黄张周反党集团 ” 重要成员。彭涛在解放战争中和我父亲一起随刘邓大军南下四川，一同在川南区党委工作，父亲任区党委书记，他任副书记，共同工作中更是见识到他的正直无私和过人才华。可惜他很快调任中国第一任化工部长，六十年代初便英年早逝。

一二九运动中与我父亲有直接联系的是 “ 大李 ” 李常青。大李是北方局派往北平市委的联络员，常往来于北平与天津之间，我父亲对他比较了解，认为他是一个坚持原则，敢作敢当的好同志。他是吉林延吉市人，1930年参加革命。他除了在北方局和我父亲一起工作外，抗战胜利后，他们都被党派往东北。他在担任《东北日报》社长，东北局宣传部秘书长等职时，都与我父亲有工作交往。解放后他担任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时，被诬指为高饶集团的人，遭到降职处分。1957年他在教育部副司长的职位上，又由于保护别的同志而再次受到打击，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到内蒙师范学院任教员，在极端不公正的对待下于1960年逝世。文革中有人千里迢迢来找我父亲查证李常青，我父亲说，李常青性格刚正倔强，黑白分明，他实际上是深受高岗排斥打击的人。父亲曾对我说，大李晚景悲惨。他在内蒙教书时正值全国三年困难时期，吃不饱饭，年纪也大了，顶风冒雨地骑车上下班，被汽车撞死了。我父亲对他万分惋惜。直到1980年教育部和哈尔滨市委才联合为他平反，这时我父亲已不在人世。对于这样一个建立过功勋的忠心耿耿的革命者，一个好人，他的命运竟是如此悲剧，我相信这个阴影始终留在父亲心上。

在北方局工作期间还有不少同志与他有过交往，可惜都没能留下记录，唯有文革期间各地造反派来找他提供旁证，许多尘封的往事才被他记起，正是这些仅存的材料使我得以探寻父亲的足迹。其一是彭真同志。他1935年8月出狱后由北平市委介绍到北方局见我父亲。我父亲与他谈话，详细了解他的斗争历史、被捕经过、狱中表现和出狱后的情况，之后分配他去唐山工作并恢复组织关系。11月从唐山回来后我父亲再次找他谈话，听取唐山工作的汇报，接着便分配他去天津，重建天津市委并担任市委书记。刘少奇在大革命时期曾和彭真一同工作过，相互了解熟悉，对他的干练印象深刻。因此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后，非常器重彭真，委以重任，这是情理之中。

王均予和易吉光，对我是完全陌生的两个名字，这是两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文革中有造反派找到我父亲，要他证明此二人曾经脱党叛变。王均予和易吉光都是湖北宜昌人，而且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领导过工人和农民运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们转入秘密战线，先后在上海党中央的出版科、发行科工作，负责党的地下刊物和文件的出版发行。1934年上海地下党连续三次遭到大逮捕大破坏，他们匆匆逃离上海，与党失去了联系。但他们没有消沉退缩，按地下工作的规矩，当他们的上级党组织被破坏以后，他们就会分头到和他们有出版发行联系的地方去找党的组织。于是易吉光到了北平，找到了曾在太原做过出版发行工作的李雪峰同志，又通过他找到了北方局。是我父亲与他接头谈话，并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接着分配他任天津市委委员，配合彭真工作。在他们领导下的天津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的抗日救亡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彭真调走以后，易吉光接任天津市委书记，于1936年9月又在爱国商人的资助下创办了《知识书店》，他化名余卫公出任经理。这个书店在天津很有名气，既出售左翼作家的进步书籍又是党的地下刊物发行处和联络点。易吉光解放后曾担任武汉市副市长。

王均予离开上海后去广州找党，在没有找到党组织的情况下，他联络到进步青年组织“时代文化”读书会，并将读书会改组成为党的外围组织“中国青年抗日同盟”，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到一二九运动前，“中青同盟”已发展到一百多人，范围扩大到了“中大”等广州各大专院校。1936年初夏，他接到易吉光的书信，告诉他在天津找到了党。他当即北上天津找北方局。在那个年代，被打散的共产党员就象流离失所的孩子，找到党就是找到了家、找到了亲娘！北方局委派我父亲与他接头，恢复他的党组织关系。我父亲赞扬他在失去组织联络时，依然坚持开辟革命工作的精神，指示他回广州去，将 “ 中国青年抗日同盟 ” 的骨干发展为中共党员，在此基础上重建中共广州市委，并任命他为市委书记。王均予不负重托，完成全部任务。解放后，王均予曾任中科院广东省分院院长等职。

对造反派的疑问，父亲说： “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易吉光、王均予对党的忠诚，尽管地下斗争的环境很复杂，但我也在上海中央局工作过，上海党的机关被破坏的情况我都了解。他们失去组织关系并不是他们本身的原因。经过白色恐怖的层层绞杀，他们仍然到处找党，仍然坚持独立作战，对这样的同志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在那个年月，干革命可不是当官，是要拼命的。 ”

这些忠诚于理想和信仰的普通共产党员，他们是党的基础，共产主义事业的根基，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白区党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摧残下，在白色恐怖中才能继续存在并且顽强发展。

刘少奇领导下的北方局

1936年春天，刘少奇受党中央委派，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从延安来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此时，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深刻变化，1935年12月17日，红军到达陕北后在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华北事变后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为党的策略路线就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民族一切爱国力量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会议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决定用 “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 替代 “ 苏维埃工农共和国 ” 。瓦窑堡会议决定了全党最迫切的政治路线问题，为党领导全国人民迎接抗日战争奠定了政治基础。

刘少奇正是带着瓦窑堡会议精神来到北方局，从政治、理论、策略和方法上给予北方的党组织有力的指导。他从政治上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将贯彻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放在首位，巩固和发展一二九运动的成果。在工作方法上要求采取发动群众、隐蔽精干、争取公开合法斗争的正确方针。根据当时北方局干部马辉之的回忆，刘少奇到天津后改组了北方局，向北平和天津各派出一个工作组，北平组是刘少奇、柯庆施和林枫；天津组是彭真、李大章和马辉之。而当时天津市委的负责人是李铁夫、姚依林和易吉光。天津工作组领导天津市委、冀东和冀南特委。我父亲分工负责冀南特委和北方局党刊《火线》。刘少奇刚到北方局就在《火线》上发表了 “ 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 ” 一文，对左倾机会主义给党的工作造成的危害进行了系统地批判。他还发表了 《 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 》 ，阐述在当前阶级变化的新形势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已成为我党领导革命的中心问题和关键。这些文章对促进白区党的路线转变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党刊《火线》在这个重要时刻也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马辉之的回忆说： “ 当时，凡是要知道少奇同志的指示精神就看《火线》，每期头一两篇差不多都是中央指示或少奇同志的文章。看《火线》也可以知道少奇同志的活动情况。 ” 刘少奇当时用KV、胡服等笔名写文章，负责发行和通联的是张子衡。我父亲是《火线》的总编辑，自己也用笔名发表文章。所有的稿件到父亲手里集中、修改，然后交给马辉之，马再交给张子衡，最后由张交到刻印出版者手上。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保护党的组织和党刊，后来果然有一位负责刻印的人被捕叛变，这些保密措施得以保障党刊的继续出版发行。《火线 》 前后共出版了一百期，在当时很有名气和影响力。这份发行到华北各省和山西、河南、广东等地的党刊，在抗战初期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曾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火线》在1938年以后停刊，。

继之而起的是更多的发行在根据地的党报党刊刘少奇同志主持北方局后，工作面拓宽了很多，他强调争取上层抗日，在统一战线工作上有创造性发挥。当时天津有两广白崇禧、李宗仁的派驻代表，有山西阎锡山的代表，有宋哲元的驻军，在天津做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有很多便利条件。我父亲说： “ 少奇同志经常给大家讲，大城市里反动势力集中、力量大，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硬碰硬，要利用社会名流搞公开的斗争，多做上层工作，搞民族民主统一战线。 ” 在党的领导下，很快 “ 天津民众救国会 ” 、 “ 天津工人救国会 ” 、 “ 天津农民救国会 ” 相继成立， “ 天津学联 ” 更名为 “ 天津学生救国联合会 ” ，在此基础上 “ 天津各界救国会 ” 成立。教育界、新闻界、银行界、民族工商界知名人士纷纷参加，这些救国会中的领导人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地下党还紧紧抓住宣传舆论阵地，办了几十个公开和半公开的小报杂志宣传抗日，党的声音也常出现在《大公报》、《大众生活》、《益世报》等著名的报刊上。在少奇同志的布置下，还安排不少共产党员进入宋哲元部队，并将 “ 打倒卖国贼宋哲元 ” 的口号改为 “ 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 ” ，逼迫和争取他们抗日。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急需大量干部。为此刘少奇给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写信，征得中央同意，让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里的共产党员履行一个手续出狱，投入抗日战争。这年8月中共中央向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发出指示信，对刘少奇领导北方局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肯定他们在政治上、组织上、群众发动上、党建工作上的基本转变和取得的成绩，鼓励他们 “ 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 。

李林回忆说，这段时期我父亲的工作非常忙碌，拟电报、起草文件和发文稿，李林常常要帮忙抄写些文稿文件。当年秘密工作的一些往事，也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如有一次，他和我父亲在街上 “ 遇到 ” 一个瘦身材的高个子，他们一见面就边走边谈，李林便隔一段距离警惕地跟着，不该他问的事他从不打听。后来他才知道，这就是刘少奇。还有一次，李林正在我父亲的房间里帮助抄写文件，有人用暗号敲门，父亲知道是自己人，开门前让李林赶快躺到床上，并用被子蒙住头。这是秘密工作的纪律，不让李林和来人照面。后来听见他们称呼来人 “ 中代 ” (中央代表)，知道是北方局领导刘少奇。

1936年春刘少奇刚到天津之初，急于和当时已到上海的陈云同志取得联系。陈云1935年5月红军长征到达四川泸定后，受中央派遣前往上海。自上海中央局连续三次遭到大破坏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联络就完全中断了。中央命陈云去上海恢复中共地下组织，并设法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汇报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近况，特别是遵义会议的情况。这次刘少奇派北方局联络员张子衡去上海，一是找到陈云，向他汇报关于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问题以及中央的处理结果，并要陈云报告共产国际；二是和上海地下党接上关系。但是张子衡对上海的情况不了解，要完成这任务如大海捞针。我父亲便派李林陪同他前往，让李林利用他在中国征信所的工作关系找到章乃器，再通过和章乃器有联系的党的外围组织找上海地下党。临行前我父亲给章乃器写了一封密信，要李林亲手交给他。信写在薄如蝉翼的拷贝纸上，折叠起来放在墨水瓶盖的夹层里。父亲交待李林，墨水瓶要大大方方放在火车座位前的小茶几上，不要藏藏掩掩，以免引起怀疑。根据我父亲的安排，李林和张子衡到达上海后，顺利地找到了党组织和陈云，完成任务后再分头回到天津。

1937年4月，刘少奇、彭真、柯庆施、高文华等都回延安参加白区工作代表会议，北方局只留下我父亲和少数同志坚持工作。7月7日卢沟桥事变前夕，平津的斗争环境已经愈来愈复杂和危险，我父亲从英租界住地迁往了只有几条小街的意大利租界区。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天津完全陷落于日寇之手，天津一片混乱，只剩下几个帝国主义的租界区未被日军占领。日军占领了学校,封锁了各租界出口，隔绝了省市委与群众团体的联络。天津地下党的活动已处于日本人眼皮底下，被迫转向极端秘密的状态。我父亲与党中央的联系也被战火阻断。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为了及时得到中央指示，正确安排华北、平津的干部和工作，我父亲不顾危险，只身前住太原八路军办事处找周恩来和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当时平汉铁路已被日军切断，他先乘船去烟台，转坐火车到风陵渡，再乘汽车到太原,沿途日寇飞机轰炸不断。他风尘仆仆地赶到八路军办事处，分别向周恩来和刘少奇汇报了北方局的情况。

当时党的洛川会议刚结束，中央决定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开赴华北前线开辟敌后战场，坚持长期抗战。根据这一精神，少奇同志认为中国人民的抗日形式已由非武装斗争转到武装斗争的阶段，利用公开合法的手段发动组织群众已告一段落，北方局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抗日的武装，配合八路军打游击战，并建立根据地政权，工作的重点也由城市转到农村。北方局因此发出指示： “ 组织、发展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已成为华北全党及人民的中心任务。一切群众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都必须围绕这一中心任务，每一个同志都必须到群众中去，武装起来，学习军事，去组织和领导游击战争。 ” 我父亲在太原非常及时地得到了中央洛川会议和北方局的指示精神。周恩来令他立即将北方局机关全体同志撤离平津。刘少奇还让他给当时的河北省委书记李运昌带了一封亲笔信，命令李运昌速去冀东组织冀热边特委，发动冀东抗日游击战争，并由马辉之接任河北省委书记。我父亲受命后马上又原路返回天津，将北方局全部同志分批转移到根据地，同时对重新组建的河北省委的工作做了妥善安排，及时分配一些同志去平西、平北开辟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

一直到1937年年底，他才和王英、李林一起最后撤离天津。与他们同行的还有 “ 张耕石 ” 张继祖夫妇。一行五人从天津出发坐轮船到大沽口，换乘海轮去青岛，从青岛坐火车到潼关，再改乘同浦路小火车至临汾。途中父亲都是用李林在天津中国征信分所的工作名片作掩护。在大沽口上船时受到日本宪兵的盘查，我父亲从容自若，随机应变，用中国征信所天津分所职员和家属名义顺利应付过去。安全到达临汾后，张继祖去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李林奔赴延安，我父亲和王英留在临汾八路军驻地附近的中共北方局。

父亲十多年前从苏联回国时就落脚在大西北，今天又回到这片热土。结束了十年腥风血雨的地下党生活，从此他开始了一段新的斗争生涯。

第三章 巍巍太行

人民的喉舌 人民的艺术

父亲到临汾时太原已失守，周恩来率领的八路军办事处和以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都撤到了临汾。这时党中央已任命刘少奇为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为副书记、彭真任组织部长，我父亲为宣传部长，朱瑞任统战部长兼军事部长，林枫任刘少奇秘书。

当时华北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尽快在敌后建立政权。日寇占领华北后，国民党军队大踏步后退，八路军大踏步向敌后挺进，当地旧政权垮了，县长跑了，共产党就在这里成立县委、任命县长。华北的许多地方，已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活动，我们去些军队、派点干部，政权就建立起来了。站住脚跟后就可以进一步发展军队，发展政权，坚持抗战。这阶段是华北抗日救亡运动大发展的时期，非常缺干部、缺人才，因此北方局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收罗大批从东北、平津撤出来的流亡学生，办学兵队，经过军、政整训后输送到各地，成为新政权的骨干。同时将从国民党监狱里释放出来的政治犯、在白色恐怖下隐蔽下来的地下党员、以及从八路军抽调来的军政干部，统筹分配到晋冀鲁豫各地去建立敌后抗日政权。父亲当时直接在刘少奇的领导下进行这些工作。大约一个多月后临汾沦陷，他和杨尚昆、林枫、张友清、王达成等北方局的同志撤到吕梁山一个叫石楼的地方。不久，父亲奉召回延安给刘少奇同志任秘书(北方局秘书长)，任职半年多。直到1938年10月党的六中全会后，刘少奇奉命去华中局工作，中央决定北方局迁到太行山同八路军总部在一起，并决定我父亲仍然回北方局任宣传部长。

我父亲来到连绵起伏的太行山区，他身着八路军军装，打着绑腿，斜挎着手枪，英姿勃勃。在革命根据地，在自已人身边，他心情舒畅，精力旺盛，工作有声有色。他当时主要分管报纸、出版社和北方局党校。他首先积极着手全面建立和健全华北各级宣传教育机构。当年北方局的《火线》就象一颗火种，如今已燃成熊熊烈焰。自1939年元旦起，《新华日报》华北版、北方局党刊《党的生活》、在敌占区发行的《中国人报》，以及配合当时中心任务的《前线》、《解放》等报刊陆续发行。各区党委也在北方局的协助下创办和改进自己的报刊。《新华日报》华北版还自办印刷厂、自办发行，在敌人的扫荡中坚持刊发 “ 战时版 ” ，使党报成为华北敌后一面高扬的战旗。《新华日报》华北版于1939年元旦正式创刊，由北方局组建的党报委员会领导，实行社长总编辑负责制。党报委员会由杨尚昆、彭德怀、左权、陆定一、傅钟、李大章、何云、陈克寒组成，社长兼总编辑是何云。

华北分馆干部的组成除了《新华日报》总社和《中国日报》社的成员外，另一个重要来源便是延安抗大、陕北公学、鲁艺派赴太行抗日前线的一批文字和美术工作者，他们是我父亲于1938年冬天从延安带到太行山的。华北馆最初的的馆址在辽县麻田镇的山庄村，处在太行山腹地的群山环抱之中。当时只有几位编辑记者，一台老掉牙的铅印机。他们在老乡家的院里挖了坑道，鬼子扫荡时，机器设备全部藏进坑道。扫荡期间没有条件出铅印版，就出油印版和战时电讯版。华北版创刊半年以后，北方局又决定所有华北版战报和新闻，用《华北新华社》的电头向延安新华总社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播发，尽管敌人扫荡不断，战事频繁，《新华日报》华北馆和《新华电讯》坚持出报，基本未中断。1942年春季,鬼子围剿八路军总部，社长兼总编何云和四十七位同志一起牺牲在辽县，就在此前一天，他们还坚持出了电讯战报。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父亲工作重点都在报社，和编辑记者们生活战斗在一起，非常辛苦繁忙。他明确提出党报是人民的报纸这一观点，指示《新华日报》华北版要当好人民的 “ 聪耳 ” 、 “ 慧眼 ” 和 “ 喉舌 ” 。他提出的办报思想是 “ 在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中更尽其积极作用 ” ，使华北版成为一张代表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党报，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凝聚抗日力量的旗帜。《新华日报》华北版首创全国性大报在敌后发行地方版，初期出版发行量就达二万份，一年后达到五万份，影响巨大。朱德总司令夸赞道： “ 新华日报一张顶一个炮弹，而且天天在和日寇作战。 ”

北方局宣传部和八路军总政宣传部还创办了一批研究日伪现状的杂志，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采用铅印、雕版印和油印等方式出版发行，供各级军政领导和部队干部参阅。这种研究日本情况的杂志情报准确，特色鲜明，努力把握抗日战场的总趋势，发表具有政策指导意义的文字，是战争中我军高层知己知彼，了解和研究日本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又贴近实际，直接为军事斗争服务，为各级军事机关、敌工部门提供敌情信息和反战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林昶在 “ 抗战时期的日本研究杂志 ” 一文中，特别提到了创刊于1941年5月的《敌伪研究》月刊， “ 创刊号采用了套色封面，画面是一柄放大镜下扛着旗子的日军，意为更切近、更细微地观察日本。其开篇就发表了八路军前总宣传部长李大章的文章《面对敌人，加强对敌斗争》，开宗明义的精辟阐述了办刊宗旨和斗争策略。 ” 该文引用我父亲的话说： “ 对于敌伪的各种政策及活动，特别是关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做出有系统的研究和介绍，而且它将尽可能地收集各种有关敌伪材料，帮助各个工作岗位上的同志，做为经常对于敌伪研究与对敌斗争的一种参考材料。 ” 而《敌伪研究》这一类杂志的投稿者常常是当时八路军的高级军政领导人。

在创办报刊的同时，北方局宣传部有计划的组织太行教育出版社、《新华日报》华北分馆以及后来成立的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发行革命书刊，包括马列主义书籍、革命理论书籍、文艺创作等等，仅两年就印发45万册。此外，还开办或与地方合办军政干部学校、通讯社、剧团等宣教文艺机构，加强对敌伪的宣传斗争，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其中，在抗日根据地广为流传，脍炙人口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它们的作者赵树理，在初出茅庐之时都曾得到过我父亲的帮助和支持。

赵树理是享誉中外的农民文学家。1943年，当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写出来后，并没有受到当时文艺界的重视，因为存在不同意见，书稿迟迟没能付印。后来由北方局党校校长杨献珍将稿子交给了北方局书记彭德怀，彭看后很喜欢，题词道： “ 象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 ” 。然后交给时任宣传部长的我父亲，他看到书稿后也非常欣赏。小说通过两个普通的农村青年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故事，普及反封建意识和争取民主自由的理想。写作手法上没有城市知识份子 “ 精英文学 ” 的味道，全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乡土语言，书中活跃着一个个生活在根据地的普通农民。我父亲将书稿交给太行出版社负责人杜毓云，让他立即付印，而且打破当时初版两千册的记录，一下就印了两万册，很快销售一空。赵树理受到鼓舞，几个月后又完成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这次我父亲为他写了序言，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评论说： “ 这个中篇较之《小二黑结婚》更有收获，更有向读者介绍的价值。因为 “ 结婚 ” 主要围绕农村青年争取婚姻自由来展开情节，而 “ 板话 ” 则正面地直接地描写了当时正在根据地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在题材上更富有政治色彩，…… ” 三年以后解放战争拉开序幕，土地改革在全国推广，对赵树理直接描写翻身农民和农村巨大变化的作品，文化界有了很高的评价，甚至提出了 “ 向赵树理的方向迈进 ”的号召 。但在三年前， “ 最初的评论文章中，影响较大的是当时华北地区宣传工作负责人李大章的《介绍〈李有才板话〉》。 ” 这是现代许多赵树理文学现象研究者的共识。

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木刻版画，是艺术与人民相结合的创举，在中国美术史上有浓抹重彩的一笔。有人评价说：解放区的木刻画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高峰，是中国版画艺术的经典。我父亲在太行山有一段时间和这些年轻的木刻艺术家生活在一起，以至于一直到晚年，闲暇时他都有兴趣将手中的小木块雕来刻去，有时变成一个精致的挖耳勺，有时是个模样拙朴结实的烟斗，在我眼中都可以和商店里的艺术品比美。这大约就是当年受木刻艺术家们熏陶的结果。

1938年冬，党中央号召延安的干部到敌人后方去开辟根据地，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了一个木刻艺术团去前线，其中有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艺术家彦函、华山、胡一川、罗工柳等，他们的任务是一面举行木刻画巡回展，一面深入生活，丰富创作。同行的除了鲁艺的干部外还有大批抗大、陕公的干部。这一支队伍的领队就是我父亲。据著名木刻艺术家罗工柳的回忆，这支队伍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老革命也有新干部，他们背着行李翻山越岭，一路高唱着抗战歌曲。东渡黄河到了晋西八路军115师驻地后，他们立即到附近决死队驻地去办画展。部队和老乡都很新奇，来的观众很多，但参观下来意见更多。他们带去的一二百幅木刻作品，一部份是延安的，一部份是从大后方收集来的。老百姓认为这些作品一是 “ 没啥名堂 ” ，没有吸引人的内容；二是不好看，对当时木刻艺术采用的欧洲技法看不惯。群众很热心，还提出好多问题： “ 为什么没有颜色？ ”“ 为什么没头没尾？ ” 这些意见给艺术家们很大的启迪。罗工柳后来总结说：“走出小鲁艺，走进大鲁艺，到群众中去才能找到人民喜闻乐见的真正艺术。”工作团穿越敌人封锁线、翻过绵山来到晋东南的沁县后，沁县正开群众大会，他们又去会场周围布置露天画展。数九寒天，冷风嗖嗖，画展效果更不好。晋西和晋东南画展失败后，大家都很泄气，有人甚至想放弃巡回展的计划了。一天晚饭后，我父亲特意带着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副主任陆定一等总部领导到住地来看望大家，给大家鼓劲。父亲希望大家真正用心去贴近群众，创造出工农兵喜爱的艺术作品。正是因为接受了群众意见，工作团的艺术家们开始创作木刻长篇连环画，有头有尾，在报上连载，受到群众喜爱。我父亲又让年轻的木刻画艺术家胡一川创作了《军民合作》等8套新年画，展现根据地人民参军、支前、织布、打鬼子等战斗生活的新内容，在技法上用民间年画的阳刻法搞水印套色木刻，老百姓喜闻乐见，效果出乎意料，很受欢迎。1939年腊月，工作团准备了一万张这样的套色木刻年画。我父亲很精明，对他们说： “ 不要拿去发送，这样老百姓以为是宣传品反而不稀罕。你们拿到市场去卖吧，价值一定会显现出来。 ” 果然，在腊月廿三的集市上老百姓抢着买这些套色木刻新年画，不到三个小时，几千张年画便被抢购一空。有的老乡没有买到，跟着艺术家们走十几里山路到工作团驻地去买。这一年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门上也贴着他们的套色木刻年画，彭德怀表扬他们说：大众化喊了多年，你们算是走出了第一步。??

悲壮的历程

1938年初，父亲和王英有了他们第二个女儿，因为环境太艰苦，两人都随时要跟着部队行动，没有条件带着这个孩子，象许多八路军干部一样，孩子一生下来就送到了老乡家里寄养。1939年8月，在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住地，太行山腹地沁县，他们的第三个女儿诞生，这就是我的大姐沁生。和她姐姐一样，一生下还未待满月，就被我父亲托新华日报华北分馆的同志送去了老乡家。这让我想起毛主席在劝妻子贺子珍将孩子送出去时，说过的一句话： “ 把孩子寄养出去，今天我们只能这样做，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把她找到身边。 ” 他还说过另一句话： “ 我们干革命是造福下一代，而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已的下一代。 ” 这句极富殉道色彩的言语，饱含着为民族的下一代牺牲个人下一代的精神境界，多么感性而又多么理性。毛泽东主席自己正是这样做的，我父亲和当时许多党的干部也都是这样做的。他和王英一共生有四个孩子，一个死在狱中，三个寄养出去，最后剩下的只有我的大姐沁生。

1939年临近年关，北方局派我父亲去冀南区党委巡视指导工作。这一去要穿越敌人封锁的铁路线，通过敌伪控制地区，很艰苦也很危险，而且一去就是一年半载。但这次父亲只去了两三个月，1940年春天，北方局通知他速归，因为他的妻子王英患伤寒病情危重。父亲星夜兼程，骑马飞奔在通往辽县麻田乡的小路上，在麻田和武经寺之间，往西北方向走大约十里，那里有八路军的一个野战医院，王英就在这所医院里。1940年正是日寇对根据地实施 “ 囚笼政策 ” 的时候，太行山根据地缺医少药、生活艰苦，很多人因患病无法医治而死去，父亲心里明白王英已是凶多吉少。待他匆匆赶到医院，还是迟了一步，王英已逝去。这对患难与共的夫妇终未能见上最后一面。很多年以后，父亲已到人生的暮年，当年军医院所在地的村名他早已忘记，可他一直还记得沿着这条山路有一条小河，那小河浅浅的水洼还没有化冻，寒风凛冽，天气冰冷得象他那紧缩的心。

二十多年后的1964年，王英的小女儿、我的大姐沁生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成为国家科技战线上的一名干部。次年，她参加了四清工作组，下乡的地区正好在晋南的沁水县，于是她给父亲写信，希望能去晋东南祭奠生母王英，并到沁县寻找自己养母的家庭。她的养母在太行根据地最艰苦的岁月里养育她四年，在日寇扫荡的生死关头，舍下自己的儿子，抱起 “ 八路军的闺女 ” 藏进了庄稼地里，儿子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挑死了，沁生却留下一条性命。太行山老百姓用鲜血培植的深厚恩情，我大姐沁生永远不会忘记。现在她已长大成人有了一定经济能力，于是向父亲提出，去寻找养母的后人，回报点滴。她的愿望得到父亲的赞许，父亲回了一封长信，详细介绍了沁生出生时托新华日报的同志找寄养家庭的情况。还告诉她，母亲王英安葬在当时的军医院所在地，并立有一块写着 “ 王英之墓 ” 的石碑。但是父亲说，村名记不清了，寄养人家的姓名也不知道。他需要找当年新华日报的老战友核实一下。这一等就到了 “ 文化大革命 ” ，正常的社会秩序、正常的人际关系不复存在，父亲忙忙碌碌已是身不由己。直到他去逝，大姐沁生的这一点心愿终究未能实现。

我父亲安葬了王英后回到总部，参加了北方局1940年4月在黎城召开的冀南、太行、太岳三个根据地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是：华北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为了支持长期战争，必须巩固西北、华北根据地，发展华中根据地，作为战略通道的晋东南地区不仅有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有条件将太行、太岳、冀南三块根据地连起来，建成我抗日前线最大的一块根据地。当时在日军的反复扫荡中，在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下，根据地物质困难已空前严重，十几万八路军要吃要穿、要武器弹药，都要靠政权、靠人民来解决。在这种形势下，把分散的三块根据地连起来，把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建立起来，制定和完善各项政策，统一财经货币，便是当务之急。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讲话，部署了 “ 建党、建政、建军 ” 三项任务。纠正左的思想，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政权建设成为这次会议的重点。冀南、太行、太岳三个特区正式成立行政联合办事处，以便今后在此基础上成立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会议决定以冀南银行发行的贷币为边区统一流通的贷币。

大约一年以后的1941年3月，在根据地大规模开展村民选举村干部的民主运动基础上，邓小平代表北方局向三区行政联合办事处提交了 “ 关于成立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提议 ” ，并提出对晋冀鲁豫边区目前建设的15项主张。两天后，联合办事处接受了这个提议，邀请党政军各界组织成立临时参议会筹备委员会。我父亲代表北方局全面主持筹委会的组织工作。他根据我党关于建设民主政权的主张，在政权人员构成中遵照三三制的原则工作(共产党员占1/3，党外左派进步人士占1/3，中间派占1/3)。从文件、提案的起草和审查，到各项会务工作，各方意见的汇总解决，各种抗日力量的团结协调，他都兢兢业业亲力亲为，以模范的工作受到与会人员的赞许，获得很高威望。7月，当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正式成立时，他被民主选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并以最高票数当选为临参会驻会委员，还被提名为议长。为了坚持统一战线政权三三制原则，我父亲恳辞了议长提名。在北方局的领导下，我父亲积极筹划组织，到9月1日，临参会选举产生了晋冀鲁豫边区民主政府，并以15项主张为基础制订了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政权建设是我党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至关重要的一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建立为进一步打击侵略者，壮大人民武装，以及帮助根据地人民发展经济，从长期封建专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奠定了基础。

北方局当时有一百名多干部，随八路军总部行动，住地在晋东南的襄垣县，新华日报馆有一部份在西北面的沁县，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设在晋冀边境的涉县，三处都相隔不远。我父亲随新华日报馆住在沁县附近。1940年是抗战第三个年头，根据地进入非常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日寇在华北大地实施 “ 囚笼政策 ” ，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分割与封锁各根据地。日伪军驻兵在碉堡里，随时对根据地凶残扫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铁路、公路可保障他们快速运兵，频繁出击。为了粉碎敌伪对解放区的封锁和扫荡， 8月，晋察冀军区、129师、120师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发动了以破袭正太铁路为重点的战役，参加部队105个团，二十余万人，称为 “ 百团大战 ” 。百团大战持续4个月，毙伤日军二万多人，这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规摸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百团大战期间，北方局积极配合八路军总部，组织和武装太行区人民，坚壁清野打游击，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新华日报》华北版无论战事多么频繁，始终坚持出战地版。百团大战给骄横的日军以重创，必然遭到日伪军的疯狂报复。对八路军展现出的实力，日伪军与蒋介石均大惊。日寇惊呼对华北问题要再认识，转而对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扫荡和蚕食。蒋介石则惊诧于八路军竟然有了上百个团，干脆断了八路军的供给，并时时找机会 “ 磨擦 ” 。根据地党政军民一面要反 “ 扫荡 ” ，向日军主动出击；一面要节衣缩食、精兵简政、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巩固根据地。

从1941年下半年开始，日军便调集五万兵力，以 “ 铁壁合围 ” 、 “ 梳篦清剿 ” 的方式反复扫荡我华北根据地，鬼子三里一炮楼、五里一据点把根据地分割成格子状，封锁了山区与华北平原的经济命脉，妄图将太行根据地置于死地，冀中平原的形势万分险恶。这时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已奉调回延安，由彭德怀代理书记，他派遣我父亲再去冀中地区巡视指导工作。父亲轻装简从再次出发。这次，他在日伪的碉堡和封锁线中间跑了将近一年，直到1942年秋天才回到八路军总部。这使他有幸躲过了1942年5月25日日军对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袭击，这一仗使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英勇牺牲。

这是日军针对太行山辽县一带的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和一二九师师部精心策划的打击计划。前文提到，日军先是调集五万人马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 “ 铁壁合围 ” 和 “ 拉网式扫荡 ” ，实则声东击西，很快又集中近三万兵力突然袭击太行辽县八路军总部。彭德怀和左权根据敌我双方态势，组织部队跳出合围圈，向东转移到敌人后方。但日军很快发现了八路军突围的意图，他们急速收紧包围圈，用密集的炮火和飞机轰炸，封锁了突围的通道。总部机关战斗部队少，北方局机关、报社、党校、剧团、后勤以及一些地方政权行政人员，都是非战斗人员。当时见到这次撤退的老乡说，队伍宛延好几里地，“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戴眼镜的人(知识份子)”。他们背着扛着文件、行李和各种设备，行动迟缓。在分头突围中，左权身先士卒，牺牲在十字岭最后一道封锁线上。左权的妻弟刘志麟在给姐姐刘志兰的信中讲述了当天的情况： “ 二十三日我军部队开始转移，整个四五千人一天走了不到二十里。第三天晨在休息时，又被(敌机)发现目标，一连炸了四次。到中午时，各路敌人在飞机掩护下，已经接近我军。我军当时不顾一切分头突围，五架飞机轮番在大路上轰炸。当时情形非常乱，一切都失掉了联络，分散为无数小股。这时叔仁(左权字) 仍是非常沉着镇静，带着一些非武装的干部突围，一路上力竭声嘶地喊着：快些走！当通过第三道敌人火力封锁口时，敌人火炮轰击得很厉害。他叫别人都卧倒，准备炮弹稍停再突击。但是他一个人仍然继续前进，刚走了两步，不幸被敌人炮弹击中头部，当时一言未发牺牲。 ” 除了左权将军外，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还损失了一些重要干部，如北方局秘书长张友清、调研室主任张衡宇等。新华日报华北版社长兼总编辑何云以及四十七位编辑记者和工作人员在突围中牺牲。刘伯承师长听到消息后痛惜地说： “ 实在可惜啊！一武一文(左权、何云)，两员大将，为国捐躯了！ ” 杨尚昆在回忆录中提起这次总部被围的战斗说： “ 百团大战后敌人发动报复扫荡，我们也受到不少损失。北方局机关在敌军扫荡时被包围了，张友清等几个重要干部被敌人捉到太原去杀掉了。当时我已回延安，如果还在那里，可能也跑不掉。 ” 同样的，如果我父亲当时没有去冀中地区巡视，他一定会在北方局，更大的可能是和新华日报的同志们在一起，可能也跑不掉了。

可是我的姐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这次日军对太行山区持续二个多月的大规摸扫荡，使我父亲又失去了一个女儿。凶残的日军在 “ 扫荡 ” 、 “ 清乡 ” 中对根据地的老百姓下毒手。日本华北方面军明确下令： “ 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分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投下毒药 ” 。父亲寄养在老乡家的二女儿便不能幸免于难。这位生于1938年的姐姐当时只有四岁，被日本鬼子打了一枪，挣扎了好几个钟头才悲惨地死去。半个多世纪以后，我从左权写给妻子刘志兰的信中才得知她惨死的情况。这封写于1942年5月5日的家信，离左权将军的牺牲仅仅相隔了20天。信中充满对日军暴行的痛恨和愤怒，满含着对战友的孩子惨遭屠杀的痛心。信中说：

“ 敌人的政策是企图变我根据地为一片焦土，见人便杀，见屋便烧，见粮食便毁，见牲畜便打，见姑娘就奸，虽僻野山沟都遭受了损失，其状极惨。…大章同志的孩子寄养群众家中，亦不幸遭万恶的鬼子连同奶妈一齐枪杀了。听说小孩被鬼子打了一枪后，痛苦了好几个钟头才死，真是可怜。 ”

今天，当我以万分沉重的笔抄录下左权将军的这几句话时，心中不禁回忆起我们幼年时和父亲一起渡过的那些幸福欢愉的时光。父亲虽然少言寡语，但和孩子们在一起时绝对是一个随和快乐的父亲。如果他在床上休息，我们姐弟便可以爬到他身边又蹦又跳，常常是我和姐姐 “ 一国 ” ，与他和弟弟的 “ 另一国 ” 在床上开仗，翻滚、尖叫，疯笑得透不上气来。有时他会和我们一起在院子里踢足球，他帮我弟弟守球门。冬天暖暖的阳光下，我们会依偎在他的腿上，让他用自制的耳勺挖耳朵。父亲的大手又轻又柔，如果掏出一块大耳屎，他会在我们的欢呼中哈哈大笑。这些过往的生活象图片在眼前一页页翻过，虽已久远却不褪色，这大约就是人们所谓的天伦之乐吧。父亲是不缺乏爱的，他的爱也不需用言语来表达。我不禁去猜想，父亲为什么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从来不对我们提起这个可怜的姐姐？

这个四岁小姑娘的被惨杀，也许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他将自己三个幼年夭折的儿女和牺牲在太行山的患难与共的妻子，一起深藏在心中最隐密也最柔软的一角，让他们在那里活着，活得与自己的生命一样长久，永远不再受到惊恐和伤害。这也许更符合我父亲的个性。战争年代，当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已的孩子寄养到百姓家时，孩子的命运就无可避免地与人民联在了一起。他相信，当自已没有能力保护人民的时候，也就没有能力保护自已的孩子。只有当我们的党和军队有足够的能力保护人民的那一天，他也才有可能保护好自己的孩子，让他们健康成长。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他快乐地享受天伦之乐，也万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时光。

自从八路军总部被袭以后，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朱德和中央书记处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严峻形势作了全面分析，经反复讨论形成一致意见：为了确保安全，八路军总部最好由晋东南迁至晋西北。中央书记处就这一意见致电彭德怀征求他的看法。电报主要有两项内容，一是说今明两年(1942一1943年)，敌后斗争将异常残酷，要善于熬过困难才能避免极大的损失和牺牲。敌人扫荡目标多注意摧毁首脑机关，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内首脑机关摆得过多是很危险的。所以八路军总部有移晋西北之必要，不仅总部安全，而且在等待时机中还可来往延安，多作研究商讨，准备迎接更大的局面。其二是总部转移晋西北后，北方局撤消，以北方局现有机构成立太行分局，以邓小平为书记。再在冀鲁豫边区成立分局，以罗瑞卿为书记。华北各分局直属中央。彭德怀接到中央电报后，反复斟酌中央的意见，他明白毛主席、朱总司令极其关心总部同志的安全，但他也坚信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困难局面即将过去，胜利已经不远。他给中央发电报阐述自己的意见，认为总部留在太行山会比较安全。随后，他和总部及北方局的同志再次致电党中央毛主席，提出或撤或不撤两套方案以及具体实施办法，交由中央定夺。其中坚持晋东南的意见中特别提出，太行山有利的地形、物质条件，总部和北方局在此经营多年的斗争基础。彭德怀还报告中央，总部和北方局机关已缩小到过去的三分之一，行动更机动灵便，大大增加了安全系数。毛泽东认真研究了彭德怀的意见，于8月1日召开了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同意彭德怀等同志提出的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留在太行山的建议，由彭德怀代理北方局书记，邓小平任太行分局书记。并要求彭德怀、罗瑞卿、刘锡五提出北方局及太行分局成员名单，交中央批准。毛泽东主席按会议内容亲自起草了回复电报。8月25日，中央批准了彭、罗、刘上报的北方局和太行分局组成人员名单：(一)北方局委员为杨尚昆、彭德怀、刘锡吾、罗瑞卿、腾代远，以杨尚昆为书记，杨尚昆未回北方局之前由彭德怀代。邓小平、李大章仍为北方局委员，重大会议可出席。(二)太行分局以邓小平、刘伯承、李大章、蔡树藩、李雪峰五人组成，邓小平为书记兼组织部长、李大章为副书记兼宣传部长。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成立，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晋豫四个抗日根据地。自从5月25日日寇围剿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短短三个月之后，华北抗日根据地统帅部的 “ 台 ” 又搭建起来了，组织更精干，队伍更灵活，人员经过风暴的洗礼更加顽强。八路军依然战斗在太行山，我父亲也依然战斗在太行山。

太行精神

正如毛泽东主席在给前线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中分析的，1942一1943年的敌后斗争进入异常残酷的阶段，太行抗日根据地也进入最困难时期。彭德怀在给中央的电报中呈述： “ 敌后战争空前紧张，平原根据地之主要地区已变为游击区。军事力量与地方干部严重损失。山岳地带根据地在敌蚕食、三光政策的扫荡摧残下，有重大部份的紧缩。 ” 除了日寇的军事、经济封锁，背后还有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磨擦，加上晋冀豫地区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蝗虫、瘟疫，太行根据地进入极端困难时期，根据地面积缩小了20％，财政经济濒于枯竭，军需民用都陷入了困境。太行军民是被吓死饿死困死，还是愤起抗争？毛主席和党中央重新布置力量，在中共北方局下设太行分局，统领太行、太岳、冀南、晋豫四大根据的工作。邓小平临危受命担任分局书记，我父亲作为副书记协助他工作。在最艰苦的岁月里，他们一起坚持、巩固并且发展了这块我党最大的敌后根据地。我父亲和邓小平同志，从青年时代在法国一同为旅欧支部刻钢板，从莫斯科一起被党派遣回国到西北军中工作，在以后的十几年中，他们各自奋斗在不同的战线，今天在抗日前线太行山他们再次汇合，开始了第三次的并肩战斗。

1942年秋冬之际我父亲从冀豫根据地返回，来到太行分局所在地晋冀边界的涉县赤岸村，这里也是129师师部所在地。太行分局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首先抓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两大主要任务。1943年元月，太行分局在涉县温村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根据中央提出的 “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 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研讨如何更快扭转晋冀鲁豫边区的困难局面，全面开展建设问题。太行分局书记邓小平在会议开幕时作了 “ 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 ” 的报告，会议结束时又作了总结报告。我父亲作了题为 “ 过去群众工作的简单回顾与今后的工作方针 ” 的报告。北方局代书记彭德怀也参加了会议并作了题为 “ 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三个中心工作的报告 ” 。温村会议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五年来晋冀鲁豫边区的工作，确定了各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今后的任务，即坚持华北抗战，坚持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游击战争，加强抗日武装的建设，恢复与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为根据地和敌占区各方面积蓄力量，为反攻和战后作准备。会议提出了 “ 变游击区为根据地、变敌占区为游击区 ” 的战略任务，和 “ 敌进我进 ” 的方针——即敌人进来扫荡，我挺进敌后作战。这次会议为晋冀鲁豫边区扭转困难局面、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制定了战略大政方针，对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是边区历史上一次关键性的会议，从此太行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

对于抗日相持阶段中根据地面临的困难局面，毛泽东主席提出：以自力更生的方计实现自给自足，各根据地要进行经济建设和开展大生产运动。必须要依靠群众克服根据地的困难。当时冀西、豫北、晋东南根据地由于连续两年的严重干旱、水患和蝗虫肆虐，加上日军频繁扫荡，烧杀抢掠，许多地方已是颗粒无收，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生活陷于严重困境。6月，太行分局在邓小平书记的主持下召开专门会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讨论太行区的经济建设工作，制定了《关于太行区经济建设工作的检查和决定》。其中重点研究如何抗灾救灾，制定了发展运输、纺织、兴修水利、开办合作社等自救措施。邓小平同志认为敌后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战线，要想把敌后抗战坚持下去，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发展经济、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因此，太行分局确定了发展生产是今后一切工作的基础。邓小平又指出：发展生产不是一句空话，需要正确的政策和大量精细的组织工作。基于相同的思想和认识，我父亲积极协助小平同志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和组织工作，切实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雇工增资、统一累进税新税制等土地政策。在公私关系和军民关系上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坚持公私兼顾、军民兼顾；在生产和消费关系上做到努力生产厉行节约。这些正确的政策照顾到各阶层群众的利益，调动了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团结一致共同救灾渡过难关。为了帮助群众援解百年不遇的旱情，太行分局、边区政府、129师党委和太行区党委等领导机关，根据驻地群众要求，采取以工代赈的方法，组织人民修建了漳南大渠，这条全长30多里的渠道引来清漳河水可灌溉三千多亩旱田，解决了八个村寨的饮水困难。军民一起在漳河两岸修筑了十几条大堤，开出河滩地一万多亩。八路军和边区政府在抗战最艰苦阶段做的这些工作，都造福于太行人民的子孙后代，不仅缓解了根据地当时的困难，也为山区今后的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太行分局和129师师部在帮助群众抗灾救灾的同时，组织全体干部和军队指战员投入大生产和增产节约运动。这年9月，太行分局、边区政府和129师召开了全区生产动员大会。会后，我父亲和邓小平、张际春、刘锡五、周桓等同志一起，征得驻地村政权同意，承租了两亩公产水田，立下军令状，保证明年按规定交租、出负担。我父亲他们都没有在北方种地的经验，为了确保完成任务，他们特意聘请了一位有经验的老农担任技术顾问，指导他们上粪犁地和下种。每天天蒙蒙亮，父亲他们就早早下地，担粪施肥锄地，很快完成了秋耕任务。在他们以身作则的带动下，机关干部们谁也不甘落后，掀起一个开荒生产的高潮。除此以外，为了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我父亲带头响应分局厉行节约的号召，将每天的口粮由原来的一斤半减到七两，采用黑豆、野菜等代食品补充。共产党、八路军就是这样发扬官兵一致、干群一致的作风，同甘共苦渡过了太行山最艰苦的日子。在这些艰苦的年月里，太行山根据地养着十几万军队和大批党政干部，没有向党中央要一个铜板、一颗子弹的救济，不但改变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困难局面，还在物质上支援了其他根据地，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彰。

为了更真切地触摸到父亲六十多年前在太行山生活、战斗的脉搏，我和弟弟李雄于2007年春天特意去了一趟太行山麓，我们追寻着当年父亲的足迹，从左权县到沁县到涉县，一路风尘仆仆走来。在左权县麻田村参观八路军前线指挥部展览馆时，为我们解说的是一位六十岁上下的展览馆工作人员。他无意间听我们提到了李大章这个名字，便兴奋地问道：“你们是李大章的什么人？”当听说是子女，特为收集父亲当年的资料而来时，他更兴奋了。他告诉我们：“李大章这个名字，我从小就听大人们提起，太熟悉了。当年我的爷爷张庆林是村里第一批共产党员、麻田村党支部副书记，我的爸爸张改朝是麻田村儿童团长。八路军总部从1940年到1945年两次驻扎麻田村，前后共有五年。李大章当时是北方局宣传部长，他到麻田后就和我家住一条街，前后相隔不到50米。我父亲张改朝如今也快八十岁了，我常听他说起李部长，他们很黏熟。建国以后，李部长到四川当了省长，还给我爷爷和村干部们来过信，关心漳河大渠，关心麻田村民的生产和生活，这封信一直在我家保存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漳河发大水，我们在搬迁时不慎丢失了。”

