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中国消化不了小农阶级

2005年02月09日
来源：http://www.weekmag.com/html/2408.htm


　　写在前面：

　　春节期间我很少出门，因为堆积在深圳、广州（包括其它各大城市在内）的火车站那涌动的人潮实在让人感到恐怖。据报载，今年春运期间，全部旅客流量将达１６.６亿人次，其中在报上抢镜头不多的公路运输仍然是大头，将达１４.９亿人次，占整个春运量９０%；航空运输仅达７３０万人次，水运略多，为２９００万人次，两者相加还不到２.５%.在传媒上最“抢镜头”的铁路运量为１.３４亿人次，只不过承载了全部春运客流量的８.１%——根据历史资料，多年来备受指责的铁路运输从未超过总客流量的１０%.然而就是这拥挤在大大小小的火车站、仅仅只占春运总客流量８.１%的人群，就足以让人感觉到中华民族那难以愈合的伤口在哪里了。

　　那人群中的绝大多数是来自农村的民工，这种构成清楚地显示了现代城市文明还是处在“小农”（并非小农经济）包围的汪洋大海中。至于小农经济已包围不了城市经济，因为自从８０年代中期以来，农业这一传统的第一产业已经成了一个无法为社会提供剩余的产业，农业收入在中国的GDP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小，据说农业税在国家的税收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低于１０%。

　　今年春节因为要回家探望生病的老母亲，而家乡没有飞机乘坐，我只得在春节期间坐火车回家，尽管坐的是软卧，但在广州转车时还是深刻体会了在“民工潮”中拥挤的滋味。与外国人士谈到中国的人权问题时，只要涉及到计划生育与人权的关系问题，我从来就是旗帜鲜明地表态：为了让已经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享有正常人的权利，必须实行计划生育。中国人口政策的问题不是在于应不应该实行计划生育，而在于应该严格实行计划生育。

　　人类在二十世纪的社会变革相当多，但对人类生活产生久远影响，堪称最伟大的变革却只有两项：一是民主政治制度成为人类政治制度当中带有普适性的形式，二是小农阶级的消失。而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因为说到底，政治就是人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

　　城市的畸形繁荣与乡村的严重衰落

　　世界的历史脚步：

　　发达国家──过度城市化之后城乡差别的消失；发展中国家──城市的畸形繁荣与乡村经济的严重衰落。

　　２０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世纪，许多非常重要的变革都在这个世纪发生。从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来说，首推民主政治这一带有普适性的政治原则，其次当推小农阶级的死亡。因为这项变革永远切断了人类与以往世代血脉相连的关系，也使得民主政治的实行成为可能。

　　马克思曾经预言工业化将使小农阶级从土地上消失，恩格斯则认为圈地运动使农民从“白银时”进入了“黑铁时代”──不过他们是站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如果说当时的思想家们种种预言尚欠准确，那么这一预言倒是非常准确地从一个悲观的角度预见到了小农阶级的历史命运。

　　２０世纪以前，人类对自然的依赖非常直接。从有人类开始，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物质必须取之于大自然：农业文明必须仰赖于土地，游牧民族必须逐水草而居，渔猎经济则必须靠下水捕鱼、上山打猎才能维持生存。历史年轮推到亚当．斯密时代，情况依然如故，因此亚当．斯密称“土地是财富之母”。即使到了二战前夕，世界范围内农渔业人口下降到总人口２０％的国家，也只有英国与比利时。那时候小农阶级是否会被消灭成为一个极富争议的“理论问题”。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为了论证资本主义并不残酷，总以当时的统计数据为依据，来驳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消灭了小农阶级”这一理论。

　　但到了二战以后，随著世界各国日渐将发展经济作为一个国家的施政主题以后，工业化进程加，农业人口大规模地从土地上迁出，进入城市经济体系的各个现代经济部门。世界从此进入一个高速发展，当时人大多无法理解其变化意义的时代。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即使在欧洲最落后的小农根据地罗马尼亚、波兰、南斯拉夫、希腊，小农在人口中的比重也已经降到三分之一以下。亚洲国家的日本，农业人口也从１９４７年的５２．４４％，降为１９８５年的２５％。也就是说，到了８０年代以后，整个地球上只有三大地区的土地，依旧被农业人口及农村所占有，它们分别是：南亚及东南亚的大陆地带、中国、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这三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国际上的发达国家。为了不过分刺激这些国家敏感的神经，国际社会想出了种种听起来比较让人能够接受的名称来称呼这些落后国家，如“后发展国家”、“发展中国家”。但不管名字怎样，这些国家的不发达与落后状态却成为它们的共同标志。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国家尽管无论从人口还是从土地上来说，都是农业大国，同时也是农业弱国，在粮食的供应上，往往还要依赖农业人口不到其国家总人口３％的美国。三大地区不少国家的农业，在各种经济发展的压力下濒临破产。

