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人的平凡事(97)

杨红不知道PETER说的“I can't”是什么意思，是说他不愿这样做，还是说他没有这个能力？也许他觉得这样做对不起MELODY？也许他吃了安眠药，身体沉睡了？不过，不管是为什么，杨红觉得都不重要。如果他悲之极的时候不想用性用酒来发泄，只想有人陪着他，那她就陪着他。她只想他能忘记那些伤心的往事，走出过去的阴影，过正常的生活。她很惊奇地发现，自己这一次，没有去想自己的面子，没有去想以后PETER会不会笑他，或者会不会在心里瞧不起她，她只想到PETER和他的痛苦。

接下来的日子，PETER似乎又回到了常规，上课的时候，又笑容满面，谈笑风生了。在太极班上课的时候，又虎虎有生气了。看见杨红的时候，他仍然会目不转睛地看她一会，但杨红觉得他已经没有那种灵魂出窍的神情了。杨红欣慰地想，PETER回来了，回到这个世界来了，回到现实里来了。

PETER没有提那晚的事，看见杨红时也没有不自在的样子，仿佛那晚根本没有存在过。杨红想，这样好，这样两个人就不会在面对面的时候感到尴尬。

她现在也很能理解为什么PETER逼着她买那个带体检的医疗保险了，他被MELODY的悲剧吓坏了，他说过要教会他爱的女人、他认识的女人游泳，这就是他在教她游泳，让她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要等到溺水了，才发现晚了。那时候，如果他救不了她，即便她只是一个一般朋友，他也会难受。他从MELODY 的死中，领悟到生命的宝贵和脆弱，他珍惜生命，不管是谁的生命，他都珍惜。

杨红想起PETER曾经在班上引用过一个大作家的话，可能是海明威的，说丧钟为谁而鸣？为你而鸣， 为我而鸣，为全人类而鸣，因为任何一个生命的丧失，都是人类的损失，是每一个人的损失，也就是你的损失。他好像是在讲到TOLL这个词的不同意思时提起这句话的，当时给杨红的感觉是他一扯就扯远了。但现在想来，那些扯远了的东西，常常是一些生命的感悟，也许一直都在他头脑里打转，一不小心就溜出来；也许是有意提到的，想让大家善待生命，珍惜生命，为你自己，也为他人。

杨红想到这些，就想约海燕一起去体检，但海燕说她今年已经做过了，杨红就跟学校的Health Center打了个电话，约了一个体检的时间。她觉得这样做可以让PETER放心，让他高兴，于是给PETER也打了个电话，告诉他约定体检的事。

听得出来，PETER很高兴，说早该这样了，又问：“要不要我陪你去？”

杨红笑起来，说：“又不是小孩子，再说Health Center 离我住的地方才一站路，又有校车，不用了。”她心里还是热热的，也很想让PETER陪着她，但她想他也很忙，体检又不是什么困难的事，还是别麻烦他吧。

杨红乘校车去了Health Center，原以为三下两下就可以查完，结果却搞了好几个小时。美国医院的特点就是慢条斯理，医生护士工作人员都是慢条斯理的。这样的工作作风搁在中国，早被病人骂死了。

检查完了，那个叫Dr.Richardson的女医生拿着几张表，解释着什么，但杨红不太懂。女医生看看她的表情，问了几次：“You follow me？” ，见杨红很诚实地摇头，便问：“Can you find somebody who can translate for you？”

杨红知道可能有什么问题了，不然医生就该放她走了，但她想，应该不是什么很严重的问题，不然医生会瞒着她。她想到海燕和PETER，这两个人 都可以为她做翻译。她就打了个电话给海燕，可她不在家。杨红想了想，拨了PETER 的电话号码，然后听见他在那边HELLO了一下。

“是我，Teresa。我现在在Health Center，可能有点什么问题，医生叫我找个能听得懂的人为我翻译。”

她听见PETER在电话里说：“Hold on! Don't hang up. I'm coming. Stay on the phone. Don't hang up. ”她能听见他奔跑的声音，怕他待会边打电话边开车会出事，便担心地说：“不用这么快，我没事，我挂了，你开车别打电话。”说完，就挂掉了电话。

打过电话，杨红等着PETER过来，等了一会，又有些后悔，也许不应该把他搅进这事来。如果真的有什么事，那不等于又提醒他那些过去的伤痛？她想再打个电话，就说刚才是开玩笑的，但容不得她再打电话，PETER 已经来到Health Center了。

