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菲猫
人生旅途，岁月记忆，边走边记，随意歇息。
引言
2020年的新冠疫情冲击，带来了北美仇恨亚裔犯罪的指数级飙升，其中尤以华裔受害最为惨烈。与1984年美国反日风潮中华裔陈果仁被当成日本人杀害异曲同工，在这波暴力攻击亚裔的逆流中，不少日裔、韩裔和其他亚裔族群，是被误认为是“中国人”而遭到袭击。这样的突发事件，却揭示出加拿大社会、亚裔、尤其是华裔在对少数族裔百年以来历史性的身份认同偏差，对加拿大歧视亚裔、尤其是华裔的社会历史土壤认识太肤浅，以及在对待种族歧视问题上的应对模式有严重缺陷。
然而，正可谓祸福相倚，也因为这次疫情中出现的歧视和暴力攻击太过惊心动魄，且出现了美加同步的大规模歧视暴力风潮，最弱势的老人和女性成为最大受害者，以致于激发亚裔、尤其是华裔抗议发声，“停止仇恨亚裔”、“亚裔不再是哑裔”成为亚裔、尤其是华裔的口号。百年定位反思的历史性契机，其身份重新定位的迫切性也摆在了整个北美华裔面前。本文对华裔百年历史的延续加以回顾，以加拿大移民政策的变迁和华裔社群的遭遇为叙述重点，聚焦于加拿大社会对亚裔、尤其是华裔移民身份认同观念的演变，来探讨华裔身份认同在这百年一遇的时代变局的自我反思与选择。
加拿大在1867年建立联邦前，是英、法两个国家的殖民地“新大陆”，这个新大陆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白人殖民者种族优越感和统治者意识；在立国的过程中，加拿大成为了一个多远民族共存的移民国家，且面临着与原住民始终紧张的关系。不容忽视的是，种族化和殖民化的历史阴影始终贯穿在国家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欧洲裔移民强调了北美国家制度建设中的决定性贡献，而根本无视原住民的在地贡献以及各族裔人民在国家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的贡献，从而让原住民，还是参与加拿大建国的有色人种少数族裔，都经历过遭遇种族歧视的痛苦，也成为加拿大宪政史上黑暗的一页。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东方人”，即亚裔所经历的种族歧视相当严重，而华裔则是“东方人”当中蒙受种族歧视最为特殊的一个族群。在此，我们将华人在加拿大的百年历史定位分成三个时期来叙述。
- 制度性歧视(Institutional Racism)时期
如上所述，加拿大的种族歧视历史伴随着国家的成长过程，从而让制度性和系统性的歧视毒瘤也深入到国家制度和体系的方方面面，这在加华移民的历史中呈现得最为清晰。
在联邦成立之前的殖民地时代，加拿大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不大，对华人的进入并没有太大限制。可以这样说，那时候加拿大并没有现代国家意义上的移民政策，外国出生的移民进入加拿大是没有限制的，而且任何在加拿大住满三年的外来移民都可以申请入籍。1858年第一批参与淘金潮的华人从旧金山来到卑诗殖民地，随后，广东珠三角地区地区的华工也蜂拥来到“金山”。到1867年加拿大建立独立的自治领，1871年卑诗加入联邦，渥太华承诺修建横贯加拿大的太平洋铁路修建。1878年，联邦政府决定招标承建铁路。之后，数以万计的华工作为首次被雇佣的亚裔外籍劳工，被铁路承建商安达当招到卑诗省，负责修建西部最危险的路段，值得深思的是，且不要说华工对这个关系到加拿大联邦命运的铁路工程所作的贡献遭到抹杀，而对华人的歧视则首先从加拿大西部爆发，并随着华裔的东移而向东部蔓延。
加拿大自建立联邦起，就是以一个广泛接受欧裔移民、社会宽容度高的国家。 但是对于亚裔的接受，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从各级政府到民间，所谓的主流社群都秉持着“欧洲裔中心”的殖民主义立场，完全漠视外来劳工、尤其是华工参与卑诗省建省和加拿大建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也不会将其视为是加拿大这个新国家的建设者和新公民，至多只是将其视为用之可弃的外籍“廉价的劳动力”，故而将华人以及之后的日裔等“东方人”，视为不适合做加拿大公民的“外人”(参阅两次皇家调查报告)。
