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钱钟书偶像是什么样的文化标本？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c6f21501000ch9.html 当斯宾格勒把文化比作大自然中的野花野草时，他无意中道出了两种文化标本。一种是富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存在标本，一种是被物化了的文明标本。斯宾格勒以此成功地提示了文化的文明化过程，他不知道的只是，文化景观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种被学问化的标本。 将文化变成一种学问，从而使思想按照学问的规范自我泯灭，这可能是中国文化特有的历史方式。这种学问化的方式，在让学问家自得其乐的同时，让思想家成为异类。一部中国文化史，既是把思想做成学问的历史，也是让学问淹没思想的历史。在一个以孔子式的家禽伦理和韩非子开创的流氓哲学为特征的文化封闭时空里，人们只能互相攀比学问做到什么份上，难以展示思想如何锐利。因为把文化做成学问，是被允许的快乐。而把学问变成思想，却不得不承担巨大的风险。于是，世故代替智慧，在知识人（过去叫做士大夫）当中，成为心照不宣的共识。任何对世故的不屑，都会同时成为对学问的冒犯。当年，嵇康不过是很不世故地得罪了一个当红的权势者，结果却以冒犯学问的罪名给杀害。 并不想对钱钟书本人以及钱钟书的学问有什么褒贬，不过是想籍此指出，选择做学问乃是一种无奈，不是一种值得标榜的荣耀。在学问中的钱钟书，其思想的自由程度是相当有限的。就以文学评论为例，同样的评论家，美国的哈罗德。布鲁姆，在其论著中显然有着远非钱氏可比的自由度。仅以智力相比，钱氏并不逊于布氏。区别在于，钱氏没有思想和自由，所以只好学问了。而布氏没有自由思想的禁忌，因此无论在文化的景深度上，还是在审美的透视力上，都显得挥洒自如。 语言由于其撒谎本性（参见拙著《给大师定位》有关语言学章节），经常把思想变成学问，一如把活鱼做成鱼干。学问的可疑在于，没有了思想的鲜活。假如孔子孟子还可算是有思想的人，那么到了朱子程子，那些思想全部被做成了道德鱼干。就钱钟书本人而言，显然是个聪明而有活力的学人。至于后来的做成一个学问家，并非全然是自己的选择。相比之下，李渔的《闲情偶寄》，却是乐于为之。倘若钱钟书的榜样不可质疑，那么李渔式的快乐，却会让当今的中国知识人羡慕不已。知识，财富，女人，应有尽有。虽然人人皆知，《闲情偶寄》与《红楼梦》不可同日而语，但又有多少人会像曹雪芹那样默默无闻地辛勤笔耕？ 与如此仰视钱钟书的人们谈论钱钟书，实在是件十分可笑的事情。这不能责怪他人，只能怪自己太不识相。在一群世故的学问家当中，不要说思想，即便是天真，都会被视作对学问的冒犯。尤其是面对一群靠学问谋生的人们，岂能拿学问开玩笑？记得有一句广告词叫做：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正义的来福灵，正义的来福灵，要把我们全都杀死。假如不想被杀死的话，那么赶紧退下。离开之前，最后说上一句：以后不要再提什么思想者俱乐部，能够做成一个知识的乐园，已经很不错 了。 就此，告退。 2007年10月30日写于加勒比海之滨 附：有关钱钟书的争议 李劼：回应泽雄君异议“钱钟书小心”说 “钱钟书著书立说，与其当年写作《围城》时尽情尽意的嘻笑怒骂截然相反，小心得不能再小心，就连书名都以《管锥篇》自谦，一句大话都不敢说。” ——先求个小疵。钱钟书给书命名时的本分低调（倒未必是自谦），是一以贯之的，哪怕他在美国“著书立说”，这份老派学人的自重，也不会轻易改变。