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朝风流：不合适宜的卫道国士们

前朝风流：不合适宜的卫道国士们
琅然 　06/15/2009

习诗日久，也渐渐关心一代代的文人们。 这几天闲时在读凤凰网上连载周为筠先生的《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http://book.ifeng.com/book.php?book_id=299#advise_book） ，讲的是1949年大决择时去了台湾的名士学子们。很可惜，那里的连载只能读到三个人物的事迹，分别是胡适，傅斯年，和徐复观。前朝风流，读来唏嘘不已，于是忍不住散笔记些感受。

［一］

我在想，49年至今台湾香港的学术界之所以能焕然一新，跟胡适以及他所代表的学人们的努力而创造的自由宽松的良性环境是分不开的。从这个角度上说，他的学术对手，比如徐复观先生，是应该感谢他的，若不然，在那个动荡飘摇的年代，是无法在港台保存下儒学一脉的。 另一方面，在我思考自己这样一个新中国教育下不学无术的家伙是如何如何逐渐对儒学产生这么大的兴趣（尽管尚未上升到学术这个层面）的时候，我忍不住暗暗吃惊。提到文革，让人每每痛心疾首。我们可以想象熊十力先生当时粗布葛衣，容与沪市；秋风萧劲，枯叶在满是“批孔倒孟”横幅的街道上翻飞而过，曳擦有声。这位拓创新儒学的一代宗师口中喃喃囁嚅 道：“中国文化完了，中国完了！” 那是怎样的一股凄凉和绝望啊。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也许正是因为那场胡闹般粉碎一切的文化大革命，给了后辈的我们从零开始的机会。儒学千载经行，其中被诠释歪曲反正，不知多少遍，可能早已经走样。三国时的关云长，熟读者仅《春秋》耳；然则融会贯通，身体力行。教化于民，这才是大圣孔夫子真正需要达到的目的吧。而后世直到民国的人们从小便开始学习四书五经，学八股文格律诗，太多这些过于形式化的东西，对人们从心灵上亲近儒学很大程度上讲起的是相反的作用。经过文革的格式化，一代的人们表面上失去了精神和思想支柱，可也隐隐为后来儒学的正本清源打下伏笔。 用清空了的心来学一样东西，应更易到其精髓吧，不是吗？我们可以预见在接下来的百年内，中国文化必将出现儒学的曲线大回归。瞧着吧，似俺等理科莽夫都开始心仪国学了，复何疑哉？

胡适先生对国学研究是有“真才实学”的（傅斯年语），可我始终无法理解他是出于怎样的真实想法和动机而说出“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这番话的。胡适先生可能以为自由精神是西学的独创吧，他大概忘了《西游记》中孙大圣这样的形象。这个诡异的论断甚至在后来89年前夕以《河殇》为代表的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调调中惊人的重现。如今的我们或许唯能用“文似看山不喜平，语不惊人誓不休”这样的话来解释，大概要有所主张，就得有将错误坚持到底的精神，因为这比坚持真理更需要勇气和毅力吧。又可能这主张与鲁迅先生的一剂“猛药”异曲同工吧，可是这里毕竟有了时间差，胡适先生说这番话时已经是一九五几了；要知道此时的祖国大陆，正如火如荼，准备打翻一切。

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不会阻碍我们对胡适之先生这个人物的喜爱，题曰：“风雨如山晦一时，名垂宇宙谤随之。先生儒骨无须证，假设若干费所思。”


[二]

读到徐复观，不得不让人对这位铁骨铮铮毅力超人的前辈学者油然起敬。徐复观先生的名字本身便是一段很有意味的表述。他原来的名字为佛观，后来其师熊十力更作复观。晚清之后的半个世纪，风雨如晦，山河频改。熊十力少有异志，早年曾为辛亥革命奔走疾呼，然而接下来的军阀混战，五四运动的西方思潮大举入侵，让其失望的同时亦于茫然中悟觉出救国之根本也许并不在革命，而在民族文化的保存。他认为一个国家民族的真正灭亡是其文化的灭亡，所以他强烈主张欲救中国，必须先救文化。事实上熊先生由早年主儒，奉六经诸子为圭臬；而立之年左右曾潜心于佛学研究，而最终复归于儒，亦大成于儒。这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将自己的得意弟子由［佛观］更为［复观］了。而后来徐复观先生因为在４９年前夕因为去留问题而被熊逐出师门。这里得说明一下，徐复观先生军人出身，当然不是一般的大老粗军人。他少时博学，26岁左右留学于日本的军学院，可以说比当时蒸蒸日上的黄埔军校更资深些。后因激烈抗议日军的［九一八］事件而被拘，退学归国，遂为蒋中正先生重用。蒋对他而言，可谓有知遇之恩的。这也是为何徐后来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不可能留下来的原因。