仿佛父亲在 冥冥之中引领，让我们来到了他战斗过的地方，寻着了他熟悉、热爱和帮助过的人们。我们终于联系到了当年的儿童团长张改朝，他为我们讲述了一又一个铭刻在记忆深处的往事。从这些描述中，那个感情真挚、宽厚仁慈、智慧干练的父亲从历史中走出，亲切生动、虎虎而有生气，让我们看见了从未了解过的父亲的另一面。张改朝讲的第一件事就是父亲带工作组到麻田村帮助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我在此将他的回忆摘录如下：

“八路军总部进驻麻田时正遇大旱之年，再加上日本鬼子一年三扫荡，老百姓无以为生。而在这艰难困苦的时候，地主仍不减地租，盘剥压迫，贫雇佃农只得背井离乡、四处逃难。八路军总部派李大章同志为首的工作队到麻田村，首先发动干部深入群众，领导全村贫雇农展开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减租减息”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既要通过斗争，迫使地主拿出些粮食来，使农民有所得，提高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又不能让地主没饭吃，把地主逼到日寇一边去。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麻田的农民热烈拥护共产党的这一政策。但在斗争初期大家由于没有经验，，不知道该怎样搞。李大章同志就反复教育群众，要把改善生活的斗争同抗日斗争结合起来，在斗争中提高群众和积极分子的策略和水平。他经常参加村农会、妇联会等会议，与干部群众研究斗争方法和策略，研究如何清算地主的剥削帐。他反复教育农民要搞懂“谁养活谁”的道理，鼓舞群众的斗志。有一次，在清算闫姓地主剥削帐时，李大章同志同农民坐在一起，暗中把握斗争的尺度和分寸。主持大会的妇联主任邢小白在农民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时，看看李大章同志的表情，当她看到李大章同志做出“可以了”的表示，便机智的宣布“让老地主就按他自己承认下来的数字，把粮食拿出来，一时搞不清楚的，经过调查再说。”由于有李大章同志的具体帮助，农民和积极分子的政策水平提高很快，不长时间就完全掌握了斗争的策略和方法，减租减息运动顺利地开展起来，既激发了农民的斗志，让他们看到了前途，又给地主留够了维持生活所需要的粮食，不致让他们走向反面，使抗日根据地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1943 年夏，左权县和四区区党委领导群众向地主开展说理斗争，参加的有上下麻田、前后柴城、军寨、云头底等十几个村的 1800 多农民，我们儿童团也参加了大会。农民都带着口袋集中到麻田镇广场，镇农会主任、四区区长都讲了话，佃户们纷纷发言，坚决要求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政策。驻军部队指战员也参加了这次大会，驻军代表李大章发言说：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坚决支持农民减租减息的合理要求。驻军的支持更提高了农民斗争的信心，于是当场决定成立包括部队代表在内的减租减息委员会，同地主算帐，并让民兵把地主叫来让他们当场答复。地主面对愤怒的农民和强大的驻军代表，于是一个一个答应要按政府的法令减租减息，佃户们听了地主的答复后，纷纷走向地主家，要求马上兑现。一见要动真格的，地主们又反悔，他们寻各种借口，采取拖欠和少退的手段搪塞，就是不肯按照政府的减租减息政策真退。当晚，李大章同志召集区村干部会议，决定集中力量先对付麻田首户地主“贵和诚”家。那天农民积极分子去地主家退粮，李大章以军队代表的身份带领几个警卫员亲自压阵，“贵和诚”感到强大的压力，再也不敢怠慢，终于把该退的粮息全部退出来了。这一做法使农民深受鼓舞，大家集中到广场，高呼共产党好，毛主席好，然后分赴各地主家中说理。农民们已经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斗争更加坚决。这时地主们才不得不一一答应佃户们的要求，依据政府法令退出了多收的租子。仅仅几天时间，麻田镇九家地主全部退清了租息，佃户们兴奋地说没有共产党，没有抗日政府，没有驻军代表，怎能实现退租！

麻田镇农民斗争取得的这一胜利，在全县产生了重大影响，佃户纷纷起来斗争，要求实行减租减息。一些中小地主看见麻田“贵和诚”都顶不住，不如早退早好。终于使已颁布了三年之久的减租减息政策得以真正实现。 ”

张改朝讲述的另一个故事是引漳河水抗旱。麻田村坐落在漳河东岸，村东西地势相差十米，村东 500 亩全是旱地，靠天吃饭。 1941 年到 1943 年春，天大旱，全村只能靠村西的少量水滩地生活，眼瞅着又要外出逃荒。八路军总部首长号召老百姓兴修水利，战胜灾荒。我父亲和战士、群众一同下水搬石头、担土，在漳河上筑坝截流，引水进渠。张改朝告诉我们，父亲发明了“土水平仪”，即在半脸盆水上漂一块六寸长的薄木板，两头钉上一块凹三角小板，板上系一条白线，用以测量土地的水平度。他曾亲眼看见我父亲和村干部们一起用这个“土水平仪”测量土地、渠道，最后在麻田石垒地北侧拢下建了一个大水轮，硬是将离岸 8 米深的漳河水引到了干旱地。不仅解决了上麻田村 500 亩旱地，就连下麻田等四个村寨的 400 亩旱地也变成了水浇田，使 1943 年在大旱之年获得了秋季丰收。在此基础上，父亲要求村干部要有长远的打算，他说：“万一漳河发大水把水轮冲了怎么办？趁我在这里，帮你们测绘出引漳河水上山的图纸。”父亲帮助他们绘出水渠的图纸，又亲自带领村干部到三里外的漳河上游的下口村，手把手教他们怎样开山凿洞、填沟挖渠，建设一条将漳河水引上山的水渠，为麻田百姓造福万代。这个理想在建国后得以实现，麻田村 90% 的土地都成了水浇地，到现在麻田都还在用这个渠。张改朝的故事使我想起父亲在四川省长任上的二十年间，千辛万苦兴修水利的件件往事，与此一脉相承。父亲，永远将民众生存放在第一位，而且永远身先士卒，亲历亲为。

张改朝的回忆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父亲力救一位饿倒在路边的穷苦人的故事。那是一个早春的中午，刚放学的张改朝一出校门就见村东乱葬坟里有个半死的汉子躺在地上等死，已经围了一群人在观望。他转身就跑去找李部长。我父亲刚开完会跨出房门，一听“小团长”张改朝讲的情况，顾不上吃午饭，三脚并着两步地赶到村东乱葬坟。只见一个倒卧在半截坟坑里的中年汉子，双眼塌陷紧闭，面容憔悴，胸口有微弱起伏，眼角还挂着泪水。父亲快步上前蹲下身子，先摸摸他的口鼻，然后轻轻唤他：“你是什么地方人？叫啥？为什么在这里等死？”那人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我父亲，他是河北顺德府人，出来编席子挣钱，谁知好多天都找不到活儿干，讨饭也没人给，回家又没路费。昨晚胃痛了一夜，走不动了，只能躺在这里等死。父亲拍拍他的肩头说：“你不要动，我去给你搞点吃的。”父亲迅速回到街上，在小饭店买了一碗面条和十个烧饼，还要了一小盆面汤端到坟地。他将汉子慢慢扶起，先喂他喝了些热面汤。那人见了面条，三五八口就把面条吃光了，一回头又把烧饼吃掉一半。父亲怕他久饿猛吃会撑死，不让他再吃。这汉子吃了东西，有了精神，一翻身爬起来就跪在了我父亲面前，他说：“恩人啊，你救了我一命，不是一个人，而是救了我全家七条命，他们都等我回家，靠我做工养活。你的大恩大德我永世不忘！”他不停地磕头，泪水滴湿了面前的土地。我父亲忙不迭地把他拉起来，说：“这是我们共产党对劳苦人民该做的，你不用客气。”这时已是大响午，父亲仍然顾不上吃饭，他让这个人在原地先休息一会儿，自已又急匆匆赶回村里，先去村支书家借了三斤炒面，又去副支书、张改朝的父亲家借了三斤炒面，再去八路军总部大伙房要了两大碗干饭和几斤锅巴，一共凑了十来斤干粮，送到这个汉子手上。父亲对他说：“一定要回家去。以后不要做这样的傻事了！”临行，父亲又掏出身上仅有的几块钱塞给他，让他路上应急用。当时围观这一幕的群众很多，许多人感动得流泪。张改朝在故事的结尾对我们说：“李部长力救路倒人的事当时在麻田传得家喻户晓，群众感叹的是共产党好，八路军好，待人民比父母还亲。” 而这一段往事带给我的心理震撼，则是另外的一个画面：那是 1961 年四川的大饥荒，当他看见一个饿毙在县委机关门前的农民时，他是何等的震怒，以至于当场下令撤了那位县委书记的职。这就是我的父亲，无论对己对人，他最不能容忍的便是视人民为草芥，对人生命的不顾。

1942年秋冬，我父亲清冷的单身汉生活中走进了一位秀丽的江南女子，她是我的妈妈孙明，当时在北方局画报社和妇联工作。我的父母在频繁的战斗间隙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在太行山上安了一个简陋的家。我母亲来自富庶的江南小城无锡，她的父亲是工商兼小地主，家庭尚且富裕。南方小城世风开化，我母亲从小就读新式学校，上体育课学打篮球、上音乐课学弹风琴，在她生长的时代，这些新颖的玩艺激发起少女的许多幼想，她一心企盼今后能远远离家去上大学。但是她封建家庭的后母不让她继续升学，使她初中毕业便不得不离开家庭去当了小学教员。我还记得，当我长成一个大姑娘离家去上大学时，妈妈是何等欣慰，她连连感叹：你们好幸福啊，你们比父母强啊！说这话时母亲眼圈是红的，也许她回想起自己的少女梦。她说：我们这一辈人经历战乱，吃不尽的苦，多少梦想都只能付之东流！

1937年11月，无锡沦陷日寇之手，我母亲参加了 “ 无锡青年流亡服务团 ” ，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带领下向内地撤退。他们冒着日本飞机的大轰炸，从无锡到芜湖、合肥、蚌埠，再扒货车到武汉，北上去郑州，最后的目的地就是他们心中的抗日圣地延安。我母亲能写会唱、演戏弹琴吹萧样样拿得起，他们一路义演义唱宣传抗日，一路募捐。到西安后母亲一行人立即去八路军办事处，献上募集到的钱财，连同她自已从家里带出来的金银首饰私房钱，全部捐献给打鬼子的八路军。可是八路军办事处收下钱之后却劝说他们暂时不要去延安，因为延安地方太小，财力有限，现在从后方一下子涌去太多的人，会使延安的经济生活陷于困境。我母亲一听这话，当场就坐在办事处门口哭起来。她想不通，自己换下旗袍高跟鞋，历尽艰辛，千里迢迢从家乡跑到西安，就是为了找共产党、找八路军，没想到人家还不要，这怎么办？

当时的西安，各派政治力量都在网罗抗日青年，阎锡山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也在招生，我母亲便准备去报考民大。阎锡山的卫队师第66师政训处当时也在流亡青年中招收政工干部，他们到难民收容所查登记薄，发现我母亲一行8人都有做宣传鼓动工作的经历，于是动员他们一同去66师，直接到抗日部队去。他们同意了，准备暂时先到山西再找机会去延安。到了山西临汾附近的66师师部，师政训处的负责人是共产党员林山，我母亲和另外二位战友便向他透露想去延安的心思，征得他的同意，他们悄悄西渡黄河去了延安，这时是1938年4月。

我母亲在延安先进陕北公大，后转入抗日军政大学女生队，在这里她学习革命理论和对敌斗争的知识，并找到了自己人生的目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抗大结业，党组织根据我母亲的志愿分配她到太行山抗日前线去工作。母亲从小生活在水光浩淼的太湖边上，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山。山高林密，抬头见山，出门爬山。晚年的母亲曾感叹说，刚到太行山时晚上冒着大雨行军，爬坡上坎整夜地走，身上湿漉漉的又冷又饿，如果此时眼前山凹里出现一星温暖的灯光，顿时就会觉得象见到救星一样。她说：那时对幸福的要求很低，能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能喝上口热汤，就觉得很幸福。她的这种幸福观，到我也即将进入晚年时终于领悟到了。

几年下来，母亲经受住了锻炼，也爱上了太行山。她爱吃太行山的大柿子、还有核桃、红得透亮的大枣，金灿灿的小米。秋天里太行山上的栌树叶比枫叶还红，一层层地红进深山，象燃烧的火焰。如果没有战争，太行山是多么美丽富庶，对于这个来自江南水乡的姑娘同样具有强烈吸引力。

1942至1943年太行山根据地在最艰苦困难的时候，我母亲也和大家一样分包一块荒地，白天开荒种地，晚上织毛衣。母亲心灵手巧，织起毛衣来又快又好。她告诉我，当年她和一些从城市去的知识青年，种地纺线虽然比不上本地姑娘，可是织毛衣却很巧，她们织出的毛衣拿到国统区去卖，可以换回边区急需的药品、布匹等物资。解放后，我们全家的毛衣裤都是母亲手织，无论多复杂的花式她一看就会，她的这套本领我们几个女儿谁也不如。母亲当年和卓琳在同一个党小组，租种同一块山坡地，她们互相帮助，常常两人合抬一桶水去浇灌她们的 “ 责任田 ” 。太行山的水土养育着、也磨炼着象我母亲这样的来自城市的姑娘。

在这艰苦的岁月中，太行分局多了两个孕妇，那就是卓琳阿姨和我母亲。她们每天只能吃到土豆和过去老乡用来喂牲口的黑豆，以至我母亲直到晚年都不再碰土豆。在饥饿中她们变得很馋，整天都想吃东西，是她们肚子里的孩子需要吃啊。邓小平任129师政委，师里伙食比地方干部好一些，偶而会有些荤腥，只要卓琳阿姨能搞得到，她一定会拿来与我母亲分享，这一点点食品往往使她们非常快乐、非常享受。革命战争年代艰苦的生活不仅锻炼着人们的意志，也培养着战友们生死相依的友谊。文革中，邓小平被当成 “ 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 ” 打倒，卓琳也遭了难。我母亲自已刚被 “ 解放 ” 出来还未站稳脚跟，就托人去打听邓家孩子们的情况，希望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他们提供一点帮助和保护。在那个人人自危，唯恐避之不及的时代，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了一句话让我深受感动，她说：“不管邓小平如何，他们也是卓琳的孩子！”战争年代结下的情谊是不容易被忘却的。

1944年秋天，我的二姐在山西左权县麻田出生了，因为母亲怀她时严重缺乏营养，她长得又瘦又小，小脸上仿佛只有一双圆圆的眼睛，象只小猫咪。父亲很喜欢她，说：就叫小猫吧。喜欢归喜欢，还是要寄养出去。母亲不同意了，已经有了前车之鉴，她怕失去这个孩子，在儿女情上她还不能做到象父亲那样绝决。母亲说，无论多难多苦我都要自己带着。父亲说，跑扫荡、过封锁线怎么办？母亲说，我自己背着！小猫留下来了。母亲因为饥饿没有奶水，只能用杂面糊糊喂养她。母亲在粗白布上用麻绳扎出一个个小骨朵，放进用山核桃皮浸泡的水中，布便被染成了黄色；解开麻绳，黄布上便开出一朵朵白色的小花，这就是母亲为心爱的女儿制作的“花布”。母亲要工作、部队机关经常要转移，母亲都是背起小猫就走。最大的问题是穿越铁路公路、过封锁线，鬼子的碉堡距离很近，孩子的哭声会暴露部队的目标。所以过封锁线时哭闹的孩子有时会被捂得窒息。幸好小猫从小就很乖，仿佛明白哭声与生命攸关，加上体弱胆小，哭起来有气无力从来不够响亮。母亲讲，有一次穿越封锁线时怕她哭，用布把她一层层裹得很紧。跑过去后把她从背上解下来，发现脸色烏青，吓了一大跳，以为把她憋死了。仔细一看是睡着了，呼吸还挺均匀。原来当时八路军的衣服都是草木灰染的，沾水就掉色，小猫在母亲背上哼哼吱吱的哭，眼泪鼻涕把灰黑色的染料沾了自己一脸。小猫的逸事还有一大箩，幼小的生命给艰苦生活中的父母带来许多快乐。母亲说，长途行军时在马背上架两个箩筐，一头放行李，一头放小猫，她在筐里随着马行前后摇晃，这就是所谓的马背上的摇篮，许多八路军的孩子都坐过这样的 “ 摇篮 ” 。到宿营地，妈妈把她抱出来往炕上一放，她居然会有 “ 惯性 ” ，象个小不倒翁似的继续一前一后地自己摇摆，逗得叔叔阿姨们都跑来围观，嘻嘻哈哈的笑声中疲劳顿消，小猫变成大家的小玩具、开心果。

在小猫出生前，沁生的养母去世了。父母把4岁的沁生从老乡家接出来，托人带到后方送进了延安保育院，也成为《马背上的摇篮》中的孩子。我父亲在太行山八年中存活的这两个孩子，是太行山的女儿。我常笑称两个姐姐是 “ 老八路 ” ，也为革命付出过代价、作出过牺牲。她们付出的代价是自己的健康，由于生存环境恶劣、极度缺乏营养，先天后天均不足，她们一生都在与体弱和病痛作斗争。

1943年10月中央调彭德怀、刘伯承等高级干部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准备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央决定：太行分局和北方局合并，八路军前总和129师合并，撤销太行分局，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区党委直属北方局领导。任命邓小平代理北方局书记，我父亲任北方局宣传部长。

说到太行精神，不能不提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开展于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革命事业上都有了大发展、大成长的基础上。但是革命队伍中还存在一些不良倾向和作风，王明路线在党内还有相当的影响。1942年春天，毛泽东在延安发动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旨在从思想上和行动上统一全党，从政治上组织上使全党更加团结，更加具有战斗力。1943年春天，中共北方局在太行根据地开始整风，我父亲便是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值得一提的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逐渐明确了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并在党的七大上将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全新的科学概念正式提到党的纲领上。这其间经过了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的共同酝酿、总结和提高。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的《关于毛泽东思想提出的历史过程》一文中，看到1943年12月我父亲在北方局党校整风中一篇题为《对于同志们所提问题的研究》的讲话，他在讲话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他说： “ 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而提出，不决定于毛泽东，而决定于他的马列主义思想的正确领导已经获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公认与拥护。特别是自我党开始整风，清算党内的各种不正确思想以来，事实证明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与伟大，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正日益为一般同志所认识。 ” 我父亲是继王稼祥于1943年7月第一次在文章中明确提出： “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 ” 之后，率先阐述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的高级干部之一。在他之前，北方局代书记邓小平也在党校整风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指出： “ 整风就是把全党从思想上行动上统一在中国布尔什维主义一一毛泽东思想下 ” 。

父亲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来自亲身的体验，十几年白区斗争九死一生的经历，使他深刻体会到错误路线给革命事业带来的深重灾难。

太行根据地的整风运动达到了全党统一在毛泽东思想下的目的，为下一阶段更大规模的斗争胜利准备了基础。1944年以后，太行根据地通过艰苦的努力逐渐走出了困境，经济发展、生产自给有余，兵源充裕，政权巩固。1945年，世界人民对法西斯的大反攻来临。一开春，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就向晋冀鲁豫各区发出进攻命令：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战场上捷报频传，根据地边界向前推进。形势发展快得让人接应不暇。2月，顶着初春料峭的寒风，邓小平根据中央指示率北方局离开住了近八年的左权县麻田山区，转战到冀鲁豫平原；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20日中央撤消北方局，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父亲任中央局委员。接下来，我父亲接受新的战斗任务，奔赴急需干部的东北战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在邓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我看到这样一段描述：女儿敬佩地问父亲： “ 你那时一个人在前方(太行山)，也够不容易的吧？ ” 八十八岁高龄的邓小平轻轻一笑，平静地回答说： “ 我没干什么事，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吃苦！ ”

这段描述让我感概良多，因为它使我想起自己的父亲。吃苦、坚韧、百折不挠，这应该就是太行精神吧!

第四章 茫茫雪原

挺进东北

1945年8月8日，百万苏联红军进军东北，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宣告胜利。

东北土地肥沃，蕴藏著中国最丰富的煤、铁、金矿和辽阔的森林资源，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清末以来成为列强争夺的一块“肥肉”，先后成为俄国和日本的殖民地，他们为了巩固在东北的霸权，掠夺东北的自然资源，建设城市、修建大量工厂矿山，敷设起四通八达的铁路交通网，使东北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集中了旧中国70%的重工业，东北还是我国最大的产粮区。对我们党来说尤其有利的是，东北背靠苏联，可以得到苏联的直接支援。共产党早在长征期间，就试图打通与苏联的“国际通道”，并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夺取东北，这个目的便可实现。中央早就认识到东北的重要性，抗战开始，我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一面坚持抗战，一面扩大党的力量，争取群众，为今后夺取东北打基础。1945毛主席在 中共七大上说：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即便我们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有了东北，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 在苏军对日宣战期间，八路军冀热辽军区遵照中共中央命令，派出一部兵力就近进入东北，会同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军作战，为争夺东北作好准备。

东北长期为日本占领，是国民党政权的一块真空。抗战胜利后，东北又处在苏军的控制之下， 国民党则忙于接收华东、华南的旧统治中心，无力北顾， 面对这一重大历史机遇，中央从关内各解放区调集了两万干部和十万大军陆续进入东北。控制东北的苏军虽然受制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定的外交条约，仍给我党以有力的支持和配合，使我军获取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物资器材，掩护我军进入各大中城市，收编了大批伪满洲国的军队。 10 月 31 日，我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建立，兵力达 15 万之众。 蒋介石一面确定 “ 收编旧东北军、伪滿军、潜伏日军及地下武装团体 ” 的方针，组成名目繁多的先遣军、光复军、挺进军，抢占地盘，与共产党作对；一面在美国的帮助下，动用飞机军舰从空中海上快速往东北运兵。国共两党势必在这里展开一场争夺战，中国革命面临胜败关键，中国人民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

我军早期较为顺利的局面，使一些同志对局势的发展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认为在苏军的帮助下，我军将在东北占据绝对优势，国民党的进攻不足为惧。面对蒋军的进攻，有人甚至提出了“独占东北”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事实上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在军队建设上，我军虽然发展迅速，但成分不纯；装备虽好，但缺乏教育训练，作战能力不强。收编的队伍有中许多顽固分子带着“先当八路军，后当国军”的打算，准备国民党军队一到就叛变投降。群众工作上，由于长期的敌伪统治，相当部分群众视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为中国的代表，对我党我军的了解甚少，认为我军是“杂牌军”，有抵触情绪。在思想准备上，抗战胜利使党内军内一些人产生了“歇口气”的思想，进城以后，一些人滋生了贪图享受、迷恋城市生活的念头，不愿到基层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不重视党的政策宣传。

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在这样的局面下，我们还不足以抵挡国民党的进攻，第一步，必须在 与苏联、外蒙古、北朝鲜接壤的北满地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建设政权，争取群众，整顿思想。训练军队，积蓄力量，站稳脚跟之后，再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这就是1949年 9月19日中共中央确定的 “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 的战略方针。

创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急需大批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干部，我父亲向中央请缨，得到批准，他和北方局组织部长刘锡五等同志一起奔赴东北。沿途火车不通，土匪四起，行路不安全，任务又紧迫。父亲等一行人骑着马快马加鞭，昼夜兼程。父亲说，跑马跑得把裤裆都磨光了。路上还遇到土匪袭击，行李被抢。父亲在法国勤工俭学和在太行山根据地仅有的一些珍贵照片，就在这次丢失了。他们终于在12月初到达设在哈尔宾的东北局北滿分局，向分局书记陈云同志报到。

在此之前的11月中旬，苏军为了履行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准备将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交给国民党，并通知我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部队退出大城市。中央对东北局作出指示： “ 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进行土地改革，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巩固的根据地，组织强大的军队，准备反攻 ” 。中央书记刘少奇致电东北局：在退出大城市后，应迅速在东滿、北滿、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 “ 只要我们争取到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取得胜利 ” 。遵照中央指示，东北局的各分局从哈尔滨等大城市退出后，围绕中小城市成立了六个省，以此为基点创建巩固的根据地。这六个省是牡丹江市的牡丹江省(后改为绥宁省)、北安市的松江省、齐齐哈尔市的嫩江省、佳木斯市的合江省、还有辽宁省和辽北省。我父亲到达后立即接受任务，于12月8日到达牡丹江，建立中共牡丹江省委、牡丹江军区，他担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

开辟牡丹江根据地

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北满根据地的建设，已成为夺取东北的关键。而能否夺取东北，则关系到国共两党的胜败存亡。在这个意义上，北满根据地的建设在中国历史的这个转折关头，具有决定性意义。牡丹江地区处于北满的核心地带，与苏联和朝鲜接壤，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党把这个重大任务交给我父亲，体现了党对他的信赖，而他也没有辜负党的信赖和期望，胜利完成了党交付的重任。

父亲到任此之后的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命令。指出：“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 ” ， “ 我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 ?进入东北的领导干部，包括东北局的领导同志，纷纷执行中央指示，分散下去发动群众，清剿土匪、改造政权、扩大军队，创建巩固的根据地。

日本投降后，东北面临的很大问题是土匪蜂起，残害百姓，与共产党为敌。据余建亭在《陈云同志与东北的解放》一文中回忆，各级日伪政权虽已瓦解，但除少数地区为苏军和我军控制外，大部份地区包括县政权被土豪劣绅、官僚政客把持，他们与被国民党收编、委任的光复军、挺进军等土匪武装相勾结，与共产党争夺政权。当时，北滿已查明番号的土匪就有13万之众，而我们的部队只有2万人。土匪控制了北滿三分之二的县城。那些被土豪劣绅、国民党势力控制的武装，采取 “ 先(当)八路，后(当)中央 ” 的策略，先接受我党整编，混入我军，一遇时机就发动武装叛变，杀害我革命干部和群众。北滿地区被杀害的老干部达150多人，新收编的军队叛变人数多达三万多人。这种情况，我父亲刚到东北就遇上了，1946年我在母亲肚子里也赶上了一回。

牡丹江流域水草丰盛，土地肥沃，历史上是滿族的发祥地。这里以山地、丘陵为主，所谓 “ 七山一水二分田 ” ，森林资源丰富，大面积土地被原始森林复盖，因此又被称为林海。当年这里是土匪最猖獗的地方。小说《林海雪原》描写的就是牡丹江地区的剿匪战斗，赫赫有名的侦察英雄杨子荣就出在牡丹江军区，当然,臭名昭著的匪首座山雕也是牡丹江的产物。我父亲刚到这里时，牡丹江地区包括座山雕在内共有四大匪首，有的被国民党授以上将、中将军衔、有的率上千步骑兵呼啸山林，他们拥有日本关东军丢弃的各式轻重武器，以及国民党支援的美式装配，攻城则烧杀抢掠，落荒则破坏交通、占山为王，使我东西南北滿根据地分割成块，不能相连。他们杀害共产党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成为我们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最大障碍。建军、剿匪、发动群众成为牡丹江省委和军区三位一体的工作方针。当年真实的剿匪生活，比小说更丰富更精采。

1945年8月，我抗联武装协同苏军，从日寇手中解放了牡丹江市。金光侠、陶雨峰等抗联干部组建了东北国民军牡丹江卫戍司令部并收编地方武装12个团，维持社会治安，迎接八路军到来。1945年11月，党中央派张闻天、李大章等24名干部分期分批到达牡丹江、佳木斯，建立北滿根据地。与此同时，国民党也在这一地区加紧网络日伪残渣余孽和封建地主组成地方维持会。将已被我军收编的地方武装，一律官升一级委任为国民党的 “ 先遣军 ” 、 “ 挺进军 ” ，策动他们拉杆子当土匪，烧杀抢掠、攻城掠地，等待配合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这时，牡丹江局势非常紧急。我父亲刚到不几天，牡丹江和鸡西市之间的林口县，已被我收编的县大队叛变，勾结土匪围攻县城，中断交通，使准备前往佳木斯市任合江省委书记的张闻天只得转道牡丹江。紧接着鸡西市与佳木斯市之间的勃利县也发生收编部队叛变，公开打出国民党旗帜进攻我东北国民军合江军区鸡密虎支队，迫使我军撤出勃利，支队政委于化南在战斗中牺牲。邻近的鸡西市被地主武装、伪警察组建的维持会把持财政大权，抢占日本人丢弃的全部武器物资，拉起一千多人的保安队。明里听从我们的指挥，暗中与土匪和国民党救国军联络，接受任命和编制。

时局混乱，我党在北滿的力量非常弱小，开辟工作十分艰险。东北局派遣抗联七名干部组成《东进工作委会员》去鸡西开辟革命根据地。据时任《东进工作委员会》主任的抗联老战士陶宜民的回忆，鸡西的工作本属合江省张闻天同志领导，但由于被土匪、反动武装分割封锁、交通不便，转而到牡丹江找我父亲汇报工作并请求支持。我父亲义不容辞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给予援助，并且专门指派了一位联络员，随时联系，予以指导。在困难的环境中逐步帮助 “ 东进工作委员会 ” 组建了一支革命武装队伍，夺了县维持会和反动公安局的权。

鉴于国民党勾结伪滿军警和土匪武装横行肆虐，我们党在东北的武装力量还很弱小，群众心存恐惧，害怕 “ 中央胡子 ” ，对共产党也有许多模糊不清的认识。我父亲依据建立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首先抓與论阵地。他到牡丹江后仅用二周时间就创办了《牡丹江日报》，自己亲自主笔写社论，大力宣扬我党的方针、政策、主张。同时利用一切时机和场合宣讲形势，阐述我党立场，揭露蒋介石在 “ 正统 ” 旗号下发动内战的阴谋和罪行。父亲的这些努力在当时混乱的政治形势下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使越来越多的群众理解和支持共产党，靠拢在党的周围，投入牡丹江根据地的建设中。

牡丹江地区的剿匪、发动群众、政权建设工作进展很快。1946年2月，根据牡丹江省委和军区的剿匪部署，田松支队(曲波和杨子荣所在部队)率二千多名战士向牡丹江南部山区发起攻势，17天内连续11次战斗，全歼土匪二千余名，解放32个居民屯、五万多群众。三月，继续向牡丹江以北乘胜追击，再歼匪二千余。至五月,牡丹江境内已消灭匪徒五千多人，打通了牡丹江四周的交通，使东南北滿广大地区联成一片，扭转了被土匪严重威胁的局面。

我出生在牡丹江，因此名字中带着这个 “ 丹 ” 字。从小生活在成都这个四季温暖，滿目青翠，难得见到雪花的地方，使我反而对牡丹江那个冰雪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向往。直到有一天我读了曲波写的小说《林海雪原》，更为那冰雪复盖的山林、为雪原上的剿匪英雄激动和陶醉。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天放学回家，父亲的警卫员神秘兮兮地对我说： “ 曲波同志正在首长办公室！ ” (他到四川任大三线某国防工厂党委书记)。我赶快跑到父亲办公室，见到一位中年男人。父亲笑呵呵地介绍说： “ 这是牡丹江的剿匪英雄。他在深山老林中打仗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哩。 ” 转而介绍我说： “ 这是生在牡丹江的娃娃 ” ，曲波微笑着用亮晶晶的眼睛看着我，可我却有些失望，他太普通了，与我想象中的那个英俊指挥员少剑波有点距离。我的少女时代，也是 “ 追星族 ” ，我心目中崇拜的 “ 明星 ” 都是人民英雄，诸如江姐、刘胡兰、许云峰、杨子荣、少剑波，当然还有卓娅、舒拉、保尔柯察金。当年牡丹江军区剿匪部队有三个支队，曲波当时是田松支队所属二团副政委，应是书中人物少剑波的原型。杨子荣是侦察排长。书中的侦察英雄杨子荣、匪首 “ 座山鵰 ” ，用的都是真名，书中许多惊险生动的战斗故事也都是真实的。杨子荣后来在剿匪战斗中不幸牺牲。严寒冻住了他的枪栓，千钧一发之际，土匪一颗罪恶的子弹夺去了他的生命。那是1946年的隆冬，正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在我出生前，牡丹江省委经历过一场战斗。母亲告诉我，当时国民党特务勾结土匪数百人突然在牡丹江市暴动，包围了省政府。父亲正好在郊县领导工作团，机关里只有一些非战斗人员留守，怀着身孕的我的母亲和几个首长的警卫战士也在办公楼上。一楼有一个武装连队，这是我们收编的本地部队。当时数百土匪包围了省委办公楼，子弹嗖嗖地象蝗虫般飞来，窗玻璃碎片四处横飞，枪声、爆炸声、土匪噪杂的吼叫声震耳欲聋，可是一楼的这个连队却不放一枪一炮，躲在楼下鸦雀无声。眼看着土匪就要冲进办公大楼，情况万分危急。警卫员提着机枪、拽着我母亲一直退到三楼，他将机关枪架在三楼的窗口上，向下猛烈扫射，封住了大门，打得土匪前进不得。楼下有一辆日本人丢弃的装甲車，有个警卫战士跳进去开着冲进土匪群，逼退土匪。母亲说，这个战士后来跳出装甲车端着冲锋枪扫射时，不幸被土匪击中，英勇牺牲。是这几个警卫战士用生命保卫了牡丹江省委和包括我母亲在内的机关干部。他们的顽强抵抗争取了时间，增援部队赶到后，很快击溃了土匪的包围，抓了200多俘虏。战后，从那支不抵抗队伍的连长、排长的口袋里，搜出了土匪和特务给他们的密信，信上有国民党政府盖的大印，给他们封了官，令他们保持中立不抵抗。我在母亲肚子里参加了这次战斗，母亲说我受了惊，在肚子里翻了个筋斗，造成后来难产，让母亲受了罪。

1946年春天，东北局发出指示，要求将东北境内的一切日伪地产无条件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并且指出，清匪最根本办法是深入减租减息，分配土地，发展生产，争取群众拥护，实现基本群众之武装自卫，只有这样才能根除匪患。父亲根据党的指示，到牡丹江郊区和宁安县去调查研究，抓试点，制定了《敌人土地没收和分配务例》，在后来的参议会上以法令形式确立，为在全东北推选这一作法提供了经验。

1946年4月，牡丹江省改名为绥宁省，成立了绥宁省政府和临时参议会，我父亲当选为议长。建立民主政权，这是进行根据地建设的第一步。我父亲主持的第一次参议会，制定了绥宁省施政纲领，通过了没收敌伪土地分配条例等10项法令。会议结束时通电全国，宣告绥宁省人民政府成立，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进攻东北，实现和平。

1946年5月，苏军开始撤离东北。国民党军队乘机开始了向东北各大城市的大举进攻，我军被迫放弃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向广大农村转移。中共中央进一步调整战略部署， 1946年初夏，中央决定北滿分局和东北局合并，东北局组成以林彪为书记、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副书记的新领导核心。紧接着，东北局作出组织群众工作团下乡，认真发动群众，创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决议指出：要使所有的干部认识到能否发动基本群众是我党在东北斗争的成败关键。要求全体党政干部积极下乡去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使基本群众在展开经济斗争后迅速转入武装斗争(征兵扩军支援正面战场)。

根据这个决策，东北局选择北滿为我党在东北的战略总根据地。而合江、牡丹江两省为最基本的战略根据地，要求组成千人以上的七个工作团深入这两个地区的农村发动群众，强调除了抽调部份主力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彻底剿匪，还要抽调最大数量的干部去做群众工作，应集中力量争取时间在重点地区把群众发动起来。牡丹江与合江是相邻的两个地区，既是东北边陲的战略要地，又是广阔的林海雪原，土匪最多，人民饱受蹂躏，生活也最苦。为了能稳扎稳打地发动群众，推动建立武装、剿匪和政权建设等一系列工作，父亲经常和时任合江省委书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磋商斗争策略，探讨前进方向，争取他的支持和帮助。父亲一面与牡丹江省军区部队合力布署清剿土匪武装，一面派出工作团深入农村开展反奸清算和土改斗争，建立乡村基层政权。

这期间他充分注意到土改中的首要问题是发动群众，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其关键又是使农民获得土地和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因此，他遵照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分化地主阶级，集中力量打击大汉奸、恶霸、大地主、土匪头子的政策，强调不要树敌过多以及保护工商业发展。他在斗争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调整方向。对土改工作团存在的 “ 包办代替 ” ，深入群众不够等问题，他亲自召开大会认真检讨，及时纠正，要求大家克服急燥情绪，相信群众，放手放动群众，努力培养农民积极分子，发展壮大党团队伍。为了配合农村土改，绥宁省9月在牡丹江市召开了全省财经工作会议，统一全省各种税收制度，制定了奨励生产、发展经济、减轻税率的政策，规定了全省商贸统一领导、统一经营，以适应战争需要，促进全省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这些扎扎实实的工作使牡丹江地区创建战略根据地初见成果。这年秋冬，牡丹江(绥宁省)歼灭土匪六千余人，全省境内大股土匪基本剿灭。以宁安、穆棱为重点的反奸清算和土改也取得丰硕成果。在我父亲和广大干部战士的共同努力下，牡丹江根据地日益巩固和发展。牡丹江、合江以及整个北滿战略根据地的成功创建，在东北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根据地人民踊跃参军纳粮，出钱出力支援前线。据不完全统计，到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北滿补充到主力部队的新兵就达41万，还有大量青年参加地方部队。参战的战勤民工累积130万，仅1947年纳粮就达130万吨（26亿斤）。

告别林海雪原

1946年底，我父亲离开了他工作一年的牡丹江，奉调东北局，任民运部副部长。当时的中共七大政治局委员高岗任东北局书记兼民运部部长。

根据中央指示，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是东北局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我父亲到民运部后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一个巡视小组，下基层了解全东北的土改工作，为领导机关的决策提供依据。这个小组的成员经东北局组织部筛选，共有十人，其中有井岗山的老革命，也有来自华东、华北根据地的青年干部，有市委、县委书记等实权派，也有严文井、华君武这样的作家、艺术家。当时东北粮食总局的干部、十人小组中年纪最小的黄正夏同志，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 组长李大章同志是和周恩来、陈毅等一同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革命老前辈，人很随和，对我们几个(组员)都很看重，大家无话不谈，都很随便。临出发前，他对我们说，到下面巡视工作主要是学习，不能发号施令，也不能什么都看，主要看各省推荐的较好的典型，好的经验可以推广，有问题的可向领导提出建议，我们个人不要直接插手。 ”

我父亲带着巡视小组第一站到了嫩江省齐齐哈尔附近的绥化县，发现那里群众发动很充分。下一步到哈尔滨以北五百多公里外的北安省克山县，他们除了听取县委书记的汇报外，又到土改现场听取农民的反映，分别找地主、富农、中农谈话，了解分配浮财和城镇处理工商业的情况。巡视组成员白天分头参加会议、晚上向我父亲汇报并分析情况。省市领导有时也参加巡视小组的汇报分析会议。黄正夏回忆说，他在汇报会上谈到一位中农和另三家人合买了一头驴，平均每户摊一条驴腿。黄正夏认为象这样只有一条驴腿的农民，而且直接参加劳动，恐怕不够中农。如果农忙时还卖工，甚至是贫农。但在土改运动中执行政策有偏差，这位中农很怕会被划成富农挨批斗，所以表示愿意拿出这头驴给贫雇农共同使用。巡视小组分析认为，如果不能严格按中央政策规定划分阶级成份，不但不能巩固地团结中农，还有可能被坏分子钻空子，组织假农会，乱打乱杀，甚至到城市侵犯工商业。黄正夏还例举一个准备定为富农的人，有半坡山地，全家都参加劳动，农忙时请个半工。土改中却有人提出要对他吊打拷问。黄正夏说，这样的人顶多算个富裕中农，就算是一般富农，也应和地主恶霸有区别，不能随便吊打。巡视组在认真的调查研究中发现了不少问题，如阶级成份划分的随意性；农民提出要进城去把地主富农的财产一律拿回来分配，影响波及城市工商业发展的问题；打人吊人的问题。巡视组内部民主空气很浓，什么意见都可以说，什么问题都可以分析讨论。对黄正夏的意见也是有人赞同，有人反对，有人还批评他立场有问题，替地主富农说话。黄正夏对此回忆道： “ 李大章同志非常注意地听，他多次点头说，总的形势是很好的，我们既要发展大好形势，对出现的问题也应该严肃注意。参加汇报会的北安省委一位同志一直没有表态。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报纸就发表社论，评论我们的内部讨论，说有些人是小脚女人走路，对这对那都看不顺眼，看不到轰轰烈烈的大好形势，是唐吉诃德式的英雄，要和风车作战，不知道这些人想把农村土改运动引向何方？……”黄正夏说：“李大章同志是非常好的同志，他让我们看了这篇社论，说：‘这是在批判我们的讨论。’他又说：‘批判也无所谓，我们并没有大的毛病，没有关系，不必去理会。’大约一星期后，《晋绥日报》发表了任弼时同志的文章，这篇文章指出：要高度注意农村土改的新动向，发展大好形势，注意巩固地团结中农、要区别地主与富农，一定不能侵犯工商业，一定要遏制乱打乱杀。任弼时同志的文章代表党中央，很有分量。毛主席看过并批示 ‘ 尽快发表 ’ 。刘少奇同志当时主持制定了《土地法大纲》，所有的土改工作都是根据该大纲执行的，总的部署是很正确的，但其中未强调这些问题，所以任弼时同志的文章是在《土地法大纲》后的很有指导意义的文件。 ” 我父亲见到这篇文章如同拨云见日，这是对巡视组意见的肯定，也是对他工作的指导。他亲切地对黄正夏说： “ 看来农村土改中存在的问题绝不是个别现象，很可能是普遍现象。我们应该时刻注意中央的精神，结合我们东北的实际情况，将土改纳入正确轨道。 ”

我父亲通过几个月的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基层确实存在的乱打乱斗、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农村工商业等严重问题，土改中一些地区存在大的政策偏差。尽管东北局高层中存在不同意见，尽管他被指责为 “ 小脚女人 ” 、 “ 右倾 ” 、 “ 站在地主富农立场 ” ，但我父亲从党的事业、人民的福祉出发，仍然于1948年1月写出调查报告，坚决地提出了自已的意见。他在太行山早已有过建立政权、土地改革等经验，他知道政策策略关系到党的生命，关系着党的事业成功与否，必须高度重视。不久，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党内指示发表，证明父亲的意见是正确的。

其实，任何一埸大的政治变革，认识上的不统一、执行政策中出现偏差都是难免的，只要出于公心，错误偏差都可以克服，工作可以做得更好。但如果由此而产生宗派，打击排挤不同意见的人，拉山头搞分裂，实现个人野心，问题就严重得多了。我父亲不幸在东北遇上了高岗，这是他在民运部的顶头上司。高岗虽然工作能干，但也有许多致命的弱点，他心胸狭隘、作风跋扈，自吹自擂拉帮结派，听不得不同意见，而且报复心强。母亲说，在哈尔滨时我们家和高岗住在一个院里，他的霸道跋扈无处不在，我父亲被他划入 “ 白区党 ” 的圈圈里，加上父亲对东北在土改工作中的一些作法持不同意见，自然是不受待见，不被重用。其实，父亲和高岗在历史上也曾几次相遇，他从莫斯科回国第一站在西北军宋哲元部任军政治部宣传处长时，高岗是史可轩任校长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的学员，那时邓小平已是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了。后来高岗也参加了渭华起义。再后来他和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坚持创建了陕北根据地，受到全党的敬重，抗战时期担任西北局书记，七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但是一个人的位高权重，并不一定和他的政治水平、道德人品成正比。1945年抗战胜利后，高岗调到东北局工作。当时，东北全境解放早，工业基础好，又背靠苏联，有苏联派出的专家团帮助恢复交通和工业生产。这些条件使东北的土地改革、经济恢复和工业建设较全国开始得早，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1946年到1947年，由于剿匪、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和土改工作一步紧跟一步全面开展，为解放全中国打下雄厚基础，使主力部队兵力和粮草都得到补充，保障了正面战场打胜仗。毛泽东很欣赏林彪和高岗，给他们发电表扬： “ 东北在你们的领导之下，改革了土地，发动了群众，建设了一支强有力军队。在全国各区中，就经济论你们占第一位；就军力论你们已占第二位。 ” 这一切使得高岗个人主义膨胀，踌躇满志。他恰恰忘记了开辟东北根据地是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的，当时党中央七大的77名中委、后补中委中，有21名在东北，13名政治委员中有4名在东北。东北的成绩也是从各根据地抽调来的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二万干部、十万官兵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东北抗联指战员和东北地下党殊死斗争的结果。然而，高岗把这一切记在了自已的账上。

1948年岁末林彪率四野入关后，高岗接替林彪出任东北局书记、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集东北地区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名符其实的 “ 东北王 ” 。他开始将东北的革命成果变成个人的政治资本，自命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把东北变成自已的独立王国。为了向党中央争权力，他散布 “ 党军论 ” ，他的名言是 “ 党是由军队创建的 ” ；他把中国共产党分为 “ 根据地和军队的党 ” 与 “ 白区的党 ” 两部份，而他自已是 “ 根据地和军队的党 ” 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党中央领导权掌握在了以刘少奇为首的 “ 白区的党 ” 手中，他说：一个白区党的领导人，凭什么占有如此重要的领导地位？将 “ 军队党 ” 和 “ 白区党 ” 公开提出，高岗大概是第一人。但不公开说出来并不代表不存在，更不代表有的人心中不存在这种念头。所以毛泽东历来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随着党的成长壮大、随着革命的成功，过去艰苦斗争年代被淡化的 “ 权力 ” 、 “ 官位 ” 之争突出了，为了抢官位争权力，拉帮结派的斗争日益明显尖锐。我父亲处于这样的漩涡中，他象许多正派的共产党人一样，困惑、不善应付、也无能为力。后来他南下四川，又遇到有人将四川的地下党干部剔出来另说，在四川的干部中再分出山头以区别亲疏，这是后话。

