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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康先生的这篇文章，精辟的阐述了台湾人的所谓台独情节的根源。 同时，从这篇文章，我们还可以借鉴如何刨析对抗文化对我们这一代新移民的心理影响。
康正果：一九四五年以來臺灣的文化譜系— 一個大陸人的海外觀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9月10日 转载) 民主中国首发
(博讯 boxun.com)
耶魯大學 康正果
小引
首先要説明一點，我之受邀參加“臺灣及其脈絡”的討論會，並非基於我對本次會議的議題已有研究積累。只因大陸方面與會的學者實在太少，主持人希望盡可能增添些不同的視角，於是就近拉我來補了這個空缺。我一無臺灣學者本有的臺灣經驗，二無專門研究臺灣問題的其他學者具備的學養和見解，只是得知我被分到“文化和對抗文化”這一專題的小組發言，才就該專題涉及的陌生領域邊閲讀資料，邊琢磨起思路。從寫作緣起上講，我寫這篇論文，實屬“為會造文”之擧。要不是碰巧在家門邊躬逢盛會，哪輪得上我來插外行之嘴。
正因自覺到這起點上的無知情況，從做準備工作開始，我即確定了補課的鑽研方向，而行文上則相應地用了寫讀書報告的語調。我的目標並不高，若能將閲讀中產生的疑問和發現，以及某些舉一反三的聯想平實地綜述出來，也就算盡了我最大的努力。
我移居美國已十多年，雖常讀《世界日報》新聞版，但興趣範圍僅限於大陸新聞，每讀至臺灣新聞欄，多一翻而過。由此即可見海外大陸客普遍都不太關注臺灣問題的態度。本文的撰寫正好給了我扭轉態度的機緣，它迫使我閱讀了不少有關民國和臺灣的書籍文章，而隨著很多認識的澄清和矯正，對國共鬥爭，兩岸對峙，以及百年來中國革命和現代化涉及的一系列問題，我始有了不同於已往的思考。歷史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經此一番焦慮苦思，我終於從自己的空白處邁出步子，幾經躊躇，總算切入了話題。這樣的求索，好比一個本質未定的人物陷入了他存在主義的境遇劇，那未知的結局，就任憑他冒險去選擇好了。
一
臺灣執政當局近來明顯講究起用語革新，那勢頭頗像大陸五十年代初從舊社會進入新社會的情況，對某些威權時期習用的説法，搞起了廢舊立新的更換。比如你要談論抗戰勝利或臺灣光復，“勝利”和“光復”這類措辭就可能顯得太“中國人”口氣，參照日本教科書，還是用“終戰”的説法，更符合目前“去中國化”的方向。初接觸此類修辭，我頗感生硬而不得其解，為弄清用語革新的意思，對流行的臺灣史觀，我從頭做起了考察。關於臺灣史，施明德是這樣簡述的：
——1624年，荷蘭正式佔領臺灣，臺灣首度成爲殖民地。
——1662年，在中國抗清戰爭中失利的鄭成功集團，以武力奪取了臺灣，
“漢化政策”於焉開始。
——1683年，鄭氏後裔降清。清國實行“封山海禁”長達190年，一方面視臺灣人爲“化外之民”，一方面強力推行漢化政策。
——1895年，中日甲午海戰後，戰敗的中國，將臺灣永久割讓給日本。
——1945年，第二次大戰終止。戰勝國美國和中國分別佔領日本在亞洲的殖民地。臺灣再度被中國佔領。
施明德的簡述只偏重列出臺灣被武力佔領的經歷，卻並未提説好幾百年間陸續遷自閩粵一帶的移民開發該島的情況。他那種人稱和主語都不太明晰的修辭，以及間離效應（alienation）的語調，更易模糊讀者的理解，言談間隱隱讓人覺得，這個近海大島上原先似乎就存在著某種抽象的獨立本質。施明德的口氣也可能讓人聯想起古代的泛文地理觀對臺灣所表現的臆測附會之見，比如在臺灣曾有過的衆多命名中，竟包括了“蓬萊”和“瀛洲”這類山海經式的泛稱。這種命名的含混性説明，華夏土地上的歷代王朝一向缺乏開拓海疆的觀念，由於一直沿用模糊的泛稱，結果把東方海域上浮現的不同島嶼都懸置到了煙波浩淼之中。施明德嫌惡地提到“殖民地”、“漢化”之類的字眼，他顯然是要強調臺灣與中國既分隔又無關的本質，但島上的臺灣人經過他這麽面目不清地一抹，無形中就都逸出歷史脈絡，飄飄然本質化成蓬萊山上的仙人或鬼市上的蠻夷。
十七世紀初，在中國東部和南部的海洋上，佔領和殖民的風潮剛剛掀起。那時候貿易活動和海盜行爲是混雜在一起的，移民和殖民並行推進，買賣和劫掠界線不清。荷蘭人及其他歐洲人的船艦，還有倭寇和鄭氏家族的海上武力，就這樣風雲際會，在臺灣海峽上狹路相逢，撞到了一起。也正因尋寳發財的狂熱掀起了這一股冒險和廝殺的風潮，才促進了航海業、地理發現和從大陸向海島的遷移。歷史常常以血污和銅臭積累出世業、豐功和榮耀，提到“佔領”、“殖民地”之類的字眼，吾人自不必總要表現出耿耿於懷的姿態。鄭芝龍本是個集海商海盜於一身的人物，他兒子鄭成功從小在日本養大，鄭氏一門及其集團在當時已建立起廣泛的國際關係。至於荷蘭殖民者，若不是他們佔領臺灣後從閩粵一帶招募勞力，遷往臺灣的移民潮還不知要遲滯到何年何月。正是從荷蘭人搞開發到鄭氏集團搞割據的過程中，臺灣才從它化外之地的迷霧中逐漸展現出可遷居可墾植的美麗島面貌。
鄭氏政權當初若目光遠大，能善用洋人器物，與東印度公司相競爭，則北上日本，南下呂宋，待擴大了海上貿易，再用經商的財富改善軍備，強大其海陸兵力，不要說反攻大陸，驅除韃虜，或有希望成功，甚至連東南亞各島嶼的歸屬區劃，都可能做出想象不到的歷史改寫。只可惜他們的海盜性不夠強悍，幾輩人都為受招安的愚念所誤，爲當上朝廷的命官，最終放棄了向海外擴張勢力的機會。而臺灣島，就在這個很容易從中國大陸引力圈逸出的歷史階段，錯失機會，沒能夠建立成自己的王朝或國家。這大概最是讓臺灣主體性思維者想起來扼腕悵恨的事情了。從此也就注定了臺灣的宿命，處在那樣一個距大陸不太遠也不算近的位置上，分合不定，若即若離，既長期受到隔絕，又無形中鎖上了掙不斷的鎮海鐵索。隨後是清政府漫長的海禁，偷渡的移民和遺民一批批冒險投荒，把中原禮儀、江南風雅和閩粵民俗統統都移植到從原住民手中奪來的土地上。
鄭鴻生這樣描述日治時期他祖父母一輩人的風貌：
我的祖父母那一輩都屬前清遺老，在日本據臺之前就出生，並且也都經由三字經等傳統中國經典而識字的。閩南語是他們唯一掌握的語言，他們用閩南語讀全部的漢文經典，以接近唐音的閩南語讀書音來吟唱唐詩，句句押韻而自得於其韻律之美，並自豪於這套來自古中原的“河洛話”。他們還大半身著傳統“唐衫”，而稱大陸原鄉叫“唐山”（衫山二字在閩南語白話音不同音），這與到世界其他地區去的閩粵移民是使用一樣名稱的。他們觀賞傳統戲曲歌仔戲布袋戲，聆聽有著漢唐雅樂遺風的南管與高亢喧鬧的明清新興音樂亂彈，膜拜傳統神祇媽祖關公。
如果要論説如今所謂的“臺灣意識”，上引的描述才是它的情感源泉和文化根柢。鄭鴻生還特別講了那代人揶揄日本兵的一則笑話：說的是日本兵仔初到臺灣，見家家門口陽光下都曬著一個個洗刷乾淨的木桶，於是便拿回去當飯桶使用，卻不知那原是臺灣人夜裏使用的尿桶。這則笑話至少反映了身為亡國奴的老一代臺灣人固守其原有價值的幽默心態，他們固然再也無力反抗日本統治者，但自有其蔑視統治者的方式，更有其抱殘守缺的信念，因此他們絕不輕易否定被日本人貶斥為落後或低等的“支那”，反而拿那個“落後”向日本人潑了一瓢大糞。
但鄭鴻生父母那一輩人卻鄙視他們的父母，把老一代人當“清國奴”看待，甚至連自己與父母固有的骨肉聯係都感到羞恥。順便插一句，臺灣評論家多熱衷討論王文興的小説《家變》語言多麽拗口，造句如何先鋒，卻很少關注該書將一種“蔑父情結”推向極端的象徵意義，在書中那些惱人的戲劇化父子衝突中，臺灣男人難道感受不出他們心目中正面的父親形象嚴重缺位所造成的鬱悶焦躁？因爲他們受的是日本殖民式現代化教育，從啓蒙識字即用日語思考和表達（再插一句議論，《家變》中那些讓人不堪卒讀的文句，與其說是什麽現代主義文風的嘗試，不如説是日語遺留在漢語書寫中的殘骸，再夾雜上閩南方言所造成的閲讀障礙，其先鋒試驗性其實是由作者書寫生澀的語病派生出來的。），像李登輝這類日本人培養出來的高級知識分子，日語思維已銘心刻骨，服膺終生，後來他位居中華民國總統之尊，接見了一個日本作家，竟然忘乎所以，津津樂道起他曾為皇民的青年時代。他們接受了日本人所灌輸的強者邏輯，從小就相信強國應控制弱國，先進文化應同化落後文化，優等民族應宰制劣等民族。正是通過對父輩落後文化的鄙視，他們才獲得了以先進自居的優越感。但他們所接受的現代性是日本人強加給他們的，是在剝奪了他們民族自尊的情況下施加的文化洗腦，這就造成了那一代臺灣人的自我分裂，致使他們本能的民族認同感——一個華人做人的本體——反給他們崇尚現代文明的上進心造成了難堪的拖累。所以他們的自我優越感並不扎實，一旦咀嚼起低日人一等的苦澀，就又彆扭地自卑起來。談起臺灣人的“悲情”，論者多把那不幸歸咎於國民黨的“二二八”鎮壓和隨後的白色恐怖，其實那“悲情”的根源早在國民黨來臺前就從臺灣人這種被壓抑的無助、無根、無奈感中發酵起來。
宣洩這種悲情的另一方式則是把對父輩的不滿擴大到對父輩所來自的原鄉。從鍾理和小説〈原鄉人〉中父親返鄉探親時的感慨、彭明敏之父彭清靠遊歷大陸的觀感、顧顯榮“人格殖民化”的講話都可看出，早在臺灣光復前，感受到日本現代文明的臺灣人在對祖國大陸的凋敝現狀滿懷失望的同時，已自覺或不自覺地帶出了某種身為臺灣人的優越感和對日本經營下的臺灣社會之贊許。不可否認，日本人統治臺灣後，確實在現代化建設上多所作爲，從交通運輸到城市設施，都給臺灣人的日常生活帶來了很多優於大陸的方便。但當這些比較優越的條件被過分誇大，被說成“二二八”事件中臺灣人唾棄國民政府的一個客觀基礎，進而認定爲臺灣人蔑視“外來政權”的充足理由，則此一現代化先進水平的定論便成了日本殖民者植入臺灣人意識的“現代魔咒”。日劇時期所搞的現代化建設果真如論者所說的那麽成績卓著，值得大誇特誇嗎？臺灣學者施威全最近撰文說：
日人居住的市街之外，多榨取少建設。臺人教科書裡，日治自來水普及率百分之六十，那其實只是臺北城。一直到一九四二年，全島普及率是兩成，大部分臺灣人無自來水可用。這些數字對比他國殖民地，不佳。對比中國，光緒政府在一九０五年設自來水公司，三年後，管長達八十九公里；日本政府從一九○七年開始建設，到一九三一年，管長一六九公里。從統治觀點，日治的現代化不出色……
從施文提供的信息至少可以看出，日人在臺所搞的現代化設施主要目的是供給在臺居住的日本官民，也就是說，其規劃和服務是以日人居住的城市為中心和重心的，而從這些設施中得到最多優惠的臺灣人，主要是彭清這類士紳精英分子。据粗略統計，在四十年代的六百五十萬臺灣居民中，他們這類人及其家屬加在一起，頂多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而其餘的百分之九十人口，所能享有的現代化設施未必就比大陸高到不可比擬的水平。
然而這種文明臺灣（日本）/落後中國的觀念已在人云亦云中成爲流行話語，臺灣人唸熟了此一魔咒，因此一看見剛越海登陸的國軍，便順口給套上一個土氣的刻板形象。臺灣人懷抱亞細亞孤兒心態叫爹喊娘地把祖國呼喚了數十年，而當孤兒終於撲向祖國懷抱的一刻，卻心情突地一變，無端地看不起從那邊派過來駐防的大兵。就是那個彭清靠，在當時以漫畫化的口吻廣泛傳播了兩則有關國軍的笑話。一個是說中國兵仔初到臺灣，見墻上的水龍頭一擰就流出水，於是也去搞一個塞到墻上，卻無論如何也擰不出水來。這本是從歐洲到東方，在自來水應用後，城裏人用來譏笑鄉巴佬的一則普世陳言。如今彭清們又把它扣到國軍頭上，對比起老一輩“清國奴”把嘲笑之糞潑向日本兵仔的笑話，真可謂前呼後應，反諷成趣。國民政府及其前來的外省官民滿心滿口地要參與臺灣同胞的生活，滿以爲同胞之間血濃於水，哪知經過五十年殖民統治，海峽那邊的同胞血已滲水沖淡了許多。
文化的核心是價值，這價值體現於人情，世態，是非和好惡。現代文明的價值其實並不含有反中國人或去中國化的本質，之所以在彭清們心中形成魔咒，是因爲他們的悲情意識造成了價值的顛倒。對象的面目總在隨著人心中感知底片的變質而發生變化，現在，曾代表原鄉的“唐山”不再像從前在父輩心目中那麽令人肅然起敬和悠然神往了，“山”已失去“唐”韻，漸漸地滑稽起來。於是對外省人，就有了“阿山仔”的蔑稱，連去過大陸的本省人，也可疑地戴著“半山”的帽子返回到鄉親面前。
你只要拉出一個負面的他者，反復來對照自己，你的自我隨之即會被肯定地樹立起來。這就是顛倒價值通用的方式。
一九四五年十月，國軍在高雄港登陸，彭清靠被推選為歡迎委員會主席前往歡迎。他看見服裝襤褸，一副苦力相的國軍走下軍艦，對比起顯得格外威武的投降日軍，他說他羞愧得無地自容。不只彭清靠甚感困窘，連街道上歡迎隊伍中的中小學學生目睹此狀，都不禁痛哭失聲，讓柯遠芬將軍看出了他們瞧不起國軍的意思，而排外情緒強烈的黃清標更將國軍貶到最低的一等。無論是彭清靠們還是天真的孩子們，從他們個人的臺灣經驗出發，都無法想象這支軍容不整的軍隊多年來曾如何以多於日軍數倍的犧牲抗戰到底，終贏得最後勝利。他們的裝備和訓練的確比不上日軍，但也正因以如此不堪的弱勢拼命硬打了下去，才在險勝之後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極度的疲憊與狼狽不堪。凡讀過黎東方《細説抗戰》和看過大型紀錄片《一寸山河一寸血》的中國人，看到那些還能活下來的國軍官兵接受日軍投降的情景，多少都會從他們身上硝煙剝蝕的痕跡看出戰事的慘烈及其令人痛惜的耗竭——生命的耗竭，以及整個國力的耗竭——，絕不至於像彭清靠們那樣只挑剔他們的衣衫襤褸。比如像南京這樣曾一度淪陷的城市，也是在那時歡迎打回來的國軍，看一看舊照片上那種“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場面，就可明顯地對比出兩地民心的不同。
“二二八”事件不管有多少“官逼民反”的因素，上述的悲情酵母所起的消極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二
讓我們就彭清靠的困窘和孩子們的哭泣再做深入分析。歷史和當前的辯證是由理解的局限造成的，正是話語的反復傳播，製造了事件，生産了歷史。本文之所以採取譜系分析，是因爲譜系學（genealogy）“在我們通常傾向於認爲沒有歷史的地方——在情感、愛、良心、本能中——尋求這些事件；它必須對事件的反復出現保持敏感，但不是爲了跟蹤事件演進的漸進曲綫，而是要將事件在其中扮演不同角色的場景隔離出來。”它要求我們“耐心和了解細節”。彭清靠長日軍威風以滅國軍志氣的自卑感只是他困窘的表層感受，日軍再威武，也即將滾囘日本，實不足以繼續仰仗。彭清靠更深層的困窘是臺灣人沒有自己的軍隊。你不屑接受那苦力相的軍隊，你們自己的赳赳武夫又在哪裏？沒有，自從外來的鄭氏集團降了清，臺灣島上就從沒有建立起一支威震全島，有力量保衛島民的武裝。這才是讓彭清靠們最感到尷尬的缺憾。
至於小孩們的哭泣，那心情就更複雜微妙了。從一九四二起，日本政府在臺灣實施“志願兵制度”。臺灣人響應異常熱烈，首批僅錄取千餘人入陸軍，報名申請者竟達四十二萬之眾。在日軍發動侵華戰爭及太平洋戰爭期間，臺灣人充當軍伕、軍人參戰者，計有277，183人，其中有三萬多人死亡。如此龐大的參與和犧牲數字，豈能沒有某些孩子的父兄在内？誰能說那些孩子不是觸景生情，想起了自己當兵的父兄？在國軍與日軍兩相對比下，孩子的心裏如何劃分敵我？如何做擁戴的抉擇？在中國 / 敵國的影子尚殘留於民心的邊際時刻，中國 /祖國的面孔突然下了軍艦，他們那陌生而又不起眼的軍容怎能不引起孩子們的惶惑、拒斥和出乎意外的沮喪？
現在，沒有自己軍隊的臺灣人無疑是不喜歡外來的軍隊了，不管是來自日本的還是來自中國的。醜化國軍形象的流言，也就在這種情緒下有意或無意地傳佈出去。甚至在臺灣省黨部辦的《國是日報》上，當時都登出了離間軍民感情的消息，說是有士兵欺負了某長途客車司機，司機一氣之下把一車乘客都開到了海里。結果經調查核實，並無此事發生。
林江邁事件是眾所周知的“二二八”導火綫，對該事件紛紜的敍述文本稍作分析，即可推斷出其中的蹊蹺，也可明顯看出臺北市民極度厭“阿山”的情緒。最近報上刊發了該事件新出的另一版本，登場人物有了變換：私菸稽查員換成了阿兵哥，守菸攤的不是林江邁本人，而成了她十嵗的女兒林明珠。場景是聲色之所天馬茶房，一個最容易瓜田李下，誣陷外省男客調戲了本省女流的場地。据林明珠回憶說，阿兵哥正要掏錢向她買菸，一邊就有些地痞混混起哄，呼叫她母親說“有人欺負你女兒喔！”隨後就在圍觀人群中出現了“阿山仔，打人喔！”的呼叫總動員。重述舊有的史跡，總會增進對過去到現在的理解，這重述的努力也就等於電影Deja Vu中那個名叫“時空之窗”的高科技裝置，而重述的過程則對遺漏的事件真相會起到超時空效應的搶救作用。
焦距現在越來越集中，臺灣人的集體無意識已把矛頭對準了國軍。
不可否認，行政長官公署制的特殊化，政治壟斷與接受弊端，經濟統治與民生困苦，社會動蕩與文化隔閡，所有這些由最新的“責任歸屬報告”總結出的事件起因都有其客觀存在的一面。但事件發展到後來，處委會所提要求中竟有解除駐臺國軍武裝的條款，接下來就在全島範圍内圍攻軍警，大搶武器，整個過程也都不容否認地顯示，臺灣人是想武裝起來，要趕走新來的政府。這到底該定為“官逼民反”的武裝起義，還是“官縱民反”或“官從民反”的暴動？看來兩種成分始終混雜在一起，不過後者的比重還是大於前者。陳儀自任職長官公署，一直對報業採取“創刊不須許可，言論不受檢查”的制度，當時報紙太多，議論叢雜，種種過激批評和煽動性言論在很大的程度上對民變起了催化作用。這種縱任媒體製造事件的情況表明，陳儀治臺初期在政策上確有失誤，更反映出國民黨威權初至臺灣時尚處於相對的弱勢。事態擴大後，政府的一再忍讓倒不一定意味著所謂的“官誘民反”，應該說，效率不佳的行政系統在應急處理上調轉不靈，缺乏決斷，沒能及時遏制住形勢的惡化，才終釀成了大禍。此其所以為“縱”也。至於“官從民反”的成分，有很多資料顯示，臺灣省黨部及其外圍的三青團組織在動亂中的確起了一定的主導作用，包括處委會中後來被殺被抓的主要成員王添燈、蔣渭川等人，也都是身為國民黨員的議員。對比中共嚴密的黨組織，由此即可看出國民黨政府中不同勢力因搞摩擦而互相磨損的嚴重後果：黨政軍之間配合不佳，相互間常有掣肘、推諉、扯皮之事出現。風潮初起時，某些人欲利用民間的反對力量挑戰同僚，結果被挑起來的民憤失去控制，連弄潮者本人都不幸捲入了狂瀾。因此也可說，是（本省）某些國民黨員自己把事情閙到了不堪收拾的地步。
追尋事件的明確起因，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從譜系分析的角度看，並不存在“事物的精確本質、事物最純粹的可能性以及事物被精心保護的同一性”。在一個“充滿偶然事件和不斷演替的外部世界”中，我們必須敏銳地覺察出“它的震蕩、它的意外、它並不踏實的勝利和難以吞嚥的失敗，這就是一切開端、返祖和遺傳的基礎。”“二二八”事件沒有任何預先策劃，發生後也沒出現全臺灣統一行動的組織和領導，它是不滿現狀和排外情緒點燃後遏制不住的連環爆，共產黨稍有參與而已，根本談不上什麽中共領導下的“中國革命新高潮”。國民黨事後一不檢討政府責任，二不認真面對引起民變的複雜原因，仍按以往做法，把種種反政府行爲都想當然地歸咎為中共的陰謀。中共欣然認領國民黨的栽贓，因爲中共樂得把臺灣人的反抗收編到他們的革命鬥爭隊伍中，並發揮其指導作用。 如此而已。
如果要給“二二八”定性，可描述為：抗戰勝利後，中國政府對臺灣行使收復權和行政權，因無力迅速解決戰爭——剛結束的抗戰與正在進行的内戰——造成的社會問題，與不滿“外來政權”的臺灣人發生暴力衝突，由此而引起民變，最後導致政府鎮壓。新上任的臺灣省主席魏道明在參政會上講話說：“臺灣是被日本所竊取的中國領土，因此，應歸還中國。在感情上而言，臺灣是在千千萬萬中國人民及軍隊在戰爭中流血才得光復。這千千萬萬的陣亡者已決定臺灣的回復中國。……基於以上理由，臺灣絕不可能成爲對日和會的問題。如果它成爲問題，那將不只是六百萬臺灣人民，也是四億五千万中國大陸人民所準備浴血抗爭的事件。”這段話說得明確而耿直，再沒有比付出犧牲代價和最終獲勝更充足的佔領理由了。臺灣人若早就靠自己的軍隊解放了臺灣，那根本就不會有國軍來防守該島這囘事。
真正的“島嶼之殤”並不是什麽“對自由民主的全面否定”和“對基本人權徹底的戕害”（見陳水扁“二二八”六十周年紀念講話），在那個二戰後世界按強權來重新劃分勢力範圍的年代，誰會在乎你陳總統在講究政治正確的今日叫喊的這些正義高調。真正的“島嶼之殤”應該是施明德痛悼的英靈們沒有把更多的武器搶到手，沒有把更多的臺灣人發動起來，沒有最終組成臺灣人從沒有過的軍隊。
讓我們試做一DejaVu“時空之窗”的事件重述：假使熱愛獨立的臺灣人確有預謀、有組織，假使王添燈等人確有叛變的魄力，能鼓起威廉•退爾（WilliamTell）射出那致命一箭的勇氣，則在駐臺軍力那樣薄弱的情況下，發動全民起義，攻克高雄要塞，封鎖整個海岸，聯係國際，通報聯合國，緊急宣佈臺灣共和國獨立，困擾在内戰中的大陸方面即使不甘罷休，恐怕也會因措手不及而無可奈何。