我发现， 除了年轻时写过一篇《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标题涉嫌托大（主要是戏谑）外，钱氏标题始终不以说“大话”为特色。《谈艺录》《旧文四篇》《七缀集》及最早的《石语》，与《管锥编》相比，风格上一脉相承，根本谈不上“小心得不能再小心”。再则，“管锥编”语出庄子《秋水》篇，“用管窥天，用锥指地”八字里， 还是不乏豪迈之气的。若是把它释读成“管窥蠡测”之类，恐有误读。同理，“围城”及那部不幸遗失的小说“百合心”，命名方式上也照例与“大胆”无关。－－ 周泽雄 泽雄君此番感想，从字面上无可挑剔。只是拙文的着眼处，并不在于对钱氏的学问有所褒贬。所谓小心得不能再小心，有如下二层意思。一层是，钱氏在专制文化的淫威之下，完全丧失招架之力。钱氏说不出陈寅恪坦然道出的那个不字。这除了钱氏的气度不及陈氏，还有在学识上的小家子气。钱氏著述，旁证博引，却很少道出一眼透底的见识。不说别的例子，仅举陈氏有关“东晋王导功业”一文，便是钱氏再博学也无以企及的。这是有思想的学者，和仅止于学问的学者之间的区别。这与”老派学人的自重“，并没有什么关系。真要说自重，得了庄子真谛的施蛰存先生，倒是个自重的范例。能够在一次次政治灾难里，得以自保，那样的功力，很难以自重加誉之。 其次，钱氏在《围城》里的刻薄，是相当放肆的。也可说是汪洋恣肆。相比之下，钱氏做了毛时代的学问家，却是如履薄冰。用小心得不能再小心形容，并不为过。 与钱氏有近距离接触的学人，私底下对我讲述过一些细节。那些细节，在钱氏的著述中是不会述及的，也许仅存于钱氏的处世和为人之中。因此，读书与读人就很难分开了。 记得施蛰存先生说过钱氏的《围城》刻薄。与此相应，胡河清曾在论述钱氏时，特意指出钱氏的无锡籍贯。钱氏读了之后，特意给胡河清写了回信，说胡“迫寇入 巢”。彼此虽然都是点到为止，但其间的过招，却也是一目了然的。钱氏的回应，在于胡指出籍贯的潜台词：所谓刁无锡，恶常州，苏空头那三句俗话中的刁无锡 也。胡河清私底下对我点破过这个意思。施先生说的刻薄，胡河清暗示的那个刁字，多多少少是切中钱氏的世事洞明和人情炼达之钱氏特色的。或许正因如此，钱氏 才会那么认真地给胡河清写了回信。这就很难形容说，那是自重的钱氏，给不自重的晚辈，表示友好。至于钱氏之刁，施蛰存的回忆也可提供一个佐证。诗人王辛笛 请钱氏和施氏吃晚，晚后送给他们一本王氏的诗集。钱、施二位出门之后，钱指着诗集上所印的一只手，对施说，王辛笛一只手在写诗，另一只手在干什么？此话乃 暗示王在银行做事的商人身份。且不说经商在如今已经成为光荣，就算是那个时代，王辛笛一边经商，一面写诗，也总比后来的钱氏一面做学问，一面不得不把那个 学术顶戴给托得牢牢的，要强一些。由此也可见，钱氏之刁还有另一面的意思：在黑暗透顶的专制年代里，也正是这样的无锡风格，使其得以在夹缝里求得了生存之地。 以钱氏在学问上的格局和为人处世的无锡风格，即便其“管锥”一词，确实是借用了庄子的意思，但也未必具有庄子的豪气。因为庄子敢于舍弃的，钱氏不敢舍弃。 庄子不屑一顾的，钱氏不敢不屑为之。正如钱氏写不出陈寅恪论述东晋王导那么透彻、那么极具洞见力的文章，钱氏也没有庄子的潇洒和庄子的气度。所以，同样的措辞，在不同的人笔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如此论说，并非将钱氏贬得一钱不值。钱氏在学问上还是很”值钱“的。这里想要指出的只是，就学识而言，仅有学问是不够的。知识有时可以成为力量，有时也会成为累赘，假如没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作底的话。至于读书，也不能读到字面为止。且不说文字后面的潜台词是如何的丰富，即使是文字无以抵达的不言之意，也是不能不关注到的。再说，钱氏成为学术偶像，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有个知识贫瘠的年代作前提。