当时，高岗公开这样讲的目的就是在中央要将地位在他之上的刘少奇、周恩来拉下马，在东北党政军内部分出军队干部和白区干部，在军队、根据地干部中再分出西北、华北、东北…，他排斥打击整肃那些敢于对他提意见的人，将东北局变成他统治下的独立王国。他的这套思想和行为由来已久，我父亲早己是格格不入，因此被他视为异己。他在东北局的二三年里，找不到自已的工作位置，他本来经过太行山八年锤炼，对政权建设、群众工作、宣传工作都很有经验，有很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可是高岗却让他去任妇女委员会常委。他任民运部副部长不到一年，民运部就被高岗撤销，他转到王稼祥主持的城市工作部任副部长，高岗又说城工部把党政军大权全揽了，撤销了城工部。王稼祥和我父亲再转任宣传部正、副部长。1949年王稼祥奉调外交部出使苏联，高岗乘机调原西北局干部补位，致使东北局各部门成了清一色原西北局人马。他的种种山头主义行径，与中央分庭抗礼、搞独立王国的迹象已经很明显了。我父亲深感环境的困难，再难以与之共处下去。当时正值南京解放，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在南京休整准备挺进西南。那是太行山出来的129师老部队，刘、邓都是作风正派，熟识了解他的老首长。于是我父亲向中央提出归队二野、南下四川的请求，很快得到中央批准。这是我父亲革命生涯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主动向中央提出调离原来的工作岗位。

1949年夏秋之间，父亲离开了战斗四年的东北大地，向南方，向他的家乡奔去。他的身后跟着妈妈、两个姐姐，外加两个小小的 “ 东北人 ” ，那就是我和襁褓中的弟弟，我们已是一个六口之家。这一年，父亲49岁了。

第五章 主政川南

重返故乡

父亲1920年底离开家乡到法国勤工俭学时，一心要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学成回国报效祖国和父老乡亲。当他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投身共产主义革命道路后，就把一切乃至生命交给了党，走遍天涯海角、历尽千辛万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 “ 提着脑袋 ” 工作生活，无数的战友包括自己的亲人倒在血泊之中，在崇高的事业和残酷的斗争面前，个人、家庭、亲友已显得无足轻重，对家乡的眷恋早已掩埋于内心深处，也许他并没有想到还能回到家乡。然而人生的道路总是有那么多机巧，二十九年以后，父亲又重新回到故乡，执掌包括家乡合江县的一大片地区的党政大权。

解放大军在向西南进军的同时，接收地方政权的工作也在密锣紧鼓的进行。刘伯承、邓小平的第二野战军进入南京后，随即开始做进军大西南的准备，并负责组织川东、川南及贵州、云南地方政权队伍。父亲带着我们一家赶赴南京后，立即参与组建和培训地方干部队伍的工作。也许因为父亲是川南人，熟悉当地情况，有利工作开展，1949年6月，二野政委邓小平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了二野党委的决定：由李大章和二野三兵团副司令员兼10军军长杜义德，负责组建川南区党委。

四川是一个大省，被蒋介石称为 “ 中国的首省 ” ，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和 “ 陪都 ” 所在地，也是他寄希望和共产党最后一搏的地方。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大动乱时期，四川往往最先生乱，最后平息，所以有 “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 ” 之说。辛亥革命便是由四川最先爆发反帝反清的 “ 保路运动 ” 和武装起义而起，而 “ 蒋中央 ” 的势力直到中央红军长征时才借机进入四川，直到临解放也没有彻底收服四川的割据势力。蒋介石为经营四川，于1939年建立西康省，实行川康分治。中共在进军四川前夕，将川康地区划分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重庆、西康六个省级行政区，直属西南行政区管辖。根据中央的统一安排，川东、川南行署和重庆市的干部主要来自二野入川干部、西南服务团和二野军政大学的学员；川西、川北行署和西康省的干部主要来自西北南下工作团和18兵团。各行政区的首长，川西区是李井泉，川北区是胡耀邦，川东区是谢富治，川南区是李大章，重庆市是陈锡联，西康省是廖志高。西南行政区的领导是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

接管政权是一项庞大的工作，需要大批的干部，这些干部仅仅会打仗是不行的，他们还要有文化知识，能够适应各行各业的工作需要，为此，二野在华东地区召收上万知识青年，配备数千人的各级干部，组成西南服务团，还有部分二野军大学员，进行接管政权的培训。父亲理论功底扎实，实践经验丰富，又有长期领导地方工作的历练，自然是培训工作的重要人物，多次给干部和学员授课。那时父亲正当年富力强，和当时许多党的干部一样，练就了一套很强的演说本领，张口滔滔不绝，思路清晰言之有物，因为全是发乎内心，给听讲者留下深刻印象。当年的南下干部董谋先回忆父亲给他们讲课的情景时说：“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南京。那是1949年9月初。‘国民大会堂’里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台上站着一位50来岁的同志，正向我们即将随刘邓大军进川的地方新老干部作报告，他就是大章同志。他胖胖的中等身材，穿一件白布衬衫，袖子稍向上挽，黑发向后梳，操一口川南口音，深沉而浑厚。他大约讲了三个小时，全场鸦雀无声。他从全国的政治形势、军事形势，川南的地理、人口、经济、文化，我们当前的任务，一直讲到青年同志的工作、学习和前途，甚至恋爱、婚姻等等问题。他讲话严肃而又诙谐，认真而又风趣，步步深入，娓娓动听，时时引得台下笑声四起，窃窃私语。这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感到非常亲切，非常温暖。”

南下干部团的的青年许多是刚刚从学校里走出来的，实际工作经验自然谈不上，对党的基本理论也很生疏。对他们来说，第一课是了解共产党，了解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共产党几十年来走过的路，党在夺取政权后的目标、道路、政策和策略。二野军大的同志们回忆：“当年二野军大第三期万名学员，聚集在南京孝陵卫军大校部的大操场上，聆听李大章同志讲课。他用两个下午的时间，按照毛泽东同志1939年冬季在延安与其他几个同志合作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课本，结合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实际，全面讲解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以及中国共产党肩负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两大任务等问题。他深刻系统的阐述，使我们明确了许多革命道理，开始懂得用阶级分析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看待社会问题，划清旧社会留给我们的一些模糊思想；也使我们在日后的工作中能够正确的理解党的政策，正确的执行党的政策，顺利完成党所交付的各项任务。现在回想当年大章同志的讲课，使我们弄清了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这对刚从蒋管区解放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十分重要和十分及时的。”父亲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德高望重的好领导”，所以当宣布军大三团、四团的学员进军西南后，要到我父亲领导的川南地区工作，大家都十分高兴。

披着新中国的朝霞，伴着 “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 的雄壮旋律，接管地方政权的干部队伍随二野部队从南京出发，踏上进军大西南的征程。为避免盘踞四川的蒋介石军队向南逃窜，二野的部队先期向四川东南实施战略迂回，截断敌军退路。部队到达湘西的桃源、芷江县时，便着手川南区的干部配备工作，分别成立了泸县、自贡、宜宾、内江、乐山五个地、市的接管队伍，以及新闻、财经大队。二野的部队几乎没遇到像样的抵抗，便进入川东和川南，与由北向南的18兵团将敌军压缩到川西一带，大势已去的敌军纷纷起义投降。12月底，军事占领尘埃落定，接管地方工作随即展开。

川南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个省级行政区，辖泸县、内江、乐山、宜宾四个专区和自贡、泸州两个市，面积6.1万平方公里，人口1350万（1950年川南行署的统计是1000万）。川南行政区从划定(1949年12月)到撤销(1952年8月)，历时两年零八个月。

新中国主要是靠长期的武装斗争建立起来的。建国初期，具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干部很少，大部分是由军队干部兼任。进驻川南的主要是二野的18军和10军，川南区的领导班子里也主要是这两个军的干部组成。12月19日，川南区党委在自贡市宣告成立。书记李大章，第二书记彭涛，委员有杜义德、张国华、谭冠三、王维纲、郭秋影、刘披云、许梦侠、陈刚。这十个人中，彭涛是二野三兵团副政委，杜义德是三兵团副司令员兼10军军长，张国华是18军军长，谭冠三是18军政委，王维纲是10军政委，许梦侠是10军政治部主任。一个月后，18军担任进军西藏任务，张国华、谭冠三随之离去。以后又先后补充15军军长秦基伟、10军副政委范朝利、15军政治部主任余洪远为委员。川南区下属的地、市、县的主要领导干部，也主要来自二野10军。

杜义德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将，15岁参加革命，20出头就当了红军的师政委，是四方面军西路军的幸存者。他作战勇猛，身先士卒，当了高级指挥员还带头冲锋，每每警卫员都跟不上。解放战争中是他率领部队打开了二野挺进大别山的通道。在任川南区区党委委员时，他还 任川南军区司令员。他性格直爽，生活简朴，为人忠厚，特别是亲身经历过张国焘的极“左”路线给四方面军干部队伍造成的惨重损失，对执行政策有很强的自觉性。可惜他在川南只工作了一年，1951年2月，他继秦基伟之后奉调朝鲜前线，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副政委。1955年授中将军衔。

一个月后的1950年1月，新的政府机构 —— 川南人民行政公署宣告建立，首任行署主任是张国华，但他只上任了一个月，2月由李大章任行署主任。副主任为郭秋影、刘披云，半年后又增加了罗忠信。下面六个地、市的领导，自贡市开始是王维纲任书记兼市长，后来杨寿山任第一书记，张奇任市长；泸州市委书记王宗琪，市长金再光；泸州地委书记先后为王其梅、杨超，专员邓垦；宜宾地委书记先后为陈林、于笑虹、郭春文，专员先后为陈林、陈中民、许映辉、张守愚（代理）；乐山地委书记鲁大东，专员先后为马中全、张力行；内江地委书记陈刚，专员先后为张励、韩正夫。

经历过那段岁月的干部回忆说，当时川南区的干部配备，上层领导比较强，但基层的干部是比较弱的。尤其是大批随军南下的军校生，他们虽然文化程度比较高，但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尤其对执行党的地方工作的政策和方法，基本上是白纸一张。军队干部则欠缺地方工作经验，而且习惯于军队命令式的工作方法。这不仅加重了上级领导的工作负担，而且导致了一些工作出现偏差。

幸运的是，在川南和父亲共事始终的几位主要领导，都具有相当的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经验。第二书记彭涛同志长期做地下工作，参于领导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做过地方政权工作，又到二野做军队政治工作，淮海战役时任二野三纵政委。南京解放后担任南京市委委员和办公厅主任。他理论修养高，实事求是，工作能力很强。在川南区委他和我父亲配合得非常默契。在泸州我们两家都住在军阀杨森的一个叫熙园的院子里。彭涛和我父亲都很谦让简朴。院子里有一栋小洋楼是正房，他们把它让给年龄最大的王维纲住，我父亲住进了勤杂人员用的附属建筑里，彭涛夫妇则住进了车库顶上的小屋内，上下还须用木梯。那时两家相处和睦，孩子们欢快地一起玩耍。四川合省后，彭涛任重庆市委第二书记，1957年调任中国第一届化工部部长，为我国化工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可惜他1961年就英年早逝。

江苏人郭影秋风度儒雅，一看就是个知识分子。他出生贫苦农家，靠老师和亲友的帮助上到大学。他1935年入党，从事学生运动，坐过国民党的监牢。他是山东微山湖一带的 湖西抗日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著名的铁道游击队就在他的领导之下。后来和彭涛一起在晋冀鲁豫大区工作过。四川合省后他调往云南，曾任云南省省长。在这期间，他因为两次安排周总理经云南出国和在云南的活动，得到总理的赏识。1957年他给周总理写报告，主动辞去省长职务，要求到学校工作，被安排到周总理的母校南开大学任党委书记兼校长。任职期间以其才华和作风深得师生敬重。周总理曾十分赞赏地对云南省籍的辛亥革命老人李根源先生说： “ 贵省的省长郭影秋，不愿当省长，自愿到大学当校长，难能可贵。 ” 1963年，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请总理给他推荐帮手，总理给他推荐了包括郭影秋在内的四个人，吴老选中了郭影秋，郭到人大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总理还夸吴老 “ 有眼力 ” 。尽管深得总理信任，但郭并不以此作为奔仕途的资本。后来周总理有意让他去当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他却以 “ 精力跟不上总理工作节奏 ” 为由推脱了，看来他是对大学情有独钟。文革后他潜心于清史研究，成为专家。他于1985年去世。

刘披云是老资格的地下工作和学生运动领导人。他是我们四川老乡岳池人，地主家庭出生，早年就读上海大学，1925年入党。大革命时期曾任上海学生联合会党组书记，全国学生总会委员长，参与过组织武汉总罢工。1927年重庆 “ 三.三一 ” 惨案后，包括杨尚昆的哥哥杨闇公在内的中共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被杀害，他奉命离开上海大学，到重庆参与重建四川省委，历任四川临时省委宣传部长、川西特委书记等，并被选为党的六大代表。抗战时期曾任延安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中在东北和父亲共过事，历任哈尔滨特别市政府秘书长、东北人民政府交通部秘书长等职。在川南他任行署副主任并兼区党委宣传部长。他比郭影秋更早投身教育事业，离开川南后，他到高教部任教育指导司司长。有趣的是，他和郭影秋一前一后到周总理的母校南开大学任校长。他朴素正直、严于律己的作风至今为南开人引为楷模。“文革”前他是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文革”中被打成 “ 叛徒 ” 。“文革”后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1983年病逝于昆明。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我发觉川南区的几位主要领导有太多的共同之处。他们都是知识分子，解放前都有地下工作和地方工作的经历，都有比较鲜明的独立人格。他们的革命经历决定他们没有“山头”，也不齿于搞 “ 山头 ” ，长期的地下工作使他们习惯于 “ 独立作战 ” ，对党的忠诚负责是源于自觉，相互间的友情出于志同道合与人格的认同，没有利害得失的权衡。他们是一批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没有 “ 打江山 ” 的傲气，也无 “ 坐江山 ” 的霸气，却有一种骨子里的气节，不会趋炎附势拉帮结派，不计较官场得失而恪守人生的理想追求 —— 二者往往是难以兼容的。他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尤其是实事求是，关心群众疾苦、维护群众利益，对整个川南区的干部都有影响。回想起这些前辈的人生际遇，总会令我生出许多感怀。

那是个新旧秩序剧烈变换的年代。其变化之大斗争之激烈，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中国几千年历史传承下来的旧秩序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摧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堪称改天换地的新秩序。对为之奋斗了半辈子的父亲，那种成功的兴奋和因此焕发出来的工作劲头，用 “ 激情燃烧 ” 来形容毫不为过。他同时担任着区党委第一书记、行署主任和川南军区政委，可谓是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责任重大，工作繁忙。

父亲南下时，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孩子留在南京，他们到川南一个多月后，父亲委托我大伯的儿子专程来到南京，把我们接到川南区党委和行署所在地泸州。 那时我们的家、父亲的办公室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的住处，都在泸州南郊的 “ 熙园 ” （这座房子现在还在，属于泸州市政协）。 我那时 年龄太小，对发生在社会生活中的一切没有什么印象，只觉得父亲工作非常忙碌，但是精力旺盛，神情显得很愉快。记得那时我家里放了一台有一个大喇叭的留声机，是手摇的，就象上世纪三十年代电影里的那种，还有好多苏联歌曲的唱片和京戏唱片。星期天家里往往会放起大喇叭，我们和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们兴高彩烈地又唱又跳，我和两个姐姐最喜欢学着苏联红军跳踢踏舞，把地板踏得嗵嗵乱响。爸爸那时穿有背带的西装裤，戴鸭舌帽，看上去很洋气，在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我们乐。那种欢乐的家庭气氛令我终身难忘。

父亲的机要秘书田枫当时只有二十出头，他是在南京加入西南服务团的中共地下党员，虽然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却十几岁就参加学生运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前夕家里一些人都到台湾去了，他不走，跟着解放军南下四川。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在美国洛杉矶遇见他们夫妇，他说是来探望那个当年去了台湾，最后又移民美国的哥哥。说起在泸州的日子，他感慨地对我说：“那时我还只是个大孩子，跟在大章同志身边感到就象在父亲身边一样，心情很愉快，整天有使不完的劲儿。”他就住在我父亲的楼下，常常看见三四岁的我在院子里蹦蹦跳跳地唱： “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小亚丹 ” ，父亲休息时会站在院子里，含着烟斗，笑眯眯地看着，其乐融融。他告诉我，那时很多人认为知识分子或者学生出身的干部是小资产阶级，臭毛病多，不好管理。我父亲却不以为然，认为他们只要加以实际工作的锻炼，完全可以成为值得信赖的好干部。而这些年轻人也知道我父亲是留法留苏的学生，老资格革命者，讲话有水平，办事讲道理，在欧洲受过自由平等民主思想的熏陶，他们服气他。父亲能在川南这群学生干部中建立很高的威望，自有他的独道之处。

艰难的开局

实际发生的一切远没有我在熙园里感受到的那么浪漫。和四川所有地区一样，川南区接收政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征粮。

共产党执政后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吃饭问题。由于连年内战，到1949年中国经济已经全面崩溃，全国粮食产量急剧下降，而吃供应粮的人口却急剧增加。旧政权虽然垮台了，但遗留下的大批军政人员还得要吃饭；新政权的军政人员数量更为庞大，也要吃饭。二者相加，吃供应粮的人口成倍增加。军政工作开支更为庞大。解放前由于中国自己不能完全解决粮食问题，沿海的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天津、广州等相当一部分靠吃国外进口粮食，解放后海岸线被敌军封锁，进口粮食断绝，上海人民政府接管的粮食仅够全市人吃半个月。当时粮食还沿袭自由贸易，解放前靠囤积居奇哄抬粮价大发横财的奸商便故技重施，上海1950年2月粮食批发价比1949年同期爆涨60多倍，北京1950年3月的粮食批发价则是1949年同期的70多倍，。通货膨胀时期粮食成为硬通货，粮价上涨导致全部物价上涨。饱尝解放前粮价一日数涨之苦的老百姓盼望新政府把粮价稳定下来，能吃上一口安稳饭。一时间粮食成了拯救经济、稳定人心和巩固新政权的头号大事。而唯一的办法，是把粮食掌握到人民政府手中。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历来是粮食外运大省，抗战八年，四川承担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军粮供应。而此时四川的情况却异常严峻。当时西南地区（主要在四川）有解放军60万，公教人员和国营企业职工50万，起义、投诚、俘虏的国民党军90万，总共200万。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说， “ 如果不好好解决这两百万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势必大乱 ” 。此外，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还要求四川调运20万吨粮食支援华东地区。和全国的新解放区一样，川南解放之初采取对旧政权的人员“包下来”的办法，使所有起义部队、旧政府的工教人员及一切社会流散人员都得到安置。在全川200万需要 “ 吃饭穿衣 ” 的人中，川南就占了四分之一即50万之多。中央要求外调的20万吨粮食，也由川东、川南、川北三个行署承担。

川南这片土地地处云、贵、川交界之处，历来是土匪横行的地方，大大小小的山头啸聚着占山为王的土匪恶霸，尤其与云贵交界的大山区，堪称土匪窝子，在战乱的年代里，许多良民也被逼为匪。按照规定，地主富农是征粮的主要对象，承担百分之七十的份额，这一来便触犯了整个地主富农阶层的利益。这些地方势力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网，曾经在与旧政府的利益搏弈中屡占上风，如今他们也想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来一番较量。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受过游击训练的反共分子、势力强大的帮会组织在其中起着核心作用。这是一伙代表被推翻的旧政权利益的政治土匪，反抗非常激烈。种种令人恐惧的流言在乡间蜂传，诸如 “ 工作队下乡收粮见啥拿啥，全部拿光 ” 、 “ 共产党存心要饿死人 ” 、 “ 共产党一只鸡要交300个鸡蛋，一条猪要交160斤肉 ” 、 “ 明年除了按人口留粮，其余全归公 ” 、 “ 共产党占不长，国军已经在东南登陆 ” 之类，在不了解共产党的群众中起了很大的煽惑作用。不少地主拉起武装发动叛乱，一些由乡保武装改编的 “ 民众自卫队 ” 摇身一变为 “ 反共救国军 ” ，口号是 “ 缴粮不如买枪，饿死不如打死 ” 。征粮从1950年1月开始，短短两个月之内，川南匪乱达到高峰，各路土匪达数百股几十万之众，大的股匪人枪数以千计。他们围攻县、区、乡人民政府，屠杀解放军指战员、征粮工作队员和拥护新政府的农民积极分子，以及一切为新政府服务的人。许多同志在这为了新中国的最后一战中牺牲。江苏南通人巫萍是大学医科学生，1946年参加革命后做医务工作，她身体瘦弱，却主动要求参加危险的征粮工作，到了内江五区。一次五区各乡征粮工作组在区上开会，被大股土匪包围，当场被乱刀砍死十多人，巫萍等40多人被俘，押解途中受尽打骂凌辱，巫萍纵身跳岩牺牲。川南区党委干部江荫是进军西南时刚入伍的青年，在征粮工作队被土匪用枪托砸扁了头颅而牺牲。据当时的统计，全区33个县市牺牲者达693人。

一时间整个农村几乎成了土匪的天下，他们围攻区乡人民政府，杀害政府工作人员，打走征粮工作队，有的甚至围攻和占领县城，连川南区党政军机关所在的泸州城，夜里也能听见密集的枪声。合江原 “ 民众自卫队副总队长 ” 韦映辉聚集贵州土匪，打出 “ 川黔边反共游击指挥部 ” 旗号，匪众上万人，1950年3月1日到2日两天之内，全县几乎所有区乡均遭土匪包围袭击，甘雨乡征粮工作队长、乡长等8人被害，榕山乡被200多名土匪包围，副区长马保民在激战中牺牲，同日，全县所有征粮队被迫撤回县城。毗邻的贵州习水县城也被土匪攻占，县政府只能迁到合江县挂牌办公。古蔺县匪徒遍袭区乡政府，工作队全部撤退到县城后，又遭3千多匪徒攻城，仅解放军就牺牲了64人。古蔺县城被土匪攻占后，县政府干部、家属边打边撤，绕过土匪盘踞的窝点艰难跋涉四天四夜撤到叙永县城。匪徒占领县城后设立 “ 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司令部 ” ，委任 “ 县长 ” ，设置区乡政权，实行全面复辟，直到3个半月后匪患有所缓解，古蔺县委县政府才迁回。解放川南时起义的国民党72军，少数顽固分子乘征粮叛乱，该部697团一批反动军官杀害驻该团的解放军代表27人，以及一批不愿跟他们合伙的军官，拉起上千人的队伍与解放军对抗。

有的土匪表现得十分凶残，他们或者把人活活砍成数块，或者活埋、乱石砸死。对付妇女，则几乎都惨遭凌辱。有的农民积极分子表现十分英勇。简阳青龙乡妇女代表彭唐氏被土匪活埋，她自己走到挖好的坑前跳下去，顶着飞来的泥土大骂不止，直至气绝。简阳县赤水铺50岁的妇女肖二嫂是征粮积极分子，曾亲自动手捆绑地主迫其交粮，成为地主惧怕的知名人物。土匪将她和一位姓黄的孕妇抓到后，先用刀背打得死去活来，骂道： “ 看你还凶得起来不！ ” 肖二嫂指着孕妇喊道 “ 要杀杀我，把她放了！ ” 土匪一刀砍在她脸上，又将她们衣服剥光，用木桩打进下身，不仅将她们杀了，还将孕妇剖腹。

1950 年初土匪最猖獗的时候，除了内江、宜宾、自贡、沪州、乐山等城市控制在我们手中，整个川南区东、南、西的边缘地带都处于匪乱之中，半数乡村被土匪控制，多个县城被土匪占据，西面靠近大凉山边沿的一些县还没有解放。在土匪控制的地区，土匪四处抢掠，老百姓成天心惊肉跳，一听见枪声便四处躲藏，夜里根本不敢出门。据父亲的机要秘书田枫回忆，一度连川南军政要地泸州市都很紧张，谣传土匪要来进攻，军区司令部和区党委、泸州专署门前都修了碉堡。警卫员刘玉环还专门在我父亲床边放了一把苏制转盘冲锋枪，以防不测 。

大规模的匪患严重阻碍了征粮，有些地方根本无法进行，使川南地区的征粮进度落在了全川的最后，受到西南局邓小平政委的批评。邓政委说，川南没有理由破坏西南的概算，西南也不能破坏中央的概算，总之不能因为一个川南影响全国的计划。西南局和西南军区要求全区“以最大的决心，最快速度剿灭土匪，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并且将征粮剿匪进度汇报由五天汇报一次改为天天汇报。对父亲来说，其压力之大可以想象。他亲自起草了给全区的《剿匪紧急指示》，在办公室挂起了川南区军用地图以供布署指挥剿匪兵力。

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他经常冒着危险到基层了解情况。那时外出十分危险，车辆常常半途遭到土匪袭击。区党委组织部长许梦侠有一次乘吉普车从乐山到自贡，半路上遭到伏击，差点被土匪打死。父亲不顾危险，出去往往就一辆吉普车，一个驾驶员、一个警卫员，有时连秘书也不带。他习惯于亲耳听亲笔记自己写，特别注重听取第一线干部群众反映的情况。秘书董谋先 患急性阑尾炎到泸县卫生院做手术，住院期间听了许多受伤住院的同志讲土匪暴乱的情况，回到机关后在办公室外过道上见到我父亲，便坚决要求下乡参加剿匪征粮。父亲问他为什么？董就把住院期间看到的听到的，一股脑儿倒了出来：医院在忠山上，夜里常常听到密集的枪声，有时枪声很近，伤病员就把子弹推上膛，伏在窗下，随时准备战斗。有位同志下去征粮前才来医院看过他，过了两天自已就被抬到医院里来了，许多人伤重残废。董说：“大家都觉得土匪太猖狂，我们的政策太宽大，抓到土匪就放！政策攻心，分化瓦解，这都想得通，可诸葛亮也不过七擒七纵，我们百擒百纵都有了，太宽大无边了……”董越说越激动，而且是一口浙江官话，叽哩哇啦的不大好懂，父亲就站在那个吹着寒风的过道口上，专心专意地听他讲了一个多小时，还不时点点头，或者提个问题，鼓励他说下去。最后父亲说了这样一句话： “ 是的，这个问题很快就要解决了 ” 。

所谓 “ 宽大无边 ” ，是说上级对土匪的政策太宽大，这是处于剿匪征粮第一线的同志很容易产生的情绪。事实上有关征粮的政策，中央和西南局都有明确规定，强调采取宣传、教育的手段，反对一味使用强制手段甚至乱打乱杀，对一般匪众，只要缴枪投降，一般不追究责任，对土匪头子，也要以争取为主，所谓 “ 可杀可不杀的一般不杀 ” 。父亲深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不仅关系眼前利益，而且关系党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川南区党委是认真执行这些政策的，即使在土匪猖獗、大批征粮工作人员被害、完成任务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也坚持原则，对违反政策的现象进行了及时的批评纠正。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仁寿县五区区长邹玉林是个农民领袖，解放前组织农民游击队和反动政府对抗，在当地很有名气。仁寿叛乱发生后，他率领一千多人的自卫队打土匪，其间也有不经上级批准乱杀的，因此受到县委批评，整顿了队伍，制止了乱杀人的现象。在仁寿县委书记刘安于1950年3月15日的《关于仁寿五区乱杀人问题的报告》中有记载，该报告列举了仁寿五区未经批准乱杀的人犯18人，指出： “ 他（邹玉林）是五区多年地下活动的农民领袖，阶级立场很稳，对敌仇恨很深，很坚决，很勇敢，生活也艰苦朴素，只是不懂政策，不讲策略，他下面的农民武装，他不知有多少人枪，有时他也招呼不住，十足的农民队伍”。对于执行政策的重视，即便是领导干部也不例外，同样受到监督。一次，有干部报告说区党委委员、10军政委王维纲率部队在龙泉山剿匪时，违反政策乱杀人。为此，区党委派组织部长许梦侠专程去调查。许梦侠带领简阳县的领导到事发现场的贾家场，多方听取干部群众意见，了解的情况是：当时土匪在山上负隅顽抗，解放军喊话让他们投降，土匪反而向部队开枪，打死打伤我军多人。王维纲才下令部队还击，打死了一些土匪。群众说，土匪不投降还打死解放军，被解放军打死活该。许梦侠将调查情况向区领导做了汇报，澄清了事实。

父亲所说“问题很快就要解决了”，是因为随着土匪叛乱的迅速蔓延，区党委已经明确指示，必须加大镇压力度、打击敌对势力的嚣张气焰。否则不仅征粮无法进行，新生政权的建立和巩固都成了问题。1950年3月，我父亲从宜宾征粮第一线“督战”回来，立即召开区党委扩大会议，要求将剿匪和征粮作为 “ 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 ，动员与组织各机关、学校、部队一切可能抽出的力量投入征粮剿匪，坚决打破反动派对于缴纳公粮的抵抗。

川南剿匪一开始完全依靠部队。川南 军区之下，又建立了泸县、宜宾、内江、乐山四个军分区以及自贡警备司令部，所属部队以班排为单位，到各县城和乡镇集场，掩护各地人民政府的建立和征粮。解放战争时期，二野部队打的都是高度集中的大兵团正规战，一下转向高度分散的小分队游击战，加之人地生疏，对民情、地形、匪情极其不熟悉，遭受到很大困难。土匪神出鬼没和我们打游击，解放军小分队经常被偷袭，大部队一到土匪又没了踪影，有劲使不上。大部分土匪穿的是老百姓衣服，有的指战员吃了几次亏以后，便觉得川南的老百姓觉悟低，不可信任，忽视群众工作，而使自己陷于被动状态。父亲有在东北剿匪的经验，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在 1950 年 3 月的区党委会上，他批评一些部队忽视群众工作，不善于动员和依靠群众，孤立的依靠军事行动，陷于被动地位。他说：“有的部队不适应新形势下对敌斗争的需要，呆在营房里不出门，不去主动接触群众，了解民情敌情，完全靠上级的命令行动，这样是不行的”。他指出川南是新区，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是群众觉悟低，而是群众对我们不了解。我们若不加强群众工作，不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单纯军事观点是要吃亏的，是行不通的。在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的统一部署下，川南区实行了“一元化”剿匪斗争，从川南区直至地、市、县都建立了剿匪委员会，统一指挥党政军的力量，将政权建设、群众工作、征粮、剿匪全面结合起来进行，父亲亲自担任川南区剿匪委员会主任。

为了争取群众，扭转不利局面，各级剿匪委员会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工作。父亲在会议上强调： “老百姓怕的是土匪，不是我们，如果我们的工作同志能坚决打土匪，为群众撑腰，向群众说明我们的政策，具体为群众解决问题，群众自然会靠拢我们。只有群众发动起来了，问题才容易解决，只有依靠群众、了解情况后工作才好进行。”根据区党委的要求，工作队每到一地，都召开群众大会，告诉群众,共产党是为穷苦人翻身解放的党，解放军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并且深入农户，访贫问苦，帮助农户干活，给贫苦农户发放救济，给群众看病吃药等。就像现代京戏《智取威虎山》里“深山问苦”的情节一样，许多贫苦群众通过宣传和工作队的实际行动，对共产党有了认识，涌现出一大批决心跟共产党走的农民积极分子。短短两三个月内，全区农民积极分子达到十多万人，他们积极参加征粮工作，给工作队报告土匪的情况并拿起枪参加剿匪战斗。在他们的劝告下，不少被蒙蔽裹胁参加土匪的群众纷纷缴枪自首，嚣张一时的土匪迅速陷于孤立，造谣惑众没有了市场。这一幕，正是父亲在北满工作经历的重演。

这一时期的人民政权只建立到了区，乡保仍然利用旧的机构和人员，基层武装还是原先的乡保武装。应当说，大部分旧乡保人员是按新政府的指令行事的，有的还因此被土匪杀害。但也有一些人心怀不满，或阳奉阴违，或与土匪勾结。特别是乡保武装，相当一部分人叛变，成为土匪的主要来源。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新政权首先对乡保武装进行了改编，成立人民保家自卫队，清理了不纯份子，由农民积极分子担任骨干。到剿匪后期，全区的民兵和农民自卫队已经发展到四五十万人，土匪彻底陷入人民武装的汪洋大海之中。

统一的指挥和大规模的群众工作，迅速改变了匪乱初期的被动局面。从 1950 年 4 月份开始，情况有了变化，捷报频传，当月歼灭匪徒 22000 余人，其中主动投降争取自新者 4500 余人，城镇周边的匪患基本肃清，主要交通干线畅通。从五月开始清剿分散到边远地区的匪徒。部队采取“以分散对分散，以伪装对隐蔽”的作战手段，组织特别分队，歼灭窜聚于边缘地带的股匪，扫清死角，同时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劝降工作，五、六月间又歼匪 6 万多人，其中自首投降者占一半以上。土匪内部已成土崩瓦解之势，农民协会和联防组织普遍建立。 5 月中旬， 15 军主力在解放西昌以后到川南区参加剿匪。他们在泸县、宜宾两个分区部队的协同下，向川黔边境一线的纳溪、叙永、合江、江安、南溪广大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解放了土匪盘踞的城镇。乐山分区的部队向大凉山边沿的沐川、马边、屏山出击。 7 月，部队在东起古蔺西至雷波的山林地带展开攻势，先后解放了雷波和古蔺，进一步向川贵边界一带清剿，少数顽匪在我军的沉重打击下逃进深山老林。政府发动群众开展清匪和劝降活动，逃窜的顽匪 成了农民武装追打的对象。叙永县枧槽乡苗族人罗文才，是人民保家自卫队的中队长，他一个人击毙和活捉队长以上的匪首25人，劝降匪众125人，被川南军区授予剿匪英雄称号，1952年参加西南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北京见了毛主席。

川南区加大力度的大规模剿匪从 1950 年 3 月起，到 8 月基本结束，共歼灭土匪

20 余万人。据资料记载，川南地区剿灭的土匪人数占整个西南地区 ( 包括四川全境和云南、贵州、西康 ) 剿灭土匪总数的 30.5 ％，可见当时川南剿匪任务之艰巨。

　　这是旧势力最后的垂死挣扎，新生的人民政权正是在这一场血与火的较量中建立和巩固起来的。

政策与任务

大规模的剿匪行动迅速扑灭了反叛势力，征粮工作得以全面展开，进度大大加快。但是要完成规定的征粮数量，困难还是不少。按照西南财委部署的征收任务，川南区1949年公粮征收任务折合大米为8.5亿斤（以每百斤谷子折合大米64斤计算）。另外还有地方公粮、公柴和人民币税收。根据川南行政公署政策研究室的统计，相当于人均负担大米105斤，占1949年粮食产量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这个征收任务的难处在于：其一，按照常规，当年的公粮征收一般在大春收获完的9月进行，到1950年初再征收1949年的公粮，时间已经太迟。其二，1949年的公粮，旧政府时期大部分已经收过，再征就成为重复征收。其三，川南是新解放区，老百姓对共产党的了解还限于 “ 共产共妻 ” 之类的误解，对新政权持观望态度，他们还没有象老解放区农民那样得过共产党恩惠，现在共产党一来就要纳粮，难免产生抵触情绪。其四，1949年秋收后，许多租佃户眼看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听说共产党来了不交租，于是抗租不交。一些预感到前途凶险的地主也想笼络人心，给自己留条后路，干脆不收租。这样，当年的粮食有不少在佃户手里。旧社会是佃户交租地主纳税，新的征收条例也沿用这个老办法，意在保护穷苦农民的利益。结果下去一搜，发现地主手中的粮食和估计相差甚远，为完成任务不得不扩大征收面，使一些农民难以接受，敌对势力乘机大肆造谣，加大了征收难度。征粮任务面临这么大的实际困难，可是川南区党委作为党的一级组织，必须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这是铁的纪律；作为一个地区的 “ 当家人 ” ，父亲又不能不考虑实际情况和一方百姓利益。这是父亲、也是那个时代许多地方领导面临的难题。对此类难题有一种说法是 “ 宁可犯政治错误，也不犯组织错误 ” ，许多人便按这个潜规则办事。也许有人这么做可以心安理得，但我父亲的心理负担就要重一些。他处理这个两难的方式是：尽最大努力恪尽职守，同时尽最大可能兼顾一方群众的利益。我觉得在他的一生中，多次面对这样的重大问题时都在选择这样的处理方式，将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相统一起来。尽管困难，可是他能够直面自已的良心。

　　 川南区对征粮工作提出的原则是 “ 掌握政策，完成任务 ” 。首先是限期完成任务，各地、市县都给区党委立下军令状。例如，乐山地委书记鲁大东、地委委员叶兆麒、梁俊亭给党委的书面保证是： “ 我们誓言以最大努力，保证四月底完成征粮任务70%，六月底全部完成，如完不成，愿受党纪处分及国家法律的裁判”。类似的保证逐级都有。其次是做好宣传工作，让群众了解党，了解党的政策，获得广泛的理解支持。1950年4月，父亲在泸州城关区各界代表参加的征粮工作动员大会上说： “ 我们征粮，不是贪污中饱，而是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军政费用的开支，而是为了共同供给全西南的九十万起义部队，和四五十万旧职员。我们革命工作的同志可以节衣缩食，做最大限度的节约，然而起义部队和旧职员的浩大供应是无法节约的，是不能把他们一脚踢开的。如果简单从事地把他们遣散回家，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错误办法，其结果更要遭致社会的极大不安和混乱，这对于地主来说也是同样不利的。此外，我们不仅是为了川南，为了西南，而且还有帮助调剂全国粮食的责任，因为我们川南是产米区，所以我们必须完成中央分配给我们粮额数字的规定。如果粮收不起来，这便使全国粮食调配上形成了漏洞，便会造成财政上的赤字…… ” 针对个别政府工作人员家属借口拖延不交粮的现象，他说： “ 共产党绝不同于国民党，共产党不但不能象国民党一样借势包庇家庭，贪图私利，相反地还应带头先缴、多缴，这才是革命工作人员的的光荣。否则，那和国民党还有什么差别？一个人前进不前进，不是在会说几句进步的话，那是空虚的，必须拿出实际的行动来证明。 ”

在形势如此复杂，斗争如此尖锐，任务繁重而紧迫的情况下，掌握政策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尽管各级领导机关一再强调政策的重要，违反政策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1950年5月6日，父亲在给西南局的《川南四月份工作报告》中检讨说，因为急于完成任务，不少地区发生了严重的工作偏差， “ 不顾政策不讲策略生硬蛮干，简单采取吊打、扣押、罚款、封门、搜查、没收等方法 ” ，甚至逼死人。有的地方的 “ 暴动固然主要是土匪特务制造的，但我们政策掌握不紧、工作方式简单生硬也是原因之一 ” 。

为了把握好政策，区、地、市领导机关在催促完成任务的同时，不断对违反政策的事件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纠正错误倾向，并处分了一批相关责任人。如泸州地委1950年7月18日给区党委提交泸县六区违反政策的调查报告中指出，该区5月底才完成任务的30%，受到县委批评，区领导当即表示6月底完成任务，回去后将任务摊包到各乡，声称 “ 若完不成，以党籍团籍作保证，只要完成任务，用何法皆可 ” ， “ 不管黄猫黑猫，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 。下面听了说： “ 上级早一点放宽尺度，任务不是早就完成了吗？ ” 于是种种违反政策的行为随即发生。泸州地委对该区违反政策的情况进行了通报批评，并将该区区长撤职。内江地委向区党委检讨说：在征粮工作中， “ 相当普遍的存在着只要任务不要政策的思想偏向，认为执行政策就不能完成任务，要完成任务就不能执行政策，把政策与任务对立起来看 ” 。 “ 更严重的错误是普遍存在着命令主义的、粗暴野蛮的、非理非法的行为。单纯的为了完成任务，不择手段，不顾政策，不管党和政府，因而遭受政治损失。到处对粮户采取打骂、扣押、捆绑、戴高帽子游街……更严重的是逼死了人，还逼死了基本群众。我们的干部，我们的县长区长也有打人骂人的 ” 。他们痛心的说， “ 同志们，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 ”

区党委宣传部直接领导下的《川南日报》，对这类违法乱纪的事情向全社会进行公开的揭露和批判。1950年8月6日，《川南日报》刊登 “ 检查征粮工作中的偏向 ” 的报道。报道说，中共泸州地委和泸县县委检查小组，由地委组织部崔璋部长率领，到泸县大坝乡检查工作时 “ 发现该乡在征粮工作中存在严重违反政策现象 ” 。该区自5月28日开始征粮，到6月初仅完成任务百分之二十，为了达到向县、区政府保证的百分之百完成任务的目标，他们采取了任务包干制，随即便发生了吊打、扣押、罚粮等违反政策的现象。10天之中先后扣押吊打70多人。更严重的是被扣押吊打的除地主外，尚有不少佃农、贫农、中农。 “ 由于普遍吊打、扣押，社会秩序因而混乱，各阶层人民一度表现恐慌不安，基本群众抱怨政府，特务匪徒乘机造谣，使人民政府的威信遭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 地县检查组崔部长指出，政策是党和政府的生命线，不纠正偏向，党和政府的威信就会受到严重损失，就会损害人民的利益， “ 只有承认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虚心接受人民的批评，才能改进工作，才能使广大群众与政府取得密切联系 ” 。地委工作组多次召开各界代表参加的会议，当众批评乡工作组的错误，乡工作组指导员在会上作了深刻检讨，诚恳接受各阶层意见。

由于正确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到1950年8月，全区1949年的征粮和税收任务胜利完成，土匪基本肃清，社会秩序大大好转，各级人民政权得以巩固，为全面恢复和发展经济打下了基础。

川南一地，每年都有灾情发生。过去灾情发生时，正是地主放高利贷、粮商大发横财、穷苦百姓在死亡线上艰难挣扎之时。如今粮食掌握到了人民政府手中，灾民能够得到及时的救济。从1950年4月开始，有关因缺粮而导致死人的报告到送达川南区领导机关。接到消息几天后，川南行署发出赈灾电，令发生灾情各地立即发放急救粮。当月底，川南行署再发出由主任李大章、副主任郭秋影、刘披云签署的《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其中说： “ 据资中、仁寿、乐山等地报告，各该地已有部分山区失掉生产力之农民发生缺粮现象。为迅速负责地施以必要的救济，除各专署、市县人民政府遵照本署前发民赈字第3005号电，立即办理有效救济织义务治疗队，派往灾区，举行紧急的义务治疗。 ” 并指示 “ 如灾区有传染病出现，县救灾委员会应会同县卫生机关及当地驻军卫生机关组刘披云签署的 “ 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 ” 。到6月初，各地发放救济粮30万斤。同时又紧急制定了 “ 川南区1950年发放农贷办法 ” ，要求各地在征得的公粮中转拨贷放，总计大米2700万斤，其中泸州专区600万斤，乐山专区300万斤，内江专区1500万斤。缺粮户每户最低60斤，最高200斤，当年秋收后归还。为了渡过灾荒，川南区政府组织农民淘沙金、造纸、打竹绳、修路、伐木等以工代赈。7月5日，李大章、郭影秋、刘披云在给西南局的《六月份工作简报》中报告说：“全区有灾民180万人，只荣县一县就要求救济粮36万（斤），农贷粮数字已大，但仍未解决问题。这种缺粮与夏荒现象，虽然是川南地区在青黄不接时期所常有的，但今年则是较普遍而且较严重的 ” 。对于百姓在灾害中遭受的损失，他们主动检讨自己的责任说： “ 这是我们对劳动人民负责不够的结果，是十分痛心的 ” 。

从1950年春到1951年夏收一年半的时间里，我父亲对群众的春荒、夏荒都忧心如焚，一直是一手抓征粮、一手抓救灾。1951年4月19日川南行署对泸县、马边两县通报发出批评说： “ 今年的灾荒，是先可以估计到的，对此我们曾迭次指示防灾救灾工作，提使各地重视，但该两县对于人民群众的救灾工作重视不够，事先未能主动防备，灾荒发生后，又未及时深入了解，积极抢救，以至灾荒发生后逐渐蔓延，……这是对人民群众不负责任的态度，除通报批评外，应由该两县县区领导干部作深刻检讨具报，并希各级政府，引起高度警惕。 ” 父亲对灾荒的处理丝毫不敢掉以轻心，一直到灾情解除的前夕，父亲还单独向西南局写报告汇报灾情（李大章：《呈报我区灾荒情况》 1951年7月23日）。

两年多的时间里，川南区为救济灾民和恢复生产，共发放救灾粮约4000万斤，发放救灾款66亿元（旧人民币），以及大批的药品和物资，彻底杜绝了解放前年年春荒夏荒都要发生的饿死人的现象。随着全国和全川经济的恢复，1951年夏收后，川南的灾情得以完全解除。

伟大的变革

新中国建立，新旧时代交替，在这场天翻地覆的社会革命中，最激动人心的是土地改革。

“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是土改的前奏。和全国一样，川南的土地过去大部分在地主手中，出租土地收取租金是他们基本的经济来源。租种土地要交押金，以防租户违约。一般每亩田的租金为一石稻谷，即400斤谷子。那时候每亩田的产量只有五六百斤谷子，佃户租种田地百分之七八十都交了租子，遇到荒年连租子都交不够，维持生存多半靠小春产的杂粮（小春产出是不交租的），真正是终年劳累难得吃上一顿饱饭。1950年颁布的《西南区减租条例》规定，减租后租额最高不得超过土地正产物的35%。所谓 “ 正产物 ” 即大春产出。押金则强迫地主全部退还，而且减租退押后地主不得抽佃收回土地转租、出典或出卖。这是新政权第一次给农民的实惠。

川南农村旧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相当牢固，各阶层之间历史的、宗法的、经济的关系盘根错节。就拿佃户和地主之间的关系来说，也绝非 “ 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 ” 能概括的。他们之间也许有数代人的关系，也许是同宗同姓，也许因为这个地主因有 “ 善举 ” 或享有 “ 文人贤达 ” 的名声而在当地受人敬重。更重要的是佃户在经济上对地主的依附，租种土地是他们生存的前提，无论这个租约看起来有多么不公平。面对眼前他们做梦也不曾想到的变革，贫苦农民最担心的是遭到报复 —— 被夺佃，而富裕阶级一定是痛苦万分拼命抵制。因此实施这一变革的前提，是彻底切断贫穷阶级和富裕阶级在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联系，使后者在经济上贫困化政治上边缘化，利用多数人的力量颠覆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政治动员唤醒贫穷农民的阶级意识；建立农民协会取代农村旧的基层政权组织；建立农民武装替代乡保武装；通过减租退押削弱富裕阶级的经济实力；通过镇反打击富裕阶级的反抗并给贫苦农民鼓气。