歷史的關捩點有時全在一念之間，那一念轉了過去，即會出現翻天覆地的巨變。只可惜臺灣人並沒形成共識，也沒有那個種，民變也就沒轉化成起義。畢竟只有極少極少的臺人參與，且太偏於洩憤報復。他們只顧把暴力擴大到所有無辜的外省人身上，卻沒像中共在延安呼籲的那樣講究策略，沒把國有資產分給窮人，更沒能全面發動廣大群衆。這樣看來，爭論是暴動還是起義的定性，意義就不很大了。你暴動 /起義沒有成功，就存在主義地承擔罪責好了，一個勁喊冤叫屈有什麽用處！正是有鑒於此，施明德批評“冤魂的聲音”，提出了他的崇敬英靈之說。按施明德的論述，那時凡是憑一時的血氣之勇送了命的臺灣人，都算得上英靈。從熱血青年到為理想獻身的共產黨員，從揮舞日本軍刀玩武士道的浪人到趁混亂洩憤鬧事的市民，從爭取地方自治的本省精英到各團體組織中的野心家，所有從不同情感和動機出發走了死路的人，嗚呼哀哉，流了熱血，就都有其英靈的一面。
但有些煽動別人鬧事的臺灣人後來隨風一轉，等大陸方面派來軍隊，就靠攏政府去告密，做了李敖和林有財痛斥的缺德事情。但這也難怪，據説熱心做“義民”，向來就是一個富有本土特色的傳統。朱一貴、林爽文等英烈發起的抗清起義最終遭鎮壓，就是吃了自己人的虧。這是一個就個別人而言很會鬥也敢抗爭，就整體而言卻很難擰成一股繩的族群，搞武裝鬥爭，大概不是他們的強項。自“二二八”事件後，隨著共產左翼分子的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臺灣人再也沒可能走上武裝奪權之路。
但經過“二二八”流血衝突，臺灣人畢竟贏得了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改革，本土的私人企業得到鼓勵與發展，更多的臺灣人逐漸被錄入政府部門任職。施威全指出，“外省權貴不是國民黨的全部，台灣本土資本在一九四五到五二年這段經濟重整期中，便深刻參與了對台灣的統治，成為國民黨裡的重要權力集團，掌控三商銀與四大公司、透過省政府與議會操縱省屬金融單位與事業單位；地方派系更是行政體系接合台灣社會的關鍵權塊。美援透過三商銀與省屬行庫，流到地方派系顯要的特許行業。與其說國民黨本土化極深極早，不如說國民黨執政，台灣人早是統治者之一，黨機器是經紀人。”由此可見，爭權奪利已從最初的本省對外省轉爲黨内對黨外。正所謂不打不相識，經過一段時間，外來權貴就漸漸和地方派系血緣、姻緣、地緣、學緣地糾結在一起，壟斷資源，籠絡選民，大量的本土新貴新富就在此一新的形勢下發達起來。“二二八”陰影越來越退縮到死難者家屬及其他受牽連者的記憶中，哪有近些年清算出來的那麽多血海深仇？
三
我是從小在紅旗下長大的，被灌輸的國民黨蔣介石壞印象就不必提了。在很多不滿大陸現實的日子裏，偶爾也有過懸想臺灣的“自由世界”究竟如何的時候。後來移居美國，接觸了一些臺灣來的移民，才聽到戒嚴戡亂、白色恐怖等並不怎麽令人愉快的事情。他們的不滿言論和負面評價讓人覺得，兩岸在同一時期都同樣專制殘暴，害人的國共兩黨，該各打五十大板。這種天下老鴉一般黑的印象消解了我早年對臺灣的好奇，以致有關民國和臺灣的書籍，一直都讀得很少。
直至我研究“三農”問題，繼而涉獵抗戰和新文化運動方面的資料，才逐漸認識到，拉平抹黑之說實不足稱道，應該在百年中國大歷史的圖景中勾畫兩黨血鬥的悲愴變奏，在中國社會轉型的坐標系上確定二者的功過得失。這是需要另文論述的大問題，走筆至此，只能略作梳理，為以下要討論的文化譜系稍點端倪。
辛亥革命後，章太炎曾就同盟會的前途提出“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主張。後來宋教仁改組同盟會為國民黨，力圖組閣執政，提倡在議會範圍内搞政黨競爭，好防止袁世凱專權。有論者感慨，假使章的建設性提議在當初受重視，而宋的計劃也得以成功施行，則軍隊從一開始就可國家化，草創中的共和憲政也不至於在唐德剛所謂的“歷史三峽”中命途多舛，遲滯百年。百年過去了，中國人如今才認識到，自由與共和，並不是照搬了外國建制就能迅速實現的事情。英美等國也都打鬧殺戮幾百年，才造成後來的民主局面。我們雖不能說暴力革命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力，但在各地軍閥割據下，由革命黨帥革命軍以奪取政權的舉動，也就成了箭在弦上綳緊弓的局勢。被稱為國父的孫中山就這樣從做“黨父”開始了他的革命。正是他重組並壯大了國民黨，進而收編共產黨，同時為兩黨引入布爾什維克建黨原則。追溯百年來中國黨文化的血統，國民黨可謂其嫡子，共產黨則其養子。
孫中山去世後，受蘇聯顧問及其身邊一夥激進分子的搗鼓，國民黨急劇左傾，再加上競爭總理繼承人的問題攪混進去，黨内的鬥爭突然把矛頭尖銳地指向右派。蔣介石本可充當左派的打手，但隨著激進勢力步步緊逼，終逼得他轉向反擊左派的一面。在那黑云壓頂的形勢下，蔣介石某日研讀《法國大革命與革命心理》一書，因目睹雅各賓黨殘暴專橫，深爲“革命心理”產生的破壞力所震懾。蔣由此擔心出現激進分子要做羅伯斯庇爾的危機，怕到了那時候他們利用起暴民，連他自己都可能被打成丹東送斷頭臺問斬。從此他對煽動者與暴民行動高度警惕，從一九二七年四月血腥清黨開始，他悍然擔起“反革命”的罪名，孤立地支撐起軍事統一中國的大業。
清末的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乃是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商社會轉型。此變局雖為列強侵淩所啓動，卻也是西潮東漸，華人企慕文明社會，亟欲追求富強自由的表現。要把中國建成獨立自主的國家，就不能不順應世界潮流，適時而主動地自行革新。縱觀早走了好多步的西方各國，大都是在國家獨立，政府做主導的有利形勢下完成了轉型，而且在發展經濟和制度改革的過程中，還都向外擴張，從對外貿易和殖民掠奪中大獲利益。
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捲入的卻是整個脫節的局面，舊有的基礎不但難以繼續提供發展的資源，對革新還造成多重障礙。不但談不上向外擴展，連抵禦外侮的力量都疲乏不振。反帝因此成為國共兩黨共同的主張及奮鬥目標，但在如何反帝的問題上國共卻各行其是，結果帝尚未切實去反，兩黨先互相反對起來。五四愛國運動並無共產黨介入，學生抗議政府，均出於單純的愛國熱情，而到“五卅”事件中共一介入，即把普通的勞資衝突導向了群衆暴力的邊緣。此後在共產國際支持下，中共更加熱衷糾集各類不滿分子，籌劃在城市内掀起推翻政府的暴動。這種武裝起義的形式本為俄國人革命的腳本，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去甚遠。東南沿海和長江中下游的城市可不是彼得堡或莫斯科，並不存在從這條街一打到那條街即可推翻的資產階級政府。結果都搞成了義和團式的打砸搶排洋暴行，反招來列強的回擊。但毛澤東堅決要把中國革命納入“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共產黨在中國的革命之所以一直能獲蘇聯支持，就因爲被納入了蘇共主導的世界革命。
但南京國民政府的民族主義則立足於本土，它嚴厲取締民衆暴力攻擊洋人，堅持由政府通過外交手段爭國家的利益和主權。這是一種協商談判性質的鬥爭，並不等於向帝國主義屈服投降。比如南京政府獲得各國承認後，很快即爭得關稅自主權，從而開通了財政收入的渠道。另外，要繁榮經濟和增加稅收，更得維護商人的利益。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國家出兵力保護商業，説道底，是要用合法暴力來維持合法稅收。對商人和政府雙方，這總比軍閥式的強征勒索更為互利。正是在穩定東南沿海地區局勢的基礎上，南京政府才贏得江浙商紳的支持，補給了軍費的嚴重不足，在北伐勝利後勵精圖治，為後來持久抗日，終獲勝利打下了基礎。
中共的政治修辭指責國民政府為帝國主義和官僚買辦代理人，不外乎指責它對外容忍了各國的在華利益，對内沒打擊大資本家、大地主罷了。這種一味用“半殖民半封建”來定性中國社會特徵的論斷，只道出了中國落後和挨打的一面，卻根本沒有認識到，外資輸入，洋貨湧進，一系列把中國拖上資本主義賊船的形勢，正是解體中的傳統農業社會所面臨的現代化挑戰。中國的困境是馬克思所說的“既苦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又苦於資本主義的不發展”。蔣介石及其政府一邊克服兩個“苦於”，一邊卻被中共利用那兩個“苦於”所搞的武裝革命拖住了後腿。
蔣介石新傳作者Fenby認爲，蔣具有熱烈的民族感情，希望統一中國，終結列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但他又指出，蔣的革命理念較保守，從一開始即反對階級鬥爭，爲在強力控制下維持合作協調的秩序，蔣並不想打破中國社會原有的階級構成。儒家的權威主義滲透了他的思想，因此他極端強調對師長的服從。細讀過蔣介石日記的黃仁宇更以知人論世的洞察點出了蔣的獨特困境。他說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所做的是在舊社會蛻變過程中創造新的高層機構，“亦即構成一個形式上統一的政府，得到外強的承認，組織一支受中樞軍令指揮的軍隊，使中國能在二十世紀立足。”黃進而辯解說：“蔣介石不是大獨裁者，他缺乏做獨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爲一個民主鬥士，縱使他有此宏願，他也無此機會。他主持著人類歷史上罕有的一次艱巨之群衆運動，在此過程中他已將自己的天賦與幾十年經營之成果用至最大限度。他的方法沒有邏輯，有之則是他的目的——在於中國之獨立自主。”他“希望保存社會秩序以增進人民之生活，反被視爲舊社會之爪牙。”
綜上所述，不管對蔣還可加上多少負面評價，有一點誰也不能否認，那就是他所領導的政府和軍隊打勝抗戰，收回租界，廢除了諸多不平等條約，把中國帶入二戰後的世界四強之列。至此，鴉片戰爭以來的國恥，總算得到了初步的洗刷，應該說基本上完成了國民革命的反帝使命。不幸這反帝鬥爭拖垮了國府，繼而在反共的内戰中打了敗仗。歷史再次露出了造化弄人的殘酷及其又留一綫生機的狡獪，在百年中國革命史最血腥的這一頁，臺灣成了存亡繼絕的命運之島。中華民國從此與該島相依相救，將共產革命和階級鬥爭的災難殊死地堵截在了海峽那邊。你不能不相信冥冥中有一種推動善緣的永恒力量，這力量總在對過於猖獗的趨勢起遏制作用，立下不可逾越的界限。海峽的存在就是此一界限的體現。孤臣孽子仰上蒼，這實在是天意。
從此以後，蔣介石剩下的一個主要使命就是反共了。但在這一點上，他和他貴黨的同志一直都幹得並不怎麽漂亮。
蔣訪蘇後立即洞察到階級鬥爭論的危害，堅決反對暴力分田。這一方向性決策正標誌著國民黨和共產黨在革命道路選擇上根本的不同。國民黨的政策是在不破壞傳統社會基礎和世道人心的情況下向現代的工商社會轉型，簡要地說，就是尋求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以上Fenby和黃仁宇所論已說得很清楚，所謂“威權”，即“在強力控制下維持合作協調的秩序”，要“組織一支受中樞軍令指揮的軍隊”，要“極端強調對師長的服從”等等。在那個社會上弊端叢生的年月，這一切執政作爲都明顯暴露出執政者補綴漏洞的笨拙，壓而不服的徒勞，結果愈益激化不滿和反叛，本來已很破損的局面上又被捅出了更多的窟窿。一般來説，一個政府在過於薄弱的基礎上搞革新的建設，總是容易暴露出它的無能，這樣的情況更需要民衆的容忍和民間社團的扶助。而當時的中國社會恰恰相反，五四新文化氛圍下成長起來的進步青年，對揭發政府缺點的事情總是最感興趣。在談到北大學生的反抗運動時，蔣夢麟就指出，“這些學生多半是當時統治階級的子女”，他們對政府的反抗，“也可以說等於子女對父母的反抗。做父母的最感棘手的問題就是桀驁不馴的子女，尤其是這些孩子的行爲偏偏又受到鄰居們的支持。”蔣這段淺顯的描述可謂點出了“五四”以降文化與對抗文化（counter-culture）的譜系，那就是被指責為守舊的父輩與反叛的兒子之間的衝突。
毛澤東的反叛方式較爲特別，在講給史諾的少年往事中，他提到他對父親的不滿，同時還強調了他對母親的同情：他十分得意地回憶他如何帶領弟弟站到母親一邊，在家中搞起母子統一戰綫，如何抗議父親的強權和迫使父親向他們讓步。毛澤東的反叛方式顯示了一個中國特色的革命化俄底浦斯情結案例：兒子為受壓迫的母親抱不平，使得他冒犯父親的行爲擁有了不懼權威的道義。
這是一個創造性的價值顛覆：母親和貧弱的祖國、勞苦大衆以及普天下受壓迫的人民聯係在一起，而父親則和封建禮教、帝國主義、反動政府以及一切被認爲支配了弱者的勢力聯係在一起。在艾青著名的長詩中，貧窮的故鄉大堰河被深情地呼喚為“我的保姆”，知識青年被詩意地召喚到勞動人民的懷抱中。一個在弗洛伊德語境中隱含著留戀哺乳和返回子宮的情欲模式，如今在中國的革命語境中卻崇高化和親情化了。父親的威權由於被罪惡化，追求進步的兒子反抗落後保守的老子，不但不是大逆不道，而且獲得了站在善良的勞動人民一邊抗拒強權的正義感。這就是共產黨人所謂“把被顛倒的一切重新顛倒過來”，它讓人聯想到尼采《論道德的譜系》一書中教士們的報復智慧。教士們教化人民說：“只有苦難者才是好人，只有貧窮者、無能者、低賤者才是好人；只有受苦的，一無所有的，患病的和醜陋的，才是虔誠的人，只有他們才能享受天國的幸福，相反，你們這些有權有勢有位的，永遠都惡毒殘忍，貪心不足，你們注定不能蒙福，永受詛咒，要墮地獄！”在小説《動物莊園》中，趕走了莊園主的動物立下的律條更簡單明瞭：“四條腿好，兩條腿壞。”同理，地主富農的土地必須沒收，官僚資本家的資產必須充公，他們都是人民的敵人，只有無產者才最革命。
形形色色的不才之徒（misfits）都因革命的需要而有了用武之地，蔣介石及其政府還未全面敗給共軍，早已叫反叛青年搞得尊嚴掃地，成了衆矢之的。蔣自以爲他做盡了“建國之父”（foundingfather）的努力，卻終由於失掉中國，在四處滅火的搶救中弄得自己焦頭爛額，以致讓那幅演講時總是出現在他背後的國父肖像對比得他愈益不肖。這就是一九四九年蔣及其政府遷至臺灣的情形。
四
“白色恐怖”本指十月革命後殘餘的帝俄反革命勢力。蘇維埃政權建立後，布爾什維克和帝俄殘餘勢力都在各自控制的地區内對異議者和可疑分子採取暴力行動，因白色乃帝俄時代皇權的象徵，故布爾什維克特稱帝俄殘餘勢力所搞的“白色運動”為白色恐怖。中共沿襲蘇共用語，“白”這個在帝俄語境中意味著高貴的字眼，在中共語境中從此成爲反動、迫害的代稱，一個與“紅”相對立的概念，甚至是國民黨的代稱，比如國統區就被稱爲“白區”。所以要談白色恐怖，就不能不參照紅色恐怖，因爲它是對紅色恐怖的反應，是為打擊紅色的破壞力量而採取的暴力手段，它自然也就與維護既有秩序的威權聯係在一起。
按大陸歷史課本的記載，蔣介石從血腥清黨即開始了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因爲他用暴力手段鎮壓了“革命”——即中共領導的暴力罷工和打砸搶排洋暴行等城市恐怖活動。共產黨從此在城市失去搞暴動的條件，才退到農村搞起暴力分田。白色恐怖，或者說國家暴力，就這樣與中共武裝革命的紅色恐怖廝殺起來。這裡有一個基本的是非標準和普世的法權觀念需要一提：不管你共產主義的理想被宣揚得多麽正義和崇高，發動群衆剝奪別人的田產，甚至動用私刑處罰被指責為敵對階級的地主，放在任何國家，都要遭到國家暴力的制止和鎮壓。蔣介石的失誤只是沒能通過剿共消除紅色恐怖，反而弄得它愈演愈烈，以致在歷史的陰差陽錯中眼看著中共的武力壯大到不得不與之談判和商量共治的地步。後來經重慶談判，本有可能建立聯合政府，蔣本人卻執意要打仗，最終把自己打出了局。
根據鄭義（胡志偉筆名）〈一百个偶然演变成一个必然〉和張戎的毛澤東新傳記載，國共鬥爭的整個過程中，國民黨軍政系統一直都潛伏有大量共諜，共諜的破壞可說是國民黨失敗的重大原因之一。國民黨聯共，本為借助共產黨力量壯大自身，但卻手自動紅而被紅污染，從此攪渾了自己的隊伍。後來兩黨分了又合，國民黨系統中更增多了雙重身份的人物。他們可白可紅，時白時紅，到了關鍵時刻，多會棄白投紅。再加上從地方到中央派係複雜，魚龍混雜，漏洞百出的組織給變節分子提供了寄生的溫床。以下僅擧鄭義長文中數例，即可見共諜造成的損失有多麽慘重。一九四八年，四十六師師長韓練成出賣軍事機密，萊蕪戰役失利，共軍全殲國軍五、六萬人，十九名將領被俘。一九四八年，副司令官張克俠與何基灃投共，導致第七軍團被共軍全殲，徐蚌之戰失利。一九四九年，中共地下黨以三十兩黃金賄賂總統府軍務局局長俞濟時，幫共諜陸軍總部兵工少將處長戴戎光當上江陰要塞司令，致使長江防綫全面崩潰。
正因警覺到共諜的破壞力，蔣介石遷臺後立即開始全面整肅。清洗對象首先以軍政内部為重點，其打擊面自然是外省大於本省，軍公教人員多於其他行業。從八十七軍軍長段澐的不幸遇難即可看出，為徹底清除内奸，蔣介石對高層人士下手之狠之重。段澐是國軍的一員驍將，從抗戰到内戰，直到撤退臺灣途中所打的一系列阻擊戰，都表現得忠勇愛國，立下了卓著的戰功。可就在來臺後不久，情治單位查出他身邊親屬為有根有據的“匪諜”，結果以“知匪不報”罪被判處槍決。段澐的遭遇的確令人惋惜，但亂世中若不這樣從嚴治軍，不分親疏地造成震懾，在共軍“一定要解放臺灣”的當時形勢下，孤島隨時都有被顛覆的危險。懲罰的目的就是要加深警戒，尼采在追溯“記憶力”的起源時，即談到了殘酷和恐怖銘刻記憶的作用。人類的理性並不是面壁打坐修煉出來的，而是千百年來承受流血和創痛的結果。長期以來，論及國共兩黨的鬥爭，或從敵對立場醜化對方，或出於個人恩怨而激揚義憤，只要談起血腥事件，多偏重指斥其中的陰謀或迫害，卻很少有人以史筆重述個人被捲入歷史狂潮的艱難情境。
白色恐怖最爲世詬病的是它的擴大化和迫害無辜。在談論“無辜”問題前，首先應確定什麽情況不算無辜。所謂“匪諜”，在兩岸敵對而臺灣明顯受進犯威脅的情況下，至少有兩種言行應視為危及臺灣安全的匪諜罪：一是向共軍提供情報，二是煽動叛變或教唆別人投奔共軍。即使從今日臺灣“轉型正義”的立場談問題，不管當時錯抓重判的人有多少，也否定不了這兩個判定匪諜罪的起碼標準。你總不能說所有的“匪諜”罪都屬於構陷，更不應只揪住現有的冤案而徹底否定抓“匪諜”在那個非常時期的必要性和嚴峻性。
馬英九前不久在臺北的上世紀五十年代“政治受難者”秋祭追思會上代表國民黨，三度向“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表達歉意。馬主席不管出於什麽動機，能做出這樣的姿態，對受害者及其家屬多少總能起些撫慰的作用，至於其餘的是非真假問題，由臺灣選民評判去好了。我在此要發難的是主席的搭檔龍應台女士就此事所寫的一篇文章。在該文的開頭，龍應台一上手就列出今日恐怖分子打著正義旗號濫殺無辜的行動，然後筆頭一轉，直接將其等同於國家的恐怖行爲，也就是她接下來縱筆誅伐的“白色恐怖”。這一明顯的比喻不倫和推理不合邏輯就不必在此分辨了，但那花炮一樣炸出幾聲脆響的開場白畢竟還是能造出些轟擊的聲勢，所以有必要在此稍作分辨。今日所謂的恐怖分子濫殺無辜，其目的是肆意破壞和製造威脅，其暴力行爲的性質屬於反人類的報復洩憤活動。國家恐怖行爲再恐怖，即使像美國給日本投原子彈那麽恐怖，也都是旨在制止暴行，應屬於懲罰性的暴力。如果龍應台不否認解放軍用槍砲解放臺灣是對臺灣安全的肆意破壞和對臺灣人生命的威脅，那麽在這個孤島上，為阻止那一恐怖而做的一切努力，即或造成恐怖，也不能否認其懲罰的性質和阻止了破壞性恐怖的效果。龍應台憑什麽給兩者劃上等號？趙剛曾批評龍應台“書寫感性文章，召喚認同，導引情緒，”“不做調查，不講理論，只是舞動其生花妙筆，”一味地“進行感動與認同的消費”，卻很少“藉由對話，深化整體社會的理解、提問與批判能力”。趙剛的批評可謂要言不煩，的確抓住了龍應台昔日的野火已趨於耗竭的弱點。我還要補充的一點是，由於太敏於捕捉時政熱點，龍應台的很多文章已喪失了冷峻的歷史感。她工於剪輯回憶斷片，就像模特巧於突現身段。比如她在文章中反復打出這一剪輯的畫面：“布着黄沙的操场上，数学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這個被當場擊斃的人就是龍應台初次目睹的“匪諜”，也是她第一次接受的和延續至今的，並且反復傳達給年輕讀者的白色恐怖印象。沒有事件的上下文，沒提供案件的任何細節，就推出這一血泊特寫鏡頭的定格，便代表了白色恐怖的全部。接下來則是漫無邊際的抒情，把悲情像炸裂的炮皮一樣花花綠綠漫天撒下：“成千上万的人，本来应该是我们尊敬的老师、倚赖的同事、宠爱的子女、依恋的情人，却在我们看不见、听不见的角落里叹息、哭喊、疯狂，流血，倒地时满口尘埃。而同时，我们在校园的阳光里追求个人的幸福，经济在起飞，社会在繁荣，国家建设在大步开走。 ”
