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底至1961年初，中国边防部队与缅甸国防军在中缅边境“金三角”地区前后两次实施了联合清剿国民党残军的作战行动，史称中缅联合勘界警卫作战。这是我军历史上特殊的、鲜为人知的越境作战行动，作战目标和目的是清剿国民党反动集团武装。为中缅联合勘界扫除障碍。
国民党残军的存在是中缅边境“金三角”极大的隐患
就在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叛乱武装的清剿接近尾声之际，一场中国军队从未经历过的山地丛林战，悄悄地在中缅边境孕育着。从1957年开始，缅甸边防军就几次明求或暗示，希望中国边防部队在缅军对盘踞在“金三角”地区的国民党残军攻击时。进入缅甸境内给予协助。但这跨国界的军事行动，地方部队是不能定夺的，只能等待双方最高决策层的决断。
1960年4月末，周恩来结束对缅甸、印度、尼泊尔的国事访问，在前往柬埔寨、越南之前，曾在昆明短暂停留。在此期间，他和陈毅副总理召见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详细了解了逃入缅甸的国民党残军情况。
1953年国军残兵撤离“金三角”
为什么逃入缅甸的国民党残军会引起周恩来如此高度关注?原来就在周恩来访问缅甸期间，缅甸国会刚刚批准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缅关于两国边境问题的协定，并依此协定两国将共同勘界，而勘界过程中有可能会遭到国民党残军的骚扰。在1959年5月4日，毛泽东就曾在昆明军区呈送的内参文件上作了批示：“应引起警惕，派得力人员去调查并研究对策，中央军委亦应派员去云南具体落实。”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便对盘踞缅甸“金三角”地区的国民党残军更加关注。
这批国民党残军原属国民党第八军九十三师二七八团，是在人民解放军追击打击下，于1950年3月逃入缅甸“金三角”地区的。由于这一地区重峦叠嶂，民居寥落，大部分处于原始森林覆盖之下，缅甸军队在此几乎没有设防，这千余败兵便扎下脚跟。得以喘息。缅甸军方发现这支国民党军后，勒令其撤离缅甸国土。但这支走投无路的溃败之师。似乎除了盘踞“金三角”之外，难觅立足之地。于是缅甸政府决定以武力驱赶，可绝境求生的国民党残军，竟顶住了万余缅甸正规军的攻击。
此情形传到台湾，蒋介石惊喜异常，中缅边界居然还有如此能打的国军。蒋立即召见原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命他赴金三角统率旧部。后经李弥的苦心经营，该地区国民党残军数量渐渐扩充近2万人，占据了比台湾面积还大的地盘。
作为主权国家的缅甸。难以容忍自己国土被异国军队长期盘踞。1953年春，缅甸调集了8000名剽悍骁勇的刻钦族士兵，近4000名用重金招募的国际军团印度兵。对“金三角”地区的国民党残兵发起了新一轮清剿，可作战又一次失利。
然而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使李弥在“金三角”站稳，缅甸政府将国民党残军侵犯缅甸主权的照片、文件、实物，以及新闻媒体的各种报道，统统搬到了联合国桌面上。世界为之震惊，纷纷谴责台湾当局和美国粗暴干涉缅甸主权的行径。美、蒋迫于国际舆论，决定将国民党残军全部撤往台湾。
1953年11月18日，美机开始运送国民党残军赴台。大部分残军被运走了。但仍然有一部分人潜留了下来。两年后。蒋介石再次想利用中缅边境一带的国民党残军，企图从云南进犯大陆。蒋委派号称“游击战专家”的国民党原第八军副军长柳元麟秘密潜入缅北，搜罗残部，使该地国民党残军再次发展到3000余人。1959年，蒋介石指示柳元麟，命他设法策应云南、西藏等地匪特暴乱，并许诺增加经费和补给供应，以巩固扩充其实力。柳元麟返缅后积极招兵买马并声称：“不仅缅敌找上门来要打，而且要打进云南，以击引暴，以暴致乱。”柳亲自拟定了袭扰云南的“突击计划”。
1960年春，台湾向缅北残军驻地空投了400人的“特种部队”，柳元麟也加紧了窜扰云南的准备，并培训2000余名作战骨干。
缅北国民党残军的存在，严重威胁着我国西南边境的安全与稳定。周恩来、陈毅正是在这个时候出访缅甸后，来到云南，听取昆明军区介绍缅甸境内国民党残军情况的。显然，中缅两国都认为国民党军残部的存在是极大的隐患。
中国军队出境作战。毛泽东说：谁越过红线就杀谁的头
中国和缅甸边境线长达2000多公里。由于历史上两国关系十分友好，中缅之间没有十分明确的疆界。1955年底。在中缅边界南段未定界的黄果园附近，双方的前哨部队由于误会而发生了一次武装冲突。那天清晨，边境线上大雾弥漫，几步外什么都看不清。中国军队巡逻到黄果园附近时，同缅甸部队相遇，由于弄不清情况，互相开了枪。由此，中缅边境局势一下子变得异常紧张。更严重的是，黄果同事件发生后，缅甸《民族报》歪曲事实，攻击中国军队侵入缅甸，并且把两国正在协商中的边界问题全部公开。与此同时，美国借黄果同事件大做文章，极力渲染中国对外进行“扩张”。并且支持马尼拉条约国搞军事演习，制造紧张空气，威胁东南亚地区的和平。