　　与小农阶级从历史上消失这一过程相伴的是都市化进程。除了中国与印度之外，世界各国的人口大多数居住于都市中。整个２０世纪，各国出现了好些超级大都市，如上海、开罗、墨西哥、圣保罗等人口上千万的大都市。但到了８０年代，却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在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如潮水般拼命涌向大城市的时候，发达国家的人口却开始向郊区疏散，如纽约、华盛顿、芝加哥等旧都市中心，白天仍然是商务、政治、经济与文化活动的主要舞台，但到了晚上，大多数白天在城市工作的中上层人士都回到郊外宽敞舒适的家中，城市里留下的反而只是下层人士。

　　说起来可能令中国人难以置信：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所在地的纽约市政府，近年来竟然发生城市管理费用入不敷出的窘况。原因很简单：富裕的中上阶层都不居住在纽约城，下班后就通过各种交通网管疏散到四面八方。居住在纽约市区内的居民竟有６０％以上不是美国公民。而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却是按照居住地交纳，纽约市区既然已经留给了下层人士和来美国谋求发展的外国人，这些人的纳税能力相对低弱，负担极重的纽约市政府财政理所当然捉襟见肘。所以在国际上流传一句话：看到美国的乡村，才知道美国有多富裕；看到中国的农村，才了解中国到底有多贫穷。我于１９９８年到日本，曾要求翻译石川小姐带我们去看日本的农村，石川小姐为难地对我说：我们已经没有中国意义上的农村。

　　发展中国家却出现了相反的现象，城市的高度发展似乎是以农村的衰落为代价。尤其是在亚洲国家，许多超级大城市成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农村人口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向城市。就在早些年，发展中国家政府以自己的城市拥有上千万人口的规模而自傲──中国现在还有不少城市，都将把本城建成百万人口大市列为现代化的一个目标，并列入该市发展规划，本人就见到过好几份这样的“发展战略”──但人口这种疯狂的机械式增长，使得城市的发展陷入一种极端无序状态，形成一种“城市病”。不少城市都存在大量临时搭建的违章建筑，这些建筑由于排污系统缺乏，垃圾成堆，成为影响城市市容的疮疤。大多数城市内部的交通系统根本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需要，过时的公交系统承担著城市内部的各种运输任务，许多大城市的居民利用这种公交系统上班，往往要在路上花费一至二小时乃至更多时间。而城乡之间的联结更是支离破碎，不少道路出城不久之后就变得坑坑洼洼，难于行走。

　　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用各种各样的高楼大厦以及内部装修豪华的宾馆组装成各种“现代化的橱窗”，炫耀著该国的现代化水平──这对那些喜欢让国际社会从这些作为“现代化橱窗”的城市中“了解”信息的政府来说，这种与国内其他地区差距甚大的巨型城市的存在确有必要，因为这是国家用来遮羞的“门脸”，尽管这些“门脸”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繁荣必须要以牺牲乡村社会为代价。但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只要深入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就会发现广大乡村千疮百孔，成为这些国家难以愈合、正在流血的伤口。

　　印度与中国：“不曾被耕耘人口下降之势裙角掠过的国家”

　　被社会变革遗漏的南亚与中国，由于人口数量极其庞大，小农阶层始终占总人口的７０％以上，这就使得这两个国家与以往历史时代相连的脐带始终不曾断开。

　　亚洲有两个巨型国家没有完全享受到２０世纪文明的伟大成就，小农阶级以异常顽强的精神艰难竭蹶地存活下来。这就是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与位于东亚的中国，不管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如何努力，这两个国家的小农阶级始终高居总人口比例的７０％以上。

　　比较这两个国家，会发现许多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两国都拥有数千年悠久历史，并且同列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有著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更可惊异的是这一点：两国的历史文化在被现代文明消解的过程中，不但没有被创造性地转化成为两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资源，反而成为一种异常沉重的现实负担；两国都是世界上的超级人口大国，中国总人口位居世界第一，印度则荣膺第二。不过让中国略感安慰的是：据说由于印度没有采取计划生育政策，２０年后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两国奉行的政治体制虽然不同，但同样陷入了高度腐败的泥沼。在每年国际透明组织的排名当，两个国家的腐败程度总是名列前茅，最多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印度因为允许外国人去考察研，因此其腐败臭名昭著，这有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这一名著为证。而中国则明智地保持著不完全开放政策，所以没有成为国际上臭名昭著的腐败典型。