該文無一字提到上述臺灣島危急存亡的嚴峻形勢，並沒把這邊的白色恐怖和那邊的紅色恐怖做對比性的討論。容我引一段大陸同一時期的紅色恐怖做對比，以下是一九五一年上海市一處小小的統計數字：“四月廿九日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楊帆在逸園召開公審大會，親自作了〈必須嚴厲鎮壓反革命〉的報告，翌日上海市軍管會處決二百八十五名國特。自四月廿九日至十月底，僅全市工廠企業就逮捕國特五千七百四十七名，其中六百六十八人被槍決。”
我在此列舉那邊的恐怖，並非要證明這邊的恐怖絕對正確，而是要強調，在“轉型正義”的今日，臺灣人應正視悲劇發生的歷史根源，那就是紅色恐怖和白色恐怖互相對抗、消長、變奏的複雜狀況。龍應台是否設想過，她的當警察的父親當初若留在湖南，他和他的家庭會是什麽遭遇？若不是她所怨詛的那個恐怖力量當年阻止了解放軍渡海，被“解放”的臺灣會經歷什麽樣的紅色恐怖？倒是深受白色恐怖迫害的陳明忠老人在其講話〈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中說得好：“臺灣各政黨如果對‘二二八’有真正的理解與反省的話，光是道歉或是補償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能解決發生悲劇的歷史根源，結束兩岸的內戰敵對狀態，島內的族群問題自然可以迎刃而解，締造永遠的和平。”龍應台沒有就“悲劇的歷史根源”做深入探討，她揚言還要繼續挖掘屍體，翻檢骸骨，看來她法醫驗屍的興趣和統計計數的心思更濃於歷史的沉思。
兩黨的敵對已在過去的七十年間構成了巨大的絞肉機運動，絞盡了各自忠勇剛直之士的血肉。至於絞肉過程中造成衆多無辜受害的現象，也只能做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觀了。那些互相絞肉，也絞了無辜者肉的人們，或為共產主義奮鬥過，或為三民主義效忠過，就其當初純真的理想和滿腔的熱情講，何嘗沒有拯救民衆於水深火熱的革命胸懷？結果卻把自己絞了肉，還殃及了池魚。悲夫！能夠維持到今日的臺海平安，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那些被絞的血肉澆灌出來的。加繆的小説《鼠疫》的結尾，奧蘭市在鼠疫過去後為染疾而死者樹碑紀念，為的是紀念他們以生命饜足疫癘，拖垮疫情，給幸存者留下死亡過去後的安寧。這一追悼既表現了生命的荒謬感，也寓有深重的憂患意識，對比龍應台的刻意渲染悲情，顯然格調不同。龍應台的激揚文字從質問“中國人你爲什麽不生氣”起步，如今已寫到很多臺灣人都悲情滿懷的境地，我倒要問一聲龍應台：“你爲什麽還沒學會冷峻？”
《鼠疫》中的疫癘只是比喻象徵，歷史形勢的盲目性有時亦類似天地不仁。在臺灣今日的“轉型正義”趨勢下，平反昭雪也好，控訴冤情也好，不能只在伸張公義和撫慰民心的姿態上作文章。我們既然能有幸站在歷史卷軸靠近末端的有利位置上回顧已往，就應以史詩的眼光綜觀那複雜糾結的脈絡，在它擴展到今日的全景中努力去辨認某一個局部曾經存亡攸關的重大意義。歷史書寫者應該讓人們更多地體悟個人或群體在國家危急存亡時刻蒙難受罪的嚴峻性，而不是僅僅追討罪責，一味拿過去的流血作顔料，只顧給自己高舉的“正義”抹上更濃的色彩。
五
古人有“腐草為螢”之說。其實腐草本身並不能化生為螢，是它所形成的陰濕環境更適於螢火蟲生長。共產主義思想本源於歐洲，發展到後來，在其原產地西歐僅止於理論探討，而傳至東方，卻很快武裝了群衆，把崇高的革命演變成恐怖和災難。共產黨人常說，“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所以人們多相信，中共的暴力革命都是國民黨的專制和反動逼出來的。是威權那種腐敗的草滋生了革命那麽光明的螢嗎？不是。真正的腐草是貧窮和怨恨，在中國大陸，這一點表現得尤爲典型。共產主義理想給窮人許諾富裕的未來，吸引了窮人的追隨，而它的平均主義則強化了貧者、賤者、弱者、劣者對富者、貴者、強者、優者的怨恨情緒，進而將其報復行動激化為狂熱的革命。就在這種一心要把高往低拉的情勢下，威權被確定為革命的對頭，革命若不把威權定義為“反動”，它那個只有在對比下才確立得起來的“正義” 又能去哪兒找到依據？
“二二八”事件後，臺共組織雖被剷除殆盡，但在受日本教育較多的個別知識分子中，直至五十年代，左傾思想依然有一定的影響。與大陸的情況很不一樣，在生活水平相對要好一些的臺灣農村，反而不存在共產黨搞武裝革命的條件。在那個時代的黑暗襯托下，熱血青年易受到共產主義理論熒惑，完全是可以理解的現象，不少人僅因組織讀書會之類純求知的活動，便不慎絞進絞肉機，以他們無辜的受難刺激了白色恐怖更大的瘋狂。從今日言論自由的立場看，那時嚴禁共產主義及其它左傾讀物的法令當然顯得愚蠢而荒謬，但青年人由純粹的閲讀興趣而發展到遭共諜利用的事例也並不是沒有。比如像呂赫若這樣傑出的左翼作家，在距臺北那麽近的淺山地帶，竟參與一種模擬武裝革命根據地的活動，其引火燒身之盲動，就明顯革命浪漫得太不策略和太無常識了。結果不只害了自己，還把那麽多無辜的村民拖進了盲動的泥坑。他那一雙手本來是善寫文章巧彈鋼琴的，後來卻要笨拙地操起無綫電發報機與大陸方面傳遞死亡的信號，自願充當了共諜的犧牲品。咬死他的毒蛇活生生具現了革命對理想的毒害：他哪兒知曉，像蘇新那些真正操縱紅色恐怖活動的大毒蛇，早就逃到中共那邊享他們的榮華富貴去了。他們把蛇蛋下在鹿窟，讓早已預設為爆破裝置的呂赫若們製造事件，造成騷亂，好為他們贏得開展活動的功勞。至於無辜者死多少人流多少血，只要能污染得白色恐怖的絞肉機更臭更髒，他們全都是在所不惜的。
五十年代實行土改後，臺灣的經濟在美援下迅速發展起來，隨著貧窮面貌的逐步改善，共產主義思想已完全失去其滋生的土壤。那時候，國民黨除反共和反臺獨反到神經過敏的地步外，從舊傳統中最老古董的東西到西方現代最先鋒的思潮，向來都任其存在和傳播，並不加特別的約束。反共宣傳一面在它能起作用的範圍内重復其陳詞濫調，而另一面，在豐富廣闊得多的其它領域内，正是來自大陸的文化人——從錢穆之類的大師級人物到無數畢業於西南聯大等名校的普通文教工作者們——給臺灣帶來了“重新中國化”的文藝復興。推行國語的強制方式固然對說方言的本省人造成了一定的壓抑，但它在溝通各省人的交流和塑造“新中國”——秉承辛亥革命法統的中華民國——等方面畢竟起了建設性的正面作用。國語的普及不僅僅是一個迫使臺灣人接受北方官話的問題，它重要的能動作用是在此統一的口語基礎上發展和完善更適於表達現代人思想感情的白話文，而這一努力，本來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方向。也正是在這一語文新建設的潮流下，才湧現出外省如殷海光、李敖、白先勇，本土如葉石濤、鍾鉄民等一系列在島内擁有各自讀者群的著名作者。官方的反共文化與舊的、新的、洋的、土的等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文化始終都是並行存在的，在臺灣被作爲“袖珍中華”塑造和想象的過程中，外省人逐漸融入本省，國民黨政權也落地生根，開始發展它的本土勢力。這個鄭鴻生稱之爲“新的‘中國文化共同體’在有著舊唐山養分的土壤上”，就這樣被建立起來，而國語也從此成爲受國語教育的一代人進行思考和表達自己的標準語言。
至於挑戰威權，五十年代的臺灣人和黨外人士基本上處於沉默狀態。對萬年“國代”的存在提出異議，使蔣介石的終身總統形象格外顯得尷尬的勇士們，主要是國民黨内的自由主義者。在抗戰後“中國向何處去”的論爭中，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既批中共，也批國民黨政府。但因共產黨視他們為“小資產階級”，在延安把他們列爲批鬥改造的對象，所以歸根結底，他們談自由主義，主要針對的還是中共。
按照錢永祥的説法，雷震及其《自由中国》半月刊同仁自視為國民黨的“諍友”，他們主要的訴求是建立憲政民主，他們的言論奠定了臺灣自由主義思想的基礎。梁漱溟不過當衆談了一下工農差別，立即便受到毛澤東厲聲申斥，從此永遭廢退。而雷震撰文強烈抨擊蔣介石連任總統，也都沒把蔣挑釁到惱羞成怒的地步，直至他後來著手建立反對黨，被確認爲受到美國人別有用心的支持，這才被當局抓去判了刑。而就在此一時期，留在大陸寄希望於中共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不是反右中先被打倒，就是在“文革”時陷入滅頂之災。自由主義在兩岸的不同遭遇還真應了儲安平所謂自由在國民黨是“多少”而在共產黨是“有無”那句舊話。
在臺灣，對民主造成明顯障礙的，是國民黨政權竭力維持的中華民國法統，其中尤以那個始終不改選的國會最招譏議。爲了在這個只有臺灣一省的小島上維持代表全中國各省的政權，原先在大陸選上的各省代表來臺後都塑像一樣被固定下來，讓他們穩坐席位，代表其它“地圖省份”的民意。保留那批塑像席位，與其說是給蔣介石的連任充當投票機器，不如說是要顯示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獨佔的合法席位，為“一個中國的原則”硬撐起支柱。以“法統”自居的國府因此而面臨著諸多的困境：中央與地方近在咫尺，國家與它唯一的一個省彼此重疊，地方選舉不管閙得多麽轟轟烈烈，競選者都難以憑獲勝的選票取代萬年“國代”内那一批老朽。正因這卡夫卡城堡式的國會讓臺灣人感到完全外在於他們，所以他們總是視其為“外來政權”。
但國民黨的執政方針畢竟傾向於調和各階級利益，其黨組織基本上面向各階層開放。為促成黨的本土化，從一開始黨的勢力就介入地方選舉，主導著地方自治的政策。此即通常所謂收編地方精英，建立侍從網絡的做法。這種操作既引起派系競爭，又在黨的監控下保護派系的利益，而由此產生的權力追逐正好對黨外人士的參選形成阻礙。反對運動就在此一爭奪資源的拉鋸中展開，傾軋出挑戰威權的社會力量。像雲林縣議員蘇東啓十五年牢獄促成他妻子洪月嬌終當選省議員的抗爭故事，臺灣南部反對運動代表人物余登發及其整個家族豁出家業打選戰的事跡，以及很多競選者因競選而受打擊，終因受打擊而競選獲勝的經歷，都為臺灣“選舉萬歲”的抗爭方式譜寫出感人的競選悲情。徐宗懋用“哭調”來形容這種臺灣人特有的競選方式，哭調競選者甚至呼喊著“救命”來拉選票，以政治受害的角色登上競選的講臺。這是一種以突出個人或群體的弱勢受壓來贏得支持和索取權利的鬥爭方式，它為此後的“暴力邊緣路綫”醖釀了情感基礎。
據最近一篇頗有影響的論文説，“暴力邊緣論”是黨外反對運動人士姚嘉文提出的鬥爭策略，他主張把反對運動推向接近暴力，但並不真正動用暴力。這樣做，反能增強群衆的抗爭強度，最終迫使政府回應群衆的訴求。經過一次又一次暴力邊緣的抗爭，政府被迫一次又一次退讓，黨外人士就在此步步緊逼中促成了臺灣民主的轉型。這個論文作者自圓其説的總結似乎有太多事後追認的成分，它大體上描述出了黨外反對力量在民主轉型過程中進行鬥爭的一個趨勢，但實際的複雜情況未必如統計數據顯示的那樣整齊一律。須知政治鬥爭向來隨機多變，你一旦介入實際的鬥爭，就很難據理論的預設去爭取勝利。
讓我們還是回到事實。在中壢事件和其後的高雄事件發生的過程中，真正衝鋒陷陣的是施明德那類敢帶頭鬧事的漢子，而像姚嘉文、陳水扁一類務實、理性的律師們，恐怕並不太願意公開站出來鼓動風潮，激化衝突。於是他們就提出所謂的“暴力邊緣論”——也可以説是法律邊緣論，只打算伸出策略的觸鬚去刺探安全的邊界，企圖用最小的代價逼迫威權作出讓步。這更多的是一種設想的策略，未必能可靠地指導實踐。須知暴力的邊緣與暴力衝突僅一線之隔，激憤的群情稍一失控，接近暴力的抗議立即就會爆發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中壢事件中發生了縱火燒車的暴力，其騷亂規模，可能為“二二八”之後所僅見。威權當局顯然是考慮到自己那一方理虧，才沒對肇事者作任何懲罰。隨後發生的高雄事件中，抗議者正好給他們抓住了暴力行動的把柄，結果不但當場吃了警察的暴力，最後還釀成大案，致使黨外反對運動大批的骨幹人物被捕入獄。於是在事後， 又出現了當局故意設局，誘使抗議者越過暴力邊緣的説法……
就這兩起反對活動來看，所謂“暴力邊緣路綫”的效果到底體現在哪裏？仍讓人頗感茫然。仔細玩味，“暴力邊緣論”其實另有它厲害的一手，那就是挑逗威權越過暴力的邊緣，騷擾得警察行兇打人，惹得國家機器一時間露出猙獰。暴力的邊緣形同獸欄：政府的暴力一旦如被激怒的野獸跳出獸欄傷了人，政府就在媒體和公衆前丟醜了。蔣經國時代的國民政府畢竟很注重其國際輿論關注下的民主櫥窗形象，時代已經遠遠地走出那種隨意給反對者加上“匪諜”罪名的恐怖陰霾。當黨外人士以其挨打受壓的慘狀讓威權暴露出它的野蠻落後，國内外輿論的同情和支持便一律倒向弱者——中共當年也是在類似的情況下贏得了國内外左傾勢力的支持——，而政府這一邊則由此陷入被動。威權發現一味強行鎮壓，付出的成本過高，這才慢慢地由強硬轉為緩和，力圖降低轉型過程中不測的風險。國民黨在暴力邊緣上造成的最大損失就是給外界普遍留下了一個負面的刻板形象，以致被輿論有意地以偏概全，最終抹殺了他們執政臺灣幾十年來在發展經濟和健全國家機構等一系列現代化建設上所取得的成就。按照鄭鴻生關於“國民黨如何丟失現代光環”的解釋，國民黨在發展臺灣現代化的建設中實際上做出很多成績，只可惜他們的某些鎮壓手段太拙劣粗暴，給外界造成了專制、保守的印象，後來更被套上“落後”的帽子，“現代化”的功勞反落到民進黨頭上。
國民黨早期在地方上的滲透明顯有佔據資源的傾向，但自蔣經國象徵性地說“我是中國人，也是臺灣人”以後，其本土化方針已轉爲革新求存，為中華民國的薪盡火傳闢出了後路。這也是國民黨内部鬥爭迫使他不得不做出的選擇。蔣經國的國民黨屬於第二代，自然受老一代黨内權勢的掣肘，面對他身邊那些塞滿運作空間的塑像席位，他只有向本土培植基層，在栽培新生力量的過程中施展其治才。其實這才是啓動臺灣民主轉型的内在動力。而七十年代末開始的黨外反對運動，只是在上層出現鬆動，威權較前弱化的情況下，趁勢從下面崛起，一步步積聚起來的力量。但轉型過程仍舉步艱難，受兩岸對峙狀況的限制，既定的戒嚴格局依舊在往下慣性地延續。像許信良這類被黨培養出來的“吹臺青”人物，終因競選分歧而走向黨外，就明顯地標誌了七十年代中期以後臺灣對抗文化的轉向：由早期黨内的和外省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主持批評論壇轉向以本土為主體的反對力量開展街頭抗議和激化悲情選戰，而所謂民主轉型的方向，就在反對力量與威權拉鋸過程中逐漸明朗起來。後來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美國又與中共建交，在太多的外部困擾下，為防止威權全面崩潰，國民黨不得不切實地實行起改革。學者們普遍認爲，“驅動國民黨進行民主改革的真正關鍵因素既非臺灣的經濟奇跡，也不是執政精英的政治信念，而是統治者為了延續政權生命所做‘理性’計算後的策略選擇。臺灣的民主化是社會壓力和統治精英互動的結果。作為政治領袖而言，蔣經國在民主改革的局勢中扮演開啟與佈局者，是計算了容忍成本與鎮壓成本後的結果。”
必須承認，臺灣在民主改革之前，經濟發展已取得相當大的成效，國家機構也改造得比較健全。與轉型前的拉美專制國家和東歐共產極權國家相比，臺灣顯然具有和平轉型的優勢，它既無前者的社經分配不均，也不存在後者亟待徹底變革的國家體制。最初，臺灣人所期待實現的民主轉型，主要是允許更多的黨外人士參與執政，形成他們與國民黨共存共治，利益共享的局面，除了極端臺獨外，黨外的民主訴求並未提出徹底改造國家體制的政見。他們最初的目的不過是要求進入既定的體制，贏得更多的表決權，從而更加優化所欲達到的共存共治局面。中華民國建國之初籌建“五族共和”，就是要促成這樣的局面，不幸叫歷史的陰差陽錯拖延了百年之久，才在解嚴後的臺灣有了走向共和的可能。
然而，在闖進議會與國民黨平起平坐爭議國是前，黨外人士在暴力邊緣上與威權已拉鋸太久：他們在威權的壓制下鬱積了太多的怨恨，同時也以自己的挨打受壓給威權造成了相當大的磨損，兩方面都鼓足氣較勁，都擺出了過度動員的架勢。那民主的訴求，更像是雙方拉鋸中添入的潤滑劑，給黨外的反對力量多加些“正義”的油，給鬆動的威權鋪墊上邁向親民的臺階而已 。由此而導致的過度政治化氣息一直延續至今，已彌漫成一種分裂臺灣社會的轉型後遺症了。
六
反共到底的蔣經國其實是帶了些“共”的成分的，他在國共兩黨白紅兩色對立的光譜排列上明顯地有些偏左，這也許和他在蘇聯羈旅多年的經歷不無關係。與蔣介石那種長袍馬褂僵硬的嚴父作風截然不同，蔣經國的親民姿態頗有中共幹部走群衆路綫的色彩。他挑選李登輝做接班人，除看重其臺灣人身份及完整的日美現代教育外，李曾加入共產黨那段曖昧的經歷説不定正是他們倆靈犀暗通之處。李後來果然成功地接了蔣的接力棒，貫徹了國民黨本土化的路綫。只是蔣不可能預料到李後來會走得那麽遠，遠得搞起民粹式民主，終至走出了國民黨的藩籬。
蔣介石給兒子留下了兩大歷史負擔，一個是所謂的“漢賊不兩立”，另一個是“毋忘在莒，反攻大陸”。等美國、日本都與中共正式建立邦交，把中華民國乾晾在一邊，海峽兩岸的一邊一國已是不容否認的事實。蔣經國可以堅持其“三不”，卻不能不默認那個“兩立”局面的存在。後來隨著共軍停止砲轟金門，並正式宣佈放棄武力解放臺灣，臺灣島不只脫離戒嚴期的危急形勢，無所謂“在莒”，更完全失去反攻大陸的時機和形勢。對蔣經國領導的中華民國來説，也正好熬到了不必再代表那些“地圖省份”的一天。中華民國於是與臺灣島完全重合，它不再是臺灣省之上附加的中央政府，不必再緊箍圈一樣死套在小小島國的頭上。稍後經李登輝重新做出正式界定——“兩岸隔海分治，互不隸屬，一個分治的中國及兩岸間的特殊關係，至今未變”——，更通過廢省的動作全面刷新，臺灣立馬成爲與中國無關的“國家”。李登輝的“我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與蔣經國的表述正好接軌，一向被視爲代表外省權貴利益的國民黨更多地代表起本土的既得利益群體。
這本該是從多年來的“反”——黨外 / 本土與黨内 /外省相對抗——走向“合”的一個趨勢，是通過本土化來化解省籍矛盾的共和前景。無奈樹欲靜而風不止，臺灣人固有的悲情又再次發酵，他們硬要在省籍裂縫中強化出族群對立，更將其擴大為國家認同的重大分歧。民進黨一直苦於在競選中提不出有別於國民黨而又更受臺灣民衆歡迎的政策和改革，正好有臺灣人憋了好幾十年的滿腹戾氣可資煽動，正在走向瘉合的進程於是被扭轉成更加強烈的對抗。
在歐美發達國家的近代史中，有一個值得我們中國人注意的現象，那就的是沒有發生過奴隸造反式的“轉型正義”。封建領主並沒被統統打成牛鬼蛇神，在土地資本轉向工商業投資的過程中，新興的資產階級反而附庸風雅，進一步刷新了貴族的文采風流，從而使現代文化與古典傳統始終保持一定的聯係。工人階級也沒有像馬克思預期的那樣給資產階級掘下墳墓，勞資雙方在激烈的鬥爭中學會了妥協談判，進而開拓出資本主義體系不斷自我完善的發展方向。勞動者的生活不但逐步改善到小康的水準，他們的趣味和價值更經過商業消費的改造，業已被發展成推向全世界的流行文化。這裡面隱隱約約浮現出一種“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脈氣，正是在這一恆定的大環境中，舊有的價值延續了它與時為新的生命。
但中國人百年來受了太多的精神奴役創傷，對於如何提昇自身和改善生活的問題，因此而懷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他們把“轉型”理解成變天，也就是說，必須做到把對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這才會覺得自己也當了主人。中共就是從這一造反目的出發，領導著窮人閙成了他們的翻身革命。自古以來，國家恐怖再恐怖，也都是在其現行的法律下施行懲罰，假若以往的國家都像中共的歷史教科書所描述的那麽暴虐和反人民，國家恐怕早已消亡，天下的正義都該由暴力造反的群體主持去了。紅色恐怖的空前恐怖即在於，國家暴力更進一步縱容群衆暴力，在於它任憑平庸者顛倒一切原有的秩序，諸如“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等叫囂，簡直把革命進行到尼采曾預感的“只有平庸者才能大量活下去”的“未來人”世界，平庸已被推廣成“唯一有意義和最中聽的道德了。” 這個道德就是文革間已達極度膨脹的毛主席革命路綫。