黄果园事件的发生，不得不促使中缅双方进一步加快边界的勘察工作。1960年6月27日至7月5日，根据中缅边界问题协定成立的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在缅甸首都仰光举行第一次会议，就中缅边界进行必要的勘察、竖立新界桩和修订、改立旧界桩等事宜，商讨具体细节，确定日程安排。谈判中方首席代表是中同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云南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任谈判首席顾问。缅方由缅甸国防军副总参谋长昂季任首席代表，缅北军区司令官山友准将任首席顾问。
中缅双方在谈到勘界警卫问题时，姚仲明大使根据周恩来的授意向缅方表示：云南解放之际，国民党残部千余人窜逃至缅甸，盘踞掸邦地区。他们不时骚扰中国边境，对缅甸居民为非作歹，还可能在帝国主义唆使下破坏中缅联合勘界。为保护勘界人员的安全，必须对国民党残部给予必要的打击。
缅方代表听了姚仲明这番话，非常受感动，他们认为周恩来把问题看透了，缅甸政府对国民党残军干扰破坏勘界也深感忧虑。双方一致认为，中缅应携手打击缅甸境内的国民党残军，以绝后患。
为部署中央军委就中缅联合作战的指示。11月初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派总参作战部边防处处长成学俞前往昆明，与云南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一起。同缅军代表举行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警卫问题专门小组会议，并联合签署了勘界警卫问题协议。协议规定：为执行警卫作战任务，中方部队根据需要可进入缅甸境内20公里。清剿国民党残军的行动，双方应在同一时间进行，暂定于1960年11月22日左右。
协议签订后，昆明军区立即制定警卫作战方案，确定以3个战群22个突击队。奔袭国民党残军的16个据点。虽说此次军事行动是针对国民党几千名残军作战，但毕竟是中国军队首次出境缅甸与缅甸军队协同作战，而且是从未经历过以突击队方式进行的山地丛林作战。为做到万无一失，中央军委与总参领导多次交换意见，总参作战部还将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及几位老帅的意见，及时传达给坐镇昆明指挥的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
中国军队出境作战，在国际上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影响?会不会引起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惊恐与不安?使他们以为中国借口打击国民党残军炫耀武力?会不会给国际上反华势力诋毁中国提供口实?毛泽东、周恩来对此次行动所造成的影响与后果十分关注。中央军委对参战部队的要求十分明确，强调将冲击强度压低，把20公里的出击纵深用红线标出，发给突击队。毛泽东的话，分量相当重：“谁越过红线就杀谁的头!”同时，担任国防部部长的林彪则几度重复他的作战原则：“断退路，先围而后歼。”
在作战方案审议过程中，中央军委和总参确定了周民党残部设在孟瓦、阵马、孟育、踏板卖的据点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并拟订了重点捕获的敌6名军、师级军官的名单。
应缅方请求中国部队越过红线解救缅军
按预定的作战方案，战斗应在11月22日打响。然而20日，总参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通知王尚荣，要他向秦基伟转告毛泽东、周恩来在看到最新材料后所产生的一些担忧：毛泽东今晨看了昆明军区报送的材料，发现红线南侧的缅军兵力过于单薄，难于履行堵截配合作战的任务。要秦基伟赶快同负责与缅军联络的丁荣昌商议。在适当的场合，以妥善的方式，把中方的关注与担忧转告缅方。
21日晚21点30分，我军22支突击队迅速向国民党残军的16个据点移动。据侦察，总参要求重点捕歼的敌军、师级军官，有5名在红线附近，而周恩来“谁活捉柳元麟谁就可以当将军”一句玩笑中说的敌首柳元麟，却不在红线区域内。坐镇昆明前线指挥部的秦基伟发出新的命令：“战斗打响后，如敌逃跑，命令部队，马不停蹄，跟踪追击!”
