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孔夫子真是伟大的“教育家”吗？ 黎 鸣
孔夫子真是伟大的“教育家”吗？不，他不是，他是造成中国人长期以来处于愚昧状态的空前巨大而历史深远的反教育家、反教育思想家，他是造成中国人将永远愚昧下去的“祖师”，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已经论证了，孔夫子在涉及教育的许多最关键问题上的言论，实际上都是极其错误的。例如什么是教育？什么是人类教育的本质？什么是教育的出发点？什么是教育的必经之途？什么是教育的终极目标？等等。孔夫子关于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为什么都是“极其错误”的呢？我在前面的文章《两千多年的中国，教育的巨大败局》中已经作出了回答。
既然如此，又为什么长期以来孔夫子始终都被中国人视为伟大的教育家和伟大的教育思想家呢？
最关键而且也最明明白白的一点，即孔夫子的“圣名”是由历代帝王和御用的儒生们在漫长的日月中不断地哄抬和吹嘘起来的（又例如今天的中央电视当局，于丹、康晓光、蒋庆、陈明等等自称“新儒家”的儒生们的极其无知的胡吹邪捧）。关于这点，本文不想多讲，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帝王以及所有的极权专制统治者永远都不可能改变他们想要“愚民”的本性，他们自然最欢迎孔夫子这样“伟大的教育家”和“教育思想家”；这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的历史，事实上已经充分地证明，只有孔夫子的“教育思想”最具有“愚民”的效果，中国人在他的愚弄之下，已经愚蠢得不可能再愚蠢了。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未来，除了“算命”，就只有“求神拜佛”，基本上已经完全丧失了任何一点作为“人”的“自主”（更不要说“自由”）的精神追求。
问题还在于，仅仅这样解释，并不能够真正说服大多数的普通人。大多数的普通人在孔夫子“两千多年神圣”耀眼的“光环”之下，早就已经崇敬得连自己的脑袋是否还能有任何一点怀疑的权利乃至功能，都远不知道了；孔夫子简直就已经成了某些人心中永远的“尊神”，成了他们身上永远都不允许被任何人妄自触动的最敏感的“神经”，一旦被触动，就将引起他们的“暴跳如雷”，甚至大发神经。
不管怎么说，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许多关于传颂孔夫子的故事，以及他在《论语》中的许多言论，的的确确是很能蛊惑人心的。正是因此，中央电视台仅仅利用一个原本很不够格的于丹讲讲《论语》“心得”的节目，就在中国一下子便煽起了“尊孔”、“拜孔”以及恢复“儒学”、“儒教”的狂风巨浪，甚至都可能进一步再掀起一股向封建帝国旧传统复辟的大潮了。这一点决不难理解。不要忘记，崇拜孔夫子的“情结”在中国曾长期延续了两千多年，它埋在中国人心灵中的（令人愚昧、令人盲目的）“根”深邃得简直无法想象。也正是因此，凡是涉及到“人事”变化、社会改革的问题，在中国，总会比别的国家困难上数倍，甚至数十倍、数百倍。这事实上就是长期崇拜孔夫子及其儒家的历史情结所形成的（中国人愚昧和盲目的）民族情感乃至精神的巨大的“惰性”所致。从牛顿力学的角度看，中国人的社会“质量”，也即它的运动“惰性”，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正是因此，中国人将只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进入“宪政”、“民主”和“自由”的大民族国家。在我看来，其根本的原因，恰恰正在孔夫子及其儒家对于中国人精神的长期以来的全面的垄断。打破这种上千年精神“垄断”的巨大的惯性，正是可能推动中国社会真实前进的最关键的一举。所以，我的对孔夫子及其儒家的真实内涵的揭露和批判，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同胞们，尤其青年同胞们的支持。
经过多年对《论语》的研究，我发现，孔夫子关于“教育”，乃至关于“人生”，的确说了许多让人深感推心置腹的“蜜语”，更甚至说了不少让人心悦诚服的“谠言”。