事实证明这一切是深得人心和十分有效的。1950年10月至1951年3月的半年中，通过减租、退押和清理不法罚款，总计给了农民21亿斤黄谷的实惠，相当于地主一年收租的80%，在经济上给予地主阶级以严重的削弱，打击了罪大恶极的土匪恶霸分子。在政治上又给地主阶级当权派以沉重的打击，农民协会代替了旧乡保政权，枪杆子也从地主阶级手里换到了农民手里，60余万民兵、自卫队掌握了武装，广大农民从亲身体验中认识到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确实是替人民办事的，有政府给他们撑腰，他们腰杆硬了，气势壮了。正如当年泸州地委给区党委的报告所说， “ 经反霸后群众觉悟普遍提高，敢说敢讲，相信共产党人民政府了，说人民政府说干就干，农协会威信也提高了，群众有事就找农协会不找乡保长（尚未撤换），地主也直接和农协说话，不找工作员了 ” 。

旧权贵势力被打翻在地以后，农民要求平分土地的呼声高涨。辛亥革命以后四川处于长期战乱之中，在社会动荡金融混乱的情况下，工商业资本积累特别困难，只有地租是比较稳定的财源，于是从军阀官僚到社会名流纷纷抢购土地，工商业者也往往将利润转化为田产，以求保值，导致土地的加速集中。曾经在宜宾做过川南绥靖总司令的刘文彩，在川南搜刮民脂中饱私囊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回到老家大邑买地，成为坐拥良田万亩的四川头号大地主。川南的土地集中程度很高，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达到全区土地的百分之七八十，没有土地的农民叫做 “ 干人 ” ，生活相当凄苦，中国最大的盐都就在川南自贡，可好多农民连盐巴都吃不起，宜宾县的“白毛女”罗昌秀，就是农民悲惨生活的一个典型。可以想象，他们对土地的渴望是何等强烈。这也是中国农民最古老最强烈的愿望，是中国历史上若干次农民暴动的驱动力。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的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从1950年底开始，在中央和西南局的统一部署下，川南的土地改革运动拉开序幕，各级派出大批工作组领导土改。群众一听说要分土地，那欢天喜地的劲头就别提了。按照规定，土改先搞试点后推开，各地市搞一个乡的试点。结果试点还未结束，各地就迫不及待地搞起来了，到处都在热火朝天地斗地主分田地。在这种局面下，如何引导干部群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保证运动的健康开展就成了关键。

父亲在东北经历过土改。杨献珍、朱穆之、杨超等人写的纪念父亲的文章中说， “ 中共中央土地会议后，土地改革在东北全面展开。大章同志在基层调查时发觉一些地区乱打乱斗、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农村工商业的情况严重。1948年1月中旬，大章同志从党的政策出发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不久，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党内指示发出，证明大章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 ”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登在《毛选四卷》上，他在这篇文章中说， “ 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开展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 ” 文章规定了土改中的一些具体政策，如：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定错成分的一律改正；必须避免对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任何冒险政策，一切于国民经济有益的私人工商业应当得到保护；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主张多杀乱杀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它只会使我们党丧失同情，脱离群众，陷于孤立。父亲对这些规定由衷地赞同并牢记在心。西南局要求在土改中借鉴老区土改的经验教训，既不能不经过群众斗争搞 “ 和平土改 ” ，也要防止不顾政策乱打乱斗的偏向。父亲在川南区土改工作会议上，将土改工作方针归纳为四句话：“坚决依靠贫雇农，紧紧团结中农，放手发动群众，步步结合斗争”。他强调：成分划分一定要按照国家的政策，要吸取前一段工作中的教训，坚决制止乱打乱杀，尤其不能把中农当成斗争对象，工商业资本不仅不能没收，还要保护，这些政策问题要提高到党性高度来认识。

当年的川南区组织部长许梦侠同志回忆说：“川南土改总的来说政策的执行是比较稳健的，在土改试点中对划分阶级成分是比较慎重的，在保护中农利益、保护富农经济、保护民族工商业等方面掌握政策比较好，对偏激的贫雇农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当时有一部分中央组织的民主人士参加了川南的土改，《川南日报》1951年8月31日刊登了全国政协西南土改工作团川南队队长钱瑞升的文章，题目叫《我们参加了川南土地改革》。文章说，他们23个人中有民主党派的干部、无党派人士、机关干部，以及教育界、工商界、宗教界人士。他们在北京时就听有些四川人传说，川南退押搞得过火了。现在经过三个多月的实地工作经验，发觉川南土地集中的现象和农民之贫苦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政府的政策深得人心。文章说，他们感到土改中的每项工作都是按照中央的政策执行的，地主阶级被彻底打倒，贫苦农民彻底翻身，整个农村都洋溢着翻身解放的喜气，党和政府的威信空前提高，他们为此无比振奋，感到新中国前程一片光明。

当然，有些事情在党外人士中也存在不同意见。比如大地主刘文彩在川南当官时，在宜宾城内置有大批房产。川西区搞退押时（刘的家乡大邑县属川西区）要求刘家将川南宜宾的房产卖掉，作为退押的财产上缴川西政府。为此刘文彩的弟弟、解放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刘文辉给宜宾地委写了一封亲笔信，交刘文彩的姨太太带到宜宾办理。但宜宾方面认为，这批房产是刘文彩倚仗权势巧取豪夺来的，而且他在宜宾杀过共产党，作恶多端民愤极大，属于恶霸地主，按政策应该无条件没收其财产，因而坚持不合作。当时川西、川南、宜宾三方为此事的公文来往几十件，甚至惊动北京的民主人士(便有了川南退押搞得过火的传言)。宜宾方面却始终理直气壮绝不妥协，当地的民主人士、人民代表也出面声讨刘文彩的罪行，为宜宾政府撑腰。在刘氏六兄弟中，老五刘文彩和老幺刘文辉关系最密切，刘文彩到宜宾做官，是靠刘文辉的势力，那时刘文辉是四川省政府主席，拥兵十几万，占据着川西川南的地盘，与他的堂侄刘湘分庭抗礼。后来刘文辉被堂侄打到西康去了，回到老家的刘文彩仍不忘兄弟之恩，在自己那片闻名全国的“地主庄园”的旁边为他另建了一座庞大的新公馆，气势规模远在自己那座老宅子之上。虽然刘文辉出于种种原因从未到此住过，但这片兄弟之情是了然于心的，解放后他一直把刘文彩的小儿子刘元带在身边也是出于这份兄弟情义。刘文辉身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而且是响应政府退押的号召，居然连一个小小的宜宾也奈何不得，难免会有意见。这也说明大变革时代，终是很难逆着人民的意愿行事。

土改使广大农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这无疑是共产党执政以来最得人心的事。川南全区农民每人平均分到两石土地（川南旧时的土地不是以面积、而是以产出计量，每 “ 老石 ” 约合400斤谷子，因此这两石土地按面积或许有一亩多，或许有两三亩），还有从富人家分得的 “ 浮财 ” 、房屋、粮食、牲畜、农具等等。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560万人，农民武装发展到82万人，农村中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封建势力被彻底打倒，人民政权空前巩固，整个农村被欢欣鼓舞的气氛笼罩，农民真心地拥护共产党和新政权，生产积极性高涨，生产得到空前发展。土改当年的1951年，粮食产量比1950年增产12%，1952年又比1951年增产5%；棉花产量1951年较头年增长两倍，1952年较头年再增35%；油菜产量两年间翻了两番；甘蔗产量两年间翻了一番；茶叶两年间增产26%。1951年，农民的人均收入达到12万元（旧人民币，下同），其平均购买力为1949年的两倍，1952年人均收入达到17万元，高的地方人均达到40万元。贫苦农民过去杂粮红苕都吃不饱，现在可以经常吃到大米，还能吃上油盐，穿上新衣服，真的是翻身解放了。

百废俱兴

建国初期千头万绪的工作中，父亲最关心的是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可以不夸张地说，他在老一辈的领导干部中，是属于对经济工作比较在行的。他是农家子弟，对川南的农事算是内行；他在法国的现代企业当过工人，了解工业生产；他在财经工作上有相当才干；尤其是他对民生始终如一的关注，这一切若遇到好的时空条件，就会造福一方。

早在行署刚刚成立的1950年2月，他就亲自起草并颁发了关于春耕生产的命令，对“保障田权”、“谁种谁收”、“自由借贷”、“自由雇工”、“禁宰耕牛”、“保护森林”等政策作出明确的政策规定。为了尽快恢复生产，他一再向西南局提出增发农业贷款贷粮，经批准后，两年间全区共发放农贷400多亿元(旧人民币)，贷粮7000多万斤，有力地推动了生产的恢复。在抗灾中，他一方面安排发放救济，一方面强调生产自救。1952年春天，川南不少地方遭旱灾，他在一次会议上说，“对于灾荒，我们的工作方针是发动群众力量与政府扶持相结合，一方面要安排好救济，一方面要组织力量抗灾。土改后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生产积极性很高，我们的工作是把农户组织起来，战胜自然灾害。发救济只是解决一时的问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根本的问题是要发展生产”。他说：“抵抗旱灾的有效办法是整修农田水利工程。过去的堰塘水沟是地主出粮、农民出工修，地主打倒后，好多水利工程失修了，要把一家一户的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整修”。他还说：“推广良种和改进技术是提高产量的关键”。土改使党和政府的威信高涨，政府的号召一呼百应，在区党委的部署下，这年春天积极参加抗旱保小春的农民有200余万人，抢救小春作物100余万亩。川南的水稻田一部分是常年有水的冬水田，一部分是旱田，栽秧季节如果雨水好水源充足，旱田就可以灌水栽秧，如果遇到天干，就只能栽红苕杂粮等旱地作物。这年栽秧期间遇到天干，按照过去办法，大部分旱田就只有种杂粮了，结果在政府的发动组织下，220万农民动用25万架龙骨水车，加上其他运水工具，硬是靠人力给170万亩旱田灌上了水栽上了秧子，保证了当年的粮食丰收。在兴修水利方面，建国之初的两年中，共整修和新修小型农田水利工程9万多处。政府还引进良种，派出农技人员指导，两年间良种棉田由4万亩增加到33万亩，良种甘蔗由2000亩扩大到46000亩。

工商业也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川南最著名的工业产品一个是酒，一个是盐。这些企业当时都是私营企业。其中泸州、宜宾等地酒业发达，几个大的酒老板都买了土地，成为 “ 工商业兼地主 ” ，土改中他们的商业资本得到保护，土改后生产还有相当的发展。以自贡的盐业为例，自贡是中国最早、也是最大的的井盐生产基地，解放前四川政府的税收一半来自自贡盐业。1949年底，全市299眼盐井停产187井，6千多口煎锅停煎90%以上。解放初土匪暴乱期间，长江沿线到处有土匪武装打劫，靠长江航运的盐业运销中断，积压在盐场的的食盐达7.2万吨，十多万盐业工人及其家属陷于饥寒苦境。川南区党委为了振新盐业，派出部队为运盐船只护航，半年间运出食盐6万多吨。又发放贷款扶持盐井恢复生产，到1951年生产便恢复到正常年间的水平，资方受到鼓舞，大量投资发展再生产。内江、资中等地是四川传统的产糖区，抗日战争期间遭到国外进口糖产品的冲击，到建国前夕已是奄奄一息，糖厂纷纷倒闭，业主大批破产。建国后，首先是国外产品基本中断，为糖业的恢复提供了市场空间，政府又为企业重建发放大批贷款，使糖业迅速恢复。1951年，蔗糖产量达到抗日战争前最高年产量的80%，1952年即超过了战前最高水平，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到1952年，川南工业产品中最主要的电、煤、机器、钢铁、糖酒、化工、水泥、面粉均达到或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产量。

共产党执政后，开始推行计划经济，对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扩大就业、集中财力物力办大事上起到了重大而积极的作用。但是计划经济的一些弊端也开始出现。比如，土改后农民的收入提高，市场情况大变，生产生活资料供不应求，为保证城乡供应，行署提出“发展地方工业、组织手工业”的方针。有的地方领导急于求成，一哄而起，大干快上，当地有什么资源就办什么厂，工业建设投资由1950年的26亿激增到1951年的587亿，导致一些产品积压，造成经济损失。1952年行署采取调整措施，将投资规模减低到248亿，有效地制止了盲目投资，成功地进行了一次经济“软着陆”。父亲在他亲自主持起草的《川南区人民行政公署两年零八个月的工作总结》中，对此检讨说：在基本建设方面，“受经验不足，干部弱少等条件限制，在摸索的过程中也有很沉痛的教训，主要是急于求成，计划的缜密性科学性不足，产销情况摸不清底。在发展地方工业和组织手工业方面，各地在发展中盲目性很大，多半是从资源与本地情况出发，而不是从市场、周围环境及其经济的联系出发，以至发展过多，过快，增加了产销脱节的矛盾”。这些观点，我认为是比较超前的，可惜直到今天有的地方还在犯同样的错误。

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发生的事情真是太多，能够留在我幼年记忆中的东西却很少，其中印象比较深的是建设成渝铁路。由成都到重庆的这条铁路早在清末就准备修了，是所谓川汉铁路的西段。那时好几个西方国家想投资建设，最终卖国的清王朝把筑路权卖给了英、法、美、德四国银行集团。这一行为激怒了试图修这条路的民族资本家和反清的革命党，他们在全川发起 “ 保路运动 ” ，直接引发了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后成都建了一座 “ 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 ” 。直到建国初期，它还是成都最高的建筑物。 “ 路权 ” 是夺回来了，接踵而至的是乌烟瘴气的内战，孱弱的民族资本在重重困境之下，40年间只是断断续续搞了一些基础工程，直到解放还未开始铺轨。1950年，政府组织起10万军民投入成渝铁路建设。成渝铁路全长505公里，途经川南区管辖的简阳、资阳、资中、内江、隆昌，占到全程的一半以上。川南区先后组织了数万军民投入建设，沿线各地象老区人民支援解放军打仗一样，给修路的民工运粮食物资。民工们的施工工具不过锄头箩筐扁担，报酬基本上就是吃饱饭，住的是席棚，垫的是稻草，生活条件相当艰苦。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那种贫穷落后的条件下，只有用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办法，才能在短时间完成这么大的工程。如果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恐怕要多花若干倍的钱，那时哪来那么多钱呢？

父亲经常到施工现场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给辛苦的建设者们发点慰问品。我们在家里经常听他说起修铁路的事，这条铁路是几代四川人的梦，也只有在新中国才能变成现实。1952年7月1日党的生日那天，成渝铁路宣布全面通车，成渝两地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父亲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我们有了交通大动脉了》的讲话。他说： “ 成渝铁路的修建计划已经闹了40多年了，为什么在过去那样长久的年代，始终保留在纸上不能付诸实施呢？这主要是过去的政府，不管是满清政府王朝、辛亥革命后的北洋军阀以及蒋介石国民政府，无一不是假借修路之名，从而达到剥削中饱之实，他们是绝不可能真正为人民服务及真正为人民作出一件好事来的。这种是否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具体表现，也就是人民政府和过去的一切反动政府最本质最基本的区别。铁路的建成，是人民政府一切为着人民、一切依靠人民、通过人民的智慧和积极性，举办人民事业的体现和成功 ” 。在成渝铁路修建期间，川南的公路、水路建设也成绩斐然。1950年新建和修复公路700多公里，1951年又新建和修复公路700多公里，修筑桥梁100多座。还疏浚河道、炸除险滩，不仅全面恢复了航运，还开辟了新的通航线路。

行文至止，我想起父亲曾讲过的他去法国留学时带去的一个梦想，学成回国要为家乡修一条通往外界的公路。如今他回到了家乡，领导着人民千里万里的修铁路、修公路、开辟航路，是共产党赋于他力量去实践自己造福于人民的理想，为家乡人民修建通往幸福的大道。 ??

正如父亲在川南区人民行政公署的工作总结中所说：“由于川南地区解放较晚，敌情复杂，建国初期的工作任务就特别艰巨而复杂。许多重大任务又必须同全国各地统一步调进行，也就形成了我区工作特别紧急、繁重。”然而短短两年多的时间，经过党和人民的共同奋斗，川南已经跟上了全国前进的步伐，成了焕然一新的世界。这是川南历史上辉煌的一章，也是父亲一生中成功的一章。

大章同志

一个少小离家的普通学子，三十年后重返故土，执掌地方大权。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这本是一个让人津津乐道的衣锦还乡的故事。然而对父亲来说，传统意义上的 “ 衣锦还乡 ” 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对他都不存在。他们为之忠诚奋斗的理想，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决定他们不会以传统的官员自居，也无荣归故里的荣耀感和享乐心。当时的合江县委书记邓自力回忆说，他南下时，有人知道他要回四川老家工作，送来一幅 “ 衣锦还乡 ” 的锦旗，他挺不高兴，叫来人收回去。这正是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的情操。

回家乡主政，对父亲来说有好处也有难处。好处是对各方面的情况都比较熟悉，难处是处理家人亲友的关系。按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亲朋故旧荣归故里执掌大权，有如福从天降人人沾光，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这个新政权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们的执政纲领要求不能谋取私利，他们的革命理论建立在阶级斗争学说之上，他们执政的第一件事情是打倒地主阶级，让贫穷阶级翻身解放，而父亲恰恰又是出生地主家庭。父亲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但他首先是一个虔诚的马列主义者，他的信仰和共产党的政策，决定他必须和这个地主阶级的家庭划清界限，而且正因为自己身居高位，他还要做得更坚决彻底，以免影响政策的执行。

父亲到法国后，祖父一直给他寄钱，这些钱都是全家人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到父亲手上大部分都用在了革命工作上。父亲离开家乡后，和家里一直有往来，祖父也知道他是共产党，但从不对外人提半个字。父亲的第一个妻子牺牲后，父亲写信告诉了家里，并将妻子的一些遗物寄回家，全家都为这位未曾谋面的亲人悲痛。祖父去世以后，家境进一步衰落，解放前夕田产已经减少到三四十亩，基本是自种自吃，一大家子人的生活也已捉襟见肘，家里人一个个都外出谋生去了，连60多岁的祖母也到城里开糖果铺子，家中只剩下当家的大伯和两三个晚辈，因为活忙不过来，就请了两个小长工。解放后，按划分成份的标准，雇长工者一律划为地主，我祖母、大伯因此就划成了地主。土改时，大伯主动把老家全部房子和田地交给政府，自己到在泸州当教师的儿子家住，几年后就去世了。

解放初期我家住在泸州，离合江老家只有七八十公里，可父亲不回老家去，全家也没人回去过。老家的人和事父亲对我们闭口不谈，我们能见到的只有父亲接出来同住的祖母。不少老家亲戚来找他，希望得到他的帮助，或解决点困难或安排个工作什么的。他总对他们说，现在国家、人民都很困难，个人的困难要自己想办法克服，不要给政府添麻烦。父亲最小的妹妹那时才20多岁，聪明漂亮有文化，当时政府大批招收干部，她因为家庭成份不好，不敢去报名，便找到父亲帮忙。父亲说，现在工厂也在招工，到工厂报名去吧。于是她就在工厂当了一辈子工人。她是我父亲这一辈亲人里唯一还健在的。

个人成份不好、或者有历史问题的，更别指望得到他的通融了。我父亲有个叔伯兄弟，是个地主，外号 “ 李八老肥 ” ， “ 老肥 ” 是我们老家的土话，意思是家底殷实。他曾出钱在老家办起第一所小学，学生上学只需要带口粮，学费书本费全免，因此在当地受人尊重。镇反的时候他害怕杀头，跑来找我父亲。父亲对他说，我们要镇压的只是恶霸地主，你没有血债、民愤不大，不算恶霸地主，你要相信党和政府，回去好好接受教育改造，千万不要跑。我的这个叔叔就老老实实地回去了，结果回去没几天，便被当地的工作队指导员下令枪毙了。这些发生在新旧政权交替时代的惨剧，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剿匪、征粮、土改交替进行，社会动荡，政策法令不稳，基层出现滥杀、误杀的错误不少，高层控制不住，虽是我父亲的亲戚也不能幸免。

老家的亲戚说起我父亲，都说他是个一心一意为党为人民、从不徇私情的人，据我所知，他一生从来没有给哪个亲戚开个什么后门、安排个好一点的工作。他们也常来看望我父亲，起初还有人提个人要求，后来他们把他的脾气摸透了，都不再提了。我们老家的亲戚很多，光我父亲的兄弟姊妹就有9个，如今他们的后代都是老老实实的普通老百姓，没有一个沾过我父亲的光，也没有一个称得上达官显贵的。面对他们，我心里会生出许多的感慨，父亲和他们其实都是一条根上的，我父亲不过是特殊时空条件下的产物，不管他处于什么社会位置，从内心深处讲，他始终还是个老老实实的普通老百姓。

他的这种平民情结和民主意识贯穿他的一生，融化于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当年南下的年轻干部董谋先，回忆自己初次到我父亲身边工作的情景时说： “ 那是1950年1月初，在川南区党委办公室。他身着深灰色的中山装，带着鸭舌帽，温文宽厚，一派大学者的风度。大家都习惯地称他大章同志，背着他就亲昵地直呼大章。这次他来到办公室，就坐在我的位置上批阅文件，也不时同大家随意聊聊。当我走过去想从抽屉里取材料时，他就站起身来，往后退了一步，和颜悦色地问： ‘ 这是你的座位吗？好拿吗？ ’ 我说： ‘ 好拿，好拿。 ’ 不好意思地匆匆取出材料，他才又坐下。从此，我就在他身边工作了两年零八个月，直到四川合省 ” 。

川南区党委机关设在泸县郊区一座名为 “ 泸庐 ” 的院子里，这里曾经是旧官僚的别墅。机关开会时把办公桌围成一个圆圈，从领导到一般干部不论上下、不分座次围坐在一起，毫无拘泥，畅所欲言。父亲往往坐在不显眼的位置上，来迟了就坐在靠门口的座位上。我至今保存着一张1951年8月拍的“川南区第一次专员县长会议”的照片，父亲坐在很靠边的位置上，笑得很坦然。看见这张照片我很感慨，现在有些领导对“座次”看得如此之重，开会照相“一把手”绝对要在正中间，否则就犯了大忌，有关责任人还要担过。我们党的一些好传统真的已经失去了。

父亲从来有做笔记的习惯，不论发言的是领导还是一般干部，他都认真听，认真作笔记。有时候中途有事出去，回来还把别人的笔记拿来抄，担心听漏了情况和意见。他自己的报告，很少让秘书代劳，总是亲自搜集资料，亲自起草讲稿，还不是一个简单的提纲或要点，而是一整篇字斟句酌的大块文章。

他不喜欢摆排场，铺摊子，川南区党委机关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配备，在当时四川各大行政区里是最精简的，整个机关总共只设了办公室和宣传、组织、统战三个部，总共几十个人，部长、主任一般均由区党委常委兼，干部一人顶几人使用。区党委下只设办公室，有些干部看到有的区党委设办公厅，就对父亲说： “ 我们为什麽只设办公室，不设办公厅？ ” 父亲笑眯眯地回答说： “ 办公室也不小啰！ ” 大家就相对挤挤眼不开腔了。后来，因工作需要，有的部室设了一两个科，有人又发议论说,别的区党委的部室下面都设处，我们为什麽只设科？父亲还是笑咪咪地说： “ 这不一样办得好事嘛！ ” 在四川各大行政区中，川南区的干部来源相对多元化，主体队伍不明显，有二野来的、东北来的，豫皖苏来的，地下党来的，还有大量本地新参加工作的，真正是五湖四海。当年和父亲一起工作的同志都认为，父亲对干部不分亲疏一视同仁，因而干部之间没有山头隔阂，没有派系亲疏，工作起来心情舒畅。

父亲在生活上的严于律己也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那时实行的是供给制，我们一家的伙食由机关安排供应，他经常叫警卫员到事务长那里查问，他的伙食开支是否超过标准，再三叮咛不能超过。父亲那时烟抽得很凶，晚上熬夜一支接一支，但从不沾公家的光。区党委领导开会时，工作人员一般都要摆几盒 “ 大前门 ” 香烟在桌上，父亲从不拿桌上的烟，总是从自己包里掏烟。开初有人以为他抽的烟比桌子上放的好，仔细一看，原来比 “ 大前门 ” 差。建国初期跳舞风很盛，机关经常办舞会，父亲年轻时在法国和苏联呆了五六年，在大家的心目中应该是跳舞的高手，可他从不跳舞，但他也不反对大家跳，有时高兴了就站在旁边看。因为他对人谦和，作风民主，大家在这种场合就给他开玩笑。有一次机关办舞会，很热闹，父亲和母亲散步经过，就站在门外看。年轻干部们一再劝他们进来一起跳，父亲总是笑嘻嘻地谢绝。秘书董谋先说： “ 列宁说过，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 ” 边说边把他拦腰抱住往里拖，母亲也在一旁示意支持，父亲急了，一边挣扎一边忙不叠地说： “ 我是不会工作，我是不会工作…… ” ，硬是挣脱溜出门去，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建国初期，地方党的首长同时兼任地方军事机关的政委。如川南区党委第一书记兼任川南军区政委，内江地委书记兼任内江军分区政委，合江县委书记兼任合江武装部政委，如此等等。因为当时军队的威望最高，人们一般以 “ 政委 ” 称地方党的首长，以示尊敬。如川西区的干部通称李井泉为李政委，而不是李书记，一直叫了许多年。地、市、县也往往如此，似乎叫书记还不到位，一定得叫个某政委才够意思。时至今日，叫官衔也是常理，对领导当面直呼其名 “ 某某同志 ” ，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叫得的。但我父亲从主政川南开始，上上下下当面背后都叫他大章同志。没有人认为这是不敬，人人习以为常，很自然、很亲切，就这样从川南叫到成都叫到北京叫了他一辈子。我从小到大，有亲戚来了叫他叔叔伯伯爷爷，大大小小的干部来了都是叫 “ 大章同志 ” ，极少听到什么书记省长之类的称呼。我不清楚在那个年代象父亲这种级别的干部是否有相同的称呼，至少在四川是独一无二。我想，人们之所以这样称呼他，完全是他个人的作风、人品使然，首先是他听了舒服，别人才会这么叫他；而人们这么叫他，也是对他作风、人品的一种肯定，一种亲切友好的表示，甚至是一种褒奖。我也喜欢人们这么称呼他，觉得比叫官衔好听。

1952年8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7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四川省人民政府，并在省成立后，撤消川东、川南、川西、川北人民行政公署，任命李井泉为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李大章、阎红彦、钟体乾、余际唐为副主席。川南公署着即办理结束移交工作，父亲在川南区两年八个月的工作也划上了句号。

将近半个世纪以后，一批川南区的老干部在泸州重聚，大家回忆起 1952 年 9 月 1 日依依不舍地告别 “ 泸庐 ”—— 泸州城南一座幽静的小庭院、川南区党委机关所在地的情景，无不心潮澎湃，他们说： “ 回忆在川南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川南区机关党委真像一个大家庭，以大章为首的领导同志们，个个像是慈祥的兄长，身教多于言教；同志们来自五湖四海，却又亲如兄弟姊妹，互相关心体贴，大家工作起来浑身都是劲。许多同志感慨地说：“当年这种革命传统，培育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奠定了我们正确的世界观，继承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作风。在 “ 泸庐 ” 这两年零八个月，是我们一生中的黄金岁月，永远难忘！”

第六章 饥 饿 年 代

流淌在心里的爱

成都西边有个少城，单独用城墙围起来，俨然城中之城。清代早期这里是八旗兵营，后来人丁繁衍，成了满族聚居区，民国后才被打破。少城街区布局呈鱼骨状， “ 脊骨 ” 是贯穿全城的长顺街，两边象鱼刺似的排列着数不清的小街巷，小街巷里没有店铺，只有间隔的宅门，里面是独门独户大大小小的院落，十分幽静。从川南到成都后，我家就住在少城多子巷的一座院子里。这里曾经是四川头号军阀刘湘在成都的下榻处。刘湘一生只娶了一个老婆，是个媒妁之言的大脚乡下女人，生了二女一男。据说原先这里叫刀子巷，刘湘想多得儿子，改名多子巷。刘湘不事奢华，园子造得一般，刘湘 1938 年就去世了，因此此宅已年久失修，少城里有的是比它好的深宅大院。省委副书记陈刚一家也住在这个院里。省委机关所在的商业街与多子巷一街之隔，走路只要十来分钟。

初到成都的几年，对我们一家、对辛劳一生的父亲，也许都是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几十年的兵荒马乱几乎一夜之间就结束了，社会安定，经济恢复，人心振奋。国家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人民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充满了信心。党在战争年代的优良作风还没有被侵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单纯，父亲心情宽松，家里生活安定。那些年里，他每年要去北京开几次会，每次不论时间多紧，他都不会忘记给几个孩子买点小礼物，或者一个洋娃娃、一支小枪、一点糖果小食品，总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惊喜和快乐。孩子们都住在幼儿园和学校，星期天全家人团聚。心情愉快的父亲多了些慈祥，有时候会逗逗孩子，拉拉家常，周末他会坐在院子里晒晒太阳，这时他会让我们搬个小板凳坐在他脚前，头依在他腿上， 让他用自制的耳勺挖耳朵。冬天的夜晚，有时会一家人围坐在火盆前，父亲一面在炭火上把红薯或桔子烤得喷香，一面给我们讲讲过去。他早年从苏联回国时，在沙漠上渴得喝骆驼尿的故事，就是在这样的冬夜里听来的。可惜那时我太小了，许多有意思的人和事都是听过就忘。总之，我们享受着家庭和谐的幸福，我想父亲也一定很享受这样的天伦之乐。 这时他已经 50 多岁了，战争年代失去过三个孩子，所以他很珍惜我们。他在外边讲话常常是长篇大论，回到家里话却不多，从来没说过他是多么地宝贝我们、爱我们，但是我们可以深深感到他的爱，一种流淌在心里的爱。

他还有那么多让孩子们觉得神秘有趣之处。他会在自已用的书和笔记本上，用漂亮的法文花体字签名，这是五年法国勤工俭学生活留下的印记。他走路又轻又快，几乎没有声音，我们在家作功课或玩耍，常常他走到身边都不知道，吓人一大跳，估计这是十几年地下工作练就的 “ 轻功 ” 。他会用烟盒纸做成精美的烟嘴，说是坐监狱时向难友们学来的。他会雕刻一些小东西，一段木头到他手里，可以很快刻成一个精致的小物件，这大约是在太行山跟雕刻家们在一起时学的。我们从这些点点滴滴中读出他曾经的生活轨迹。有机会他还带我们出去见见世面。 1956 年修宝成铁路时，父亲率慰问团沿途慰问筑路工人，也带上了亚田、我和小熊三姐弟，当时正是大雪封山的冬季，筑路工人特别艰苦，我们一路坐汽车翻越秦岭，有时住工棚、有时住工程指揮部。每到一地，父母都要让我们直接到工地，代表成都的少年儿童，给工人们献花表示敬意。我们从中感触到他对普通群众的关切。

1958 年，这种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这一年中央在四川召开成都会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都到了成都，随后整个国家都沸腾起来。我印象最深的是 “ 除四害 ” 和大炼钢铁，全城男女老少挥着竹竿敲着锣鼓脸盆赶麻雀，受惊的麻雀会从天上直直地摔下来。城里防空警报一响，人人点燃蚊烟熏蚊子，整个城市乌烟瘴气，六六六的味道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全城到处都是炼钢铁的小高炉，晚上火光映红半边天。我家附近的老城墙上挤满了拆城墙的人，城墙砖用来砌小高炉，城墙土用来填池塘，因为池塘被认为是滋生蚊子苍蝇的地方，少城过去大户人家都有的水塘，就这样消失了。接下来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学校伙食越来越差，孩子们越来越馋。

“大跃进”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为了使国家尽快富强起来，全党全民进行了一场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工业化运动，却导致了一场空前的经济灾难，并对以后发生的一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四川在这场运动中受到的损失尤其严重，处在领导地位的父亲也度过了一段繁忙而沉重的日子。

狂热中的无奈

父亲是个很理性的人，但他也和当时几乎所有人一样，为跃进的锣鼓、为共产主义的早日到来激动过，年近花甲的他不知疲倦、不分昼夜地辛勤工作，我们跟他难得一见。但是，当形势走向极端的时候，他开始担忧了。在大跃进搞得最红火的时候，父亲没有头脑发热，人云亦云跟着瞎起哄。当年省委宣传部的干部卢子贵在大轰大嗡的1958年曾跟随我父亲去川南地区视察工作。他在回忆文章中说，宜宾建筑部门的人汇报工作，认为水泥生产发展快，钢铁生产跟不上，因为缺乏钢筋而拖累建筑进度。于是他们“解放思想”准备用竹子代替钢筋，称之为“代用品”。父亲听后很惊异，他说：“你们对钢筋与竹子的硬度和韧度测试过吗？我没有测试过，但可以想象它们之间可能有成百上千的差距，竹子干了易折易碎。修房子搞建筑是百年大计，安全第一。如果房子倒了、桥梁垮了，人命关天，后患无穷。要慎重啊，要重视科学！”对于那些欺上瞒下的行为，父亲更是气愤。视察中，他看见路边的稻苗长势好，在赞扬的同时便问：远离路边的稻苗是否也这样好？回答是：远近都是一个样。父亲不轻信，他派人专门去察看，结果大相径庭，偏僻地方的稻田很孬，象癞光头一样。父亲很生气地批评道：“不能只搞油面子，遮眼皮。你哄地皮，它就会哄你的肚皮。庄稼种不好，农民要挨饿，我们也会挨饿，大家都要吃亏。”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全国都在争相放“卫星”，动辄亩产千斤、万斤。谁敢在兴头上拨冷水，轻则右倾机会主义，重则破坏“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可是父亲还是该说的，该管的管。他看见一些青少年扛着锄头扁担，知道他们都是在校学生后，他问：“为什么不在学校读书？”“队上人手不够，要我们停课去种实验田，放‘卫星’。”父亲听后严肃地身边工作人员说：“年轻娃娃不好好在学校读书，去放什么‘卫星’！简直是浪费，这是不务正业，将来没有科学文化知识，两眼黑、素质低、愚昧落后，是要吃大亏的。”父亲当时就对陪同的宣传部副部长张守愚和卢子贵说：“你们宣传部要管一下教育，禁止抽调学生去放什么‘卫星’。”几十年以后，卢子贵回忆起1958年夏末秋初的这一段难忘的往事，感慨地说：“在那种从上而下刮起的风潮中，大章同志也许一开始并没有认识到它的严重危害性，但是由于他的马列主义水平高，又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经验，在实践过程中他逐渐发现了问题，识于青萍之末，见微而知著。以后我又在多种场合听他讲：‘凡事要讲科学，不能蛮干’。大章同志说这话正是针对时弊，有的放矢。在那个年代他敢于碰硬，敢说真话，很不容易。尽管四川终未能顶住那股歪风邪气。但大章同志的头脑是比较请醒的，在他的权限范围内，减少了相当的损失。”

那是一个失去理智的疯狂年代。 1958 年 8 月，成都附近的郫县出了一块“万斤田”，城里的机关学校都去参观，马路上车水马龙，稻田边人山人海，密不透风的稻田鸡蛋放上去都掉不下去，有人甚至站在上面让记者拍照。各级领导有的“监督”收打，有的介绍“经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实际上是把几十亩成熟的稻子拔起来堆到一起。接下来高产卫星就象节日的焰火漫天飞舞，亩产最高吹到 10 万斤。父亲家里祖祖辈辈务农，而且主要种水稻，他小时候虽然参加劳动不多，种地的常识是有的。早在19 57 年的时候，他就对开始刮起来的瞎指挥、浮夸风有意见，如今吹到天方夜谭，他和一些领导同志都不认同。但当时的省委主要负责人认为，高指标有利于调动积极性，有利于多征购粮食支援工业大跃进和外调，应予以积极支持。

1958 年底，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中一些过火的行为，对共产风、浮夸风进行了批评。武昌会议上毛主席指出，头脑要热又要冷，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精神，父亲听了很高兴，在传达武昌会议精神时强调，产量要落实，群众生活也要安排好，注意劳逸结合， “ 大兵团作战 ” 、“野战”、“夜战”之类不要搞了。但实际情况是中央在降温，四川在加火， 1959 年初省委在金牛坝召开的地委书记会上，父亲和一些同志在发言中提到有的地方搞浮夸的事例，主要负责人听后很生气，让郫县红光公社到会介绍万斤田经验，严厉批评持反对意见的同志。报纸上公开鼓吹，全省要搞一千万亩“万斤田 ” 。接着在重庆召开的万人大会上，他叫亩产一万斤的举手，见没人举，又叫亩产五千斤的举手，见举手的不多，又说，亩产不能低于两千斤，大家只好都举手。粮食产量就是这么预算出来、报捷上去的。

1958 年省委主要负责人 成为政治局委员后，和四川其他领导人拉开了距离。父亲觉得，他在中央开会多，对毛主席的想法了解比较全面。再则，从组织原则的角度，一旦形成了省委的决定，必须贯彻执行。有不同意见，他会在党内会议上提出，若不被接受或一定要执行，他往往采取拖一拖、缓一缓的办法，让风头过去再想办法。实际上他也执行过不少错误的决定和政策，给四川的工作造成损失、给四川百姓带来灾难，所以他认为有些错误自己有责任，从中央七千人大会到“文化大革命”，他一直作检讨，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否认过这点。但四川许多干部是公正的，他们说，主要责任不在我父亲，他在那个狂热的年代从来没有“创造发明”，他从来没有鼓吹过“万斤田”，也始终没有向下面要求过“万斤田”。而且，当他认为是关系百姓生存的原则问题，不是儿戏时，他会很坚持地提出不同意见。比如反 “ 瞒产私分 ” ，他就一直持着反对意见。

“ 瞒产私分 ” 是农业集体化以来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意思是农民故意低报产量，抵制征购任务，把多余的粮食私分了。毛主席一贯认为这是农民自私保守的劣根性所致，所以他说： “ 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 ” 。三年困难时期，四川的反瞒产私分搞得乌烟瘴气，层层高压之下虚报的产量和实际能交出来的粮食发生严重冲突后， “ 瞒产私分 ” 的可怕罪名就扣到基层干部和农民头上。有的干部为了推脱乱报产量的责任，编造数额巨大的“瞒产私分”数据。为了落实这些数据，有的地方组织人到农民家里翻箱倒柜，挖地三尺，搜寻 “ 私分 ” 的粮食，许多基层干部因此挨斗挨打撤职。有的县30％以上的农户被抄家，先是搞粮食，后来把铺笼帐被、鸡鸭鹅兔、公债存款都拿走了。有的地方公然提出，将“反瞒产”反深反透的标准是 “ 反到娶不上老婆、嫁不出女儿 ” 。父亲对这种搞法非常气愤，多次公开表示反对意见。有地区一面说粮食困难，一面又声称反出了多少瞒产私分的粮食，父亲就将他的军，说你把“反”出来的粮食拿来吃，不是多的都有了吗？19 59 年庐山会议后，又掀起一轮“反瞒产私”分运动，父亲在年终的一次全省电话会议上说：“我不主张搞运动反瞒产私分，这样容易出问题。即使有这种现象，也不要采取反的办法，要采取正面教育、说服的办法，把道理讲清楚，拿出来就算了，以后不要再搞了”。涪陵地区的反瞒产搞得很凶，地委领导把瞒产私分定性为敌我矛盾，涪陵县一次就逮捕了 200 多人，地委声称在这次反瞒产运动中，反出了 5 亿斤粮食，这几乎是农民全年分配的粮食。当时省上准备拨一批粮食到各地区救济灾民，给涪陵地区的指标是 4 千万斤。父亲说，现在你们反出了 5 亿多斤，比这 4 千万斤多得多，那就少分一点，或者把省委分配的粮食冻结起来，先把你们反出的 5 亿斤粮食分配了，也比别的地区好得多。这一军将得他们很难堪。实际上省委下达的分配指标都在当地上报的库存里，即使分配了指标，在那些子虚乌有的 “ 库存 ” 里也挖不出粮食。 1962 年他在党校总结教训时又讲，“反瞒产私”分首先是广东搞起来的，后来不知怎么交流经验，也刮到四川来了，从 59 年到 61 年 连续三年搞，打击面很大，“这不是什么扩大化的问题，是百分之百的错误！”

大多数情况下，他利用调查研究中了解的实际情况，委婉地提出不同意见。比如密植。密植是 1956 年颁布的农业 “ 八字宪法 ” 中的一条，用的是简单乘法：一亩地种 1 千棵庄稼打 500 斤粮食，种两千棵就打 1000 斤，种四千棵就打两千斤，以此类推。到大跃进就搞到荒唐的地步，麦子一亩地下二三百斤种子，秧子插得密不透风，谁说不行就是 “ 右倾“，结果 “ 样板田 ” 要么减产要么绝收。明明不行，省委还是下达插秧的密度规格，强制执行。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带工作组到家乡新繁县蹲点，农民给他说老实话，说栽这么密只能收草。他在省委的会议上提出反对意见，省委主要负责人和他发生争执，还大发脾气。父亲也是不同意这么搞的。19 59 年栽秧前，他到川南搞了一次调查，那里有许多熟悉的同志，可以听到一些真话。富顺的同志抱怨说，省委规定的密度太高了，如果执行肯定要减产，不执行要挨打，执行了减了产更要挨打，左右不是人。当时这位省委主要负责人在上海开中央工作会，父亲要起身去北京开全国人代会，行前写了一封信给省委书记廖志高并转省委，提出： “ ( 关于密植 ) 不积极做工作和采取简单行政命令的的办法，都是行不通的，要认真地同群众商量，采取因地制宜的办法 ” 。在当时的省委里，不少人和父亲有相同的意见，廖志高就曾公开说过：什么“双龙出海”，“蚂蚁出洞”（高度密植的花样），我实在有点担心，是不是少搞一点？”但主要负责人的态度大家都清楚，廖志高在转发父亲这封信时，非常谨慎地把他关于密植的意见抹掉了。

父亲很注意捕捉中央精神里适合自己想法的东西，问题在于，中央的意见往往就不统一，毛主席的态度也令人捉摸不定。例如，19 59 年初本来的大气候是纠左，降低生产指标，而省委主要负责人从北京传来的信息却是： “ 主席感到最近空气不好 ” ，根据主席的意思，可以告诉下面不要泄气，原先规定的任务肯定要完成，指标都不要改变，死人不奇怪，往常也死人，等等。三月份，这位主要负责人在上海开会时，主席问他麦子能否亩产一千斤？他回答差不多。主席问搞一万斤行不行？他回答高产田搞个万把斤有可能。主席对这样的回答似乎很满意。毛主席一生的成功使他充满自信，他是一个相信奇迹的人，在这一点上，省委这位主要负责人把他摸了个透。

但是，农村的实际情况还是通过党内党外不同渠道反映到了毛主席跟前。 1959 年 4 月 29 日，毛主席写了一封致 “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 的党内通信，对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要多、农业机械化、讲真话六个问题发表意见，前所未有地道破了问题的真相。关于包产他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只管现实可能性，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关于密植问题他说，不可太稀，不可太密，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关于讲真话他说， “ 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对人民的事业有利，与自己且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 。

毛主席的这封党内通信所言，正是所谓右倾反对派的观点，如果当时真正贯彻下去，大跃进几乎就该结束了。省委主要负责人却认为这并非代表毛主席的真实思想，他私下给一些人吹风说：北京有人吹冷风，主席有压力。暗示主席这些话只是说给某些人听的，因此他要求 “ 从积极的方面理解 ” ，这封信只印发到县，口头传达到公社，经过酝酿再传达到生产队中去，不要转弯太急，防止消极情绪。省委另一位负责人对此做了更详细的解释，他说，我们看主席的指示，不要孤立的去看某一句，他总的精神是为着继续鼓劲，为着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为着要搞大跃进。不能够得出那样的结论，可以不搞大跃进了，可以不增产，可以不鼓劲了。不能受一些冷空气的侵袭，思想上、政治上的冷空气一来，抵挡不住就要犯错误。他还对主席的六条做了一般人看来近乎荒谬的解释。他说：“包产指标问题，实际上主席讲的也有指标，他说去年亩产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二百今就好了，增产一百斤就是增产百分之三十几，增产二百斤就是增产百分之六十几，这个指标高不高？关于密植问题，主席不是反对密植，要搞清楚，主席的精神不是反对密植的，是提倡密植的，他首先就是说‘不可太稀’，第二才说‘不可太密’”，等等。依照这些提法，省委的宣传口径也就如此这般了。

这些后来被反复批评的话实际并非妄言。父亲当时也考虑过： 4 月份总理在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当年的粮食增长指标是 40% ，政府工作报告不可能不通过中央和毛主席，要是真按毛主席党内通信的说法，这个牛可是吹大了。若讲真话，这个指标能达到吗？若想完成指标，不继续说大话怎么行呢？而所谓“吹冷风”，已经涉及到中央高层的不同意见，他不太清楚也不愿意牵涉进去，只能按毛主席的意见，也就是中央指示的精神办，这是党内绝大多数人的心态，父亲也不例外。在毛泽东这封党内通信之后不久，果然风向大变。这一年的8月中旬，庐山会议结束，反左变成了继续批右。8月25日四川省委召开市、地、州三级书记扩大会议，当年的省委书记许梦侠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次会议本来是传达庐山会议精神，但却成了一个大反右倾机会主义的会议”。接下来的9月，省委又发出《关于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渡过灾荒的指示》。指出反右倾主要针对对“三面红旗”的态度上，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又集中在时公共食堂的态度上。认为“公共食堂不仅是共产主义的萌芽，而且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其结果使“大跃进”在四川造成的危害尤烈，人民的损失更为惨重。

心忧农民疾苦

父亲在普通干部群众眼中，是位平易近人，没有架子的领导。这种作风源于他内心的亲民。关心群众、爱护群众对他来说，不是挂在嘴上的膏药，是发乎内心的真情。记忆中的父亲很少在家里同我们一起过年，每年的大年初一他都是在农村过的。初一大早，他会带上秘书警卫员，到成都附近的农村给基层干部群众拜年。他一年中间很多时间是在基层工矿农村视察工作，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就地解决问题。所以省委秘书处的同志都知道，跟随大章同志的工作人员特别累，工作多事情杂，节假日还不能休息。他跑得多，了解的真实情况就多，处理问题就实际。

在大跃进目的高于一切的政治环境下，是对人、人的生存、人的生命的漠视。许多干部在任务指标和政治威胁的双重逼迫下，拼命掩盖群众生活的真相，打骂群众、不顾群众死活甚至草菅人命的现象屡见不鲜，父亲对此深恶痛绝。他曾在一个县委机关门前看见一个饿毙的农民，当场严厉斥责县委书记，并下令将其撤职。他无力回天，但尽其所能为群众着想、为群众说话、替群众分忧解难。当时有许多基层干部群众上书反映下面的实情，这些信件很多是直接写给他的。他叫省人委办公厅专门搞了一个 “ 群众反映 ” 的内部材料，供省级领导和有关部门参考，情况严重的，组织专门调查，并将调查材料上报。他严格制止各级组织扣留群众上告信的行为，多次批评说：“你生怕他（指告状的人）把上面哄住了，你把中央、省委就看得那么简单？你扣信是完全错误的，是违法乱纪！”