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学问越来越变成了生存的手段，而不再是存在的需求。所谓的自重，也就只能是各自保重了。 其实，人类迄今为止的知识，有百分之五十是作废的（由此证明了人类是在错误中获得所谓的进步的）。可能有百分之四十是有争议的，只有大概百分之十左右，是 有价值的。中国人的悲哀在于，几千年来，总是在百分之五十的作废知识里打转。而百分之四十的争议性知识，又是不许探讨的。至于百分之十的有价值知识，则是 从来不去理会的。由此，也可以想见陈寅恪和钱钟书的区别，他们分别存在于哪个百分比里。学人的自重当然是需要的，但问题在于，重心在哪里。 上述观点，欢迎讨论。对于泽雄君的回贴也在此一并谢过。 周泽雄回应： 先谢过学兄。 我原来只是就事论事，读李劼兄大帖，蓦然发现，我得重新面对一个如何全面评价钱钟书学问人品的庞大话题了。这话题，我既不堪其重，平心而论，在原来的真名也曾码过数十来帖，自忖已 经说不出别的新意来了。——好在，几天前听大兴兄提到，李劼兄手头正好有别的事要做，为避免耽误学兄时间（顺便也让自己轻松一下），我不妨借机偷懒，有多 少感，说多少话。 这会儿，先聊聊“刻薄”。“刁无锡，恶常州”云云，钱钟书先生是否在乎，且存而不论，且说我个人历来有个小见：对文人而言，刻薄是才华的显著标志。在世俗 的标签里，刻薄总是带有贬义的，但在大文人一行里，一个人的刻薄能力，往往与他的实际成就成正比，而非反比。在我看来，李劼兄的大作，也不乏“刻薄”之 处。当我这么说的时候，苍天在上，心里没有一丝讽嘲之意，只有尊重。 刻薄不能成就一位文人， 如果他只有刻薄的话，但刻薄作为一门嫉恶如仇的艺术，则非常值得学习和赏鉴。刻薄与深刻，经常被人视为对立物，比如指责某人“具有鲁迅的刻薄而无鲁迅的深刻”，一望就是一句安全系数很高的俏皮话。虽然在我看来，这话非常不通，因为，一个人如果当真具备鲁迅的刻薄，他多半也就具备了鲁迅的深刻。刻薄与深刻， 在鲁迅那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所以，说某位作家在作品里刻薄，我是不会视为贬低的，就像说一个拳击手出拳凶狠，我同样不会视为批评。相反，我视为本色当行。 先说这些，争取明天接着聊下一个话题：我心目中的钱氏，乃何许人也。 李大兴跟贴： 我曾在《“性情中人”是绝种动物吗?》一文中谈及钱先生如下： “钱钟书 先生的大才是上个世纪后半叶在中国鲜有其匹的。且不说他那其实没多少人读得懂和读完过的《管锥编》，即使平常与朋友在南沙沟家中聊天时，钱先生也是才气纵横，放情随意，倾倒众生的人物，古今中外，上天入地，亦庄亦谐，刻薄有趣。然而，钱先生好象又是一个警醒甚至谨慎的人，表达思想极其曲折，或根本就不说或不想让人读明白。留在新时代的旧知识分子，大多极关注现实政治而又噤声无语。钱先生在社科院几十年，总是温和超然，谈笑风生，要到九十年代中，才出版《槐聚诗存》隐约流露心曲，如“何时榾柮炉边坐，共拨寒灰话劫灰”。（《王辛笛寄茶》，1974年）又如“魂即真销能几剩？血难久热故应寒。独醒徒负甘同梦， 长恨还缘觅短欢”。（《代拟无题七首》之七，1991年）最著名的当属那一阙沉痛的《阅世》： 阅世迁流两鬓催，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秀木易摧，在世变频仍的年代，生存本能，社会本能压倒一切也是不得已的” 我以为，需以“同情之了解”看钱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处世方式，不必苛求。另外，钱先生是才子型文人，并不想当思想家、社会批判者，也无太多忧患意识，他的兴趣始终未离文学，没有其他雄心。至于身后被神化，只说明如今学人的学问是一代不如一代了。