所谓“蜜语”，是指很能让人会心之语，它们往往是很能让人首肯的（人情世故的）常识或愿望。例如：“仁者爱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温故而知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耻下问”，“三人行，则必有我师”，“当仁不让于师”，“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有教无类”，“诲人不倦”，“循循善诱”，“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德不孤，必有邻”，“礼之用，和为贵”……等等等等。
所谓“谠言”，是指高调的宣言，常常掷地有声，可以立即引起人们的崇敬之情，然而说的却几乎永远都是人们（包括言者本人）实际上难以做到的“悦耳的大话”。例如：“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朝闻道，夕死可也”，……等等等等。
仔细分析孔夫子充塞《论语》的所有“蜜语”和“谠言”，绝大部分所指，其实均属于具有非常强烈的（时空）相对性的人事关系或社会现象，正是因为其中强烈的（时空）相对性，使得孔夫子所言，既非真理，更非真实，几乎全都只涉及“真诚”地“表情”，或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虽然说起来可以唾沫横飞，甚至道貌岸然，然而事实上却远不是那么一回事。这就好比孔夫子在给人们描绘一座具有三层的（人生或教育的）宝塔。他把最高的第三层（真诚的表情、愿望）描绘得金碧辉煌，然而宝塔的第一层的基础（自然而客观的真理）和第二层的砥柱（相对而经验的真实）却完全处于他的视野之外；之所以如此，虽然更多的是由于无知，但也不乏蓄意隐瞒，甚至存心欺骗的可能。这正是《论语》之所以能够蛊惑人（让人感到高尚、崇敬），然而实际上却真正是在不折不扣地愚弄人的根本原因。而那座（关于人生或教育的）宝塔，实际上比海市蜃楼还要更虚无缥缈，因而也愈可以让今天的人们真正发现孔夫子及其儒家之徒的欺世盗名。孔夫子及其儒家就是利用这种“真诚”地“表情”的“教育”，整整愚弄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制造了数十乃至上百亿的“尊孔”、“拜孔”以及“崇儒”、“尊儒”的“愚民”。弄到后来，世世代代，中国人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最容易被甜言蜜语所感动，最容易被威逼利诱所擒获，却永远都只能在实际的生活中忍辱负重，甚或惨遭杀戮的民族。可悲的是，中国人悲惨的历史虽然重重复复，中国人却永远都不长记性，永远都学不乖，永远都不思进取，即使受到其他人类羞辱的耻笑，却根本就没有感觉，还能继续保持自己古老传统中的自满、自足，甚至还能继续盲目地自恋、自豪。这种世界上最愚昧、最无知、最麻木、最悲惨的人类现象，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由于孔夫子及其儒家的长期“教导”，实在是延续得太漫长了。难道到了２１世纪的今天，我们还要让这种丑陋的人类现象继续延长下去吗？
说得更明白一些，孔夫子无论谈论人生还是谈论教育，他都是在完全肯定“周礼”的绝对神圣的存在性的情况之下而言的，也即，“周礼”（到了后来，其实就是封建人治的专制体制）既是“真理”又是“真实”，而且也只能在它永远不变的前提之下，才能谈到所有人们都应具有的教育和人生的“真诚”。正是因此，孔夫子所谈论的人生以及教育，根本就不涉及人类生命本真的自然性，根本就不涉及人类社会生活中个人真实的自主性，当然更不可能涉及人类精神（智慧）成长和追求的终极的自由性。最糟糕的是，孔夫子谈教育，根本就无视了与人类生命之“树”同时并生的人类智慧之“树”的更关键性的存在。孔夫子的所谓“教育”，惟一只教人学礼、知礼、习礼，除了仅仅与礼乐相关的（纯粹属于记忆性的）知识之外，孔夫子心中根本就没有任何其他一切涉及实际生活和生产的（理解性的和创造性的）知识的智慧。孔夫子的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后面的四艺全都只是为统治者的礼乐服务的能力。射是射箭，御是驾车，书是认字、书写，数，既是算数，也是算命。说白了，孔夫子的所谓“教育”，惟一只为封建的礼乐（政治）服务，惟一只为永远地巩固封建礼乐的人治专制的政治体制服务，而丝毫不涉及其他，当然也就更不可能关心人类智慧本身的核心——真理的观念。
最能让人感到孔夫子是“伟大的教育家”和“伟大的教育思想家”的事例，莫过于有关他的有口皆碑的“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的传说。“有教无类”，似乎孔夫子真待学生一律平等；“因材施教”，似乎孔夫子真具有非凡的知人善任的能力。其实，这全都是后来儒生们的盲目夸大的宣传。
