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对统一战线的严重破坏（1966.6至1976.9）zt

“文化大革命”对统一战线的严重破坏（1966.6至1976.9）
来源：中央统战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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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又通过了根据毛泽东意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由此，“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发动起来。在这场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浩劫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被摧残得七零八落，奄奄一息。
　　1、统战部、人民政协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首先向中央统战部发难，围攻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他们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统一战线工作的巨大成绩，诬蔑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执行了“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是“牛鬼蛇神的庇护所”、“资本主义的复辟部”，并将统战部同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联系起来，为他们蓄意破坏统一战线、摧残统战部门制造借口。随后，广大统战干部被攻击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遭到了残酷的打击和迫害。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被揪斗，后被关押，1972年在狱中含冤死去。各地的统战干部有的被关押、劳改，有的被迫害致死。
　　与此同时，人民政协机构也被戴上“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被诬蔑为“政协是牛鬼蛇神的黑窝子”。在 “人大、政协不要了”、“政治岂能协商”的压力下，政协全国委员会机关从1966年8月起被迫暂停办公。各地政协组织也普遍受到冲击，事实上也停止了活动。1968年8月，康生、谢富治等人炮制了《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政治情况的报告》，把159名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中的74人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务嫌疑”、“国民党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
　　2、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被迫停止活动
　　1966年8月24日，北京市中学红卫兵向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在72小时之内自动解散一切组织。25日，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分别贴出公告，自即日起停止办公。民主党派的各级地方组织也被迫停止了活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领导人及其成员多数都遭到诬陷和迫害。据统计，各民主党派在北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被揪斗和查抄的占36．5％。
　　3、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遭到打击迫害
　　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被看做同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一样予以打倒，许多人的存款被没收，高薪被扣减，私人房屋被占用。一些在企业中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人，被下放到车间从事体力劳动。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在升学、就业、参军、提干等方面受到歧视。据上海市民主建国会、工商业联合会的统计，在上海市的248名市委委员中，被查抄的有236人，占95％。
　　在《五一六通知》中，提出要“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在这种错误的理论和政策的指导下，知识界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不仅把从旧社会过来的一大批知名的专家、学者、教授打倒了，甚至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卓有成就的一些老革命、老共产党员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权威”。教科文卫界大量的知识分子遭到迫害，文艺界一些著名的人士，如老舍、赵树理、周信芳、盖叫天、潘天寿等被迫害致死。1971年4月，张春桥、姚文元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纪要》，不但全盘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我国教育工作的巨大成就，而且把解放后培养出来的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也打入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行列，置于受歧视、受压制、被改造的地位。
　　4、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遭到肆意践踏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混淆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与阶级斗争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人为地制造和扩大阶级斗争，残酷打击和迫害大批的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其中，由康生等人在内蒙古自治区制造的“新内人党”一案，就使30万名干部和群众遭到迫害。
　　他们还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科学论述，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宗教工作的正确方针，破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大量的民族、宗教界人士受到迫害，广大信教群众被迫停止了宗教生活，宗教教职人员被强迫还俗，全国各地的寺、观、教堂等被关闭或破坏。五个全国性的宗教组织和若干宗教社会团体与地方组织都被迫停止了活动，全国仅有的十所宗教学院被关闭。
　　此外，党的侨务政策、起义投诚等政策也遭到破坏，许多海外华侨和起义投诚人员，被强加“里通外国”、“叛徒”、“历史反革命”等罪名，遭到迫害。
周恩来尽心竭力保护爱国民主人士，统战工作步履维艰
　　“文化大革命”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但他还是多次讲到“政协还是要的，民主党派还是要的”；也保护过一些党外著名人士。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虽也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但他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忍辱负重，殚精竭虑，在可能的范围内，保护爱国民主人士，把统一战线领域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1966年8月29日，毛泽东接到章士钊被红卫兵抄家批斗、请求保护的信。第二天，周恩来在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及章士钊的信后，当即部署了保护措施：(1)把抄走的东西全部送还章士钊；(2)派警卫部队到章士钊家，负责保卫工作，劝阻红卫兵不再抄家；(3)要秘密地将章士钊送到解放军三O一医院，以保护人身安全。周恩来并由此联想到与章处境相同的党内外干部和朋友也需要保护，便又亲自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的名单”：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还有人大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部长、副部长，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名单开列后，周恩来立即让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把这份名单交给统战部，要求照名单划定的范围，把党外人士的名单开列出来。对名单上已列出的13名党外人士，周总理则一一亲自把他们保护起来。开列名单的同一天，周恩来给解放军三○一医院下达命令，要他们准备接收一批特殊 “病人”，他们是：张治中、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蒋光鼐、李宗仁、邵力子等。他们到医院后，由解放军负责警卫工作，安排医院人员特别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对郭沫若等人，或采取派人护送到外地躲避，或派公安便衣人员臂戴红卫兵袖章到住处周围巡查。在周恩来的如此精心关怀和保护下，这一批高级民主人士都安全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周恩来不但保护了一大批民主人士免受劫难，并且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仍然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方面的事例可说是不胜枚举，现仅举数例，以见一斑。
　　1966年9月，周恩来就明确指示中央统战部：对统战政策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不管，统战工作要坚持下去。
　　“文革”期间，宋庆龄父母的墓地被人盗掘，宋庆龄得悉后非常痛心，她请廖梦醒向邓颖超反映情况，邓颖超立即转告了周恩来。日理万机的周恩来马上给上海挂长途电话，指示此事一定要妥善处理。1967年，上海民政局根据指示重修了宋氏墓地。宋庆龄对此十分感激，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做到这一步已实属不易。
　　1969年2月、1970年12月，李宗仁和曾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的黄琪翔先后病逝，周总理指示有关方面安排他们的丧事，并亲自出席了李宗仁的追悼会。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的暴露和被粉碎，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11月，周恩来用两个半天的时间，亲自向在京的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中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传达、说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并组织了座谈会讨论。这是 “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第一次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亲自传达讲解中共中央文件和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也是在当时条件下所能进行的一次重大的统一战线活动。党外人士把它看成是对统一战线的恢复，因而，备受鼓舞和安慰。其后，中央统战部经请示周总理批准，1972年下半年在更大范围内向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作了传达，并组织了座谈讨论和去外地的参观考察。
　　1973年2月28日，经周恩来批准，全国政协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26周年座谈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傅作义主持会议并发言。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以全国政协的名义公开并见报的一次会议。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总理抱病出席会议，并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和广大知识分子，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的革命统一战线。我们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周恩来所重申的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使各民主党派和各族各界爱国人士继续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决心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去争取光辉灿烂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