女医生开始向PETER讲解，杨红感到PETER悄悄握住了她的一只手，但眼睛只看着那个女医生，点着头，I see， I see 的。那个女医生也时常冒出一个“your wife” “your wife”的，杨红觉得心里很甜蜜，如果只有自己生了病才有这种机会，那生病也是值得的了。

走出Health Center，PETER拿出电话，对杨红说：“你需要到T市的Johnson 大学医院做一个检查，看看卵巢有没有问题，我来跟你预约一下，我明天上午有空，你明天有空吗？”

杨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也不关心，只要PETER在这里为她安排一切就行了，于是说：“明天没问题，我请个假就行。”

然后她听见PETER拨了电话号码，约好了时间。

PETER大多数时间都握着杨红的手，连拨电话都是用一只手拨的，这让杨红很开心，但也有点意识到事情可能比较严重，他是不是也在给她一点这个世界的人气？她不问他，等他自己来告诉她究竟是怎么回事。

开车回家的路上，PETER告诉杨红，你可能有子宫肌瘤，不过你不用着急，子宫肌瘤是良性肿瘤，有很多治疗办法，如果不准备生孩子了，可以把子宫全切掉，如果还想生孩子的，可以采取保守疗法。他还说了一些，但杨红只听见一个词：子宫肌瘤。

回到杨红的住处，刚好海燕也回来了，听到这事，安慰杨红说：“这个真的没事，我妈妈三十多年前就因为子宫肌瘤切除了子宫，还切除了一侧卵巢，现在八十岁了，还挺健康，连开刀的疤痕都长没了，我呆会给她打个电话，让她跟你谈谈。”

杨红说：“不用了，我想一个人呆一会，在网上查查相关信息。”

海燕说：“别忘了，网上是什么人都可以POST东西的，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多看几家，问他们要统计数据。”

PETER在桌子对面看着他，过了一会，点点头，说：“也好，跟医院约了明天八点半，早上上班的人多，可能会塞车，我们早点走，我六点过来带你去T市。今天早点睡。”

晚上，杨红谢绝了海燕要陪她的建议，一个人呆在卧室里，打开电脑，在网上搜寻“子宫肌瘤”和“卵巢肿瘤”“卵巢癌”等字。

这真是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网上有关这几个问题的文章多不胜数，杨红找了几篇仔细看了看，然后就很快地流览其他的文章，内容差不多是一样的，大同小异。看了一个多小时心里基本有个底了。子宫肌瘤的确没什么可怕的，倒是卵巢肿瘤的问题会大一些，因为子宫说到底只是一个装胎儿的袋子，有它没它只是影响到能不能生孩子，不影响到别的。

但是如果卵巢有问题呢，就会影响到内分泌。如果两个卵巢都切掉，体内的雌激素水平就会大大降低，不光不能生孩子，还会象MELODY担心的那样，提前进入更年期。那就会象老女人一样，皮肤发干发皱，性欲减低消失，下体干燥不能房事，总之，女人的一切性征就消失了。

她继续搜寻，看到一些很鼓舞人心的文章，说妇女在双侧卵巢切除后，可以用雌激素来维持对身体激素的需要，大多数都能维持到正常水平。当然，卵巢切除了，就不会排卵了，也就不能生小孩了。杨红想，MELODY不肯切两侧，大半是为了能为PETER生个孩子。

想到这一点，杨红希望自己能保留子宫，至少保留一侧卵巢，因为她很想很想为PETER 生个孩子。她想，不管他爱不爱我，不管我能不能跟他在一起生活，我都愿意为他生个孩子，因为他那么喜欢孩子。我和他生 出来的孩子应该会像他跟MELODY生出来的孩子。最好生个女儿，那么MELODY 就从某种意义上活回来了。杨红在网上搜寻了一下有关代孕母亲的文章，发现这个想法是切实可行的，因为代孕母亲根本不用跟精子的提供者发生关系。

但她又想，如果不切就有生命危险的话，我还是要把该切的都切了。我有儿子，有父母，有这么多朋友和关心我的人，我不能随随便便死了，让他们都为我痛苦。特别是PETER，如果他知道我是想为他生孩子才保留卵巢的话，那他就要再一次内疚痛苦了。

她也想到周宁，要不要告诉他一下？从他这次对待离婚的态度来看，他是不愿跟我离婚的，也许告诉他，对他反而有好处？这样他会认为我要离婚，不是因为不爱他，而是因为肿瘤，那他心里头面子上都可能好过一些。