按预定计划。战斗应在22日凌晨6点30分打响，然而，这次对中国军队来说十分新鲜的山地丛林战，却没有完全按计划进行。扑击的16个据点，最早的4点50分就开始了，最晚的7点50分才交火。由于中国军队的扑击实出残军意外，16个扑击点，只有两个扑空。最早打响的踏板卖据点，战绩最佳，全歼守敌。国民党残军第一军二师师长蒙宝业被击毙：5点40分打响的曼俄乃。虽然据点扑空，但在追击中，击毙了残军四军五师师长李泰。但我军伤亡也较大。
国民党残军不敢与解放军恋战。稍一接触就向密林深处溃逃，很快都退离到红线区域以外。由于中央军委只在红线内作战的命令规定得很死。参战部队只好在红线处停止追击。秦基伟得到战报后，命令突击队在红线内清剿残军，巩固战果;同时向总参请求与缅方协商，同意参战部队越过红线追击敌四军主力，但中央军委的决定依然如故，攻击不得不在红线处终止。
直到1961年新春，缅甸军方才开始实施打击国民党残军的“湄公河战役”。缅军调集了9个营约1万人，沿湄公河以西，由西南向东北推进。柳元麟采取以“引蛇出洞，将缅军诱入王南昆狭窄低洼地带伏击”的策略，瓦解缅军的攻势。柳部先佯装节节败退，来迷惑缅军，诱使缅军一步步落入其圈套。
1961年1月2日至9日，周恩来、陈毅、罗瑞卿等率代表团在仰光参加缅甸联邦独立13周年庆典时，听到的还是缅方捷报频传，可没过几天，缅军就落入柳元麟圈套，被国民党残军挤压在王南昆至芒林的狭长山道间。缅军的远程大炮与飞机难以施展威力，缅军陷入孤立无援境地。
此时，周恩来、罗瑞卿等已离开缅甸，只有陈毅副总理还在缅甸继续访问，缅方向陈毅提出：请中国军队越过红线，南下百余公里，协助缅军作战。19日，缅方得到周恩来来自北京的回复：我们愿意参加这一联合作战的讨论。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商讨入缅作战中存在的问题。军委副主席贺龙、聂荣臻认为：我军在缅甸作战展开得过宽，兵力分散。从整体上看，参战部队过于单薄。
问题是在短期内，缅方要求中方在中缅边界地区集结更多的兵力，是相当困难的。再加上1961年中国正处在中苏关系交恶，以及经济困难的重重困厄之中，难以满足缅方的请求。
然而，缅军的求援之声越来越急迫。1月21日下午，缅军方代表飞抵中国军队前线指挥郝，请求中同军队越过红线，攻击国民党残军的梦百了、江拉重要据点。歼灭国民党残军第三军与第五军主力，以解救王南昆、芒林的被困缅军。
缅方的要求迅速传往北京，总参随即就缅方的请求进行商议。总参谋长罗瑞卿说：“我们在缅甸访问期间。缅甸向我们介绍的都是胜利的情况，现在几次三番催促我们参战。可见他们现在处境困难。我以为要去就快去，送人情要早送。如果缅方吃大亏，受到国民党残军重创，就会对我方有意见。在国际上，缅方不怕。我们怕什么?马上通知前方部队抓紧准备。”
就在罗瑞卿的意见报中央定夺的同时，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打电话向昆明军区传达了罗瑞卿的部署：按照缅方提供的情况准备。敌约4000人。我们使用8个营、2个便衣队。梦百了2个营2个便衣队，梦百了以西2个营，索永2个营，重点梦百了。
22日下午，周恩来批准了中国部队越过红线，解救缅军的计划。总参同时通知昆明军区：梦百了以西2个营不去了，以免口张得过大。争取25日打响。总参再次强调了作战纪律：一切行动一定要按双方协定的范围实施;力求不伤害居民：一定不要到老挝边境作战;枪、炮弹不能过湄公河，湄公河的汽艇不能打，靠岸的确系国民党残军的可以打。
自25日开始的第二次战役，不如第一次顺利。因为中国军队对纵深地段的地形不熟。容易迷失方位，原始森林阻碍了参战部队的奔袭速度，而国民党残军则正相反。经受了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打击的国民党残军，在逃出红线时，便制定了遇解放军攻击就逃。在逃跑中抵抗，以抵抗掩护逃脱的策略。如果解放军穷追不舍，就退入老挝境内暂避，以保存实力。因此，当国民党残军获悉解放军继续南下进击的情报后，便主动放弃了对王南昆缅军的围网，仓促渡过湄公河，向老挝境内逃窜。柳元麟的总部，在此后被迫迁往台湾。