骇人听闻的浮夸，强迫命令的高指标，主观妄断的高估产，杀鸡取卵的高征购，很快就给农村带来灾难性后果。 1959 年春节过后，市区周边的农民开始大批涌进市区，当时天府之国的首府成都，市区的副食品还是敞开供应，进饭馆吃饭也不要粮票，进城的农民抢购糖果糕点以及一切可以填肚子的东西，有的农民进城投亲靠友，有的打零工，有的向城市居民买粮食换粮票，晚上无处住宿就睡在路边桥下。时至 1959 年初，大部分干部，包括许多领导干部，还沉浸在粮食大丰收的幻影中，把农村缺粮的反映视为 “ 闹粮 ” ，意思是明明有粮故意取闹。有人则认为是阶级敌人挑动落后农民，有意给大跃进抹黑，破坏生产，主张采取坚决措施躯赶，在城外设置关卡，阻止农民进城。有的商店餐馆关门拒客。父亲为此召集有关部门和地区领导开会，要求对成都周边县的生活情况进行一次调查，把情况摸清楚。同时要求增加城里的糕点供应，商店和饭馆不能对农民拒售。

调查是认真的，情况是严重的。 1958 年粮食浮夸虚报的成分太大，高征购之后所剩无几，公共食堂还提倡 “ 敞开肚皮吃 ” ，加之大批青壮年上山大炼钢铁，大量晚秋作物如红苕等烂在地里无法收获。春节过后，农村便出现严重的粮食危机，情况好一点的，公共食堂里每人每天有几两粮，差的只能吃大锅清水菜，三分之一的食堂关门。公社化以后，社员口粮全部集中到公共食堂，食堂一断炊，成都周边的农民只好进城求生，许多人是变卖衣物家什买吃的，还有的是有组织行动，把米饭糕点买回去交到食堂大家吃。根据调查的情况，省委决定往周边地区下拨了一些救济粮，维持公共食堂开伙，缓解了这一现象。

7 月份，一次更大的农民进城潮发生，最多的时候一天达到七八万人。那时候成都市区很小，除了新开发的东郊工业区，居民都集中在老城墙以内，一下涌进这么多面黄肌瘦的农民，影响很大。饭馆、糖果糕点铺门前排起长龙，一个小饭馆一天吃饭的人达到数千，一个小铺子一天卖几千斤糕点还供不应求，连凉粉都抢购一光，夜里大批人露宿街头。大跃进高潮中，如此景观实在令人心寒。有的地方为了阻止农民进城，采取强制手段，食堂扣饭、将农民买回的食物没收、罚款以至捆绑吊打屡见不鲜。成都市委和温江地委专门组成 “ 动员农民返乡联合办公室 ” 处理此事，父亲召集他们开会，要求必须坚持说服动员的原则，不得采取极端手段，宣传接送工作要充分，避免任何意外事件发生。同时议定了如下具体措施：对露宿街头的农民，按县籍集中，由县委书记亲自做说服动员后，派人护送回乡；城市有关单位组织人员进行说服，公安人员不着警服、不带武器，态度要好，避免任何意外事件发生；农民已购的物品，均可带走，不得扣留；各饭馆、店铺增加供应，不得对农民惜售、拒售；排队吃饭购物的农民，一律不得驱赶、羁押、集中；在城的东南西北四门设若干集中地点，由市、县共同派员接待，免费安排饭菜，使农民 “ 饱肚子 ” 回去；送回公社后，不追究、不批判、不斗争。这些做法农民很能接受，数以万计的农民短短几天之内顺利返乡，没有冲突发生。后来城市实行票证供应，农民进城也买不到吃的了。

在饥荒严重的时候， “ 偷盗 ” 在农村几乎成了全民行为。农民并非无耻，他们实在是饿慌了。再者，公社化以后一切都姓了 “ 公 ” ，在农民看来，公家的就是大家的，大家的东西大家拿，不拿白不拿。每年春荒是 “ 偷盗 ” 的高峰期，农民们把以往用做绿肥的苕菜、未成熟的胡豆豌豆麦子等小春作物都拿来填肚子，被冠以 “ 偷青 ” 。打击偷盗也成为农村基层干部的重要任务，有的干部动辄使用吊打、扣饭等极端手段，致人死命的事常有发生。西昌黄联公社一位社员给我父亲写来一封匿名信，讲到普遍存在的偷盗现象时说， “ 我们没有害偷窃病，我们没有发疯安心去做强盗偷粮食，实在是为生活难过，怕列入病和死之列。”父亲派人到当地进行调查，将原信和调查材料内部转发。 1961 年初，他亲自到基层搞了半个月调查，回来后在省委电话会议上，以少见的愤怒说起所谓 “ 偷盗 ” 问题。他说，现在有的地方偷青吃青比较普遍，由此引起的违法乱纪、逼死人打死人的的情况相当严重，例子不胜枚举。这不是小事，人命这么贱？无产阶级专政，专谁的政？随便整死小偷小摸，把整敌人的办法来对付基本群众！应该分析一下，为什么他要拿别人的粮食？拿食堂的菜？一个是因为灾荒，生活没有安排好，饥寒才会起盗心，把生活搞好了，就不会发生小偷小摸了。一个是所有制混乱，上面可以一平二调，随便拿东西，社员拿一点东西可不可以？我们经常提倡，社员要爱集体财产、国家财产，要爱社、爱队，那么你爱他不？你把他什么东西都拿走了，只许你共我的产，不许我共你的产，那怎么行呢？所有制确定不下来，人心就不安，小偷小摸就防止不了。父亲坚决地说：“以后不要叫‘偷’，要叫‘拿’，不要叫‘偷青吃青’，而要叫‘拿小春拿小菜’，群众由于饥寒拿一点东西，绝不能吊打扣饭，搞出人命的要追究法律责任。”他还说：“这几年政法工作大大削弱了，有些基层政法部门根本没有了，打官司的刑事民事都无人管了，老百姓受了冤屈连个告状打官司的地方都没有，要恢复这些政权机构，让群众有打官司的地方，让违法乱纪者受到法律惩处。”

从父亲的这篇讲话中我读到的是亲民爱民的一颗赤诚的心，他忧心如焚地在为民请命，大声疾呼地为农民讨公理。他实实在在是在为百姓讲话啊。

讲真话的不易

1959 年春天开始，四川开始流行一种叫 “ 肿病 ” 的病，民间又叫水肿病、黄肿病。其实这不是病，而是因为极度营养不良引起的一种生理反映，医学上叫 “ 营养不良性水肿 ” 。患者开初从脚杆肿起，逐渐蔓延到全身，直至死亡。这种病不需要吃什么药，只要补充营养，很快就好。但是没人敢说是饿肚子引起的，逻辑是：说营养不良，就是说缺粮；说缺粮就是说粮食没有大丰收；说没有大丰收就是污蔑大跃进，就是反党。因此，公开的说法是因为不良卫生习惯，如喝了生水，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之类，引发各种疾病的并发症。还有领导干部说，这种病是四川的地方病，历来就有，与缺粮无关。

父亲对这种逻辑不以为然。他在省委的一次会议上说，当年我们在苏联学习的时候，有段时间每人每天几两黑面包，脚就肿起来了。父亲问医务人员肿病是什么原因，对方绕弯子说是 “ 热量不够 ” 。热量来自食物，吃不够当然热量不够。 1959 年 7 月，省人委收到一封来自仁寿方家区的的匿名信，说社员们从 5 月份起就没见到一点粮食了，靠干莲花白叶子、干红苕和野菜过活，有的浑身都肿了，床都起不来，有人死了。群众问基层干部是什么原因，他们说是盐吃多了，冷水喝多了。问他们向政府反映过没有，他们说不敢反映，反映了要拿来 “ 推磨子 ” （这是当年一种常见的对“阶级敌人”的体罚，数人围成圈，把一个人弄在中间反复推打）。来信请求省里派人查处。父亲让省人委办公厅转发了这封信，又叫省卫生防疫站派出医疗队到当地调查和治疗。他和副省长阎红彦交换意见，认为应当明确肿病的原因，解决当地困难。阎红彦是陕北红军创始人之一，作风正派性格直爽，和父亲有很多共同语言，他决定亲自带人到当地调查。他调查发现，仁寿全县一千多个食堂停伙，肿病患者达到五六万人。他找到省卫生防疫站下来的医疗队，询问造成水肿的真正原因。对方支支吾吾不敢讲，他拍桌子发火，对方才说：只要几斤米几两油就能治好。他把调查的情况写了一封信给我父亲，说肿病的发病原因与缺粮和营养不良有直接关系，一般在缺粮严重的地区发病的就多，而且当地过去很少有这种病。父亲将这封信交省委办公厅转发，并批示请几位书记讨论，以期引起重视。然而不幸的是，这种理性的声音太小，压不住“主旋律”。

1959 年庐山会议以后大搞反右倾运动，经过调整已经减速的跃进列车，又加足马力狂奔起来。为了工业建设和外调的需要，四川省不顾一切地征购粮食，农村的饥荒和死亡达到顶峰。各级干部都被反右倾搞怕了，人人钳口结舌。父亲知道下面的情况，知道下面干部的苦衷——下面的干部也是看人说话的。周总理当时就曾经批评向他汇报情况的干部说，你们在主席那里尽说好的，到我这里尽讲困难，这样口径不一致很难办。其实当时这种现象很普遍，干部们通常的办法是汇报时揣几个本本，拿哪个出来要视领导的好恶和脸色而定。省委规定农村人均每天必须保证老秤六两（合新秤不足 4 两）粮食，各地报告都说安排好了。父亲召集一些地区调查，并通过粮食部门了解，发现根本没有落实。许多地方是把菜折成粮食算的，六斤菜算一斤粮，有的地区连吃菜都成问题。缺粮口子巨大，肿病已呈爆发之势。他千方百计向中央讨来10亿斤救济粮指标，他能够做的就是将这些粮食指标尽快安排下去。

庐山会议先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四川是政治局委员李井泉参加。彭德怀被批倒后，随即开了八届八中全会，传达处理 “ 彭德怀反党集团 ” 的决定，父亲以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参加，回来又进行了传达，反右倾的局势是很清楚的。但他管着粮食，人要吃饭，人命关天，他无可回避，他无法在饿死人的时候说 “ 吃得饱吃得好”。 1959 年 12 月 30 日，省委召开电话会议，父亲专讲群众生活安排问题，直言实际情况的严峻。他说，现在有些地方把红萝卜、白萝卜六斤折一斤当细粮计算，就这样算，每天还只有三四两粮甚至二三两粮。红萝卜还顶点事，白萝卜吃下去几泡尿就没事了，算什么粮呢？没有粮了！

都知道肿病是饿出来的，可到那时为止，还是没一个领导敢公开讲，有的领导还死活不承认。父亲在这次会上开了头炮。他说，现在对水肿病认识不一致，医务卫生部门强调多少粮发多少热量，我不清楚二三两粮有多少热量，医务卫生部门也不敢讲，实话是粮食少了，热量不够。有些同志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说粮食是吃够了的，热量够了为什么发生水肿呢？这个争论我没研究。要说和粮食供应生活安排没有点关系，恐怕这个结论不好下；如果说所有的病都是粮食不够，这也恐怕有问题。粮食又少，如果生活又安排不好，会影响身体健康，这样的说法恐怕毛病不大。水肿病的问题，领导和卫生部门要用更大的力量抓，不然明年春耕都没劳动力了。他主张，中央拨给的 10 亿斤粮指标一次下放，一次落实到公共食堂。他说： “ 跃进嘛，你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怎么行呢？ ” 。这虽然是杯水车薪，也聊胜于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批救命粮就有人坚持不要，更加剧了一方百姓的饥荒。

随着缺粮的日趋严重，巴山蜀水肿成一片，城里的居民、机关、学校也出现大批水肿病人。原因尽人皆知，无可置疑，省上的领导人无一不晓，还是不许说 “ 皇帝没穿衣服 ” 。为了制止这种可怕的 “ 怪病 ” ，大批医务人员被派下乡治肿病，还要编造种种离奇荒唐的病因——就是不能说饿。一些稀奇古怪的土疗法也派上了用场。简阳县土专家张XX推出所谓蒸汽疗法，道理和现代的桑拿药蒸差不多，吹得神乎其神。主要负责人以为找到了不吃粮就能治肿病的办法，组织现场会推广，派大学和医院的专家去考察，派省里一位领导同志去总结经验。这位领导喊上几个医院和医学院的专家学生同行，后者到那里一看吓坏了：就一口大锅，装满水放一点草药，锅上安个木头箱子，人钻进去架上柴火烧。领导人要专家们亲自体验，他们一个都不敢。他就亲自下锅蒸，并在 1960 年 6 月召开的万人大会上介绍经验，说这是一种多快好省的办法，简阳县的肿病人、不来月经和子宫脱垂的妇女（也是饿的），蒸一蒸全都好了。他说，现在有人反对蒸汽疗法，说不科学，要蒸死人，还有人说蒸了死得快，我蒸了三次，晚上睡觉很好，我就懂得科学，我看治肿病是百分之百行。他批评说，反对的有三种人，一种是带大皮包的，戴眼镜的，或从国外回来的资产阶级，西医专家；第二种是带过几天十字包包的的假内行；再一种是医学院训练出来的 “ 洋娃娃 ” 。应当说，这位领导心里其实也明白肿病倒底是咋回事。但在当时政治环境和顶头上司的压力下，只能违心地说话做事，还自以为是在为党的失误补台哩。

这位领导人还希望我父亲在这次万人大会的总结讲话中，对蒸汽疗法的好处再进行补充，父亲却避而不谈。他问过熟悉的专家，专家说，营养性浮肿者身体本来就虚，蒸的时候再消耗大量热能，很危险。省委原先准备发一个在全省推广蒸汽疗法的通知，稿子都拟好了，因为包括父亲在内的一些领导同志有不同意见，结果没有发成。但是有人依然不愿拂逆主要负责人的意见，依然通知各地去参观取经。

父亲的办法是实事求是的，他力主搞肿病医院，把肿病人集中起来，每天保证供应一斤粮食，其中保证有半斤细粮，有专人煮饭照料。后来各个公社都成立了这样的肿病医院。父亲一再强调，不管再困难，一定要首先保证肿病医院的粮食供应。但是在饥荒遍地的时刻，这个要求落实起来太困难了，有的地方隐瞒病情不报，有的将病人的粮食瓜分，更多的情况是根本拿不出粮食，因为批下去的粮食都要在“库存”里拿，而基层上报的“库存”根本就是子虚乌有。1960年冬天到来的的时候，各地肿病、妇女病、儿童病（都是因饥饿而起）的报告如雪片般飞舞，父亲主持起草了“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抢治肿病的通知”，这是省委第一份关于抢救肿病的通知，也是第一次明确地将肿病和营养不良联系起来的正式下发文件。通知规定：迅速查清病人人数，集中治疗，采取营养补充、治疗、休息三结合的办法；病人的粮食、蔬菜、食油、治疗费用必须落实；病人住的地方要防寒保暖，“如有困难，应决心把区、公社、管理区的办公室腾出来”；“病人好转后，必须疗养一段时间，不应马上参加劳动”。文件草拟好后，他批示分送各书记阅。原稿中，他还是不提被吹得神乎其神的蒸汽疗法，但省委第一书记审阅时又专门加上了“要继续推广蒸汽疗法”一段。

通知下发不到一个月，他再次主持下发了一个补充通知，严厉批评有的地方“措施不力，病人人数至今不清，半数人没有得到治疗。医院管理很差，病人生活不落实，病情仍在发展”等情况，要求“第一书记亲自出马抓落实”，并限定在一个月内将落实情况向省委作出书面报告。到了“夏荒”的7月，他根据经验，叫省卫生厅组织工作组，到宜宾、雅安、乐山调查治疗情况。果不其然，调查组回来向他报告，“7月以来全省病情普遍上升，死亡显著增加，情况比去冬今春还严重”。他立即转发了卫生厅的调查报告，然后召集有关部门开会制定明确的处理方案，将救治需要的粮食、盐巴、食油一件件抓落实。省除害灭菌领导小组向他报告说，半斤细粮解决不了问题，应该提高到一斤，医疗费也要全免，他批示同意，并写到“再也不能这样放任自流拖下去”。

这些肿病医院就靠这点粮食、糠、和各种“代食品”救了不少人命。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大家都挨饿，只有先照顾濒临死亡的人了。后来生活好转，这种 “ 病 ” 就无影无踪了。

万万火急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是传统的粮食基地。抗战八年，四川人民为抗战贡献的粮食达240多亿斤，年均30亿斤，占国民党统治区的三分之一。从建国初开始，四川每年都大量外调粮食，与此同时，四川农村的留粮水平和城市人口的粮食定量却是全国最低的。这种格局一旦形成，要改变很难。大跃进以来，一方面粮食产量连年下降，一方面给中央虚报的产量越来越高，外调越来越多，这一减一增，问题严重了。

有人说，我父亲尽干些费力不讨好的事，这话可能有点绝对，但从 1959 年粮食紧张后让他主管粮食和财经，就是件得罪人的苦差事：上面任务重了得罪下面，照顾下面的困难得罪上面；国家有困难中央要粮不能不服从，眼睁睁看着老百姓饿肚子于心何忍？但粮食就那么多，顾了这头顾不上那头。新华社资深记者 纪希晨回忆当年的一幕说，有天晚上他参加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一位中央领导点名向四川催调粮食，说武汉上海快没粮食了，命令四川连夜顺长江紧急运粮。他听见我父亲说：“知道了，知道了。”转过身，父亲苦笑着对他说：“江苏、安徽、湖北放了那么多高产卫星，为什么还要从四川调粮？我们省的存粮快要调空了，叫我从哪搞粮食呀！”

1962 年父亲卸下 这付重担后，他在党校讲：“19 59 年以后我管粮食，得罪了不少人，批评了不少人，现在这个工作给赵苍壁同志去管了，我现在可以当好人了！”众所周知，这一年粮食情况大大好转了。

父亲处在两难的境地中，能做的他尽量做，必须做的他不能不做。省粮食厅1960年初报告， 1959 年的粮食入库数与预计的相差甚远，外调相当困难，有关饿死人的情况也不断报告到省里，情况之危急，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说大跃进初期，有的领导同志是因为头脑发热，上了虚报浮夸的当，到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继续大量外调粮食的可怕后果了。然而严酷的现实是，此时全国都陷入了空前的粮食危机中，包括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面临随时断粮的可能，绝境之下， “ 丢卒保车 ” 不得已而为之。用当时有的领导干部的说法：“人死在山沟里总比死在王府井大街好”。

1960 年 7 月 11 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给父亲打来电话，说全国包括四川的粮食调拨计划完成缓慢，京、津、沪、辽等地不断告急，北京天津随到随销，入不敷出；上海没有大米，辽宁的粮食库存不足两天。先念同志指示，务必请你们继续大力支援，突击调运粮食。来电说，这个时候要求你们突击运粮是有困难，但情况紧急，必须尽一切努力保证京、津、沪、辽的粮食供应不出问题。第二天，父亲将电话记录转发各地委，告诉他们：各地虽有困难，也应当照顾大局，省上已经对原先的调拨指标做了减少，不能再减了。随即省委召集各地委主要领导做工作。事到如今，大家只好摊开来说，反映了缺粮的许多实情，有的同志很激动，说再调粮还要死多少多少人。省上的领导则说，这些情况我们也了解，已给中央做了反映，但中央还是要求调，我们只能顾全大局。

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正在北戴河开会。为了让中央更了解四川面临的困难，省委经过集体讨论，对原先上报的粮食产量做了重新评估，得出结论：四川 1959 年的粮食产量不是原先估计的 1350 亿斤，实际上是 600 亿斤不到，低于 1958 年，因而国家调拨任务也应该低于 1958 年，如果外调任务超过购销后的差额，省内的粮食安排就毫无办法。因此本年度的外调任务，很有必要给四川缓和一下，原先 45 亿斤的外调任务，最好减少到 28 亿斤，最多不超过 32 亿斤。省委将研究的情况报告了在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省委主要负责人。他据此给李先念写了一封信，转告了省委的意见，并表示他个人完全同意这个意见，应当减少四川的外调， “ 就全省的情况估计，我们能完成的数只能到此为止 ” 。但是中央并未采纳这个意见。 8 月 15 日，中央向各地发出确保完成粮食调运计划的指示，称 “ 当前粮食调运问题是拖不得的。因为现在的安排是一个萝卜顶一个眼，任何一个调出地区稍一拖延，等待调运的地方马上就有脱销的危险 ” ，要求各地必须坚决执行， “ 时间紧迫，万万火急 ” 。

这便是“万马奔腾”的大跃进，造成的 “ 万万火急 ” 后果。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整个 1960 年的下半年，中央的中心工作由大跃进、反右倾转到 “ 吃饭第一 ” ，催促调粮的指示如十二道金牌一个接着一个，全川动员了大批劳动力肩挑背扛、鸡公车推架子车拉，将粮食集中到交通沿线，汽车火车船只昼夜不停向省外运粮，紧张的时候，干部放下工作，学生停课，全民参加运粮，场景之悲壮不可言舆。

一系列的政策错误，加之沉重的外调任务，使四川的经济和人民的生命遭受惨重损失。大跃进以来，四川以粮食多、外调多闻名全国，主要负责人也因此得到风格高、顾大局的称赞。 1961 年以后，四川的粮食垮了，从施主变成叫花子，向中央要粮食的事就落到我父亲头上，每次到北京开会，都要硬着头皮向中央开口要粮。到 1962 年，全国经济已经好转，而四川由于欠帐太多，纠左又不及时，迟迟未能摆脱困境。这年三月底四月初，父亲到北京参加人代会时，再次向中央要粮。 3 月 31 日，总理和李先念召集四川和云南、贵州、湖北、江西、浙江、江苏等省的负责同志开会，由父亲汇报四川的粮食情况。父亲汇报说，今年小春估计要减产三分之一，交了征购，农民每人大概只有 20 斤口粮。总理问胡豆收成好不好？他说过去一亩地收一百多斤，今年一亩地只能收二三十斤。总理问油菜咋样？他说原计划种 500 万亩，收 3 亿 5 千万斤，实际只种了 350 万亩，收 1 亿 5 千万斤还不可靠。现在农村粮食供应标准是老秤（ 16 进位） 6 两到 8 两，有的地方还不到 6 两，患肿病的人又多起来，有的地方还在死人。过去四川有 3000 多万亩冬水田，因为19 59 年搞瞎指挥，把冬水田放干种小春，想一年收两季，结果 1000 万亩冬水田灌不上水，变成了干田，不能种水稻了。全省库存粮食只有 5 亿斤，仅仅是一点仓库底子，都在偏远地方调不出来，交通沿线的仓库完全空了，今年夏荒问题严重。今年不仅调不出粮食，按最底口粮标准还差 5 亿斤才安排得下来。

父亲汇报后，总理感慨地说：四川是顾全大局的，这几年粮食调得多了，特别是19 59 年到19 60 年调了 45 亿，19 60 年到19 61 年调了 25 亿，这就调过头了，如果19 60 年只调 10 亿斤或 15 亿斤，现在就不会这样紧张。这几年实事求是不够，我们是有责任的，在1月份的中央 七 千人大会上我已经说过了。现在四川有困难，粮食很紧张，他们提出差 5 亿斤粮食，按实际情况应该说不算多，仅仅靠中央解决有困难，今天让长江流域各省的同志来听汇报，要请你们支援，在这里向大家化点缘。总理最后说，今年四川的粮食就不外调了，请长江流域各省马上支援四川 5 千万斤粮食。当时各省领导有的表示 “ 打电话回去商量 ” ，有的则没有表态。第二天总理继续开会，当场下达任务：四川急需粮食，湖北、江苏各调 1 千万斤，江西、浙江各调 1 千 5 百万斤。还说，19 59 年四川向湖北调去不少粮食，现在四川有困难，湖北也应该支援一点。

一个号称天府之国的粮食大省，不仅不能向外调粮，还要伸手要粮，在全国各地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总理亲自出面化缘，直至下命令派任务，建国以来还是头一回，搞到这步田地，实在脸上无光。但那年月的事情就是这样：到处一片叫好声的时候，恰恰是形势最严峻的时候；到处一片叫苦声的时候，恰恰是形势好转的时候。就在这一年，四川的农业生产从低谷中走出来，在连续三年大跃进、连续三年减产之后，实现了真正的增产，秋收之后，人民告别了饥饿的岁月。

坚持纠左

1960 年冬开始，党中央毛主席果断采取一系列退却措施，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确定了国民经济 “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 的方针，降低了工业生产指标。全国许多省紧跟中央的部署，激流勇退，开始从困境中走出。四川却行动迟缓，在农、轻、重先后安排、解散公共食堂、下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毛猪、分自留地、开放市场等关键性的问题上一拖再拖，使错误得不到及时纠正，困难继续发展。父亲对此十分不满，在一些问题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大跃进造成的最大困难是饥荒，造成饥荒最直接原因是工业建设规模太大，那时国家的工业底子太薄，工业的原始积累完全靠农业资源、靠剥夺农民来完成。由于工业和基本建设摊子铺得太大，大大超出了农业的承受极限，导致农业全面崩溃。四川的问题更突出，省委主要负责人后来说，四川的问题出在 1959 年下半年到 1960 年上半年，这话不错。在反右倾的高潮中，四川的基本建设变本加厉，钢铁生产指标翻番，施工项目猛增到 6000 多个，光水利建设就上了 600 多万人！为了保证这些人的粮食供应和外调，不得不征购的粮食占到当年实际产量的将近一半，大规模的饥荒随即爆发。十分明显，要改变局面，首先要压缩工业和基础建设规模，减轻农村的负担，所以中央提出 “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 的八字方针，和农、轻、重的先后秩序。大跃进实际上是一场工业化运动，是把以钢铁为代表的重工业放在第一位，轻工业放在第二位，农业放在无偿为工业提供人力物力的末位。调整后，把事关肚皮的农业放到第一位，把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放在第二位，把重工业 “ 关、停、并、转 ” 压下来。这无疑是明智之举。

在中央提出这些方针后，四川迟迟不退，省委不少领导同志对此都有意见， 1961 年夏天，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贯彻八字方针和毛主席提出的 “ 农、轻、重 ” 秩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中央对四川的钢铁和粮食产量做了调整，把钢铁产量降低了一半，这对四川是件大好事，可省委主要负责人却一再说 “ 就是要顶住，不能退 ” ，坚持原先的指标不放。小组会上，包括父亲在内的几位领导都提出反对意见，说把钢铁指标降下来，可以返还大量劳动力回农村，同时减轻农村的粮食负担，符合中央的方针，可他根本听不进去，会上发生了争论。

事关全川百姓的生存大计，父亲坚持自己的意见。回到四川，他在传达这次会议的报告中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是正确的，中央去年就提出来了，但在我们领导工作方面，贯彻不力，没有很好地抓调整。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工业主要毛病是高指标，搞得太多了，非降下来不可。要用更大的力量抓农业，抓粮食，工厂没有原料，充其量停工，加工不出东西来。嘴巴这个 “ 工厂”，一天也不能停，关了门就要出问题。在四川大多数领导同志的坚持下，四川的工业指标还是做了调整。

公社化以后，城市和农村的集市（农村叫赶场，城市叫自由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统统取消。城乡所有个体经营活动均被禁止，由国营商业取代。 1960 年底中央发出十二条紧急指示，其中一条是开放初级市场，恢复农村集市，允许农民买卖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粮油等国家统购物资除外）。父亲对开放市场十分积极，迫不及待搞了几个试点。当时一些干部有顾虑，担心犯错误，担心这条 “ 资本主义尾巴 ” 摇起来不好收拾。 1960 年底的地、市、县三级干部会议上，父亲要求大家放心，说经过试点，证明开放市场没有什么坏处，各地回去后就可以全面的开放，自己封锁自己的情况再也不要继续下去了。

这条 “ 资本主义 ” 的口子一开，城市的自由市场也自发萌生，由于政府禁止，被称为 “ 黑市 ” ，屡遭取缔打击却屡禁不绝。父亲对此持开明态度，他从青年时代就比较有经营头脑，我想如果他从商，应该是个不错的商人。父亲认为在国营商业凋敝、生活物资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开放城市初级市场，对活跃经济，满足人民生活需求利大于弊，与其让黑市屡禁不绝，不如让他合法化。为此他多次提出意见，以至在一次省委工作会议上和主要负责人针锋相对起来。主要负责人说：“重庆、成都两市不搞初级市场，城市要禁止。”父亲接着说：“是让它公开搞还是搞黑市？是好处多还是坏处多？要比较，好处多还是要搞。管是容易，下道命令就行了。现在城市居民吃不到菜，如果一压，又没有了。”

大跃进中，城乡个体工商户悉数取缔，乡镇居民被赶到工厂农村劳动，由 “ 不劳而获的剥削者 ” 成为 “ 自食其力的生产者 ” 。曾经十分热闹的乡镇变得一片萧条，行人歇脚吃饭的幺店子、川人不可或缺的茶铺都绝迹了。中央红头文件上只开了农村集市的口子，但是显而易见，要恢复经济，方便群众生活，仅仅允许农民三五天赶一回场是不够的。父亲有次下乡，路上遇到一队到外地买耕牛的农民，带着铺盖卷、粮食、锅碗、牛草，吆着从外地买回的牛赶路。他下车同他们交谈，他们说一路上都没有吃住的地方，只有自己解决，一路埋锅造饭，睡露天坝。当时正值十冬腊月，他听了心理很难过。随后在省委的电话会议上，提出恢复乡镇交通沿线的个体食宿经营。他说，现在许多乡镇，除了几个国营的商店外，关门闭户。出门的、吆牛的、担盐巴的，都要自己担粮食柴火锅灶，挖个坑自己煮饭，住处也没有，还要背铺盖，这个问题就大了，又辛苦又浪费劳动力。交通沿线的旅馆、幺店子、饭馆可以恢复，首先要求场镇上把那些关门闭户的店子恢复一部分，县城有许多空房子，可以搞一些服务性的经营。这个问题不解决，光是三五天赶一场，卖点柴火就走了，这不解决问题。他甚至打起机关招待所的主意说：“现在修了很多招待所，县委有，县人委有，各个系统有，这些招待所使用价值很小，除了开会和接待上面下去的同志，一般都不用，这是浪费。可以考虑对外营业，既物尽其用，又货币回笼 ” 。他的这些主张和做法，在当时要顶住非议，但对恢复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起到了促进作用。

大跃进期间，农村基层干部被整得很惨。他们既要被迫执行种种错误荒唐的指令，还要承担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每一次大的运动，都拿他们开刀，都要来一次干部大换班。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干过打骂群众的坏事，但根源来自于上面的压力和怂恿。比如，有个区委书记反映征购任务太重完不成，县委书记就掏出手枪说，完不成，枪毙你！有的干部怕完不成任务挨整东躲西藏，上面威胁说，“你躲到天上追你到天上，你埋在土里追你到土里，非完成不可！”发生过县干部打公社干部、公社干部打大队干部、大队干部打生产队干部，干部打群众，群众逮到机会也打干部，诸如此类层出不穷。共产党从土地革命以来的上下级关系、干群关系，从来没有这么糟糕过。

反右倾运动中，省委提出 “ 全党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为实现1960年的大跃进而奋斗 ” ，推广乐至县干部大换班经验。所谓 “ 楚王好细腰，国中多饿人 ”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于是大批被视为右倾的基层干部被批斗撤职，乃至于发展到开会打瞌睡者、接电话怠慢者、开会迟到者、恋家顾家者都不可幸免。有时一个电话就宣布撤职，有的一天被不同的领导撤职三次。全川基层干部半数以上撤职 ( 公社、大队级 ) ，多者达十之八九，被撤职的干部普遍被批斗、毒打甚至抄家， “ 巴巴掌上台，棍棍棒棒下台 ” 成为基层干部命运写照。 1960 年底又开始纠左，基层干部再次成为替罪羊，三高五风（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打骂群众、肿病、饿死人等等都归罪到他们头上，一批人被逮捕，大批干部被羁押集训交代“罪行”，有的地区被羁押者达数千人之多，开始又一轮大换班。许多人至此心灰意冷，幸存者躺倒不干，新任命的不愿干，中层干部抱怨说，诸葛亮三顾茅庐出山，现在的干部七顾八顾都请不动。一时间公社以下几成无政府状态。

以整顿落后社为名的这一轮基层干部大换班，在主要负责人看来是对右倾复辟势力的反击，他把这次纠左和 1959 年开初的纠左以及后来的反右倾相提并论。他在 1961 年 2 月的省委 一届十四 次全会上说，现在庐山会议前的一些苗头已经有了，十二条（指 1960 年底中央纠左的十二条紧急指示）下来后，地主富农反革命跃跃欲试，所以前一段情况有些不妙，他们以为机会来了。所以我们纠左时突然来一个整三类社（即落后社），给反革命一个打击，一个严重的打击。他也许以为19 59 年庐山会议的那一幕会重演，依然沿袭着左的思路。父亲对此深感不妥，会议结束后便到下面调查，回来在省委的会议上说，现在基层干部情绪消极，整风整社中背了包袱躺倒不干的占三分之一，怕以后脱不了手不敢干的占三分之一。认为当干部是巴巴掌上台、拳头锭子下台，没有好下场。这样下去，干部大批躺倒不干，怎样稳定生产？逮捕、集训的干部结局如何，对台上的干部影响很大。总的原则，是能解决的尽快解决，不能往后拖，目的是把所有干部的情绪稳定下来，把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拖下去是没有好处的。父亲从革命战争年代、从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开始就深深地懂得，爱护、珍惜每一个干部，就是爱护珍惜革命事业，关心体贴干部成为他自觉自然的行为，尤其对干部政治生命的负责，曾感动过许多同志。为促成这批干部的解放，父亲做了很大努力。直到“文革”期间，一些当年受过冤屈的干部还来找他申述，经他的帮助才得以纠正。

风雨同舟

父亲在领导岗位上经历的风风雨雨，我们当时是懵然不知的。他在家里本来话就少，现在话更少，工作上的事更不会给孩子们漏半句。我能感受到的是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变化。

我们家所有的孩子从小都是住校。我从幼儿园开始直到初中毕业，基本上都是吃住在学校里，在集体生活中长大。父母的想法是只要孩子身体健康，就尽量让我们生活在集体之中，以避免生活上特殊化、精神上贵族化。那时候我正在读初中，学校伙食很差，我又是长身体的时候，成天觉得肚子里空落落的，馋得要死，周末回家都象饿死鬼一样找吃的。我读书的省立第一中学，是一所普普通通的女子中学，班上多数人都是平常人家的女孩，还有少量郊区农民的孩子。学校离家不远，走路用不了半个钟头，本可以走读的，但父母还是要求我继续住校，和同学们一样吃住。我想父母还有一个意思，是希望表现领导干部的子女与群众同甘苦，在艰难的时期维护党的威信。

和同学们生活在一起，使我了解不少群众生活的困苦。班上有一位来自成都郊区金牛公社的农民女儿，她多次邀请我去她家耍。记得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放学后我跟着她走了很长的路，傍晚才走到她家。进门只见家徒四壁，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她的家人见我来了非常高兴，立刻到公共食堂去打饭招待我。我也没见到她家有锅，大约在大炼钢铁时交出去了吧？她母亲拿去盛饭的是一支黑糊糊的小木桶。等饭打回来我一看，天啊，这哪叫什么饭？就是小半桶清汤寡水、见不到几粒米的菜汤。不仅看上去脏兮兮的，而且是凉的，难以下咽。这就是当年农民在公共食堂的伙食。在一家人楞楞的目光下，我心里乱遭遭地喝下了这碗菜汤。后来我想，他们家的意图，大概是想通过我让上面了解农村的实情，因为他们相信，真实的情况都被掩盖了，上面被那些吹牛造假的人蒙骗了。当时我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他们的意图，但回到家里，立即将这次农家作客的情形一五一十告诉了父母。父亲脸色凝重，无声无息的踱进办公室。妈妈叹口气说：她是要你告诉我们，农民快要活不下去了。

这些情况父亲怎会不知道呢，他知道的比这还多得多。干部、群众的生活有多苦，意见有多大，父亲心里压力就有多大。我们通常只能在饭桌上见到他，现在已经见不到他的笑容，总是很疲乏的样子，绷着脸匆匆扒几口饭，放下筷子就站起来走人。孩子们很纳闷，过去在饭桌上他问一问学习、唠一唠家常的场面怎么没有了？以前我们在饭桌上讲笑话，要挨妈妈的训，责怪我们叽叽呱呱地不好好吃饭。现在为了让父亲放松一些，妈妈开始 “ 征集 ” 笑话，号召我们说： “ 你们谁会讲笑话，说来听听啊，看能不能让我们笑。 ” 我是家里比较淘气的一个，往往自告奋勇，如果逗得爸爸笑出来，便颇为得意。如今想起来，不知是我的笑话成功，亦或是父亲为了安慰妈妈的良苦用心？这一幕深深印在我的脑海，至今不能忘怀。

1959 年庐山会议那个暑假，我妈妈去金牛坝招待所的省委厅局级干部学习班学习。金牛坝有个室内游泳池，我们乘机到那里去游泳。当我们整天在游泳池里嘻戏时，根本没有想到母亲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政治打击。

省委主要负责人回来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有个全国独一无二的发明：先把彭德怀、张闻天、李云仲的意见书翻印给到会者看，然后人人表态，进行 “ 政治测验 ” 。不知底细者对彭德怀等人的实话发表赞同意见，就上了黑名单，然后再宣布中央处理彭德怀的决定，当发表赞同意见者发觉上当时，已经悔之晚矣！而且层层这么搞下去，抓出大批 “ 右倾 ” 分子，我母亲就是其中一个。

父亲在庐山会议后期去参加了批判彭德怀等人的八届八中全会，对反右倾的情况清楚。但他组织观念极强，无论他个人的想法如何，一旦成为省委的决定，他就老老实实按规定办事，同事、朋友、老婆孩子都别想从他口中听到不该知道的东西。妈妈当然一点也没有听到又要反右倾的风声。她是赞同彭德怀的意见书的，她以一贯的坦荡胸怀和对党的忠诚，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她甚至还列举事实，证实彭德怀所说的问题确实存在，急待纠正。这就在劫难逃了。母亲遭到批判，被定性为“三类干部”，即“严重右倾”，离最高的四类干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只差一步，这可是一顶压得死人的大帽子。母亲惊恐之余，埋怨父亲为什么不给她“漏底”。她也不是没有道理，事实上在“考试”前，一些人就通过某种渠道知道了底细，往下搞“测验”的时候，“标准答案”已经在他们中秘密流传。母亲却蒙在鼓里，她能不生气吗？说实话，这件事情回想起来，连我都会站在妈妈一边埋怨父亲，唉，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了党性，他的亲人们常常要忍受比别人多一些的委屈和不公平。

从小到大，我很少见父母争吵。一则因为母亲敬重父亲，总是以他为楷模教育子女。二则我父亲脾气很好，他从来不打骂孩子，更没有見过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发脾气骂人训人。我家的媬姆王大娘，解放初就来到我家，我非常爱她。记得她对我说： “ 你爸爸脾性好得象菩萨一样 ” ，母亲想和他吵也吵不起来。然而这次他们真的吵起来了，也许父亲有他的理由，他认为组织上的规定不能随便违反，有意见不可以不分场合乱放炮。他们躲在父亲的办公室里，压低嗓门争吵，孩子们听不到他们说了些什么，只是看见妈妈出来时哭红了眼睛，才觉得事态严重。据资料记载，在四川省委的这一轮“反右倾”的斗争中，被错误批判的干部达38万之众，这大约还不包括象我母亲这样的“三类干部”。

母亲就这样成了“右倾干部”，作了好多的检查流了好多的眼泪。不知道是否父亲的面子也起了点作用，最后的组织结论是 “ 关键时刻不坚定，与党离心离德 ” ，勉强过了关。但这顶“三类干部”的右倾帽子，始终还是她的一个 “ 问题 ” ，文革一开始，又被翻出来批斗。自从妈妈成为 “ 右倾干部 ” 以后，家庭里失去了合谐和快乐，饭桌上的笑话也彻底消失了，那种压抑感我能深深的感受到。而这时饥饿的灾难也降临到中国的几乎每个家庭。直到几年以后人民生活好转，温馨和欢乐才重新回到我们家中。

沉痛的教训

1962 年 1 月，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其 “ 扩大 ” 的范围一直到县委书记，达到 7 千多人，在党史上绝无仅有，史称七千人大会。四川参加会议的人数最多，有 400 多人。会议的目的是统一思想，团结全党。因为大跃进以来一系列的政策错误，和由此造成的惨重损失，在党内造成很大的思想混乱。各级干部，尤其是处在工作第一线的干部怨气很大，他们曾为大跃进的号角、为呼之欲出的共产主义天堂鼓起万丈豪情，他们曾在重重压力之下说过假话干过荒唐事，他们眼睁睁看着人民饿肚子，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说了几句真话挨过整，心里憋着一股气。

会议第一阶段比较平静，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总结了几年来的经验教训，各会议组的干部们也各自总结经验教训。大跃进的错误是全国性的，路线政策来自中央，但四川有一些更左的地方。比如在中央已经开始纠正浮夸风瞎指挥的时候，继续大搞万斤田和荒唐密植；以 “ 积极理解 ” 为名不贯彻毛主席党内通信的六条指示；一再搞 “ 反瞒产私分 ” ；用诱供的方式抓右倾分子；外调粮食过多，把口粮标准压到全国最低；在全国最后解散公共食堂；在全国最后下放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等等。尤其是饿死人为全国之最，让许多同志“想起脊背发凉，提起黯然泪下”。这些错误，作为全省最高领导机关的省委，自然应当深刻检讨。省委主要负责人提议，由我父亲代表省委做检讨。父亲心里虽然也有怨气，但认为自己是省委主要领导之一，也确实犯了错误，就接受了这个任务。检讨稿是省委领导集体讨论通过的，由父亲拿到会上念，结果代表们认为检讨不深刻不彻底，议论纷纷很不满意。主要负责人解释说，大章同志只是检讨了农业方面的问题，工业方面的错误还要由陈刚同志再做一次检讨。陈刚书记多年主管工业，对情况很熟悉，但检讨稿却是由主要负责人指定的几个秘书写的，结果还是过不了关。

检讨过不了关的主要原因是大家认为责任应该在这位主要领导人身上，因为他是第一把手，而且独断专行，作风霸道，许多错误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既不带头检讨，大章和陈刚出面做的检讨又没有触及要害，他们不服气。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在饥荒年曾到重灾区梁平县代理过一段时间的领导工作，当时的县委书记领他去看了一个饿死人最严重的村子。他说：“看了很难过啊，和我们打完淮海战役，双堆集附近的那些村子情况相仿：屋门一个个是敞开的，屋里都是杂草和灰尘，后面的山坡上是一堆堆的坟，村里村外看不见一个活人。”他还去看了肿病医院，那里是一些刚消了肿的干瘦如柴的人，是糠和黄豆粉做的 “ 营养丸 ” 救了他们。这些情景让这位参加过淮海战役的老兵痛心疾首。七千人大会上他怨气很大。他认为会这样开下去，不能真正达到吸取教训、修正错误的效果，一怒之下，他给中央写了一封匿名信，历数四川抵制毛主席党中央有关纠左指示的错误。他在信中说，中央提倡讲老实话，可四川的干部上上下下都不敢讲话。这次到北京开会，本来抱着很大的希望，希望能够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回去愉愉快快地工作，结果开了十几天会，还是不许讲话，大家又象在四川开会时那样，坐在那里磨时间。他在信中疾呼： “ 四川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还是没有饿死人？谁也不知道。象这样严重的问题， XXX 怎么敢叫下面讲话呢！ ” 中央办公厅收到信后，转发政治局常委参阅。

也许正是这封信改写了历史。几天以后，毛主席作了关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著名讲话，他说，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有一个省开会本来是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股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做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家批评。他讲了刘邦 “ 从谏如流 ” 的故事后说： “ 我们现在有一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象项羽。这些同志不改，最后是要垮台的。 ” 在毛主席的倡导下，会议延期，让大家 “ 出气 ” ，用主席的话来说是 “ 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 。

毛主席讲话令全场欢声雷动，四川的干部们觉得主席把他们憋在心里的话都讲出来了。这位主要负责人感到压力很大，可能感觉到了有人 “ 窝里反 ” ，于是找我父亲说：主席这个讲话，主要是对我们四川的。我们四川省委是团结的，工作有成绩是大家的功劳，错误也是大家一起犯的。他这话后来被人总结为 “ 团结起来犯错误 ” 。接着他在四川会议组做了检讨，并要大家提意见。听了主席的讲话，大家劲头来了，有人火气很大，话说得很尖锐，弄得他下不了台，还流了泪。后来邓小平同志到会说，省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帐不能都算到哪一级头上， XXX 同志也不要再作检讨了。这才平息下去，检讨算是过关。

七千人大会后，各级都继续做检讨，同时发扬党内民主，听取意见汲取教训。省委主要负责人可能觉得有些委屈，也许觉得由我父亲出面更容易缓和大家的情绪，仍然让父亲代表省委和省人委做检讨，自己大部分时间在基层搞调查。对此许多干部有意见，认为由我父亲做检讨不合适，因为大家都清楚，那些造成最大损失的失误都不是我父亲决策的，很多东西他还千方百计地抵制和挽救，他这几年的所作所为有目共睹。 “ 团结起来犯错误 ” 的提法也是有意把责任推给下面。父亲虽然对这位主要负责人的态度也有意见，但他真诚的认为错误有自己一份，检讨是理所当然的，不能推诿回避。在如此巨大的损失面前，不管自己帐多帐少，都必须真心诚意地听取批评，刻骨铭心吸取教训。

其实这又是一件苦差事。 1962 年政治气候大变，在七千人大会精神的鼓舞下，党内外民主空前活跃，各级干部讲真话的胆子大了，对几年来的工作提出许多尖锐的意见，省委处在十分被动的境地，父亲需要面对的情况实在是太复杂了：许多事并不是他决策的，甚至当时就提出过异议，但他现在是代表省委做检讨，不可能把责任推到某个人头上。问题的根子在上面，中央也公开承担了主要责任，但作为党的一级重要组织，不能把责任全推给上面。党中央、毛主席的威信和领导地位能够不维护吗？下面各级组织的确也干了些荒唐事，但如果又象前几年那样，棍子一层层往下打，不是重蹈覆辙吗？上不能下不能左不能右不能，只能硬着头皮自己扛着。于是在如释重负的卸下 “ 粮食 ” 的担子后，又担起一付也许是更 “ 得罪人 ” 的担子。