在加拿大民间，对于亚洲劳工以“廉价劳动力”与其竞争时，当地白人劳工只看到工作岗位受到排挤、薪水无法提升，因而产生了排亚的抵制，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真正破坏规则的是为了赚取利润的企业，以及为了节省项目支出的政府。更有问题的是，十分清楚知道华工贡献的企业和政府，却对白人劳工阶层中出现违背基本人性的种族岐视采取绥靖策略，甚至一旦民间出现强烈抵制华工的情况时，政府就把少数族裔作为平息风潮的牺牲品工具，或是将排斥华人作为在大选中拉拢选票的策略。
在1872年卑诗省省议会首夺华人投票权以后，联邦政府也向排华势力低头，为了堵住华人来加，渥太华出台了历史中唯一只针对单一族裔的制度性歧视法案，那就是臭名昭著的人头税。该人头税从第一次1885年的50元至1904年逐渐升级至500元。 一战结束后加拿大失业高涨，华裔更是成为了政客们安抚老兵以及1919年温尼伯罢工潮、拉拢选票的替罪羊，导致了1923年加拿大联邦移民局步美国后尘，实施全面杜绝华人进入加拿大的排华法案。排华屡屡成为加拿大政府纾困和转嫁国内矛盾的策略之一，以及成为欧裔对于亚裔进行“非我族类”式的排斥与展现种族傲慢的对象。
除了联邦“排华法”外，各地方政府的歧视法案也各地方政府的歧视法案也随着华人向东迁徙的脚踪走出卑诗省，扩大到整个加拿大，其中还出现了不少歧视大案。1912年沙省(Saskatchewan)立法禁止华人、日本人及东南亚人餐馆、洗衣房及雇佣白人妇女；1913年曼尼托巴省女佣案；1915年魁北克、多伦多都出台了洗衣房法案，规定中国人的洗衣业每年要额外交付执照费等。
当然，同样作为东方人，从事渔业的日裔也是卑诗省白人社区抵制的对象。尤其到日本打赢1905年日俄战争后，加拿大民间对于自信的日裔移民的看法也愈发负面。卑诗省第一次大规模暴力反对亚裔的1907温哥华暴乱，歧视分子攻击的主要对象就是华裔与日裔，此外还有锡克族。1908年，加拿大限制日本每年400人的入境。1914年，印度难民船文驹形丸(Komagata Maru)为逃避国内政治屠杀抵加被拒入境后，加拿大与印度签限制每年600人的协议。
在这种大环境下，作为加拿大第一支来自东方的、以底层劳工阶层为主的亚裔移民群体、尤其是华裔移民，限于语言、社会生存能力等劣势，加上传统的落叶归根观念，使其缺乏强烈的生根意识。不少人即使长期生活在加国，也难以融入主流社会，只能作为边缘群体，在加拿大维持基本的生活和延续家族的繁衍。 1920年，联邦政府通过议案，规定在省里没有选举权的公民，不能参加联邦选举。如此一来，专业公会就可以将没有选举权资格的华人，排斥在律师、医生等需要资格审查的专业工作之外。 1922-1923年域多利教育局还试图实施“黄白分校”的教育政策，遭到华人社区的抵制而取消。这种歧视性政策的结果，让亚裔、尤其是华裔失去了追求平等地位的信心。非但无法激发起华裔踊跃入籍的维权意识，更让他们难以以“华裔加拿大人”作为族群的自我定位，长期徘徊在“不知我是谁”的身份定位困境里。换句话说，他们基本上就被困在唐人街这个“孤岛”上，并以海外“无根的浮萍”自怨自哀。
截止到抗战时期，华裔移民入籍率不高。最值得注意的是，国家认同的困惑也波及到下一代。1924年，温哥华华人调查显示大多数的华人倾向于或者回国或者去美国。 二战时族裔的不平权也曾激发过青年华人发起抵制加拿大征兵。