人民解放军前后两次出国作战，取得了击毙敌师长2名、活捉副师长1名、共歼敌740人的战绩，捣毁了缅北国民党残军经营10多年的巢穴，协助缅方收回了拥有30多万人口、3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中央军委非常重视中国军队此次跨国界军事行动。周恩来听取了有关作战情况的汇报，并亲自主持中央军委对此次作战经验教训的总结会。1960--1961年的中缅联合军事行动，是中国军队所经历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山地丛林突击战。这次跨国界军事行动保障了中缅联合勘界顺利进行，为稳定和平安宁的中缅边境扫清了障碍，更在共和国历史上写下了鲜亮的一笔。
----是不是吹牛都不是最关键的，最重要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能丢失。某党要面子不要里子，拿国土当礼包送人，太卖国！
ZT)中国所谓的大捷基本是吹牛
20) 中越战争
中国兵力60万(建立2个大军区前指(许世友， 杨得志)), 越军兵力10万。
谅山离中国边境18公里，
谅山离河内130公里。
据说快打到河内了
越军攻占中国罗家坪大山, 扣林山, 法卡山, 老山, 者阴山, 八里河东山。
--十年轮战的“胜利”
1981年中国收复罗家坪大山, 扣林山, 法卡山。 1984年中国收复老山, 者阴山, 八里河东山。
刘亚洲：《老山作战应当立即停止》
自1979年以来，我在对越作战中并未打过大量歼敌的战役。
我方消耗要超出敌人许多倍。
ZT)中国所谓的大捷基本是吹牛
3) 中国远征军
英军消灭日军16万。 英帕尔战役消灭日军5万。
中国远征军伤亡20万。消灭日军1万。
松山大捷， 中国军队2万打日军1300人。伤亡8000。
杜聿明将军的《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一败涂地，丧师辱国。”
仁安羌"大捷"
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由美军将领史迪威指挥, 史迪威由英军将领亚历山大指挥。
“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卑躬屈膝于亚历山大之前。”-杜聿明将军
在仁安羌，英军指挥国军打日军，说成了国军解救英军的奇迹。
罗卓英：“敌死伤约500余名。”
ZT)中国所谓的大捷基本是吹牛
1) 镇南关大捷,
所谓"法国不胜而胜， 中国不败而败"
清军32,000人, 法军1,600人。
清军阵亡一千六百余人“伤敌不足百" 。
"大捷"后赔款。
可见土共的统治一开始就不是以民以国为中心的，而是以党以私人利益为理念，就是个封建朝廷，只要不下台割让什么都行
这也就解释了其现在很多动作
当年缅甸之所以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取得缅北“麦克马洪线”广大地区，很大程度上责任完全在于周恩来的轻率与愚蠢！缅甸前宗主国 英国是第一个承认中共政权的欧洲国家，而缅甸是第一个承认中共政权的亚洲国家，加之缅甸前马屁和尚总理吴努一句句根本就不存的“胞波”等因素是促成周恩来大度且无耻地把缅北“麦克马洪线”广大地区这块中华民族的土地和人民无偿赠送给缅甸的关键因素，而并非是缅北“麦克马洪线”广大地区愿意归顺缅甸！这也是本人一直强调的：中国政府已经抛弃和对不起缅北这块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因此中国政府就算不帮助缅北华人同胞，也不应该再来伤害缅北华人同胞，更不应该默认甚至帮助缅甸政府军借由来打击佤邦、果敢、四特区和克钦军等缅北麦克马洪线”广大地区华人民族武装组织，以免再愚蠢地帮助缅甸政府军实现实际控制缅北麦克 马洪线”广大地区，让缅北麦克马洪线”广大地区和华人同胞从此彻底落入缅甸政府军的实际控制之魔掌！
缅甸跟中国云南接壤，两国边界线有2700多公里长。建国初期，中缅边界大部分已经划定，只有三段边界未决。这三段有争议的边界是历史遗留问题，英国在缅殖民时入侵西南边疆的给中缅边界所造成的。
南部阿佤山区一段，英国划定“1941年线”作为边界，国民政府未提出异议
第一段争议边界是阿佤山区的一段，即所谓“1941年线”问题。1941年，英国与国民政府在佧佤山区划定了一条对英方有利的边界，这就是" 1941年线”。该线将班洪部落的一部分和班老部落的全部划入英属缅甸。但是，国民政府始终未与英国进行实地勘界树桩。
为何当年国民政府与英国签订1941年线？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英国要挟说。1941年正值中国抗日，英国以封闭中国战略物资的交通要道—滇缅公路为要挟，迫使民国政府同意以换文的形式在南段未定界划了一条片面利于英国的边界线，即“1941年线”。