　　迫于人口压力，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两国人口均喜欢以留学──中国的下层人民还喜欢采用高风险的偷渡──等各种合法与不合法的方式外迁。将保障移民权利列入宪法的美国则成为两国移民的首选之地。在美国，留学人员数目最大的是中国，其次则是印度。两国人的智力之高在美国有口皆碑，在硅谷工作的科技人员，印度人最多，中国人屈居第二。现在美国的电脑公司与各种高科技公司，其技术人员许多都是印度人与咱们华人。

　　两个国家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现象：少数大城市高度繁荣，广大农村周边地区则极其落后。但让中国人聊以自慰的是：中国近２０年改革过程当中冒出了少数新兴小城镇，印度这类新兴小城镇相对较少，而且由于宗教原因，印度的城市大街上到处都是的圣牛“遗矢”，气味难闻。中国人则可以骄傲地宣称：咱们中国几个用来装点门面的“现代化橱窗”相对要干净靓丽得多。

　　两国妇女地位都比较低下，但原因有所不同。印度妇女地位的低下更多的是宗教与历史文化的原因。印度除了极少数出身上层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能够参加社会事务之外，大多数妇女只能呆在家里。而中国妇女的情况多少有点不同，知识型妇女地位相对较高，有较多的知识妇女参预了社会工作，获得了社会地位与社会声誉，只有农村妇女的地位相对很低。所以对印度妇女暂时无需做分层研究，而考虑中国妇女地位应该做分层研究。

　　两个国家均存在极大的贫富差距，只是产生贫富差距的起点有点不同。印度是经过“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中国在半个世纪以前用暴力革命敉平了贫富差距，近二十年又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产生了新的贫富差距。从人的阶层分布来说，两个国家均是金字塔形社会结构，少数社会上层高踞顶端，庞大的下层阶级则构成了社会结构金字塔的底座。由于两个国家的国民都特别喜欢多生多育，贫困阶层无法让自己的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这种社会结构估计在长时期内都会存在。

　　两国人均不排斥与发达国家人士通婚，但绝对不喜欢在中印两国国民之间互相通婚。在美国这个世界各民族联姻的大舞台上，极少有中印通婚的家庭。为此事，本人曾专门询问过美国的华人，他们承认这是事实，关于原因的答复是“可能是双方都互相瞧不起”。

　　只有一点极不相同，那就是两国知识分子的状态。印度知识分子极具人类终极关怀精神，纯粹的知识分子在２０世纪有两位代表，前有亚洲第一位得到诺贝尔奖的泰戈尔，后有侨居英国、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的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与此同时还有两位享有世界声誉、具有宗教般献身精神的圣者：圣雄甘地与德兰修女。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却没有产生这等人物。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两点：一是与两国的文化气质有关，印度文化是宗教文化，这种宗教精神使得印度知识分子具有献身精神，而中国儒家学说只是一种入世的伦理哲学，在入世之初，已设定了“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的进退原则；其次也与政权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不一样，印度较早实行了民主政治，允许知识分子进行社会批评，而中国在２０世纪始终坚持用政治高压手段限制知识分子批评政府与社会，近二十年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但远未达到民主国家那种自由程度。

　　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都想努力减少本国农业人口在总人口当中的比例，改善人口与资源的比例。但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的高增长率）却使两国政府的这方面努力成为徒劳。小农阶级的大量存在，使得这两个国家与以往历史（主要是历史的落后面）的脐带始终相连，前几个世纪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状态，均可以在这两个国度找到现存的活标本。

　　小农阶级：一份沉重的历史遗产

　　马克思说：小农阶级是专制政体存在的社会基础。

　　中国农村的现状：大量无地可耕的农民是游民的庞大后备队伍。

　　小农阶级的存在将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一种不发达状态之中。

　　２０世纪的中国锻造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中国用有限的资源养活了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所以我们总是骄傲地宣称：中国人完全可以养活自己，不会成为世界负担；另一方面，中国也给下一世纪留给了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即人口与资源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从表面上看，人口问题相对于政治、经济等表面化的问题来说并不那么显性化，但其实在深层次上它不但规定著１９至２０世纪中国的历史走向，还规定著未来的社会发展。这决非危言耸听，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因为在每一个社会问题的后面，其实都晃动著人口这一由来已久的问题的阴影。