不仅如此, 作为华侨，华人也无法从祖籍国得到信任和保护。清廷于1860年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同意国民自愿出境，不仅不予外交保护，还有华侨海禁(即华侨不能回国投资发展，1893解禁)的存在，使得早期海外华侨驻在国社会没有保障的客籍身份(sojourner)，也受不到来自祖籍国的外交保护。但是，之后清廷也被动地逐步开始政治控制、开发海外侨社资源，并有一些流于形式的外交折冲，这种情况在清廷之后交替的政府几乎也都是“萧规曹随”。 清廷采取的一个典型拉拢华侨富商的方式就是卖官鬻爵，并从中获利。 1909年清廷通过中国第一部《国籍法》，确定实际上的双重国籍事实，即只要父母一方是中国血统，海外出生的子女均自动取得中国国籍，即使此人自愿加入其他国籍。1912年北洋政府通过《中华民国国籍法》，延续了清廷以血统主义取得国籍的方法，该原则把定居在国外的具有中国血统的公民、后裔称为“华侨”，北洋政府还通过了《参议院组织法》，规定参议院要有6位华侨议员的比例，之后国民政府也“萧规曹随”。从表面上看，这是给予华侨“归心祖国”以及某些政治参与权，但在实际上也给华侨在移居国的融入带来不少困惑。
当然，从加拿大华侨来讲，从移民“金山”到是否落叶归根还是落地生根，说到底仍然是“个人的行为”，而非是“国家”组织的行为。自清末到民国，中国国内政局的长期动荡，以及弱国的国际地位，加上移居国的大环境充满排斥和歧视，华侨本来就因为语言或者文化冲突而有裹足不前的倾向，故而在祖籍国政府或者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孙文等政党力量在侨社中做总动员的时候，“爱国主义”自然成为侨社的“主流”，这就在另外一个层面给加拿大排华势力乃至歧视势力带来了质疑华人“国家忠诚度”的操作空间，这种情况百年来一直持续，也给华人的自我定位以及社会对华人定位的观感，带了很大的挑战。
虽然在加拿大出生的华裔第二代中不乏有人要改变这种尴尬的境地，创造“华裔加拿大人就是加拿大人”的定位，但在制度性和系统性歧视的束缚以及父母辈的文化影响下，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无所适从的“边界人”状态。根据人口统计数字，1923年到1947年的排华时代，侨社的人口结构发生变化，15-34岁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的男性华裔在比例上增长很快。 这些年轻人成长于加国，对中国已经少有归属感，是真实感受到歧视的一代人，也想改变无投票权等不平等的定位。而二战的爆发，给了他们改变自己命运、乃至整个华人社群命运的历史契机，也是他们对于加拿大产生家国认同的开始。因此，我们可以将二战时期视为是废除1923年《排华法案》的预备期，也是华人定位的转折时期。
大约700华人后代以“二等公民”的身份主动请缨，克服种族歧视的障碍，为加拿大的价值观和西方世界的自由参军作战，以这种牺牲精神获得了要求恢复平等公民权利的地位，也获得了主流社会的钦佩和支持。二战结束后，这些老兵成立了华裔退伍军人会，不但要求自己的合法权利，也为整个族群走出被歧视的阴影奔走呼号，成为战后要求华裔移民平权运动的主要力量，这是一次相当成功的平等人权运动，不但向整个加拿大展示了华人有身份认同的要求，同时也用加拿大的方式和价值观作基础，得道多助，取得了废除《排华法》的关键性胜利，缔造了在一个移民国家，数百人甘愿为国献身的英勇抗争改变了整个族群的命运。这是华人移民加拿大历史进程中一个重要的争取身份定位的丰碑。
当然，从战后西方整个政治大环境来说，因为种族歧视而遭遇的犹太人大屠杀教训，以及加拿大和中国共同成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之一，也让加拿大政府有了废除《排华法》等种族歧视法案的责任。由此可见，当少数族裔在移民国家要求获得平等权利的时候，族群自身的努力和国家以及国际社会所处的政治大环境，是成功至少需要的两大前提条件。
丁果 石晓宁.《新冠疫情揭示亚裔百年定位的挑战》，《2020-2021加拿大政策发展报告》，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21，62-84.
其实这是误传。杀陈果仁的 Ebens 和 Nitz 是知道陈果仁是 Chinese 的 － 他们在陈果仁离开后给了另一个人$20镁， 要他去帮忙找 一个"Chinese guy"。之后才发生了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