另一种是朱昭华的观点。朱昭华认为，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封锁了中国整个海岸线，滇缅国际交通线变成了一条重要的运输通道。为了增强运输能力，国民政府下定决心修筑一条滇缅铁路。然而，要修通此条铁路，中国必须得到英国的大力支持。中国政府就此问题多次向英国提出请求，但英国政府却以此为条件，强迫中国政府 划定了中缅南段未定界，即“1941年线”。划定后，国民政府未就此段边界提出过异议。
缅甸独立后，全盘接受了英国殖民时代的权益。不过仅在地图上，把这两个部落辖区划入缅甸的掸邦，但并没有实际控制。1951年，国民党军李弥残部长期盘踞缅甸掸邦，人民解放军追击到此，当时这里没有缅甸军队，中国军队当时并没有承认1941年线。
中部勐卯三角地区：英国以“永租”得管辖权，缅甸独立后继承“永租”关系取得实际控制权
第二段未定边界是在南畹河和瑞丽江汇合处的勐卯三角地区，面积约250平方公里。这一地区的边界问题又称“南坎问题”。这个地区是中国的领土，1894年，清政府与英国谈判时，英国也承认这一点。但是，在1894年中英两国签订《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附款》以前，英国借口勘察两国边界，不经中国的同意，擅自通过这个地区修建了由八莫到南坎的公路。
1897 年，中英两国再一次签订有关中缅边界条约的时候，英国又以“永租”的名义取得了对中国这块领土的管辖权。缅甸独立后继承了对此地区的“永租”关系。当时的国民政府忙于国内战争，无暇提出废止永租关系、收回领土的要求，但是拒绝接受缅甸政府的租金。因此缅甸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取得了这一地区的实际管辖权。
北部尖高山以北一段：英国曾承认片马以及岗房，古浪三地属于中国
第三段未定边界是尖高山以北的一段。长期以来这段边界大部分区域是当时中缅两国政府没有能力管辖的。1891年清政府直隶候补道姚文栋称这一段“即未属华， 亦不属缅”。在1894年的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中载明，这条边界需要两国最后进行勘察测量再进行划分。可见，在当时的条约中也并没有划定。因此，尖高山以北的大片地区从清末以来就一直是中缅两国之间的未定界。
1926 年，英国侵入位于恩梅开江和迈立开江之间的江心坡地区，但遭到当地人民反抗。这后来史称“片马事件”。“片马事件”事件发生后，英国被迫撤军。1911年4月10日，英国向中国政府发出照会，承认片马以及岗房，古浪三地属于中国。但是，在此之后，英国军队又再一次入侵这一地区，并长期占领，实施管辖。1948年1月4日，缅甸独立后，英国退兵，缅甸宪法把尖高山以北中缅未定界地区划入缅甸克钦邦。
中缅边界谈判过程
建国初期领导层并不急于解决中缅边界问题，而是希望维持现状，待到适当时机才解决的。相比之下，缅甸则迫切希望解决边界问题。因为1952年中国军队为追击败退到缅甸的国民党党军已经越过“1941年线”，并在当地驻扎下来。缅甸担心中国借狙击国民党军队入侵缅甸。所以，缅军也在南北两段未定边界向前推进，抢占了有争议的地区。开始时，双方都保持沉默。1955年两军在果敢黄果园擦枪走火，黄果园事件让双方明白解决边界问题已迫在眉睫。因此，从1956年初起，中缅开始谈判边界问题。
缅甸要求中国承认“1941线”并从“1941年线”撤军作为谈判基础，但云南省委不接受
中方在“1941年线”驻军让缅甸深感压力，因此“1941线”双方驻军的问题成为边界谈判重要问题。1956年6月7日，缅外交部白灵顿大使对中国大使姚仲明大使提出“1941年线”问题的看法：缅甸认为“1941年线”是缅甸自英国继承的边界条约，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接受，并目，在中缅边界谈判进行之前， 虽然了解到中国对这条线存在看法，但在对以往条约进行审查之前，希望中国军队不要越过“1941年线”。如果中国方面希望修改该条边界线，缅甸政府愿意以和平友好的原则加以考虑。