扪心自问，和他一起走过这段历史的人能不心存感激吗？

当然，他能够无所怨言地承担这个角色，根本在于对新形势的由衷认同。蠢事不干了，老百姓能过日子了，上上下下敢讲真话了，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开心的呢？还有什么天大的为难呢？他是真心想汲取教训修正错误的，从党内到党外，他一次次做检讨、谈教训，直面人们提出的各种质询，听取批评接受意见。那时省党校正在轮训全川县处级以上干部，发扬民主、开展批评、总结教训是轮训的重要内容。父亲多次到党校讲话，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发动大家提意见，保证 “ 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 ” ，他说，大家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尽管提，也可以写信控告到中央，一竿子到底，现在没有谁敢封锁、敢打击报复，这一套行不通了，再搞这种事的人，除非他不要党籍！请大家放心，我是不搞这一套的！不幸的是，“文革”中许多在党校提过意见的人又都挨了整，这是后话。

中央表了态，大章同志代表省委也表了态，还有什么顾虑呢？轮训的干部们畅所欲言，把几年来憋在心里的气都发泄出来，反映了许多昏天黑地的事情，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应当说， 当时有许多意见提得很尖锐，言词也非常辛辣。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如果不能把心态放平了，把恣态放低了，真正以民主平等的精神来听取意见，恐怕会面红耳赤一分钟也坐不住。父亲坐下来参加大家的讨论， 真诚地听取和搜集各种意见。他在认认真真地思考： 1958 年以来，我们究竟犯了些什么错误？表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会犯这些错误？这些错误的性质是什么？纠正得如何？应该由谁负责？取得的成绩和错误相比是几开？我们应该以什么态度对待这些错误？这些问题也是党校学员们想弄清的，或者说需要统一看法的。 1962 年 6 月 18 日，他在总结报告中，对这些问题直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

错误表现在哪些方面？他说，有些错误是全国性的，有的错误四川比较突出。他列举说： 1959 年反右倾扩大化； 1960 年到 1961 年整顿落后社，把落后原因归结为基层干部作风和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只反右不反左，扩大敌我矛盾，伤害了大批基层干部和群众；19 59 、19 60 、19 61 连续三年反瞒产私分，不是扩大化的问题，而是百分之百的错误；左的东西，19 57 年就开始冒了，195 8 年以后更多，19 57 、19 58 年没有灾荒，抗得住，19 59 年以后灾荒来了，问题更突出；党内民主作风差，第一书记说了算，听不得不同意见，政治挂帅演变成书记挂帅， “ 书记挂帅震山川 ” 就更凶了；粮食外调过多，口粮标准太低；19 59 年工业已经不行了，19 60 年不但不下，还火上加油，造成严重困难；后来发现了问题，但转变慢，如公共食堂、毛猪下放、划自留地等，四川吃了亏，如果早一点，可以减少非正常死亡。

对干部们反映最强烈的几个问题，他做了正面回答。有些问题当时是很难讲清的。问题的根子在上面，但他不能向上推；他有自己的看法，又必须站在省委角度讲话，真是难为他了。但他还是不敷衍回避，尽可能实事求是地回答。比如：省委对主席的六条指示，为什么不坚决执行？这件事其实相当微妙。从表面上看，毛主席在 1959 年4月党内通信中提出的六条，都是反对说假话和乱指挥的，但不见得就代表他的真实思想，省委主要负责人要求下面 “ 从积极的方面理解 ” ，也不见得非主席所望，否则就难以解释主席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上的表现。从父亲的回答看，他是看出了其中的玄机的。他这样回答：19 59 年3月我在北京开会，人代会上总理报告说，19 59 年农业要增产40%。难道总理的报告中央、主席没有看过？！我在省人代会上的报告，省委都要通过的嘛。这个40%和主席的六条是打架的，要完成40%，就要把六条指示放一放；执行六条指示，40%就不能完成。这就矛盾开了，只能完成一样，二者兼顾困难，问题就从这里出来。把父亲这些话说白了就是：又要叫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又要继续下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逼下面说假话。

四川困难这么大，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还要大批调出粮食？这个问题说来话长。四川粮食高征购、低标准、高外调的格局是建国初就形成了的，改变谈何容易。 1957 年开始，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的 “ 三高 ” 之风骤起，外调粮食数量大幅度增加，到 1959 年仓库基本挖空， 1960 年出大问题时已经晚了，因为这时整个国家都陷于危难之中，为了支撑大局，四川是调也得调不调也得调。父亲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只讲了后半部分，他说：这个问题我们有责任，但说没有向中央反映情况不符合事实。反映了，听不听，由中央决定。中央如何看，我不知道。明知四川缺粮，为什么要调？因为不调，工业区、大城市，京、津、沪、汉没有粮食就过不下去。现在中央做了检查，国务院粮食部也做了检查，承认四川粮调多了。但他也指出了问题的根源所在： “ 实际上少调一点，只能缓和困难，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根本的问题是工业战线太长，城市和工业人口太多，如果不调整，不说一个四川，十个四川也顶不了 ” 。

四川饿死了多少人？为什么省委不讲？饿死人的情况，当时内部已经基本掌握，也有一些干部直接反映到了中央，具体数字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中央没有对内公布，省委自然不能讲。但这实在是太令人震惊和痛心的事，许多干部穷追不舍，一定要讨个说法，有人痛批省委 “ 上欺中央，下欺百姓 ” 。在当时条件下，我认为父亲也把话讲到头了。他说：你们都是从县、地委来的，县里死了多少？地区死了多少？你们不是比我更清楚吗？你们县上有多少人，问你们县上的民政部门、公安部门、管粮食的、发布票的、管户口的都知道，瞒不了的。通过条条一年两报，中央也是知道的，欺骗不了中央的。四川几个死人多的，一是雅安，一是涪陵，一是江津，这次人代会上，几个死人多的地区，一个钉子一个眼，被逼得很紧，不讲也不行。你们问我（指全川的数字），我只知道非正常死亡很大，为什么不向大家讲，是因为中央主张不讲好。这不是中央护短，是因为讲了以后，有好处还是有坏处？这就要考虑讲好还是不讲好，讲有利还是不讲有利。

为什么会犯这些错误？他归纳了六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缺乏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全党的问题，比如共产风，上上下下不约而同都刮，所以即使中央有了经验还不行，下面的干部没经验也要出问题。第二是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理解有偏差，而且“左”的偏差是主导性的，表现在急于改变一穷二白，急于向共产主义过度，这当然是主观主义的。客观上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压力，赫鲁晓夫骂我们是教条主义、“左”倾冒险、民族共产主义，受了刺激，有点气。现在看来上了当，不应该动感情，不应该急。第三是从建国到19 58 年，工作比较顺利，搞得比较好，有点冲昏头脑，思想上发生错觉，认为搞社会主义很简单，出不了什么大问题。第四是思想认识水平低，有盲目执行的问题。第五是作风方面有问题，骄傲自满，不走群众路线，民主作风差，第一书记说了算等等。第六是政策与任务、需要与可能有矛盾，提出的任务超出实际可能，要完成任务就无法执行政策。一味求急求快工业基建战线拉得太长，农产品无法满足需求增长，完不成就层层压，一个压一个，压到老实人也说假话，结果出了大问题。

中国有“隔代修史”之说，意思是历史上的东西越远越看得清楚，大跃进这一页历史，距今已过去半个世纪，我看父亲当年的这些结论，会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错误的性质是什么？父亲说，我个人的看法是左的方面的问题多一些，右的有，但不是占主导地位的。对此中央文件没有讲，今后怎么提不知道。从干部来讲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老实人说假话，你任务压得太重了，逼得老实人说假话，属于好人办坏事，这种人可以原谅，也是绝大多数。还有一种，为个人目的说假话，骗取领导信任受提拔，是思想品质问题，属于坏人办坏事，查出来应该严肃处理。

错误是否已经纠正了？他说，要找出病根子，也是不容易的。认识错误和纠正错误是长期复杂的过程，中央现在仍然在提五年计划三年完成，中央怎么讲，我们就怎么讲，不同意见可以保留。四川的情况是认识迟，转变慢，吃了亏。全国的情况是有的纠正了，有的正在纠正，否则就是漆黑一团。

成绩和错误怎样对比？他说：两者对比起来，究竟成绩大还是缺点大，我不敢做肯定结论。暂时不做结论比较好，恐怕将来的总结会更全面深刻，让客观事实证明。现在中央没有把四川列入工作比较坏的典型，仍然把四川放在成绩第一位，缺点第二位这个类型当中，我想中央对四川情况是了解的、清楚的，不能说中央袒护四川，我不能给中央戴帽子！因此，我认为在中央没有改变这种看法以前，我们没有必要去改变它，也没有权力去改变它！我想中央是从全局来考虑问题，四川的问题也是全国的问题，四川是个大省，占全国十分之一，如果四川垮下来，会影响到对全国成绩的估价；如果是全国的问题，就联系到三面红旗的问题；如果三面红旗黯然无光了，就联系到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问题了。是不是这样联系来看，大家可以考虑。

错误应由谁来负责？他说，中央和省委都讲得很明白了，主要责任由中央、省委承担。根子确实在上面，所以对下不能层层搞，搞到基层，又来一次大换班。对上也不能打破沙锅问到底，无限度地追责任，中央已经承担了责任，还要怎样呢？对省委、省委领导人不信任是可以的，对中央、毛主席不能也怀疑起来！不要中央和毛主席，中国革命谁来领导呢？

从这些讲活中我看见的是一个苦口婆心的父亲，一个背着沉重十字架的父亲。

“ 19 58 年以后，象发了疯一样，天天忙，星期天也没有了，结果问题越整越多。 ” 他感慨地说。

“ 发了疯一样！ ” ——我仿佛听见父亲操着浓浓的合江乡音，愤愤地说出这句话。

  第七章  最 后 十 年

 

                            四面楚歌

 

“文革”十年，是父亲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十年。这场号称史无前例，恐怕也史无后例的运动，在我看来，是长期左的思想政治路线的一个极端结局。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年代，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它给我们留下的教训，应该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财富，而回顾父亲在这个动乱年代的作为，也让我更深地触摸到他的内心世界。

正如我不相信毛泽东所说，当时存在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司令部；我也不太相信现在有些人所说，毛泽东的权威当时已经动摇，他感到了威胁。我倒宁可相信，当时包括我父亲在内的绝大多数高层领导干部，尽管在某些问题可能有不同看法，但拥护毛泽东的权威、执行毛泽东的决策不会有错。问题在于，越到晚年，毛泽东越令他们捉摸不透，他们往往搞不清楚主席在想些什么，他天马行空般的言行意图何在?他们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实在无以揣摩的情况下，只能靠经验甚至直觉办事。到“文革”初期，这种局面发展到极至，正确与错误，实际上不过是理解上的差异而已。而理解上的差异，则多半取决于个人境遇。

“文革”初期，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在认识上的根本不同，是运动目标何在，或者说“整”什么人的问题。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们，认识上并没有超越历次政治运动的老套，无非是矛头向下的革命。派工作组、批“反动学术权威”、抛出一批“黑帮”、支持“红五类”红卫兵、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等，无不是在这个思路下进行的。所以，1966年“文革”初期，当我在上海的大学里也准备造反时，母亲急电召我回家，要求我不参与任何造反行动和组织。她根据自已的亲身经历，告诫我说：“运动后期是会抓右派的！”我相信当时多数干部和她的想法相同。因此，当各级领导发现毛泽东的真正意图是要把斗争矛头指向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司令部”时，就全乱套了。

父亲作为西南局的常务书记，千方百计想把运动控制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范围内，他不能想象天下会有当权者发动群众打倒自己的事，不能想象脱离各级党的领导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他说：“我害怕坏人起来造无产阶级的反，千方百计想把运动纳入自己设想的轨道”，“对大民主很不理解，认为是用来对付敌人的”。他暴露的内心真实想法在当时领导干部中绝对有代表性。他的基本认识是：西南局和四川省委虽然有错误，但总的来说是好的，是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绝大部分领导同志也是好的。所以，运动初期他完全按西南局的决定办事。1966年6月毛泽东主席在杭州把各大区负责人找去谈话，向他们打招呼，要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当时的西南局主要负责人说身体不好，让我父亲代替他参加。父亲在会上汇报西南的情况，当汇报到贵阳师范大学的工作组两次被学生赶了出来时，毛主席说“派工作组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看清楚了才派。”“贵阳师范学院派什么人去？让学生自己闹革命嘛。”父亲根据毛主席的这个讲话原文整理出会议记录。在这份记录中，父亲汇报了些什么、主席说了些什么写得清清楚楚，回来即给西南局主要负责人和书记处的各书记都传阅了。这件事情，后来被认为是他当时就反对派工作组，实际上他只是如实反映情况而已。毛主席的这个话，也没有明确规定不派工作组，只说是先让它乱一下，等看清楚了才派。到7月份，他和大家一样，觉得学校已经乱得差不多了，“文化大革命”也该到收手的时候了，于是一致同意派工作组。后来工作组撤了，他还留下联络员随时报告学校的动向。又组织“官办红卫兵”保卫机关，等等，为阻止局势向他不愿意看到的情况恶化，可谓煞费苦心。

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后，造反派喊出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局面顿时大乱。西南局和四川省的头头们四处救火，火却越烧越大。父亲更是陷于四面楚歌、内外交困的境地。第一书记平时管大事，西南局的日常工作全交由我父亲打理。可当时“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大的事，毛泽东的意图日见清楚后，第一书记的处境日趋被动，态度也日趋消极。到中央开会，有时回来也不传达。先前还做些“救火”的工作，但随着造反派的揪斗不断升级，他干脆躲起来。省委第一书记处境也很艰难，被造反派抓来斗去，无法工作。我父亲当时在西南局和省委都是二把手，眼下两个一把手都不能工作，维持局面的事就落到他头上。西南局的事要找他，省上的事也找他。时年父亲已66岁，两年前查出患有严重的糖尿病、高血压，而且满口假牙。为控制病情母亲限量他每顿只准吃一小碗饭，他还常常“抱怨”：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现在这匹老马却要背负起远非他力所能及的重担。他既没有在浊浪排空的政治大风暴中力挽狂澜的能力，也不可能达到“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境界，而却在这场他并不理解的运动中身不由己地被摆在了第一线，这是他的不幸。

他首先要面对的是一轰而起、气势汹汹的造反派。机关内部的造反派要斗他，外面来的造反派要围攻他。最可怕的罪名是“叛徒”。那年月凡是有被捕、坐牢经历的干部，几乎无一幸免被戴上这顶帽子。逻辑是：国民党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一定会英勇牺牲，只有叛徒才能苟活；李大章坐过四次牢却还活着，一定是个大叛徒。不仅红卫兵对党的地下工作理解简单化公式化，一些搞“地上斗争”的同志也对白区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不了解，甚至抱有“成分复杂，经历可疑”、“贡献不大”等偏见。另一顶帽子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罪行是给地主父母立碑。这一情况我在前文已经有所记述。再加上他长期担任四川省省长，公开场合出面和讲话很多，最容易被造反派抓辫子上纲上线。总之，父亲面临的局面非常糟糕，机关内上上下下许多干部都已认定，我父亲被打倒已是在所难免。

尽管如此，他还是尽力支撑局面。北京来的红卫兵包围了西南局和省委机关，动辄要拿头头是问，他得出面表态；遭到围攻时，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他要低头认罪；还要负责给这些“娃娃”们安排食宿，让他们吃饱了睡好了继续造反。最难的是表态。红卫兵手持尚方宝剑，提出种种极端的口号和不可理喻的要求，一定要他表态。他代表党的一级组织，必须按政策办事，怎么敢乱表态呢？比如红卫兵强迫他认同“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是革命口号，他不同意这个口号，便被穷追不舍地围攻。他只能耐下性子和红卫兵谈判：“是不是可以把‘炮轰’改成‘炮打’啊？毛主席都只说炮打司令部，没有说‘炮轰’嘛！‘炮打’是有目标的，‘炮轰’就是打击一大片，‘火烧’更是不分青红皂白啊！”父亲深陷在抵挡红卫兵的第一线，常常一连十几个小时混战在诸如此类的有理说不清的争辩中,疲惫已极。然而，很快他就体验到了内外交困的更大麻烦。

政治局势的巨变导致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和矛盾的激化。这是一场谁也不曾经历过的斗争，共产党员们在革命战争中可以出生入死跟着党去和敌人斗。那时革命目标明确，党组织内部团结，同志之间并肩战斗、生死相依，这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障。可现在敌人在哪里呢？毛主席说，就在我们内部！于是内部的团结便不复存在。谁是该被打倒的对象呢？当时西南局书记处有几只早先犯过错误的“死老虎”，显然不是这次运动的对象，造反派也不感兴趣。有人刚从中央或别的地区调来，对四川工作涉足不深，显然“劣迹”不多，也较易脱身。我父亲是横跨西南局和四川省两处的“当权派”，平时揽的事多，辫子就多；历史上四次被捕坐牢；长期从事白区工作而被划在刘少奇的线上，……件件都是这次运动的重点。不打他还能打谁！

内部的分歧异议使西南局书记处很难形成统一意见，常常一件小事都作不出决定。比如，从冶金工业部调任西南局书记的于江震同志，因严重哮喘长期住院，当时正躺在家里靠吸氧维持生命。父亲担心他一旦被揪斗，性命难保，便和秘书李明志商量，想把他转移到内江谢家坝的地区招待所，那里离城较远，不容易被造反派发现。父亲召集书记处会议时专门提出了这个建议，可是会开到深更半夜都没有结果。秘书见他垂头丧气地出来，忙问怎么样？他叹口气说：通不过。书记处有那么三两个人斗争目标已是冲着我父亲来了，凡是他提出的就反对，就不让你顺畅通过。或许是因为过去工作中的磕磕绊绊、结怨甚深？或许因为严酷斗争当前，仅仅是想为自已留条后路、为自保而不愿与李大章沾包？更可能是因为从根子上不被认同属于一个山头、一个宗派？我不便揣测。但当时的西南局书记处任何一件小事都争吵不休，担不起责任，推不动工作却是不争的事实，父亲内外交困，深感为难。

在西南局，前贵州省委主要负责人对我父亲意见很大，根源是贵州“四清”。他后来写了回忆文章，对我父亲多有指责。在此我也想说说自己了解的情况。

“四清”即开始于1962年底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是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以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和清工分为主要内容的阶级斗争，简称为“四清运动”。

贵州在大跃进中曾经很左，是和山东、安徽、河南、甘肃,等省并列的饿死人最早、最多的重灾区。1960年初，贵州已经出现严重饿死人的现象。当时的这位省委第一书记却向毛泽东邀功报喜道：“全省公共食堂办得好的和比较好的占80％。”其经验是没收自留地、把粮食和所有生存资源集中到公共食堂，使农民无法自己开伙，只能参加公共食堂。由此得到毛泽东赞扬，说贵州的经验是一个科学的总结。批示全国“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

实际上，“四清运动”与早几年的大跃进、大饥荒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毛泽东主席认定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是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民主革命不彻底，是由于干部队伍出了问题造成的。1963年，中央监委和西南局多次接到贵州省干部群众的揭发投诉信，中央监委和西南局派工作组到贵州调查后认为，有一些部门领导权掌握在坏人手中。1964年8月，中央派我父亲任团长、监察部长钱英任副团长带工作组到贵州搞“四清”。10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到贵州了解情况后，回去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把贵州的问题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并于同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贵州烂掉了”。由此可见，“贵州烂掉了”的说法，其发明权、话语权都不属于我父亲，而那位主要负责人却为此话对我父亲耿耿于怀几十年。

中央工作团在贵州的“四清”运动前半段，是按照刘少奇的“四清”路子搞的。从全国调两千多干部到贵州搞大换班，也是少奇同志决定的。而刘少奇在“四清”中遵循的路线，实际正是毛泽东在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上确定的。毛主席曾在八届九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全国20％的县、社、队烂掉了，被篡夺了领导权。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出乱子(指大饥荒)的原因在于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复辟，勾结坏干部实行和平演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用扎根串联的办法，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阶级斗争的对象有两类：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显而易见，这些基本方针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贵州四清工作团在执行中必定会扩大打击面，伤及自己的同志。我父亲是工作团团长，他从来没有否认自已在贵州四清的错误中应当承担的责任，他承认伤害了一些干部。从四清工作团撤出贵州那天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他多次检讨自己的错误。但他又始终认为，中央组织工作团到贵州并非空穴来风，当时的省委主要负责人和少数领导干部有其自身的问题。贵州当时太穷了，老百姓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人民刚刚从饥饿和死亡中恢复过来，领导层就大搞楼堂馆所，从省一直搞到县，而这些名为招待所的楼堂馆所，实际成了少数领导的别墅、私宅。贵州人民的贫穷和省委花溪招待所的豪华当时都达到全国一流。依山而建的别墅群掩映在森森林木之中，华贵的装修、寸多厚的纯毛地毯，脱离老百姓的生活太远。父亲到贵州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封闭花溪招待所，停止其他在建的所有项目。而且要求深入到各地区的工作组不准住新建的招待所，和当地干部群众保持一样的生活水准。当时的这位省委主要负责人住高级别墅，有自家的鸡场和果园，老百姓还在挨饿，他们却用粮食喂鸡，鸡蛋再拿去自由市场卖高价。他们的鸡丢了果子被偷了，出动公安缉拿，在当地干部群众中被戏称为“鸡案”、“果案”，影响很坏，在父亲心目中也是不可原谅的。

贵州“四清”实际牵涉许多更高层的矛盾与斗争，已有不少人就此事在作历史研究，我在此就不多叙了。

我父亲是个做事极认真的人，四清工作团撤离后他给中央写了报告，要求一是一、二是二，哪些是、哪些非，作个结论。这本是很正常的工作程序，一则对中央负责，一则对两千多名工作团成员有个交待。可终究因中央高层领导的分歧和干预而“无结论”。

后来中央决定调动这位主要负责人的职务，由我父亲代理。任何人都明白，撤换一个省委第一书记，绝非我父亲个人所能为。至于人事安排，据我所知，早在中央决定由李大章代理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前，李井泉就提出由贾启允接替这一职位，并报告了中央领导，但是中央最后遴选了我父亲。后来中央关于“四清”的“二十三条”出台，纠正前一阶段“四清”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出面，各打五十大板，不了了之，叫作“一风吹”。贾启允最终还是到了贵州，原第一书记到西南局工作，他对此耿耿于怀，认为是我父亲整了他。“文革”开始以后他很活跃，一次在西南局批斗父亲的大会上他怒气冲天地站出来，指着我父亲破口大骂：“你李大章在贵州搞我们的时候，批判毕节地委书记XXX给地主老子修碑，你李大章也给地主老子修碑，该当何罪！”其实他讲的并不是事实。据当年参加过毕节工作组的一些同志讲，确实曾有贵州基层干部“揭发”过修墓碑的事，但工作组根本没有为此事批判过他，更别说是我父亲指挥干的了。

    从小到大，我在父亲身上看到的是温和谦让，从来不曾想到高级干部中也会出现这种撕破脸面干仗的火爆场面。这位前贵州领导多次在西南局会议上拍桌子斥责我父亲，在“文革”的批斗会上当众破口大骂、纠缠不休，让我见识到高级干部们确实也是由不同政治水平、不同道德修养的各色人等组成。

到10月份，西南局和省委的工作基本上瘫痪了。父亲怎么也没有想到“文革”会搞成这般模样，他也不能想象这样下去将会发生的一切，有些惶惶然不知所措了。月底，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主席给中央和各大区的头头们打招呼，要大家认同目前的局面，支持红卫兵造反，“挺身而出”、“引火烧身”，到群众中去接受批评。他批评西南局主要负责人：“什么一贯正确，你自己就溜了，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军区去住，回去要好好搞一搞。”百般无奈之下，这位负责人向周总理请病假，总理没有同意。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西南局和四川省委领导班子确实也曾真心希望跟上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很快在锦江礼堂（当时已改称东方红大礼堂）召开省、市、地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主题是端正态度接受批评。结果一开会红卫兵造反派就冲进会场，父亲和阎秀峰、杨万选等出面和红卫兵协商，结果却被他们东一个西一个抓到自己的地盘去批斗。父亲先后被抓到工学院、地质学院、四川医学院、成都财经学院、工人造反兵团总部等处，挂牌子戴高帽坐“飞机”下跪挨口水，受够了罪。接下来各级党政机关造反派也一哄而起。四十年之后，我的一位老朋友给我讲述了当年的一幕。那时她是西南局机关的干部子女，经常被机关造反派组织去参加批斗会。一天，她被叫到机关礼堂去参加斗争李大章的大会，只见西南局造反派正强迫他反复背诵毛主席语录，疲乏之极的父亲打了个磕愣，将语录背错了。她眼见着有人冲了上去，重重一耳光煽得我父亲一个趔趄摔在地上……。

听着朋友的描述，我难过得久久说不出话来。试想，什么人能对这样一个年近70的老人下狠手啊！那是一个多么疯狂、多么丧失人性的年代！一直以来我都不知道父亲被批斗的细节，他从来没有对我们抱怨过自己在“文革”中所受的折磨，包括他后来差点病死在市大监里。他不记仇，也不愿我们记仇。父亲知道，在那个年代遭受屈辱的不是他一个人。

那时，他白天挨斗，晚上写交代，交代不彻底再斗，而无论怎么交代，都是“极其不老实的狡赖”，都过不了关。和许多人不同的是，父亲在被批斗时始终抱着诚恳接受批评的态度。首先，他认为这是党中央毛主席支持的事，自己无论有多大委屈，也要接受。那时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主动给红卫兵做检查，毛主席在反映这件事的文件上批示：娃娃们要造反，要支持他们，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批老将挑战了，如果不向他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对这些话，他努力去理解和执行。同时他也认为，自己在这些年的工作中，的确有许多错误，群众心里有气是可以理解的，检讨是应该的，打倒也无所谓。所以那时参加过这类斗争会的很多人，对我父亲认真听取批判、通宵写检查的态度都印象深刻。我曾经看到一个当年的红小兵写的回忆，讲述他看守李大章时的印象。他写道：“一次造反派揪斗李大章，晚上将他关在卫生所的一间房子里。当时我隔着门缝看见李大章省长，略胖的身材，穿灰色中山装，戴了一顶鸭舌帽，面色苍白。面对这位除李井泉外四川最大的‘走资派’，大人们除了自己守卫外，还派我和其他小伙伴在挂号室里守了一个通宵。那天晚上，卫生所里灯火通明，如临大敌，李大章省长一直坐在惨白的灯光下，一夜没有休息”。

可怜的爸爸！就在这样的困境中，他还是按中央的要求去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他被关在地质学院时，秘书告诉他，许多外地来串联的红卫兵没有住处，晚上睡在学校外面的街边上。当时中央要求全国各地要安排好串联红卫兵的食宿，省里也成立了专门的接待机构，但是根本应付不过来。这时天气已经很冷，父亲对秘书说，这样不行，会出事的。于是写了条子，安排秘书尽快去调集一批棉被和冬衣，交学校接待人员管理，借给露宿的学生使用。

西南局第一书记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被主席批评后，确实也想面对群众检讨错误，表态亮相支持“毛主席革命路线”。11月13日，成都召开“揭发批判西南局、省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场设在成都市人民南路广场，会台是明代王城的城楼，建国以来这里是举行盛大群众集会、检阅游行的地方。那天各个群众组织20多万人参加大会，高音喇叭安装到全城每个角落。根据先前和红卫兵、各群众组织商定的计划，先由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以及成都市委书记廖井丹做检查，再由群众揭发批判。大会刚刚宣布开始，北京来的红卫兵就冲上城楼，把李井泉抓到台下的宣传车上，会场秩序顿时大乱。支持大会正常进行的群众和激进的学生组织发生剧烈争论和冲突。为防止事态恶化，父亲和廖志高轮番用广播劝说群众停止争斗、维持秩序，声嘶力竭但毫无作用。大会不得不中断，李井泉在公安人员的保护下离开了会场。这个埸景在作家梁晓声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一书中有生动的描述，当年他也是从北方南下的红卫兵。他看见会场上两派大打出手，台上李大章一遍又一遍地高声劝阻：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可以批判斗争我们，你们相互不要争斗，千万不要伤了群众、伤了你们自己啊！

    天黑尽了，数万群众还聚集在广场上“大辩论”，不时爆发冲突。我的一位在美国大学当教授的朋友，当年是个还不到10岁的红小兵，也在广场看热闹。他告诉我，那天直到深夜，广场上还有许多造反和看热闹的人群，辩论的人们围了一圈又一圈。他看见高高的明城楼上站立着我父亲苍老的身影，疲惫的嗓音穿透夜幕，仍在一遍遍地对群众说：大家都快回家去吧，有意见找省委、找我们解决。大家不要争斗了。天黯了，注意安全啊！朋友对我说：“那一刻，我觉得这老头好孤独、好可怜。”

听着朋友的讲述，泪水涌上我的眼帘。这就是我的父亲啊！

父亲的所作所为，在那一轰而起几近疯狂的年代，也许并不能获得多少理解和感动，但是至少刻在了这个10岁小男孩心中，历经四十年不忘。今天，当我们可以理智地回首往事时，想一想，有几个人可以象他这样在如此困难、如此屈辱的境地，仍能保持宽厚的胸怀和承担责任的勇气啊！

大会散场几天后，李井泉向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陶铸请病假，表示无法坚持工作，得到批准。他随即离开了成都。

李井泉这一走就没了消息，没有给我父亲一个电话或信息，父亲完全失去了他的音讯。接着，廖志高也被造反派抓到北京，音信杳无。只有父亲留在成都苦苦支撑，其困境从当年西南局文革小组给中央的一份电报中可见一斑。这份特急报告说：“从11月24日开始，以北京学生为首的群众组织持续围攻大章、志高同志，要求他们承认：11月13日大会的破坏者是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北京学生会后遭到围攻，是西南局、省市委一手策划的反革命大阴谋；西南局、省市委在中央工作会议后继续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并要他们答应以西南局、省市委的名义，将上述罪行印刷一百万份向全国散发。大章、志高、井丹同志没有按同学们的意见签字，被持续围攻到26夜晚。27日，志高同志被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带往北京，大章、井丹同志被带往多处，至今已有6天。在此期间，西南局派代表和学生协商，要求他们同意大章同志等回机关主持工作，保证随叫随到，但学生均不同意。目前大章同志仍被留在金牛坝招待所不能外出……”

 

                         九死一生

 

大约到1966年底，西南局和省委机关都被造反派占领了，我们家也成了造反派的指挥部，所有人都被赶了出来。父亲的“流亡政府”一会儿在金牛坝招待所，一会儿在城西的马家花园，一会儿在锦江宾馆。那时虽然首脑机关基本上瘫痪，下面的职能部门还在勉强运转，他还能够遥控，甚至召集会议。有多年地下工作经验的他，应付这一套是有点办法的。1966年9月，根据李富春同志的布置，西南局和省上都成立了抓生产的领导班子，年底中央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父亲竭尽全力落实中央的指示，他长期担任省长，对政府部门工作很熟悉，就利用这条线落实工作，成立了省人委生产领导小组，并以省人委的名义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和各业务部门一直到公社，都要建立生产领导班子，负责生产、分配、收购和供应工作。虽然组建生产领导班子的工作后来在动乱之下告吹了，但仍然有许多部门的同志在坚持工作。许多参加过“文革”的人都有一个“奇怪”的感受：那年月天下大乱，几乎是无政府状态，学生不上课工人不上班，成天在街头“造反”，走到这里那里却还有饭吃，虽然吃得差，饭总是有得吃，更没有大跃进时期全民大生产、全民饿肚子的事。其实他们有所不知，还有许多干部在为人民的生活、社会的运转默默而辛勤地工作着。

父亲就这样一边主持工作，一边挨批斗，抓到哪里就在那里工作。造反派抓他，一个重要目的是找他要东西：无非是汽车、被服、“革命经费”等等。从西南局到省委，就剩他一个“大头头”，掌握物资的部门也只听他的，不抓他抓谁？当时为了解决外地串联红卫兵的接待问题，他到锦江宾馆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组织赶制棉被，给露宿街头的红卫兵御寒，结果白天黑夜被造反的人围得水泄不通。中央要求给各地串联的红卫兵交通免费，还要给予生活补助，他不能不执行，可许多要求明显不合理，他又不能随便答应，于是那些人就拍桌打掌，纠缠不休，搞得他吃不上饭，睡不成觉。当年几个跟着他在第一线应付局面的秘书都还记得，他们常常一整天吃不上一口饭菜，抽空匆匆吞下肚的都是冰凉的水和干粮。1967年1月的一个晚上，几拨人围着他吵闹，一拨红卫兵说：“红军长征经过的泸定桥，连个纪念馆都没有，你们这些走资派是怎么搞的？该不该修纪念馆？”他说：“该该该。”他们说：“那你拿钱来，我们把钱交给当地革命组织来建。”他说：“这要通过财政部门办手续，一时办不到。”又一拨北京来的红卫兵说：“批点钱出来，我们要制旗帜、袖章、印传单。”他说：“不行，中央没这方面的规定……”就这样一拨去了一拨来的一直闹到深夜，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的一伙人突然闯到锦江宾馆，不由分说地将我父亲带走了。对父亲来说，这样的事几个月来已经是家常便饭，他也无所谓了。

半夜里，他被带到古中市街的一座大院里，身边只有秘书林凌和警卫员张官尧。院子原先是富人的家宅，解放后改做了成都市少年之家，“文革”中被工人造反兵团街道分团占据。街道分团的成员都是街道工厂的工人和街道办事处的人员。与北京和全国一样，当时街道办事处的主要工作就是接待串联的红卫兵，一个办事处就是一个接待站，街道分团把父亲抓来，无非是把他当人质要钱要物，把给串联红卫兵制作棉被的权利揽到他们手里。父亲对他们说：“接待好红卫兵是中央的指示，我当然要执行，但是要通过各级组织进行，若不按组织程序，我不可能把钱财直接交给你们。你们斗争我可以，但这是国家财产，我要负责任的。”他们拿他没办法，只好把父亲扣押在那间破旧的小房间里，由他召集有关部门的干部开会，安排接待工作。这时的父亲，虽然没有人身自由，但省人委副秘书长伍陵和成都市副市长刘大震等省、市政府领导人还保持着与他的联系，组织了几十个机关干部昼夜工作，配合我父亲应付混乱的局面。有一天，我父亲感慨地对他俩说：“这一次，我们不死也要脱层皮！”他对“文革”的前景和自己即将遭遇的厄运似乎早已有了预感。

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他担心着四川的全局工作，曾托人带出一封言辞肯切的信给当时的西南局书记处的同志。这一情景反映在何郝炬同志的回忆文章中。他说，大章同志在与外界失去接触的情况下，出于对党的工作的焦虑，曾托身边的同志捎信给书记处的同志，告诉他们自已失去了自由，无法过问工作，听说西南局主要领导已躲避在外，工作面临瘫痪的境地。他希望西南局书记处的同志在这危难之际能把工作担子挑起来，贯彻落实中央的指示，努力支撑大局，使各项工作不至于全面瘫痪。文章感慨地说：“大章同志身处逆境，仍然关注党的工作，拳拳赤子之心昭然可见！” 这封冒着风险送出来的信是否得到了正确的理解呢？我说不准。后来我得知，当时在外地的西南局第一书记虽然一点消息也没有给我父亲，但他始终保持着与西南局书记程子华和成都军区领导的联系。

1月底的一天晚上，父亲召集有关干部研究如何组织接待红卫兵的工作，深夜才散会，主管财经的副省长张呼晨回不去，几个人凑合着在一个房间里睡了一夜。早晨起来刚喝了口稀饭，院子里突然响起一片轰闹声，伸出头一看，是全副武装的部队在抓人，吵闹声哭喊声响成一片。一个士兵走进楼上父亲他们住的房间，一声不吭地看了看，下楼用发报机象是给谁请示什么，随后几个兵便上楼把父亲和张呼晨副省长押了出去。这是成都军区警卫二团，由副团长带一百多名士兵和十多辆架着机枪的汽车、装甲车。他们把父亲和张副省长推上汽车，父亲的警卫员张官尧跟着爬上车，当兵的问：“你是干什么的？下去！”他说：“我是警卫员，负责警卫李省长的安全，中央没说打倒他，我就要跟他在一起！”这群人把父亲押在车头，以经典的“喷气式飞机”样，一边一个按住肩膀反剪双手，当中一个揪住头发把头拉得仰面朝天，浩浩荡荡沿全市游街示众。一路上口号震天，路边不明真像的群众用竹竿扫帚打向父亲，他的脸被打伤，头发被抓掉一大把。用小张的话说：“惨不忍睹”。

这是父亲深感屈辱的一天，他是被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抓走的。

游街一大圈后，父亲被投进了成都市监狱。这座位于宁夏街的监狱建于清朝，号称市大监，是公安部门关押刑事犯政治犯的地方。关进这里，就和被造反派关押性质大不一样，是真正的坐牢了。监管人员三班倒，不分白天黑夜轮番对父亲审讯斗争。直到这时父亲才明白坐牢的原因。原来他被扣押在少年宫期间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工人造反兵团的人伙同成都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抢了公安局的档案；一件是工人造反兵团的人，抢了部队的军车。这些发生在他被扣押期间的事，他当然一无所知，现在却说他是工人造反兵团的“黑后台”，是抢公安局档案、抢军车的幕后“黑手”！他不承认，就被一日三班倒地逼供，深夜不准关灯，不让他休息，年老多病的父亲那里经得起这般折磨，很快就生病了，大小便都不通，躺在床上奄奄一息。警卫员小张一再请求把他送医院治疗，监管者就是不准。小张看他实在不行了，便对监管者晓以利害说，这么大的干部要是死在你们手上，今后中央追究下来，你们谁负得起责任？他们这才同意让小张去请医生到监狱来，给我父亲紧急导尿灌肠打针服药，救得他一命。

张官尧是个侠肝义胆的青年，他原先是成都军区警卫二团的战士，在我家门前站岗放哨三年。“文革”前一年才复员到省委保卫科，分配到父亲处做内勤工作。文革开始后，父亲处境困难，身边的一些同志逐渐离开了他，小张便顶了上去。凭着这些年的接触了解，他认定我父亲是个好人；凭着做人的良知，他决心要尽力保护我父亲。他被人误解，被人骂作“保皇派”，甚至做好了“保错了被遗返回农村”的准备。他说：“我不怕，反正我是农村出来的，大不了还回去种地！”

因此，无论是被造反派揪斗扣押，还是被投进监狱，他与我父亲风雨同舟，没有一天离开过他。在监狱里时值严冬，小张衣衫单薄，冷得打颤。父亲握着他冻得冰凉的双手，心痛地说：等哪天生活安定了，我给你置件卡其布的棉衣。说得小张心里暖烘烘，眼里却淌出了泪。在监狱里幸亏有张官尧的保护和照顾，父亲才挨过最困难的日子。一天，小张安慰我父亲千万要想开一点，相信中央会搞清楚问题时，父亲坚强地说：你放心，我不会寻短见的，我要为自己的清白负责，也要为家庭儿女负责，我一定要活下去。

几十年后，当我和一位朋友回首当年父亲的境遇时，朋友感概万千，在感叹父亲九死一生中坚持要对家庭子女负责时，不禁对我置疑：那时你们在哪里啊？为什么不去保护自己的父亲！

那时是我们一家最黑暗的时期。“文革”前我和两位姐姐分别在上海、北京和重庆，家中只有两个弟弟。一个才13岁，一个却正是17岁血气方刚的叛逆年龄。“文革”开始不久他们就被从家里赶了出去，到处流浪，与造反派结怨甚深。父亲蹲监狱时，母亲被造反派从楼梯上推下去摔断了尾椎骨，正在医院卧床救治。此时母亲的心意是不愿孩子们直面父母的困境，以免受到刺激冲动招祸。父母深知在那种混乱的状态下，子女救不了他们，稍有不慎还会被牵连受到伤害。当时已风传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的儿子因为倔强顶撞，在陪斗父亲的现场被打死的消息(欧阳钦是留法勤工俭学生，我父亲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孩子们的危险处境成了父母最大的心病，尤其是两个弟弟的安全。在重庆读书的二姐被造反派赶出来后，母亲立即打发她去“长征串联”，不让她待在家里。母亲还接连几封信阻止我返家的愿望，并要求我带上两个弟弟沿着海岸去作社会调查，要我们远离大城市、远离造反运动。当时我和父母甚至不能直接通信，只能通过第三者转交。弟弟们被母亲一次次地送出四川，辗转于北京的大姐和上海的我之间父母要子女们坚信：他们不是叛徒、走资派，真相终会大白，他们也不会“自决于人民”。

   “文革”遭受的灾难，我相信每个家庭都能诉说几大箩筐，都不能也不该被遗忘，而我记忆最深的却是苦难之中父母的舔犊之情，天可怜鉴！

父亲在宁夏街监狱关了20多天后，又被转移到红牌楼的一个地下室看押，这次连警卫员小张也被赶走了。在此期间，因造反派冲击军队，全川正进行大逮捕，关押的造反派达数万人，其中也包括一些所谓“黑后台”的领导干部。例如省委书记杜心源、市委书记米建书、中央候补委员、副省长天宝等等，都是以和我父亲同样的罪名，被军队和专政机关逮捕关押。与此同时，又有领导干部上台“亮相”，出来主持工作。整个过程给我的感觉是父亲他们被“抛”出来了，就象“文革”初期马识途、李亚群、张黎群等人被抛出来一样。

又过去了20多天，父亲从公安机关的关押中被放出来，转交省级机关群众组织看管。疾病没有得到治疗，人消瘦了许多，路都几乎走不动了。这时的父亲已被彻底打倒，他的任务就是写检查写交待，接受批斗。这反而使他有时间回顾历史和思索现实。

    早在“文革”以前，父亲就对干部队伍中滋长的官僚主义、裙带关系和特权思想有所警觉，并从自己做起，防微杜渐。他不仅不为自己的亲属帮忙办事，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沾不到他什么光，入党要自己争取，提拔要自己努力，他从不出面说话，哪怕是暗示。身边有的同志拿他和别的领导比，因此还对他有怨气。对子女的教育也用心良苦。大姐沁生出生在艰难的战争年代，受了不少苦，体质差，父亲因此对她多一份关爱。1958年她考上大学后，父亲给她送行的礼物竟是一双草鞋！这就是他对子女的寄托。临走前母亲嘱咐她说，到北京后，经常到康克清、卓琳、陈亚琪阿姨和张际春伯伯家走走，也好有个照应。父亲在旁边听见马上打断她的话说，去那些“大衙门”干啥子？不要去，别人的孩子离家都能过，你怎么就不能过？都这么大了，还要谁照顾？父亲写信给她说，你的基础知识并不好，之所以能上科技大学，恐怕主要是因为政治条件。因此告戒她不要抱优越感，要和普通家庭的同学一样，刻苦学习，靠真本事进步。这些教导对大姐影响很深。

事实上，“文革”前干部队伍在思想作风上出现的问题，尽管没有毛主席估计的那么严重，但确实是存在的。就我个人的亲身体验，一些高干子弟那时已经有比较大的优越感，爱在一起打堆，比谁老子官大、级别高、比住的房子坐的车子之类。这虽然未见得和他们家庭的影响有必然联系，却是整个社会阶层演化的一个反映。父亲是个平民意识很深的人，他的理想主义色彩使他对这一切很敏感很戒备。六十年代初，商业街的省委机关大院里修了几栋别墅，其中一栋分给他住，他不要，说是住在那里脱离群众，还为此和母亲拌过嘴。我们家住的房子年久失修，地板裂老大的缝，机关后勤多次提出整修，他都不同意。直到有一天二楼阳台整个坍塌下来，差点砸着人，他才同意修缮。父亲的革命生涯中，多半时间是天涯海角独来独往，工作地区和职务频繁变换，虽然有不少生死与共的老战友、老同事，却从来没有什么山头、派系观念。他不想通过人际关系达到在他看来是违背原则的个人目的，也不会帮别人达到这样的目的。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这个脾气，与他的个人交往可谓一杯清茶的君子之交。对领导干部之间、上下级之间攀附交结，组织关系和个人关係纠缠不清的现象，他从看不惯到逐渐产生一种心理上的距离。原先他到北京，还到熟人家走走，越到后来，这种走动越少。有人一到北京走东家窜西家，联络感情打探消息，他一个人关在宾馆房间里读文件写材料，除了开会哪也不去。他对秘书、警卫员都说过：“串门子不好，说三道四影响团结”，“不要搞那些拉拉扯扯的事”。他特别警惕结宗派拉山头的活动，把这看成原则问题。我想，依他的这种性格，也许更适合做一个学者，官场上不大吃得开。

父亲和西南局第一书记在一些大事上，如大跃进中过“左”、往中央调粮过多等作法有不同意见，当时的机关干部可以说是无人不知。但我父亲始终尊重他的领导，配合他的工作，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文革”开始以后的一系列事态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并使之激化。

一个是所谓“整1962年的问题”。1962年前后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是一个特别的时期。大饥荒的困难局面刚刚过去，在纠正大跃进错误、总结教训、发扬民主的政治气候下，党内民主空前活跃，并带动了整个思想文化界的空前活跃，高水平的文化艺术作品大量涌现，理论界的言论大大开放，从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夜话》，到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电影《早春二月》、《林家铺子》到小说《苦菜花》、《青春之歌》等等，都是那个年代的产物。四川同样如此，在发扬党内民主方面，省党校的干部轮训班最集中最典型。父亲多次到党校讲话，强调中央提出的“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的“三不主义”，鼓励干部畅所欲言，给省委和省委领导提意见。干部们也把憋了一肚子的气放了出来，言论相当尖锐。比如有的干部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来形容政府在老百姓最艰难的时候，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修建豪华的宾馆礼堂的现象。实际上讲这些话的同志也都是从战争年代提着脑袋跟党走过来的，他们是真心实意响应党的号召，希望纠正错误，使党在人民中的威信更高。结果到“四清”时，“三不主义”又成了“引蛇出洞”的骗人话，在党校提过尖锐意见的同志，几乎无一不被清算，甚至被扣上“反党”的帽子。父亲对这种搞法意见很大，同情这些被冤枉的同志。“文革”一开始，又把1962年作为“牛鬼蛇神纷纷出笼”的重点来搞。省委第一书记反复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就是整1962年的问题，这些牛鬼蛇神有一个特点，即都是在1962年出笼的。要把重点放到报刊里去找，从四川日报、成都日报、四川文学里去找。父亲为此当场和他发生了争执。父亲说：明明是中央号召大家讲话，明明讲“三不”，怎么能把责任推给下面的同志呢！当然，这个“运动重点”实际是两位第一书记商定的，父亲不理解，必然与之相碰撞。后来，西南局主要负责人关于这件事有个说法。他说：“XXX曾提到过将‘文化大革命’揭发的重点，放到1962年的问题上，大章有不同意见。我当时在重庆检查病，听过XXX给我反映了这个问题的情况，我当时曾表示同意XXX的意见，并且我说在重庆也听到反映，1962年的问题较多，此事以后在西南局的会议上也谈过。”

前文已经提到，1962年党校的发扬民主正是我父亲领导的，他在党校有几次讲话，其中有些话以当时的标准，的确比较尖锐。现在又把“62年的问题作为揭发重点”，岂不是要拿他开刀吗？面对巨大的压力，他不得不违心地作检查，承认自己当年在省委党校的讲话“存在不少错误”（他的讲话详见第六章《沉痛的教训一节》），比如讲在大跃进期间，“较为普遍地犯了‘左’的错误，现在许多事实证明，我的这种讲法是错误的”，“对于一些同志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解答是不适当的，我是有责任的”，如此等等。

第二是所谓“叛徒”问题，前面讲过，“文革”一开始父亲就被污蔑为叛徒。叛徒这个帽子，在那个年代是最可怕的，比“走资派”厉害多了，走资派是路线问题，认识问题，还有翻身的可能，叛徒却是敌我矛盾，一旦被定性，就沦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实际上那时要打倒一个人，往往给他扣上一顶叛徒的帽子就足够了，比如对刘少奇，第一条罪就是“叛徒”。可以想象，一个在敌人的屠刀下宁可杀头也决不背叛的人，被横加如此罪名，心中是何等的冤屈和痛苦！西南局书记陈刚就是因为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含冤死去的。如果说红卫兵造反派的无知蛮横，父亲尚可以忍受，那么领导层内部也有这样的说法，就太伤害他了。文革开始不久，就从四川领导层吹出风来：李大章历史上四次被捕，是叛徒。这风吹到造反派中，我父亲便是百口莫辩了。我父母都曾说过，父亲几次坐牢的情况在延安整风时就经过严格审查，党组织是做了结论的。这些情况党的高级干部们都了解，为什么还要不负责任地乱讲？这不是存心置人于死地吗？

“文革”初期，从中央到地方都由上而下抛出一批“黑帮分子”，交由全民大批判。四川也是如此，这些所谓的“黑帮”基本上都是宣传文教部门的同志，而且往往都有地下党的经历。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好象不抓出更大的人物就过不了关。紧接着，父亲被抓进了监狱。他当时按照党组织的决定，在班子散了，人不见了，机关瘫了的情况下，代表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两级组织在“运动”第一线苦苦支撑，拼着一条老命干工作，却硬被扣上“造反派后台”、“冲击军队的幕后黑手”的罪名，莫名其妙成了阶下囚，被人往死里整。父亲心里明白，这次抓捕是军队出面，公安部门关押，明摆着是政府行为；被捕那天如临大敌，而且游街示众，显然早有准备。是谁下的命令？当时的情况是，地方政权的指挥虽已失灵，可是军队还是令行禁止，仍然听命于地方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因此，我父亲走出监狱后曾愤怒地斥问当时的军队负责人：你们逮捕一个中央候补委员、西南局常务书记，请示过党中央吗？是谁允许你们这样做的？！?