杨红想了一下，就跟周宁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患了子宫肌瘤，想了想，又加上一句，说还有卵巢癌，要把这三样一起切掉。切掉后，自己就提前进入更年期了，然后，她几乎是照本宣科地把网上有关卵巢切除后的症状给周宁念了一遍，说：“我告诉你这些没别的意思，只是想说，我提出离婚主要是因为这事，我不想连累你。”

周宁一直默默地听着，最后说：“你这事来得太突然，我不知说什么好。而且我现在马上去上班，带学生实习。我安排好学生再打给你。”

挂上电话后，杨红很后悔撒了这个谎，应该说是撒了这半个谎，也许这会成为一个不好的兆头，明天就真的查出自己是患了卵巢癌。如果周宁因为这事，心慌意乱，开车出什么事故那就糟了。杨红拿起电话，想打给周宁，但周宁的电话关了机。她想，他知道开车时关机就好，免得出问题。

过了一会，周宁到了实习的地方，就打电话过来：“这事到底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在考验我？如果你是考验我，那就不必了，你知道我这个人的，别的不说，义气还是有的。你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不会丢下你逃跑的。如果我在这种时候丢下你，我还算人吗？我在朋友面前还抬得起头来吗？社会舆论不把我骂死了？”

杨红赶快说：“我不是要考验你，我只是告诉你一下为什么离婚，婚还是要离的。”

周宁说：“真搞不懂你们女人，说了不会逃跑的，还担个什么心呢？”

杨红只好如实坦白：“我不是担心你逃跑，我告诉你这些，只是想让你心里好过一些，免得你因为我不爱你难过。婚是肯定要离的。”

周宁叹口气：“说起来是十四年的夫妻，你真的是一点不了解我。你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这个社会吗？你说你不爱我，我没面子，但那只是你一个人瞧不起我，我能挽回就挽回，挽回不了就离婚，谁也不用拴在一棵树上吊死。别人顶多笑我老婆一出国就把我甩了，在社会眼里，我是个不幸的人，而你才是个卑鄙的人。现在你说你生肿瘤生癌，你再叫我跟你离婚，那你不是叫我做个小人？让所有的人都瞧不起我？让这个社会谴责我？你到底是因为不爱我才要离婚的，还是因为生癌才要离婚的？你说清楚了，我好决定，你这样翻来翻去的，完全把我搞糊涂了，我不知道应该信你哪一句。”

杨红肯定地说：“是因为我不爱你，我没癌，也没肿瘤。对不起，我是好心办了坏事。你别多想，开车小心，不要开太快，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也不要老是在外面打麻将，多在家---”

她听见周宁匆匆说：“又来了，又来了，我又不是小孩，这些我都知道。”说罢，又有几分伤感地说，“你已经下了决心不要我了，还管我这些干什么呢？你自己好好休息吧，没事别翻来倒去的，本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你一搞就搞复杂了。”说完就挂了电话。

杨红挂上电话，心想，其实应该想到周宁对这件事的反应会是这样的，那就不会多这一事了。周宁就是这样的人，他讲义气，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如果朋友叫他帮忙打架，他肯定是万死不辞的。但如果老婆叫他做家务，那他就能推就推，推不掉就恨不得插翅飞走，飞不走就磨洋工。可能在大风大浪面前，他的表现是算得上讲江湖义气的。但大风大浪之后的平淡日子里，江湖好汉周宁就难以忍受了。其实他这种作风倒也符合江湖上的那套，哪个江湖英雄会喜欢做家务陪老婆？还不都到江湖上切磋武功去了？

人们常说：疾风知劲草，烈火识真金。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个人要经得起这四句话的检验是很不容易的。一些人在前两种情况下会临阵脱逃，另一些人在后两种情况下会逐渐褪色，有一些人既经不起前两句的检验，也经不起后两句的检验。一个人经不起检验，就会被认为人品有问题，就是小人，就会被社会唾骂。

也许在责备被检验的人经不起检验之前，应该问一问，这个检验有没有必要？是不是他应该经受的检验？为什么要把一朵玫瑰放到疾风中去检验、然后骂它不是劲草？或者把一块铁扔到烈火里去检验、然后骂它不是真金？它们本来就不是劲草不是真金。世界上不是只有劲草和真金才有价值的。