1956 年8月16日，姚仲民大使跟白灵顿沟通时，认为中缅双方的政治地位已然不同，中国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而缅甸则摆脱殖民统治，成为新生的民族国家，若继承英国殖民时代的“1941线”是不符合中缅目前的国情。于是他向外交部提出建议，称中国方面暂不撤军，并目指出缅甸继承英国与国民党签下的“1941年线”并不合理，一是不符合两国的国际地位，同时也不符合两国平等友好的交往原则。云南省委领导也赞同姚的观点，认为从“1941年线”以西撤出等于承认了这条线，于谈判不利，并将此观点呈报国务院。
中方让步：承认“1941线”并撤军，也要求三段未定边界应作为一个整体一揽子解决
中缅在“1941年线”问题僵持不下，眼看谈判就陷入僵局。此后，缅甸方面有多次要求中国撤出“1941线”以西，认为这是双方边界谈判的基础。1956年8月25日，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再度向周恩来提出希望中国撤出。缅甸之所以要求撤军，是因为中国军队如果继续驻扎在这一地区，缅甸会有来自中国的压力。
1956 年8月27日，周恩来召集会议研究对策。会议认为“1941年线”是两国边界谈判最大分歧，也是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关键。根据国际法，假如一国政权发生更迭，政治条约等其他性质的条约可以不承认或者进行修改，但是划分边界的相关条约应给予承认。“1941年线”虽然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没有打下界桩，但当时中英政府以换文方式划定边界，按照一般国际惯例英国尊重约文，由此，中国政府没有否认“1941年线”的法理根据。最终，会议原则上接受“1941年 线”。
1956 年10月22日——11月8日，中缅双方在北京进行会谈，缅甸建议中方接受缅甸独立时边界的实际情况，中国答复：“1、北段边界传统习惯线包括麦克马洪线可以接受；2、1941年线有效，3、废除三角地租约，4、中国收回片马、岗房、古浪三个地方。但是，中国同时也要求三段未定边界应作为一个整体一揽子解决。最后双方发表联合公报，到1956年底，中国完成撤军，缅也从片马、岗房、古浪撤军，“但缅甸政府工作人员可以进入这一地区”。1956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会议通过上述建议。在同一个月内，吴努在仰光的记者会上表示：“周恩来建议鉴于日前中缅的友好关系，边界问题不应该依靠历史，而在现实基础上全面解决。”“周恩来己经接受了1914年麦克马洪线和佤邦境内的1941年线。”
谈判结果中国吃亏：承认“1941年线”没收回勐卯三角地区，收回片马、古浪、岗房
1960 年，中缅双方签订了边界条约，解决了中缅边界问题。最终，中国承认“1941年线”并撤军，只收回了南段班洪、班老辖区内“1941年线”分割出来以东的一块地区，大约为189平方公里。在中国没有收回的租借给缅甸的勐卯三角地区，面积为220平方公里。尖高山以北的一段未定边界，最后只收回原本属于中国 的了片马、古浪、岗房等地区，约为153平方公里。总之，中国收回约342平方公里，失去220平方公里，也就是只收回约122平方公里左右。对于此次边界谈判，学界基本都承认，中方作出了很大的让步。
国内有意见反对“让步”
对于此次让步，中国驻缅使馆、云南、军方和中缅边界地区开始时均有意见的。例如，在佤邦未定界地区，当地少数民族上层在得知他们统治的大部分地区划给缅甸的情况下，要求脱离中缅自行独立，“干部、战士在该地区进行了几年的工作，与当地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加之过去一段时期片面宣传‘佤山是中国领土’、‘佤山不可分割’、‘不能以领土换和平’等等，一旦把‘一九四一年线’以西划给缅甸，大家会感到思想转不过弯来，更不好对群众做工作。”
中央解释为何要“让步”
当然中央也明白吃了亏。“1957年3月，周恩来先后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在昆明召集的云南省各界和少数民族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上做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主要针对一些人认为中央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方针‘吃亏太大’的问题，从解决该问题的目的、国际意义方面，进行了说服工作，‘进一步统一了全国各方面在中缅边界问题上的看法。’中央指示云南省委在开展未定界地区的工作时，“不要强调国民党政府签订1941年协定是卖国行为，也不要称1941年协定是卖国协定。否则，不仅不能解释清楚，反而使群众思想更加混乱”。对“1941年线两侧的头人和民众要进行说服和劝导。”（《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过程与影响》，范宏伟，南洋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