 

                           艰难复出

 

l973年的新年刚过，我和丈夫乘婚假去了一趟北京。受父母之托首先去看望了他们一直躭心惦念的朱德伯伯，在那里我们听说中央已对那位西南局原主要领导解除了监护，安排在高级干部的住宅区花园村静心休养。“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对自己在“文革”中的一些作法有了悔意，许多领导干部的日子开始好过了。

出于对长辈的敬重，丈夫和我又专程去看望了这位西南局主要负责人。多年不见的他显得衰老而孤独，落寞的神情使我印象深刻。我至今记得他当时既象对我，又象喃喃自语的一句话，他说：“人最宝贵的是政治生命啊！”接着，他提起1966年初春的上海。那时，我正在上海读书，他去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一个重要会议，住在上海和平饭店。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就是在这次上海会议上，林彪、叶群搞突然袭击，出重拳将罗瑞卿打入十八层地狱，接下来一通紧锣密鼓拉开了“文革”的大幕。不过当时的我只是一个懵懵懂懂的一年级大学生，什么也不清楚。只记得我去和平饭店看望他时，他还留我在宾馆吃了一顿丰盛的晚歺。眨眼间七年过去了，时空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对这位老人来说这变化更是天翻地覆。眼下，他对我忆起1966年初春的上海和请我吃过的那顿饭，怆然说道：“那年在上海，我还有块‘牌子’，还可以请你吃顿饭，现在不行啰！”沉默良久，他又说：“我怎么也搞不明白，你说，四川本来是‘打倒李李廖’，怎么就变成了‘李廖’喃？”我答不上来。告辞时，他说：“回去问候你的妈妈。”从头到尾，他只字不提我的父亲，我虽年轻，也深深感觉到了他对父亲的误解和怨恨。

 后来听说关于“李李廖何以变成李廖”的问句，他一直在问，从“文革”中一直问到“文革”后，从我父亲生前一直问到他死后，以至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拿这一问作文章，往我父亲身上泼脏水。

今天的年轻人读到这里可能犯糊涂，所以得解释一下。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分别是“文革”前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一、二把手。“文革”中李井泉、廖志高被当时的中央点名打倒，而李大章却被保下来，恢复了工作，造反派口中的“李李廖”变成了“李廖”。而按照以往“团结起来犯错误”的一贯思维，有人便发出质问：你是怎样滑脱的呢？

脱离事实的结论是苍白的，脱离事实的辩解也是徒劳的。所以在此，我试着用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我父亲究竟是如何得以艰难复出的？

父亲从监狱里放出来后，曾被省级机关造反组织关押，对他的批斗在这一阶段达到高潮，任何造反组织都可以把他揪过来抓过去，打他的“威风”灭他的“志气”。而且由于派系矛盾尖锐，这派批斗后，另一派的批斗就会升级，相互比赛着谁更左谁更残酷，被武斗、游街是家常便饭。有机关干部统计过，我父亲是当时四川高层领导中挨批斗最多、最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批斗是在成都市体育场，军队、群众组织几万人参加，打倒李大章的口号山呼海啸，高音喇叭响彻全城。那时我不顾母亲的劝阻匆匆回了一趟成都，正好迎着刚从批斗会上回来的父亲。他面容憔悴，情绪颓丧，突然说了一句，“要不为了你们这些娃娃，我也不想活了！”我拼命咬住嘴唇才没有在父亲面前痛哭失声。至今回想起来也忍不住落泪。父亲一生经历过多少坎坷，多少腥风血雨！在我心中，他是个为革命视死如归，泰山压顶不弯腰的人；在我眼里，他是那么坚强有力量。是何等的巨痛让他觉得活不下去啊！后来我才明白，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诬陷迫害，比被敌人杀头还痛苦，“文革”中有多少铮铮铁骨的人不愿苟活！

直到1967年3月底，中央着手处理四川问题，周恩来总理突然点名要我父亲到北京，并派专机来接他。成都军区接到命令时，根本不晓得李大章在何处，派人跑遍成都，最后在一个关押他的地下室里将他找到，避开各派组织的耳目，把他偷偷送上专机。这段经历在当时成都军区后勤门诊部干部杜厚成的回忆文章里有详细记载。成都军区指派他跟随李大章进京，一则监视，一则照顾。谁知杜厚成与我父亲是小老乡，他从小就知道，我父亲是家乡父老的骄傲。他对我父亲的处境深感同情，一路尽心照顾他。到北京后的一个深夜，总理派车将我父亲接去，谈话持续到凌晨四点，总理向我父亲交了底，父亲也明白了总理的心意。当时全国乱成一锅粥，为国计民生心焦力瘁的总理，急于要让一批有经验的老干部出来工作，尤其是四川和西南地区的三线军工建设。周总理曾经说过，大三线的建设搞不好，毛主席觉都睡不着。而现在西南的三线建设已经处于瘫痪状态，造反派只晓得捣乱，不依靠老干部怎么行？总理和我父亲从青年时代就在一起，对他是了解和信任的，有意要让他出来挑这个担子。但要在一片造反打倒的狂潮中，把一个“大走资派”捞出来工作，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总理的的处境也非常艰难，搞不好就给“中央文革”那帮实权在握的家伙留下把柄，天下就更乱。总理给父亲交代了三个意思：一是说他是四川的老人，了解四川的情况，中央对他寄以希望，要他赶快出来把四川的工作，工农业生产，特别是三线建设抓起来；二是要他尽快解放一批有经验的干部，协助他工作；三是为了出来工作，首先要检讨自己的错误，揭发“李、廖”，并同他们划清界限，取得群众以及造反派的谅解和认可。

言归正传，在那黑白颠倒的岁月，能够得到周总理的信任，对父亲的慰籍鼓励自不待言，但总理当时能作到的，也仅仅是保障他的生命安全。5月7日中央下达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省革筹），由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领导。父亲因为总理说了话，境况有所改善，住进了军区招待所，避开了各路造反派可以随意带走、关押他的局面。他的任务是检查交代、取得“谅解”，仍然是整天挨批斗写交代，经常是一场斗争会下来，累得连楼梯都上不了。然而要取得这个“谅解”真是难乎其难，当时所有的群众组织、“支左”的军队和“省革筹”的一些人都深深卷入派性斗争的漩涡，奉行“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的斗争哲学，如果这派造反群体谅解他，另一造反组织就坚决不谅解他；如果有人说他是革命干部，有人就偏说他是罪大恶极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什么“自首叛变”问题，“孝子贤孙”问题，“李廖死党一伙”问题，依然纠缠不休。“省革筹”内部以及军队都有个别领导也站在派性立场上，千方百计阻挠他出来工作。本来他就什么派也不是，他即不是靠造反起家，也不是靠“文革”出头，若不是周总理点名要解放，哪门哪派都不会救他，也救不了他，他凭什么要把自己绑在哪一派身上？但在那个丧失理性，权欲横流的年代，无论他怎么做也难以得到谅解。随之而来是全川大武斗，两派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他就被完全扔到一边去了。

1967年7月，谢富治到成都军区，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接见了父亲，对他说：“我在主席那里听到四五次谈起你，这次临走去见主席，主席又一次谈到你。主席说，杭州会议上，李大章的汇报我听了，他和李井泉是有分歧嘛。”接着，谢富治又在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讲：“四川干部中有个李大章问题。毛主席讲过多次，李大章是可以用的。……当然李大章也有缺点错误，但还是可以用的。这个问题主席是很坚定的。这次我们出来，主席又特别和我们讲了。还说，要快点做工作，把李大章放出来，很有好处，对四川全省有很大影响，主席说了好多次，希望大家都来做工作，要让他站出来。”

查查历史就知道，当时毛主席亲自出面保的人可谓寥寥无几，数次表态更是少见。主席如此关心，对父亲来说有点出乎意料。因为工作关系，他和主席的直接接触并不多，比起两位第一书记都差很远，过去毛主席对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照。相反，西南局第一书记长期以来都是毛主席的爱将，这一次毛主席为何没有出面保他？我说不清楚，这恐怕要由历史学家们去研究说明了。为什么毛主席急于要我父亲出来工作？据我分析，毛主席在政治斗争中清晰的洞察力，党内无人能及。他的观察极为敏锐，看人也极准。在长期的工作考察中，他了解我父亲不属任何山头，不沾任何派系，光明正大不搞阴谋，是个忠诚老实之人。在“文革”前夕召开的杭州会议上，我父亲关于贵州大学生抵制工作组的汇报，显现出他一贯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是一，二是二，不粉饰不夸张，受到毛主席肯定。当然，更重要的是毛主席需要一批老同志出来维持局面。从全国来讲，如果没有德高望重、鞠躬尽瘁的周总理维持局面，整个国家早就瘫痪了，还谈什么“文化大革命”。地方工作也是同样。四川是个大省，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而省里主要领导都已被打倒，全川工作几近瘫痪。现在的“省革筹”领导班子中，张国华长期在西藏工作，对四川的情况不熟悉；梁兴初是军队干部，对地方工作生疏，和刘、张之间还有严重派性冲突；刘、张原先只是地区级干部，资历、威望、经验都极欠缺，而且派性严重。这样的局面之下，四川非常需要一个资历高，有全局工作经验，派性色彩不浓，容易为大多数干部群众接受，还要和“李廖死党”有所区别的人出来维持局面。毛主席选择了我父亲。客观讲，按上述标准真也是非他莫属了。

同样的意见，周恩来总理在1967年3月就已经表达过，但落实不了。现在毛主席说了话，该没问题了吧？实际上“文革”中的派性斗争，远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反对李大章复出的势力相当大。那些成天打着“誓死捍卫”旗号的人，不过为一己一派私利，对“最高指示”采取实用主义，不符合自己利益的照样抵制、对抗。谢富治转达毛主席的意见后，四川“省革筹”补充了12个代表，终于把李大章的名字列进去。有人还是不服气，制造舆论，称李大章和刘结挺、张西挺伙在一起搞派性，造谣说我父亲是投靠刘、张才得以站出来的。父亲和刘、张是什么“关系”呢？刘结挺、张西挺是二野18军的干部，进军川南后转业到地方，当时只是县级干部，父亲跟他们并不熟悉。合省以后，他们一个当了宜宾地委书记，一个当了宜宾市委书记，搞成了“夫妻党”。刘、张有权力野心，有这份心思者必然拉帮结派排除异己，搞阴谋诡计，因此受到省委的严厉处分，被撤消职务开除党籍。父亲曾参与处理刘、张问题，他们因此耿耿于怀，把我父亲复出视为他们掌权的障碍。1967年春天父亲到北京参加处理四川问题的会议时，张西挺发现中央有让我父亲复出的意图，十分紧张，扬言“李大章在我们这个案子上欠有帐”，要“把老头狠狠斗一下”。她还在中央的鼻子底下擅自组织了一次对我父亲的批斗会，目的是把他进一步抹黑，造成四川代表都不谅解他的舆论，向中央施加压力，阻止我父亲站出来。

1967年7月17日，“视察大江南北”的毛主席在武汉东湖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余立金、郑维山、杨成武开会，听取派往西南地区处理“文革”问题的谢富治汇报情况。谢汇报说，四川革委会筹备小组补充了12个代表，其中有李大章，但有人怀疑他和造反派刘结挺勾结在一起。毛主席听后立刻说：“李大章哪里是什么刘结挺勾结的。那是我的事，我提过多次。不行，当个黎元洪也很好，总要有个在四川有名的人嘛！”

短短几句话，再次表明了他的态度，“那是我的事”——让造谣者无话可说。黎元洪的比喻耐人寻味。黎元洪是清末赫赫有名的湖北新军统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被革命党几乎是硬拉出来做了军政府的大都督。黎元洪并不支持革命，甚至还杀过革命党人，因为革命党势单力薄，都是些无名之辈，需要一个有名望有实力的人物出面以壮大声威，网络人心，分化改造旧势力。毛主席拿眼中，李大章是四川有名望的人物，如民国初年的黎元洪，这个话是对反对派的安慰呢，抑或是他的一种政治策略？我无从断言。明白无误的是，毛主席坚持要李大章出来工作。

林彪曾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那是假话。这次“最高指示”说到这个份上，我父亲还是出不来。从1967年5月到1968年初，四川的派性和武斗搞得天昏地暗，四川省革命委员会迟迟不能成立，父亲也迟迟不能出来工作，应了“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老话。1968年三、四月间，中央再次举办解决四川问题的学习班，参加人员达到5000多人。3月15日，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筹和军队领导，再次点名要我父亲参加。在这次会议上，总理要求四川的军政领导和各派群众组织支持李大章出来工作，并要他们当场表态。时任文革小组副组长的江青四次公开提到我父亲，要他站出来工作。

    第一次，江青说：“李大章同志怎样，能站出来吗？”

    第二次有一段对话。

    江青说：“我认识你是1932年，还是1933年？”

    李大章：“1932年底。”

    江青：“主要是触及自己灵魂，揭发，群众是会原谅你的。”

    周恩来：“主要揭发李井泉、廖志高。”

    江青：“你还可以揭发刘少奇，北方局你是知道的。”

    李大章：“那时没有见过刘少奇。”

    江青：“在太原是否同刘少奇在一起？”

    李大章：“没有。”

    第三次，江青说：“我们对李大章同志的问题说了好久了，现在还没有让他站出来。----你要保持政治上的青春。”

第四次，江青说：“李大章的问题不知说了多少次了，到现在站不出来。----李大章同志，我为了接济你，一天吃两个烧饼。要保持革命的晚节。到延安后，刘少奇迫害我，矛头是对准主席的。柯老(柯庆施)临死还向我们检举。”

    据我所知，当时江青刚进入会埸见到我父亲时，还对他说了一段话，大意是：大章同志，你就是当年的“老王”啊，你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在延安时他们整我，说我是假党员，我到处找你找不到……。

此时的江青，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权势熏天，她的这些话，后来被传得沸沸扬扬。普遍的传言是，李大章是江青的入党介绍人。更有离奇者，说是李大章把江青介绍给了毛主席，所以江青要保李大章。

我父亲和江青的接触，我在前面的《初识江青》一节中有详细记述。父亲在青岛做党的地下工作时，是江青当时的恋人黄敬的直接领导。那时的江青还是一个追求进步的19岁姑娘，父亲作为青岛地下党市委书记，考察过她，同意并且支持她加入共产党的人生选择。仅此而已。

江青的历史问题，尤其是在上海十里洋场的那段经历，历来为党内诟病。而她的难言之隐是，最能证明她“清白”的入党介绍人黄敬曾是与她同居的恋人，作为毛泽东夫人，她又企图回避这个名字。两难之中她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人物来为自己“正名”。当她不得不隐身“大内”时，这个需要也许不甚迫切，但当她要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时，这个人物就重要了。文革前夕，她已经打着文艺革命的大旗显山露水了，最理解她的康生便不失时机效劳。1966年文革前夕的杭州会议上，康生找我父亲谈话，要他证明江青的入党事实。其实，当年在延安要查证江青的入党情况的，就是康生负责的社会调查部，他应当非常清楚，江青的党籍在当时已经得到了查实。在江青自己写的简历中，入党介绍人就是黄敬，而且黄敬于1937年江青到延安后不久便提供了书面证明。三十年后的杭州会议上康生又要我父亲出面证明，还说什么有人要整江青。是谁在整她？为什么整她？我父亲并不清楚，他只能尽其所知，把1933年江青由黄敬介绍，经时任青岛市委书记的他审核批准的入党事实告诉了康生。我分析，实际上这次谈话的真正目的，是江青通过康生向我父亲打招呼，在入党介绍人的问题要我父亲出面认头。

在1968年的这次大会上，是江青第一次公开指认李大章是她的入党介绍人。接着，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江青又把女儿李纳带到我父亲跟前向她介绍说：“这是李叔叔，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再以后的1972年，江青要为自己著书立传了，她在会见美国记者维克特女士时，再次明确地说自己是l932年底在青岛由李大章介绍入党。显然，这一次次地指认，都是要“做实”我父亲是她的入党介绍人。勿庸置疑，这是一个“抱粗腿”大好机会，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对许多人都是求之不得的。另一方面，对于我父亲这样一个毛主席几次三番要求“解放”出来的干部，江青的这一系列举动也是企图卖个好，希望我父亲今后能死心踏地绑在她的战车上。在1968年的这次大会上，父亲对江青的意图已经了然：即要他在回避黄敬的情况下，为她的党籍、资历公开作证。

 父亲做何选择呢？他依然选择了回避。他不迎合，不正面回答，顾左右而言他。多年以后江青倒了台，有人回忆起当年这一幕说，李大章“哼哼哈哈”不置可否。我认为这就是当时他可能采取的最佳方式了。

 如果说父亲当年在延安回避江青，是他不愿攀龙附凤的性格使然，那么他今天的表现，则是政治上的反感。

据我所知，对于“江青入党介绍人”的言传，他从来没有承认过。公开场合有人问起，特别是一些高级干部憋不住好奇心来问他，他总是推说“记不太清楚了”。私底下，他曾坚决否认这一指认。例如，他对刘兴元、马识途、杜厚成等同志的询问，都以不同口吻否认自己是江青入党的直接介绍人。最能说明他的真实想法的，是和秘书周红原的一席话。周红原回忆说，有一次他问我父亲：“都说你是江青的入党介绍人，你为什么不表态？”我父亲把当年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然后反问：“如果你处在我的地位，你怎么回答？”周说：“是啊，若直说，就要把黄敬同志扯出来；公开否认，江青的党籍就成了疑问，这也不是事实……”父亲不屑地说，“江青现在的地位这么高了，难道她还要当接班人不成！”周红原当时就感到，我父亲对党内政治生活如此不正常，江青爬到这么高的地位，心里是极为不满的。

今天如果我作个换位思维，我相信自己也会象父亲这样选择沉默。江青一开始就把毛主席搬了出来，她说：“刘少奇迫害我(查党籍)，矛头是对准主席的。”父亲必须要顾及毛主席的威望。而且如果把黄敬拉扯出来，更是对自己谢世多年的老战友的伤害，这是我父亲最不情愿的。如今，历史又往前推进了几十年，江青及其入党介绍人的问题已有了正式结论，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作家的考证结果也已大量诉诸报刊，今天我将父亲当年回避的事实写出来，相信父亲已不会责怪。

    对于他是“毛主席和江青的介绍人”的谣传，父亲更是厌烦。有一次在家里闲谈，在场的有我母亲、警卫员和一位客人。警卫员小张天真地问：“江青和主席认识，是你介绍的哇？”我父亲突然很不高兴，不耐烦地说：“她是个演员，自己就不会吊膀子？(土话，意即挽胳膊)”父亲历来说话谨慎，突然冒出这一句，把母亲吓坏了，忙说：“老头子，你不要乱说！”父亲气鼓鼓地不再吭声，一时间气氛又紧张又尴尬。从此以后，任何人不敢再跟他提这件事。那一幕直到今天小张还能绘声绘色。

父亲的恼怒我完全能够理解，他能走到今天，靠的是出生入死、勤勤恳恳为党和人民工作，趋炎附势投机钻营的小人历来为他所不齿。在他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曾介绍和批准过数不清的青年参加革命队伍、加入共产党，江青算什么？他何需要沾她的光？那些流言蜚语，硬说他是被江青保下来的，深深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四人帮”垮台以后，父亲虽已不在人世，可还有人拿这些谣言向父亲头上泼污水。有高级干部站在宗派山头的立场，在所谓的“口述历史”中，凡涉及我父亲必称“被江青保下的李大章”，仿佛江青臭，将李大章与之沾上包，便能一臭俱臭。其胸襟之狭小，见识之幼稚可见一斑。既便是江青在3.15上的讲话中所说：“李大章的问题不知说了多少次了，到现在站不出来。”是谁说了多少次了？恰恰正是毛泽东主席！

 就是在这次让他“站出来亮相”的大会上，父亲也自有他的抵制方式和内容。当江青对他说：“可以揭发刘少奇，北方局你是知道的”时，他说：“那时没有见过刘少奇。”江青又问：“在太原是否同刘少奇在一起？”他又说：“没有”。实际在北方局他曾直接在刘少奇领导下工作，他急智之下打马虎眼把江青糊弄过去，正是他抵制的方法，他不愿去揭发刘少奇，也不愿给自己惹出更多的麻烦。

勿庸置疑，这次著名的“中央首长3.15讲话”，当时影响是很大的。3月26日，张国华同志在四川学习班的传达讲话中说：“李大章同志（的问题），中央说了好几次了，我们省革筹对李大章同志站出来的工作做得不够，这次中央首长再次表态，要李大章同志站出来，我们省革筹、成都军区党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他站出来……这是毛主席的声音，主席的指示，我们坚决照办！”

从1967年3月总理公开表态，向我父亲交底，到毛主席多次打招呼，整整一年的时间过去了。1968年中央再次酝酿省革委会组成名单时，经周总理督促，“省革筹”两派才同意将我父亲的名字列入，但排在十六位省革委副主任中的第九位。名单报到周总理处，他大笔一圈，将我父亲的名字从“老九”勾到了第二位。

1968年5月30日，省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省革委）宣告成立，父亲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直接干予下终于“站出来”，任省革委会副主任，后又兼成都军区第二政委。

 

 

                          不负重托

 

 

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处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敌对势力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下，接着又跟苏联交恶，“老大哥”也成了势不两立的仇敌。出于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判断，吸取二战中苏联在乌拉尔地区建立后方工业基地，保证了军需和战争胜利的经验，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在国家纵深地带建立起一套以军工为主的后方工业体系，这就是所谓的三线建设。四川是三线建设的重点省，建设规划包括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成昆铁路建设。与此同时，沿海和东北地区数以百计的重要工厂内迁四川，航空、航天、舰船、电子、核工业等重要项目也在四川开工建设。这是毛主席心中的大事，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四川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工业建设。从1964年拉开序幕，国家投入巨额资金，来自全国和四川的工程建设队伍达到50多万，各项工程进展迅速。

“文革”彻底打乱了三线建设的步伐，工人造反的造反，回家的回家，领导瘫痪，交通中断，各项工程陷于混乱，有的勉强维持，有的干脆停工。亲自主持三线建设的周总理焦虑万分，四川原先的三线建设领导班子已经垮了，他急切需要有人把这副担子挑起来，重组班子恢复建设。1967年初他派专机把我父亲接到北京，当面给他交代了这件事情。但形势的发展使希望成为泡影，我父亲迟迟站不出来，而局面益发不可收拾，从工厂到基建工地都成了派性和武斗战场，军工和三线基建单位的特点是工人队伍集中，有枪有炮有车，往往成为当地派别和武斗的主力。到省革委成立时，军工生产已经是瘫痪和半瘫痪，三线建设则陷于全面停顿。

父亲出来工作后，主要分管生产。三线建设是头号大事，当务之急是搭班子健全机构。父亲过去并没有管过三线建设的具体工作，现在总理把重担交给他，殷殷期盼于他，虽然抓起来吃力，但他毫不退缩。他相信，只要在原有人马中物色得力干部，努力把他们“解放”出来，工作班子搭配得好，三线建设就可以抓起来。当时主管三线建设，军区有一个机构，省革委有一个机构，存在分工不明，协调不畅，指挥不统一，主管领导不明确等问题，工作起来很困难。1968年9月，他刚出来工作不久，即主持起草了关于军工、三线建设领导机构方案，上报中央后却迟迟不见回音。眼看新年将至，新一年的建设任务即将下达，他于12月31日又给张国华、梁兴初提出书面意见：“军工、三线有许多重要事情要办。9月份给中央的电报尚未批复，拟先把牌子挂出去，机构以后逐步充实。为了把1969年的军工任务安排下去，搞了两个通知，军区谁分管军工、三线，须再明确一下，以便及时处理日常工作。”张、梁很快同意了他的意见。省革委、成都军区发出《关于成立国防工业和重点建设两个办公室的通知》，决定军区成立国防工业办公室，省革委成立重点建设办公室，两个办公室的负责人共同组成联席办公会议，在此之下，设立一个精干的工作小组，进行规划布局的具体工作。这样就成了两块牌子一套工作班子，以解决统一协调的问题。

曾经担任四川省革委军工组长、成都军区国防工办副主任的王平同志，在其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到，父亲对三线建设的“首功就是将老干部解放出来，让他们回到国防科技战线”。回忆中说：“大章同志从1968年出来工作直到离川调京之前，始终如一关心老干部的工作。我记得，新建的省革委军工组及三线建设重点办的工作人员，除军队委派的外，地方干部大都是在大章同志亲自过问下解决的。特别是几个领导干部，是大章同志排除干扰、几经协调，努力在‘碰头会’上定下来的，如蒋崇璟(军工组)、钱敏(重点办)等六位同志，甚至一些军队干部，如李杨同志(当时的军区动员部长)，也是大章同志坚持留在军工组的。”

为了将三线建设尽快恢复起来，父亲又千方百计将国防工业基层单位的干部赶快解放出来。有一次王平跟随他到重庆国防工厂调研，他发现军管会的干部大多不熟悉生产，汇报工作时，讲革命形势大好，一套一套的，讲生产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生气地责问道：“这些单位过去负责生产的干部呢？难道他们都是坏人吗？”他又向重庆的驻军领导特别提出：“要下大力气让熟悉生产的干部，特别是关键干部站出来工作，要支持地方干部大胆抓生产。”在我父亲的督促下，通过省革委和军区两个三线领导机构的极积协调，终于使一批重要干部陆续解放出来，有职有权地开展工作。在1973年以后召开的全省国防工业会议上，父亲看到参加会议的地方干部人数已经超过了军队干部，感到非常兴慰。三线建设在这一大批有经验的干部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有了蓬蓬勃勃的发展。?

1969年3月，中苏爆发珍宝岛军事冲突，战争气氛骤然紧张，中央对三线建设更加关注。4月，父亲到北京参加“九大”，会后周总理又把他和几位领导留下，连续两天开会，专门研究解决三线建设的问题。总理说，毛主席对三线建设很关心、很急迫，三线必须要加快，成昆铁路必须在1970年7月1日通车。为了加强领导，整顿队伍，中央决定从十个工业部抽调一批副部级和司局级干部，参加四川和西南三线建设。同时决定将中央各部委所属的多数基建和企业逐步下放到大三线。这项建国以来最大的工业迁徙和建设，正好在四川最动乱的年月，任务很重，工作千头万绪。这一年，父亲就算70岁了。

从北京回来后，他连续到川东、川西、川南以及西昌、渡口等地跑了一大圈，并且直接下到工矿企业去蹲点“解剖麻雀”。他太累了，腿上患丹毒，小腿又红又肿，全身发冷发热，走不了路，不得已才回家休息了一周。那时候正是搞个人迷信的高潮，人们天天早请示晚汇报背语录跳忠字舞，剩下的时间就是搞派性、武斗、四处“逍遥”，许多单位，生产根本无人过问。因为社会动乱，交通运输困难，原材料供应不足，设备不到位等原因，许多单位也无法动工。他在一家工厂看见，工厂的电接通了，但设备迟迟不到位，全厂职工围着几千个电炉烤火作饭，无所事事。有的地处边远的厂矿，头头在外头搞串联，技术人员跑回城市，无处可去的工人们就在山上“过日子”，称“斗、批、改”为“逗、劈、改”，即逗孩子、劈基建木材、改善生活。眼看国家投入的巨大财力物力就这样付诸东流，父亲真是又痛心又焦急，他顾不上自已高龄、病痛，拼命抓紧时间多做工作。

显然，首要的问题是尽快结束动乱、整顿队伍、恢复生产，父亲为此劳心尽力。广元的一家施工单位几百人跑到成都，声称房子被对立派烧了，要省革委安排生活。他亲自带人到广元调查，了解到房子根本不是对立派烧的，是他们为了寻求上面对他们一派的支持，自己烧了房子，向省革委闹事施压。父亲把这个单位的头头召集起来，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他们是“派性迷了窍！”迫使他们回去恢复了施工。1969年8月，省革委、成都军区召开国防工业战备工作会议第一次会议（简称“8.20”会议），军工、三线建设各单位领导到会，他们中许多人是派头头，尤其重庆一些军工单位，把企业生产的新式武器也用到了武斗战场。为了防止派性捣乱，父亲要求将到会人员全部编入班排连，实行军事化管理，和外界隔离。父亲规定：会议期间，不准打电话，不准上街窜连，不准搞小动作，不要受外面的干扰。他说：“想打个电话联系一下，指挥一下，出个小点子是不行的，把无政府主义收起来！”他严厉批评一些还在搞武斗，不搞大联合、三结合的单位说：“请同志们考虑一下，这种人如果是一个党员，象不象共产党员？以一个公民来讲，象不象一个公民？以一个中国人来讲，象不象一个中国人？”他警告说，“谁再违法乱纪搞打砸抢，那就要执行国家法律，人民解放军就要包围、就要缴械！”   

这年年底，父亲主持起草了《关于加速四川地区三线建设的请示报告》，提出，四川尽快成立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并在成都、重庆、自贡、攀枝花四地建立分组，“改变目前多头领导和无人负责的状态”；请中央派人参加领导小组工作，并调三千军队干部到基层加强工作；集中力量保证重点项目，暂时不铺新点；下大力解决交通运输、原材料和燃料供应；加强四川农业建设，保障三线建设生活物资供应；等等。12月25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决定由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徐驰、胡炳云等17人组成四川三线建设领导小组。至此，三线建设的领导加强，号令统一，解决问题的权威性和效率大大提高。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思路，也保证了一批关键项目的按时完成。位于乐山大渡河上的龚咀水电站，是三线建设关键项目之一，也是四川第一个大型水电站，设计装机为70万千瓦。1966年3月破土开工后才几个月，就受到文革冲击，美其名曰“抓革命”的派性争斗成为第一要务，加之军管单位几经变换，指挥不统一，生产秩序混乱，工程进度缓慢。三线建设领导小组经中央批准，组织力量实施大会战，压缩六个重点建设单位的水泥以保障水电站供应，从各电力施工单位、院校、设计单位抽调三百多名技术骨干支援，抽调和扩招大量合同工，使施工人员由不足五千人增加到一万八千人，施工生产按照战时管制，成立战区部署战役，同时清理整顿队伍打击派性活动。1970年4月，父亲和三线建设领导小组成员钱敏抵达工地，传达国务院、中央军委“加快龚咀建设”的战斗号令，落实大会战的实施方案。这一系列措施调动了广大职工积极性，给工程提供了人力、物力和技术保障，形成了热火朝天的施工局面，按原定计划完成了1971年10月首台机组发电。这项建设后来被称为创造了四川水电建设史上的“奇迹”。

    很多年以后，那些当年同父亲一起奔波在三线建设工地上的干部们告诉我，“文革”期间全国的工农业生产基本呈停滞和倒退的态势，只有三线建设一支独秀，直线上升，取得了很大成就。以重庆为例，如今的重庆在改革开放中成为全国六大工业基地之一，她的汽车摩托业、机电产业、冶金业等支柱型产业，都是当年三线国防建设打下的基础。还有以攀枝花钢铁基地为中心的西南冶金工业基础、成昆线的建设等等。这是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一大批在动乱年代忍辱负重的三线建设者们的努力，他们功不可没，将永载青史。

说起四川的三线建设，不能不提到彭德怀同志。彭德怀以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于1965年11月底到成都。他不计自身的冤屈和“文革”中面临的更大威胁，认真努力地抓三线建设。父亲对彭德怀的所谓“错误”心中有数。当年他们一同在太行山的战斗生活，是父亲最难忘的日子。无论彭老总现在处境咋样，父亲内心对他都充满尊敬和同情。母亲和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是太行山北方局妇委的老战友，相处甚好。母亲反右倾时挨过整，对彭总的遭遇更是感同身受。彭德怀住永兴巷7号时，父母多次去看望他。当时就有人给母亲打招呼：与彭德怀的交往，一言一行都必须上报。我母亲嗤之以鼻，一次也不汇报。1966年底，彭德怀被绑架到北京，遭到更加残酷的迫害，从此音信杳无。

1974年冬的一天，两位军人带着中央专案组的介绍信从北京来到成都，指名要见刘兴元、李大章和段君毅，当时四川省的三位最高领导。见面后对他们讲，他们奉中央首长的指示，送来彭德怀同志的骨灰盒，经组织决定更名改姓，存放在四川一般群众存放骨灰盒的地方。安放后，未经中央军委批准，任何人不准移动。这些情况要求绝对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显然，中央有人(也许是周总理)在乱世中千方百计要保住彭德怀的骨灰。可谓用心良苦。父亲等三人受命后商量决定，将彭德怀的骨灰盒安放到成都东郊火葬场。一切都是秘密进行，具体落实的是省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张振亚，骨灰盒上的写的姓名是“王川”，终年32岁，籍贯四川成都，编号273号。

这个“不许向任何人透露”的秘密，是父亲让母亲首先向彭德怀夫人浦安修透露的。1975年父亲奉调北京后，安排母亲去看望艰难痛苦中的浦安修，并将彭德怀的骨灰被秘密转移到成都的事悄悄告诉了她。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浦安修把这一情况报告了陈云。陈云给她写了一张小字条，告诉她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将很快解决。果然三中全会做出了给彭德怀、陶铸同志平反昭雪的决定。同时，中央派人到成都取回彭德怀同志的骨灰盒。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对此还一无所知，当年办事的同志这时才知道这个神秘骨灰盒的真实主人。

彭德怀同志虽然在四川工作时间很短，但他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三线建设史册上。

 

 

                         历史会记住

 

如果说父亲的工作思路有什么特别之处，我觉得最突出的是他对民生的关切。这个话似乎是老生常谈，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不是明明白白写在党章上，时时刻刻挂在嘴巴上吗？实际上做起来并非都是如此。在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免体制、军事化的行政指挥系统的影响下，一些干部首先想的是“向上负责”，而忽略了“向下负责”，或者根本忘记了还要向下负责。当上面的要求不符合下面的实际情况，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一般都会片面强调上面的要求和全局利益，而使下面蒙受过度损失，甚至酿成巨大的灾难，四川有过多次这样的教训。父亲在这个问题上力求考虑得全面一些。他在执行上级指示的同时，无时无刻地也在关注着下面的实际情况，挂念着老百姓的柴米油盐，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他也想方设法争取和照顾到群众的利益，避免走极端；无论局势发生什么变化，无论个人的命运如何，都改变不了他对民生的关切，这是他一贯的工作立场和出发点。

“文革”的动乱使四川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父亲恢复工作的1968年，四川全年的社会生产总值为146亿元，国民收入83亿元，比1966年的220亿元和119亿元分别下降34%和30%。各种生活物资紧缺，缺煤、缺肉、缺肥皂、火柴、香烟，缺一切生活用品，许多时候城市居民凭政府发给的票证，也买不到定量供给的东西。局势不稳，百姓恐慌，连米、面都屯积。那时候上海的情况好一些，我在上海就成了家庭的采购大员，家里的一应生活用品都是我在上海买好再托人带回，从食品到肥皂火柴信封信纸电池、父母亲必须的药品，什么都带。派性斗士们可不管这些，无论中央三令五申，依然内战不息。省革委成立前，成都市昼夜枪声不绝，我家住的省委宿舍附近常有子弹嗖嗖飞过，人们一听枪声骤起，纷纷卧地保命。大街上随时可见拉着“烈士”的尸体抗议示威的队伍。

省革委刚成立时，母亲一看成员中有这么多派头头，还有武斗的直接指挥者，对父亲今后的工作环境忧心忡忡。父亲看起来还有信心，他安慰母亲说：“不要紧，这些派头头各有他们的群众基础，先团结起来再说，真是坏人以后还可以再揪出来，不要看死了，要相信有些人是会变化的。”父亲就是以这种宽厚的态度来处理“文革”中的复杂局面。当时省革委的24个成员中，有9个是造反派头头，个个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一开会就吵；一些地方和军队干部也程度不同地卷入派性，为某个派别撑腰，意见纷争，做决定难，执行更难。父亲恢复工作后主管生产，面对如此乱局忧心如焚，建国以来经历的风风雨雨告诉他，再这样搞下去可能发生多大的灾难。

省革委召开第一次全会时，达县地区的一派把一个烟熏过的死人头背到了会场，大吵大闹要清算对立派的罪行。惹得会上两派争斗骤起，互相指责，吵得冤冤不解，会根本开不下去。父亲忍无可忍，猛然把桌子一拍，厉声喝道：“你们究竟要干啥！闹闹闹打打打，你们难道不想一想，你们还吃不吃饭！工人不上班，农民不种田，都说打得有道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只有喝风！”所谓老实人没脾气，一旦发怒却也雷霆万钧。据在场者回忆，当时大家都吃了一惊，全场鸦雀无声，“文革”以来还没见过有这么“凶”的当权派。他接着说：“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抓革命促生产，你们口口声声说对毛主席三忠于，毛主席的话怎么不听？这次全委会必须做出一个决定，首要的任务是制止武斗，否则什么事情都不用谈。哪怕你们再斗倒我，再把我打成走资派，我都无所谓，但武斗必须制止！不管你们听不听我都要说。既然你们承认我是革命干部，我就要对人民负责，对毛主席负责……”。他这一番话说得义愤填膺、说得理直气壮，闻者无不为之动容，当场就有人伸大姆指，佩服这老头刚刚出来工作，敢这样说话，需要多大的勇气啊。要知道反他的还大有人在，重新被打成“走资派”实非妄言。

这一幕是斗勇，还有斗智的一幕。我记得大约在1974年夏，派性斗争又起，从重庆来的几千造反派一部分堵在省委门口静坐示威，一部分在成都火车站集体卧轨，坚持要到北京去告状，致使所有的火车停运，严重影响了全省的生产、生活。当时被造反派抓到成都的鲁大东躲藏在我家，主管工业的省委书记段君毅也匆匆来到我家，他们焦急地商量怎么应付这个局面。父亲果断地说，立即调拨一列去北京的火车，安排告状的人全部坐上去，把他们就近拉到废弃不用的火车岔道上(四川铁路沿线这种直达各厂矿企业的岔道很多)，甩下车箱，火车头开走。让他们在前不靠村后不沾店的地方冷静一下，省革委再派人去和他们谈判解决问题。段君毅当场为这个主意击掌叫好。后来照父亲的意见去办了，果然立刻恢复了铁路运输，缓解了危机，平息了纷争。“文革”时期的领导人既要“抓革命”，又要“促生产”，事情往往非常棘手，没有点智慧和魄力是玩不转的。

父亲管的“生产”，是一大摊子事情，三线建设、工业生产、农业生产、财经、交通运输……，举凡国计民生的一切都包括在里面。父亲一直是主管全局的，并不经手每一项具体工作，现在各政府职能部门瘫痪半瘫痪，大部分领导干部还戴着走资派的帽子，不能象过去秩序正常时期，发个通知就行。现在无论巨细，事必躬亲，否则就落实不了。一个会议往往要解决多方面的问题，眉毛胡子一把抓，父亲完全是拼着命在工作。诸如铁路、交通、邮电、医药、卫生、外贸等等，千头万绪，想起都让人头皮发麻，可是当年参加过父亲召开的这类会议的同志还记得，他方方面面居然都能一一道来，讲到实处，解决根本问题。足见形势逼迫他下了多少功夫、尽了多大的努力，他真是将人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真所谓，虑患防危，如履薄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

我还记得那几年母亲给我的信，多半是关于父亲的工作和生活。诸如说他一日三餐无定时、天天工作到凌晨、过度的劳累使他病倒，等等。1969年宜宾、泸州、内江、绵阳等地遭到30年未遇的春旱，小春欠收、大春还有20％稻秧没有挿下，已挿的田地也开始龟裂。老百姓靠天吃饭只能盼下雨。父亲忧心如焚，组织各级领导集中精力抗旱。到7月上旬天下大雨，旱情减缓，可是“反复旧”使武斗又起。关键是煤矿卷入派性武斗引起连锁反应，能源断缺使一些大型国防企业瘫痪了。父亲在7月下旬三伏天，冒着酷暑下煤矿蹲点，一去就是半个月，踏踏实实解决派性和生产问题。母亲信中说，毕竟年龄不饶人，父亲回来就发烧病倒。但他仍然不能卧床休息，因为来找他的人和事太多了。紧接着，宜宾、泸州、合江、纳溪大规模武斗又起，动辄集中上万群众真枪实弹干仗。张国华主任带着省革委全体成员分头下去解决纠纷，省里只留下父亲和两个军队干部，全省的生产、工作千头万绪全部集中在他身上，迫使他超负荷运转。他常常一天要开四五个会，将各派头头、军队干部、各级领导召集在一起，争论、斗争、妥协，会开到半夜，第二天睁开眼又接着召开生产建设会议。从7月到10月，仅从母亲的信中就反映出他两次发烧生病，整夜失眠也是常事。

在那个极左思想猖獗的年代，疯狂的人们大轰大哄，常常会做出一些后患无穷的蠢事。父亲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关键时刻能冷静面对和处理一些具体问题。比如，城市手工业“文革”前都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其中还有公私合营时资本家的股份，“文革”后期他们纷纷要求转国营，口号是彻底铲除资本主义。一些不了解党的有关政策的干部，也随声附和，给省革委施加压力。父亲对此态度很明确，他在省革委生产指挥组召开的二轻工业会议上说：“基层企业由集体转国营必须持慎重态度，在中央没有明确规定以前，一律不能动。”1969年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一些人到大寨参观取经，看见大寨是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社员也没有自留地，以为得了“破私立公”的真经，回来后就照搬，刮起一股“并队风”，把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改为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收回社员的自留地，否定按劳分配，推广“大寨式工分”。父亲感到问题很严重。所谓基本核算单位就是所有制单位，四川在这件事情上教训太深了。公社化初期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大刮共产风，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所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便由此始。巨大的损失面前，中央终于做出“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规定，即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当时西南局主要负责人还没有醒悟过来，认为这是“倒退”，迟迟不愿下放所有制到生产小队，推迟了对错误的纠正，增加了四川的损失，被毛主席批评为“猪碰到壁还要回头，我们有些同志比猪还不如”。这可是用生命换来的教训啊！大寨这么搞，也许有他们的实际情况，但我们不能照搬。父亲提出：“发一个通知，坚决制止这么搞。”在他的主持下，省革委于1969年6月发出通知说：“目前部分县、社出现了急于并队，搞大队核算和收自留地等偏差，必须尽快纠正。要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自留地的制度一般也不要变动。”同时强调对政策性问题、特别是牵涉到所有制问题，必须慎重对待。及时刹住了这股风。据我所知，四川在这件事上抓得很及时。有的省这股风刮的时间较长，带来较大损失，到1970年底的国务院计划会议还在批评。1971年底中央又下发正式文件，再次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农业，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也是父亲最牵挂的事情。他一再强调要重视农业，抓农业，支援农业，并为之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在这方面，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有深刻印象。早在三线建设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央就提醒西南局，要注意第一个五年计划东北“李铁拐”的教训。李铁拐是传说中的“八仙”之一，外形为拄着一根铁拐杖的跛子，用来形容农业不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农村的负担过重，甚至压垮农业。三线建设全面恢复后，几百个项目同时上马，基建队伍是百万大军，农业能否满足三线建设需要，会不会把农业压垮，会不会重演大跃进的错误，是他很担忧的一件事。先做调查，再想办法，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经过几年的大动乱，农村的情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存在什么急待解决的问题？下一步该怎么搞？采取什么措施和手段？他带着这些问题一次次到基层调查，回来反复开会研究，熬更守夜写材料。在他身上我明白了什么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值得一提的是，1971年他在射洪县搞的一次调查。射洪是川中丘陵地带的一个穷县，人均耕地不到一亩，而且土地贫瘠，地多田少。农民大半年吃杂粮。这年夏天，他带领省革委农业组的同志在这里跑了二十多天，从县到区、乡、社、队，从干部队伍、群众生活、农副业生产、农田基本建设、植树造林，以及政治运动开展情况等等，进行全方位调查，听取各级干部群众的意见，重点研究发展农业的路子。还详细了解了三个生产大队的情况。回来后，整理出八份专题调查报告，自己亲自写了一份长达万言的“关于射洪县工作情况的汇报提纲”，打印分送给新成立的省委各位书记，让大家多了解一些基层的实际情况，多给农业一些关心和支持。