孔夫子教书是因为他当不了官，为了生存，退而求其次。学生的来源，无论贵族还是平民，只要送上“束修”，他都可以接收，这样的“有教无类”与现代的民办学校没有什么区别，根本就谈不上他有什么“一律平等待人”的高尚情操。作为教师，关键在他“教”什么？怎么“教”？为什么“教”？而恰恰在这三个问题上，孔夫子他全都错了。从他把“道”曲解成为“忠恕”之“道”，“仁义”之“道”，“克己复礼”之“道”（而不是自然真理之常道）之始，他就已经彻底丧失了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教师”（教育家）的资格了。他可以是封建专制统治者的伟大的卫道士，但决不是中华民族智慧精神的伟大的“导师”（教育家和教育思想家）。他之所以也愿意接受一些“小人”（平民）作学生，那是因为他认为：“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论语》〖阳货〗）。说白了，小人学道，平民接受他的“教育”，将使他们更容易被统治，更容易被统治者所使唤。难道这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的教育家、教育思想家所应该说的话吗？何为“君子”？何为“小人”？这惟一只由礼乐加以规定，如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礼乐永远不变，从而“君子”和“小人”也永远不变。即使“小人”接受了“教育”，他还依然是“小人”，永远成不了“君子”。正如文化大革命时期流传的顺口溜：“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以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才是孔夫子教育的生动的现代反映。这样的教育，这样的教育思想，能是民族伟大的“教育家”的“教育”，能是民族伟大的“教育思想家”的“教育思想”吗？
再来说孔夫子的“因材施教”。对于相同的问题，往往因问者的不同而可能会有不同的回答。这被认为是孔夫子的“循循善诱”和“因材施教”。例如学生的问“仁”，对于子路的回答是：“刚毅木讷，近仁”；对于颜渊的回答是：“克己复礼为仁”；对于仲弓的回答是：“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对于司马牛的回答是：“仁者，其言也仞”（仞，说话迟钝）；对于樊迟的回答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等等等等。孔夫子的教人是在教人如何做人，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个性而相应矫正之，这的确显示出了“因材施教”的特点。但这样的教育，事实上也是在无视人们的个性，甚至蓄意消灭人们的个性，这是问题之一；之二，如此的教育如果用之于知识教育，则显然会有造成概念混乱，乃至思维（逻辑）混乱的恶果，根本就不可能培养学生的勇于独立思考的精神；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孔夫子及其儒家独霸盛行的中国，中国人简直就已经永远地丧失了创造自己的逻辑理论系统的任何一点可能性，因为这一点，可以说，如果不遇上西方人的入侵，从而带来西方人（古希腊人）的逻辑理论，恐怕中国人将会永远愚昧下去，将会永远都不知道人类真正的智慧——逻辑、哲学、科学、民主、自由为何物！！！
孔夫子的伟大的“教育家”和伟大的“教育思想家”的精神究竟表现在哪儿呢？他有这样的精神吗？没有，绝对没有，他只能是使中华民族永远愚昧下去的“祖师”，他是造成中华民族永远愚昧下去的“千古罪人”。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的口号：“打倒孔家店”，真是太正确，太伟大了！让我们继承“五四”的这种精神，不仅在情感上，更应该在理性上，在人类整体智慧的意义上，把这项批判、审视孔夫子及其儒家“五毒”传统的伟大的事业，勇敢地推向前进，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因为这个事业实质上关系到中华民族在新的世纪中的能否真正彻底“翻身”的命脉，因此，这实际上更是一场与旧的中国传统的命运在思想领域中的（几乎是最后的一次机会的）决战。（２００７，７，５。）
