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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邓挺进大别山，是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的一个败笔，但因为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现在居然被看成毛泽东战略反攻的序幕，是一个英明成功的战略举措。例如，他孙子的博士论文就认为“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总兵力上还处于劣势，然而，我军却能抓住有利时机，发起并发展进攻，这在军事史上是一个奇迹。如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但如果认真分析起来，这不过是个被辽沈战役胜利掩盖起来的一个败笔。
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评价一个战略或战役行动的标准只能是是否有达到了消灭敌人和保存或发展自己的目的。刘邓所部南下大别山和基本同时进行的陈粟“七月分兵”都是虽然调动了敌人，但是都没有消灭敌人或消灭的敌人还抵不上自己付出的伤亡和代价，同时根据地也遭到敌人的破坏，显然是个失败的战略行动。
有人争辩，毛泽东要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出击外线的原因是我军内线已经不能再歼敌。我军真的到了内线已经完全无可能歼敌的情形？ 关内国军总数似乎不少，但由于深入解放区后分兵把守，其机动兵力其实总共只有大约40个旅25万人左右。 1947年6月，由于国民党军主力去山东“重点进攻”，刘邓的鲁西南战役拣到不少便宜，日子还是比较好过的，此时如果乘胜配合陈粟打一二个胜仗，南线战场的就可以发生逆转。至４７年５月，刘邓所部共４２万，力量不算小。当时华东解放军地方加野战部队至少有60万，由于我军是内线作战，两军的机动兵力至少有40万，也就是说，关内敌我机动兵力对比是20万对40万，我军兵力有优势。此前，国军全面进攻，机动兵力比较分散，我军已经大量歼敌（华东的宿北，鲁南，莱芜），刘邓乘敌人去重点进攻山东打的鲁西南战役更是如入无人之竟，这已经与一年后我军打洛阳，打开封类似，战争实际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的时刻。陈粟当时也认为只要再消灭一个硬核桃或二个烂葡萄，华东就可以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如果从更大范围看，这将不仅是华东，而是整个关内战场的转折。如果此时刘邓、陈谢、陈粟三个方面能进行战役配合，以机动兵力40万对20万兵力优势，加上此时敌人基本以一个整编师为作战单位（直到豫东战役，我军都可以每次歼灭一个整编师）。打一二个胜仗，战局就可能逆转，老蒋就要崩溃，我军就此直接转入战略进攻或战略决战并非不可能。
“往往有这种情况，有利情况的出现和主动的恢复，来源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就在此关键时刻，我军没有再努力坚持一下。在接到毛泽东南下的意见后，最初刘邓还致电军委，强调因南渡连续作战，损耗甚大，伤亡约１．３万，炮弹消耗殆尽，新兵没有来源，俘虏至少需２０天教育争取后方可补充，以补足伤亡；…当前敌人现有１７个旅，除整编第四十师外，战斗力均不强，山东敌人又难西调，仍有内线歼敌机会，故积极作南进准备立即休整半个月，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其要旨是一当面之敌不强，内线仍有机会；二可以豫皖苏为基地，再跳跃发展。第二天，毛泽东电复同意刘邓休整半个月和依托豫皖苏的计划，两个月后看清楚，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虽然毛泽东在电报中告之“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并指出“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但并没有催促和命令刘邓立即出动，相反认同了刘邓在目前情况下休整并依托豫皖苏的计划，并且将跃进大别山的时间推迟至两个月后，并没有催促和命令刘邓立即出动。如果在此期间刘邓真的配合陈粟打几个胜仗，战场形势就可能出现大的变化，就不用再去大别山了。可是刘邓拿着毛泽东的意见当命令执行，急挺大别山，导致我军力量的分散，刘邓、陈谢、陈粟三个方面不能进行战役配合，失去了打大歼灭战的机会。由于我军分成三路（实际是四路，华野也分成内线外线2路），给了敌人各个击破的机会。老蒋先集中24个整编师45万部队（其中机动兵力只有约25万人+加华东国军地方部队）重点进攻山东，大败华野后，国军在胶东最后只留一个整编师（顽8军）对付华东4个纵队，用10个旅钳制外县的陈粟8个纵队，集中33个旅去对付大别山的刘邓，结果又重创中野。也就是说，挺进大别山的结果不仅使我军失去了打大歼灭战的机会，而且还使我两大野战军都遭到比较严重的损失。