囘過頭再看臺灣今日的亂象，我們不難發現，陳水扁及其一群也感染了類似的平庸疾病。施明德那些在黨外反對運動時期猛打猛衝過的老幹將們都在平庸者的排擠下陸續淘汰掉了，在耐過王莽式廉恭的一個階段後，平庸之輩終於躋身到國家領導人之列。在最初建黨和競選時，他們也曾做出遵從憲政的姿態，等到大權在握，便鑽入憲政殿堂，亂拆起支撐國體的棟梁。只因不得不隱忍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陳水扁等人從不敢大搞那種針對中共的真“台獨”，他們搞的是躲躲閃閃的台獨，只是想乘泛綠群體膨脹的聲勢，好逐步拆散“中華民國”這個讓他們一輩子都會感到不舒服的國體。為滿足“臺灣人出頭天”的族群願望，他們的眼光始終局限在島内，雖做盡了手腳，也都未超出中共式翻身運動的模式。因爲他們只懷有趕快全面當家作主的最終目的，所以也只有抓緊目前仍在執政的機會，先把“中華民國”那層皮整個扒掉。可惜他們忘了他們一夥人都只是那層皮上的幾根毛，剝掉了皮，他們的臺灣主體性也就無處可附，隨風吹散了。
翻身運動的一個有效手段即搞所謂“轉型正義”。在此，我需要對轉型正義（transitionaljustice）的概念稍作説明。按照學者們的論述，“轉型正義是新興民主國家，尤其是東歐的新興民主國家，用來處理過去政府暴行和不正義的方法。轉型正義可能帶來遲來的正義，但同時也會破壞對正當程序和法治的信賴。”這裡所說的東歐新興民主國家具有一個共同的轉型特徵，那就是從強加給他們的蘇聯式極權專制下解放出來，以多黨民主取代共產黨的一黨專制，把失敗了的公有制還原囘固有的私有制。如上所述，臺灣的民主轉型並不屬於這種舊政權徹底垮臺的制度變革，當前的執政黨基本上繼承和沿襲著威權政府的建制，只不過把威權的獨佔改進成輪流坐莊，大換了一次班底而已。在被替換下來的泛藍仍在國會佔多數席位的情況下，要徹底清算過去的做法本身就很難行通，更何況社會上也未必普遍有這樣的迫切需要。即使存在著由省籍矛盾擴大而成的族群紛爭，臺灣的情況也與種族隔離政策後的南非不可同日而語。那裏因轉型正義搞得太厲害，已搞壞了經濟和治安，如今都開展起“和解”運動了，臺灣人能有多少族群仇恨非惡鬥下去不可？
直至二00四年，陳水扁苦於民進黨無法贏得立法院多數席位的劣勢，這才狠抓起具有高度道德色彩的轉型正義一大法寶，將其利用為權力鬥爭的工具。“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沉渣一時濁浪泛滾，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民進黨為打贏選戰而攪混起來的。這樣看來，追查歷史真相僅為手段，製造罪責才是此擧的目的。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民進黨執政前的臺灣儼然被說成中國大陸的“解放前”。陳明忠先生說過一個故事，他說他在美國參加座談時，曾以自己的現場經驗，論及二二八死傷者應該是一千人上下。當場就有一個臺獨支持者站起來反駁說：“亂講，高雄就死了三十萬人。”陳明忠說：“當時高雄人口只有十五萬人，就算都殺光，你要哪裡再去找十五萬人來殺？” 那人惱羞成怒，就罵他：“你根本不是台灣人。”由這一對話情景不難看出，當一種怨恨在“正義”的説辭下膨脹成義憤時，歷史還會有什麽真相？這位臺灣人的義憤頗像土改時訴苦會上被煽起來的階級仇恨，貧下中農趁共產黨給他們翻身的機會，把世代積壓的私仇都發洩到被打倒的地主身上。於是那時候批鬥地主的控訴就發展到“有了說，沒了就捏”的誇大地步，而幾千年的中國史也隨之被改編成勞動人民受欺壓的血淚史。那位發言者為堅持臺灣人的正義，寧可信口胡謅出死了三十萬人的“真相”，在歷史記憶被如此扭曲的情況下，臺灣社會又能有什麽公認的真相可言和共同的正義可轉？不管是藍營還是綠營，如果所贏的多數選票中有不少此類“義憤填膺型”選民的投票，臺灣雖轉型成今日的民主，又能向不民主國家的人民貢獻出多少值得推行的民主示範？
民主並不是什麽包治百病的“德先生”，也不等於龍應台模特換時裝一樣羅列出來的“生活方式”或“思維方式”。民主本來僅指代議制的政府，就現存的各種政體而言，只能説它是一種最不壞的制度罷了。當它被龍應台那樣泛文地用來誇耀現代社會中種種瑣碎的事物時，它就被摻水成巴贊所說的demotic，即並不民主的俗眾意識了。俗眾意識為一群個人選擇的願望所構成，它常會與公共通過的決定發生衝突。結果，一部分非要實現個人意願的群體就必然通過投票去挑戰和非難另一部分要按正式通過的決定辦事的人群，這就是當今世界上到處都出現民族或區域分離主義紛爭的根源。
臺灣問題最難解最爭議的就是，一方面該島離大陸太近，另一方面它的面積和人口比大陸少得太多。這個既“近”且“少”的數量現實正好對臺灣的取捨形成制約，使它很難走那些遙遠而龐大的北美或南美移民地區與原宗主國脫離關係的道路，因爲在數量比值上臺灣與後者的情況正好相反。其次與兩次大戰後先後獨立的國家相比，情形也有所不同，因而那些國家全民自決的獨立方式也很難適用於當今的臺灣。臺灣人更不能天真地寄希望於大陸的民主，不要說大陸實現民主的日子尚遙遙無期，就算有朝一日實現了民主，在對待分裂的問題上，未來的民主政權及其人民也絕不比現政權更加寬容。民主社會中的人民就肯定愛好和平嗎？未必，也許他們更其嗜血。林肯領導的北軍與堅持分裂的南軍殺得血流遍野（the killing-fields ofLincolnism）的歷史就是一個活生生殘酷的實例。
更為複雜的情況是，大陸如今執行的改革開放政策是吸納外資，甘當發達地區外轉產業（outsourcing）的加工廠，用綠學者學舌的後殖民理論jargon來説，是頗有點“自我殖民”的情形了。對此一最新的社會現象，熱愛後殖民論述的學者並未見有什麽新穎的論述。反諷的卻是，陳芳明所謂生活在“後殖民社會”的臺灣人居然廣有做老闆的資本，如今多作爲臺商在大陸投了資，賺了廉價勞力的厚利，更憑著水向低處流的優勢，懷揣其高收入，移居到物價較低的大陸，成群結隊地過起高等華人的生活。這一新的投資及移民趨勢不但在起反分離的作用，而且引領起堪稱為經濟反攻大陸的勢頭。一般來説，宗主國越向海外地區大舉移民和大量投資，越易促成那些地區的獨立，現在的情況正好發生了奇異的錯位，急於分離的地區卻反其道而行之：把投資和移民的重點放在了他們必欲與之一刀兩斷的地方。
歷史就是如此諷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當年周恩來、王明去武漢搞抗日合作，毛澤東飛到重慶喊蔣委員長萬歲的時候，都一點也不以爲卑躬屈膝。人家決心要將革命進行到底，當然自有其革命階段論的策略。現在輪到連宋邁出沉重的腳步，大膽到大陸尋求新的可能性了，從海内外民運到島内外綠營卻傳來一片噓聲。到底該如何看待泛藍走出的這一步呢？那只是無助於實現願景的一場前戯（foreplay），還是落了中共統戰圈套的自輕自賤？抑或找一個阿基米德支點以撬動大陸的勇敢嘗試？不幸國民黨已給臺灣人灌輸了太多的反共意識，現在，當他們眼看著大陸社會越來越向港臺看齊，越來越有了回歸舊社會的特色，因而想去叩一叩求同存異的大門，卻叫對立面撈起當初從他們口中學來的咒駡開駡起他們。
請看：去年中華民國莊嚴的行憲紀念日，一位大陸出身的時政雜文作者竟被高擡到總統府演講，向洗耳恭聽的執政當局大作起有關警惕共諜的報告；另一個大陸出身的作者一向以大批判筆鋒見長，該作者更發揮其文革式演講的魅力，狠抓住指控陳水扁一家人貪凟案的某檢察長，專門就他協助大陸法制改革的事例對他大搞起抹紅的攻擊。綠營人士的可悲就在於，至今都沒出一個有能力向全世界華人公衆開講的理論家。這也許正是臺語中心論造成的後果，到頭來，反害得福佬們自己限制了自己的口才。在今日國語或普通話通行華語世界的情況下，任何一個要贏得更多公衆的發言者都應意識到各自方言母語的局限性。如今兩黨惡鬥越來越緊，每當口水仗打得十分激烈，缺乏口才的臺語中心論者便只好雇來受過中共大批判訓練的辯才們做反統批藍的文宣工作。他們的反共立場不管多麽可嘉，其思維表達方式卻都是十足的通共的，真是反來反去，世上的平庸者都反到一起，堅守其“哲學貧困”的防綫了。
七
人吃五穀而生百病，解毒發散，乃中醫常用的治療手法之一。怨恨不滿也是導致群體疾病的一種毒，有時確需用發熱出汗的方式予以消除。五十年代在大陸，土改運動所發的可謂千百年來窮人憎惡富人的毒，而近來臺灣的“轉型正義”所放的則是臺灣人“二二八”以來怨恨的淤血。這一股戾氣好比遲早都要出的麻疹，熱昏譫妄一陣後，若能排淨毒素，恢復常態，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反”必趨向於“合”，若一味反下去，只顧利用群衆的發熱出汗狀態去搞一黨的奪權事業，發散過度，勢必造成整體的虛脫。毛澤東的不斷革命論革到文革，已把共產黨自身折騰得元氣大傷。陳水扁若一味操控群體的悲情亂改憲政，説不定哪一天就會把自己壓扁在坍塌的憲政殿堂之下。從毛到陳的“反”，錯的倒不是“反”這個行動本身，而是他們只“破”不“立”的偏執方向。當今的臺灣，不管是泛藍還是泛綠，無論是急統還是急獨，都該在極端否定對立面的路綫上考慮如何完成否定之否定，作出由“破”到“立”的努力。
民主的代議制政府僅能為國民提供一個較威權更利於共治共存的基礎，但要建立共和大業，從選民到他們所選的代表，都需重視修己以立德。這就是說，民主的架構必須由民德的内涵予以充實。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美而有光輝之謂大……”孟子所說的“善”，可與尼采譜系學中高貴者把他值得喜歡的叫做“好”做一對比。一個人覺得出那“好”確實存在於自身，則他的實在感就是“信”，由此才會產生“自反而不縮”的勇氣。在孟子看來，樂正子僅能達到前兩項，後四項尚存差距。這樣看來，一個普通人若能做到自身感覺良好和實在，也就很不錯了，他至少能保持正常的良知（good conscience）。
臺灣社會近來已出現可喜的反省：馬英九在最近公開宣示：“國民黨與民進黨差距再大，也大不過我們與共產黨的差距！藍綠同在一條船上，二千三百萬人民都是命運共同體，沒有必要拼得你死我活，應該相互尊重。”他提出“要和民進黨做‘良性的競爭’，有利民生的議案絕對不擋。”民進黨領導人謝長廷最近在凱達格蘭學校聯合結業典禮上的講話中也檢討性地提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這是災難的開始”，他藉此勉勵結業學員，做任何事都要“度德量力”。 評論家南方朔在最新的一篇書評中更大聲疾呼臺灣社會要“回到根本”，重建道德教育。還有一個發人深思的戲劇性場面，在紅衫軍倒扁的高潮中，中學生列隊到廣場上齊聲朗讀起“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童口無心，他們的朗誦莫非在呼喚正面的父親形象？“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執政者把很多事已弄得一塌糊塗，連自己都心有不安（badconscience），怎談得上爲人之父和做選民的代表？
別以爲只要是“威權”就一無可取，臺灣社會若繼續濫發悲情，兩黨若惡鬥到各自的領袖都威信掃地，甚至人人都鬥得毫無尊嚴，有朝一日，恐怕就會出現王文興《家變》中那個失落的兒子到處找父親卻再也找不回來的景象。“人必自辱而後人辱之，國必自毀而後人毀之。”那將是比紅色恐怖和白色恐怖都要恐怖的時刻，近千枚導彈瞄準臺灣的共軍，也許就要在那時候從海峽對岸打殺過來。
這將是一個Apocalypto——從毀滅到新生——的危機。共軍操控的戰爭邊緣可不比黨外人士曾經發動的暴力邊緣好玩，戰神隨時都可能選中靶子開火。獨立從來都不是空喊出來的，自由必須付出代價。臺灣人，你得拿出絕望的勇氣，要準備浴血洗出自己的高貴。黨派可以輪來換去，媒體的喧囂儘管自生自滅，主體性思維任其作意淫狀聚散，獨有三十萬子弟兵更新換代，枕戈待旦，從金馬到臺澎堅守至今。只有這支不分省籍，跨越黨爭的軍隊才是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最靠得住的力量。家可毀，國可破，只要島嶼不沉，就有土地和人在，就會有臺灣重新開始的機緣。
二00七年四月九日於耶魯
致謝：本文撰寫中多數書籍及文章，包括書目咨詢，均由友人孫康宜教授和周劍岐先生提供，沒有他們導讀的資料，本文絕對無法完成。初稿完成後，更蒙二位閲讀後提出修改意見。筆者在此特表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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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明德：〈冤魂與英靈〉，該文是他為《走向美麗島——戰後反對意識的萌芽》（時報文化，1999）一書所寫的序言。
鄭鴻生：〈臺灣的大陸想象〉，見《讀書》，2005年第1期。
王文興：《家變》，洪範，1979。
〈原鄉人〉，見王德威編選：《臺灣：從文學看歷史》，麥田出版，2005，頁255。彭清靠觀感，見賴澤涵、馬若孟等合著：《悲劇的開端：臺灣二二八事變》（羅珞珈譯），時報文化，1993，頁46-50。關於“人格殖民化”，見王曉波：《臺灣史與臺灣人》，東大，1999，該書頁259引有顧顯榮一段講話：“臺灣今日之設施，非常發達，假使二十年前哪有這公會堂，哪有這整然的臺中市嗎？由天理而言，今日支那各省不但民不得安，而官亦不得安穩啦。”
施威全：〈怯戰避戰 國民黨路線失落〉，《聯合報》，2007年3月12日。
參看鄭鴻生：〈國民黨是如何失去“現代”光環的？〉，《讀書》，2006年，第9期。
彭清事參看《悲劇的開端》，頁50；學生事參看〈柯遠芬先生口述回憶〉及他的〈臺灣二二八事件之真相〉，見博訊網站（www.boxun.com）中“析世鋻”專欄。此外，在張炎憲等人所錄《二二八口述歷史系列》A02（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1995）一書〈嘉雲平野二二八〉有關訪談中，黃清標的口述對國軍表現出極端的蔑視，他說：“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我只有一句，四等的要管二等的。爲什麽我自稱臺灣人是二等的，因爲日本人是一等的，老實說，臺灣人跟不上日本人。中國人實在差，連三等都談不上。當四等的在臺灣耀武揚威，才會發生二二八事件。……我現在有時在樓下，遇見阿山仔問我路，我都用臺灣話説：‘我是臺灣人，你要問我路要用臺灣話，阿山仔話我聼無。’”頁84。
參看秦風編著：《民國南京，1927—1949》，文匯，2005，頁91—99圖片及説明。
福柯：〈尼采•譜系學•歷史學〉（朱蘇力譯），見賀照田編：《學術思想評論》第四輯，遼寧大學出版社，1998，頁380。
戴寳村強調“臺灣人對於陸軍志願軍的招募活動非常熱烈”（見《臺灣政治史》，頁213），但据呂赫若小説〈清秋〉所寫，那時臺灣丁壯很難找到工作，參軍只是為謀生，而非熱心為日軍服務。由此可見，綠學者有時出於去中國化心切，竟不惜誇大其詞，妄添臺灣人未必有的愛日感情。
柯遠芬：〈臺灣二二八事件真相〉。
〈林江邁之女：阿兵哥問菸價 地痞鼓噪濺血〉，《聯合報》A 4版，2006年3月6日。
該片中譯名《超時空效應》，劇情及影評可參看www.dejavu.movies.go.com
參看《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6，頁13—42。
福柯：〈尼采•譜系學•歷史學〉，《學術思想評論》第四輯，頁382—384。
參看王曉波：《臺灣史語臺灣人》，頁134—141。
王景弘編譯：《第三隻眼睛看二二八——美國外交檔案揭祕》，玉山社，2002，頁176。
〈諸羅山城二二八〉有一段林有財的訪談，林參與過二二八，他回憶當時的情景說：“二二八事件其實就是戰後追求獨立的政變，但是失敗了。……因爲戰後獨立組織本身不健全，力量不夠，利用臺北打賣菸的人這件事，有人起來反抗，到各地宣傳。” 見張炎憲等人所錄《二二八口述歷史系列》，頁203。
李敖說：“有人通风报信告诉你他该杀，他是张三该杀，他是李四该杀，告密的是谁呢？告密的就是台湾人，台湾人跟别的台湾人接了梁子，或者有利害冲突，就告密，结果呢就是台湾人告密，借了国民党军队的手杀掉了台湾人。”見李敖：〈二二八不是外省人的原罪〉，鳳凰網（www.phoenixtv.com）。另見〈諸羅山城二二八〉，林有財回憶說：“後來被抓被殺的人，都是被騙出來的人，當時真正的發動者，後來個個都是很有地位的人物。有些人以前就是臺灣共產黨，後來跑到中共那邊；有些人是日本時代獨立組織的成員，後來和國民黨關係良好。”“我不願講，並不是害怕國民黨抓，而是想到臺灣人出賣臺灣人，是一種恥辱的記憶。”頁203、212。
〈怯戰避戰 國民黨路線失落〉，《聯合報》，2007年3月12日。
以上一段參看孫隆基：《歷史家的經綫》，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45。
Jonathan Fenby, Chiang Kai-shek: China’s Generalissim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Carrol & Graf, 2003), pp. 64, 74, 225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時報文化，1994，頁150、頁427。
蔣夢麟：《西潮》，中華日報社，1959，頁99。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Genealogy of Morals, in BasicWritings of Nietzsche, translated and edited, with commentaries, byWalter Kaufmann (The Modern Library, 1992), p. 470.
鄭義：〈一百個偶然演變成一個必然——國民黨爲何敗走臺灣〉，博訊網站。
參看張醇言：〈段澐與八十七軍〉，《傳記文學》，第二十八卷，第二期。
關於馬英九道歉新聞及以下龍說，均見龍應台：〈一個主席的三鞠躬〉，据新華網（www.xinhua.com ）
趙剛：〈和解的壁壘〉，《臺灣社會研究季刊》，58期。
鄭義：〈一百個偶然演變成一個必然——國民黨爲何敗走臺灣〉。
參看錢永祥：〈關於自由主義的對話〉，錢永祥文集（ www.law-thinker.com ）
參看朱雲漢：〈國民黨與臺灣的民主轉型〉，孤獨書齋網（www.cngdsz.com ）
參看李敖：《冷眼看臺灣》，桂冠，1995，頁111—120。
黃人傑、陳閔翔：〈民主運動與反對運動的辯證——兼論余登發的從政背景、政治人格與民主思想〉，臺灣省諮議會編印，2004。
參看徐宗懋：《臺灣人論》，時報文化，1993，頁46—54。
徐佩甄、黃春興：〈暴力邊緣論對台灣民主轉型的貢獻〉，博訊網。
參看鄭鴻生：〈國民黨是如何失去“現代”光環的？〉，《讀書》，2006年，第9期。
信恆：〈台湾政治转型成因综述〉，“思想者”網，（http://freeforum.bokee.com ）
〈對等、和平與雙贏——中華民國對“特殊國與國關係”的立場〉，參看黃俊傑：《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化》，正中書局，2000，頁64。
Beyond Good and Evil, in Basic Writings of Nietzsche, p. 402.
一九八五年十月七日，《華盛頓郵報》董事長葛蘭姆夫人就民進黨成立事問及蔣經國有關規定時，蔣曾以“遵憲、反共和不得從事任何分離活動”作答。見李松林：《晚年蔣經國》，安徽人民，2001，頁358。
以下論述多參考馮銘翰：〈轉型正義的反思〉及〈轉型正義的再反思〉兩文，見臺灣日本研究所網頁（www.japanresearch.org.tw ）；吳乃德：〈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臺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見《歷史與現實》（2006）。
參看楊渡：〈二二八事件的六個最基本事實〉，鳳凰網。
龍應台娓娓動聽地向大陸人民推薦她一手潤色的臺灣民主生活，其中有一段很泛情的文字，可參看其〈為臺灣民主辯護——與華人世界對話〉一文，新華網。
Jacques Barzun, From Dawn to Decadence: 1500 to the Present—500Years of the Western Cultural Life (Perennial, 2000), pp. 773-775.
關於這一問題，Perry Anderson有詳盡的討論，可參看其評論 “Stand-Off in Taiwa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26, No. 3 (June, 2004).