杨红想，如果周宁不爱我，我也不爱周宁，为什么社会、舆论、朋友要强求他仅仅因为我生了癌就跟我死守在一起呢？彼此相爱，我生不生癌，他跟我在一起都是对的；彼此不相爱，我生不生癌，他都不必跟我在一起。这跟社会跟舆论有什么关系？如果每个人都是自立的，如果爱情是维系婚姻的唯一纽带，大家结婚是因为爱，相守是因为爱，不爱就别结婚，不爱就别相守，那这个世界会少很多怨偶。 大风大浪之中，PETER跟MELODY守在一起，是因为他们彼此相爱。命运的打击使他们的爱更坚定更美好。这不关社会什么事，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过要是在中国，就是社会的事了，可能又要树成一个典型。PETER肯定是打死也不当这种典型的，就像当年陈大龄害怕披红戴花地跟讲师团出发一样。这完全是社会为了自己的需要把他们的真情实感拿出来搞笑。

至于我和周宁，大限来之前就决定各自飞了，为什么大限一来，却要他守着我呢？守在一起，又有什么幸福呢？他守着，是迫于舆论，那他守得不开心；我被他守着，天天听他牢骚满腹，看他脸色，我也不开心。究竟谁开心？只有社会开心，连舆论都懒得理你了，除非你不守了，舆论才跳出来指责你。

杨红想起在网上看到的一篇论文，说一个社会，它的社会福利越差，它越强调家庭婚姻的稳固性和责任义务，它实际上是把很多社会的责任下放到家庭头上去了，因为它不想让每一个家庭把自己的成员扔到社会上去，由社会来管，因为它管不了。你家有人中风了，你自己把这事搞定，社会不会来帮你忙，你上班下班，做家务，侍候病人，累死也是你自己的事。你不搞，社会就要出来骂你了，说你不孝顺，不仁义，不讲亲情，不道德，一直把你“不”得臭不可闻，从道德上判了你的死刑才罢休。这基本上是几千年的传统，所以大家觉得天经地义，谁遇上了，谁自认倒霉。实际上这是因为封建统治者狡猾狡猾的有，他们不搞社会福利，但又怕百姓起来闹，所以天天大讲家庭的重要性，等你们自己消化矛盾，莫来找我社会的麻烦。

但杨红听海燕讲过，说她妈妈移民加拿大后，曾经中过一回风，不仅所有医疗费用是免费的，连伙食也是免费的，从医院回来后，搞社会福利的还专门派义工上门来为她妈妈洗澡翻身喂饭，派理疗师上门来作理疗，派护士上门来护理，照顾得很周到，使她妹妹不必呆在家里照顾母亲而不能上班。这既能让那些病人家属安心上班，又增加就业量，还培养出一些有爱心的义工。为什么中国不能把那些有钱的狠狠抽一把税，也把社会福利提高一些呢？中国的办法就是大力强调婚姻家庭的责任义务，丈夫瘫痪，该妻子照顾；父母中风，该儿女照顾。社会干什么呢？社会监督你，批评你，指责你，免得你把责任推到社会上去。

杨红想起自己的外婆，病在床上很久，脾气一天比一天坏，动辄发脾气，看谁都不顺眼。无论怎样照顾她，她都是不满意，搞得家人痛苦不堪。到最后是靠输液来维持生命，她没有公费医疗，都是自费，又从经济上把一家人拖得焦头烂额，但谁也没办法从这个苦难中解脱出来。

不要说那时没有安乐死，就是有，谁又忍心谁又敢提出让她安乐死？当社会福利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个人只能希望自己不遇到这种灾难，不然怎么样都是痛苦。但哪个家庭都有老人，那个家庭都可能有病人，谁都可能走到这一步。

她想，我还不如移民到加拿大去，那样，即使我有癌，我能动的时候自己照顾自己，不能动了，社会会照顾我，我不用拖累任何人，也就不用看任何人脸色。听说加拿大对小孩的福利政策也很好，那即使我死了，周怡也不会流落街头。如果社会能把这些事TAKE CARE了，婚姻家庭就少一些责任义务，夫妻守在一起就更多的是因为爱情了。 她想到周宁的担心，就觉得应该尽快把离婚的事办了，不然，等查出癌来，那周宁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就不敢离婚了，那会拖累了他，也把自己搞得不愉快。她马上打了个电话给周宁，说你能不能找找你的熟人，把我们的离婚尽快地办了？

“你这么急？人找好了？等着出嫁了？”周宁嘲讽地说，“这回搞稳妥了啊，别搞得象上次陈大龄那事一样，自己在那里一厢情愿的，别人可是一下乡就没气了。这回我是不会做你的听用的。”

“这次不会，”杨红说，“你出国的事也不会受影响的，入关时没人查你的结婚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