有人争辩说，跃进大别山好处是不使根据地的资源耗尽，但结果是山东的丢了根据地，根据地的干部群众被屠杀数万，这和资源耗尽又有什么区别？而晋冀鲁豫根据地仍然要接济刘邓跃进后的人财物力,又承担了华野外线兵团和徐向前部的物质供应，晋冀鲁豫的负担不仅未能减轻反增加了。中野、华野一个时期歼灭战数量和质量的下降，对于整补速度慢但又有一定整补能力的国民党军队显然是求之不得。
刘邓在大别山搞了一段土改，应该算失败了，直到淮海战役时，大别山地区的政权建设也不算成功。现在实际看到的刘邓跃进大别山的好处就是牵制了敌人一部分兵力,帮助华野摆脱了困境。但如果不分兵,三军配合,华野未必会打那么多败仗，也就没有什么困境需要二野挺进大别山才来帮助摆脱了.利弊相抵，弊大于利。
一年后进行战略决战，其实关内敌我力量对比变化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敌人并没有明显减弱，其机动力量甚至还加强了（主要是通过收缩地方防御力量形成的），敌人遭到削弱的主要是地方防守部队。我军机动力量甚至有所削弱（主要是刘邓，陈粟经过休整力量得到恢复）。如果说一年前我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对敌人机动部队还有兵力优势的话，那么一年后如果双方的机动兵力再集中在一起，我军反而没有这样的优势了。但为什么最后华东战略决战，我军却取得了胜利？
淮海战略决战胜利的第一个条件是关内国军的机动力量的分散。此前关内国军虽然兵力空虚，但集中机动兵力各个击破，先后重创了华野和中野，战略上是成功的。但到战略决战时，国军机动力量却被分散了。战略决战时，华东的国军主力只有第5军，一度在华东的桂系主力“钢7军”和整编11师均不在华东（战役进行后整编11师才在白的拖延下姗姗而来）。有人把关内战略决战胜利的原因归结与刘邓挺进大别山，因为刘邓挺进大别山分散了关内国军的机动力量，为战略决战创造了条件。这个说法很牵强。因为国军既然可以跟随刘邓到大别山，也可以再次跟随刘邓到华东。实际上，老蒋也很想把到大别山的国军再集中到华东与共军决战，并有意任命白崇熙统帅华东国军，但此时桂系却不听调遣。造成桂系不再把部队派到华东的直接原因是辽沈战役的胜利动摇了蒋介石的统治能力，桂系想乘火打劫篡夺国民党的领导权，乐于看到老蒋力量的削弱，以逼迫蒋下台。因此，华东我军取胜的战略条件是来源于辽沈战役的胜利对敌人的分化作用，而不是挺进大别山。
在华东战略决战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共军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但两大野战军的联合作战并不是毛泽东或我军其他将领的主动行为，而是刘邓在大别山实在呆不下去，请求退出大别山。陈邓在出了大别山后又鬼使神差的靠近了华东。同时，粟裕又磨磨蹭蹭的没有按毛泽东的要求分兵去江南，这才使两大野战军有了联合作战的可能。
华东决战共军胜利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辽沈战役共军的彻底胜利对双方的士气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人当时的评论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失败决定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命运”。杜聿明当时认为“东北共军即将入关，关外共军的战略战术和战力是关内共军无法比拟的，从理论上说，共产党将在一年内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在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时（此时淮海战役还没有打）指出：“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算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1948年11月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能够实现了”。粟大将说：淮海战役“演变为南线决战的第二个重要条件是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没有辽沈战役的胜利，我们也不敢下那样的决心。”打仗要靠士气，没有士气的部队还不如一群鸭子难对付。这士气的此消彼涨也是辽沈战役胜利导致的结果，杜聿明在回答不明真相的外国人为什么淮海战役他打了败仗的时候说：“因为我的士兵都跑到共军那里去了”。陈毅说：“淮海战役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地下党纷纷战场起义都与辽沈战役共军的胜利所造成的大趋势有关，这叫墙倒众人推，或叫兵败如山倒。
因此，刘邓挺进大别山，只是个被辽沈战役胜利掩盖起来的一个败笔，决不是战略反攻的序幕，更谈不上是一个军事史上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