我手上还保存着父亲写的这份材料，翻开来心里沉甸甸的。我似乎看见年逾古稀的父亲冒着酷暑，在山间小路上奔走，在农家的院坝里、在生产队的干部会上和干部群众促膝交谈，我看到他工作上的深入细致，实事求是。比如，关于丘陵地区水利问题能不能解决？他说，“我省川西北春夏旱，川东伏旱，若干年来几乎形成规律。能不能适应这个自然规律，解决丘陵地区的水利问题，已成了当务之急。从射洪县大搞小型水利的情况看，这个问题是能够解决的，也确实到了解决的时候了”。根据射洪的经验，他提出三点意见，一是整修原有水利工程。射洪原先有中小水库50座，控灌面积30多万亩，但因无人管理，淤积坍塌严重，蓄水量逐年减少，又缺少配套设施，多半没有发挥效益。“如果能对上述各项水利工程进行一次全面检查，采取有效措施，将会收到费省效宏、立竿见影之效。”二是大修蓄水塘。在山上修塘蓄积雨水灌溉，是川中古老而有效的灌溉方式。射洪有山塘3191口，东升公社二大队二小队的一个山塘，可蓄水五万八千挑，解决了周围97亩旱地浇灌问题。父亲说：“这是解决梯田梯土用水的好办法”。三是在水源好的地方，建设骨干水利工程。如射洪前锋引水工程。父亲说：“这是治本之策，有条件的就要下决心搞。”

又如植树造林问题。缺柴烧是当时川中，也是四川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大跃进时期的滥砍滥伐，加上林权所有制不落实等原因，林木破坏严重，群众烧柴越来越困难。射洪县清堤公社六大队实行林权归大队所有，组成植树造林专业队，成片营造，成片管理，封山育林，解决了集体种植、收益归集体的林权所有制，有效制止了盗伐滥伐。五年间荒山造林四百亩，河滩种树栽草八百亩，实现了烧柴自给自足，还外销大批水果。父亲以此为例，总结说：“落实林权所有制，是搞好植树造林的关键。如果在全省加以推广，将使全省普遍缺柴（特别是川中地区）的严重情况迅速改观”。

化肥的使用对当代农业革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父亲在法国的时候欧洲已在使用化肥。四川到文革时期化肥还是新鲜事。农民开始半信半疑，发现效果很好后，对化肥的需求便与日俱增，化肥顿时成了紧俏货。为了解决供需矛盾，父亲提出建设一批小化肥厂，并在1970年6月召开落实小氮肥成套设备会议，首次落实了37套氮肥生产设备。到1971年，四川已完成48套小氮肥建设，年产氮肥八、九万吨。由于这件事他亲自过问，抓得又紧，那些想搞化肥厂的地方领导就来找他，他认为这是好事，应当鼓励基层的积极性，因此总是尽力帮助想办法，解决了这些地区的燃眉之急。到1974年，四川的小化肥比1965年增加了两倍。随着大批国防工厂内迁，四川的职工队伍急剧膨胀，农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父亲一再请示中央加大对四川农业的支持力度，加强三线基地的农业基础。1973年，毛主席和周总理批准从国外引进八套大型化肥成套设备，决定将其中两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48万吨尿素的成套设备给四川。省委研究决定，将从日本引进的一套，建设在清白江的四川化工厂；将从美国引进的一套，建设在泸州的天然气化工厂。对这两项重点建设，父亲从选择厂址、制定建设规划、决定施工队等等，都参与研究决策，连一些具体难题也亲自处理。四川化工厂因征地和农民发生纠纷，父亲明白，决不能白白侵占农民利益，必须给予农民满意的补偿。他拍板决定，用化肥补偿农民损失。当时化肥属于国家统配物资，任何单位无权调用，具体办事的同志担心以后追查责任。父亲说：如果上面追究责任，由我来承担，大家放手工作。这个方案得到农民拥护，及时平息了纠纷，使建设顺利进行。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实际上只有成都平原堪当这个美誉。成都平原能成为天府之国，是仰仗名垂千古的李冰父子主持修建的都江堰的灌溉。父亲知道，四川的农业要发展，水利是重中之重。1970年7月，他主持制定了四川“四五”水利规划，先后上马了玉溪河引水工程、仁寿黑龙潭水库、龙泉山隧洞引水工程、人民渠第七期工程、简阳三岔水库、三台鲁班水库、南部升钟水库等大型水利工程。其中玉溪河引水工程是建国以来全省最大的引水工程，升钟水库是建国以来全省最大的水库。此外还完成了100多个中小型水利工程。他多次参加项目的研究，亲自到施工现场了解情况，解决建设中遇到难题。最大的难题是经费，他要求主管财经的同志无论如何优先保障这些农田水利项目的开支。“四五”期间，全省水利基本建设共投资6.55亿元，比“三五”期间增加了74.2％。这一波水利建设高潮在四川农业史上功不可没，使川西、川中10多个县400多万亩农田有了水利灌溉，全省有效灌溉面积比“文革”前的1965年增加了10％以上。当年，数以万计的民工、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拿着仅够吃饭的报酬，在几乎没有机械的情况下，大干苦干，建成了这批水利工程。如今，这一批水库不仅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作用，还成了人们休闲度假的好去处。我想，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在艰苦的岁月里领军奋斗的前辈们的。

    父亲在世的时候，四川的农业还很落后，凝聚着他心血的这些大工程，都还在建设之中。今天，四川的农业已经有巨大的进步，这些工程经过后人的努力，正在为四川的农业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四川农民带来切实利益。父亲的在天之灵看到这一切，一定会感到欣慰。

1975年，是父亲在四川工作的最后一年。这一年他做了一件后来被证明深具历史意义的大事——对宜宾县喜捷区下食堂大队经验的肯定和宣传。

这个大队的名字是大跃进时期起的，因为当时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办食堂，邻近的一个大队的食堂叫“上食堂”，他们就叫“下食堂”。这个大队的书记兼队长阳治国是个有经营头脑的人，多年不得其果的艰苦奋斗，使他动脑子寻求改变贫穷的道路，文革的混乱局面，也给了他们“另搞一套”的空间。他们联合临近队在鸳溪河上筑起一座拦河坝，修起一座小水电站。同时鼓励社员家庭养猪，提出“自繁自养”的口号，养猪业在几年内得以大发展，年出栏肥猪都在500头以上，粮食连年增产，到1969年，全队人均口粮已达到300多公斤，劳动日值1.6元。70年代初，阳治国随宜宾地区代表团赴大寨学习，他了解到大寨人年均口粮才200公斤，而且多数还是杂粮，劳动日值还不如下食堂大队的高。大寨的经验使他受到启发，也使他看到“大寨道路”的局限。回来后，阳治国拟出了一套改田改土计划，他们没有照搬大寨的办法到荒山瘠岭上去改土，而首先在荒山坡脚的瘦地上建造了三百间砖房，将居住在肥沃河滩上的农户迁居到新房，腾出所占用的宅地，改造沃土良田250亩，仅此一举就增产粮食12万斤。多年的经验教训告诉他们，光搞粮食是富不起来的，还必须搞多种经营，抓工副业生产。他们在原先的基础上，又组建起粮食加工站、农机站、砖瓦窑、运输船队，修起了砖瓦窑、养鱼塘，将队上的农副产品运出去，换回需要的物资，以“协作”的名义进行实质上的商品交换，使经济得到全面发展，成为当地闻名的富裕队。

下食堂大队的这一套搞法，当时存在很大的争议。众所周知，从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到文革中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农村工作的的基本路线是限制和取缔市场经济，以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取而代之，否则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个路线的强制贯彻下，农民只能按照上面的规定生产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向国家交公粮卖余粮，不仅个体农民的商品交换受到极大限制，集体的产品更不允许进行商品交换。在“以粮为纲”的束缚下，农村的副业得不到发展，社队企业更被视为洪水猛兽，这一切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发展到极至。下食堂大队的这一套搞法，和大寨经验截然不同，要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几乎就是现成的。然而他们确实先富起来了，从粮食产量、交售的公粮到集体积累、社员劳动日值都是全县首屈一指，社员分配口粮和劳动日值还超过了大寨，让人不得不服。于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有人主张宣传推广，有人则批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样板”，在极左的政治环境下，没有一位领导敢于公开肯定其做法，下食堂人只能冒着风险变着法子偷偷摸摸地干。

父亲后半辈子为农村、农业的发展，为农民能过上好日子呕心沥血，眼见着农村走不出困境，农民摆脱不了贫穷，他有自己的思考。早在50年代，他就强调农村不能单搞粮食，还要重视副业生产，发展多种经营，即使在“以粮为纲”甚嚣尘上的年代，他也在多种场合里讲这样的话。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他早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不仅批评和制止了四川学大寨中的一些极左倾向，对“大寨道路”本身也持有异议。文革后期，他一直在寻找一个他理想中的农业典型，以推动四川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1975年春天，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各项工作出现转机，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春天，父亲到宜宾地区视察，在听取了宜宾地委第一书记张力行等同志关于下食堂大队的情况的汇报后，作出了一个相当大胆的、意义重大的表态。他说：

“下食堂生产队发展生产的路子、方向和作法都是正确的。它不是‘黑样板’，而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它不是搞资本主义，而是脚踏实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父亲认为，下食堂大队正是他所要寻找的农业典型，于是立即派人下去调查，总结经验在全省推广。在他的一手主持下，1975年5月31日，《四川日报》刊登了《以粮为纲，以副养农，全面发展》为题的下食堂大队调查报告，高度评价了下食堂大队的成绩和经验，特别是“以副养农，全面发展”的经验。这是省委领导首次对下食堂大队经验的肯定，也是省委机关报首次对下食堂大队经验的全面报道。这个典型的推出意义非凡，因为下食堂大队的道路，和大寨道路有着本质区别。大寨道路，是极左路线指导下的计划经济，是一种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单一的生产方式；下食堂大队的道路，则有市场经济的成分，它突破了“以粮为纲”的束缚，通过多种经营和建立社队企业，取得了经济全面发展。这正是所谓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父亲对这个典型的肯定和支持，说明他已经看到农村不能再走极左的老路，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另辟蹊径。虽然在当时的局面下，这个经验的推广困难重重，但父亲此举给予下食堂人、支持下食堂道路的干部极大的鼓舞。下食堂人放开了手脚，名正言顺地走自己的致富之路，到1977年人均年收入已经达到239元，远远超过了大寨的170元，粮食亩产2000多斤。

父亲一定没有料到，他去世三年后，他当年全力支持的这个典型，会成为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一个历史性的标志。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农村“两条道路”的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认为，农业的出路仍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走大寨道路”；另一些同志认为，要使农业和农民走出多年的困境，当务之急是反左。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喻全域、黄庭骏认为，下食堂大队正是反左的成功典型，他们到下食堂大队调查采访，总结出与大寨完全不同的经验：下食堂不是“劳力归田”，而是大力发展工副业积累资金；不是“先治坡、后治窝”，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提高农民收入；不是记等级制的“大寨工分”，而是严格的按劳取酬。甚至公开提出要“一手抓粮、一手抓钱”。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赵紫阳批示：“经验很好，同意报道”。11月13日，正当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两种观点激烈交锋时，新华社转发了下食堂大队的两篇报道——《打碎假左真右枷锁，才有农业高速度》和《社队干部要有经济头脑》，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以头版头条全文刊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滚动播出，好几位中央领导打电话到新华总社，称赞报道写得好。此后不久，党的工作会议否定了“继续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主张，重新起草了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拉开了农村改革开放的序幕。下食堂大队一时间名扬全国，成为取代大寨道路的一个标志。

后来有人评价父亲当年对下食堂大队的肯定和宣传，是“呼唤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一声春雷”。我从中看到的是父亲的远见卓识和追求真理的胆略，称他为领导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一个先行者，当之无愧。

 

                            左支右绌

 

“文革”中，四川的派性斗争为全国之最，武斗为全国之最，其危害之烈也可称全国之最。平息派性争斗，是当时第一号大难题。中央从1967年开始，年年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人数动辄几千，时间长达数月，中央领导一次次讲话，中央决定一次次下发，派性就如同癌细胞一样就是除不掉，使四川动乱不已。派性归根结底是一种权力争斗，利益争斗。“文革”的乱世，给人性中最阴暗、最卑劣的东西以充分表演的舞台。应该说，绝大多数干部群众是无辜的，被潮流裹胁而已，但确有一些人借助派性争权夺利，这样的人上至中央下至地方，从地方干部到掌权的军队干部，从造反派头头到社会各色人等都有。而派性的形成，既有现实原因，也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处理起来相当棘手。

“文革”中四川分两大派，成都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派，和“川大”八.二六派；重庆是“重大”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红成和八.一五结成一派，八.二六和反到底结为一派，形成全川的两大派。两派都是中央文革承认的“革命组织”，谁也不服谁，打得昏天黑地。父亲对派性斗争深恶痛绝，巴不得早一天结束动乱恢复社会秩序，把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搞上去。还在他按照总理的指示，争取“谅解”的阶段，他就努力避免亲一派疏一派，努力做两派的团结和解工作。1967年4月，总理点名要他到北京参加处理四川问题的会议，他的政治面貌趋于明朗，两派都来做他的工作，企图拉他支持自己一派。他的态度很明确：符合中央要求的，两派都支持，否则都不支持，希望他们加强团结搞好大联合。他在1967年6月21日的“亮相声明”中说：“我支持八.二六的革命行动，也希望他们按照中央的指示，和红成加强团结；红成曾经热情地帮助我改正错误，我诚恳地感谢他们，希望大家一起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并肩战斗”。这个态度被认为是“合稀泥”，两派都不讨好，成为他迟迟得不到“谅解”的重要原因。

成都人民南路广场，是文革中的群众集会中心，也是武斗中心。“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白天交通断绝，夜间曳光弹如同节日的焰火般飞舞，枪声彻夜不息。每当有重大政治事件发生，两派都要在人民南路举行大规模集会，以壮声威。两派的集会撞到一起，往往酿成武斗。省革委成立后不久，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这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两派都决定在同一时间，在人民南路广场举行有数十万人参加的“欢呼庆祝”大会。省革委领导在开会头天才得知这个消息，顿时紧张万分，两派到会人数加起来有七八十万，如此严重对立的巨大人群撞到一起，打起来后果不堪设想。省革委当即决定分别给两派做工作，绝不能在同一时间开会。父亲负责给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一派做工作，当天下午，他急急忙忙召集该派“勤务组”的二三十个头头开会，刚把自己的意见一谈，人们顿时开了锅，指鼻子戳眼睛地对着他大叫大嚷。有的说，我们是革命派，他们是“老保”，只有他们让我们，岂有我们让他们的道理！有的说，打就打，难道怕他们不成！有的说，通知都发下去了，各专县的队伍都动身了，绝不能改！声色俱厉，俨然成了对我父亲的斗争会。

闹得凶的时候，他就默默坐在那里，声音平息的时候，他就给大家分析后果。他一开口，人们又开始闹，如此反复不已。从下午到晚上，从晚上到深夜，从深夜到凌晨，双方就这样熬着，都不吃饭，都不认输。到后来，这些人闹得精疲力尽，声音越来越小，话越来越少，情绪也渐渐缓和。父亲的话却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急迫，眼看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他大声说，再不决定，通知都来不及了！打起来你们是要负历史责任的，你们负得起这个责吗！主要头头终于表态：同意取消集会。这时已是凌晨3点，另一派那边也还在僵持着，他立即叫人通知在那边做工作的同志：这边已经同意不开会了。象绷紧的弹簧松开了一头，一个巴掌拍不响了，那边随即也同意取消集会。双方紧急通知己方各路人马，避免了一次可怕的灾难。

省革委成立后，成都的两派都模仿大型历史剧《东方红》的样式，各搞了一台大型歌舞剧，宣传自己的“辉煌战斗”史。节目排成后，先叫省革委领导观看，企图得到支持，以便招摇过市。一次他和梁兴初一同去观看一派的预演。梁是四野的著名战将，从广州军区调来，对四川文革历史不了解，看到台上硝烟弥漫枪炮齐鸣，身着解放军军装的战士冲锋陷阵，还以为是反映战争年代打仗，连声说“好！好!”父亲对他说:“你还不清楚，那是宣传搞派性打武斗，要不得。”梁恍然大悟说:“原来是武斗啊，要不得，要不得！”父亲告诉演出负责人说，必须把派性和武斗的场面取消，突出革命大联合，否则省革委不同意公演。对另一派的演出，他也提出同样要求。结果他们只是稍做收敛，照样宣传派性。他无可奈何，只能一不支持，二不去看。

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和领导内部的派性关系密切。刘结挺、张西挺被中央宣布平反，做了省革委的领导后，个人野心膨胀，派性严重，和省革委的另一些人严重对立，造成四川局势一次次的“翻烧饼”：这派那派，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个中央决定或领导讲话下来，各取所需借题发挥，名为贯彻中央精神，实为打击对方势力，伤及大批无辜干部群众，被老百姓形容为“皇帝打仗百姓遭殃”。父亲身处其中，左支右绌，处境十分艰难。无论他怎样保持中立，怎样“抹稀泥”，别人偏要拿派性的有色眼镜看他。凡人以派划敌我、凡事以派论是非。只要你的行为不合乎他的派别利益，就把你视为敌对派；一旦你被视为了某派的人，你的一切行为都会被打上派别的烙印，客观的是非标准就荡然无存，一切对错只以派别为标准。

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各级、各部门、各单位的“新生红色政权”相继成立，围绕新一轮的权利再分配，两大造反派之间、军队干部之间、军队和地方干部之间、地方干部之间的派性斗争十分尖锐。刘、张二“挺”打着“反复旧”的旗号煽动一派，阻止不符合其派别利益的人进入领导班子，闹得许多地方的政权机构迟迟不能建立，已经建立起来的无法工作，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生产的恢复。另外一些人以“批清”运动为幌子，排除异己，打击伤害大批干部群众，激化了派别争斗。1969年底，中央对刘、张的错误进行了严厉批评，让他们靠边站，至此，刘、张实际上已经下台。

随后是大规模的“批清”运动。所谓“批”是“批判极左思潮”，所谓“清”，是“清理阶级队伍”和“清理‘三老会’、‘五.一六’”。“批清”运动对于打击帮派势力、恢复社会秩序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个“批左”运动照样是沿袭左的思路，带着浓厚的帮派色彩，致使“打击一大片”的悲剧再度上演。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全川被批斗、关押、判刑、劳改者10数万人，仅成都市就触及2万余人，冤假错案无计其数。1970年省革委人保组和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关于运动中发生自杀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说，本年度截至8月份以来，全省共发生自杀3887起，死亡3331人，而且呈逐月上升之势，7、8两月共发生自杀1309起，1146人。报告说，自杀事件的发生，重要原因是“工作简单粗暴、甚至违法乱纪，搞逼、供、信而造成的”，其中有“搞男女关系”的，“用色情腐蚀社员”的，“当过区供销社群众组织头头”的，“有人见他穿过国民党黄呢大衣”的，“有不满言论”的，“有拿摸、贩卖行为”的，等等。有些地方“不分问题情节大小，统统弄到‘集训队’一锅煮，估逼硬追”。这份报告提出意见，要加强政策教育，避免事态发展。

父亲对类似的运动经历太多，对这样搞法很有意见。在他看来，文革的动乱根子在上头，这样大规模的基层清算，和大跃进后期让基层干部当替罪羊，进行大规模清算没什么两样。但许多心里话他不便直言，否则一些人借题发挥把水搅浑，能干的事都干不成了。要知道，父亲在文革中虽然作为革命干部被结合进领导班子，但直到1972年林彪事件被清理之前，他的权力都很有限，他的工作常常受到多方掣肘，他的意见也常会变成派性的靶子。

因此，这次他还是老办法，调查研究，用事实说话。在上面讲到的那次射洪调查中，他同时对基层“清队”、“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铺张浪费)、“整党建党”等运动情况进行了调查，他在给省委的汇报提纲中说：运动中大批基层干部被长期挂起来，射洪的“暂挂”面普遍达到10%，有的高达30%，干部的对立情绪很大，一个公社真正能坚持工作的一般只有三、四人。他提出：经历了两三年的“一批两清”，问题基本上都查清楚了，可以说农村阶级阵线基本上搞清楚了，要尽快核实定案，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落实政策。有什么问题就查什么问题，问题清楚了就了事，不要一概而论。一时搞不清楚的问题，暂时放在那里，今后发现新情况，再做处理，不要拖下去。他说：“对这个问题应该下决心加以解决”。明确表明了自己坚决反对以“批清”为名搞派性，又打倒一大批干部的态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所谓清理“三老会”。“三老会”这个词是“文革”中的创造，过去闻所未闻。事情源起于1968年3月15日中央领导处理四川问题的讲话。当四川的一位领导汇报到四川的社会关系很复杂，有七星党、三老会、自由民主党时，中央领导说，“反动得很，要坚决镇压。当然要区别对待。组织要解散，核心成员一定要专政”。什么叫“三老会”，也许讲话和听话的人都不太清楚，多半是因为和“七星党”、“自由民主党”一起说，听起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事当初并没掀起什么大浪，两年后的“批清”运动中突然闹成一件大事，许多人这时才知道“三老”原来是“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员”。这“三老”有什么反动之处呢？省革委第三办公室1971年7月1日《关于对反动组织“三老会”建立专案审查的请示报告》称：“这个反动组织是1967年5月由米建书、郭付人、杜心源、王际康、杜桴生等一伙搞起来的。他们披着‘三老’的外衣，打着‘造反’的旗号，招降纳叛，网络叛徒、特务、右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四清’下台干部，以及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批判处分的人，组成了一个翻案篡权，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极端反动的组织，罪恶累累。”他们“要翻十七年的案”，要让“十七年的红人靠边站”。等等。

任何对新中国政治运动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文革”前十七年的历次政治运动，从建国初的镇反、审干，三反五反的“打老虎”，到合作化运动的反反冒进，1957年的抓右派，1959年的反右倾，到四清运动，每次运动都伤害了不少干部，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敢讲实话、办实事的好干部。这些同志文革中起来争取平反，这是情理中的事情。他们为群众所同情和接纳，被结合进新的领导班子，和“文革”中挨整被打倒的干部又重新出来工作一样，难道不都是理所当然吗？文革中整错了的应该落实政策，文革前整错了的就不该落实政策吗？“文革”整了你字字血声声泪，“文革”前你整了别人就心安理得吗？但一些人不这样看，他们站在宗派的立场上，认为这些同志如果站出来，就损害了他们“一贯正确”的形象，就争夺了他们的权位。于是这些“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批判处分的人”，几乎无一幸免地被扣上反革命性质的“三老会”的帽子，再次遭受打击，有的被清洗出领导班子，有的被关押审查。

“三老”中，被整得最多的是四川地下党。四川的地下党建国后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历次运动被整的人不在少数，即使查不出什么“问题”，往往也不被重用。上面提到的那次关于“三老会”的中央领导讲话中，江青说，因为她要搞《红岩》的剧本，到华蓥山做了调查，“真见鬼，根本没有这么回事，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华蓥山游击队，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江青的这一通胡言乱语，为一些有宗派偏见的人提供了尚方宝剑，“四川地下党成分复杂、叛徒成堆”的成见更深了。重庆是周总理亲自领导的中共地下斗争的重要战场，川东地下党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涌现了江竹筠等大批革命先烈，小说《红岩》使他们的事迹家喻户晓。但是，重庆和川东的地下党员解放后也有许多同志蒙怨受屈，这些人在“文革”中争取翻案，并提出平反的理由。有人因此耿耿于怀，借抓“三老会”为名再次清算。上述省革委第三办公室的报告称，“三老会已钻进省、地市掌权的就有40余人。三老会在重庆的分支机构有成员867人，其中中层以上干部463人，已有202人进入了各级革委会”。这些人都遭到清洗和打击。最典型的是所谓“萧、李、廖反党集团”。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三位同志是重庆市委的干部，都是川东地下党员出身。1962年，他们根据内部资料和自己调查的材料，发现大跃进时期四川非正常死亡达到一千万人，感到非常痛心和气愤，通过多种渠道向中央反映，触犯了四川的主要领导，被打成“萧、李、廖反党集团”。“文革”中他们揭发了这件事，要求得到平反。在这次批清运动中又被打成“三老会”骨干，其重大罪名便是“污蔑共产党领导的天府之国四川死人一千万以上”。江青咒骂的罗广斌，是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其哥哥确是四川的军阀罗广文，但他毅然放弃富裕生活，冒着杀头的危险参加了共产党，被关进白公馆监狱，1949年底国民党大屠杀时越狱逃出。文革初期罗广斌被打成“叛徒”，理由还是那套荒唐逻辑：“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的洞敞开着”，所以你肯定是从“狗洞”里爬出来的！罗广斌不堪凌辱，含冤自尽。江青这一讲，连给罗广斌鸣冤的同志，也都打成了“三老会”。

批“三老会”采取层层清查，以“打谢(家祥)反梁(兴初)”作为划线标准。对下，有的地方一直查到农村；对上，有人就把眼睛盯到我父亲身上，揭发他是“三老会的总后台”，死缠烂打非要把李大章揪出来。许梦侠同志在回忆录中说，他刚刚恢复工作时，正是抓“三老会”的高潮，四川有没有“三老会”这个组织，他当时就很怀疑，有人揭发李大章是三老会的后台，他更是不相信。父亲是“老”，在四川干部中资格比谁都老，可他并非“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批判处分的人”，“三老会”怎么也挂不到他头上啊，可见抓“三老会”是名，排除异己，争夺权位是实。历史证明，“三老会”就是某些人凭空杜撰出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尤其是《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批判处分的人”，绝大部分都洗雪了罪名，落实了政策。回顾沧桑岁月，可见当时派性争斗的尖锐复杂，和父亲处境的艰难。

从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四川的“批清”运动搞了整整3年，直到1971年林彪9.13事件后才被中央强力制止。1972年2月，张国华同志在处理四川大学的问题中，心力焦瘁，突发心脏病倒在了会场上，终于不治。张国华和我父亲建国初期在川南曾短暂共事，他们的为人和“文革”中的处境都有相似之处。1967年他到四川主持工作以来，在派性斗争的漩涡中苦苦维护大局，为一些派性严重的人所不满，称他为“九级泥水匠”，背地、公开都经常发难，使他承受了很大压力。他去世时才58岁，可以说是被工作和精神的双重压力击垮的。张国华去世后，中央改组了四川领导班子，调刘兴元到四川主持工作。3月，中央召集四川主要领导刘兴元、李大章、严政、陈仁麒、谢家祥、何云峰、孙洪道到北京开会，揭发清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3月11日，在总理主持，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华国峰等同志参加的会议上，由父亲汇报四川工作情况。在汇报中，他谈到四川抓“三老会”，从上到下层层搞，一直抓到基层。当汇报到“批清”运动存在扩大化的问题时，总理严厉批评说，不仅是扩大化的问题，全国都在“批陈整风”，你们还在搞“两清”，矛头指向张国华、李大章，你们背离了全国的中心，还在搞支一派压一派，干扰了“批陈整风”的大方向。当父亲汇报到，四川搞了一个“四川文革十二件重大事件”，以派性的立场判断是非，加剧了派性对立时。总理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那里真是一个大炉子，派性的大炉子！”

总理说：张国华同志是个好同志，就是软弱了一点，被人家欺负。张国华从不讲人家有什么问题，他照顾大局照顾团结，可是有人总是说张国华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总理还说：有人还想把李大章挤走！有没有这回事？与会者承认：有。总理讲的这些情况，父亲心知肚明。他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纵然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他在汇报中也只字不提。也许他觉得讲了不利于团结，不利于工作，个人的委屈和困难，自己咬牙扛住。中央领导中没有谁比总理更了解他，更知道他的苦衷了。总理接着说：“大章同志，你要开门见山，你要讲本质问题，有问题中央帮你们解决。死了一个张国华，还能再死一个李大章？！”

总理把话讲到这份儿上，足见他心情的沉重和焦虑。父亲回到四川后曾向母亲转诉总理的这段话，眼中饱含着热泪，母亲也潸然泪下。在那举步维艰的岁月里，总理的爱护和支持温暖着他们的心，他们也深深体会到总理的难为和无奈。很多年以后，总理和我父亲都相继离去，母亲回忆起当初这一幕，依然落泪，她说：“总理和你爸爸都是挑重担走山路的人，多少人在釜底抽薪，吃力得很啊！”

 3月22日，中央领导再次接见，刘兴元在汇报中说，大章同志是老同志、老四川，（我们）要向大章学习。父亲插话说，自己年龄大，能力也不行。总理鼓励他说，自高自大不行，但也不要太自卑了嘛。这次会议上，刘兴元和我父亲起草了《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去年9.13以前，我们没有把“批陈”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而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一批、两清”运动上（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三老会”），有些地方，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持有不同意见的群众和干部，混淆了阶级阵线，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重点在批陈的指示，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过去，我们对此认识不足，没有及时纠正这个错误。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报告经毛主席批示作为中央文件发出，四川开始纠正“批清”的错误。

这一来，“批清”的积极分子又产生对立情绪，一些“批清”中被打击的人也想伺机报复。为了防止再次出现“翻烧饼”的情况，父亲多次在重要场合强调，要牢牢掌握批林的大方向，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他说，四川这些年来，往往是在纠正了一种错误之后，又发生另一种错误，使形势一再反复。要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纠正“批清”的错误，要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步子要稳，工作要细，一定要顾全大局，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不能搞唯我正确，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团结绝大多数，既要纠正错误，又要保护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尽管如此，阻力还是相当大。许梦侠同志的回忆录中说，成都市的基层单位在“批清”中被定为敌我矛盾的达两三千人，市委发文要求复查，纠正错案，不少地方顶着不办。他下去检查落实情况，一去就被围攻。后来才发现竟然是自己身边的人通风报信！

要把这个“派性大炉子”的火熄掉，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苍天可鉴

 

1967年4月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第一次会议上，总理就给父亲交代，要解放一批干部出来工作，这成为他处心积虑想做好的一件大事，但一直无法插手。省革筹期间，干部解放工作被刘、张一手把持，曾经把四川几百名地、市、厅局以上干部集中到锦江宾馆办学习班，审查历史交代问题，表面上是为解放干部做准备，事实上还是无中生有无限上纲那一套，时间长达八个月，形同关押。大部分干部根本无法“过关”，有的甚至被逼跳楼自杀。在派性和武斗的混乱中，干部解放工作完全陷于停顿。省革委成立后，各级“三结合”革委会相继建立，刘、张以派划线、以派取人，仍然阻挠干部的解放。以后又以“反复旧”为名，把一批已经出来工作的干部重新打倒。从1969年1月6日省革委政治工作组的《原省级机关解放干部工作情况调查报告》中看出，他们抽样调查了原省级机关82个部委厅局单位和320名厅局级干部中的67个单位和256名干部，截止1968年底，仍然有64人被视为黑线人物，列为死不改悔走资派的104人，列为假党员的37人，占总数的80%。后来又把省级机关和原西南局机关的干部集中到西昌弯丘五七干校，长期“劳动改造”。直到1970年刘、张靠边以后，父亲才有机会参与干部的解放工作。在当时的局面下，解放干部是一件相当敏感和困难的事。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极左路线和派性的干扰，其次是干部队伍中历史形成的矛盾。四川的老干部主要来自三个部分：跟随贺龙、李井泉南下的一野晋绥干部；跟随刘伯承、邓小平入川的二野干部；四川地下党干部。由于过去在干部使用、提拔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人为造成不同来源干部之间的一些隔阂和矛盾。这些矛盾和“文革”的派性搅在一起，使问题更加复杂。从客观上讲，父亲不属于上述任何部分，他和二野的干部接触多一些，但时间很短，更不能算是“二野出身”。从主观上讲，他历来反对干部路线上的宗派主义，使用干部完全看德才和工作需要，没有人可以依靠和他个人的关系得到特殊照顾，这是有目共睹的。文革中解放干部他照样如此。他急于要解决的是让大批有经验的老同志出来工作，收拾乱局，把生产搞上去。至于他们来自于何方、受过谁的重用、是谁的人等等，他并不在乎。

    行文至此，我想起曾经读到过的一段文字，这是一位老干部在重病之榻向女儿回顾自已的人生时，描述的他所敬重的老首长李大章。他说：“大章同志是这样一种人，他在干部任用上六亲不认，是所谓按党的原则办事的人。所以大章同志在官场没有‘好朋友’，没有哪个很贴他。就是你再贴他，他也要按照干部固有的组织原则，按照论资排辈的规矩来做，而且还要从下往上报批。他太正经了！他对自己用得顺手的干部，也是只会破格使用，绝不会破格提拔的。他更不会培养心腹。按照传统的标准，大章同志是绝对正直的一个人，无可挑剔。但在官场上的人都有一个好恶，要想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必须有一批自己的亲信，大章同志恰好没有，所以即使他很公正，他也巩固不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这段表述，质朴得让我感动，坦率得令我心惊。这位老人正是当年“西南服务团川南支队”的青年干部，从南下开始跟随我父亲几十年。他描述的父亲很象。但是我觉得，父亲虽没有普通意义上的“官场朋友”，却有许多生死与共的同志、战友；虽然没有亲信，却有许多敬重他、追随他的人；他逝去三十多年了，还有很多人怀念他，在心里祭奠他，包括以上那段文字的作者——这位病榻上的老人。当他那文学博士的女儿表示要为他作传记时，他坚决地拒绝说：“写我干啥子，你有能力就去写李大章传，他才真正应该有人给他作传！”或许，确有不少能力强、人品好的干部，特别是那些从川南就跟随他的干部，在父亲手里没有得到提拔和重用，就象那位如今已经告别人世的老人。但他们谅解他，敬重他，真心认为他的品德无可挑剔！

    正因为他出自公心，所以在干部提拔使用上特别注意五湖四海，不凭个人好恶，不戴有色眼镜，照顾到不同山头的利益。“文革”前晋绥干部担任领导工作的人很多，为了让他们尽快出来工作，父亲在百忙之中，一个个地找他们谈话，关心他们的现状，了解他们的想法，做对立面的工作，为他们站出来作了种种努力。在李井泉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他照样予以关心。李井泉的秘书陈振寰同志，文革前是郫县县委书记，文革中挨批斗，1969年因为一个笔误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押在郫县劳改。一说是李井泉的秘书，谁敢沾！而且文革中因口误、笔误被诬为反动标语口号，判刑定罪的冤案有多少啊。直到1972年，陈振寰仍然得不到“解放”。父亲三次到郫县检查工作，三次问县委领导：陈振寰现在哪里？在干什么？你们对陈振寰既不定性，也不解放，拖在那里，你们打算拖到什么时候啊！如果他没有问题，就尽快解放了。第三次他下最后通牒说：若你们有困难，干脆让小陈回到省、市分配工作。当时李井泉还没有“解放”，中央对李的问题也未有任何松动的表态。父亲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在当时是要有点魄力的。让我感到难以理解的是，父亲的这一番公心、苦心，仍被一些人误解和歪曲，直到他去世后多年，还有人站在宗派山头的立场，抵毁诅咒、造谣污陷、朝他身上泼脏水，斤斤计较着这派那派的利益、这个山头那个山头的高低。这些人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被宗派偏见迷了心窍和良知。

    当时，处理高级干部的问题很复杂，许多问题也非他能够左右，所以他先在基层做文章。成都周边的几个县，如金堂、彭县、遂宁等他多次去，调查落实干部解放问题。他还把射洪县作为干部解放的试点，提出“现在关键的问题是，首先要把县一级的班子加强，只有把县的领导班子搞好了，基层的领导班子才能解决好，一定要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要让“文革”前的第一把手出来工作阻力很大，出来再当第一把手困难更大，父亲不信这个邪，他以射洪为突破口，将“文革”前的县委第一书记解放出来，担任革委会第一把手，为干部解放树立样板。

“翻老帐”是历次政治运动的特点，只要你历史上犯过“错误”，无论组织是否已经作过结论，下次运动无可幸免地会被重新翻出来清算，“文革”中更是如此。处理这些“老帐”，需要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政治经验。“造反”出身的人往往既不讲政策又无知，掌权的军队干部对地方干部的情况了解也不多，这一类问题就成了解放干部的“老大难”。父亲对四川“文革”前的历史一清二楚，因此他要求干部部门在处理这类问题时要本着爱护干部、尊重干部的政治生命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解决，已经作过结论的绝不再“翻烧饼”。有的人在基层被整，迫于无奈也来找他，他也总是尽力帮助。大跃进后期，四川大批基层干部被关押斗争，让他们承担大跃进种种错误的责任。以后虽然进行了纠正，“文革”中又被翻出来整。广汉县有一位叫李克淦的干部，大跃进时期当过公社书记，后来挨整，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文革”开始后再次被炒“回锅肉”，整得很惨。他和我父亲相识有点戏剧性。那时他当公社书记，饿慌了的社员为了讨粮食吃，跑到马路上拦小汽车，刚好拦到了父亲的车。父亲直接到公社了解情况后，命令地委拨粮解决了困难。李克淦因此认识了我父亲。“文革”中他几次到省革委找我父亲，请求为他讲公道话，父亲出面帮助他纠正了不实之词，落实了政策，他至今记得父亲充满同情的一句话：“你们都是错误路线的替罪羊啊！”

弯丘五七干校，原先是西昌米易县的一个劳改农场，1969年改为省级机关五七干校，原西南局和省级机关的干部下放到这里劳动改造，人员按军队编制，栽秧种地、放牛养猪，吃清水菜，住干打垒、睡双层床，形同流放。父亲几次下去看望那里的同志，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对病弱的同志，要求送他们回成都治疗休养。虽然办这样的五七干校当时是全国性的，他仍然努力使其早日结束。干校办了两年多，他亲自提议并经省革委决定予以撤消。这些往事使许多同志至今感激难忘。

四川地下党的不公正待遇，是“文革”前就长期存在的。有的领导对四川地下党的偏见比较深，总认为他们历史可疑，不可信任，因此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伤亡率”最高。“文革”初期由官方决定点名批判的最大几个“官”——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绵阳地委副书记张黎群，都是四川地下党。张黎群因为1962年在《重庆晚报》和《成都晚报》，分别开辟了《巴山漫话》和《夜谈》两个专栏，发表了一批类似“三家村夜话”之类的杂文，被打成四川的“小三家村黑帮头子”，第一个被关进监狱。张黎群同志是团中央机关下来的，当过8年《中国青年报》总编辑。为了收集他的“反党罪行”，四川的专案组曾经找到在干校劳动的胡耀邦同志，胡耀邦回答：“他还没资格犯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因为他只是团中央眼皮底下一个直属部门的负责人。如果说《中国青年报》那时候有过这样的错误，那么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因为我是团中央的第一书记。”

对四川地下党成见之深，加以江青的胡说八道，形成“文革”中的一个奇特现象：在解放干部问题上针锋相对的两大派，对四川地下党却又相当的一致。1969年8月1日，刘结挺在四川清理地下党座谈会上扬言：解放17年，地下党的问题是没有搞清楚的，“地下党是个招牌，有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民社党，临解放时打招牌为地下党”。他诬陷原地下党川南工委副书记钱寿昌“通敌”，导致钱被长期关押致死。对立的另一派就更不消说了。以至每次“翻烧饼”，地下党都和地富反坏右一起，被烙在锅底下，解放他们的阻力最大、拖的时间最长，几乎成了一个禁区。在四川，没有谁比我父亲更了解地下工作的艰辛和复杂的了，他对这些同志的遭遇寄予深深的同情和不平，他为他们的解放所做的工作，比省上任何一位领导都多，处理“三老会”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还直接参与了一批四川地下党员的审查和解放工作。但是由于阻力太大，四川地下党的问题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真正得到解决。1979年2月，四川省委发出《关于为四川地下党平反的通知》，说：“省委决定凡因所谓清查四川地下党而造成的冤假错案，应一律平反，迫害致死的，应以昭雪，恢复名誉；凡是对四川地下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外围组织，强加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应与推倒；对一切诬陷不实的材料应认真清理；……受株连的亲属、子女应与平反”。1985年1月15日，胡耀邦对四川问题的一个批示说：“文革前四川有很长一段历史是很左的，许多干部左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这是一。第二，四川党内政治生活长期不正常，是非不清，有权有势的人随便给人扣帽子、穿小鞋的现象是不少的。这个问题，拨乱反正后，是否在党内讲清过？吁请大家认真纠正过？我都不清楚。”他要求“各个省必须按照自己历史上形成的一些优缺点，进行党的政治思想建设”。胡耀邦同志的这个批评，十分中肯。

 刘、张倒台后，四川的干部解放工作进度大大加快。这在当时的省革委组织组负责人孟广涵的回忆中有记载。他说，当时为了把刘、张干扰下耽误的工作补回来，“大章同志指示我们，不管怎样要先把那些老干部解放出来，让他们工作。有的干部因为被“文革”耽误了最佳时间，现在年龄偏大，大章同志要求我们先解放安排工作，然后再退下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给那些在“文革”中饱受磨难的老干部平反，是对他们的政治生命负责。但是这些措施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冒着很大的风险。”如何给老干部安置工作岗位，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文革”完全打乱了原先的党政机构，“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组织机构很简单，位置有限，又有大批派头头充斥其中，还安置了许多军队转业干部，容纳干部的空间很小。原先的西南局已经撤消，留下的大批干部也只能在省上解决，更增加了安置难度。为了给解放出来的干部安置合适的岗位，让他们有用武之地，父亲和有关部门商量后采取了一个大胆的决策——成立21个局，每个局配六到八个副局长，全部由地方老干部担任。据当年组织部门的同志说，四川这种做法被一些人攻击为“复辟”，父亲不为所动。孟广涵的回忆还说：“有的单位的造反派对老干部站出来意见大、阻力大、不让解放。于是我们在大章同志指示下，内定了一个方针，先把这些同志解放出来，安排在县一级部门去工作，过一段时间再调整到地区，然后提拔到省级各部门担任领导职务，这样在造反派中目标小了，阻力小了，比较容易通过，也达到了我们解放干部的目的了。这算是曲线救干部的一个策略吧，这种做法在全国都是少有的，要冒很大风险，没有大章同志的支持是办不到的。后来批林批孔，到处都是大字报，不是批“三老会”呀，而是批七老会八老会九老会，闹了一阵子，大章同志顶着很大的压力。但无论如何这一大批老干部解放出来了，对四川的农业、工业、经济、国防三线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大章同志功不可没啊。四川省当年如果没有象大章同志这样的资历老、水平高、懂经济、懂生产，全面熟悉四川情况的老领导主持工作，情况会非常糟糕。”

事实上，当年四川在解放干部、恢复生产上都是走在全国前面的省之一。1971年5月，省革委核心小组在给党中央的《关于召开中共四川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中说：“全省原省管干部9744人，已解放8614人，参加三结合和安排工作的7741人；原省委常委、副省长以上21人，已结合11人；原地州市县一把手210人，已解放184人，占87.6%，已安排工作的176人。”但是四川最大的问题是局势反复不已，干部今天解放，明天又被打倒，今天这一批人上台，明天那一批人上台，干部队伍无法稳定，父亲对此十分头疼又百般无奈。1972年四川领导班子调整，全国批林，四川批“梁、陈、谢”，局势再次出现反复，一些派头头伺机再次策动换班，父亲明确表态反对这样搞。他在1974年5月省革命委员会八次全委会上讲：“四川几次反复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多换思想少换人，只能补台，不能拆台，不能推倒重来。”从而保护了一大批干部不被重新打倒。

 

 

                            最后的遥望

 

父亲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十年，也是建国后受苦最多、工作最辛苦的十年。政治风云迭宕起伏，国事家事人事天翻地覆，唯一不变的是他的为己为人为事。他出来工作后，白天开会不断，晚上工作到凌晨，挤时间往基层跑，除了病得起不了床，没有休息过一天。他还是那样一丝不苟地记笔记、写材料，还是那样和和气气的对人讲话，认认真真地听人倾诉。回到家里，还是那么沉默寡言，还是那样悄无声息的走动。每个大年初一，还是下乡看望干部群众……

到1975年，父亲已在省上工作了20多年，先后陪伴了三个一把手——李井泉、张国华、刘兴元。这一年刘兴元离任，中央决定赵紫阳同志到四川主持工作，调父亲到北京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父亲对中央的安排有些意外，他对权力名位看得很淡，觉得自己已是75岁的老人了，去中央挑重担，自觉力不胜任。再则，这把年龄去北方生活，犹如老树拔根。但他还是服从了中央的决定。在交接工作期间，他仍然象对陪伴过的每位一把手那样，尽职尽责，任劳任怨。赵紫阳到四川后，省革委里的一些派头头造與论说他是广东的“走资派”，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打倒走资派赵紫阳”的标语，有人还到北京向“四人帮”告状，给赵紫阳的工作造成很大困难。为此父亲专门找一个有较大影响力的派头头谈话，告诉他，赵紫阳同志是毛主席党中央派来的，不是哪个个人派来的。父亲问他：你拥不拥护毛主席党中央？他回答说：我拥护。父亲又问：那你拥不拥护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他说：我拥护。这个干部后来当面向赵紫阳表态说：“我是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所以我也拥护你。”减轻了赵紫阳同志的工作压力。

    1975年12月，父亲离开生养了他，他也为之鞠躬尽瘁的土地。临走之时，他送给秘书周红原一只自已用过的钢笔。周红原1966年底由万县地委办公室副主任调任父亲的秘书，到此时整整9年，没有提一级职务、升一级工资，得到的就是这件小小的礼物，和影响了他一生的工作经历。临别晚餐，父亲请来了警卫员张官尧，我们全家作陪。他从1963年到父亲的警卫班，陪伴父亲走过“文革”最艰难的岁月，至今已是12载春秋，几年前离开父亲时仍是一个警卫员。这一晚父亲显得有些伤感，小张也流了泪。

这一年的6月26日，父亲回到家乡合江，视察了白沙镇芦稿林大队，这里与他的老家望龙乡遥遥相望，但他仍然没有迈进故乡的家园。我想，他一定是从远处望到了家乡的老屋，望到了半个多世纪前走过的乡间小道，望到了祖辈的坟茔，嗅到了家乡泥土的芳香，这是他一生都热爱的地方。也许他已经预感到，这是他生命中对故乡的最后遥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