　　中国的人口问题由来已久，它上承１８世纪中后期与１９世纪，一直延伸到今天，许多社会变故都与中国的人口问题有关。中国自从三百年前开始，就存在劳动力过剩的问题。这一问题非常严重，历史上著名的太平天国革命，其实际原因就是因为人口压力而起。整个２０世纪中国农民为什么能成为历史主角，也是因为整个社会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社会成员求发展的问题，而是求生存的问题。而共產党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一点：用为农民分配土地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无地破产农民，无产者革命最彻底。

　　如果说，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依赖北美大陆化解了英国本土的巨大人口压力，那么中国则是用持续不断的向外移民来消解国内的人口压力。几个世纪以来，华人像流水一样淌向全球各个角落，以至于在海外华侨当中出现了这么一句人人都知道的话：“世界上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的汗水；有月亮的地方，就有华人的泪水。”

　　中国事实上从未在人口压力的历史阴影下走出来过。１９４９年以后，只不过用将社会资源平均分配的方法，采用“低工资，多就业”、一个人的饭三个人吃的方法从表面上“解决”了这个问题。随著几次人口生育高峰的出现，中国社会面临越来越大的人口压力，中国政府被迫采用上山下乡这种方法将人口压力从城市转移到乡村，成千上万的刚成年的城市青年在革命化的口号下离开父母，到了遥远的乡村。改革以来，随著大锅饭体制的逐渐消解，人口压力这个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整个社会可以说都在人口与资源的压力下呻吟不已。

　　由人口问题派生出了许多问题：大量社会无法消化的低素质劳动力呈无限供给状态，最保守估计，仅是广大农村每年就向社会输送２００多万。这些劳动力流向城市，成为附著在城市边缘的“边缘人”，引发了诸多社会治安问题。

　　如果说前些年人们将就业的希望放在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上，千军万马地去挤“高考”这条独木桥，谋求获取职业的通行证。那么近几年则出现了一个最压迫人的问题，即知识型劳动力过剩。早在９０年代中期，大学毕业生们发现，除了一些供不应求的专业之外，几乎所有的专业──尤其是文科与正在衰退的工科毕业生的就业，都需要经过家庭背景的激烈竞争。在小农阶级消失的发达国家，从未出现过知识型劳力过剩的现象，只有在人口密集的亚洲国家，这种现象才相继出现。

　　由于恐惧失去饭碗，最铁的饭碗──公务员招考成了近几年大学生与研究生们趋之若骛的职业。据披露，自１９９４年中央、国家机关开始在社会上公开招录公务员，录用人数为４１１人，而报名人数却达４３０６人，两者之比为１：１０．４８；１９９８年录用人数为８９１，而报名人数却高达１５１００人，两者之比为１：２４．９。与此同时，近几年研究生招生的速度以每年３０％的速度递增，出现了研究生质量“注水”现象。究其实，完全是因为大学毕业以后就业难，不少人不得不寻求“考研”这条被戏称为“就业缓期三年执行”的途径。

　　中国真正的隐痛还不在于知识型劳力过剩，而在于天文数字般庞大的低素质劳动力的绝对过剩。随著科技的发展，大多数行业──尤其是新兴行业──越来越多地依靠受过教育及专业训练的人才，而中国农村每年向社会供给的劳动力却是未经过任何专业技术训练，文化素质极其低下的劳动力。这些人无法被新兴的经济部门所吸纳，他们的家庭条件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接受要求越来越高的现代技能教育，从而注定了他们在未来的就业市场上是多余的人。如果说新兴工业化诸国在工业化进程中，通过人口不断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及第三产业转移，完成了农村城市化这一了不起的历史进程。那么人口基数庞大的中国却无法完成这项伟大的社会革命。

　　在日益增大的人口压力下，每一个有头脑的中国人其实都会感觉到：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直至就业，当中每一个环节的竞争，都是在人口与资源比例严重失调的大背景下展开的激烈竞争。在低素质劳动力绝对供过于求、呈严重倾斜状态的劳动力市场面前，任何智者都明白“造饭碗”之说是多么无力，多么无法从长远与根本上解决问题。

　　既然现实注定中国无法在“城市化”这一现代化进程当中消化从土地上源源不断流出的小农阶层，中国就只好拖著这条长长的“前现代”的尾巴进入２１世纪。这么庞大的低素质人口对中国意味著什么，有心人只要到中国的农村，尤其是贫困山区去看看那些无望的人群，或者每年春运期间到各大城市的火车站去看看那拥挤的情状，就会意识到整个２０世纪中国尽一切努力增加的物质资源，大多数不是用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与人口素质，而是用于人口在量的扩张。

　　小农阶级未被现代化进程“消灭”，流民又不断地大批量产生，那情景足以让任何有头脑的人思考：中华民族那流淌著鲜血的伤口到底因何造成，又如何才能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