陳芳明有所謂臺灣為“殖民地社會”、“再殖民社會”和“後殖民社會”的三階段論，食西不化，巧為立說，可參看陳映真：〈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博訊網。
參看“林保華專欄”和“曹長青專欄”，臺灣海外網（www.taiwanus.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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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修改國民黨路線：藍綠和解優於國共合作〉，博訊網。
高有智臺北報導：〈謝諷：德薄位尊 災難的開始〉，觀察網（www.guancha.org ）
南方朔：〈臺灣道德病理總檢查〉，文學城網（www.wenxuecity.com ）
Mel Gibson 最新電影，中譯名《啓示》，劇情及影評見 (www.apocalypto.movies.go.com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9月10日 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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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首先要説明一點，我之受邀參加“臺灣及其脈絡”的討論會，並非基於我對本次會議的議題已有研究積累。只因大陸方面與會的學者實在太少，主持人希望盡可能增添些不同的視角，於是就近拉我來補了這個空缺。我一無臺灣學者本有的臺灣經驗，二無專門研究臺灣問題的其他學者具備的學養和見解，只是得知我被分到“文化和對抗文化”這一專題的小組發言，才就該專題涉及的陌生領域邊閲讀資料，邊琢磨起思路。從寫作緣起上講，我寫這篇論文，實屬“為會造文”之擧。要不是碰巧在家門邊躬逢盛會，哪輪得上我來插外行之嘴。
正因自覺到這起點上的無知情況，從做準備工作開始，我即確定了補課的鑽研方向，而行文上則相應地用了寫讀書報告的語調。我的目標並不高，若能將閲讀中產生的疑問和發現，以及某些舉一反三的聯想平實地綜述出來，也就算盡了我最大的努力。
我移居美國已十多年，雖常讀《世界日報》新聞版，但興趣範圍僅限於大陸新聞，每讀至臺灣新聞欄，多一翻而過。由此即可見海外大陸客普遍都不太關注臺灣問題的態度。本文的撰寫正好給了我扭轉態度的機緣，它迫使我閱讀了不少有關民國和臺灣的書籍文章，而隨著很多認識的澄清和矯正，對國共鬥爭，兩岸對峙，以及百年來中國革命和現代化涉及的一系列問題，我始有了不同於已往的思考。歷史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經此一番焦慮苦思，我終於從自己的空白處邁出步子，幾經躊躇，總算切入了話題。這樣的求索，好比一個本質未定的人物陷入了他存在主義的境遇劇，那未知的結局，就任憑他冒險去選擇好了。
一
臺灣執政當局近來明顯講究起用語革新，那勢頭頗像大陸五十年代初從舊社會進入新社會的情況，對某些威權時期習用的説法，搞起了廢舊立新的更換。比如你要談論抗戰勝利或臺灣光復，“勝利”和“光復”這類措辭就可能顯得太“中國人”口氣，參照日本教科書，還是用“終戰”的説法，更符合目前“去中國化”的方向。初接觸此類修辭，我頗感生硬而不得其解，為弄清用語革新的意思，對流行的臺灣史觀，我從頭做起了考察。關於臺灣史，施明德是這樣簡述的：
——1624年，荷蘭正式佔領臺灣，臺灣首度成爲殖民地。
——1662年，在中國抗清戰爭中失利的鄭成功集團，以武力奪取了臺灣，
“漢化政策”於焉開始。
——1683年，鄭氏後裔降清。清國實行“封山海禁”長達190年，一方面視臺灣人爲“化外之民”，一方面強力推行漢化政策。
——1895年，中日甲午海戰後，戰敗的中國，將臺灣永久割讓給日本。
——1945年，第二次大戰終止。戰勝國美國和中國分別佔領日本在亞洲的殖民地。臺灣再度被中國佔領。
施明德的簡述只偏重列出臺灣被武力佔領的經歷，卻並未提説好幾百年間陸續遷自閩粵一帶的移民開發該島的情況。他那種人稱和主語都不太明晰的修辭，以及間離效應（alienation）的語調，更易模糊讀者的理解，言談間隱隱讓人覺得，這個近海大島上原先似乎就存在著某種抽象的獨立本質。施明德的口氣也可能讓人聯想起古代的泛文地理觀對臺灣所表現的臆測附會之見，比如在臺灣曾有過的衆多命名中，竟包括了“蓬萊”和“瀛洲”這類山海經式的泛稱。這種命名的含混性説明，華夏土地上的歷代王朝一向缺乏開拓海疆的觀念，由於一直沿用模糊的泛稱，結果把東方海域上浮現的不同島嶼都懸置到了煙波浩淼之中。施明德嫌惡地提到“殖民地”、“漢化”之類的字眼，他顯然是要強調臺灣與中國既分隔又無關的本質，但島上的臺灣人經過他這麽面目不清地一抹，無形中就都逸出歷史脈絡，飄飄然本質化成蓬萊山上的仙人或鬼市上的蠻夷。
十七世紀初，在中國東部和南部的海洋上，佔領和殖民的風潮剛剛掀起。那時候貿易活動和海盜行爲是混雜在一起的，移民和殖民並行推進，買賣和劫掠界線不清。荷蘭人及其他歐洲人的船艦，還有倭寇和鄭氏家族的海上武力，就這樣風雲際會，在臺灣海峽上狹路相逢，撞到了一起。也正因尋寳發財的狂熱掀起了這一股冒險和廝殺的風潮，才促進了航海業、地理發現和從大陸向海島的遷移。歷史常常以血污和銅臭積累出世業、豐功和榮耀，提到“佔領”、“殖民地”之類的字眼，吾人自不必總要表現出耿耿於懷的姿態。鄭芝龍本是個集海商海盜於一身的人物，他兒子鄭成功從小在日本養大，鄭氏一門及其集團在當時已建立起廣泛的國際關係。至於荷蘭殖民者，若不是他們佔領臺灣後從閩粵一帶招募勞力，遷往臺灣的移民潮還不知要遲滯到何年何月。正是從荷蘭人搞開發到鄭氏集團搞割據的過程中，臺灣才從它化外之地的迷霧中逐漸展現出可遷居可墾植的美麗島面貌。
鄭氏政權當初若目光遠大，能善用洋人器物，與東印度公司相競爭，則北上日本，南下呂宋，待擴大了海上貿易，再用經商的財富改善軍備，強大其海陸兵力，不要說反攻大陸，驅除韃虜，或有希望成功，甚至連東南亞各島嶼的歸屬區劃，都可能做出想象不到的歷史改寫。只可惜他們的海盜性不夠強悍，幾輩人都為受招安的愚念所誤，爲當上朝廷的命官，最終放棄了向海外擴張勢力的機會。而臺灣島，就在這個很容易從中國大陸引力圈逸出的歷史階段，錯失機會，沒能夠建立成自己的王朝或國家。這大概最是讓臺灣主體性思維者想起來扼腕悵恨的事情了。從此也就注定了臺灣的宿命，處在那樣一個距大陸不太遠也不算近的位置上，分合不定，若即若離，既長期受到隔絕，又無形中鎖上了掙不斷的鎮海鐵索。隨後是清政府漫長的海禁，偷渡的移民和遺民一批批冒險投荒，把中原禮儀、江南風雅和閩粵民俗統統都移植到從原住民手中奪來的土地上。
鄭鴻生這樣描述日治時期他祖父母一輩人的風貌：
我的祖父母那一輩都屬前清遺老，在日本據臺之前就出生，並且也都經由三字經等傳統中國經典而識字的。閩南語是他們唯一掌握的語言，他們用閩南語讀全部的漢文經典，以接近唐音的閩南語讀書音來吟唱唐詩，句句押韻而自得於其韻律之美，並自豪於這套來自古中原的“河洛話”。他們還大半身著傳統“唐衫”，而稱大陸原鄉叫“唐山”（衫山二字在閩南語白話音不同音），這與到世界其他地區去的閩粵移民是使用一樣名稱的。他們觀賞傳統戲曲歌仔戲布袋戲，聆聽有著漢唐雅樂遺風的南管與高亢喧鬧的明清新興音樂亂彈，膜拜傳統神祇媽祖關公。
如果要論説如今所謂的“臺灣意識”，上引的描述才是它的情感源泉和文化根柢。鄭鴻生還特別講了那代人揶揄日本兵的一則笑話：說的是日本兵仔初到臺灣，見家家門口陽光下都曬著一個個洗刷乾淨的木桶，於是便拿回去當飯桶使用，卻不知那原是臺灣人夜裏使用的尿桶。這則笑話至少反映了身為亡國奴的老一代臺灣人固守其原有價值的幽默心態，他們固然再也無力反抗日本統治者，但自有其蔑視統治者的方式，更有其抱殘守缺的信念，因此他們絕不輕易否定被日本人貶斥為落後或低等的“支那”，反而拿那個“落後”向日本人潑了一瓢大糞。
但鄭鴻生父母那一輩人卻鄙視他們的父母，把老一代人當“清國奴”看待，甚至連自己與父母固有的骨肉聯係都感到羞恥。順便插一句，臺灣評論家多熱衷討論王文興的小説《家變》語言多麽拗口，造句如何先鋒，卻很少關注該書將一種“蔑父情結”推向極端的象徵意義，在書中那些惱人的戲劇化父子衝突中，臺灣男人難道感受不出他們心目中正面的父親形象嚴重缺位所造成的鬱悶焦躁？因爲他們受的是日本殖民式現代化教育，從啓蒙識字即用日語思考和表達（再插一句議論，《家變》中那些讓人不堪卒讀的文句，與其說是什麽現代主義文風的嘗試，不如説是日語遺留在漢語書寫中的殘骸，再夾雜上閩南方言所造成的閲讀障礙，其先鋒試驗性其實是由作者書寫生澀的語病派生出來的。），像李登輝這類日本人培養出來的高級知識分子，日語思維已銘心刻骨，服膺終生，後來他位居中華民國總統之尊，接見了一個日本作家，竟然忘乎所以，津津樂道起他曾為皇民的青年時代。他們接受了日本人所灌輸的強者邏輯，從小就相信強國應控制弱國，先進文化應同化落後文化，優等民族應宰制劣等民族。正是通過對父輩落後文化的鄙視，他們才獲得了以先進自居的優越感。但他們所接受的現代性是日本人強加給他們的，是在剝奪了他們民族自尊的情況下施加的文化洗腦，這就造成了那一代臺灣人的自我分裂，致使他們本能的民族認同感——一個華人做人的本體——反給他們崇尚現代文明的上進心造成了難堪的拖累。所以他們的自我優越感並不扎實，一旦咀嚼起低日人一等的苦澀，就又彆扭地自卑起來。談起臺灣人的“悲情”，論者多把那不幸歸咎於國民黨的“二二八”鎮壓和隨後的白色恐怖，其實那“悲情”的根源早在國民黨來臺前就從臺灣人這種被壓抑的無助、無根、無奈感中發酵起來。
宣洩這種悲情的另一方式則是把對父輩的不滿擴大到對父輩所來自的原鄉。從鍾理和小説〈原鄉人〉中父親返鄉探親時的感慨、彭明敏之父彭清靠遊歷大陸的觀感、顧顯榮“人格殖民化”的講話都可看出，早在臺灣光復前，感受到日本現代文明的臺灣人在對祖國大陸的凋敝現狀滿懷失望的同時，已自覺或不自覺地帶出了某種身為臺灣人的優越感和對日本經營下的臺灣社會之贊許。不可否認，日本人統治臺灣後，確實在現代化建設上多所作爲，從交通運輸到城市設施，都給臺灣人的日常生活帶來了很多優於大陸的方便。但當這些比較優越的條件被過分誇大，被說成“二二八”事件中臺灣人唾棄國民政府的一個客觀基礎，進而認定爲臺灣人蔑視“外來政權”的充足理由，則此一現代化先進水平的定論便成了日本殖民者植入臺灣人意識的“現代魔咒”。日劇時期所搞的現代化建設果真如論者所說的那麽成績卓著，值得大誇特誇嗎？臺灣學者施威全最近撰文說：
日人居住的市街之外，多榨取少建設。臺人教科書裡，日治自來水普及率百分之六十，那其實只是臺北城。一直到一九四二年，全島普及率是兩成，大部分臺灣人無自來水可用。這些數字對比他國殖民地，不佳。對比中國，光緒政府在一九０五年設自來水公司，三年後，管長達八十九公里；日本政府從一九○七年開始建設，到一九三一年，管長一六九公里。從統治觀點，日治的現代化不出色……
從施文提供的信息至少可以看出，日人在臺所搞的現代化設施主要目的是供給在臺居住的日本官民，也就是說，其規劃和服務是以日人居住的城市為中心和重心的，而從這些設施中得到最多優惠的臺灣人，主要是彭清這類士紳精英分子。据粗略統計，在四十年代的六百五十萬臺灣居民中，他們這類人及其家屬加在一起，頂多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而其餘的百分之九十人口，所能享有的現代化設施未必就比大陸高到不可比擬的水平。
然而這種文明臺灣（日本）/落後中國的觀念已在人云亦云中成爲流行話語，臺灣人唸熟了此一魔咒，因此一看見剛越海登陸的國軍，便順口給套上一個土氣的刻板形象。臺灣人懷抱亞細亞孤兒心態叫爹喊娘地把祖國呼喚了數十年，而當孤兒終於撲向祖國懷抱的一刻，卻心情突地一變，無端地看不起從那邊派過來駐防的大兵。就是那個彭清靠，在當時以漫畫化的口吻廣泛傳播了兩則有關國軍的笑話。一個是說中國兵仔初到臺灣，見墻上的水龍頭一擰就流出水，於是也去搞一個塞到墻上，卻無論如何也擰不出水來。這本是從歐洲到東方，在自來水應用後，城裏人用來譏笑鄉巴佬的一則普世陳言。如今彭清們又把它扣到國軍頭上，對比起老一輩“清國奴”把嘲笑之糞潑向日本兵仔的笑話，真可謂前呼後應，反諷成趣。國民政府及其前來的外省官民滿心滿口地要參與臺灣同胞的生活，滿以爲同胞之間血濃於水，哪知經過五十年殖民統治，海峽那邊的同胞血已滲水沖淡了許多。
文化的核心是價值，這價值體現於人情，世態，是非和好惡。現代文明的價值其實並不含有反中國人或去中國化的本質，之所以在彭清們心中形成魔咒，是因爲他們的悲情意識造成了價值的顛倒。對象的面目總在隨著人心中感知底片的變質而發生變化，現在，曾代表原鄉的“唐山”不再像從前在父輩心目中那麽令人肅然起敬和悠然神往了，“山”已失去“唐”韻，漸漸地滑稽起來。於是對外省人，就有了“阿山仔”的蔑稱，連去過大陸的本省人，也可疑地戴著“半山”的帽子返回到鄉親面前。
你只要拉出一個負面的他者，反復來對照自己，你的自我隨之即會被肯定地樹立起來。這就是顛倒價值通用的方式。
一九四五年十月，國軍在高雄港登陸，彭清靠被推選為歡迎委員會主席前往歡迎。他看見服裝襤褸，一副苦力相的國軍走下軍艦，對比起顯得格外威武的投降日軍，他說他羞愧得無地自容。不只彭清靠甚感困窘，連街道上歡迎隊伍中的中小學學生目睹此狀，都不禁痛哭失聲，讓柯遠芬將軍看出了他們瞧不起國軍的意思，而排外情緒強烈的黃清標更將國軍貶到最低的一等。無論是彭清靠們還是天真的孩子們，從他們個人的臺灣經驗出發，都無法想象這支軍容不整的軍隊多年來曾如何以多於日軍數倍的犧牲抗戰到底，終贏得最後勝利。他們的裝備和訓練的確比不上日軍，但也正因以如此不堪的弱勢拼命硬打了下去，才在險勝之後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極度的疲憊與狼狽不堪。凡讀過黎東方《細説抗戰》和看過大型紀錄片《一寸山河一寸血》的中國人，看到那些還能活下來的國軍官兵接受日軍投降的情景，多少都會從他們身上硝煙剝蝕的痕跡看出戰事的慘烈及其令人痛惜的耗竭——生命的耗竭，以及整個國力的耗竭——，絕不至於像彭清靠們那樣只挑剔他們的衣衫襤褸。比如像南京這樣曾一度淪陷的城市，也是在那時歡迎打回來的國軍，看一看舊照片上那種“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場面，就可明顯地對比出兩地民心的不同。
“二二八”事件不管有多少“官逼民反”的因素，上述的悲情酵母所起的消極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二
讓我們就彭清靠的困窘和孩子們的哭泣再做深入分析。歷史和當前的辯證是由理解的局限造成的，正是話語的反復傳播，製造了事件，生産了歷史。本文之所以採取譜系分析，是因爲譜系學（genealogy）“在我們通常傾向於認爲沒有歷史的地方——在情感、愛、良心、本能中——尋求這些事件；它必須對事件的反復出現保持敏感，但不是爲了跟蹤事件演進的漸進曲綫，而是要將事件在其中扮演不同角色的場景隔離出來。”它要求我們“耐心和了解細節”。彭清靠長日軍威風以滅國軍志氣的自卑感只是他困窘的表層感受，日軍再威武，也即將滾囘日本，實不足以繼續仰仗。彭清靠更深層的困窘是臺灣人沒有自己的軍隊。你不屑接受那苦力相的軍隊，你們自己的赳赳武夫又在哪裏？沒有，自從外來的鄭氏集團降了清，臺灣島上就從沒有建立起一支威震全島，有力量保衛島民的武裝。這才是讓彭清靠們最感到尷尬的缺憾。
至於小孩們的哭泣，那心情就更複雜微妙了。從一九四二起，日本政府在臺灣實施“志願兵制度”。臺灣人響應異常熱烈，首批僅錄取千餘人入陸軍，報名申請者竟達四十二萬之眾。在日軍發動侵華戰爭及太平洋戰爭期間，臺灣人充當軍伕、軍人參戰者，計有277，183人，其中有三萬多人死亡。如此龐大的參與和犧牲數字，豈能沒有某些孩子的父兄在内？誰能說那些孩子不是觸景生情，想起了自己當兵的父兄？在國軍與日軍兩相對比下，孩子的心裏如何劃分敵我？如何做擁戴的抉擇？在中國 / 敵國的影子尚殘留於民心的邊際時刻，中國 /祖國的面孔突然下了軍艦，他們那陌生而又不起眼的軍容怎能不引起孩子們的惶惑、拒斥和出乎意外的沮喪？
現在，沒有自己軍隊的臺灣人無疑是不喜歡外來的軍隊了，不管是來自日本的還是來自中國的。醜化國軍形象的流言，也就在這種情緒下有意或無意地傳佈出去。甚至在臺灣省黨部辦的《國是日報》上，當時都登出了離間軍民感情的消息，說是有士兵欺負了某長途客車司機，司機一氣之下把一車乘客都開到了海里。結果經調查核實，並無此事發生。
林江邁事件是眾所周知的“二二八”導火綫，對該事件紛紜的敍述文本稍作分析，即可推斷出其中的蹊蹺，也可明顯看出臺北市民極度厭“阿山”的情緒。最近報上刊發了該事件新出的另一版本，登場人物有了變換：私菸稽查員換成了阿兵哥，守菸攤的不是林江邁本人，而成了她十嵗的女兒林明珠。場景是聲色之所天馬茶房，一個最容易瓜田李下，誣陷外省男客調戲了本省女流的場地。据林明珠回憶說，阿兵哥正要掏錢向她買菸，一邊就有些地痞混混起哄，呼叫她母親說“有人欺負你女兒喔！”隨後就在圍觀人群中出現了“阿山仔，打人喔！”的呼叫總動員。重述舊有的史跡，總會增進對過去到現在的理解，這重述的努力也就等於電影Deja Vu中那個名叫“時空之窗”的高科技裝置，而重述的過程則對遺漏的事件真相會起到超時空效應的搶救作用。
焦距現在越來越集中，臺灣人的集體無意識已把矛頭對準了國軍。
不可否認，行政長官公署制的特殊化，政治壟斷與接受弊端，經濟統治與民生困苦，社會動蕩與文化隔閡，所有這些由最新的“責任歸屬報告”總結出的事件起因都有其客觀存在的一面。但事件發展到後來，處委會所提要求中竟有解除駐臺國軍武裝的條款，接下來就在全島範圍内圍攻軍警，大搶武器，整個過程也都不容否認地顯示，臺灣人是想武裝起來，要趕走新來的政府。這到底該定為“官逼民反”的武裝起義，還是“官縱民反”或“官從民反”的暴動？看來兩種成分始終混雜在一起，不過後者的比重還是大於前者。陳儀自任職長官公署，一直對報業採取“創刊不須許可，言論不受檢查”的制度，當時報紙太多，議論叢雜，種種過激批評和煽動性言論在很大的程度上對民變起了催化作用。這種縱任媒體製造事件的情況表明，陳儀治臺初期在政策上確有失誤，更反映出國民黨威權初至臺灣時尚處於相對的弱勢。事態擴大後，政府的一再忍讓倒不一定意味著所謂的“官誘民反”，應該說，效率不佳的行政系統在應急處理上調轉不靈，缺乏決斷，沒能及時遏制住形勢的惡化，才終釀成了大禍。此其所以為“縱”也。至於“官從民反”的成分，有很多資料顯示，臺灣省黨部及其外圍的三青團組織在動亂中的確起了一定的主導作用，包括處委會中後來被殺被抓的主要成員王添燈、蔣渭川等人，也都是身為國民黨員的議員。對比中共嚴密的黨組織，由此即可看出國民黨政府中不同勢力因搞摩擦而互相磨損的嚴重後果：黨政軍之間配合不佳，相互間常有掣肘、推諉、扯皮之事出現。風潮初起時，某些人欲利用民間的反對力量挑戰同僚，結果被挑起來的民憤失去控制，連弄潮者本人都不幸捲入了狂瀾。因此也可說，是（本省）某些國民黨員自己把事情閙到了不堪收拾的地步。
追尋事件的明確起因，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從譜系分析的角度看，並不存在“事物的精確本質、事物最純粹的可能性以及事物被精心保護的同一性”。在一個“充滿偶然事件和不斷演替的外部世界”中，我們必須敏銳地覺察出“它的震蕩、它的意外、它並不踏實的勝利和難以吞嚥的失敗，這就是一切開端、返祖和遺傳的基礎。”“二二八”事件沒有任何預先策劃，發生後也沒出現全臺灣統一行動的組織和領導，它是不滿現狀和排外情緒點燃後遏制不住的連環爆，共產黨稍有參與而已，根本談不上什麽中共領導下的“中國革命新高潮”。國民黨事後一不檢討政府責任，二不認真面對引起民變的複雜原因，仍按以往做法，把種種反政府行爲都想當然地歸咎為中共的陰謀。中共欣然認領國民黨的栽贓，因爲中共樂得把臺灣人的反抗收編到他們的革命鬥爭隊伍中，並發揮其指導作用。 如此而已。
如果要給“二二八”定性，可描述為：抗戰勝利後，中國政府對臺灣行使收復權和行政權，因無力迅速解決戰爭——剛結束的抗戰與正在進行的内戰——造成的社會問題，與不滿“外來政權”的臺灣人發生暴力衝突，由此而引起民變，最後導致政府鎮壓。新上任的臺灣省主席魏道明在參政會上講話說：“臺灣是被日本所竊取的中國領土，因此，應歸還中國。在感情上而言，臺灣是在千千萬萬中國人民及軍隊在戰爭中流血才得光復。這千千萬萬的陣亡者已決定臺灣的回復中國。……基於以上理由，臺灣絕不可能成爲對日和會的問題。如果它成爲問題，那將不只是六百萬臺灣人民，也是四億五千万中國大陸人民所準備浴血抗爭的事件。”這段話說得明確而耿直，再沒有比付出犧牲代價和最終獲勝更充足的佔領理由了。臺灣人若早就靠自己的軍隊解放了臺灣，那根本就不會有國軍來防守該島這囘事。
真正的“島嶼之殤”並不是什麽“對自由民主的全面否定”和“對基本人權徹底的戕害”（見陳水扁“二二八”六十周年紀念講話），在那個二戰後世界按強權來重新劃分勢力範圍的年代，誰會在乎你陳總統在講究政治正確的今日叫喊的這些正義高調。真正的“島嶼之殤”應該是施明德痛悼的英靈們沒有把更多的武器搶到手，沒有把更多的臺灣人發動起來，沒有最終組成臺灣人從沒有過的軍隊。