四十岁不到时，他已经是陆军少将了。这时候，一次偶然的拜访却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和熊十力原本同乡，湖北浠水，人杰地灵，仅过去的百年里，这里出了殷海光，闻一多，熊十力，唐君毅，几位堪称得大师的人物。他先是因对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的妄评而为熊痛骂，徐复观后来回忆时说，这对他是“起死回生的一骂”。熊十力先生提倡以“孤往精神”来治学, 不侥幸于时名，纵“受世间冷落寂寞而能沛然自足”。他自道，“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这位大贤的见解，对当今象我们一样自以为是心浮气躁的年轻学者们无疑是醍醐灌顶。“一日不再晨，一生不再少，行将以浮慕而毕其浮生乎？”读来直让人震耳发聩！

徐为熊的学识而折服，亦为其独到而深邃的见解而启迪。他仿佛找到了自己生命的归宿。“亡国族者必先自亡其文化”，此后的一生，他开始秉承并光大着熊的主张，心如磐石，真正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拯救。而先生给他的名字[复观]，他缘用终生。合上这一页历史的我们应该可以很确定地说，徐是熊最忠实的学生。


[三]

我得承认我是用充满了崇敬的心来叙写这位前辈的。抗日胜利后，他毅然辞去了军部的高位，其中包括蒋中正先生的随从秘书，开始专注于儒学的研究；《三字经》提到苏老泉，27时始发愤读书，终得大成，而徐复观开始真正接触学术时，已年近于知天命，然而他以顽强的毅力“穷深研几”，当他的《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问世时，众皆侧目称异， 1949去台湾后，辗转于港台之间，于香港创办主编著名刊物《民主评论》，倡扬“以传统主义论道，以自由主义论政”；当胡适之先生公开宣称“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徐以赤子之心之责拍案而起，奋而论战，他联合其他几位儒学之士签署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企为儒学治本清源；此事不久，胡病故，他转以深情之笔来悼念这一代学界之宗，沉痛而真挚；其后，他勤耕不辍，遗下多篇宏著， 象“忧患意识”这个概念便是他提出的。

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很重要的一点，毕生倡导儒学的熊徐，当时无论是在奉了三民主义的台湾还是在共产至上的大陆，都注定了是那么的不合适宜。过去的一世纪，中华民族文化遭受到了历无前例的速冻和否定。因为落后，所以完错。西来的民主自由科学技术生产力，装点着各种主义，仿佛一切都是好的。顺便说一下，有一件事是很讽刺意味的，西方将共产国家全力打造成洪水猛兽：比如武装斗争是如何如何暴力；再如“共产共妻”，这类鬼话低级而下作，却能骗倒很多red necks。可是，共产主义本身却是最地道的西方制造。

在滚滚而来的西学洪流巨浪中，熊徐等是中华文化的最英勇的战士，他们坚守着最后的壁垒。我刚去了趟加拿大多伦多的皇家博物院，那里中国馆的介绍里开宗明义：“中华文化已历七千载，人类最古老而连续的文化”。海纳百川，我大中华帝国的民族文化历千年而生息绵长，应该在其广大，其包容吧。如同时彦们于西学之崇尚，在美国最著名的连锁书店Barnes & Noble的哲学书架上，占很大份量的却是介绍和研究孔子老子之学的各种书籍。

在中华传统文化如何容纳吸收西学的这个角度，熊徐无疑是先行者，可谓山之泰岳星北极，新儒学当是初端而积极的探索，承前传以启后世。江河日夜，大道虽迂回曲折而终不改。形形色色，林林总总，风靡一时的三民，后来居上的共产，或许都是风景而已。最终年岁会为我大中华帝国的民族文化描出她勃勃的生命曲线的。“归根之念，也正是知识分子良心的自然归结。”徐复观先生如是说。

题曰：“百思执取孰恒是？灯前呼汝复观之。殉我一生全我道，丈夫何必定逢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