孔夫子真是伟大的“教育家”吗？不，他不是，他是造成中国人长期以来处于愚昧状态的空前巨大而历史深远的反教育家、反教育思想家，他是造成中国人将永远愚昧下去的“祖师”，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已经论证了，孔夫子在涉及教育的许多最关键问题上的言论，实际上都是极其错误的。例如什么是教育？什么是人类教育的本质？什么是教育的出发点？什么是教育的必经之途？什么是教育的终极目标？等等。孔夫子关于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为什么都是“极其错误”的呢？我在前面的文章《两千多年的中国，教育的巨大败局》中已经作出了回答。
既然如此，又为什么长期以来孔夫子始终都被中国人视为伟大的教育家和伟大的教育思想家呢？
最关键而且也最明明白白的一点，即孔夫子的“圣名”是由历代帝王和御用的儒生们在漫长的日月中不断地哄抬和吹嘘起来的（又例如今天的中央电视当局，于丹、康晓光、蒋庆、陈明等等自称“新儒家”的儒生们的极其无知的胡吹邪捧）。关于这点，本文不想多讲，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帝王以及所有的极权专制统治者永远都不可能改变他们想要“愚民”的本性，他们自然最欢迎孔夫子这样“伟大的教育家”和“教育思想家”；这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的历史，事实上已经充分地证明，只有孔夫子的“教育思想”最具有“愚民”的效果，中国人在他的愚弄之下，已经愚蠢得不可能再愚蠢了。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未来，除了“算命”，就只有“求神拜佛”，基本上已经完全丧失了任何一点作为“人”的“自主”（更不要说“自由”）的精神追求。
问题还在于，仅仅这样解释，并不能够真正说服大多数的普通人。大多数的普通人在孔夫子“两千多年神圣”耀眼的“光环”之下，早就已经崇敬得连自己的脑袋是否还能有任何一点怀疑的权利乃至功能，都远不知道了；孔夫子简直就已经成了某些人心中永远的“尊神”，成了他们身上永远都不允许被任何人妄自触动的最敏感的“神经”，一旦被触动，就将引起他们的“暴跳如雷”，甚至大发神经。
不管怎么说，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许多关于传颂孔夫子的故事，以及他在《论语》中的许多言论，的的确确是很能蛊惑人心的。正是因此，中央电视台仅仅利用一个原本很不够格的于丹讲讲《论语》“心得”的节目，就在中国一下子便煽起了“尊孔”、“拜孔”以及恢复“儒学”、“儒教”的狂风巨浪，甚至都可能进一步再掀起一股向封建帝国旧传统复辟的大潮了。这一点决不难理解。不要忘记，崇拜孔夫子的“情结”在中国曾长期延续了两千多年，它埋在中国人心灵中的（令人愚昧、令人盲目的）“根”深邃得简直无法想象。也正是因此，凡是涉及到“人事”变化、社会改革的问题，在中国，总会比别的国家困难上数倍，甚至数十倍、数百倍。这事实上就是长期崇拜孔夫子及其儒家的历史情结所形成的（中国人愚昧和盲目的）民族情感乃至精神的巨大的“惰性”所致。从牛顿力学的角度看，中国人的社会“质量”，也即它的运动“惰性”，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正是因此，中国人将只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进入“宪政”、“民主”和“自由”的大民族国家。在我看来，其根本的原因，恰恰正在孔夫子及其儒家对于中国人精神的长期以来的全面的垄断。打破这种上千年精神“垄断”的巨大的惯性，正是可能推动中国社会真实前进的最关键的一举。所以，我的对孔夫子及其儒家的真实内涵的揭露和批判，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同胞们，尤其青年同胞们的支持。
经过多年对《论语》的研究，我发现，孔夫子关于“教育”，乃至关于“人生”，的确说了许多让人深感推心置腹的“蜜语”，更甚至说了不少让人心悦诚服的“谠言”。
所谓“蜜语”，是指很能让人会心之语，它们往往是很能让人首肯的（人情世故的）常识或愿望。例如：“仁者爱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温故而知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耻下问”，“三人行，则必有我师”，“当仁不让于师”，“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有教无类”，“诲人不倦”，“循循善诱”，“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德不孤，必有邻”，“礼之用，和为贵”……等等等等。