讓我們試做一DejaVu“時空之窗”的事件重述：假使熱愛獨立的臺灣人確有預謀、有組織，假使王添燈等人確有叛變的魄力，能鼓起威廉•退爾（WilliamTell）射出那致命一箭的勇氣，則在駐臺軍力那樣薄弱的情況下，發動全民起義，攻克高雄要塞，封鎖整個海岸，聯係國際，通報聯合國，緊急宣佈臺灣共和國獨立，困擾在内戰中的大陸方面即使不甘罷休，恐怕也會因措手不及而無可奈何。
歷史的關捩點有時全在一念之間，那一念轉了過去，即會出現翻天覆地的巨變。只可惜臺灣人並沒形成共識，也沒有那個種，民變也就沒轉化成起義。畢竟只有極少極少的臺人參與，且太偏於洩憤報復。他們只顧把暴力擴大到所有無辜的外省人身上，卻沒像中共在延安呼籲的那樣講究策略，沒把國有資產分給窮人，更沒能全面發動廣大群衆。這樣看來，爭論是暴動還是起義的定性，意義就不很大了。你暴動 /起義沒有成功，就存在主義地承擔罪責好了，一個勁喊冤叫屈有什麽用處！正是有鑒於此，施明德批評“冤魂的聲音”，提出了他的崇敬英靈之說。按施明德的論述，那時凡是憑一時的血氣之勇送了命的臺灣人，都算得上英靈。從熱血青年到為理想獻身的共產黨員，從揮舞日本軍刀玩武士道的浪人到趁混亂洩憤鬧事的市民，從爭取地方自治的本省精英到各團體組織中的野心家，所有從不同情感和動機出發走了死路的人，嗚呼哀哉，流了熱血，就都有其英靈的一面。
但有些煽動別人鬧事的臺灣人後來隨風一轉，等大陸方面派來軍隊，就靠攏政府去告密，做了李敖和林有財痛斥的缺德事情。但這也難怪，據説熱心做“義民”，向來就是一個富有本土特色的傳統。朱一貴、林爽文等英烈發起的抗清起義最終遭鎮壓，就是吃了自己人的虧。這是一個就個別人而言很會鬥也敢抗爭，就整體而言卻很難擰成一股繩的族群，搞武裝鬥爭，大概不是他們的強項。自“二二八”事件後，隨著共產左翼分子的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臺灣人再也沒可能走上武裝奪權之路。
但經過“二二八”流血衝突，臺灣人畢竟贏得了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改革，本土的私人企業得到鼓勵與發展，更多的臺灣人逐漸被錄入政府部門任職。施威全指出，“外省權貴不是國民黨的全部，台灣本土資本在一九四五到五二年這段經濟重整期中，便深刻參與了對台灣的統治，成為國民黨裡的重要權力集團，掌控三商銀與四大公司、透過省政府與議會操縱省屬金融單位與事業單位；地方派系更是行政體系接合台灣社會的關鍵權塊。美援透過三商銀與省屬行庫，流到地方派系顯要的特許行業。與其說國民黨本土化極深極早，不如說國民黨執政，台灣人早是統治者之一，黨機器是經紀人。”由此可見，爭權奪利已從最初的本省對外省轉爲黨内對黨外。正所謂不打不相識，經過一段時間，外來權貴就漸漸和地方派系血緣、姻緣、地緣、學緣地糾結在一起，壟斷資源，籠絡選民，大量的本土新貴新富就在此一新的形勢下發達起來。“二二八”陰影越來越退縮到死難者家屬及其他受牽連者的記憶中，哪有近些年清算出來的那麽多血海深仇？
三
我是從小在紅旗下長大的，被灌輸的國民黨蔣介石壞印象就不必提了。在很多不滿大陸現實的日子裏，偶爾也有過懸想臺灣的“自由世界”究竟如何的時候。後來移居美國，接觸了一些臺灣來的移民，才聽到戒嚴戡亂、白色恐怖等並不怎麽令人愉快的事情。他們的不滿言論和負面評價讓人覺得，兩岸在同一時期都同樣專制殘暴，害人的國共兩黨，該各打五十大板。這種天下老鴉一般黑的印象消解了我早年對臺灣的好奇，以致有關民國和臺灣的書籍，一直都讀得很少。
直至我研究“三農”問題，繼而涉獵抗戰和新文化運動方面的資料，才逐漸認識到，拉平抹黑之說實不足稱道，應該在百年中國大歷史的圖景中勾畫兩黨血鬥的悲愴變奏，在中國社會轉型的坐標系上確定二者的功過得失。這是需要另文論述的大問題，走筆至此，只能略作梳理，為以下要討論的文化譜系稍點端倪。
辛亥革命後，章太炎曾就同盟會的前途提出“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主張。後來宋教仁改組同盟會為國民黨，力圖組閣執政，提倡在議會範圍内搞政黨競爭，好防止袁世凱專權。有論者感慨，假使章的建設性提議在當初受重視，而宋的計劃也得以成功施行，則軍隊從一開始就可國家化，草創中的共和憲政也不至於在唐德剛所謂的“歷史三峽”中命途多舛，遲滯百年。百年過去了，中國人如今才認識到，自由與共和，並不是照搬了外國建制就能迅速實現的事情。英美等國也都打鬧殺戮幾百年，才造成後來的民主局面。我們雖不能說暴力革命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力，但在各地軍閥割據下，由革命黨帥革命軍以奪取政權的舉動，也就成了箭在弦上綳緊弓的局勢。被稱為國父的孫中山就這樣從做“黨父”開始了他的革命。正是他重組並壯大了國民黨，進而收編共產黨，同時為兩黨引入布爾什維克建黨原則。追溯百年來中國黨文化的血統，國民黨可謂其嫡子，共產黨則其養子。
孫中山去世後，受蘇聯顧問及其身邊一夥激進分子的搗鼓，國民黨急劇左傾，再加上競爭總理繼承人的問題攪混進去，黨内的鬥爭突然把矛頭尖銳地指向右派。蔣介石本可充當左派的打手，但隨著激進勢力步步緊逼，終逼得他轉向反擊左派的一面。在那黑云壓頂的形勢下，蔣介石某日研讀《法國大革命與革命心理》一書，因目睹雅各賓黨殘暴專橫，深爲“革命心理”產生的破壞力所震懾。蔣由此擔心出現激進分子要做羅伯斯庇爾的危機，怕到了那時候他們利用起暴民，連他自己都可能被打成丹東送斷頭臺問斬。從此他對煽動者與暴民行動高度警惕，從一九二七年四月血腥清黨開始，他悍然擔起“反革命”的罪名，孤立地支撐起軍事統一中國的大業。
清末的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乃是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商社會轉型。此變局雖為列強侵淩所啓動，卻也是西潮東漸，華人企慕文明社會，亟欲追求富強自由的表現。要把中國建成獨立自主的國家，就不能不順應世界潮流，適時而主動地自行革新。縱觀早走了好多步的西方各國，大都是在國家獨立，政府做主導的有利形勢下完成了轉型，而且在發展經濟和制度改革的過程中，還都向外擴張，從對外貿易和殖民掠奪中大獲利益。
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捲入的卻是整個脫節的局面，舊有的基礎不但難以繼續提供發展的資源，對革新還造成多重障礙。不但談不上向外擴展，連抵禦外侮的力量都疲乏不振。反帝因此成為國共兩黨共同的主張及奮鬥目標，但在如何反帝的問題上國共卻各行其是，結果帝尚未切實去反，兩黨先互相反對起來。五四愛國運動並無共產黨介入，學生抗議政府，均出於單純的愛國熱情，而到“五卅”事件中共一介入，即把普通的勞資衝突導向了群衆暴力的邊緣。此後在共產國際支持下，中共更加熱衷糾集各類不滿分子，籌劃在城市内掀起推翻政府的暴動。這種武裝起義的形式本為俄國人革命的腳本，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去甚遠。東南沿海和長江中下游的城市可不是彼得堡或莫斯科，並不存在從這條街一打到那條街即可推翻的資產階級政府。結果都搞成了義和團式的打砸搶排洋暴行，反招來列強的回擊。但毛澤東堅決要把中國革命納入“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共產黨在中國的革命之所以一直能獲蘇聯支持，就因爲被納入了蘇共主導的世界革命。
但南京國民政府的民族主義則立足於本土，它嚴厲取締民衆暴力攻擊洋人，堅持由政府通過外交手段爭國家的利益和主權。這是一種協商談判性質的鬥爭，並不等於向帝國主義屈服投降。比如南京政府獲得各國承認後，很快即爭得關稅自主權，從而開通了財政收入的渠道。另外，要繁榮經濟和增加稅收，更得維護商人的利益。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國家出兵力保護商業，説道底，是要用合法暴力來維持合法稅收。對商人和政府雙方，這總比軍閥式的強征勒索更為互利。正是在穩定東南沿海地區局勢的基礎上，南京政府才贏得江浙商紳的支持，補給了軍費的嚴重不足，在北伐勝利後勵精圖治，為後來持久抗日，終獲勝利打下了基礎。
中共的政治修辭指責國民政府為帝國主義和官僚買辦代理人，不外乎指責它對外容忍了各國的在華利益，對内沒打擊大資本家、大地主罷了。這種一味用“半殖民半封建”來定性中國社會特徵的論斷，只道出了中國落後和挨打的一面，卻根本沒有認識到，外資輸入，洋貨湧進，一系列把中國拖上資本主義賊船的形勢，正是解體中的傳統農業社會所面臨的現代化挑戰。中國的困境是馬克思所說的“既苦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又苦於資本主義的不發展”。蔣介石及其政府一邊克服兩個“苦於”，一邊卻被中共利用那兩個“苦於”所搞的武裝革命拖住了後腿。
蔣介石新傳作者Fenby認爲，蔣具有熱烈的民族感情，希望統一中國，終結列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但他又指出，蔣的革命理念較保守，從一開始即反對階級鬥爭，爲在強力控制下維持合作協調的秩序，蔣並不想打破中國社會原有的階級構成。儒家的權威主義滲透了他的思想，因此他極端強調對師長的服從。細讀過蔣介石日記的黃仁宇更以知人論世的洞察點出了蔣的獨特困境。他說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所做的是在舊社會蛻變過程中創造新的高層機構，“亦即構成一個形式上統一的政府，得到外強的承認，組織一支受中樞軍令指揮的軍隊，使中國能在二十世紀立足。”黃進而辯解說：“蔣介石不是大獨裁者，他缺乏做獨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爲一個民主鬥士，縱使他有此宏願，他也無此機會。他主持著人類歷史上罕有的一次艱巨之群衆運動，在此過程中他已將自己的天賦與幾十年經營之成果用至最大限度。他的方法沒有邏輯，有之則是他的目的——在於中國之獨立自主。”他“希望保存社會秩序以增進人民之生活，反被視爲舊社會之爪牙。”
綜上所述，不管對蔣還可加上多少負面評價，有一點誰也不能否認，那就是他所領導的政府和軍隊打勝抗戰，收回租界，廢除了諸多不平等條約，把中國帶入二戰後的世界四強之列。至此，鴉片戰爭以來的國恥，總算得到了初步的洗刷，應該說基本上完成了國民革命的反帝使命。不幸這反帝鬥爭拖垮了國府，繼而在反共的内戰中打了敗仗。歷史再次露出了造化弄人的殘酷及其又留一綫生機的狡獪，在百年中國革命史最血腥的這一頁，臺灣成了存亡繼絕的命運之島。中華民國從此與該島相依相救，將共產革命和階級鬥爭的災難殊死地堵截在了海峽那邊。你不能不相信冥冥中有一種推動善緣的永恒力量，這力量總在對過於猖獗的趨勢起遏制作用，立下不可逾越的界限。海峽的存在就是此一界限的體現。孤臣孽子仰上蒼，這實在是天意。
從此以後，蔣介石剩下的一個主要使命就是反共了。但在這一點上，他和他貴黨的同志一直都幹得並不怎麽漂亮。
蔣訪蘇後立即洞察到階級鬥爭論的危害，堅決反對暴力分田。這一方向性決策正標誌著國民黨和共產黨在革命道路選擇上根本的不同。國民黨的政策是在不破壞傳統社會基礎和世道人心的情況下向現代的工商社會轉型，簡要地說，就是尋求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以上Fenby和黃仁宇所論已說得很清楚，所謂“威權”，即“在強力控制下維持合作協調的秩序”，要“組織一支受中樞軍令指揮的軍隊”，要“極端強調對師長的服從”等等。在那個社會上弊端叢生的年月，這一切執政作爲都明顯暴露出執政者補綴漏洞的笨拙，壓而不服的徒勞，結果愈益激化不滿和反叛，本來已很破損的局面上又被捅出了更多的窟窿。一般來説，一個政府在過於薄弱的基礎上搞革新的建設，總是容易暴露出它的無能，這樣的情況更需要民衆的容忍和民間社團的扶助。而當時的中國社會恰恰相反，五四新文化氛圍下成長起來的進步青年，對揭發政府缺點的事情總是最感興趣。在談到北大學生的反抗運動時，蔣夢麟就指出，“這些學生多半是當時統治階級的子女”，他們對政府的反抗，“也可以說等於子女對父母的反抗。做父母的最感棘手的問題就是桀驁不馴的子女，尤其是這些孩子的行爲偏偏又受到鄰居們的支持。”蔣這段淺顯的描述可謂點出了“五四”以降文化與對抗文化（counter-culture）的譜系，那就是被指責為守舊的父輩與反叛的兒子之間的衝突。
毛澤東的反叛方式較爲特別，在講給史諾的少年往事中，他提到他對父親的不滿，同時還強調了他對母親的同情：他十分得意地回憶他如何帶領弟弟站到母親一邊，在家中搞起母子統一戰綫，如何抗議父親的強權和迫使父親向他們讓步。毛澤東的反叛方式顯示了一個中國特色的革命化俄底浦斯情結案例：兒子為受壓迫的母親抱不平，使得他冒犯父親的行爲擁有了不懼權威的道義。
這是一個創造性的價值顛覆：母親和貧弱的祖國、勞苦大衆以及普天下受壓迫的人民聯係在一起，而父親則和封建禮教、帝國主義、反動政府以及一切被認爲支配了弱者的勢力聯係在一起。在艾青著名的長詩中，貧窮的故鄉大堰河被深情地呼喚為“我的保姆”，知識青年被詩意地召喚到勞動人民的懷抱中。一個在弗洛伊德語境中隱含著留戀哺乳和返回子宮的情欲模式，如今在中國的革命語境中卻崇高化和親情化了。父親的威權由於被罪惡化，追求進步的兒子反抗落後保守的老子，不但不是大逆不道，而且獲得了站在善良的勞動人民一邊抗拒強權的正義感。這就是共產黨人所謂“把被顛倒的一切重新顛倒過來”，它讓人聯想到尼采《論道德的譜系》一書中教士們的報復智慧。教士們教化人民說：“只有苦難者才是好人，只有貧窮者、無能者、低賤者才是好人；只有受苦的，一無所有的，患病的和醜陋的，才是虔誠的人，只有他們才能享受天國的幸福，相反，你們這些有權有勢有位的，永遠都惡毒殘忍，貪心不足，你們注定不能蒙福，永受詛咒，要墮地獄！”在小説《動物莊園》中，趕走了莊園主的動物立下的律條更簡單明瞭：“四條腿好，兩條腿壞。”同理，地主富農的土地必須沒收，官僚資本家的資產必須充公，他們都是人民的敵人，只有無產者才最革命。
形形色色的不才之徒（misfits）都因革命的需要而有了用武之地，蔣介石及其政府還未全面敗給共軍，早已叫反叛青年搞得尊嚴掃地，成了衆矢之的。蔣自以爲他做盡了“建國之父”（foundingfather）的努力，卻終由於失掉中國，在四處滅火的搶救中弄得自己焦頭爛額，以致讓那幅演講時總是出現在他背後的國父肖像對比得他愈益不肖。這就是一九四九年蔣及其政府遷至臺灣的情形。
四
“白色恐怖”本指十月革命後殘餘的帝俄反革命勢力。蘇維埃政權建立後，布爾什維克和帝俄殘餘勢力都在各自控制的地區内對異議者和可疑分子採取暴力行動，因白色乃帝俄時代皇權的象徵，故布爾什維克特稱帝俄殘餘勢力所搞的“白色運動”為白色恐怖。中共沿襲蘇共用語，“白”這個在帝俄語境中意味著高貴的字眼，在中共語境中從此成爲反動、迫害的代稱，一個與“紅”相對立的概念，甚至是國民黨的代稱，比如國統區就被稱爲“白區”。所以要談白色恐怖，就不能不參照紅色恐怖，因爲它是對紅色恐怖的反應，是為打擊紅色的破壞力量而採取的暴力手段，它自然也就與維護既有秩序的威權聯係在一起。
按大陸歷史課本的記載，蔣介石從血腥清黨即開始了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因爲他用暴力手段鎮壓了“革命”——即中共領導的暴力罷工和打砸搶排洋暴行等城市恐怖活動。共產黨從此在城市失去搞暴動的條件，才退到農村搞起暴力分田。白色恐怖，或者說國家暴力，就這樣與中共武裝革命的紅色恐怖廝殺起來。這裡有一個基本的是非標準和普世的法權觀念需要一提：不管你共產主義的理想被宣揚得多麽正義和崇高，發動群衆剝奪別人的田產，甚至動用私刑處罰被指責為敵對階級的地主，放在任何國家，都要遭到國家暴力的制止和鎮壓。蔣介石的失誤只是沒能通過剿共消除紅色恐怖，反而弄得它愈演愈烈，以致在歷史的陰差陽錯中眼看著中共的武力壯大到不得不與之談判和商量共治的地步。後來經重慶談判，本有可能建立聯合政府，蔣本人卻執意要打仗，最終把自己打出了局。
根據鄭義（胡志偉筆名）〈一百个偶然演变成一个必然〉和張戎的毛澤東新傳記載，國共鬥爭的整個過程中，國民黨軍政系統一直都潛伏有大量共諜，共諜的破壞可說是國民黨失敗的重大原因之一。國民黨聯共，本為借助共產黨力量壯大自身，但卻手自動紅而被紅污染，從此攪渾了自己的隊伍。後來兩黨分了又合，國民黨系統中更增多了雙重身份的人物。他們可白可紅，時白時紅，到了關鍵時刻，多會棄白投紅。再加上從地方到中央派係複雜，魚龍混雜，漏洞百出的組織給變節分子提供了寄生的溫床。以下僅擧鄭義長文中數例，即可見共諜造成的損失有多麽慘重。一九四八年，四十六師師長韓練成出賣軍事機密，萊蕪戰役失利，共軍全殲國軍五、六萬人，十九名將領被俘。一九四八年，副司令官張克俠與何基灃投共，導致第七軍團被共軍全殲，徐蚌之戰失利。一九四九年，中共地下黨以三十兩黃金賄賂總統府軍務局局長俞濟時，幫共諜陸軍總部兵工少將處長戴戎光當上江陰要塞司令，致使長江防綫全面崩潰。
正因警覺到共諜的破壞力，蔣介石遷臺後立即開始全面整肅。清洗對象首先以軍政内部為重點，其打擊面自然是外省大於本省，軍公教人員多於其他行業。從八十七軍軍長段澐的不幸遇難即可看出，為徹底清除内奸，蔣介石對高層人士下手之狠之重。段澐是國軍的一員驍將，從抗戰到内戰，直到撤退臺灣途中所打的一系列阻擊戰，都表現得忠勇愛國，立下了卓著的戰功。可就在來臺後不久，情治單位查出他身邊親屬為有根有據的“匪諜”，結果以“知匪不報”罪被判處槍決。段澐的遭遇的確令人惋惜，但亂世中若不這樣從嚴治軍，不分親疏地造成震懾，在共軍“一定要解放臺灣”的當時形勢下，孤島隨時都有被顛覆的危險。懲罰的目的就是要加深警戒，尼采在追溯“記憶力”的起源時，即談到了殘酷和恐怖銘刻記憶的作用。人類的理性並不是面壁打坐修煉出來的，而是千百年來承受流血和創痛的結果。長期以來，論及國共兩黨的鬥爭，或從敵對立場醜化對方，或出於個人恩怨而激揚義憤，只要談起血腥事件，多偏重指斥其中的陰謀或迫害，卻很少有人以史筆重述個人被捲入歷史狂潮的艱難情境。
白色恐怖最爲世詬病的是它的擴大化和迫害無辜。在談論“無辜”問題前，首先應確定什麽情況不算無辜。所謂“匪諜”，在兩岸敵對而臺灣明顯受進犯威脅的情況下，至少有兩種言行應視為危及臺灣安全的匪諜罪：一是向共軍提供情報，二是煽動叛變或教唆別人投奔共軍。即使從今日臺灣“轉型正義”的立場談問題，不管當時錯抓重判的人有多少，也否定不了這兩個判定匪諜罪的起碼標準。你總不能說所有的“匪諜”罪都屬於構陷，更不應只揪住現有的冤案而徹底否定抓“匪諜”在那個非常時期的必要性和嚴峻性。
馬英九前不久在臺北的上世紀五十年代“政治受難者”秋祭追思會上代表國民黨，三度向“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表達歉意。馬主席不管出於什麽動機，能做出這樣的姿態，對受害者及其家屬多少總能起些撫慰的作用，至於其餘的是非真假問題，由臺灣選民評判去好了。我在此要發難的是主席的搭檔龍應台女士就此事所寫的一篇文章。在該文的開頭，龍應台一上手就列出今日恐怖分子打著正義旗號濫殺無辜的行動，然後筆頭一轉，直接將其等同於國家的恐怖行爲，也就是她接下來縱筆誅伐的“白色恐怖”。這一明顯的比喻不倫和推理不合邏輯就不必在此分辨了，但那花炮一樣炸出幾聲脆響的開場白畢竟還是能造出些轟擊的聲勢，所以有必要在此稍作分辨。今日所謂的恐怖分子濫殺無辜，其目的是肆意破壞和製造威脅，其暴力行爲的性質屬於反人類的報復洩憤活動。國家恐怖行爲再恐怖，即使像美國給日本投原子彈那麽恐怖，也都是旨在制止暴行，應屬於懲罰性的暴力。如果龍應台不否認解放軍用槍砲解放臺灣是對臺灣安全的肆意破壞和對臺灣人生命的威脅，那麽在這個孤島上，為阻止那一恐怖而做的一切努力，即或造成恐怖，也不能否認其懲罰的性質和阻止了破壞性恐怖的效果。龍應台憑什麽給兩者劃上等號？趙剛曾批評龍應台“書寫感性文章，召喚認同，導引情緒，”“不做調查，不講理論，只是舞動其生花妙筆，”一味地“進行感動與認同的消費”，卻很少“藉由對話，深化整體社會的理解、提問與批判能力”。趙剛的批評可謂要言不煩，的確抓住了龍應台昔日的野火已趨於耗竭的弱點。我還要補充的一點是，由於太敏於捕捉時政熱點，龍應台的很多文章已喪失了冷峻的歷史感。她工於剪輯回憶斷片，就像模特巧於突現身段。比如她在文章中反復打出這一剪輯的畫面：“布着黄沙的操场上，数学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這個被當場擊斃的人就是龍應台初次目睹的“匪諜”，也是她第一次接受的和延續至今的，並且反復傳達給年輕讀者的白色恐怖印象。沒有事件的上下文，沒提供案件的任何細節，就推出這一血泊特寫鏡頭的定格，便代表了白色恐怖的全部。接下來則是漫無邊際的抒情，把悲情像炸裂的炮皮一樣花花綠綠漫天撒下：“成千上万的人，本来应该是我们尊敬的老师、倚赖的同事、宠爱的子女、依恋的情人，却在我们看不见、听不见的角落里叹息、哭喊、疯狂，流血，倒地时满口尘埃。而同时，我们在校园的阳光里追求个人的幸福，经济在起飞，社会在繁荣，国家建设在大步开走。 ”