1956年12月，中方举行“中缅边民联欢大会”，缓和两国关系紧张，同时也争取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对边界问题的理解和支持。周恩来在联欢大会上讲话称，为了发展两国边境人民友好合作关系，中国的“边境人民应该比缅甸的边境人民做出更大的努力。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我们应该采取更多的主动措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对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一贯信守不渝……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显然，领导要把缅甸问题作为示范效应，力图向世界证明中国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真实性。正如1957年周恩来所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扩张，但人家不信，所以要用实际行动使它们慢慢相信，争取和平共处。在十年内要努力解决同邻国的边界问题，先从缅甸开始，解决后它们就放心了。”
当然，中共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在冷战时代一大主因是出于反制美国的封锁意图，尽可能保持和平环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正如１９５７年７月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称：“我们的国家自从开国以来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奉行的政策，就是争取世界局势的和缓，争取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同我们的邻国和平共处。这个政策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也符合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我国政府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时所根据的，也正是这个基本的和平外交政策。”
本专题参考：《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过程与影响》，范宏伟，南洋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中缅边界谈判研究》，康超
历来我国处理边界问题惯常做法是，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从整体上谋求边界问题的解决，以获取和平的周边环境。正如1960年周恩来与吴努会谈时表示：“关于边界问题，通过多年努力，双方的观点一天天接近了，现在剩下的只是面积大小的问题，已经不重要了。”中缅边界问题解决的确一时把中缅关系推向了顶峰，但蜜月期很短，亲密状态很快就被1962年奈温军人政变所打断。奈温上台后推行的各项政策，令中缅关系波折迭现。再者，中缅之间的“友好”关系，经济利益因素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边界问题的解决究竟有多大的功劳，有待重新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