所谓“谠言”，是指高调的宣言，常常掷地有声，可以立即引起人们的崇敬之情，然而说的却几乎永远都是人们（包括言者本人）实际上难以做到的“悦耳的大话”。例如：“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朝闻道，夕死可也”，……等等等等。
仔细分析孔夫子充塞《论语》的所有“蜜语”和“谠言”，绝大部分所指，其实均属于具有非常强烈的（时空）相对性的人事关系或社会现象，正是因为其中强烈的（时空）相对性，使得孔夫子所言，既非真理，更非真实，几乎全都只涉及“真诚”地“表情”，或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虽然说起来可以唾沫横飞，甚至道貌岸然，然而事实上却远不是那么一回事。这就好比孔夫子在给人们描绘一座具有三层的（人生或教育的）宝塔。他把最高的第三层（真诚的表情、愿望）描绘得金碧辉煌，然而宝塔的第一层的基础（自然而客观的真理）和第二层的砥柱（相对而经验的真实）却完全处于他的视野之外；之所以如此，虽然更多的是由于无知，但也不乏蓄意隐瞒，甚至存心欺骗的可能。这正是《论语》之所以能够蛊惑人（让人感到高尚、崇敬），然而实际上却真正是在不折不扣地愚弄人的根本原因。而那座（关于人生或教育的）宝塔，实际上比海市蜃楼还要更虚无缥缈，因而也愈可以让今天的人们真正发现孔夫子及其儒家之徒的欺世盗名。孔夫子及其儒家就是利用这种“真诚”地“表情”的“教育”，整整愚弄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制造了数十乃至上百亿的“尊孔”、“拜孔”以及“崇儒”、“尊儒”的“愚民”。弄到后来，世世代代，中国人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最容易被甜言蜜语所感动，最容易被威逼利诱所擒获，却永远都只能在实际的生活中忍辱负重，甚或惨遭杀戮的民族。可悲的是，中国人悲惨的历史虽然重重复复，中国人却永远都不长记性，永远都学不乖，永远都不思进取，即使受到其他人类羞辱的耻笑，却根本就没有感觉，还能继续保持自己古老传统中的自满、自足，甚至还能继续盲目地自恋、自豪。这种世界上最愚昧、最无知、最麻木、最悲惨的人类现象，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由于孔夫子及其儒家的长期“教导”，实在是延续得太漫长了。难道到了２１世纪的今天，我们还要让这种丑陋的人类现象继续延长下去吗？
说得更明白一些，孔夫子无论谈论人生还是谈论教育，他都是在完全肯定“周礼”的绝对神圣的存在性的情况之下而言的，也即，“周礼”（到了后来，其实就是封建人治的专制体制）既是“真理”又是“真实”，而且也只能在它永远不变的前提之下，才能谈到所有人们都应具有的教育和人生的“真诚”。正是因此，孔夫子所谈论的人生以及教育，根本就不涉及人类生命本真的自然性，根本就不涉及人类社会生活中个人真实的自主性，当然更不可能涉及人类精神（智慧）成长和追求的终极的自由性。最糟糕的是，孔夫子谈教育，根本就无视了与人类生命之“树”同时并生的人类智慧之“树”的更关键性的存在。孔夫子的所谓“教育”，惟一只教人学礼、知礼、习礼，除了仅仅与礼乐相关的（纯粹属于记忆性的）知识之外，孔夫子心中根本就没有任何其他一切涉及实际生活和生产的（理解性的和创造性的）知识的智慧。孔夫子的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后面的四艺全都只是为统治者的礼乐服务的能力。射是射箭，御是驾车，书是认字、书写，数，既是算数，也是算命。说白了，孔夫子的所谓“教育”，惟一只为封建的礼乐（政治）服务，惟一只为永远地巩固封建礼乐的人治专制的政治体制服务，而丝毫不涉及其他，当然也就更不可能关心人类智慧本身的核心——真理的观念。
最能让人感到孔夫子是“伟大的教育家”和“伟大的教育思想家”的事例，莫过于有关他的有口皆碑的“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的传说。“有教无类”，似乎孔夫子真待学生一律平等；“因材施教”，似乎孔夫子真具有非凡的知人善任的能力。其实，这全都是后来儒生们的盲目夸大的宣传。