該文無一字提到上述臺灣島危急存亡的嚴峻形勢，並沒把這邊的白色恐怖和那邊的紅色恐怖做對比性的討論。容我引一段大陸同一時期的紅色恐怖做對比，以下是一九五一年上海市一處小小的統計數字：“四月廿九日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楊帆在逸園召開公審大會，親自作了〈必須嚴厲鎮壓反革命〉的報告，翌日上海市軍管會處決二百八十五名國特。自四月廿九日至十月底，僅全市工廠企業就逮捕國特五千七百四十七名，其中六百六十八人被槍決。”
我在此列舉那邊的恐怖，並非要證明這邊的恐怖絕對正確，而是要強調，在“轉型正義”的今日，臺灣人應正視悲劇發生的歷史根源，那就是紅色恐怖和白色恐怖互相對抗、消長、變奏的複雜狀況。龍應台是否設想過，她的當警察的父親當初若留在湖南，他和他的家庭會是什麽遭遇？若不是她所怨詛的那個恐怖力量當年阻止了解放軍渡海，被“解放”的臺灣會經歷什麽樣的紅色恐怖？倒是深受白色恐怖迫害的陳明忠老人在其講話〈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中說得好：“臺灣各政黨如果對‘二二八’有真正的理解與反省的話，光是道歉或是補償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能解決發生悲劇的歷史根源，結束兩岸的內戰敵對狀態，島內的族群問題自然可以迎刃而解，締造永遠的和平。”龍應台沒有就“悲劇的歷史根源”做深入探討，她揚言還要繼續挖掘屍體，翻檢骸骨，看來她法醫驗屍的興趣和統計計數的心思更濃於歷史的沉思。
兩黨的敵對已在過去的七十年間構成了巨大的絞肉機運動，絞盡了各自忠勇剛直之士的血肉。至於絞肉過程中造成衆多無辜受害的現象，也只能做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觀了。那些互相絞肉，也絞了無辜者肉的人們，或為共產主義奮鬥過，或為三民主義效忠過，就其當初純真的理想和滿腔的熱情講，何嘗沒有拯救民衆於水深火熱的革命胸懷？結果卻把自己絞了肉，還殃及了池魚。悲夫！能夠維持到今日的臺海平安，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那些被絞的血肉澆灌出來的。加繆的小説《鼠疫》的結尾，奧蘭市在鼠疫過去後為染疾而死者樹碑紀念，為的是紀念他們以生命饜足疫癘，拖垮疫情，給幸存者留下死亡過去後的安寧。這一追悼既表現了生命的荒謬感，也寓有深重的憂患意識，對比龍應台的刻意渲染悲情，顯然格調不同。龍應台的激揚文字從質問“中國人你爲什麽不生氣”起步，如今已寫到很多臺灣人都悲情滿懷的境地，我倒要問一聲龍應台：“你爲什麽還沒學會冷峻？”
《鼠疫》中的疫癘只是比喻象徵，歷史形勢的盲目性有時亦類似天地不仁。在臺灣今日的“轉型正義”趨勢下，平反昭雪也好，控訴冤情也好，不能只在伸張公義和撫慰民心的姿態上作文章。我們既然能有幸站在歷史卷軸靠近末端的有利位置上回顧已往，就應以史詩的眼光綜觀那複雜糾結的脈絡，在它擴展到今日的全景中努力去辨認某一個局部曾經存亡攸關的重大意義。歷史書寫者應該讓人們更多地體悟個人或群體在國家危急存亡時刻蒙難受罪的嚴峻性，而不是僅僅追討罪責，一味拿過去的流血作顔料，只顧給自己高舉的“正義”抹上更濃的色彩。
五
古人有“腐草為螢”之說。其實腐草本身並不能化生為螢，是它所形成的陰濕環境更適於螢火蟲生長。共產主義思想本源於歐洲，發展到後來，在其原產地西歐僅止於理論探討，而傳至東方，卻很快武裝了群衆，把崇高的革命演變成恐怖和災難。共產黨人常說，“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所以人們多相信，中共的暴力革命都是國民黨的專制和反動逼出來的。是威權那種腐敗的草滋生了革命那麽光明的螢嗎？不是。真正的腐草是貧窮和怨恨，在中國大陸，這一點表現得尤爲典型。共產主義理想給窮人許諾富裕的未來，吸引了窮人的追隨，而它的平均主義則強化了貧者、賤者、弱者、劣者對富者、貴者、強者、優者的怨恨情緒，進而將其報復行動激化為狂熱的革命。就在這種一心要把高往低拉的情勢下，威權被確定為革命的對頭，革命若不把威權定義為“反動”，它那個只有在對比下才確立得起來的“正義” 又能去哪兒找到依據？
“二二八”事件後，臺共組織雖被剷除殆盡，但在受日本教育較多的個別知識分子中，直至五十年代，左傾思想依然有一定的影響。與大陸的情況很不一樣，在生活水平相對要好一些的臺灣農村，反而不存在共產黨搞武裝革命的條件。在那個時代的黑暗襯托下，熱血青年易受到共產主義理論熒惑，完全是可以理解的現象，不少人僅因組織讀書會之類純求知的活動，便不慎絞進絞肉機，以他們無辜的受難刺激了白色恐怖更大的瘋狂。從今日言論自由的立場看，那時嚴禁共產主義及其它左傾讀物的法令當然顯得愚蠢而荒謬，但青年人由純粹的閲讀興趣而發展到遭共諜利用的事例也並不是沒有。比如像呂赫若這樣傑出的左翼作家，在距臺北那麽近的淺山地帶，竟參與一種模擬武裝革命根據地的活動，其引火燒身之盲動，就明顯革命浪漫得太不策略和太無常識了。結果不只害了自己，還把那麽多無辜的村民拖進了盲動的泥坑。他那一雙手本來是善寫文章巧彈鋼琴的，後來卻要笨拙地操起無綫電發報機與大陸方面傳遞死亡的信號，自願充當了共諜的犧牲品。咬死他的毒蛇活生生具現了革命對理想的毒害：他哪兒知曉，像蘇新那些真正操縱紅色恐怖活動的大毒蛇，早就逃到中共那邊享他們的榮華富貴去了。他們把蛇蛋下在鹿窟，讓早已預設為爆破裝置的呂赫若們製造事件，造成騷亂，好為他們贏得開展活動的功勞。至於無辜者死多少人流多少血，只要能污染得白色恐怖的絞肉機更臭更髒，他們全都是在所不惜的。
五十年代實行土改後，臺灣的經濟在美援下迅速發展起來，隨著貧窮面貌的逐步改善，共產主義思想已完全失去其滋生的土壤。那時候，國民黨除反共和反臺獨反到神經過敏的地步外，從舊傳統中最老古董的東西到西方現代最先鋒的思潮，向來都任其存在和傳播，並不加特別的約束。反共宣傳一面在它能起作用的範圍内重復其陳詞濫調，而另一面，在豐富廣闊得多的其它領域内，正是來自大陸的文化人——從錢穆之類的大師級人物到無數畢業於西南聯大等名校的普通文教工作者們——給臺灣帶來了“重新中國化”的文藝復興。推行國語的強制方式固然對說方言的本省人造成了一定的壓抑，但它在溝通各省人的交流和塑造“新中國”——秉承辛亥革命法統的中華民國——等方面畢竟起了建設性的正面作用。國語的普及不僅僅是一個迫使臺灣人接受北方官話的問題，它重要的能動作用是在此統一的口語基礎上發展和完善更適於表達現代人思想感情的白話文，而這一努力，本來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方向。也正是在這一語文新建設的潮流下，才湧現出外省如殷海光、李敖、白先勇，本土如葉石濤、鍾鉄民等一系列在島内擁有各自讀者群的著名作者。官方的反共文化與舊的、新的、洋的、土的等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文化始終都是並行存在的，在臺灣被作爲“袖珍中華”塑造和想象的過程中，外省人逐漸融入本省，國民黨政權也落地生根，開始發展它的本土勢力。這個鄭鴻生稱之爲“新的‘中國文化共同體’在有著舊唐山養分的土壤上”，就這樣被建立起來，而國語也從此成爲受國語教育的一代人進行思考和表達自己的標準語言。
至於挑戰威權，五十年代的臺灣人和黨外人士基本上處於沉默狀態。對萬年“國代”的存在提出異議，使蔣介石的終身總統形象格外顯得尷尬的勇士們，主要是國民黨内的自由主義者。在抗戰後“中國向何處去”的論爭中，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既批中共，也批國民黨政府。但因共產黨視他們為“小資產階級”，在延安把他們列爲批鬥改造的對象，所以歸根結底，他們談自由主義，主要針對的還是中共。
按照錢永祥的説法，雷震及其《自由中国》半月刊同仁自視為國民黨的“諍友”，他們主要的訴求是建立憲政民主，他們的言論奠定了臺灣自由主義思想的基礎。梁漱溟不過當衆談了一下工農差別，立即便受到毛澤東厲聲申斥，從此永遭廢退。而雷震撰文強烈抨擊蔣介石連任總統，也都沒把蔣挑釁到惱羞成怒的地步，直至他後來著手建立反對黨，被確認爲受到美國人別有用心的支持，這才被當局抓去判了刑。而就在此一時期，留在大陸寄希望於中共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不是反右中先被打倒，就是在“文革”時陷入滅頂之災。自由主義在兩岸的不同遭遇還真應了儲安平所謂自由在國民黨是“多少”而在共產黨是“有無”那句舊話。
在臺灣，對民主造成明顯障礙的，是國民黨政權竭力維持的中華民國法統，其中尤以那個始終不改選的國會最招譏議。爲了在這個只有臺灣一省的小島上維持代表全中國各省的政權，原先在大陸選上的各省代表來臺後都塑像一樣被固定下來，讓他們穩坐席位，代表其它“地圖省份”的民意。保留那批塑像席位，與其說是給蔣介石的連任充當投票機器，不如說是要顯示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獨佔的合法席位，為“一個中國的原則”硬撐起支柱。以“法統”自居的國府因此而面臨著諸多的困境：中央與地方近在咫尺，國家與它唯一的一個省彼此重疊，地方選舉不管閙得多麽轟轟烈烈，競選者都難以憑獲勝的選票取代萬年“國代”内那一批老朽。正因這卡夫卡城堡式的國會讓臺灣人感到完全外在於他們，所以他們總是視其為“外來政權”。
但國民黨的執政方針畢竟傾向於調和各階級利益，其黨組織基本上面向各階層開放。為促成黨的本土化，從一開始黨的勢力就介入地方選舉，主導著地方自治的政策。此即通常所謂收編地方精英，建立侍從網絡的做法。這種操作既引起派系競爭，又在黨的監控下保護派系的利益，而由此產生的權力追逐正好對黨外人士的參選形成阻礙。反對運動就在此一爭奪資源的拉鋸中展開，傾軋出挑戰威權的社會力量。像雲林縣議員蘇東啓十五年牢獄促成他妻子洪月嬌終當選省議員的抗爭故事，臺灣南部反對運動代表人物余登發及其整個家族豁出家業打選戰的事跡，以及很多競選者因競選而受打擊，終因受打擊而競選獲勝的經歷，都為臺灣“選舉萬歲”的抗爭方式譜寫出感人的競選悲情。徐宗懋用“哭調”來形容這種臺灣人特有的競選方式，哭調競選者甚至呼喊著“救命”來拉選票，以政治受害的角色登上競選的講臺。這是一種以突出個人或群體的弱勢受壓來贏得支持和索取權利的鬥爭方式，它為此後的“暴力邊緣路綫”醖釀了情感基礎。
據最近一篇頗有影響的論文説，“暴力邊緣論”是黨外反對運動人士姚嘉文提出的鬥爭策略，他主張把反對運動推向接近暴力，但並不真正動用暴力。這樣做，反能增強群衆的抗爭強度，最終迫使政府回應群衆的訴求。經過一次又一次暴力邊緣的抗爭，政府被迫一次又一次退讓，黨外人士就在此步步緊逼中促成了臺灣民主的轉型。這個論文作者自圓其説的總結似乎有太多事後追認的成分，它大體上描述出了黨外反對力量在民主轉型過程中進行鬥爭的一個趨勢，但實際的複雜情況未必如統計數據顯示的那樣整齊一律。須知政治鬥爭向來隨機多變，你一旦介入實際的鬥爭，就很難據理論的預設去爭取勝利。
讓我們還是回到事實。在中壢事件和其後的高雄事件發生的過程中，真正衝鋒陷陣的是施明德那類敢帶頭鬧事的漢子，而像姚嘉文、陳水扁一類務實、理性的律師們，恐怕並不太願意公開站出來鼓動風潮，激化衝突。於是他們就提出所謂的“暴力邊緣論”——也可以説是法律邊緣論，只打算伸出策略的觸鬚去刺探安全的邊界，企圖用最小的代價逼迫威權作出讓步。這更多的是一種設想的策略，未必能可靠地指導實踐。須知暴力的邊緣與暴力衝突僅一線之隔，激憤的群情稍一失控，接近暴力的抗議立即就會爆發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中壢事件中發生了縱火燒車的暴力，其騷亂規模，可能為“二二八”之後所僅見。威權當局顯然是考慮到自己那一方理虧，才沒對肇事者作任何懲罰。隨後發生的高雄事件中，抗議者正好給他們抓住了暴力行動的把柄，結果不但當場吃了警察的暴力，最後還釀成大案，致使黨外反對運動大批的骨幹人物被捕入獄。於是在事後， 又出現了當局故意設局，誘使抗議者越過暴力邊緣的説法……
就這兩起反對活動來看，所謂“暴力邊緣路綫”的效果到底體現在哪裏？仍讓人頗感茫然。仔細玩味，“暴力邊緣論”其實另有它厲害的一手，那就是挑逗威權越過暴力的邊緣，騷擾得警察行兇打人，惹得國家機器一時間露出猙獰。暴力的邊緣形同獸欄：政府的暴力一旦如被激怒的野獸跳出獸欄傷了人，政府就在媒體和公衆前丟醜了。蔣經國時代的國民政府畢竟很注重其國際輿論關注下的民主櫥窗形象，時代已經遠遠地走出那種隨意給反對者加上“匪諜”罪名的恐怖陰霾。當黨外人士以其挨打受壓的慘狀讓威權暴露出它的野蠻落後，國内外輿論的同情和支持便一律倒向弱者——中共當年也是在類似的情況下贏得了國内外左傾勢力的支持——，而政府這一邊則由此陷入被動。威權發現一味強行鎮壓，付出的成本過高，這才慢慢地由強硬轉為緩和，力圖降低轉型過程中不測的風險。國民黨在暴力邊緣上造成的最大損失就是給外界普遍留下了一個負面的刻板形象，以致被輿論有意地以偏概全，最終抹殺了他們執政臺灣幾十年來在發展經濟和健全國家機構等一系列現代化建設上所取得的成就。按照鄭鴻生關於“國民黨如何丟失現代光環”的解釋，國民黨在發展臺灣現代化的建設中實際上做出很多成績，只可惜他們的某些鎮壓手段太拙劣粗暴，給外界造成了專制、保守的印象，後來更被套上“落後”的帽子，“現代化”的功勞反落到民進黨頭上。
國民黨早期在地方上的滲透明顯有佔據資源的傾向，但自蔣經國象徵性地說“我是中國人，也是臺灣人”以後，其本土化方針已轉爲革新求存，為中華民國的薪盡火傳闢出了後路。這也是國民黨内部鬥爭迫使他不得不做出的選擇。蔣經國的國民黨屬於第二代，自然受老一代黨内權勢的掣肘，面對他身邊那些塞滿運作空間的塑像席位，他只有向本土培植基層，在栽培新生力量的過程中施展其治才。其實這才是啓動臺灣民主轉型的内在動力。而七十年代末開始的黨外反對運動，只是在上層出現鬆動，威權較前弱化的情況下，趁勢從下面崛起，一步步積聚起來的力量。但轉型過程仍舉步艱難，受兩岸對峙狀況的限制，既定的戒嚴格局依舊在往下慣性地延續。像許信良這類被黨培養出來的“吹臺青”人物，終因競選分歧而走向黨外，就明顯地標誌了七十年代中期以後臺灣對抗文化的轉向：由早期黨内的和外省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主持批評論壇轉向以本土為主體的反對力量開展街頭抗議和激化悲情選戰，而所謂民主轉型的方向，就在反對力量與威權拉鋸過程中逐漸明朗起來。後來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美國又與中共建交，在太多的外部困擾下，為防止威權全面崩潰，國民黨不得不切實地實行起改革。學者們普遍認爲，“驅動國民黨進行民主改革的真正關鍵因素既非臺灣的經濟奇跡，也不是執政精英的政治信念，而是統治者為了延續政權生命所做‘理性’計算後的策略選擇。臺灣的民主化是社會壓力和統治精英互動的結果。作為政治領袖而言，蔣經國在民主改革的局勢中扮演開啟與佈局者，是計算了容忍成本與鎮壓成本後的結果。”
必須承認，臺灣在民主改革之前，經濟發展已取得相當大的成效，國家機構也改造得比較健全。與轉型前的拉美專制國家和東歐共產極權國家相比，臺灣顯然具有和平轉型的優勢，它既無前者的社經分配不均，也不存在後者亟待徹底變革的國家體制。最初，臺灣人所期待實現的民主轉型，主要是允許更多的黨外人士參與執政，形成他們與國民黨共存共治，利益共享的局面，除了極端臺獨外，黨外的民主訴求並未提出徹底改造國家體制的政見。他們最初的目的不過是要求進入既定的體制，贏得更多的表決權，從而更加優化所欲達到的共存共治局面。中華民國建國之初籌建“五族共和”，就是要促成這樣的局面，不幸叫歷史的陰差陽錯拖延了百年之久，才在解嚴後的臺灣有了走向共和的可能。
然而，在闖進議會與國民黨平起平坐爭議國是前，黨外人士在暴力邊緣上與威權已拉鋸太久：他們在威權的壓制下鬱積了太多的怨恨，同時也以自己的挨打受壓給威權造成了相當大的磨損，兩方面都鼓足氣較勁，都擺出了過度動員的架勢。那民主的訴求，更像是雙方拉鋸中添入的潤滑劑，給黨外的反對力量多加些“正義”的油，給鬆動的威權鋪墊上邁向親民的臺階而已 。由此而導致的過度政治化氣息一直延續至今，已彌漫成一種分裂臺灣社會的轉型後遺症了。
六
反共到底的蔣經國其實是帶了些“共”的成分的，他在國共兩黨白紅兩色對立的光譜排列上明顯地有些偏左，這也許和他在蘇聯羈旅多年的經歷不無關係。與蔣介石那種長袍馬褂僵硬的嚴父作風截然不同，蔣經國的親民姿態頗有中共幹部走群衆路綫的色彩。他挑選李登輝做接班人，除看重其臺灣人身份及完整的日美現代教育外，李曾加入共產黨那段曖昧的經歷説不定正是他們倆靈犀暗通之處。李後來果然成功地接了蔣的接力棒，貫徹了國民黨本土化的路綫。只是蔣不可能預料到李後來會走得那麽遠，遠得搞起民粹式民主，終至走出了國民黨的藩籬。
蔣介石給兒子留下了兩大歷史負擔，一個是所謂的“漢賊不兩立”，另一個是“毋忘在莒，反攻大陸”。等美國、日本都與中共正式建立邦交，把中華民國乾晾在一邊，海峽兩岸的一邊一國已是不容否認的事實。蔣經國可以堅持其“三不”，卻不能不默認那個“兩立”局面的存在。後來隨著共軍停止砲轟金門，並正式宣佈放棄武力解放臺灣，臺灣島不只脫離戒嚴期的危急形勢，無所謂“在莒”，更完全失去反攻大陸的時機和形勢。對蔣經國領導的中華民國來説，也正好熬到了不必再代表那些“地圖省份”的一天。中華民國於是與臺灣島完全重合，它不再是臺灣省之上附加的中央政府，不必再緊箍圈一樣死套在小小島國的頭上。稍後經李登輝重新做出正式界定——“兩岸隔海分治，互不隸屬，一個分治的中國及兩岸間的特殊關係，至今未變”——，更通過廢省的動作全面刷新，臺灣立馬成爲與中國無關的“國家”。李登輝的“我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與蔣經國的表述正好接軌，一向被視爲代表外省權貴利益的國民黨更多地代表起本土的既得利益群體。
這本該是從多年來的“反”——黨外 / 本土與黨内 /外省相對抗——走向“合”的一個趨勢，是通過本土化來化解省籍矛盾的共和前景。無奈樹欲靜而風不止，臺灣人固有的悲情又再次發酵，他們硬要在省籍裂縫中強化出族群對立，更將其擴大為國家認同的重大分歧。民進黨一直苦於在競選中提不出有別於國民黨而又更受臺灣民衆歡迎的政策和改革，正好有臺灣人憋了好幾十年的滿腹戾氣可資煽動，正在走向瘉合的進程於是被扭轉成更加強烈的對抗。
在歐美發達國家的近代史中，有一個值得我們中國人注意的現象，那就的是沒有發生過奴隸造反式的“轉型正義”。封建領主並沒被統統打成牛鬼蛇神，在土地資本轉向工商業投資的過程中，新興的資產階級反而附庸風雅，進一步刷新了貴族的文采風流，從而使現代文化與古典傳統始終保持一定的聯係。工人階級也沒有像馬克思預期的那樣給資產階級掘下墳墓，勞資雙方在激烈的鬥爭中學會了妥協談判，進而開拓出資本主義體系不斷自我完善的發展方向。勞動者的生活不但逐步改善到小康的水準，他們的趣味和價值更經過商業消費的改造，業已被發展成推向全世界的流行文化。這裡面隱隱約約浮現出一種“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脈氣，正是在這一恆定的大環境中，舊有的價值延續了它與時為新的生命。
但中國人百年來受了太多的精神奴役創傷，對於如何提昇自身和改善生活的問題，因此而懷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他們把“轉型”理解成變天，也就是說，必須做到把對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這才會覺得自己也當了主人。中共就是從這一造反目的出發，領導著窮人閙成了他們的翻身革命。自古以來，國家恐怖再恐怖，也都是在其現行的法律下施行懲罰，假若以往的國家都像中共的歷史教科書所描述的那麽暴虐和反人民，國家恐怕早已消亡，天下的正義都該由暴力造反的群體主持去了。紅色恐怖的空前恐怖即在於，國家暴力更進一步縱容群衆暴力，在於它任憑平庸者顛倒一切原有的秩序，諸如“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等叫囂，簡直把革命進行到尼采曾預感的“只有平庸者才能大量活下去”的“未來人”世界，平庸已被推廣成“唯一有意義和最中聽的道德了。” 這個道德就是文革間已達極度膨脹的毛主席革命路綫。
囘過頭再看臺灣今日的亂象，我們不難發現，陳水扁及其一群也感染了類似的平庸疾病。施明德那些在黨外反對運動時期猛打猛衝過的老幹將們都在平庸者的排擠下陸續淘汰掉了，在耐過王莽式廉恭的一個階段後，平庸之輩終於躋身到國家領導人之列。在最初建黨和競選時，他們也曾做出遵從憲政的姿態，等到大權在握，便鑽入憲政殿堂，亂拆起支撐國體的棟梁。只因不得不隱忍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陳水扁等人從不敢大搞那種針對中共的真“台獨”，他們搞的是躲躲閃閃的台獨，只是想乘泛綠群體膨脹的聲勢，好逐步拆散“中華民國”這個讓他們一輩子都會感到不舒服的國體。為滿足“臺灣人出頭天”的族群願望，他們的眼光始終局限在島内，雖做盡了手腳，也都未超出中共式翻身運動的模式。因爲他們只懷有趕快全面當家作主的最終目的，所以也只有抓緊目前仍在執政的機會，先把“中華民國”那層皮整個扒掉。可惜他們忘了他們一夥人都只是那層皮上的幾根毛，剝掉了皮，他們的臺灣主體性也就無處可附，隨風吹散了。