孔夫子教书是因为他当不了官，为了生存，退而求其次。学生的来源，无论贵族还是平民，只要送上“束修”，他都可以接收，这样的“有教无类”与现代的民办学校没有什么区别，根本就谈不上他有什么“一律平等待人”的高尚情操。作为教师，关键在他“教”什么？怎么“教”？为什么“教”？而恰恰在这三个问题上，孔夫子他全都错了。从他把“道”曲解成为“忠恕”之“道”，“仁义”之“道”，“克己复礼”之“道”（而不是自然真理之常道）之始，他就已经彻底丧失了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教师”（教育家）的资格了。他可以是封建专制统治者的伟大的卫道士，但决不是中华民族智慧精神的伟大的“导师”（教育家和教育思想家）。他之所以也愿意接受一些“小人”（平民）作学生，那是因为他认为：“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论语》〖阳货〗）。说白了，小人学道，平民接受他的“教育”，将使他们更容易被统治，更容易被统治者所使唤。难道这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的教育家、教育思想家所应该说的话吗？何为“君子”？何为“小人”？这惟一只由礼乐加以规定，如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礼乐永远不变，从而“君子”和“小人”也永远不变。即使“小人”接受了“教育”，他还依然是“小人”，永远成不了“君子”。正如文化大革命时期流传的顺口溜：“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以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才是孔夫子教育的生动的现代反映。这样的教育，这样的教育思想，能是民族伟大的“教育家”的“教育”，能是民族伟大的“教育思想家”的“教育思想”吗？
再来说孔夫子的“因材施教”。对于相同的问题，往往因问者的不同而可能会有不同的回答。这被认为是孔夫子的“循循善诱”和“因材施教”。例如学生的问“仁”，对于子路的回答是：“刚毅木讷，近仁”；对于颜渊的回答是：“克己复礼为仁”；对于仲弓的回答是：“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对于司马牛的回答是：“仁者，其言也仞”（仞，说话迟钝）；对于樊迟的回答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等等等等。孔夫子的教人是在教人如何做人，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个性而相应矫正之，这的确显示出了“因材施教”的特点。但这样的教育，事实上也是在无视人们的个性，甚至蓄意消灭人们的个性，这是问题之一；之二，如此的教育如果用之于知识教育，则显然会有造成概念混乱，乃至思维（逻辑）混乱的恶果，根本就不可能培养学生的勇于独立思考的精神；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孔夫子及其儒家独霸盛行的中国，中国人简直就已经永远地丧失了创造自己的逻辑理论系统的任何一点可能性，因为这一点，可以说，如果不遇上西方人的入侵，从而带来西方人（古希腊人）的逻辑理论，恐怕中国人将会永远愚昧下去，将会永远都不知道人类真正的智慧——逻辑、哲学、科学、民主、自由为何物！！！
孔夫子的伟大的“教育家”和伟大的“教育思想家”的精神究竟表现在哪儿呢？他有这样的精神吗？没有，绝对没有，他只能是使中华民族永远愚昧下去的“祖师”，他是造成中华民族永远愚昧下去的“千古罪人”。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的口号：“打倒孔家店”，真是太正确，太伟大了！让我们继承“五四”的这种精神，不仅在情感上，更应该在理性上，在人类整体智慧的意义上，把这项批判、审视孔夫子及其儒家“五毒”传统的伟大的事业，勇敢地推向前进，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因为这个事业实质上关系到中华民族在新的世纪中的能否真正彻底“翻身”的命脉，因此，这实际上更是一场与旧的中国传统的命运在思想领域中的（几乎是最后的一次机会的）决战。（２００７，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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