翻身運動的一個有效手段即搞所謂“轉型正義”。在此，我需要對轉型正義（transitionaljustice）的概念稍作説明。按照學者們的論述，“轉型正義是新興民主國家，尤其是東歐的新興民主國家，用來處理過去政府暴行和不正義的方法。轉型正義可能帶來遲來的正義，但同時也會破壞對正當程序和法治的信賴。”這裡所說的東歐新興民主國家具有一個共同的轉型特徵，那就是從強加給他們的蘇聯式極權專制下解放出來，以多黨民主取代共產黨的一黨專制，把失敗了的公有制還原囘固有的私有制。如上所述，臺灣的民主轉型並不屬於這種舊政權徹底垮臺的制度變革，當前的執政黨基本上繼承和沿襲著威權政府的建制，只不過把威權的獨佔改進成輪流坐莊，大換了一次班底而已。在被替換下來的泛藍仍在國會佔多數席位的情況下，要徹底清算過去的做法本身就很難行通，更何況社會上也未必普遍有這樣的迫切需要。即使存在著由省籍矛盾擴大而成的族群紛爭，臺灣的情況也與種族隔離政策後的南非不可同日而語。那裏因轉型正義搞得太厲害，已搞壞了經濟和治安，如今都開展起“和解”運動了，臺灣人能有多少族群仇恨非惡鬥下去不可？
直至二00四年，陳水扁苦於民進黨無法贏得立法院多數席位的劣勢，這才狠抓起具有高度道德色彩的轉型正義一大法寶，將其利用為權力鬥爭的工具。“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沉渣一時濁浪泛滾，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民進黨為打贏選戰而攪混起來的。這樣看來，追查歷史真相僅為手段，製造罪責才是此擧的目的。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民進黨執政前的臺灣儼然被說成中國大陸的“解放前”。陳明忠先生說過一個故事，他說他在美國參加座談時，曾以自己的現場經驗，論及二二八死傷者應該是一千人上下。當場就有一個臺獨支持者站起來反駁說：“亂講，高雄就死了三十萬人。”陳明忠說：“當時高雄人口只有十五萬人，就算都殺光，你要哪裡再去找十五萬人來殺？” 那人惱羞成怒，就罵他：“你根本不是台灣人。”由這一對話情景不難看出，當一種怨恨在“正義”的説辭下膨脹成義憤時，歷史還會有什麽真相？這位臺灣人的義憤頗像土改時訴苦會上被煽起來的階級仇恨，貧下中農趁共產黨給他們翻身的機會，把世代積壓的私仇都發洩到被打倒的地主身上。於是那時候批鬥地主的控訴就發展到“有了說，沒了就捏”的誇大地步，而幾千年的中國史也隨之被改編成勞動人民受欺壓的血淚史。那位發言者為堅持臺灣人的正義，寧可信口胡謅出死了三十萬人的“真相”，在歷史記憶被如此扭曲的情況下，臺灣社會又能有什麽公認的真相可言和共同的正義可轉？不管是藍營還是綠營，如果所贏的多數選票中有不少此類“義憤填膺型”選民的投票，臺灣雖轉型成今日的民主，又能向不民主國家的人民貢獻出多少值得推行的民主示範？
民主並不是什麽包治百病的“德先生”，也不等於龍應台模特換時裝一樣羅列出來的“生活方式”或“思維方式”。民主本來僅指代議制的政府，就現存的各種政體而言，只能説它是一種最不壞的制度罷了。當它被龍應台那樣泛文地用來誇耀現代社會中種種瑣碎的事物時，它就被摻水成巴贊所說的demotic，即並不民主的俗眾意識了。俗眾意識為一群個人選擇的願望所構成，它常會與公共通過的決定發生衝突。結果，一部分非要實現個人意願的群體就必然通過投票去挑戰和非難另一部分要按正式通過的決定辦事的人群，這就是當今世界上到處都出現民族或區域分離主義紛爭的根源。
臺灣問題最難解最爭議的就是，一方面該島離大陸太近，另一方面它的面積和人口比大陸少得太多。這個既“近”且“少”的數量現實正好對臺灣的取捨形成制約，使它很難走那些遙遠而龐大的北美或南美移民地區與原宗主國脫離關係的道路，因爲在數量比值上臺灣與後者的情況正好相反。其次與兩次大戰後先後獨立的國家相比，情形也有所不同，因而那些國家全民自決的獨立方式也很難適用於當今的臺灣。臺灣人更不能天真地寄希望於大陸的民主，不要說大陸實現民主的日子尚遙遙無期，就算有朝一日實現了民主，在對待分裂的問題上，未來的民主政權及其人民也絕不比現政權更加寬容。民主社會中的人民就肯定愛好和平嗎？未必，也許他們更其嗜血。林肯領導的北軍與堅持分裂的南軍殺得血流遍野（the killing-fields ofLincolnism）的歷史就是一個活生生殘酷的實例。
更為複雜的情況是，大陸如今執行的改革開放政策是吸納外資，甘當發達地區外轉產業（outsourcing）的加工廠，用綠學者學舌的後殖民理論jargon來説，是頗有點“自我殖民”的情形了。對此一最新的社會現象，熱愛後殖民論述的學者並未見有什麽新穎的論述。反諷的卻是，陳芳明所謂生活在“後殖民社會”的臺灣人居然廣有做老闆的資本，如今多作爲臺商在大陸投了資，賺了廉價勞力的厚利，更憑著水向低處流的優勢，懷揣其高收入，移居到物價較低的大陸，成群結隊地過起高等華人的生活。這一新的投資及移民趨勢不但在起反分離的作用，而且引領起堪稱為經濟反攻大陸的勢頭。一般來説，宗主國越向海外地區大舉移民和大量投資，越易促成那些地區的獨立，現在的情況正好發生了奇異的錯位，急於分離的地區卻反其道而行之：把投資和移民的重點放在了他們必欲與之一刀兩斷的地方。
歷史就是如此諷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當年周恩來、王明去武漢搞抗日合作，毛澤東飛到重慶喊蔣委員長萬歲的時候，都一點也不以爲卑躬屈膝。人家決心要將革命進行到底，當然自有其革命階段論的策略。現在輪到連宋邁出沉重的腳步，大膽到大陸尋求新的可能性了，從海内外民運到島内外綠營卻傳來一片噓聲。到底該如何看待泛藍走出的這一步呢？那只是無助於實現願景的一場前戯（foreplay），還是落了中共統戰圈套的自輕自賤？抑或找一個阿基米德支點以撬動大陸的勇敢嘗試？不幸國民黨已給臺灣人灌輸了太多的反共意識，現在，當他們眼看著大陸社會越來越向港臺看齊，越來越有了回歸舊社會的特色，因而想去叩一叩求同存異的大門，卻叫對立面撈起當初從他們口中學來的咒駡開駡起他們。
請看：去年中華民國莊嚴的行憲紀念日，一位大陸出身的時政雜文作者竟被高擡到總統府演講，向洗耳恭聽的執政當局大作起有關警惕共諜的報告；另一個大陸出身的作者一向以大批判筆鋒見長，該作者更發揮其文革式演講的魅力，狠抓住指控陳水扁一家人貪凟案的某檢察長，專門就他協助大陸法制改革的事例對他大搞起抹紅的攻擊。綠營人士的可悲就在於，至今都沒出一個有能力向全世界華人公衆開講的理論家。這也許正是臺語中心論造成的後果，到頭來，反害得福佬們自己限制了自己的口才。在今日國語或普通話通行華語世界的情況下，任何一個要贏得更多公衆的發言者都應意識到各自方言母語的局限性。如今兩黨惡鬥越來越緊，每當口水仗打得十分激烈，缺乏口才的臺語中心論者便只好雇來受過中共大批判訓練的辯才們做反統批藍的文宣工作。他們的反共立場不管多麽可嘉，其思維表達方式卻都是十足的通共的，真是反來反去，世上的平庸者都反到一起，堅守其“哲學貧困”的防綫了。
七
人吃五穀而生百病，解毒發散，乃中醫常用的治療手法之一。怨恨不滿也是導致群體疾病的一種毒，有時確需用發熱出汗的方式予以消除。五十年代在大陸，土改運動所發的可謂千百年來窮人憎惡富人的毒，而近來臺灣的“轉型正義”所放的則是臺灣人“二二八”以來怨恨的淤血。這一股戾氣好比遲早都要出的麻疹，熱昏譫妄一陣後，若能排淨毒素，恢復常態，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反”必趨向於“合”，若一味反下去，只顧利用群衆的發熱出汗狀態去搞一黨的奪權事業，發散過度，勢必造成整體的虛脫。毛澤東的不斷革命論革到文革，已把共產黨自身折騰得元氣大傷。陳水扁若一味操控群體的悲情亂改憲政，説不定哪一天就會把自己壓扁在坍塌的憲政殿堂之下。從毛到陳的“反”，錯的倒不是“反”這個行動本身，而是他們只“破”不“立”的偏執方向。當今的臺灣，不管是泛藍還是泛綠，無論是急統還是急獨，都該在極端否定對立面的路綫上考慮如何完成否定之否定，作出由“破”到“立”的努力。
民主的代議制政府僅能為國民提供一個較威權更利於共治共存的基礎，但要建立共和大業，從選民到他們所選的代表，都需重視修己以立德。這就是說，民主的架構必須由民德的内涵予以充實。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美而有光輝之謂大……”孟子所說的“善”，可與尼采譜系學中高貴者把他值得喜歡的叫做“好”做一對比。一個人覺得出那“好”確實存在於自身，則他的實在感就是“信”，由此才會產生“自反而不縮”的勇氣。在孟子看來，樂正子僅能達到前兩項，後四項尚存差距。這樣看來，一個普通人若能做到自身感覺良好和實在，也就很不錯了，他至少能保持正常的良知（good conscience）。
臺灣社會近來已出現可喜的反省：馬英九在最近公開宣示：“國民黨與民進黨差距再大，也大不過我們與共產黨的差距！藍綠同在一條船上，二千三百萬人民都是命運共同體，沒有必要拼得你死我活，應該相互尊重。”他提出“要和民進黨做‘良性的競爭’，有利民生的議案絕對不擋。”民進黨領導人謝長廷最近在凱達格蘭學校聯合結業典禮上的講話中也檢討性地提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這是災難的開始”，他藉此勉勵結業學員，做任何事都要“度德量力”。 評論家南方朔在最新的一篇書評中更大聲疾呼臺灣社會要“回到根本”，重建道德教育。還有一個發人深思的戲劇性場面，在紅衫軍倒扁的高潮中，中學生列隊到廣場上齊聲朗讀起“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童口無心，他們的朗誦莫非在呼喚正面的父親形象？“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執政者把很多事已弄得一塌糊塗，連自己都心有不安（badconscience），怎談得上爲人之父和做選民的代表？
別以爲只要是“威權”就一無可取，臺灣社會若繼續濫發悲情，兩黨若惡鬥到各自的領袖都威信掃地，甚至人人都鬥得毫無尊嚴，有朝一日，恐怕就會出現王文興《家變》中那個失落的兒子到處找父親卻再也找不回來的景象。“人必自辱而後人辱之，國必自毀而後人毀之。”那將是比紅色恐怖和白色恐怖都要恐怖的時刻，近千枚導彈瞄準臺灣的共軍，也許就要在那時候從海峽對岸打殺過來。
這將是一個Apocalypto——從毀滅到新生——的危機。共軍操控的戰爭邊緣可不比黨外人士曾經發動的暴力邊緣好玩，戰神隨時都可能選中靶子開火。獨立從來都不是空喊出來的，自由必須付出代價。臺灣人，你得拿出絕望的勇氣，要準備浴血洗出自己的高貴。黨派可以輪來換去，媒體的喧囂儘管自生自滅，主體性思維任其作意淫狀聚散，獨有三十萬子弟兵更新換代，枕戈待旦，從金馬到臺澎堅守至今。只有這支不分省籍，跨越黨爭的軍隊才是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最靠得住的力量。家可毀，國可破，只要島嶼不沉，就有土地和人在，就會有臺灣重新開始的機緣。
二00七年四月九日於耶魯
致謝：本文撰寫中多數書籍及文章，包括書目咨詢，均由友人孫康宜教授和周劍岐先生提供，沒有他們導讀的資料，本文絕對無法完成。初稿完成後，更蒙二位閲讀後提出修改意見。筆者在此特表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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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明德：〈冤魂與英靈〉，該文是他為《走向美麗島——戰後反對意識的萌芽》（時報文化，1999）一書所寫的序言。
鄭鴻生：〈臺灣的大陸想象〉，見《讀書》，2005年第1期。
王文興：《家變》，洪範，1979。
〈原鄉人〉，見王德威編選：《臺灣：從文學看歷史》，麥田出版，2005，頁255。彭清靠觀感，見賴澤涵、馬若孟等合著：《悲劇的開端：臺灣二二八事變》（羅珞珈譯），時報文化，1993，頁46-50。關於“人格殖民化”，見王曉波：《臺灣史與臺灣人》，東大，1999，該書頁259引有顧顯榮一段講話：“臺灣今日之設施，非常發達，假使二十年前哪有這公會堂，哪有這整然的臺中市嗎？由天理而言，今日支那各省不但民不得安，而官亦不得安穩啦。”
施威全：〈怯戰避戰 國民黨路線失落〉，《聯合報》，2007年3月12日。
參看鄭鴻生：〈國民黨是如何失去“現代”光環的？〉，《讀書》，2006年，第9期。
彭清事參看《悲劇的開端》，頁50；學生事參看〈柯遠芬先生口述回憶〉及他的〈臺灣二二八事件之真相〉，見博訊網站（www.boxun.com）中“析世鋻”專欄。此外，在張炎憲等人所錄《二二八口述歷史系列》A02（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1995）一書〈嘉雲平野二二八〉有關訪談中，黃清標的口述對國軍表現出極端的蔑視，他說：“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我只有一句，四等的要管二等的。爲什麽我自稱臺灣人是二等的，因爲日本人是一等的，老實說，臺灣人跟不上日本人。中國人實在差，連三等都談不上。當四等的在臺灣耀武揚威，才會發生二二八事件。……我現在有時在樓下，遇見阿山仔問我路，我都用臺灣話説：‘我是臺灣人，你要問我路要用臺灣話，阿山仔話我聼無。’”頁84。
參看秦風編著：《民國南京，1927—1949》，文匯，2005，頁91—99圖片及説明。
福柯：〈尼采•譜系學•歷史學〉（朱蘇力譯），見賀照田編：《學術思想評論》第四輯，遼寧大學出版社，1998，頁380。
戴寳村強調“臺灣人對於陸軍志願軍的招募活動非常熱烈”（見《臺灣政治史》，頁213），但据呂赫若小説〈清秋〉所寫，那時臺灣丁壯很難找到工作，參軍只是為謀生，而非熱心為日軍服務。由此可見，綠學者有時出於去中國化心切，竟不惜誇大其詞，妄添臺灣人未必有的愛日感情。
柯遠芬：〈臺灣二二八事件真相〉。
〈林江邁之女：阿兵哥問菸價 地痞鼓噪濺血〉，《聯合報》A 4版，2006年3月6日。
該片中譯名《超時空效應》，劇情及影評可參看www.dejavu.movies.go.com
參看《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6，頁13—42。
福柯：〈尼采•譜系學•歷史學〉，《學術思想評論》第四輯，頁382—384。
參看王曉波：《臺灣史語臺灣人》，頁134—141。
王景弘編譯：《第三隻眼睛看二二八——美國外交檔案揭祕》，玉山社，2002，頁176。
〈諸羅山城二二八〉有一段林有財的訪談，林參與過二二八，他回憶當時的情景說：“二二八事件其實就是戰後追求獨立的政變，但是失敗了。……因爲戰後獨立組織本身不健全，力量不夠，利用臺北打賣菸的人這件事，有人起來反抗，到各地宣傳。” 見張炎憲等人所錄《二二八口述歷史系列》，頁203。
李敖說：“有人通风报信告诉你他该杀，他是张三该杀，他是李四该杀，告密的是谁呢？告密的就是台湾人，台湾人跟别的台湾人接了梁子，或者有利害冲突，就告密，结果呢就是台湾人告密，借了国民党军队的手杀掉了台湾人。”見李敖：〈二二八不是外省人的原罪〉，鳳凰網（www.phoenixtv.com）。另見〈諸羅山城二二八〉，林有財回憶說：“後來被抓被殺的人，都是被騙出來的人，當時真正的發動者，後來個個都是很有地位的人物。有些人以前就是臺灣共產黨，後來跑到中共那邊；有些人是日本時代獨立組織的成員，後來和國民黨關係良好。”“我不願講，並不是害怕國民黨抓，而是想到臺灣人出賣臺灣人，是一種恥辱的記憶。”頁203、212。
〈怯戰避戰 國民黨路線失落〉，《聯合報》，2007年3月12日。
以上一段參看孫隆基：《歷史家的經綫》，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45。
Jonathan Fenby, Chiang Kai-shek: China’s Generalissim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Carrol & Graf, 2003), pp. 64, 74, 225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時報文化，1994，頁150、頁427。
蔣夢麟：《西潮》，中華日報社，1959，頁99。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Genealogy of Morals, in BasicWritings of Nietzsche, translated and edited, with commentaries, byWalter Kaufmann (The Modern Library, 1992), p. 470.
鄭義：〈一百個偶然演變成一個必然——國民黨爲何敗走臺灣〉，博訊網站。
參看張醇言：〈段澐與八十七軍〉，《傳記文學》，第二十八卷，第二期。
關於馬英九道歉新聞及以下龍說，均見龍應台：〈一個主席的三鞠躬〉，据新華網（www.xinhua.com ）
趙剛：〈和解的壁壘〉，《臺灣社會研究季刊》，58期。
鄭義：〈一百個偶然演變成一個必然——國民黨爲何敗走臺灣〉。
參看錢永祥：〈關於自由主義的對話〉，錢永祥文集（ www.law-thinker.com ）
參看朱雲漢：〈國民黨與臺灣的民主轉型〉，孤獨書齋網（www.cngdsz.com ）
參看李敖：《冷眼看臺灣》，桂冠，1995，頁111—120。
黃人傑、陳閔翔：〈民主運動與反對運動的辯證——兼論余登發的從政背景、政治人格與民主思想〉，臺灣省諮議會編印，2004。
參看徐宗懋：《臺灣人論》，時報文化，1993，頁46—54。
徐佩甄、黃春興：〈暴力邊緣論對台灣民主轉型的貢獻〉，博訊網。
參看鄭鴻生：〈國民黨是如何失去“現代”光環的？〉，《讀書》，2006年，第9期。
信恆：〈台湾政治转型成因综述〉，“思想者”網，（http://freeforum.bokee.com ）
〈對等、和平與雙贏——中華民國對“特殊國與國關係”的立場〉，參看黃俊傑：《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化》，正中書局，2000，頁64。
Beyond Good and Evil, in Basic Writings of Nietzsche, p. 402.
一九八五年十月七日，《華盛頓郵報》董事長葛蘭姆夫人就民進黨成立事問及蔣經國有關規定時，蔣曾以“遵憲、反共和不得從事任何分離活動”作答。見李松林：《晚年蔣經國》，安徽人民，2001，頁358。
以下論述多參考馮銘翰：〈轉型正義的反思〉及〈轉型正義的再反思〉兩文，見臺灣日本研究所網頁（www.japanresearch.org.tw ）；吳乃德：〈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臺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見《歷史與現實》（2006）。
參看楊渡：〈二二八事件的六個最基本事實〉，鳳凰網。
龍應台娓娓動聽地向大陸人民推薦她一手潤色的臺灣民主生活，其中有一段很泛情的文字，可參看其〈為臺灣民主辯護——與華人世界對話〉一文，新華網。
Jacques Barzun, From Dawn to Decadence: 1500 to the Present—500Years of the Western Cultural Life (Perennial, 2000), pp. 773-775.
關於這一問題，Perry Anderson有詳盡的討論，可參看其評論 “Stand-Off in Taiwa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26, No. 3 (June, 2004).
陳芳明有所謂臺灣為“殖民地社會”、“再殖民社會”和“後殖民社會”的三階段論，食西不化，巧為立說，可參看陳映真：〈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博訊網。
參看“林保華專欄”和“曹長青專欄”，臺灣海外網（www.taiwanus.net ）
Genealogy of Morals, in Basic Writings of Nietzsche, pp. 461-464.
<馬英九修改國民黨路線：藍綠和解優於國共合作〉，博訊網。
高有智臺北報導：〈謝諷：德薄位尊 災難的開始〉，觀察網（www.guancha.org ）
南方朔：〈臺灣道德病理總檢查〉，文學城網（www.wenxuecity.com ）
Mel Gibson 最新電影，中譯名《啓示》，劇情及影評見 (www.apocalypto.movies.go.com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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